慣行農法起源的八卦，PTT和Yahoo名人娛樂都在討論

🇸🇬 恭喜王賡武教授獲得2020年唐獎基金會漢學獎，這個被稱為「台灣諾貝爾獎」的獎項，公信力自然比「孔子和平獎」高出無數倍。王教授的一生，正是diasporic identity的代言人，生於印尼、新加坡長大、英國博士、澳洲籍、曾在馬來西亞工作、也曾在香港擔任香港大學校長和行政局議員、也是台灣中研院院士，研究國際華僑史成為一家之言，對中土觀點以外的史觀貢獻良多，對未來香港人，也充滿啟發。

以下介紹來自關鍵新聞網：

//6月20日，唐獎基金會（以下簡稱唐獎） 公佈2020年漢學獎得主由知名歷史學者王賡武（Wang Gungwu）獲得。唐獎指出，王賡武教授自1950年代末期至今筆耕不輟，在中國史、中國與東南亞、東南亞華人的認同轉變等領域上具有影響力，也直接或間接地啟發了幾代學者。

現年90歲的王賡武在1930年出生於荷屬東印度（現印尼）泗水，其父親王宓文因受僱於泗水的華僑中學而與妻子丁儼落腳當地，王賡武出生後則再居家搬到英屬馬來亞怡保市。王賡武在2018年出版的回憶錄《Home is Not Here》提到，雖然他在怡保是接受英式教育，但父母會在家教授他中國傳統文化，因此在東南亞多年的生活經歷使王賡武在中國研究上具有獨特視角。

唐獎表示，王賡武教授在馬來亞、澳洲、香港及新加坡建立他的學術生涯，並成為詮釋中國的世界觀的權威，儘管王賡武的背景無可避免地被視為「圈外人」，但正如其特殊的身分，王賡武對中國歷史的獨特見解，使其成了這時代最具原創性與啟發性的歷史學家之一。

唐獎強調，許多研究中國史的東方學者往往從中國內在觀點著手，而西方學者則是由西方相對視角觀看中國，而在馬來亞長大的王賡武，從南方觀點理解中國，開闢了一條不同的路。

而美國已故知名漢學家施堅雅（G. William Skinner，1925-2008）曾表示，王賡武教授同時具有三種學術角色：「中國歷史學家、馬來西亞事務的權威性評論者，以及南洋華人問題的專家」。

通曉中國與東南亞歷史的王賡武

具有東南亞成長背景的王賡武，在東南亞華人研究上具有重大貢獻，他並不認為東南亞華人是一個對中國有著清楚認同的單一群體，因為這些華人移民有著不同的籍貫、在不同的時間點移出中國，有著不同的經濟活動，而且融入其移居國家的程度也有差異。

王賡武教授按這些歷史因素，分析了多種華人性（Chineseness，或譯中國性）的歷史建構過程，他主張東南亞後殖民國家的國族建構（nation-building）打造了其公民的國族認同，包括華人在內的多元種族都接受了這樣的認同。如現今的華人不再如清末民初那些以「華僑」（Chinese sojourners）身分離開中國的先民，不再只擁有單一的祖國認同，現今海外華人複雜的國族認同已與祖輩大相逕庭。
王賡武教授自50年代末開始專研中國與東南亞華人史，做出了不少經典著作與觀點。承上所述，對於海外華人的國族認同差異，王賡武曾提出了將東南亞華人群體分為甲乙丙三個集團的理論。甲集團的華人多與中國政治保持直接和間接的關係，並關注自身與中國的命運，其政治色彩最為鮮明；而丙集團屬於小而不穩的集團，因為無法把握自身的特性，但一般都保有對當地的忠誠，進而與當地同為一體；至於乙集團的華人則處於甲丙之間，較「講求實際」，最關心的是貿易和社會團體的低姿態與間接政治，常給予不問政治的印象，很少就政治理想與政治目標表態。此理論對於許多研究各國華人社會的學者具有重要意義。

不過，其實一開始王賡武是以研究中國古代史起家的。唐獎指出，王賡武1957年畢業於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其博士論文《五代時期北方中國的權力結構》於1963年出版，以北方諸國的視角探討中國的天下觀。

王賡武的學術成就在1960年代引起西方重要漢學家費正清（John Fairbank）的注意，當時費正清正在編纂《中國的世界秩序》，王賡武應邀撰寫〈明初中國與東南亞的關係︰背景分析〉。王賡武近期的專書則多聚焦在中國自1978年以來的「第四波崛起」的趨勢，包括2015年出版的《王賡武談世界史：歐亞大陸與三大文明》，是收錄了王賡武教授的訪談，討論在這可能來臨的「第四波崛起」中，中國正面臨什麼樣的機會與挑戰，以及2019年出版《中道今來：中華傳統與天下新秩序的重建》，都引起了各界的迴響。

關注當代中國與東南亞華人關係

因此在通曉中國史與東南亞華人史的背景下，王賡武教授對探討當代中國與東南亞華人關係的意見具有影響力。唐獎指出，雖然王賡武清楚認識到中國文明的起源在北方，但在馬來亞成長的經驗，以及與對孫中山和辛亥革命歷史的興趣， 使王賡武認知到不少的東南亞華人具有一定的政治實力，這是與他同期的歷史學家較忽略的歷史事實。

2018年王賡武教授在香港大學的演講「中國的南方：視角的轉變」（China’s South: Changing Perspective）時指出，明清政權以北方為政治中心，而南方文人精英往往在北方求得權勢與政治影響力，至於其他的如商人、農民、漁民等百姓階層，則熱衷於前往南洋謀生致富。

王賡武指出，北方政權自古以來較關注北方外敵的軍事侵略，直到十九世紀中以前，都未意識到南方海域的潛在威脅。因此王賡武將這段歷史觀點與中國的現狀相比時指出，正當中國積極在東南亞拓展一帶一路策略時，其實仍未充分了解與處理與東南亞國家之間的潛在矛盾。

二戰後東南亞地區紛紛從殖民地獨立為主權國家，由於境內有許多華人，而且多保有華僑身份，因此效忠爭議成了許多新興東南亞國家與中國的外交難題。為解決此國籍問題，前中國總理周恩來1955年出席印尼萬隆會議時，強調中國鼓勵東南亞的華人應入籍新興國家與效忠。然而，近年來中國崛起所興起的民族主義情緒，也引起東南亞國家的憂慮。

2018年《紐約時報》在探討中國對新加坡華人施加影響力的報導中就訪問了王賡武教授，他認為當基於種族和血緣去聯絡人們的時候，其他國家的政府是無法接受的，王賡武說「另一方面，北京認為這樣做很自然。這就是衝突所在，儘管後果可能是無心的。」

王賡武與中華民國

雖然王賡武在印尼出生，英屬馬來亞成長，在英國得到博士學位，後來在香港、澳洲展開學術生涯，並在1992年成為台灣中研院院士，但其實王賡武與中華民國有著深厚的關係。

香港嶺南大學歷史系講師毛升在《澎湃新聞》的書評指出，2018年有兩位同年出生的重要中國史學者都出版了回憶錄，那就是余英時和王賡武，但也許王賡武的回憶錄《Home is Not Here》是以英文書寫，因此相對少人關注，而在學界有巨大影響力余英時則以中文書寫回憶錄，在台北的銷量不俗，得到了廣泛迴響。值得一提的是，余英時也是首屆唐獎（2014）漢學獎得主。

至今《Home is Not Here》未有中文版，一般中國媒體多翻譯為《此處非故里》。有趣的是，儘管該書為王賡武教授首部回憶錄，但書中僅談及其人生的前19年的歲月。

王賡武父親王宓文的大學學歷是英國文學，儘管王宓文決定讓王賡武在英屬馬來亞接受英文教育，以利於在未來得到好的就業前景，但父母仍要他在家中學習中國古文、歷史，以保有身為中國人的國族認同。王賡武父母多年來的願望，就是希望有朝一日能舉家回到祖國-中華民國首都南京定居，但隨著太平洋戰爭的爆發，使得回國的行程百番受阻。

在中國抗戰時期，來自中國的武漢合唱團曾到東南亞各地巡演，當中包括王賡武所居住的城市怡保。這巡演目的是為了籌款支持中國的抗日戰爭，所唱歌曲包括《歌八百壯士》、《中國不會亡》、《義勇軍進行曲》、《松花江上》等。王賡武記得，原本他對中國的事情不太感興趣，但隨著馬來亞華人支持抗日而興起的民族主義情緒，也使他身為中國人的國族認同更強化了。

儘管二戰結束後，王賡武全家在1947年得以返回了南京，但由於父親已久居南洋多年，已無法習慣南京的氣候，最終母親只好陪同身體不適的父親身體返回馬來亞，而王賡武則考上了南京中央大學外文系。不過接踵而來的經濟蕭條、國共內戰爆發，中央大學被迫停辦，最終王賡武在父母的催促下，只好於1948年12月再返回了馬來亞怡保。

為了完成被中斷的大學學業，王賡武選擇到位於新加坡的馬來亞大學就讀，但當時的入學條件是必須有英屬馬來亞國籍，王賡武只好放棄了中華民國國籍。值得一提的是，後來王賡武也涉入馬來西亞的政壇，1968年他與一眾馬國的學者、政治領袖成立了多元族群政黨民政黨。

這意味著在王賡武一生的前19年，他曾是中華民國國民，而且曾回中華民國定居近2年。王賡武的父母曾希望舉家回中國大陸生活，但時代的不容許，又讓他們回到了馬來亞。王賡武沒在回憶錄中細說，為何當初不選擇繼續留在中國大陸，或選擇跟國民政府到台灣，不過也因其在大時代顛沛流離而獲得生命經歷，成就了他日後在中國與東南亞華人關係研究領域的地位。

(Source: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36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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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靜與體諒是面對危機的良方

這一次肺炎疫情打亂了很多人既定行程，當然自己或身邊的朋友們也多受到了影響，例如朋友在加拿大原定每年4月的百人家族餐會，出國旅行計畫等等，從「覺得因我們身處亞洲所，以被媒體搞的大驚小怪」到「再觀望看看」到「不得已的取消」到「無預警，政府出面直接宣布關閉各種集會活動」，終於大家被迫認清這肺炎疫情非同小可。

或許是民族性不同吧！年曆年前剛回到台北之際，在疫情聽都沒聽過之前，原本排定2月中旬需要到上海一趟約3天行程，然而很快的，台灣開始有零星報導疫情相關消息，而直指是類似SARS的狀態，自己的直覺是『大事不妙』，因為會出現這樣的訊息絕非空穴來風，特別是起源地是大陸地區更讓人覺得莫名的不安，於是農曆年前與製作人討論否該取消上海行程？當時就發生了莫名其妙的爭執，無非就是『Overreaction』。

算了！總之這樣由基本觀念不同所起的爭執是無解的。我也相信當事件愈來愈明朗，屆時再做調整就好，我當然很希望自己是過度反應，大家最後都沒事，一切生活如常進行最好，誰會喜歡沒事搞一齣戲來演不是嗎？農曆年期間事情開始明朗，台灣出現第一個確診返台台商案例，然後自己帶的灰黑口罩，被網友們提醒並無防護效果，隔天，還記得是初一還是初二吧，到了西門町就認真找起醫療口罩，當時問了W藥妝店時，工作人員還一頭霧水，什麼叫「醫療口罩」？眼看它拿出幾個都不是正確的口罩後，我就決定自己到其它藥妝店找找，很幸運的橘色C藥妝店就大喇啦擺在門口，多種品牌、款式、大人小孩一應具全，我蹲在那挑了老半天，是在挑選那一款看起來比較好看，於是乾脆就選了2款看得順眼的，還各選2包去結帳，後來店員特別提醒我有買二送一喔！

沒想到當晚新聞就豬羊變色，買不到口罩消息四起，果真次日再回頭去同一店家，就不再有口罩庫存了，然後之後發生至今的事情，我們都很清楚。當時隨著時間貼近1月底，疫情不斷升溫，由大陸返台感染通報人數開始增加，最終我們取消原定上海之行，製作人也開始認同戴口罩固然不便、不舒服但卻必須一事，且保有時時消毒手、洗手的習慣。在此我想說的另一個插曲是，不要用自己的觀點去看別人，當我問製作人為何要一直去摸口罩、這樣很不安全時，他才說：「因為下巴鬍子會隨著講話或嘴部移動，慢慢拉扯口罩，而不得不用手去調整」，我也想會不會在疫情不止的氛圍中，風行了幾年的潮男續鬍宣告終止？

沒想到後來日本疫情也開始了！我與製作人隨即提醒早在幾個月前就安排好預計到日本東京自助旅行一個月的朋友，真心覺得他們最好取消行程，沒想到反應完全與文章起始一樣，「覺得因我們身處亞洲所，以被媒體搞的大驚小怪」，只要自己小心就沒問題，還秀出了他買了好看的布口罩，到此我已經放棄一半，也覺得多說無益，再強力勸說就傷了彼此友誼，後來日本案例在短點幾天內快速攀升，台灣將日本列為回來需自主隔離14天，我又再次請製作人好心勸說友人，這非常時期該取消日本行會比較安全，沒想到被潑了一桶冷水，然後開始搬出「早都安排好、假都請了、機票住宿無法退款….」等理由，總之是一副不去會要了他的命一樣的態勢，這會真的我們決定不再拿自己的熱臉去貼人家的冷屁股，這麼愛去、那就去吧！

終於日本宣布停課一個月措施，美國宣布斷航日本而導致他們轉機不順，終於心不甘情不願的取消了日本行，不過故事還沒結束，既然日本去不了，那還是要旅行吧！所以改去紐約？我聽到這消息時簡直要暈了，我說：「紐約州的疫情不是已經開始蔓延？」總之，他們正在紐約旅途中，然後昨晚魁北克省府宣布『不管你從哪一國回到魁北克省，一律居家自主隔離14天』，我要說的是，當你的目標是旅行渡假，而卻忘了你是為何取消原定行程的，你想要渡假的心情就會帶著你失準的做出一連串的不理想判斷。

至於把這疫情看成是「聽天由命、樂觀以待、我不會這麼倒楣、就像流感而已吧….」無論是以上歸屬何者，我覺得是太以自我為感觀，不是很負責任的決定，因為所有看似沒什麼大不了的思維，都是在一切運作都如常的前提之下，而住在魁北克享有全民醫療保險的人並不是不知道，一個要不了命的命開刀，得默默等上一年才能開的了刀的速度，要如何應付一堆因自我疏忽、或即時享樂而不幸染病的人潮？有病看醫生理所當然，但當醫療系統不勝負荷或崩潰，病人進不了門或「選能活得先救」這種人道悲歌，才是讓人恐懼。

有人錯了嗎？其實當同一國家內、地理區內絕大部分的人都這麼想、這麼反映的時候，我們應該理解這是一種學校家庭教育、生活習慣、民族性所衍生而來的反應，正如同我們視掛在常溫櫥窗裡的燒鵝、燒肉為常態，逛夜市吃小攤為常態一般，然而在北美部份食品安全法規下，這是完全違反規定的，然而很多的傳統或常態，卻也會與時俱進的修正，例如禽流感改變了台灣傳統市場裡，挑雞現殺的飲食習慣，而過去視為沒有問題的思為，並不代表在全球氣候生態演變，國與國之間互動日趨頻繁且緊密的狀態下，依然能維持原貌，自然有調整、修正的必要。

沒人能置身於疫情之外，但只能盡力做好自己能做的事，犧牲旅行的不悅要不了你的命，而是輕忽的態度會讓自己不知不覺身陷險境而不自知，既然打從心底覺得沒啥大不了，自己的行為與習慣就會與沒啥大不了共生、共存，旅行免不了要在公共場所如廁、與面人面對面共餐、參訪活動、聽音樂會、逛美術館…..，還記得有人因為護照被歧視上不了郵輪而在媒體抱怨，但我寧可用也罷、順勢退款來自我安慰，在病毒危機四伏下，沒有了危機意識真的很可怕，病毒不選人種、年齡或膚色，只會找上輕忽的人們。

#願大家平安健康
#願我掛心的朋友平安健康

#韓市長上任第一天最大政績
#高雄二階輕軌停工

文/ 住在輕軌旁的讀者心聲


【關於輕軌的一些想法】


最近在新聞報導上，高雄的輕軌時常被拿出來說嘴惹爭議，而我們家就位於凱旋中華站步行5分鐘的路程，我想我應該有資格出來講些心得吧？


先從中國人的黃河流域說起，黃河全長約5,494公里，發源於青海省經過四川、甘肅、寧夏、內蒙古、陝西、山西、河南、山東共9個省份，最終注入渤海。而它的流域面積高達752,443平方公里之大，雖然他不是大中華唯一的起源，但它可以說是中華文明非常重要的搖籃。


為什麼會從黃河流域說起呢？仔細想想，古時候的生活，沒有水庫，沒有任何水路管線的時代，唯一方便我們生活的，就是住在有山、有水的地方，方便用來取水、洗衣、種植農作物、甚至捕捉魚類或海草類提供飽食。有山的森林則提供了男人打獵、採藥治病、以及休憩的地方或居住地。


從古代的人來看，自然而然會找他們方便生活的地方居住，那我們轉換到比較接近現代的清朝好了，就從台灣說起。


清朝政府於1887年成立「全臺鐵路商務總局」，負責籌辦臺灣鐵路的興建。原先所規劃的路線為雞籠（基隆）－臺北－竹塹（新竹）－臺南。首段營運路線由台北大稻埕至基隆，於1891年通車，配置機車4輛、客車14輛、無貨車，這也是縱貫線的開始。後續延伸至新竹的縱貫線路段於1893年通車，當時路線經過今日臺北大橋及三重、新莊。唯1891年巡撫劉銘傳去職，繼任巡撫邵友濂以臺灣財政困難，奏請清廷中止臺灣鐵路的興建，故路線在臺灣被日本接收前，僅完成基隆─新竹段。（以上資料由維基百科擷取）


截至2016年底，在台灣共有228個車站，而總營運里程為1,065公里，扣掉小站的不說，所有縣市的主要車站，在台灣50-80年代這段經濟起飛的時期，都是這段時間最重要的運輸樞紐，這些車站也是聚集了最多商家以及人口最集中的區域，因為方便人們南來北往，自然而然人群會往這地方移動居住，當然房價也會隨之上升。


1996年台北捷運正式營運，人口不再是集中在台北車站，感覺有點像是河流在古代時經歷了大地震之後有了更多的分流，當然以上這句存純屬玩笑話，建商在蓋房的構想自然而然會想找捷運站旁，因為方便，房價、買氣自然就會提升，在這個注重生活品質的現代，總算不用在火車站周遭交通堵塞的地方，生活品質自然就會提升，因為有了便利的交通，我一樣能通到我想去的地方。


時間拉到2007年的一月，高鐵正式營運，一開始因為從設計、發包、試營運，加上混合了法國、德國、日本的系統，都大大的增加對於高鐵的爭議性，高鐵系統如此複雜，也因此讓台灣消基會發起拒搭抵制，呼籲民眾「珍惜你的生命，不要當白老鼠。」但不可否認當時的政治，也是影響了爭議的一環。


高鐵主要的訴求是在於速度以及入站便利性，不像以往台北-高雄飛機，雖然只要40分，但班次以及登機程序也不如高鐵。現在藝人或是政客，哪個不是搭著高鐵趕通告的嗎？


跟台北捷運相差了12年的高雄捷運，總算在2008年的3月正式營運通車。我還記得2008的過年，正在試營運階段，那時我從小港機場站坐回我們家附近的凱旋站，好像13分左右(別嘴我時間，我憑印象)，老實說當時搭乘真的沒什麼人，你要叫習慣騎車的高雄人以及工業為主的地方搭乘捷運，真的需要給我們一段時間，因為我在2007年退伍後的8年期間，也是工人一枚，但做工真的沒什麼，就是全身弄的髒髒的下班，就算我想搭捷運，我也不會想影響其他人，如下課學生及上班族....由於只有一條橘線、一條紅線，雖然會進入到市中心，但也因為只有十字狀，所以必須靠著公車來接駁捷運去不了的地方。


這對於大多數的高雄人來說，我想是比較困惑及無奈的地方吧!?但隨著時間的轉變、城市的轉型，高雄科學園區、路竹科學園區，城市觀光的轉型，都大大的提升民眾或是及遊客搭捷運的意願。也讓高捷一開始的盈虧到現在轉為盈餘，在2017年清光了4900萬的虧損，連續第二年的盈餘。


在2015年同樣被受爭議的輕軌浮出路面了，因為是在路上行走，大大的影響行車的不變，原本就分成兩條的凱旋路，號誌在有了輕軌之後，等待的時間又更長了，但有別於捷運，輕軌的成本是捷運的十分之一，而且也是全台灣的第一條輕軌，區域範圍正好環繞著捷運的十字狀，我還是欣然接受了，每天都會經過輕軌軌道的我，老實說搭車的人沒有想像中的少，平日大多是外地遊客、高雄科學園區上班、以及瑞祥高中學生，而在假日主要的都是從凱旋路出發經由夢時代、高雄展覽館、光榮碼頭、真愛碼頭、駁二、哈瑪星(西子灣)的遊客，人潮真的不算少，今年有一天平日，我帶著從台南來的姐姐以及他女兒，一起來高雄體驗輕軌，從駁二坐到高雄展覽館，平日下午時段，至少坐的位置也都是滿的，途中也看到很多人眼中所說的，浪費錢的蚊子館建築物一棟一棟蓋，雖然我也不曉得那是什麼，但看的出是想利用交通來發展周遭觀光，進而促進觀光產業。


至於輕軌延伸的美術館，甚至到交通壅塞的大順路，我不知道未來會是如何，但如果是真的會影響少數人生活，而創造高雄的交通觀光產業，我相信是多數人所樂見的。


但這也證實了，從過去到現在，哪個地方不是先有港口、河流、車站，才有繁華？


雖然輕軌還處在爭議階段，但讓我們拭目以待，因為全台的焦點都在高雄了，畢竟背上有如要考台大醫學系的光環，會有點壓力。


不喜歡住在空汙的環境，又喜歡騎車便利性，排斥了不會造成污染的輕軌及捷運，這樣不是很矛盾嗎？一般人只會指責政策不對，卻沒有改變政策的構想，以及承擔責任的資格。


每個政黨都會有各自的支持者，我們不該是因為喜歡政黨，而去支持政策；而是要支持喜歡的政策，而去投給心中的那一個人。


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用選票去改變我們所想要的，但所有的一切，也是自己手上的選票去承擔，不管高雄未來變的如何，只希望高雄能越來越好，而自己的薪水麻煩自己去掙，你能力不夠的話，也不會因為政府很強讓你賺很多錢，等待改變的時間，不如去提升自己。

今回はThe日本の御馳走、すき焼きです！(｀・ω・´)
動画の中で話していたすき焼きの起源などの内容は以下になります(^^)
ただ、諸説ありますのでそこはご理解いただければ幸いです(・・;)

①すき焼き発祥(諸説アリ)
→農作業で使うスキ等を使い、肉、魚、豆腐、野菜やらを焼いて食べる料理
※１まだ肉を食べることが避けられていた時代にこっそりと食べていたようです。
※２昔の料理本(江戸時代)には今みたいな牛肉ではなく鯨肉等を主に使っていたと書かれているらしいです。
→他にはすき身(魚や肉を薄く切ったもの)にした肉を使用する料理だから「すき焼き」となったという説等もあるらしいですが、丸一日調べてもはっきりとしたものはわかりませんでした(^^;

②関東と関西の違い
→関東 『鍋』のイメージ
昔は「牛鍋」とも呼ばれていたものがすき焼きへと進化したもので
今回作ったような出汁、醤油、みりんなんかの割下で牛肉や野菜を一緒に煮込んで食べる料理

→関西 本来の『すき焼き』
割り下に出汁などは使用せず肉を焼いて砂糖ワサッ醤油ドボドボっ入れて食べてそのあと白菜等の野菜を煮込む

※時系列で表すと
関西(京都)で「すき焼き」が誕生。
　⇩
文明開化・及び明治天皇が牛肉を食べたのを契機に肉を食べる習慣が根付き関東で「牛鍋」が食されるようになる。(1870年頃)
　⇩
関東大震災(1923年)により関西の人々が様々な形で関東に出向くようになり関西のすき焼きが関東にも広がる。

となるみたいです(^^)
※諸説あり

『OP音源』
↓beco様↓
https://youtu.be/FeoRdrlUkTw

本日もご視聴いただき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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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咖喱 #日本廚房 #日本咖喱歷史

講述日本咖喱發展歷史，日本咖喱跟印度、泰國、馬來西亞有什麼分別，介紹日本調味料，S&B 紅色特大罐裝咖喱粉，價錢、特色、容量、保存方法等等，咖喱種的薑黃素對人體的益處。

自1853年黑船來航開始，日本的鎖國體制已經事實上不復存在，而橫濱周邊地區也開始居住了為數甚多的歐美人，日本人也隨之得到了更多機會接觸西洋飲食文化，當中英國食品公司克羅斯和布萊克威爾（英語：Crosse & Blackwell，簡稱C&B）生產的咖喱粉便隨着明治維新登陸了日本。

咖喱最初在1772年左右自英屬印度傳入英國，其後一本在1861年出版、在當時廣為流行的食譜《家庭管理》（Household Management）開始鼓勵人們到店鋪選購咖喱粉，而非自己製作，藉此把咖喱的烹調時間大幅減少，並借蘋果和麵粉添加甜味和濃稠度。這種英式咖喱日後成為了現今日本咖喱的基礎，而咖喱在登陸日本時也被視為歐洲料理多於印度料理。故此，日式咖喱並非直接以印度咖喱為基礎，而是發展自已被西洋飲食文化薰陶過的歐陸式咖喱。

第一名接觸咖喱飯的日本人是山川健次郎。山川在赴美留學的船上首次接觸到咖喱飯，但據井上宏生著的《為甚麼日本人會喜歡咖喱飯呢》（日本人はカレーライスがなぜ好きなのか）一書提及，山川當時只吃掉了蓋在咖喱下的白飯。

最早的日語咖喱食譜出現於1872年、由敬學堂主人撰寫的《西洋料理指南》，當中舉出了的材料包括「蔥、薑、蒜、牛油、蝦、鯛魚、蠔、雞肉、蛙、小麥粉和咖喱粉」。由於食譜中包括了蛙作為材料，飲食研究家小菅桂子推測這種咖喱可能混入了法國料理的元素，不過這種做法並未在日本普及。較為普及的是同年由仮名垣魯文編纂的《西洋料理通》，其咖喱食譜列出了牛肉、雞肉、蔥、蘋果、小麥粉、柚子和咖喱粉等材料。

開辦札幌農業學校的威廉·史密斯·克拉克博士
1860年，福澤諭吉出版的《增訂華英通語》首先將咖喱翻譯為「コルリ Koruri ?」。1872年，當年受聘於北海道開拓使東京事務所的美國人霍勒斯·卡普隆獲提供的午膳包括咖喱飯。據北海道立文書館報《赤煉瓦》的記述，當時咖喱飯的名稱為「タイスカレイ Taisu Karei ?」。1873年，舊日本陸軍幼年學校開始逢星期六向學生供應咖喱飯作為午膳，但當時的名稱則未有記載。其後威廉·史密斯·克拉克在1876年於札幌開辦農業學校時，大力推動以小麥為主導的膳食，希望改善日本人因以米飯為主食而身體貧弱的問題，故鼓勵學生進食麵包等西洋食物，限制學生不得進食米飯，但咖喱飯則不受此限，當時咖喱飯的名字則被稱為「らいすかれい Raisu Karei ?」（「飯咖喱」，Rice Curry）。現今日式咖喱飯的片假名名稱「カレーライス Kare Raisu ?」（「咖喱飯」，Curry Rice）的起源則有數種說法，有指是1877年開張的法國料理店米津凮月堂首先採用[8]，也有指是帝國飯店最早使用，但實際情況已難以考究。

早期「飯咖喱」和「咖喱飯」兩種稱呼均有被使用，而據S&B食品的介紹，兩者有着微妙的差別：「飯咖喱」多指飯和咖喱汁盛載在同一個器皿中進食的食法，而「咖喱飯」則指把飯和咖喱汁分開不同器皿進食的食法。然而在一般家庭，咖喱與飯往往只會一起盛載在同一個器皿中，但卻越來越多人稱呼其為「咖喱飯」，「咖喱飯」的稱呼於日本戰後經濟高速增長期逐漸佔優勢，並在1964年東京奧運會前取得了壓倒性的地位，自此成為大眾所認知的名稱。

在咖喱傳入日本初期，咖喱粉基本上全部經C&B自英國進口，使用咖喱的食品價格也相當高昂。1903年，大阪道修町一間藥房「今村彌」自行製造出了咖喱粉。由於當年大阪人習慣在早上將之前一晚的冷飯和隔夜飯菜翻熱當作早餐食用，易於調理的咖喱隨即在大阪打響名堂。1905年，日俄戰爭爆發，舊日本海軍當時有超過三成軍人因飲食不均衡而導致腳氣病，軍方發現英國皇家海軍的咖喱飯包含肉類和蔬菜等食材，能彌補白米的不足，故將其採用為海軍指定伙食之一，是為最早的「海軍咖喱」。1908年，海軍出版《海軍割烹術參考書》，當年海軍咖喱飯的食譜包括了洋蔥、馬鈴薯和胡蘿蔔三種食材，這三種食材被稱為「三神器」。明治時期，日本本身並沒有這些西洋蔬菜，但由於北海道的氣候與美國麻薩諸塞州相近，出身當地的在日外籍顧問威廉·史密斯·克拉克開始在其開辦的農業學校種植美國蔬菜，其後北海道的農場開始大規模種植西洋蔬菜，加上日本國內大量生產的咖喱粉，日式咖喱的雛形在明治時代末期已逐漸確立，成為現今日式咖喱的原型。

1932年，大阪阪急百貨店的食堂供應的咖喱飯連咖啡僅售20錢（當時100錢為1日圓），即使是平民也能負擔得起，因此瞬間大受歡迎，每天售出一萬三千多份。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日本糧食非常不足，此時印度向日本提供了多達7噸香料，促使日本中小學校供應咖喱作為學校午餐。1948年4月，東京都的部分學校開始供應燉煮咖喱，當時S&B食品的創辦人山崎峯次郎致力向學校導入咖喱，並取得了社會的正面評價，此後逐步將供應範圍擴大至東京23區以至日本全國。同時，各大生產商在1950年代開始推出各種即溶咖喱塊，至1950年代末出現罐裝咖喱，1960年代研發出日本獨創的即食包裝咖喱。在即食包裝咖喱面世後，各大咖喱廠商旋即在電台和電視台打上大量廣告，市場競爭激烈，咖喱飯從學校進入了一般家庭。1982年，全國學校營養師協議會將1月22日定為「咖喱之日」，此後全國中小學校每年均在此日統一供應咖喱飯作學校午餐。

關於咖喱飯受日本人歡迎的原因，當中包括牛肉在明治維新時期作為「文明開化」的象徵受到推崇，日本人開始廣泛進食牛肉，這令使用牛肉的咖喱也同時隨之普及起來。同時由於英式食法多把咖喱和小麥粉混合製成稠狀醬汁，再行伴以米飯進食，這相比起多數伴同印度薄餅進食的印度式食法，更為貼近以米為主要食糧的日本飲食文化，故在普及後受到了日本人的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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