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保育失敗例子的八卦，YOUTUBE、PTT和Yahoo名人娛樂都在討論

【盧斯達：「入中」情切的迪士尼、拼湊主義的《花木蘭》】

多年之後，歷史老師（如果還有）教授國際形勢在 2020 年前後大變，大概也要援引迪士尼的《花木蘭》作為例子。如果沒有香港，沒有中美脫鈎，《花木蘭》大概只會是迪士尼復刻經典的失敗例子、一齣不好看的電影；但正是在這個時間節點，《花木蘭》被網民抵制，變成怒火年代的「犧牲品」。

劉亦菲撐警言論只是表象，迪士尼拍這齣戲，本來就是完全瞄準中國市場，表達出「入中」和參與「新世界秩序」的渴望。正如荷里活在 1930 年代封殺《大獨裁者》、與德國如膠似漆的情況。就算劉亦菲沒有出口撐警，反對者也會找到理由抵制。因為迪士尼「入中」情切，已經被打上天朝同路人的烙印。而外界也發現，真人版《花木蘭》拍攝有跟新疆官方合作，片未也有鳴謝。在這個背景下，你想表達甚麼女力覺醒、自我成長，在外界看來就一律顯得偽善。

2019-2020 又是一個跨國反抗運動此起彼落、彼此串聯的年代，抵制之風由香港傳到台灣，又傳到正在反對泰皇體制的泰國；感受到「東方威脅」的歐美人亦自然順道響應。

況且武漢肺炎襲擊過後，打亂全球上映節奏；中國人尤其要過緊日子，今年還有水災；今日的中國，跟迪士尼打算「入中」時想像的中國，已經完全不一樣。迪士尼的「入中」夢，提早夢醒。《花木蘭》的歷史定位，將由一套尋常爛片，變成「一套不幸趕上中美脫鈎、武漢肺炎、中國水災、一心取悅中國觀眾 — 但連中國人都不覺得好看，更得罪反中群眾的爛片」。

評論界開始討論，為何重拍《花木蘭》在鬼佬眼中被視為能賣給中國的人情、是一個能夠吸引中國觀眾的「中國故事」？花木蘭是「中國人」嗎？如果《花木蘭》不是上映於中國籠罩的當代，沒人會在乎「花木蘭的非中國性」。我們用自己的意志去製造過去的歷史，因此有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木蘭的詮釋史亦然。

迪士尼鬼佬版本的花木蘭，就將事情簡化為「皇帝」（the emperor）和柔然可汗的戰爭史詩，而花木蘭也「入中」，最後拯救了中國皇帝並殺死前來復仇的柔然可汗；但事實上，關於花木蘭「代父從軍」的民間，起自北魏，而對抗柔然也是「原著」所有，但花木蘭原著的「克汗大點兵」，那克汗也就是北魏的汗，花木蘭是加入北魏軍去打柔然，她服務的不是中國皇帝。「原著」中段，木蘭得了戰功，是「可汗」問她要甚麼賞賜。

在那個年代，「中國」由幾個民族所佔領，中國人叫做「南北朝」。鮮卑人建立的北魏擁有華北，北魏的南邊由東晉遺民 — 即當時的「中國人 / 南朝臣民」— 控制；北魏的更北面則是柔然控制，即北魏面對至少兩條大戰線。北魏人認為柔然是蠻族；而南朝人又認為北魏是蠻族。事實上鮮卑人和柔然人，都是東胡族分支出來，來自西伯利亞。所以有說花木蘭是蒙古人 ，不盡然正確，但比起「花木蘭是中國人」來得接近。

花木蘭的原型可能是正統鮮卑人，也可能是鮮卑化的漢人；「代父從軍」這一點就很有趣，鮮卑人即使入主中原，仍有遊牧民族的母系遺風，女人比較可能做軍人和政治家，這到了鮮卑入主之後的李唐初期，可以出到武則天，而武則天稱帝之前就已經被尊為「聖母神皇」，與唐高宗並稱為「二聖」，就不是巧合。花木蘭是傳說版的武則天，武則天即為現實和皇族版的木蘭。

花木蘭很可能是鮮卑人，或深受鮮卑文化影響的北漢人，是一個在亂世中建立過軍功的傳奇人物。《木蘭辭》的作成年份，據說是由北魏到唐朝之間。隋唐是「胡漢融合」的世紀，在此一傳說流傳的過程，正是鮮卑人逐漸放棄草原遊牧文化，過渡到大陸農耕文化，也就是逐漸走向「父權」的時候。因此一個女英雄的形象，也逐漸被裝入「父權」的敘事結構。怎麼解釋一個女英雄的起源故事呢？那就說她是為了代父從軍吧。胡人之間的混戰，被鑲嵌入深具漢人風格的「孝順」主題，最後成了「學成文武藝，賣與帝王家」的「中式故事」。

《木蘭辭》最後說花木蘭重新換回女裝，由男子「恢復」為女性；而盛載這個創作的歷史階段，其主題恰巧相反；東晉滅亡之後，大陸的主題是「遺忘」。鮮卑人不要「恢復」自身，而是要遺忘自己的蠻族根源，改為擁抱大陸的農耕制。所以通過書寫花木蘭，鮮卑化的漢人，或漢化的鮮卑人，留下一個自身煙滅和改宗的隱喻。

故此花木蘭的「原著」本來就充滿大遺忘的遺跡。既然鮮卑女英雄也被改為「代父從軍」，那找身材嬌小的南方小圓眼演員飾演花木蘭、說花木蘭是為「皇帝」（而非「汗」）效力，也是一種常見的、取悅中國觀眾的中原中心史觀。如果「忠於原著」，說花木蘭是鮮卑女英雄去打柔然，可能會令蒙古人、某些俄羅斯人感到親切，但中國觀眾就會覺得是一班「韃子」在混戰，毫無投入感，看得深則會覺得不舒服 — 原來我們的傳說，是別人的傳說。

當然，始終有很多中國人會說，花木蘭是中國文化。在網上看到有人說：

……在中國人中，現在還要糾結、辯論花木蘭是真是假，是漢人是鮮卑還是什麼人種，也比較好玩、天真。當然，現在有個別人士希望瓦解「中國」及「華夏文化」，也是處心積慮。不過，這些終究是沒用的。花木蘭的故事，是中國人在繼承，是漢字書寫的典籍，就連花木蘭祠，都是漢人建立的，也是漢人在守，華夏文化的所謂博大精深，就是如此。博大精深的讓一些人咬牙切齒不知所措，用漢字漢語來瓦解華夏文化，想想就有點滑稽。

這裡就是「漢化」概念的弔詭和聰明之處，是文化帝國主義。因為鮮卑語失傳了，只有漢字留下了紀錄，所以鮮卑「也是中國的」。然而如果用這個標準，那今日《花木蘭》是英語對白，那是否盎格魯—撒克遜人在繼承花木蘭呢？比較博大精深的會不會是盎格魯—撒克遜文化？雖然花木蘭是爛片，但說到底都是美資，也是大製作，那花木蘭其實應該納入英美流行文化多一點？如果這是荒謬的，那麼在中國大陸幾千年來出現過的東西都納入「中國文化」，也是荒謬的。因為「大雜薈」裡面，總有東西是互相矛盾、互相毀滅、互相廝殺。

就像歷史人有時會說的笑話：如果日本在 20 世紀侵華成功，他們就會推動日語教學，之後的華人也會自認為日本人，並認為那場戰爭只是「華夏民族之間漸次融合」；日語也是華語，日皇則是我們遺失了的聖王，大東亞共榮圈成立一刻，不只不是國破家亡，而是我們認祖歸宗的歡樂一刻。

至於「用漢字漢語來瓦解華夏文化」，其實幾百年前日本人就做過了。例如山鹿素行的《中朝事實》，1669 年成書，以文言文寫成，論證日本才是真正繼承「中國文化」的大國，而且也沒有異姓革命，一直是天皇一脈統治，所以日本是「中朝」，西邊的大陸已淪為蠻族。在現代看來，這也是離不開「中國中心主義」的框架，更疑似是軍國主義的先聲。不過「用漢字漢語來瓦解華夏文化」在中華文化圈一向是常見的。就像日本人也用筷子，但日本人不是中國人。

現代中國人在花木蘭那個問題的「蠻族性否認」，其實跟現代發生的民族悲劇一樣。每個古老的地方，都出現過種族屠殺或文化滅絕，分別只是滅絕者的後代是否認知曾經的做法有違常理。上天有「好生」之德，給予各種生物自行演化的寬容；耶和華拆毀了巴別塔，混亂所有人的口音，令每一個國族不會被人為強行統一起來。加拿大、美國、澳洲甚至台灣這類地方，很早就認知到自己今日的繁榮，與原住民的銳減乃至滅絕很有關係，所以表面上還是承認自己是佔地者，給予「原住民」一定的特權和保育資源。

現代中國的分別是，他們就算知道歷史上有匈奴鮮卑羯氐羌，官方也承認現存幾十個「少數民族」，他們對「非我族類」還是缺少必要的愧疚，甚至滿懷敵意。對於被煙滅了的文明和民族，他們不覺得可惜、沒打算補償，今日在蒙古還是要強推漢語教育，他們認為這是正義的，是中國「多元一體」國族內容的混血和擴大，是一種中國式的「昭昭天命」。作為基督教思想出來的帝國，歐美在殺人之後，會有一點點罪惡感和反省傳統，之後形成反對「白人霸權」的自由派和左派。中國是沒有甚麼自由派的，他們有一些會要求民主，但你問他們香港台灣新疆西藏蒙古問題，他們還是會跳起來說，這全都是中國人，大家應該命運與共，聽候宏大敘事的發落。

所以劉亦菲的話很難聽嗎？我不覺得。她只是說一個「中國人」應該說的話，就像中國的民主人士，也少有「作為特權階級的反省」。事實上中國民主派追求的，經常是「沒有皇帝的帝國」，也就是繼承大清的疆土，是合法的、應然的、本來就該如此，只是改革後給民主派掌權，給人民投票就好。所以對大部份人來說，再「開明」都好，中國都只有民主問題，而沒有民族問題，這種民主進路，正正反映他們深沉的帝國主義，超越政制上的民主與專制之爭。

回到 5 年前，剛剛構想還未成形的《樹大招風》

拍好電影﹕杜琪峰 別讓時代主宰你

【明報專訊】杜琪峰經常把「氣氛」二字掛在口邊。他說，香港電影需要營造創意「氣氛」，年輕人之間要有愛電影的「氣氛」，連教育制度裏也要有求知識的「氣氛」。「氣氛」這回事很抽象，難以言傳。但當你由車水馬龍的觀塘工業區，踏入杜琪峰的辦公室，你就會親身感受到，氣氛是如何營造出來﹕數千呎高樓底配上巨型水晶吊燈，懷舊屏風實木大門，牆上掛上Taxi Driver、高達、Film Noir和康城電影節的海報，有人說如像走進哈佛大學圖書館，我卻嗅到濃烈的藝術氛圍和古典味，空氣中還飄浮覑淡淡的雪茄餘香。

杜sir的私人辦公室地上，放了幾盞片場用的大光燈，旁邊有隻金屬獵狗，後面有三個疊起的LV行李箱。透明玻璃櫃陳列整齊的古董相機，令人想起《文雀》裏愛四處獵艷的任達華；高及天花的書櫃和杜sir的書法作品放滿䒷上，令人明白《黑社會》裏古天樂為何既是黑幫又是會到大學旁聽的讀書人；杜sir一邊接受訪問一邊悠閒地泡茶，你就會明白為何《黑社會》裏叔父輩傾唔掂數就用飲茶解決。杜sir真人享受生活，追求知識，對美感有看法。走進他的辦公室，未見其人已見他的鮮明態度：「無論別人喜歡不喜歡，我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他說。

杜sir近年其中一樣「知道自己在做什麼」的大計，就是落力推廣「鮮浪潮」。有見香港電影業青黃不接，他去參選藝發局委員，過去八年每年推出「鮮浪潮」比賽。入圍的後生仔可以獲得4萬元資助拍片，其間有業內導演貼身指導，勝出者更可獲安排出席海外影展。今個星期尾，杜琪峰又帶四個年輕人遠征巴黎電影節。

杜sir自己有間銀河電影公司，為何不直接讓年輕人入公司實習？「我銀河電影只是電影工業入面一小塊，如果我這樣做只是小圈子的事。有藝發局的機器和金錢上的支持，可以動員多一點人」。他又說，經常聽到年輕人說電影業入行難，覺得一個公開競賽可以吸納各方人才：「我是想讓『生』到無人識，完全『生勾勾』的面孔也可以有機會，你有能力，亂拍也可以。」

杜sir看事物很長線，他一早計劃投入最少十年光陰推廣「鮮浪潮」，更揚言以「從來無想過會失敗」的豪氣去辦。他甚至指﹕「有人批評我搞鮮浪潮是為了電影工業而不是藝術，我覺得無所謂，我的世界無所謂電影藝術與電影工業之分，我眼中只有電影，唔理你獨立電影唔獨立電影，出名的導演其實兩樣（工業和藝術）都會做。」「鮮浪潮」暫見成效，部分參加者已晉身電影業，年輕人可以拿覑自己的作品拿增加工作機會，部分作品甚至揚威海外影展。

杜琪峰出身TVB，從公仔箱跳到大銀幕，他自己是紅褲子出身，卻慨嘆時代不同，今日TVB再不能成為電影人搖籃﹕「以前百花齊放的時代，可以做到電視台訓練導演出來做電影，但而家無铫這條路死了。因為電視台已再唔願意激發創意，現在是流水作業，像工廠一樣，照辦做作品。這群人出來也不會叻，因為壓縮得好犀利。」

把年輕人放在導演椅上

杜琪峰對「鮮浪潮」押下巨大信任，一年前不惜從投資者找來600萬至700萬資金，邀請4位鮮浪潮導演，每人拍攝20分鐘故事，串連成一套商業電影，暫名《樹大招風》，兩年內推出市場，杜琪峰輕描淡寫地說：「對於新導演來說，每人分得200餘萬經費，是相當高的製作費」。可是在旁有份參與計劃的32歲黃偉傑，卻面露憂戚。他早前向記者透露，拍慣獨立短片，突然獲派數百萬，一開始就登上導演寶座，擔心力有不逮。但杜sir卻說，自己第一次拿導演筒也是「不知道點解前輩畀機會我」，覺得年輕人欠缺的正是踏出第一步的機會，需要發揮的空間，所以決定把年輕人放在導演椅上。

四個不再「鮮」的年輕導演，只是構思劇本已用了一年，部分人仍在「腦便秘」中，杜sir相信，壓力才能逼出創意﹕「他們只是學師階段，要搞套商業片出來，過程是很痛苦的。除非你自己頂唔順走，否則我不會逼你走，我會讓你做到做唔到為止。但時間太長你份薪金會耗盡（報酬並非月薪而是一筆過），你頂唔頂得順？這個磨練是要他們fed up（吃不消），要讓他們由失望變回積極，因為市場是這樣的，是無情的。」杜琪峰似是認為，教育年輕人要給他們機會，卻不能過分心軟，因為世界是殘酷的。

讓鮮浪潮fade in 讓杜琪峰fade out

杜琪峰對年輕人既嚴厲又仁慈。銀河員工透露，杜sir在片場出名「惡死」，對鮮浪潮的年輕人，卻好聲好氣。杜sir解釋，電影是他的事業和一生的使命，一定要有所執著；相反鮮浪潮是培育後輩，不應由杜琪峰個人出發，而是看年輕人需要而配合。杜sir甚至形容，希望長遠「鮮浪潮」可以打出名堂，「讓杜琪峰可以淡出」，就是他最樂見的事。

記者問杜琪峰：「從鮮浪潮年輕人身上有沒有學到№？」杜sir卻斬釘截鐵道﹕「沒有」，並以一種恨鐵不成鋼的火氣說﹕「年輕人創意不足」。他認為，現在電影大專學院多了，年輕人卻失卻了對電影最單純的「愛」﹕「好多後生仔入了大學，就覺得到鰦，他們讀大學選修電影，似乎只要畢業就行了。他們不是愛（電影）這樣東西。任何藝術，你不『愛』是無得做，你無資格，這是基本要求。」

杜sir說，有在大專教電影的老師告訴他，學生上課遲到打瞌睡，「最叻」自大。而他親身接觸的年輕人，態度也是不積極居多﹕「積極的人只有三分之一，三分之二都是hea的。不是只說電影界的年輕人，整個社會都是這樣，所有大學生都是，積極的人數量不夠。」

教育在乎的只是制度

杜sir似乎在說「一代不如一代」，但他不是完全怪責年輕人，反而指向年輕人背後的制度。他說，在美國遇到的年輕人要比香港的積極得多，相信社會環境富裕不是造成年輕人放軟手腳的原因，反而認為是香港教育出了問題，重視制度多於求知，未能營造一個追求創意的熱度和氣氛。

「學生喜歡學多一點得唔得？唔得，因為（大學）一星期只有一堂，這麼短的時間內，老師不去講如何啟發學生，香港點出科學家藝術家？制度內只是講交功課，用成績去評核這班人，（教育）人不是這樣的。學生這樣唔叻，另外一樣可以好叻。你見到有些人字都唔識，但整牛雜好食到死鮁，好食到變成香港集體回憶鮁。香港在乎的只是制度，讀書不應該只是講制度而是講學問。」

杜琪峰的牛雜，好食到死。他近年愛把社會議題融入作品，《文雀》講保育，《黑社會》涉及中港政治，《奪命金》講金融海嘯，都被奉為口碑與票房雙贏的佳作。不過，對於近年「鮮浪潮」參賽作品中，冒出大量政治題材，杜sir卻不認為一定是好事﹕「年輕人沒有一個與他們一起長大的夢，無法把夢做出來。大部分都係見今年（流行）保育，就傾斜講保育，然後是七一或者六四。他們是讓時間控制了，不是主宰番時間。時代發生的事反而把他們控制了，而不是他們控制個時間，他們沒有了自己。究竟我是誰？我的腦在想什麼，我怎樣表達那件事，這些都不夠強烈。」

儘管對年輕人有百般抱怨，杜sir還是以破釜沉舟的氣概，全天候推動「鮮浪潮」。他希望隨覑年輕電影愛好者人數增多，創意氣氛就會孕育出來，大家可以互常比併﹕「三國時代是最多英雄，因為亂，多人在這裏發展，人人都想突破」。他又借用台灣的例子，指十年前台灣電影一池死水也可以翻生，香港的電影只要能夠「換上新血」就不會絕望。

香港人不要隨便放棄話事權

但杜sir亦看到隱憂，他說，投資者對香港電影沒有願景，不願意作出長期承擔，整個行業猶如一盤散沙，有人拍了電影不成功就落荒而逃。杜sir預言，未來香港必須製造一個強勢的創作環境，否則若投資者只剩下小貓三兩隻，容易被擊破和操控﹕「如果要香港電影繼續精彩，我們不能離開創作。因為香港是中國國土裏最自由的地方，如果大家不在未來十年好好利用，將來恐怕打不起。除非中國政府的制度改變，否則我們的言論未必得到自由……如果你成了一個氣氛，成了一個勢力，他就推不倒你。」杜sir吸啜覑雪茄，坐在他的金黃色宮廷椅上語重心長地說。

我想起電影《黑社會II：以和為貴》的結尾，黑社會內訌鬼打鬼，最後反被操控，一句「以和為貴」，古天樂要接受一個無奈的命運。杜sir的話，猶如提醒我們「龍頭棍」其實掌握在每一個香港人手上，不要隨便放棄話事權。

文／譚蕙芸

圖／葉思雅

編輯 蔡曉彤

【盧斯達：「入中」情切的迪士尼、拼湊主義的《花木蘭》】

多年之後，歷史老師（如果還有）教授國際形勢在 2020 年前後大變，大概也要援引迪士尼的《花木蘭》作為例子。如果沒有香港，沒有中美脫鈎，《花木蘭》大概只會是迪士尼復刻經典的失敗例子、一齣不好看的電影；但正是在這個時間節點，《花木蘭》被網民抵制，變成怒火年代的「犧牲品」。

劉亦菲撐警言論只是表象，迪士尼拍這齣戲，本來就是完全瞄準中國市場，表達出「入中」和參與「新世界秩序」的渴望。正如荷里活在 1930 年代封殺《大獨裁者》、與德國如膠似漆的情況。就算劉亦菲沒有出口撐警，反對者也會找到理由抵制。因為迪士尼「入中」情切，已經被打上天朝同路人的烙印。而外界也發現，真人版《花木蘭》拍攝有跟新疆官方合作，片未也有鳴謝。在這個背景下，你想表達甚麼女力覺醒、自我成長，在外界看來就一律顯得偽善。

2019-2020 又是一個跨國反抗運動此起彼落、彼此串聯的年代，抵制之風由香港傳到台灣，又傳到正在反對泰皇體制的泰國；感受到「東方威脅」的歐美人亦自然順道響應。

況且武漢肺炎襲擊過後，打亂全球上映節奏；中國人尤其要過緊日子，今年還有水災；今日的中國，跟迪士尼打算「入中」時想像的中國，已經完全不一樣。迪士尼的「入中」夢，提早夢醒。《花木蘭》的歷史定位，將由一套尋常爛片，變成「一套不幸趕上中美脫鈎、武漢肺炎、中國水災、一心取悅中國觀眾 — 但連中國人都不覺得好看，更得罪反中群眾的爛片」。

評論界開始討論，為何重拍《花木蘭》在鬼佬眼中被視為能賣給中國的人情、是一個能夠吸引中國觀眾的「中國故事」？花木蘭是「中國人」嗎？如果《花木蘭》不是上映於中國籠罩的當代，沒人會在乎「花木蘭的非中國性」。我們用自己的意志去製造過去的歷史，因此有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木蘭的詮釋史亦然。

迪士尼鬼佬版本的花木蘭，就將事情簡化為「皇帝」（the emperor）和柔然可汗的戰爭史詩，而花木蘭也「入中」，最後拯救了中國皇帝並殺死前來復仇的柔然可汗；但事實上，關於花木蘭「代父從軍」的民間，起自北魏，而對抗柔然也是「原著」所有，但花木蘭原著的「克汗大點兵」，那克汗也就是北魏的汗，花木蘭是加入北魏軍去打柔然，她服務的不是中國皇帝。「原著」中段，木蘭得了戰功，是「可汗」問她要甚麼賞賜。

在那個年代，「中國」由幾個民族所佔領，中國人叫做「南北朝」。鮮卑人建立的北魏擁有華北，北魏的南邊由東晉遺民 — 即當時的「中國人 / 南朝臣民」— 控制；北魏的更北面則是柔然控制，即北魏面對至少兩條大戰線。北魏人認為柔然是蠻族；而南朝人又認為北魏是蠻族。事實上鮮卑人和柔然人，都是東胡族分支出來，來自西伯利亞。所以有說花木蘭是蒙古人 ，不盡然正確，但比起「花木蘭是中國人」來得接近。

花木蘭的原型可能是正統鮮卑人，也可能是鮮卑化的漢人；「代父從軍」這一點就很有趣，鮮卑人即使入主中原，仍有遊牧民族的母系遺風，女人比較可能做軍人和政治家，這到了鮮卑入主之後的李唐初期，可以出到武則天，而武則天稱帝之前就已經被尊為「聖母神皇」，與唐高宗並稱為「二聖」，就不是巧合。花木蘭是傳說版的武則天，武則天即為現實和皇族版的木蘭。

花木蘭很可能是鮮卑人，或深受鮮卑文化影響的北漢人，是一個在亂世中建立過軍功的傳奇人物。《木蘭辭》的作成年份，據說是由北魏到唐朝之間。隋唐是「胡漢融合」的世紀，在此一傳說流傳的過程，正是鮮卑人逐漸放棄草原遊牧文化，過渡到大陸農耕文化，也就是逐漸走向「父權」的時候。因此一個女英雄的形象，也逐漸被裝入「父權」的敘事結構。怎麼解釋一個女英雄的起源故事呢？那就說她是為了代父從軍吧。胡人之間的混戰，被鑲嵌入深具漢人風格的「孝順」主題，最後成了「學成文武藝，賣與帝王家」的「中式故事」。

《木蘭辭》最後說花木蘭重新換回女裝，由男子「恢復」為女性；而盛載這個創作的歷史階段，其主題恰巧相反；東晉滅亡之後，大陸的主題是「遺忘」。鮮卑人不要「恢復」自身，而是要遺忘自己的蠻族根源，改為擁抱大陸的農耕制。所以通過書寫花木蘭，鮮卑化的漢人，或漢化的鮮卑人，留下一個自身煙滅和改宗的隱喻。

故此花木蘭的「原著」本來就充滿大遺忘的遺跡。既然鮮卑女英雄也被改為「代父從軍」，那找身材嬌小的南方小圓眼演員飾演花木蘭、說花木蘭是為「皇帝」（而非「汗」）效力，也是一種常見的、取悅中國觀眾的中原中心史觀。如果「忠於原著」，說花木蘭是鮮卑女英雄去打柔然，可能會令蒙古人、某些俄羅斯人感到親切，但中國觀眾就會覺得是一班「韃子」在混戰，毫無投入感，看得深則會覺得不舒服 — 原來我們的傳說，是別人的傳說。

當然，始終有很多中國人會說，花木蘭是中國文化。在網上看到有人說：

……在中國人中，現在還要糾結、辯論花木蘭是真是假，是漢人是鮮卑還是什麼人種，也比較好玩、天真。當然，現在有個別人士希望瓦解「中國」及「華夏文化」，也是處心積慮。不過，這些終究是沒用的。花木蘭的故事，是中國人在繼承，是漢字書寫的典籍，就連花木蘭祠，都是漢人建立的，也是漢人在守，華夏文化的所謂博大精深，就是如此。博大精深的讓一些人咬牙切齒不知所措，用漢字漢語來瓦解華夏文化，想想就有點滑稽。

這裡就是「漢化」概念的弔詭和聰明之處，是文化帝國主義。因為鮮卑語失傳了，只有漢字留下了紀錄，所以鮮卑「也是中國的」。然而如果用這個標準，那今日《花木蘭》是英語對白，那是否盎格魯—撒克遜人在繼承花木蘭呢？比較博大精深的會不會是盎格魯—撒克遜文化？雖然花木蘭是爛片，但說到底都是美資，也是大製作，那花木蘭其實應該納入英美流行文化多一點？如果這是荒謬的，那麼在中國大陸幾千年來出現過的東西都納入「中國文化」，也是荒謬的。因為「大雜薈」裡面，總有東西是互相矛盾、互相毀滅、互相廝殺。

就像歷史人有時會說的笑話：如果日本在 20 世紀侵華成功，他們就會推動日語教學，之後的華人也會自認為日本人，並認為那場戰爭只是「華夏民族之間漸次融合」；日語也是華語，日皇則是我們遺失了的聖王，大東亞共榮圈成立一刻，不只不是國破家亡，而是我們認祖歸宗的歡樂一刻。

至於「用漢字漢語來瓦解華夏文化」，其實幾百年前日本人就做過了。例如山鹿素行的《中朝事實》，1669 年成書，以文言文寫成，論證日本才是真正繼承「中國文化」的大國，而且也沒有異姓革命，一直是天皇一脈統治，所以日本是「中朝」，西邊的大陸已淪為蠻族。在現代看來，這也是離不開「中國中心主義」的框架，更疑似是軍國主義的先聲。不過「用漢字漢語來瓦解華夏文化」在中華文化圈一向是常見的。就像日本人也用筷子，但日本人不是中國人。

現代中國人在花木蘭那個問題的「蠻族性否認」，其實跟現代發生的民族悲劇一樣。每個古老的地方，都出現過種族屠殺或文化滅絕，分別只是滅絕者的後代是否認知曾經的做法有違常理。上天有「好生」之德，給予各種生物自行演化的寬容；耶和華拆毀了巴別塔，混亂所有人的口音，令每一個國族不會被人為強行統一起來。加拿大、美國、澳洲甚至台灣這類地方，很早就認知到自己今日的繁榮，與原住民的銳減乃至滅絕很有關係，所以表面上還是承認自己是佔地者，給予「原住民」一定的特權和保育資源。

現代中國的分別是，他們就算知道歷史上有匈奴鮮卑羯氐羌，官方也承認現存幾十個「少數民族」，他們對「非我族類」還是缺少必要的愧疚，甚至滿懷敵意。對於被煙滅了的文明和民族，他們不覺得可惜、沒打算補償，今日在蒙古還是要強推漢語教育，他們認為這是正義的，是中國「多元一體」國族內容的混血和擴大，是一種中國式的「昭昭天命」。作為基督教思想出來的帝國，歐美在殺人之後，會有一點點罪惡感和反省傳統，之後形成反對「白人霸權」的自由派和左派。中國是沒有甚麼自由派的，他們有一些會要求民主，但你問他們香港台灣新疆西藏蒙古問題，他們還是會跳起來說，這全都是中國人，大家應該命運與共，聽候宏大敘事的發落。

所以劉亦菲的話很難聽嗎？我不覺得。她只是說一個「中國人」應該說的話，就像中國的民主人士，也少有「作為特權階級的反省」。事實上中國民主派追求的，經常是「沒有皇帝的帝國」，也就是繼承大清的疆土，是合法的、應然的、本來就該如此，只是改革後給民主派掌權，給人民投票就好。所以對大部份人來說，再「開明」都好，中國都只有民主問題，而沒有民族問題，這種民主進路，正正反映他們深沉的帝國主義，超越政制上的民主與專制之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