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人物的下台與上台：我不可以對不起，「戴高樂」這個名字 | 陳文茜：戴高樂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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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巴黎在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各種羞辱、各方綏靖主義（投降主義）下仍奇跡般的被保留了下來，它光復了！
可是你們很難想象，原本戴高樂應該叫民族英雄，他應該享受榮耀，可是在二戰以後沒多久，他主動選擇立即下台了。
很多人對歷史的記憶是跳躍的，是沒有細節的。
我今天要講的第五講就是戴高樂在二戰後立即下台的智慧。俗話說政治人物上台容易，下台難：轉身的背影要優雅。但身處權力中的人，往往會迷失於權力的虛榮，並且恐懼失去權力後的落魄。這是平凡人的毛病，他或她只是一時之選當上了大位，這裡頭太多諂媚，太多虛名，也太多利益。下台，對一個政治人物如斬首，如何瀟灑？如何優雅？
但戴高樂不是平凡的人物。他帶著使命感走入權力，帶著遠見流亡海外，帶著愛國之心打回巴黎。這一生，他始終不是一個只為權力謀利的庸俗政治人物。
他隔海看到了英國，看到了他最忠誠的盟友丘吉爾的下場。
丘吉爾在大戰時組成了戰時內閣，丘吉爾無私的把反對黨領導者艾德禮變成副首相，而這個副首相在戰爭之後不到二個月發動了對他的不信任案投票，也就是倒戈，丘吉爾只好解散國會，舉行大選。
最後由於艾德禮以謊言告訴民眾，「你看我們雖然是戰勝國，但我們每一個人卻像乞丐一樣，每天仍然領奶油、麵包，我們是乞丐國！」
我曾經在丘吉爾九講中告訴各位，這實在是太不講理。因為二次世界大戰英國之所以可以一直抵御希特勒，除了英吉利海峽之外，很大的原因是丘吉爾固執地把所有的工廠下令變成軍工廠；而英國民間的民生物資全部從美國進口。
我曾開玩笑說，養一隻雞、要生個蛋，也要需要時間：但英國人不給丘吉爾生蛋養豬養雞的時間，他們像豬一樣愚蠢地選擇相信艾德禮。這場戰後不過三個月的大選，丘吉爾輸了，下台了。
好笑的是，艾德里上台以後以為拿到了權力，但是權力是榮耀也是檢驗。抱歉，雞蛋也沒有、奶油也沒有、麵包還是沒有，什麼都沒有。這是我在講丘吉爾的故事時告訴各位的。
沒有多久丘吉爾就去了義大利的莊園裡畫畫，開始寫他的《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
1951 年他沒有浪費時間嘲笑工黨，也沒有不甘心，也沒有發言，他沈默，他知道時間會拆穿艾德自己挖的坑，自己造的謊言。老百姓會看穿這一切，但丘吉爾也看穿了這些老百姓；六年之後他所領導的保守黨又贏了，他又回去做首相，但他也完成了人生最主要的文學作品，1953 年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
在二戰時期倆位像知己一樣的朋友，戴高樂親眼目睹英國發生的一切。
那個時刻，法國是戰勝國，是世界超級四強，擁有聯合國的常任理事國享有否決權地位：但和英國不一樣，因為法國幾乎沒有抵擋希特勒，所以農村很快就恢復了生產力。
法國光復後一年，老百姓的平均生活水平瞬間恢復到 1939 年大戰之前的狀態，所以法國情況比英國好太多了。但戴高樂也是很快就下台，而且是他自己選擇的。
純粹一個原因——他認識到所謂老百姓，太現實。
法國的人民在那個時刻所要的不只是戰勝國，也不只是物質方面的滿足，他們很感激戴高樂：但是對他仍然不滿。
戰後法國左派崛起，許多左派知識分子開始攻擊他，並且引發共鳴。很大的一項原因是很多法國人認為戴高樂代表太強烈的權威，一種「父權」形象。戰爭時期他們需要戴高樂爸爸，戰後他們要個人的自由！
我常常覺得法國文化一方面有著強烈的英雄崇拜情結、另一方面又有著強烈的反英雄傳統.如一個精神分裂的社會。這是我長期看法國歷史的一個觀察。
很少國家像法國這麼崇拜所謂的英雄，也很少國家像法國這麼喜歡擁抱無政府主義。所以這個國家很容易一會兒左一會兒右，而且左非常左，右非常右。這是法國最大的特徵。
戰勝之後，人們很感念他，但請記住，所有的感謝往往不會超過一年，丘吉爾甚至只有三個月。
1946 年的元旦，戴高樂對全法國人民說：
「如果你們不重視這個政府，它必須擁有絕對的權威來恢復戰後的秩序、戰後的責任，你們終有一天正如我所預料的，會陷入一種絕境。到時候你們一定會後悔當初所做出來的選擇。」
那段時間整個法國雖然物質生活恢復了，吵吵鬧鬧各種主張都有，從極左到極右。
1946 年 1 月 20 日剛巧禮拜天，那時候丘吉爾已經下台半年了（1945年7月），戴高樂可能看到了丘吉爾下台，預知了自己的危機：他做出重大決定：主動下台！
法國大革命的時候，英國的皇室看見「不得了，都上斷頭台，殺光了」，趕快全面深化君主立憲，就是要保住皇室的頭，所以英國的皇室一直保留到今天。這次倒過來，丘吉爾先被趕下台，戴高樂已經從他的好朋友，也是他的恩人身上看到了民眾是如何無情地拋棄他們曾經崇拜的英雄。
我覺得這是人性，所以以後你們如果覺得有一個人稱你叫恩人，請記住他只會感謝你三個禮拜或三個月或一年，過了就沒有了。
戴高樂完全看清楚這件事情！（其實人要看清楚這事有多難，但偉人，我覺得就是了不起！）
我前面告訴大家很多關於戴高樂在每一個最光榮的時刻、每一個最挫折的時刻，都會提醒自己：
我的堅持是對的，不要忘記，從此不能對不起戴高樂這個名字。
1946 年 1 月 20 日禮拜天，戴高樂召集了一個內閣會議，通常內閣會議不可能在禮拜天召開，除非非常緊急的狀況，所以那些內閣成員以為法國發生了什麼特殊事件，到了總統府以後，戴高樂走進會議室，面容嚴肅，跟閣員一一握手，然後請大家就坐。他什麼話都沒有鋪陳，第一句直接宣佈：我要退休了。
我們看現代，全世界每個人都在想辦法維持自己的權力，怎麼有這種人，沒有人逼退他，也沒有黃背心燒街抗爭，自己主動宣佈退休？
戴高樂認為他的命運是恢復法國的偉大，一旦法國人民覺得已經不需要一個強大、團結的法國，或者是他們討厭這樣的人，戴高樂式的使命感，使人們在戰後覺得太沈重。
既然如此，戴高樂認為他的人生任務已經完成了。
之後他說到做到，戎馬半生，使法蘭西恢復自由與尊嚴的戴高樂將軍，離開了總統府的位置，離開了將軍身份，一無所有，走出愛麗捨宮，沒有帶走任何一個禮物，沒有保留任何頭銜，成了一介平民。
我自己常接觸一些擁有權力的人，其實很多人對一些有權力的人的印象與這個人實質的品格，真相差距很大：往往溫文儒雅的人內心很狠毒，往往看起來高傲嚴肅的人其實很溫暖，戴高樂正是如此。
一恢復平民身份的戴高樂，和以往莊嚴硬邦邦的形象完全不一樣。過去他認為我既然是代表愛國的情操的領袖，就要尊貴、正直、高水準風範；但變成一介平民以後，他的鄰居們說他非常斯文有禮，而且很溫暖，也很重視家庭關係。
戴高樂的私宅在巴黎東北 150 里洛林省境內的拉帕斯立，房子造型相當樸實，一般法國鄉村有的石頭的房子，在小叢的樹林，也不是什麼大莊園；他的樹林外就有一個相當廣闊的厚重的大草原，周遭的環境某個程度跟戴高樂的性情很像，相當的簡樸、嚴謹。他自己也把日子過得跟整個社會保持距離，很徹底。
這個地點對戴高樂來講很重要，因為 1968 年那一次下野，整個法國的戰後嬰兒潮鬧哄哄，他把修憲公投交付給民眾投票，輸了，於是依照諾言下台，也是回到這裡。
有一些他的廚子後來做了一些相關的記錄：他的生活很簡單，有點像軍事紀律，全家早上 8 點在一起吃早飯，吃完以後，戴高樂回到書房裡處理信函、閱讀書籍，還有寫作，他寫作的能力沒有像丘吉爾那麼好，也沒有那麼勤奮，但是他很安靜；接近中午的時候他會停止工作去散步，做做運動，他說這樣中餐才吃的下。
對法國人來說，中餐是一天主要的一餐，和中國人重視晚餐不同。
但戴高樂中午只喜歡在鄉間花園喝杯酒，有時候喝一杯水，再加上一些簡單的三明治就可以了；通常下午會在書房裡消磨時光。
我發現所有了不起的人都很愛閱讀，在閱讀歷史跟哲學的書籍中，他們會找到自己所在的地方，理解他們所處的時代，而不會跟著外面鬧哄哄的東西，心情起起又伏伏。
戴高樂很愛他的家，而且珍惜家人相處的時光。所以晚間完全是家庭所有。他規定家中全家小孩早餐一起，晚餐一起。夫妻感情很好，他們很喜歡在花園草地上散步閒逛；兩人共有三位子女，第一個是女兒叫伊麗莎白，兒子叫菲利浦，第三個是女兒叫安妮。他們大部分的生活時光也都是在家中度過，訪客就是一般的人，他們也不會特別想要再繼續和巴黎的上流人士往來。
有一個很特別的故事，我剛剛講他們第三個女兒叫安妮。安妮從小是一個智障的小孩，得了蒙古痴呆症，有些虛榮的父母親，會想把她藏起來不讓外界知道，有些父母親就會覺得「我怎麼會生這種小孩」。
戴高樂怎麼對待她？
退休後他花最多的時間疼愛安妮。安妮呢？雖然很笨，對音樂有一點感覺，所以戴高樂花很長時間陪伴她，幫她放很多不同的唱片、讓她聽收音機📻裡各種音樂節目，然後記錄下安妮喜歡哪一些特別的歌曲；也經常對她講很多的故事，完全不會嫌棄。
他的太太伊馮娜，喜歡在花園工作，編織衣物，到附近的村鎮裡買先生喜歡吃的乳酪及肉皮。
戴高樂剛離開總統職務時，他曾經想要組織政黨，但後來他看到了丘吉爾的狀態，和丘吉爾通了書信，知道丘吉爾在寫《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丘吉爾告訴他說，這些人是不知感恩的，等一段時間吧。他接受了老朋友丘吉爾的建議，很快的就打消了念頭，聰明人，完全沒有想要保持權力，準備隨時東山再起。
於是，就在離巴黎 150 里的鄉村石頭屋裡，他看著一屆一屆的政府在巴黎倒台，他對法國整個政治的走向也越來越悲觀。某程度他心灰意冷，覺得這不該是他曾經努力來的法國，那個時刻他根本不想再從政。
有的時候他會在日記裏這麼寫：
我希望我能夠為法國再做出偉大的貢獻，法國不該是如此。
有的時候他又會寫：
這就是我當初努力的偉大之火焰？現在已經完全熄滅。
所以你感覺得到他自己的拉扯，因為法國那個時候的狀況實在是太可笑了。
到了 1958年，也就是戴高樂離開法國總統位子整整 12 年了。法國有多荒唐？他們已經換過了 23 屆法國政府，12 年換了 23 屆！
我只知道法國人換情婦很快，還不知道他們換政府速度這麼快。
所以有的時候時局太亂，你寧可離場，保持距離。
丘吉爾等了六年東山再起了，12 年，戴高樂有辦法一個人在鄉下這樣過日子，了不起！當然，他看到國家的處境很難過，想要救這個國家，但也很瞭解，不可為！所以在他的日記中，不斷地出現各種不同相反的聲音。
1958 年 5 月 13日，有一群法國的高級將領，他們不願意接受當時的法國總理菲姆林處理阿爾及利亞的危機模式，於是致電給戴高樂，請求他重掌政權。對戴高樂來說，他的信念和身體中，一直都有一個部分是他必須對法國做出高貴的貢獻。
但這一刻他就立刻衝出去嗎？想一下，如果是你會怎麼樣？
他保持了沈默，沒有回復那封電報，因為他認為如果他回復這些將領的話，他們會搞軍事政變。
他認為如果要取得權力，必須是合法的。
所以我一直非常佩服戴高樂。
到了 5 月 19 日，過了 6 天，戴高樂召開了一場記者招待會，這是他多年來第一次的公開露面。他告訴法國人民，他瞭解法國人民這個時刻有著強烈的危機感。
某個程度來說，當時的法國中央簡直就像他所預言的，既有的體制根本解決不了問題，他認為要解散國會，要訂一個新的憲法——既要總統，也要總理，也就是後來很著名的「雙首長制」。這個總統要有絕對的權力，但也要擁有絕對多數的選票。
當他提出這個要求的時候，一些知識分子立即攻擊他「你是獨裁者」，這是巴黎知識分子的特色。但是同一個時間，阿爾及利亞的危機越演越烈。
我剛才忘了告訴各位，在上一講我們談到，每次戴高樂的遠見被人們攻擊的時候，都有一個時局的發展會挽救他。好比戰前他選擇流亡，人們開始批評他，結果維琪政府貝當跟希特勒見面，就挽救了他。這次也是，當他不斷地被左派知名知識分子罵是獨裁者的同一時刻，阿爾及利亞危機一直擴大，那個時候戴高樂決定重返政壇，就在巴黎和他的鄉間別墅，來回奔波了好幾趟！
當時的總理菲姆林承認自己沒有辦法控制大局，於是辭職不幹了，法國幾乎是屬於無政府的狀態。
戴高樂在廣播節目中告訴那些認為他是獨裁者的人：
我沒有企圖傷害過國家任何多數人的基本權利，相反的，從戰前到戰後，我都盡力的在恢復它！更何況我已經 67 歲了，我為什麼要在 67 歲的年紀開始做一個獨裁者？
5 月 31 日傍晚，事隔 18 天，法國政府宣佈戴高樂終於同意出面組織新內閣。
這些很愛變心的巴黎人，聽到消息後，瘋狂了，所有天主教堂的鐘鳴不已，市民們情不自禁地一遍一遍唱著馬賽國歌，然後衝到街上很浪漫的跳舞......那夜法國徹夜未眠，尤其是巴黎。
這個國家的人民真是太善變了。
6 月 1 日，戴高樂正式宣誓就任總理。
這次他再回來的時刻他已經瞭解法國人難搞。請注意，在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他本來寄希望於英國跟在歐陸的法國人起來起義，結果沒有反應，後來是靠北非；他對北非是很熟的，所以他到了阿爾及利亞時，當地的法國人把他奉為英雄，而且他們說阿爾及利亞是法國的，但戴高樂沒有吭聲，因為他打從內心並不同意。
他目睹了當地的回教徒和阿爾及利亞的法國人混雜而居自安其業的景象，他其實有一個自己內心的看法，認為當地的阿爾及利亞回教徒，應該擁有跟法國人相同的權利；他認為法蘭西的殖民帝國時代一去不復返。
其實當他上台的時候，他已經下定決心想讓阿爾及利亞自治了，可是他太瞭解法國人的善變。
於是在登上台的時候，他沒有說出任何他的這些主張，就像當時巴黎被光復時，把兩只手舉起來，比出「V」字，只說了一句話：我瞭解你們。就這樣。
在這個過程當中，他為了讓自治這件事情可以達成，他知道在當地的回教陣線組織太激進，所以他先出兵，目的就是逼回教激進陣線和巴黎政府談判，然後他才宣佈考慮讓阿爾及利亞獨立。
你能想像戴高樂又將面臨一個風暴了！
在阿爾及利亞的法國人驚訝透了！本來覺得戴高樂是我的英雄，叫你來處理阿爾及利亞危機，保住法蘭西的這塊殖民地，結果你在主張什麼？阿爾及利亞獨立？
我告訴你偉人就是這樣幹的。
於是，戴高樂和法國軍隊包括陸軍僵持了將近兩年，當時叫他出來組閣的人，本來是希望他把阿爾及利亞打的片甲不留，法國可以繼續統治這裡，沒想到他主張是如此。
他和陸軍之間的衝突到什麼狀況？
那個時候的激進分子是巴黎的，不是阿爾及利亞的，巴黎的激進分子幾乎每一天都到巴黎市內各個地方投放炸彈，汽車內，建築物，咖啡館內，街頭示威也是家常便飯，甚至有人試圖暗殺戴高樂。
一個文獻顯示出來，法國軍隊當中，某些陸軍將領甚至策動了兩次政變的陰謀，但沒有成功。
接著，當他知道有人要對他發動政變陰謀的時候，他在危機的前夕，向全法國的廣播電視發表了他堅定、但很少見的感性演講，他希望全法國人民支持他，防止法國淪為一隻破碎的玩物，他認為和平談判才能解決問題。
1962 年，在他苦口婆心的和陸軍對峙兩年後，先是派兵鎮壓了國家試圖軍事組織，再處理好幾次可能發生的政變陰謀，還有不斷的在電視在廣播中向全法國人的遊說，長達三年，終於他讓法國人點頭同意，阿爾及利亞獨立！
在這個過程當中，他當然是受傷慘重，而那個時候支持他必須擁有更高權力的人，只佔了 60%，比他恢復上台下跌了20%左右。
戴高樂在那次憲法修正之後，再次的就任，這次他的職位是總統，他的就職演說激怒了反對阿爾及利亞獨立的人，尤其是激進的右翼法軍將領。
但是我剛剛說了，到 1962 年，他說服了大家，這真的很不容易。
一個人得到了權力，經過了 12 年，年輕的你有理想，自己決定下野可能是天真，經過 12 年，有的人就會覺得「我當時都敢下台，現在為什麼不敢下台？」有的人會覺得「我好不容易得到了權力，我一定要緊抱著它。」
但戴高樂不是，他就是戴高樂，他永遠記住他自己在戰爭中對自己寫的那句話：我不可以對不起戴高樂這個名字。
於是他在日記中寫下：
儘管一位政治家意志堅強、不屈不撓、廣受各方擁護與支持，組成穩定的聯盟關係，但如果他無法掌握他所身處的時代的特性和脈動，無法堅持他的理念，他最終還是會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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