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新北市議員戴瑋姍揭露了他被侯友宜市府列入「黑名單」，不僅配合工程款被凍結、會勘時受市府公務員刁難、連許多日常議員的問政都百般受限。雖然台北市沒有工程配合款（僅有建議建設清單，但我從沒用過所以也不太清楚），公務員素質也普遍很高，但從戴議員的例子，還是可以看出政治素人或新政治進入體制後，所面臨的種種侷限和困境。
事實上，這種對新人、菜鳥的不友善，並不是新北市獨有。苗栗的曾玟學、雲林的廖郁賢議員，都在議會和與縣府的應對中，被百般刁難、被屢屢針對、被其他老議員團團嗆聲、還被威脅要送紀律委員會。已故的高雄市議會前議長也曾針對議事規則的漠視，對抗議的民進黨議員公然嗆聲說「你們再去多選幾席再來講」。
先前新聞提及台中市議會有較多的老議員會頻繁在會期中發言、暗指年輕議員都不認真監督市政，但知道門道的人可能會思索，是不是議事場內的權力失衡、或是制度上有不公平的地方？
我剛進入議會時，發現到大家常常在大會時「暫擱」別人或市府的案子，但事實上議事規則並沒有這一條規則，甚至之前我在和陳建銘議員隔空交流囤房稅意見時，他也曾說「暫擱三次就會過了」，顯見這是一種潛規則。
為什麼會這樣？如果是在民間公司上班，開會提案時如果其他人有意見，一定現場討論，贊成或反對都可立即表態。但是在市議會卻普遍是「暫擱」後，再請局處官員或議員之間私下找時間溝通。為什麼？就是因為大家都要急著去上政論節目、去地方跑行程，或做別的事，把開會時間縮短是共同的心聲，至於這些爭議或異議怎麼處理？就去私下拜會、私下討論，總之不要占用到我的時間。
這樣乍聽很荒謬，但已經習慣到大家不以為意了。當初我進到議會時，也想說我是菜鳥，大家說應該這樣做，我也就跟著做。但最近幾個月，我突然覺得不對勁，為什麼要怕衝突？大家都是民眾一人一票選出來了，哪有說你做比我多屆、就比較大的道理呢？議員確實要服務市民、反映在地意見，但在議會殿堂就市政問題問政、相互交流針對市政的不同意見，不也是主要職責之一嗎？我們現在的政治環境怎麼會對連續跑十場紅白場引以為傲，然後對在議會認真研究數據、要求現場辯論嗤之以鼻？
漸漸的我了解，在這個政治場域中，越是想照本宣科、想按照規則和理想邏輯來做事的人，越會發現自己其實做不了事。大家又不願意去修改規則、怕被千夫所指，於是就產生了很扭曲、卻行禮如儀的狀態。除此之外，體制的不友善屢屢可見，我也有遇到過會勘被里長當天放鳥、前一天說要去醫院不能出席、市府派出的官員層級不夠無法當場決定事情、紅線不能劃因為有店家被另一位「比我大」的議員撐腰等等的事情。我沒有想為難公務員或其他同事，但如果有些事情明明就知道是不對的，卻還要很隱晦的在私下喬、在那邊假鬼假怪，不就是更難受嗎？
從戴議員、到其他縣市的年輕議員、到我自己的經驗，我們都可以發現，2018年的政治素人浪潮，一頭撞上的是對年輕人、對政治素人不友善的高牆。我們相信它可以被改變，但顯然時間很長，市府手中的資源和一個議員相比是極懸殊的不平衡，老議員的人際網路和龐大資源更是單槍匹馬的新人難以對抗的，如果今天我不是有自帶流量的「網紅議員」，沒有其他志同道合的年輕議員，就算最高票選上議員，又能搞出甚麼成績呢？
我還是會在任期內盡力去推、去做市政，也會盡力用我的流量拉抬其它志同道合的議員或政治人物，但我之後客氣的成分會變少，因為我覺得也沒必要對那些根本瞧不起你的人，有太多的善意。做對的事理直氣壯，為甚麼要低聲下氣呢？然而，其實年輕人或素人進入體制，很容易就落敗。
輸的方式有兩種，第一種就是選不上了，被體制打壓、被公部門排擠，做不出成績所以被淘汰；第二種更常見，就是開始麻木不仁，對這種不公不義冷感，打不贏就加入。我不想當這兩種人，但那是因為我還有點話語權，所以我不會責怪在某些程度、某些時候妥協的朋友，但千萬要記得，絕對不要對不公義、明知道不對的事情，逐漸習慣、然後麻木，最後站到那邊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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