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甚麼鄭和之後再無下西洋？（一）｜ 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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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和下西洋是具有標誌意義的事件，也是一個極富爭議的話題。
大家都知道，明朝在當時擁有世界最強大艦隊的帝國，曾以巨大的熱情擁抱海洋。從1405年開始，鄭和在29年中先後七次下西洋，之後明朝的海外航行逐漸終止，在鄭和最後一次航行回到國內（1435年）之後80年，葡萄牙人來到了澳門，原來行駛著三保船的海洋已經被歐洲人控制了。鄭和率領的明朝海軍在艦隊規模、航海技術和組織協調水平諸方面都是當時的最高水平。這是史學界公認的事實。但是為甚麼鄭和之後再無鄭和？為甚麼以巨大的熱情擁抱海洋的國家最後卻退縮起來而錯失了一個新的文明時代？
看法很多。舉兩種有代表性的觀點。
一是王賡武先生提出來的，他認為，之所以終止航行是因為鄭和太成功了，「他的海軍滿載榮譽勝利歸來，並確認帝國沒有來自海上的威脅」，因此「鄭和與他的隨從也可以說失去了繼續遠航的意義」（《王賡武自選集》：〈永樂年間中國的海上世界〉）。由於不再擔心來自海上的威脅，明朝帝國的安全戰略便轉向北方。
二是中國航海史研究會提出的，他們認為明朝帝國出於財政上的考慮，停止了海上遠航。在明朝帝國內部，從一開始就存在著對遠航的不同意見。這是一項投入很大的事業，據統計，永樂年間，新建和改建約二千艘海船，每艘寶船造價約五六千銀兩，船上裝載的各種賞賜物品花費很大。到了明朝憲宗年間時，又打算下西洋，憲宗皇帝下令索取鄭和下西洋的檔案資料，但是這些材料卻被車駕郎中劉大夏藏匿起來，這位敢於抗上的官員的理由是：「三保下西洋，費錢糧數十萬，軍民死且萬計，縱得奇寶而回，於國家何益！此特一弊政，大臣所當切諫者也。舊案雖存，亦當毀之以拔其根，尚何追究其有無哉！」這位官員竟敢直指下西洋為「弊政」，可見內部反對之激烈。（以上摘編自張劍荊發表於《文史博覽》的文章）
接下來，我們要給大家分享一篇從新的角度分析這個問題的文章，供大家參考。（〈鄭和下西洋終止的真正原因〉：杜車别，《大明王朝是被誰幹掉的》，世界知識出版社，2017年）
鄭和下西洋停止的傳統解釋是因其耗費國力太大，得不償失。眾口一詞，幾成定論，但事實是否如此呢？
萬明在《中國融入世界的步履》一書中對此的分析卻表明，這種傳統說法並不不符合事實。鄭和下西洋所進行的官營海外貿易使明王朝獲得高額利潤，以胡椒為例：
將原產地價格、明前期鈔、銀的比價和胡椒在中國的官方價格及其與輸入蘇木折賞、折俸用途製成表格，洪武年間，明廷對海外各國朝貢附進貨物胡椒一項的給價，是原產地的20倍⋯⋯永樂五年鄭和第一次下西洋後，每斤胡椒在中國的市價是原產地的10倍。⋯⋯更有甚者，宣德九年，鄭和第七次下西洋後⋯⋯每斤胡椒100貫的折合比價大量折俸。⋯⋯統治者獲得了令人咋舌的高額利潤。
許多事實都表明，鄭和下西洋不但沒造成國家財政困難，相反獲得了巨大的利益。萬明在該書中引用王世貞說：「所奉獻及互市採取未名之寶，以巨萬計。」尹守衡說：「所至國王納款朝貢，採取未名之寶以巨萬計。」
鄭和七下西洋並未使國庫空虛，相反，在下西洋最頻繁的永樂時期，據記載，情況是「百姓充實，府藏衍溢」。停止下西洋後，國家財政反倒捉襟見肘。嚴從簡說：「又自永樂改元，遣使四出，招諭海番，貢獻畢至。奇貨重寶，前代所希，充溢庫市。貧民承令博買，或多致富，而國用亦羨矣裕。」
明英宗天順二年（1458年），司禮監太監福安上奏：
永樂、宣德間雲南、福建、浙江產有銀礦之所，悉令採辦煎銷，上納京庫，此誠國家大利。近年或採或止，國用不足。請如舊制，各遣內外官員開場煎辦。又永樂、宣德間屢下西洋收買黃金、珍珠、寶石諸物，今停止三十餘年，府藏虛竭。
宣德五年四月工部尚書黃福說：
永樂間，雖營建北京，南征交趾，北伐沙漠，而供給未嘗乏絕。近年以來，無大營造、征伐之費，當有數年之積，而倉糧每歲僅足，設有水旱之災，徵調之用，將何以給之？
永樂年間下西洋，不僅國庫充實，且貧窮百姓按照命令轉賣貨物，也有許多人因此致富。黃福則用鮮明的事實作了一個對比，永樂時營建北京、北征蒙古、南討安南並未造成國家財政困難，而宣德五年，國家無大費，每年的財政卻只剛夠使用。黃福雖未直接建議再下西洋，但僅兩個月後，明宣宗就令鄭和重啟下西洋，未必不是受此觸動。
從這些也能看出，所謂下西洋造成國家財政困難之說經不起推敲。萬明在該書中還列舉了下西洋所帶來的其他巨大好處，比如：
鄭和下西洋不但沒有造成明朝的財政危機，還起到了補救國家鈔法危機的作用。
鄭和遠航使得海外物品大量輸入，這些物品由奢侈品向日用品的轉化過程加速進行，輸入品的價格理所當然是在下降中。胡椒的大量輸入中國，使得其市場價格一再下跌。而直到兩個世紀之後，西方才出現了類似的現象。晚近兩個世紀，17世紀初英國東印度公司也把來自海外的大量胡椒配給股東，帶來市場價格的低落，而英國皇家也曾因積存胡椒太多而感到棘手。這說明伴隨海外貿易而來的衝擊，無論在中國還是在歐洲，都是同樣出現的。
鄭和下西洋近三十年的遠航不僅將中國商品遠銷海外，開拓了海外市場，而且也擴大了海外商品在中國的銷售市場，刺激了國內外市場的需求。在海外各國「必資華物」而「慕貢猶農望歲」，而中國則「夷百貨皆中國不可缺者，夷必欲售，中國必欲得之」。
下西洋也同時刺激了國內民間手工業的迅速發展。下西洋船隊攜往海外數量驚人的物品中採自民間的比例加大，對民間手工業的興起有著重要意義。而大量國內手工業產品的銷往海外，又不可能不刺激國內商品經濟的發展及市場的繁榮。
明代廣東著名的冶鐵中心佛山，明初那裡只是「孤村鑄鐵」，永樂以後得到長足發展。「番舶始集，諸貨寶南北巨輸，此佛山為樞紐，商務益盛」⋯⋯宣德四年爐戶已「多建鑄造爐房」，火光沖天。
可見，鄭和七下西洋於公於私，無論對國家中央政府還是對下層手工業者和貧民，在經濟上都有莫大好處，那為甚麼最後卻在一片反對聲中不得不終止呢？這就牽涉到明代文官集團的性質—通過科舉制度選拔出來的文官集團，代表的恰恰是部分商人資本家集團的利益。
海外貿易是一塊巨大的肥肉，明代商業階級對這塊肥肉垂涎欲滴。但從永樂開始下西洋，海外貿易產生的超額利潤完全壟斷在國家手中，商人資本家們心裡如火燒爪撓一般，看得眼熱卻可望而不可即。憑藉他們的實力，無法和國家組織的超級大船隊進行商業競爭。
作為商人資本家的利益代言人，文官集團自然意圖終止這種國家壟斷的海外貿易，更何況下西洋活動還最直接地觸犯了他們的經濟利益，比如用胡椒代發薪俸。明成祖生前，他們也知道無法蒙蔽皇帝終止鄭和航海，明成祖死後，他們就群起發動輿論攻勢，全力醜化下西洋活動，將其說得一無是處。這些文官炮製的輿論，甚至到現在還發揮效力，被當作貶低鄭和航海的論據。
後繼的明朝皇帝處在文官集團包圍中，在日積月累、長年不斷的信息轟炸之下，就真認為下西洋勞民傷財，有害無益。只有少數文官和太監以及後代一些文人在無意中才洩露了真相。
有這麼一則故事，不少人耳熟能詳。明憲宗希望重現下西洋壯舉，於是下詔索要檔案資料。但劉大夏等文官擺出一副道貌岸然的姿態，竭力醜化下西洋為大弊政，劉大夏還把相關檔案藏匿起來（這則故事的許多版本中，說是劉大夏銷毀了鄭和航海的檔案資料，這是不對的，真正銷毀鄭和檔案的應是清朝乾隆），還自詡是為民請命的壯舉。再下西洋一事終於作罷。
耐人尋味的是，劉大夏為何要把檔案藏起來？按通常理解，似乎是因為看不到當年檔案就沒有技術下西洋，皇帝也只好罷休。但這解釋不通，真下決心，技術不是問題。鄭和航海時，也並沒有之前的一個鄭和航海檔案可以依賴，不照樣進行下去了嗎？
關鍵不在於技術，而在其他原因。那麼，真正的原因是甚麼呢？
（二之一，待續）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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