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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住在柏林讀書，第一次在《時代論壇》寫文章，正是因為柏林圍牆倒下二十週年。想不到，十年後的今天，仍然可以再用。
#當時三十歲還未夠 #很年輕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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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圍牆倒下...與教會》
作者：陳韋安
對於德國人來說，「柏林圍牆倒下」是一個怎樣的議題？難以定義。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九日柏林圍牆倒下，這事不僅屬於政治、民族議題，也不僅籠統標誌資本主義對共產主義的勝利。它，更具體地關乎社會上每一個人的切身生活––––分隔兩地的情人得以重聚，東柏林的汽車可直接開往西邊，統一後東德人民面臨失業問題等。因此，它也關乎到在這社會環境下存在著的教會與基督徒。在這前題下，讓筆者分享一下此事件對教會與基督徒的意義。
德國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 於十一月七日為柏林圍牆倒下二十週年發表演說，肯定教會在此事上的重要位置，她說：「教會在當時的東德給予人們一個保護，讓思想自由能夠存活下去，而且，她勇敢地藉著『星期一大遊行』(Montagsdemonstration)與『和平禱告會』(Friedensgebete) 等事件與東德人民共同渡過那段日子。」
事實上，德國教會在兩德的統一的事上功不可沒。當年，東德牧師 Christian Führer 自一九八二年開始在萊比錫(Leipzig)教會，召集信徒每逢星期一聚在一起為兩德統一祈禱（其間雖有政府阻攔，但一直沒有間斷）。其後於一九八九年，他更發起和平大遊行，最終導致約有三十二萬人參與，間接促使兩德統一。在當時，教會成為兩德統一的根據地，也是唯一沒有被強權侵蝕的自由空間。因此，二十年後的十一月九日，總理梅克爾就親率內閣成員在昔日東柏林的客西馬尼教堂參與禮拜，當時受教會庇護的民運份子亦一同出席。
不過，本文的目的並非高舉教會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亦非標榜德國教會的興旺（就筆者所居住的柏林而言，基督徒比例不超過四成），而是要指出，在柏林圍牆倒下這事件上，德國教會與整個社會的關係。
事實上，對於柏林圍牆倒下，並不獨立存在所謂「對德國教會與基督徒的意義」。當然，對於柏林圍牆倒下二十週年，德國的國家教會(EKD)亦有發表相關回應。但是，就教會發表的內容而言，其觀點與整體社會大氣候沒有兩樣，都是同樣強調事件對自由、和平、復和的貢獻等。因此，柏林圍牆倒下，社會上沒有所謂「教會性」的立場與意義。其原因是，「圍牆倒下」本身就是一件關係整個國家民族與人民生活的事情。對處身於其中的教會來說，她不會／不可能離開這身份與框架，獨自建立出一套「教會性」的立場觀念。因此，若問：「柏林圍牆倒下，對德國教會與基督徒有何意義？」恐怕這問題與「柏林圍牆倒下，對德國人民有何意義？」沒有分別。
然而，沒有所謂「教會性」的立場與意義，並不代表教會在其中沒有扮演功能角色。 在德國，教會經常對社會各項大小議題發表立場（其議題之廣，上至包括企業裁員、環保等問題，下至可以是世界杯、豬流感等話題）。不過，在教會發聲同時，她沒有刻意標榜自己是社會的其中一把聲音，彷彿把自己標籤起來；同時，社會也沒有看教會為社會其中一個獨立群體，而是把她看為社會的聲音。因此，遇上社會各項事情，傳媒都會主動徵詢教會的立場。在這教會與社會的緊密關係下，教會沒有（自我）處於社會邊緣，她也沒有必要刻意藉各種社會運動來增強自身的社會參與性。
回看昔日德國的「星期一大遊行」與「和平禱告會」等運動，教會為圍牆倒塌祈禱，同時亦為圍牆倒塌聚集遊行。其中，教會沒有為其行動作出分類––––「祈禱是教會性的」，「遊行是政治性的」；或這是「政治性的祈禱」，那是「教會性的遊行」。而是，對教會說來，遊行與祈禱是同一件事情 (ora et labora!)，兩者同樣重要，兩者都是教會存在於社會中的行動。「教會性」與「社會性」之間沒有區別分野。
人們常稱讚德國的政治制度發展成熟。我想，發展成熟的，不只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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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住在柏林讀書，第一次在《時代論壇》寫文章，正是因為柏林圍牆倒下二十週年。想不到，十年後的今天，仍然可以再用。
#當時三十歲還未夠 #很年輕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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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圍牆倒下...與教會》
作者：陳韋安
對於德國人來說，「柏林圍牆倒下」是一個怎樣的議題？難以定義。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九日柏林圍牆倒下，這事不僅屬於政治、民族議題，也不僅籠統標誌資本主義對共產主義的勝利。它，更具體地關乎社會上每一個人的切身生活––––分隔兩地的情人得以重聚，東柏林的汽車可直接開往西邊，統一後東德人民面臨失業問題等。因此，它也關乎到在這社會環境下存在著的教會與基督徒。在這前題下，讓筆者分享一下此事件對教會與基督徒的意義。
德國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 於十一月七日為柏林圍牆倒下二十週年發表演說，肯定教會在此事上的重要位置，她說：「教會在當時的東德給予人們一個保護，讓思想自由能夠存活下去，而且，她勇敢地藉著『星期一大遊行』(Montagsdemonstration)與『和平禱告會』(Friedensgebete) 等事件與東德人民共同渡過那段日子。」
事實上，德國教會在兩德的統一的事上功不可沒。當年，東德牧師 Christian Führer 自一九八二年開始在萊比錫(Leipzig)教會，召集信徒每逢星期一聚在一起為兩德統一祈禱（其間雖有政府阻攔，但一直沒有間斷）。其後於一九八九年，他更發起和平大遊行，最終導致約有三十二萬人參與，間接促使兩德統一。在當時，教會成為兩德統一的根據地，也是唯一沒有被強權侵蝕的自由空間。因此，二十年後的十一月九日，總理梅克爾就親率內閣成員在昔日東柏林的客西馬尼教堂參與禮拜，當時受教會庇護的民運份子亦一同出席。
不過，本文的目的並非高舉教會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亦非標榜德國教會的興旺（就筆者所居住的柏林而言，基督徒比例不超過四成），而是要指出，在柏林圍牆倒下這事件上，德國教會與整個社會的關係。
事實上，對於柏林圍牆倒下，並不獨立存在所謂「對德國教會與基督徒的意義」。當然，對於柏林圍牆倒下二十週年，德國的國家教會(EKD)亦有發表相關回應。但是，就教會發表的內容而言，其觀點與整體社會大氣候沒有兩樣，都是同樣強調事件對自由、和平、復和的貢獻等。因此，柏林圍牆倒下，社會上沒有所謂「教會性」的立場與意義。其原因是，「圍牆倒下」本身就是一件關係整個國家民族與人民生活的事情。對處身於其中的教會來說，她不會／不可能離開這身份與框架，獨自建立出一套「教會性」的立場觀念。因此，若問：「柏林圍牆倒下，對德國教會與基督徒有何意義？」恐怕這問題與「柏林圍牆倒下，對德國人民有何意義？」沒有分別。
然而，沒有所謂「教會性」的立場與意義，並不代表教會在其中沒有扮演功能角色。 在德國，教會經常對社會各項大小議題發表立場（其議題之廣，上至包括企業裁員、環保等問題，下至可以是世界杯、豬流感等話題）。不過，在教會發聲同時，她沒有刻意標榜自己是社會的其中一把聲音，彷彿把自己標籤起來；同時，社會也沒有看教會為社會其中一個獨立群體，而是把她看為社會的聲音。因此，遇上社會各項事情，傳媒都會主動徵詢教會的立場。在這教會與社會的緊密關係下，教會沒有（自我）處於社會邊緣，她也沒有必要刻意藉各種社會運動來增強自身的社會參與性。
回看昔日德國的「星期一大遊行」與「和平禱告會」等運動，教會為圍牆倒塌祈禱，同時亦為圍牆倒塌聚集遊行。其中，教會沒有為其行動作出分類––––「祈禱是教會性的」，「遊行是政治性的」；或這是「政治性的祈禱」，那是「教會性的遊行」。而是，對教會說來，遊行與祈禱是同一件事情 (ora et labora!)，兩者同樣重要，兩者都是教會存在於社會中的行動。「教會性」與「社會性」之間沒有區別分野。
人們常稱讚德國的政治制度發展成熟。我想，發展成熟的，不只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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