【別誤會!蓄意吸毒絕非脫罪藉口!】
本日報載,一名男子砍殺母親被檢方依家暴殺害直系尊親屬罪起訴,並求處死刑,桃園地院去年宣判梁男無期徒刑、褫奪公權終身。但案件進入二審,梁男被改判無罪。
該男經精神鑑定後,判定因吸食毒品導致精神障礙,而做出違法行為,一審法官依法規定須減輕其刑,再加上兩位姊姊均希望不要判處死刑,合議庭判處梁無期徒刑,褫奪公權終身。如今案件進入二審,高院認定他因吸食安非他命導致有精神障礙,犯案當下已經沒有意識,因此逆轉判處無罪,全案還可上訴。
辦公室收到許多民眾憤怒的陳情,這案件是不是鼓勵民眾要犯案,可以故意灌醉自己後藉酒壯膽或是吸毒?
在此特別提醒呼籲大家,不要誤會這個判決,以為可以藉由毒品或酒精,就可以被判定沒有辨識能力而能免卻刑責,就能加害於人,我們應注意刑法19條第3項的規定。
刑法19條第3項是什麼呢?
先來談談刑法第19條第1項:「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不罰。」
而刑法第19條第3項另規定 「因故意或過失自行招致者,不適用之。」
這條法的出發點,就要提到 「#原因自由行為」。原因自由行為是大陸法系刑法體系的重要概念,是指行為人故意藉由酒精或藥物,讓自己喪失辨識行為能力。
在構成要件上,若以前置理論,原因自由行為之可罰性需具備:
1. 行為人 「故意」 或 「預見」 陷入精神障礙之可能性
2. 行為人對會發生的 「違法行為」 在清醒時需有「故意」或「預見可能性」
例如個案明知使用此物品會喪失控制力,因此在殺人、或是吵架之前先使用壯膽,自陷於此狀態,則為「故意」之原因自由行為。
而如個案明知會喪失控制力,但並沒有要故意殺人或做違法行為,但是他事先知道有這種可能,但仍使自己陷入精神障礙,則為「過失」之原因自由行為。
這裡特別說明,今日引起軒然大波的案件,完整判決書尚未出來,我們現在是就新聞稿目前揭露的訊息做討論,確切細節仍須等判決書內容。
對於目前揭露的訊息,我們很疑惑為何未使用刑法第19條第3項:「因故意或過失自行招致者,不適用之。」 或許涉及個案長期精神狀態及其他共病問題,此處無法多加揣測。
但一來,此案判決仍可上訴,再者,這裡要特別提醒大家,若蓄意使用毒品或酒精後犯罪,依法無法免刑,一樣得負起完全責任!
令人擔憂的是,此案前後兩次判決差異實在太過巨大,除了造成民眾的不解之外,也造成了社會的不安,且再次引起民眾對於司法體系的不信任,這也是近年推動司法改革時,引進國民參與審判,希望能減少的問題。
另外,即便是確實適用「有罪不罰」者,後續的監護處分甚至刑後追蹤流程,也務必確實,並以病犯概念,讓司法與醫療一同協助後續的處遇過程。絕非將問題拋給醫療端單獨承受,也不可在風險未下降前失去追蹤。相關的改革配套,下會期我們一定要繼續推動!
而我們除了在此討論判決結果之外,也想跟大家聊聊社會安全網的概念。
我過去曾提過,1980年代,美國全國性的ECP研究,和正常組相比,患有「嚴重精神疾病患」這組(如思覺失調症、雙向情感疾患等),確實暴力的終身盛行率較高,但 「物質濫用」這組盛行率又更高。而根據110篇研究的統合分析,共病物質濫用,可以再讓精神障礙患者的暴力發生勝算比(Odds ratio)上升1.8~2.8倍。而根據另一項收案量也很大的MacArthur研究,在從精神科病房出院的個案中,有物質濫用的個案,確實暴力風險較高;但若沒有物質濫用者,暴力風險和一般人無顯著差異。
簡而言之,嚴重精神疾病患者妥善治療後的風險,統計上跟一般人一樣。但真正可怕的是物質濫用(酒、毒)。這是國家必須投注更多心力來解決的問題!
如果我們把暴力、犯罪視為社會的一種病徵,那麼我們就要用有效的方式來治病,促進社會安全,就像公共衛生裡面「三段五級」的概念。簡單說,第一段叫做預防、第二段叫早發現早治療、第三段叫亡羊補牢。我們很需要透過針對非行少年的輔導、針對問題性物質濫用、家庭暴力、甚至到輕罪的整合性介入,在更早的攔截點,找出已經開始有偏差的人,給予介入,避免更嚴重的憾事!相關的法律和預算配套,我們一起來努力!
#切勿以身試法
#莫忘刑法第19條第3項
同時也有1部Youtube影片,追蹤數超過134的網紅桃園市議員簡智翔,也在其Youtube影片中提到,【智翔的議會質詢-警察局(9/4)】 #違停件數激增 桃園市的違規停車問題,與檢舉常造成警力負擔,是近年熱門的議題,我們回歸數據面,依警政統計網的數字來看,桃園市的汽機車違停件數逐年增加,從2016至2019無論汽機車都增加兩倍左右,智翔擔心員警業務量繁重,人力配置上無法負荷。 警察局長則回覆...
毒品再犯率統計 在 犀利檢座 Facebook 八卦
【喪心病狂的法官?為什麼判無罪?—精神病無罪的前世今生】
去年一名年輕的鐵路警察處理民眾逃票事件時,被民眾持刀砍死,英勇的行為與其背負的結果,引起社會惋惜。嘉義地方法院經過長達7個月的審理,這名砍殺警察的兇手一審判決無罪。消息一出,各大媒體爭先恐後報導,把話鋒導向法官荒腔走板的判決。其中中視及中天新聞甚至還以「引共憤」的主觀感受作為標題,將人民的怒氣激發到最高點。
➡️殺人怎麼可以無罪?
「殺人就是有罪!憑什麼因為他有精神疾病就無罪?」
要澄清的第一點是,「無罪」是法律上的名詞,一個人依法應該判無罪,法官就應該判無罪。「無罪」從來都不代表法官認為做這件事是對的,甚至鼓勵大家可以多做。要判一個人有罪,在刑法的檢驗上,至少就有三個步驟。首先,被告所做的事情要確實是法律禁止的事情;第二,做這件事情不是基於正當的目的(例如自衛);最後,還要這名被告具有「責任能力」。三個條件都要滿足,法官才可以判被告有罪。而這名兇手就是因為被法院認定「欠缺責任能力」,所以必須判決無罪。
至於兇手有精神疾病,就可以減刑或無罪的理由,要從刑法的基本目的說起。
回到你對死刑、坐牢最原始的想像,為什麼我們要把人關起來、甚至處死?在刑法學上,刑罰有幾個目的,其中最重要的是「預防」。一方面把罪犯隔離、教育,以免危害社會;另一方面嚇阻想做壞事的人不要去做,以免受罰。基於這個理由,刑法要處罰的對象,是明明有足夠的心智能力去判斷是非的當下卻「選擇」做壞事的人,這在法律上叫做「行為與責任同時存在原則」,換句話說,如果一個人在做「壞事」的時候時根本就沒有判斷是非的能力,是不應該處罰的。因為去處罰這樣的行為,根本沒辦法達到上面說的目的。因此我國也在刑法中規定:「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不罰。」
➡️行為與罪責同時性原則的反動—原因自由行為理論的發展
「有精神障礙就無罪嗎?那我也去喝酒、裝精神病!」
上面談到看似「行為與責任同時存在原則」的鐵律,在現實社會中,遭遇到了一些挑戰。例如有人想要假借酒醉狀態殺人無罪,事先準備好犯罪工具、殺人計畫,藉酒讓自己陷入迷幻,順便壯膽,再去殺人。幾百年前人們就知道這個漏洞,把他稱作「原因自由行為」。因為如此,有的國家把兇手著手準備的過程的時候當作殺人行為的一部分去處罰,有的國家則認為自己把自己弄到精神異常而去犯罪的這種特殊情形,根本沒必要同情,不適用減刑規定。我國刑法在15年前,就已經把這種情形訂在法律中,直接規定這種情形,不能適用一般的減刑或不罰規定。
再來,要主張自己有精神疾病,導致應該判無罪,是要有科學證據的。在刑事訴訟上,要透過醫生或專家的鑑定,經過起訴的人與被懷疑犯罪的人兩方辯論後,法官依據證據及辯論結果,按照法律判決。正常人絕對不會想為了減刑而讓自己罹患精神疾病,或者有能力裝到能騙過醫生,相信我,那是非常痛苦的。精神疾病的診斷非常複雜,涉及生理、心理,要確定患有某種疾病,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常常患者自己覺得自己有精神疾病,醫師都不敢做出判斷。更何況這個案件中的兇手,在十幾年前就已經罹患思覺失調症的診斷紀錄。怎麼會突然覺得平時擔任發掘事實、拆穿各方謊言的法官,這時候瞬間腦波弱被騙過了呢?
➡️「刑罰」與「預防」的不當連結-重刑化的迷思導致保安處分的偏廢
「你說不要關他,那要怎麼保護善良民眾?」
如同我們對待年幼的犯罪者(例如少年)一樣,我們希望透過教育來取代刑罰,因為這正是最適合他們的。刑法中有考量到這種情形,對於因為精神狀態而判無罪的人,可以把他關在醫院中監護,取代刑罰。但是按照我國刑法規定,最長只能關他5年,法官不能隨意曲解法律規定判更久。
因此,與其罵法官恐龍,不如檢討為什麼法律所訂的其間這麼短。因為向來,很多人都把「預防犯罪」跟「重刑」直接連結在一起,最著名的就是「亂世用重典」這句話。可是,在法律規定不能處罰的時候,刑罰訂得太重,根本都沒用呢!最糟糕的是,你以為刑罰變重了犯罪率就降低,殊不知經過統計,根本沒有明顯作用(酒駕罪就是個很好的例子)。所以立法委員不斷修法,把各種刑罰加重(例如販賣毒品判好幾十年、酒駕一定要判徒刑),但卻忘了刑罰以外,把這種人關起來的保安處分根本置之不理。結果落得沒降低犯罪,還把人放出來的尷尬局面。
➡️回歸刑事政策的思考:建構完善的保護機制
對患者而言,關在小房間裡或者進入人群與人起衝突,都不是他們想要的生活。如果最後可以像正常人一樣品嘗人生的苦樂,融入人群,不危害社會,不正是患者與大眾追求的目標嗎?從法律政策而言,或許我們可以對兇手這樣的人延長監護年限(甚至終身)、規定必須要對社會沒有危害才能回歸社會;而從事前的角度,投入社會資源、建立人際關係,建立照顧者的責任,根本避免這名兇手踏上火車,是不是我們都不會對這件事惋惜與憤慨了?
➡️無罪判決改變的可能性
「法律還能怎麼做?我們可以怎麼做?」
本案目前只是一審判決,如果不滿判決,檢察官也可以上訴,請擔任二審的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改判(目前嘉義地檢署已經上訴了),可以向二審法官提出證據說明兇手的精神狀況可以受處罰,或者兇手自己明明知道有可能做出脫序的事,仍然拒絕治療或服藥,因此依照「原因自由行為」的規定,不減免刑責。
而作為公民的你,是否也應該敦促你的立法委員,去建立完善的法律,去隔離這樣的兇手,或者提早介入治療,避免憾事發生呢?如果又發生殺人案件,只要沒判死刑,又跟著喊「恐龍法官」,是不是只是放任無辜的人死亡,又嗜血地再找那可惡的人賠償根本沒辦法賠償的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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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國立中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 蔡宜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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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https://www.facebook.com/tonyfranktsai/posts/3804537916227752
毒品再犯率統計 在 許淑華 Facebook 八卦
我國酒駕相關罰則自1968年起經歷過多次相關法規修訂,而根據法務部矯正署106年矯正期刊所提出的「酒駕受刑人心理健康、拒酒自我效能與酒癮嚴重程度之研究」指出
被臨檢測出酒駕的行為人中,有26.4%具有酒癮的問題,且被檢測出越多酒駕次數的行為人,患有酒癮問題的比例亦越高,當行為人酒駕已達4次以上時,其確診為酒癮者的比例高達88.2%
再者,酒癮患者除了容易酒駕肇事以外,也是施行家暴的高危險群,如果把酒駕與家暴兩類行為人做交叉比對,將會有極高的重複性。
由此可知酒癮的預先防治會比日後造成憾事再來懲處更為重要,不只可以預防酒駕發生,亦會減少家暴的發生率。
我國刑法第89條已有規定因酗酒而犯罪,足認其已酗酒成癮並有再犯之虞者,於刑之執行前,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禁戒。
但是攤開法務部的統計數據,自96年起我國實施禁戒的人數卻是20~60人之間,與酒駕遭罰的犯人相比比例懸殊,相關法規形同虛設,無助於酒駕問題之矯正。
而大量酒駕犯人進入監所後造成監所人力負擔加重,監所戒護人力長期不足。
以台灣來說為1比12,即1名管理人員要戒護12名人犯,而先進國家比例約是1比3或1比4,我國人力相對不足,離職率高,又採總員額制無法增加人力,所以事先預防更為重要。
衛福部自104年起提出戒除酒癮計畫協助各醫療院所辦理相關業務,計畫施行至今已第四年度,相關評鑑標準卻仍以身體健康狀況為評斷標準,並未針對改善成癮性列入標準。
雖酒精之成癮性與再犯較毒品來說較難統計與追蹤,但以生理指標來評斷是否成功戒除酒癮顯有不足。
為此淑華今日質詢時特別要求相關部會研擬對策,有效遏阻酒駕的發生率,避免憾事一再發生。
毒品再犯率統計 在 桃園市議員簡智翔 Youtube 的評價
【智翔的議會質詢-警察局(9/4)】
#違停件數激增
桃園市的違規停車問題,與檢舉常造成警力負擔,是近年熱門的議題,我們回歸數據面,依警政統計網的數字來看,桃園市的汽機車違停件數逐年增加,從2016至2019無論汽機車都增加兩倍左右,智翔擔心員警業務量繁重,人力配置上無法負荷。
警察局長則回覆,違停是全國性的問題,而桃園市檢舉案件大幅成長,可能歸因於從今年開始,交通違規檢舉案件從1999專線轉為警察局的檢舉專區處理,導致統計上違停案件倍數成長,警察局也承諾會加強交通教育,降低交通事故人為肇因。
但智翔認為,僅由今年改變的施政措施,無法解釋連年成長的違規件數,況且警力也遲早無法應付持續增加的違規案件,如何保持交通順暢並紓緩警力負擔,希望警察局能積極面對這顆燙手山芋。
#連三年毒品查獲件數六都第二
接著是毒品問題,桃園查獲案件雖較去年減少,但仍高居六都第二,智翔認為販毒集團就像做生意有大盤商和小單位,查獲案件越多,可能僅代表我們在面對毒品問題時是越「治標不治本」,況且今日局長也提及,越積極查緝毒品案件的縣市,在末端的查獲案件量的呈現就會越高,可見查獲量是否能與毒品防制的成效呈正相關,也得打上一個問號。
對此局長回應,其他數據方面,桃園市的青少年毒品犯罪率是六都最低,代表校園內的宣導具有成效,智翔也建議,往後應把更多面向的數字寫進施政報告中,以供大眾檢視毒品防制的成效並思索真正有效益的手段。
#同安派出所轄區重劃分
上個月召開了派出所行政區域調整說明會,同安派出所經調整後轄管人數來到了95877人,智翔想知道同安所的員警數量是否負荷的了?分局長回應,調整之前埔子派出所轄管人數已超過10萬,重新分配後的同安派出所也會增加警力,讓每間警局警民比盡量平均。預計3年後也會成立小檜溪派出所(名稱暫定),因鄰近商業區,同安所會再將兩個鄰近夜市的里劃分出去,轄區人口預計將至七萬,可望減輕同安派出所的治安壓力,警察局會特別注意警力分配的調整。
最後智翔要強調的是,今天質詢的議題並非指責警察局的績效,而是以基層警力的工作負擔與壓力為出發點,期許警察局能夠繼續努力。
毒品再犯率統計 在 別碰毒品! K他命使用再犯率近4成|華視新聞20210125 的八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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