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1

製冷片空調蘇怡寧醫師愛碎念 在Facebook 的評價

Accepted Answer

歷史不可忘

關於武漢肺炎

前幾天才剛說出心中的憂慮
很悲傷的似乎一切就要真實的發生了
求人不如求己
麻煩台灣自己動起來

怎麼做？
阻斷傳染鍊是唯一的解法

昨天
我們老師台大李源德院長在個人臉書上寫了一篇關於當時SARS過程的文章
對於我們這些一起經歷過這一段的人來說
歷歷在目
就好像回到了當時

前事之不忘
後事之師

老師沒有開地球權限
但我覺得
時間過去許多年了
或許
很多年輕人對這段的記憶很模糊
而這段歷史還是要讓大家知道
一定會對這次武漢肺炎的戰鬥有更多的幫助

所以
特別徵得老師的同意
轉載於此

李院長的全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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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1-21(W2)陰後睛

從2020年的「武漢肺炎」想到2003年SARS的慘烈突襲

兩軍交戰，要知己知彼，才能百戰百勝。
可是如果，敵人深不可測，不知來自何方？藏身何處？卻招招見血，還得和他近身肉搏，這戰役，肯定慘烈無比。事隔17年，2019年12月，在中國武漢竟然再次發生「嚴重感染性肺炎」，病人都與野生市場相關，疫情快速蔓延，迄今不到一個月，中國有200多病例，巳有9國出現通報病例，世界衛生組織確認元凶為一株人體首見的新型冠狀病毒，我國也在2020年1月21日確定自武漢回國的女台商的嚴重感染性肺炎診斷。如同2002年的SARS，2012年中東呼吸症候群(MERS) ，這次的肺炎都屬人畜共通的冠狀病毒族譜。
隨著華人春節的大批返鄉，地球上最大型人口移動，勢必病毒擴散，人與人的感染大增，成為快樂新年的嚴重危脅。
「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觀成事，聞往古，或有助益。玆將2003年當時SARS之疫，聊誌如次，以供大家參考，是以為文。
…………………………………………………………………………….
猶憶2003年春天，新興傳染病SARS悄然襲台，時台大率先披掛上陣，成為第一家啟動抗煞戰疫的醫院；到後期，台大以全國百分之三的醫護人力，共收治百分之四十以上的SARS病患，並創下「零死亡」紀錄。這場戰役，成為我院長任內最悲壯、最殘酷、充滿驚濤駭浪的一役，但也是最光榮、最感動、最無愧的一場勝仗。
雖然疫情早已遠離，但午夜夢迴，許多驚心動魄的景象還在腦海浮現。
初時，2002年12月底，中國大陸陸續在網路傳出某種「怪病」，悄悄流竄在廣東地區，據說患者不約而同出現高燒不退、咳嗽等症狀，並且很快惡化為呼吸衰竭，進而死亡；然而，怪病的病原不明，傳染途徑不清楚，更查不出快速致命的原因，遑論有效治療。
中國官方初期始終未正面證實其境內出現疫情，一直到情況瀕臨失控，才在2003年2月11日首度向世界衛生組織通報：廣東地區爆發急性上呼吸道疾病轉而惡化成非典型肺炎的疫情，造成305人感染，其中5人死亡，特殊的是感染者有三分之一是醫護人員。
由於未能及早防堵，在消息曝光的同時，非典型肺炎早已隨著便利的交通及春節假期，在香港、越南、新加坡、加拿大等地傳染開來，全球各國如臨大敵，民眾陷入集體恐慌。
僅和中國大陸一海之隔的台灣，雖也同樣憂懼，但在疑凶不明之際，政府除了要求往返兩地的台商若有異常發燒或呼吸道症狀，應儘速就醫外，似也無能為力。
3月8日，一位五十四歲的勤姓台商因咳嗽、高燒、肺炎到台大急診，第二天出現急性呼吸窘迫症候群，進行插管治療，3月10日轉入加護病房隔離室。到了3月14日，勤姓台商太太也因發燒不退，到台大急診就醫；感控小組警覺到兩人一家同時感染肺炎，太不尋常，產生高度警覺。我接獲通報消息，正值前往龍潭開會途中，車上即刻去電林芳郁副院長，並約請感染科張上淳主任密切注意，當即成立因應醫療小組。
張上淳教授憑著專業判斷，直覺事態不輕，一方面立即進行各項檢查，開啟標準作業流程，隨即向我通報院內可能出現台灣首位SARS病例。林副院長隨即在當天下午五時召開感染管制小組緊急會議，做成幾點關鍵決議：
(1)立即啟動P3級感染控制防護措施，勤姓夫妻住的加護隔離病房，空調完全獨立，病人口鼻分泌物也隔離處理；相關醫護人員除使用N95口罩，需穿上兩層手術衣、戴帽子、加上兩層手套並勤洗手。
(2)緊急徵調加護病房隔離室，做為收治SARS病患的隔離病房。
(3)指派專責醫護人員照顧勤先生與勤太太，避免交互感染。
(4)嚴密管制加護病房隔離室進出人員，並由管控人員由監視器觀測醫護人員是做好百分之百防護措施。
這些管控措施，確立了台大醫護人員照顧SARS病患的基本守則，相信也是國內首波SARS疫情得以防堵的重要關鍵。
SARS侵門踏戶，直驅台灣，台大也立刻站上烽火線。3月15日一大早，我召集五位副院長、兩位醫務秘書、內科、外科、急診、精神、護理、總務、醫療事務、醫學研究等部門主任及所有感染科醫師，成立「SARS緊急應變團隊」，從此每天上、下午定時開會兩次，隨時掌握最新疫情，以便即刻應變。
當天我們做了一個相當重要的決定：對勤先生進行活體肺部切片，希望可以找到神秘致病原的答案。這是全球首例採集SARS病患發病階段的病理組織（其他病理組織多於病患死亡後採集），而病理科當天即化驗出切片結果，對SARS的病原追究有重大意義。為了怕開刀房遭受感染，當時病人是在加護病房裡直接完成切片手術，事後證明，這也是一項明智果敢的決策判斷。
接下來，疑似染煞病例接二連三出現，速度快得令人無法喘息，但台大仍臨危不亂，劍及履及，有效的疫情控制，贏得許多讚譽。也因此贏得美國專家的信賴，在3月18日，將一名美籍外交官的十歲孩子在越南旅遊時疑似染煞，在家人及美國疾病管制局三位專家陪同下，包機自越南抵達松山機場，直接前來台大就醫。最後台大很快診斷出，男童感染的是一般肺炎，與SARS無關。
3月20日，勤姓台商之子又病發送醫。25日，照顧勤太太的胸腔科總醫師蔡醫師，也因高燒住進隔離病房，成為國內第一起醫護人員感染SARS的病例。26日，中鼎公司六名曾赴北京的員工爆發集體感染，其中四人症狀較為嚴重，均送往台大急診住院。
由於台大加護病房隔離室不足，此時我們發出希望其他醫院能伸援的呼聲，但沒想到得到的反應是「歡迎台大把肺結核病患轉來，就可空出病床，但希望SARS病人留在台大」，甚至口徑一致假推崇台大醫術高超，以「台大比較有經驗，SARS病人留在台大比較好」。後來在疾管局及臺北市衛生局協助下，三總收治一人，臺北榮總收治兩人。27日，又有一名中鼎員工五歲之子送入台大。
春寒料峭的3月，台大成了一個敵蹤環伺的孤獨巨人。感染原不斷湧入，卻切不掉源頭，成為台大醫護人員最大的隱憂。尤其蔡醫師在N95、防護衣、護目鏡等重裝備下仍被感染的消息傳出後，大家肩負沈重壓力，既要悉心照顧病患，又得全力保護自己。後來我們研判，蔡醫師在為勤太太緊急插管時，可能因為突然彎腰改變姿勢，使得N95口罩未能完全緊貼臉部，加上病人因插管而劇烈咳嗽，蔡醫師不慎吸入帶有病毒的飛沫而感染。這始料未及的情況，說明SARS病毒之猛烈及傳染性之高，確屬罕見，更讓大家繃緊神經。
台大除了院內防疫不敢鬆懈，也支援全國性防疫工作，最辛苦的是感染科張上淳主任，每天都為新聞局錄製最新的SARS防疫衛教短片，讓民眾每天都可以透過電視，瞭解如何防範SARS的侵襲。台大也舉辦好幾場SARS病毒防治研討會，提供其他醫療院所防治經驗，參加人數場場爆滿。
一直到4月初，台灣第一波SARS疫情暫歇，台大共收治十一名SARS病患，全部陸續康復出院；接觸照顧的醫護人員高達一百三十多人，醫護人員感染率不到百分之一，遠低於香港、新加坡等地的感染率，算是交出一張漂亮的成績單。
政府一開始自豪於台灣的「三零紀錄」（零社區感染率、零移出率、零死亡率），有不少醫界人士推許最大功臣，應屬守住第一道防線的台大醫院。
我們此時不只一次提出警訊，研擬出「當SARS疫情擴大蔓延時政府的因應措施與建議方案」，強調防範院內感染遠比社區感染更為重要，建議衛生署緊急調度一所專責醫院來收治SARS病患，以避免各醫院交叉感染。可是衛生主管機關卻不能洞燭機先，只著眼「社區感染」之防備，光是為了SARS可否列入法定傳染病，中央與臺北市衛生單位就互不相讓，錯失防治優勢；後來在關鍵的防疫策略制訂上，主事者更是不能察納雅言，與專業建議背道而馳，以致埋下禍根。
果然， 4月下旬由和平醫院爆發集體感染開始，防疫工作節節敗退，接下來就像兵敗如山倒，SARS如入無人之境，在全台到處肆虐；台灣染煞病例增加的速度，竟躍居全球之冠，釀成一場世紀災難。
4月22日，臺北市衛生局證實和平醫院出現集體感染，共有一名醫師、兩名護理人員、一名技術人員及兩名洗衣工等七人發病，但感染源不明。消息一出，我心一沈：「完了，台灣好不容易建立的防疫網已經破了！」不僅醫護人人自危，社會大眾更陷入集體恐慌，大家瘋狂搶購口罩、消毒水，SARS彷彿看不見的幽靈，隨時威脅著每一個生命。
4月23日，本於「專業禮遇」的原則，台大醫院主動積極地將和平醫院兩名病情較嚴重的醫護人員轉來台大，並在衛生署追蹤下，對六十一名員工及十二位病人家屬施以居家隔離；這一波疫情創下了SARS進入台灣後範圍最廣、人數最多的紀錄。
4月24日下午1時，衛生主管當局「師出無道」，在沒有任何配套措施的情況下，竟然倉促宣佈「和平醫院立即封院」，上千位醫護人員及病患、家屬被強制「關」在醫院中，沒有足夠的隔離防護措施，任何人都不想在高傳染性的環境下坐以待斃。
透過媒體現場直播，我們不斷看到和平院內失控的場景，醫護人員不甘被遺棄，有人抗命不從，拚命想往外逃，有人隔著玻璃窗拉布條哭訴：「我們為什麼要照護SARS病人？」其他科別住院病人家屬則焦急的守候在封鎖線外，擔心家人的安危，場面豈是一個「亂」字了得？
當時變調的醫護秀確實讓人傷心，但政府「不給武器的戰役」卻更荒謬。和平封院的決策過程，只能說草率無度，進一步的功過是非，相信歷史終有評斷。

「一步錯，全盤皆輸」，和平封院，未能封鎖病毒，曾去過和平的病患紛紛隱瞞接觸史，形成隱性感染源，疫情如滾雪球般愈滾愈大，4月29日先是鄰近的仁濟醫院封院，中興醫院也爆發疑似感染，臺北馬偕、北榮、三總也因收治多起SARS病例，不時有接觸感染傳聞。同時，因病人交叉感染牽連，高雄長庚、高醫、高雄榮總也陸續爆發群聚感染。
4月26日，台中中國醫學院附設醫院出現國內第一起SARS曾姓男子死亡病例，醫界幾乎人人自危。5月1日，和平醫院護理長陳靜秋女士不幸病逝，成為第一位染煞過世的白衣天使。5月15日，和平醫院林重威醫師也因病情惡化，轉院國泰醫院殉職，結束年輕寶貴的生命，令人非常痛心。這些噩耗不斷傳出，台灣上空如同鬼魅降臨，街道冷冷清清，股市房市崩盤，人與人隔著口罩彼此猜疑，一聲咳嗽都會挑起每個人的敏感神經，即使我所居住的社區，也將我歸類為「危險人物」。
至於台大醫院，從四月底開始，急診處人聲鼎沸，每天有接不完的發燒患者，疑似病例如潮水般湧入；病人對台大抱持高度期望，我們的醫療人力及環境空間明顯超載，卻又不忍見死不救。
總計從4月21日到5月12日，台大共篩檢761位SARS個案，經診斷疑似或可能病例137例，平均每天篩檢人數達40人，診斷為疑似或可能病例7人，而暫留急診待床之疑似或可能病例有11人。台大總共約一百床觀察床的急診部，並沒有獨立的空調病房，六十多位醫師及七十多位護士，每天都在高壓力的環境下工作，已經接近崩潰。
我們陸續實施多項緊急措施，其中包括：
(1) 人力調度：斷絕院際交流，暫停主治醫院到其他醫院兼外支援，禁止調回輪調外院的醫療人力，以切斷院際感染的機遇。
(2) 避免交叉感染：全院人員減少聚集及走動，盡量定點工作。
(3) 口罩調度：第一線醫護人員戴N95口罩，其餘人員全部使用外科手術口罩。
(4) 發給非醫療同仁每人一支體溫計，做好自我健康管理。
(5) 關閉東址部分病房，將西址病房規畫為SARS病患住院治療專用病房。
台大有接不完的新病例，當我們試圖將疑似或可能病例轉往他院時，得到的回應永遠是「我們沒有隔離病房」或是「隔離病房滿了」，絕大多數醫院僅是冷眼旁觀，盤算的是「SARS 病人最好別上門」；當時有醫院甚至在門口張貼海報，臺北市中心有家醫院，竟然掛起「本院未收SARS病人，請安心來院就診」的昭示，真是百年難見的亂世奇景。
我清楚記得4月28日那一天，行政院在晚上九點半緊急召集多家醫學中心院長共商對策，因為醫學中心才有人力、物力及能力對抗SARS，若能合組團隊更好。沒想到我一踏進行政院的會議室，劈頭就聽到當時所謂「醫界大老」的院長及林口長庚醫院院長，以叫囂的口吻稱道：「這些是你們公家醫院的事，與我們私人醫院無關！」，令人不敢相信。當天要不是行政院林信義副院長英明卓處，強力約束各家醫學中心共體時艱，可能有關SARS的防治工作，將仍由幾家公立醫院獨撐！「置身事外」，是這些醫院所奉行逃難的原則；我們的賣命演出，還落得長庚前主任委員吳德朗在回憶錄中，揶揄我們因應SARS各樣措施是「作秀」。
5月8日開始，台大急診醫護人員陸續出現發燒症狀，5月10日感控小組向我報告，急診暫留區可能已有SARS群聚感染，我心中無比沈重：台大有無可逃避的社會責任，不能把病患拒於門外，但身為院長，我必須保護每一位員工及其他病人，不能犧牲他們的寶貴生命，不能讓急診成為院內感染的溫床，「更不能讓台大變成下一個和平醫院！」
台大如果發生大規模感染，國內疫情勢將失控，衝擊與震盪將難以想像，我該怎麼做呢？排山倒海的壓力讓我煎熬，我不只一次告訴自己，不能讓任何一位同仁倒地不起，如有意外，我必將辭職負責。心中有底之後，當天我召集相關主管緊急商議，決定以公館院區疏散病患，淨空急診內科暫留區，以進行封閉、隔離與消毒的緊急防疫。隨即動員急診部主管及醫護人員調度病房，漏夜模擬疏散病患至公館院區的作業流程。5月11日上午終於淨空急診內科暫留區病患，中午開始進行完全善後，我同仁上上下下埋頭苦幹，無任何怨言或退怯。
5月12日一早，感染情形仍未緩和，甚至在門把上都驗出了SARS病毒，我與院內應變團隊開會後共同決定，「台大要關閉急診，決戰境外」。我以電話向衛生署SARS總召集人李明亮教授報告這項決定，李明亮當時非常不諒解，一直問我：「可以不關嗎？這樣民眾會大恐慌！」我以沒有轉緩的態度向他說：「真的沒辦法，我不能逞強。」我也向他說明，台大有配套措施，儘量讓衝擊降至最低。當天晚間九點，台大便暫停急診服務，全面消毒淨空，這是台大創院一百零八年史無前例的。當天夜晚九時，為穩定社會信心，特別約請歐晉德副市長、李召集人，並會同感染專家及副院長們，在台大醫院第一會議室鄭重向全國宣佈台大醫院關閉急診服務，平穩而誠懇地將SARS疫情周知大眾，以專業高度讓民眾安心，所以未衍生社會的恐慌。
我從來未曾有片刻考慮個人的歷史定位，「寧可自己背負歷史罵名，也不能讓台大同仁折損一人。」事實上，在SARS疫情惡化之後，我就收拾好行李，準備住進醫院，和所有同仁共患難。我甚至要我太太做好心理準備：「如果我不幸染煞，鞠躬盡瘁，也就死而後已。」不過，後來在副院長林芳郁教授極力勸阻，他擔心同仁會因此產生更大壓力，並且拍胸脯保證，一定會「穩住」急診疫情，要我晚間還是駐家聯絡即可，多所考量，我才打消念頭。
自5月12日至26日重啟急診的兩星期內，我們獲得臺北市政府歐晉德副市長的大力協助，積極增設戶外發燒診療區、負壓隔離病房、發燒診療區獨立X光攝影設備、嚴格區分病患動線、進行流量管制、加強教育訓練等，同時也擬定復原計畫，實行SARS病人集中西址治療、病房分區治療、員工與病患體溫監測、訪客限制等院內保淨措施。
5月23日，危機到達最高點，台大列管嚴重病人達九十一人，隔離人數高六百六十二人，因為實施一人一室，所以台大僅有的負壓隔離病房早已額滿。為了做最壞的打算，我也請同仁擬出萬一台大全面封院時的應變計畫，幸而在全體同仁同舟一命的努力下，台大醫院終於控制住疫情，度過難關，重新再起。回想這段暫停急診的決策過程，我仍認為無悔無愧，當時要是沒有壯士斷腕，SARS疫情勢將難以收場。
另一方面，台大對於SARS病毒的相關研究，也如火如荼進行，以便找出病毒的致病原因，進而研究有效防治SARS的藥物。4月2日，台大醫學院及醫院共同在最快時間內，組成兩組防治SARS的研究團隊：
(1)防治SARS病毒的研究團隊：由內科部主任楊泮池召集，積極進行實驗室工作，確定SARS病毒的類型及致病原因。
(2)SARS病毒醫療團隊的臨床研究：由張上淳召集，快速的研究出「SARS病毒的醫療診治方法」，提供全國各醫療院所參考應用。
當急診重新開放，不過一星期時間，全台又送來966位發燒病人，平均七人就有一位是真正的SARS患者，短短七天我們就通報了138例病例。但台大醫院在稍微喘息之後已經站穩抗煞腳步，一步步逼退兇猛的敵人，沒有再發生院內感染的病例。時序來到炎熱的6月，全世界期盼的高溫協助遏止了SARS的蔓延，疫情接近尾聲。
6月6日，台大醫院獲得行政院頒發「抗煞有功」醫療團隊獎座，我內心百感交集：從3月8日台灣發現第一起病例，到7月5日世衛組織正式宣佈台灣從SARS感染區除名為止，台大共收治可能及疑似病例164例，且多是他院不敢收治的嚴重病人；台大以不到全國百分之三的微薄醫護人力，承擔百分之四十的SARS病人，這期間無人擅離職守，推託卸責，大家同舟共濟，心手相連，救人為先。過去台大獲獎無數，這座獎卻是用血汗及生命換來的，殊榮屬於全體台大人。
回憶抗煞過程，我每天一大早進行全院廣播，傳達最新的資訊，加強信心喊話；另外也走到第一線，撫慰重裝防護的醫護人員，並利用病房視訊關懷隔離住院同仁。我讓同仁感受到：他們並不孤單，醫院會盡全力保護每一個人的生命。患難見真情，一向「羞澀不敢求，孤傲不會給」的台大人，因SARS來犯而打破藩籬，彼此扶持；台大的表現也感動了冷漠的社會，多少人寫來鼓勵的卡片為我們加油打氣，多少善心人士踴躍捐輸物資，甚至企業領袖贊助研究經費，這些有形無形的力量，都是對抗SARS最有利的後盾。
當然，SARS也像一面照妖鏡，將人性的自私照得無處遁形：有人為了重利囤積防護物資，不顧醫護人員安危；有人無視居家隔離令，不顧可能散播病毒而四處走動；有人歧視醫護人員子女，強逼停課轉學；然而醫界也有人選擇逃避、拒收病人，甚至有「醫界大老」串連大型私人教學醫院，向政府施壓，要求將SARS病人集中在「公立醫院」，以免影響「生意」。這是後來倉促設置「國軍松山醫院」的後面背景。
在抗煞戰爭中，葉金川教授在和平醫院封院狀態下，身先士卒，深入封院病房，穩住抗命諸多醫護人員及病人，真也英雄。他曾批判台灣「時間正在流失，社會還捲在政治熱潮，無法自拔」。SARS席捲台灣時，正應驗這個評判。這場戰疫中，衛生署長、防疫處長和北市衛生局長先後下臺。在監察院約談時，塗署長指稱高估基層衛生單位、醫療院所的防疫能力，以致防疫出現漏洞。
我則認為，中央及地方不同調，政治角力，多頭馬車，不能尊重專業主張，官大學問大，貽誤時間，不能有效指揮財團醫院，才是原因。我在七月初，疫情已告段落，決定民眾進入醫院不必量體溫，還落得召集人譴責，威嚇將引用傳染病防治法處罰台大醫院，都令人心寒。
SARS初期，許多醫院排拒病人，但是後來健保局的醫院補償，有抗煞造成病人流失的營運收入損失，以及領取抗煞有功的獎牌，這些醫院不落人後，不也實在諷刺！回憶亂世眾生相，我有感傷，有感動，有感慨，更感謝老天，讓台大在前所未見的挑戰中浩劫重生，繼續迎接更多的試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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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來來
大家勤洗手
口罩也戴起來💪💪💪

好的
我們有目錄
新同學要發問前可以先找一下喔
你乖

我過去寫過文章的目錄在這裡👇👇👇👇
https://drsu.blog/2017/12/18/super-list/

不然
置頂文也有

https://www.facebook.com/1737494576543429/posts/1807370666222486?s=1727931221&sfns=mo

對了
有同學說我寫太多很難找
關於這點我很抱歉
可以善用搜尋功能喔
https://drsu.blog/2018/01/01/super180101/

Tags: 製冷片空調

蘇怡寧醫師愛碎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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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方便新同學們比較容易快速上手跟上進度也讓我老人家可以少回幾封相同的訊息讓手指頭稍稍休息一下所以我特別將過去討論過的文章重新集結在部落格中方便大家搜尋相關議題及練功嘍大家一起來複習功課喔乖 https://drsu.blog ?小幫手提醒：舉手發問還是在FB比較快喔！

一個中年愛碎唸的大叔。也很榮幸的作為一個位於五大皆空之首的產科醫師。在這個極度混亂的年代，對於這個動輒得咎根本不該是人幹的工作，卻有著無可救藥的迷戀與堅持。想聽我嘮叨的就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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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不可忘關於武漢肺炎前幾天才剛說出心中的憂慮很悲傷的似乎一切就要真實的發生了求人不如求己麻煩台灣自己動起來怎麼做？阻斷傳染鍊是唯一的解法昨天我們老師台大李源德院長在個人臉書上寫了一篇關於當時SARS過程的文章對於我們這些一起經歷過這一段的人來說歷歷在目就好像回到了當時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老師沒有開地球權限但我覺得時間過去許多年了或許很多年輕人對這段的記憶很模糊而這段歷史還是要讓大家知道一定會對這次武漢肺炎的戰鬥有更多的幫助所以特別徵得老師的同意轉載於此李院長的全文如下👇👇👇👇==============================2020-01-21(W2)陰後睛從2020年的「武漢肺炎」想到2003年SARS的慘烈突襲     兩軍交戰，要知己知彼，才能百戰百勝。     可是如果，敵人深不可測，不知來自何方？藏身何處？ 卻招招見血，還得和他近身肉搏，這戰役，肯定慘烈無比。事隔17年，2019年12月，在中國武漢竟然再次發生「嚴重感染性肺炎」，病人都與野生市場相關，疫情快速蔓延，迄今不到一個月，中國有200多病例，巳有9國出現通報病例，世界衛生組織確認元凶為一株人體首見的新型冠狀病毒，我國也在2020年1月21日確定自武漢回國的女台商的嚴重感染性肺炎診斷。如同2002年的SARS，2012年中東呼吸症候群(MERS) ，這次的肺炎都屬人畜共通的冠狀病毒族譜。     隨著華人春節的大批返鄉，地球上最大型人口移動，勢必病毒擴散，人與人的感染大增，成為快樂新年的嚴重危脅。  「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觀成事，聞往古，或有助益。玆將2003年當時SARS之疫，聊誌如次，以供大家參考，是以為文。 …………………………………………………………………………….        猶憶2003年春天，新興傳染病SARS悄然襲台，時台大率先披掛上陣，成為第一家啟動抗煞戰疫的醫院；到後期，台大以全國百分之三的醫護人力，共收治百分之四十以上的SARS病患，並創下「零死亡」紀錄。這場戰役，成為我院長任內最悲壯、最殘酷、充滿驚濤駭浪的一役，但也是最光榮、最感動、最無愧的一場勝仗。        雖然疫情早已遠離，但午夜夢迴，許多驚心動魄的景象還在腦海浮現。初時，2002年12月底，中國大陸陸續在網路傳出某種「怪病」，悄悄流竄在廣東地區，據說患者不約而同出現高燒不退、咳嗽等症狀，並且很快惡化為呼吸衰竭，進而死亡；然而，怪病的病原不明，傳染途徑不清楚，更查不出快速致命的原因，遑論有效治療。         中國官方初期始終未正面證實其境內出現疫情，一直到情況瀕臨失控，才在2003年2月11日首度向世界衛生組織通報：廣東地區爆發急性上呼吸道疾病轉而惡化成非典型肺炎的疫情，造成305人感染，其中5人死亡，特殊的是感染者有三分之一是醫護人員。        由於未能及早防堵，在消息曝光的同時，非典型肺炎早已隨著便利的交通及春節假期，在香港、越南、新加坡、加拿大等地傳染開來，全球各國如臨大敵，民眾陷入集體恐慌。僅和中國大陸一海之隔的台灣，雖也同樣憂懼，但在疑凶不明之際，政府除了要求往返兩地的台商若有異常發燒或呼吸道症狀，應儘速就醫外，似也無能為力。        3月8日，一位五十四歲的勤姓台商因咳嗽、高燒、肺炎到台大急診，第二天出現急性呼吸窘迫症候群，進行插管治療，3月10日轉入加護病房隔離室。到了3月14日，勤姓台商太太也因發燒不退，到台大急診就醫；感控小組警覺到兩人一家同時感染肺炎，太不尋常，產生高度警覺。我接獲通報消息，正值前往龍潭開會途中，車上即刻去電林芳郁副院長，並約請感染科張上淳主任密切注意，當即成立因應醫療小組。         張上淳教授憑著專業判斷，直覺事態不輕，一方面立即進行各項檢查，開啟標準作業流程，隨即向我通報院內可能出現台灣首位SARS病例。林副院長隨即在當天下午五時召開感染管制小組緊急會議，做成幾點關鍵決議：(1)立即啟動P3級感染控制防護措施，勤姓夫妻住的加護隔離病房，空調完全獨立，病人口鼻分泌物也隔離處理；相關醫護人員除使用N95口罩，需穿上兩層手術衣、戴帽子、加上兩層手套並勤洗手。(2)緊急徵調加護病房隔離室，做為收治SARS病患的隔離病房。(3)指派專責醫護人員照顧勤先生與勤太太，避免交互感染。(4)嚴密管制加護病房隔離室進出人員，並由管控人員由監視器觀測醫護人員是做好百分之百防護措施。 這些管控措施，確立了台大醫護人員照顧SARS病患的基本守則，相信也是國內首波SARS疫情得以防堵的重要關鍵。         SARS侵門踏戶，直驅台灣，台大也立刻站上烽火線。3月15日一大早，我召集五位副院長、兩位醫務秘書、內科、外科、急診、精神、護理、總務、醫療事務、醫學研究等部門主任及所有感染科醫師，成立「SARS緊急應變團隊」，從此每天上、下午定時開會兩次，隨時掌握最新疫情，以便即刻應變。         當天我們做了一個相當重要的決定：對勤先生進行活體肺部切片，希望可以找到神秘致病原的答案。這是全球首例採集SARS病患發病階段的病理組織（其他病理組織多於病患死亡後採集），而病理科當天即化驗出切片結果，對SARS的病原追究有重大意義。為了怕開刀房遭受感染，當時病人是在加護病房裡直接完成切片手術，事後證明，這也是一項明智果敢的決策判斷。        接下來，疑似染煞病例接二連三出現，速度快得令人無法喘息，但台大仍臨危不亂，劍及履及，有效的疫情控制，贏得許多讚譽。也因此贏得美國專家的信賴，在3月18日，將一名美籍外交官的十歲孩子在越南旅遊時疑似染煞，在家人及美國疾病管制局三位專家陪同下，包機自越南抵達松山機場，直接前來台大就醫。最後台大很快診斷出，男童感染的是一般肺炎，與SARS無關。         3月20日，勤姓台商之子又病發送醫。25日，照顧勤太太的胸腔科總醫師蔡醫師，也因高燒住進隔離病房，成為國內第一起醫護人員感染SARS的病例。26日，中鼎公司六名曾赴北京的員工爆發集體感染，其中四人症狀較為嚴重，均送往台大急診住院。         由於台大加護病房隔離室不足，此時我們發出希望其他醫院能伸援的呼聲，但沒想到得到的反應是「歡迎台大把肺結核病患轉來，就可空出病床，但希望SARS病人留在台大」，甚至口徑一致假推崇台大醫術高超，以「台大比較有經驗，SARS病人留在台大比較好」。後來在疾管局及臺北市衛生局協助下，三總收治一人，臺北榮總收治兩人。27日，又有一名中鼎員工五歲之子送入台大。         春寒料峭的3月，台大成了一個敵蹤環伺的孤獨巨人。感染原不斷湧入，卻切不掉源頭，成為台大醫護人員最大的隱憂。尤其蔡醫師在N95、防護衣、護目鏡等重裝備下仍被感染的消息傳出後，大家肩負沈重壓力，既要悉心照顧病患，又得全力保護自己。後來我們研判，蔡醫師在為勤太太緊急插管時，可能因為突然彎腰改變姿勢，使得N95口罩未能完全緊貼臉部，加上病人因插管而劇烈咳嗽，蔡醫師不慎吸入帶有病毒的飛沫而感染。這始料未及的情況，說明SARS病毒之猛烈及傳染性之高，確屬罕見，更讓大家繃緊神經。         台大除了院內防疫不敢鬆懈，也支援全國性防疫工作，最辛苦的是感染科張上淳主任，每天都為新聞局錄製最新的SARS防疫衛教短片，讓民眾每天都可以透過電視，瞭解如何防範SARS的侵襲。台大也舉辦好幾場SARS病毒防治研討會，提供其他醫療院所防治經驗，參加人數場場爆滿。一直到4月初，台灣第一波SARS疫情暫歇，台大共收治十一名SARS病患，全部陸續康復出院；接觸照顧的醫護人員高達一百三十多人，醫護人員感染率不到百分之一，遠低於香港、新加坡等地的感染率，算是交出一張漂亮的成績單。        政府一開始自豪於台灣的「三零紀錄」（零社區感染率、零移出率、零死亡率），有不少醫界人士推許最大功臣，應屬守住第一道防線的台大醫院。        我們此時不只一次提出警訊，研擬出「當SARS疫情擴大蔓延時政府的因應措施與建議方案」，強調防範院內感染遠比社區感染更為重要，建議衛生署緊急調度一所專責醫院來收治SARS病患，以避免各醫院交叉感染。可是衛生主管機關卻不能洞燭機先，只著眼「社區感染」之防備，光是為了SARS可否列入法定傳染病，中央與臺北市衛生單位就互不相讓，錯失防治優勢；後來在關鍵的防疫策略制訂上，主事者更是不能察納雅言，與專業建議背道而馳，以致埋下禍根。        果然， 4月下旬由和平醫院爆發集體感染開始，防疫工作節節敗退，接下來就像兵敗如山倒，SARS如入無人之境，在全台到處肆虐；台灣染煞病例增加的速度，竟躍居全球之冠，釀成一場世紀災難。         4月22日，臺北市衛生局證實和平醫院出現集體感染，共有一名醫師、兩名護理人員、一名技術人員及兩名洗衣工等七人發病，但感染源不明。消息一出，我心一沈：「完了，台灣好不容易建立的防疫網已經破了！」不僅醫護人人自危，社會大眾更陷入集體恐慌，大家瘋狂搶購口罩、消毒水，SARS彷彿看不見的幽靈，隨時威脅著每一個生命。         4月23日，本於「專業禮遇」的原則，台大醫院主動積極地將和平醫院兩名病情較嚴重的醫護人員轉來台大，並在衛生署追蹤下，對六十一名員工及十二位病人家屬施以居家隔離；這一波疫情創下了SARS進入台灣後範圍最廣、人數最多的紀錄。         4月24日下午1時，衛生主管當局「師出無道」，在沒有任何配套措施的情況下，竟然倉促宣佈「和平醫院立即封院」，上千位醫護人員及病患、家屬被強制「關」在醫院中，沒有足夠的隔離防護措施，任何人都不想在高傳染性的環境下坐以待斃。         透過媒體現場直播，我們不斷看到和平院內失控的場景，醫護人員不甘被遺棄，有人抗命不從，拚命想往外逃，有人隔著玻璃窗拉布條哭訴：「我們為什麼要照護SARS病人？」其他科別住院病人家屬則焦急的守候在封鎖線外，擔心家人的安危，場面豈是一個「亂」字了得？         當時變調的醫護秀確實讓人傷心，但政府「不給武器的戰役」卻更荒謬。和平封院的決策過程，只能說草率無度，進一步的功過是非，相信歷史終有評斷。            「一步錯，全盤皆輸」，和平封院，未能封鎖病毒，曾去過和平的病患紛紛隱瞞接觸史，形成隱性感染源，疫情如滾雪球般愈滾愈大，4月29日先是鄰近的仁濟醫院封院，中興醫院也爆發疑似感染，臺北馬偕、北榮、三總也因收治多起SARS病例，不時有接觸感染傳聞。同時，因病人交叉感染牽連，高雄長庚、高醫、高雄榮總也陸續爆發群聚感染。         4月26日，台中中國醫學院附設醫院出現國內第一起SARS曾姓男子死亡病例，醫界幾乎人人自危。5月1日，和平醫院護理長陳靜秋女士不幸病逝，成為第一位染煞過世的白衣天使。5月15日，和平醫院林重威醫師也因病情惡化，轉院國泰醫院殉職，結束年輕寶貴的生命，令人非常痛心。這些噩耗不斷傳出，台灣上空如同鬼魅降臨，街道冷冷清清，股市房市崩盤，人與人隔著口罩彼此猜疑，一聲咳嗽都會挑起每個人的敏感神經，即使我所居住的社區，也將我歸類為「危險人物」。         至於台大醫院，從四月底開始，急診處人聲鼎沸，每天有接不完的發燒患者，疑似病例如潮水般湧入；病人對台大抱持高度期望，我們的醫療人力及環境空間明顯超載，卻又不忍見死不救。         總計從4月21日到5月12日，台大共篩檢761位SARS個案，經診斷疑似或可能病例137例，平均每天篩檢人數達40人，診斷為疑似或可能病例7人，而暫留急診待床之疑似或可能病例有11人。台大總共約一百床觀察床的急診部，並沒有獨立的空調病房，六十多位醫師及七十多位護士，每天都在高壓力的環境下工作，已經接近崩潰。         我們陸續實施多項緊急措施，其中包括：(1)     人力調度：斷絕院際交流，暫停主治醫院到其他醫院兼外支援，禁止調回輪調外院的醫療人力，以切斷院際感染的機遇。(2)     避免交叉感染：全院人員減少聚集及走動，盡量定點工作。(3)     口罩調度：第一線醫護人員戴N95口罩，其餘人員全部使用外科手術口罩。(4)     發給非醫療同仁每人一支體溫計，做好自我健康管理。(5)     關閉東址部分病房，將西址病房規畫為SARS病患住院治療專用病房。台大有接不完的新病例，當我們試圖將疑似或可能病例轉往他院時，得到的回應永遠是「我們沒有隔離病房」或是「隔離病房滿了」，絕大多數醫院僅是冷眼旁觀，盤算的是「SARS 病人最好別上門」；當時有醫院甚至在門口張貼海報，臺北市中心有家醫院，竟然掛起「本院未收SARS病人，請安心來院就診」的昭示，真是百年難見的亂世奇景。         我清楚記得4月28日那一天，行政院在晚上九點半緊急召集多家醫學中心院長共商對策，因為醫學中心才有人力、物力及能力對抗SARS，若能合組團隊更好。沒想到我一踏進行政院的會議室，劈頭就聽到當時所謂「醫界大老」的院長及林口長庚醫院院長，以叫囂的口吻稱道：「這些是你們公家醫院的事，與我們私人醫院無關！」，令人不敢相信。當天要不是行政院林信義副院長英明卓處，強力約束各家醫學中心共體時艱，可能有關SARS的防治工作，將仍由幾家公立醫院獨撐！「置身事外」，是這些醫院所奉行逃難的原則；我們的賣命演出，還落得長庚前主任委員吳德朗在回憶錄中，揶揄我們因應SARS各樣措施是「作秀」。         5月8日開始，台大急診醫護人員陸續出現發燒症狀，5月10日感控小組向我報告，急診暫留區可能已有SARS群聚感染，我心中無比沈重：台大有無可逃避的社會責任，不能把病患拒於門外，但身為院長，我必須保護每一位員工及其他病人，不能犧牲他們的寶貴生命，不能讓急診成為院內感染的溫床，「更不能讓台大變成下一個和平醫院！」         台大如果發生大規模感染，國內疫情勢將失控，衝擊與震盪將難以想像，我該怎麼做呢？排山倒海的壓力讓我煎熬，我不只一次告訴自己，不能讓任何一位同仁倒地不起，如有意外，我必將辭職負責。心中有底之後，當天我召集相關主管緊急商議，決定以公館院區疏散病患，淨空急診內科暫留區，以進行封閉、隔離與消毒的緊急防疫。隨即動員急診部主管及醫護人員調度病房，漏夜模擬疏散病患至公館院區的作業流程。5月11日上午終於淨空急診內科暫留區病患，中午開始進行完全善後，我同仁上上下下埋頭苦幹，無任何怨言或退怯。         5月12日一早，感染情形仍未緩和，甚至在門把上都驗出了SARS病毒，我與院內應變團隊開會後共同決定，「台大要關閉急診，決戰境外」。我以電話向衛生署SARS總召集人李明亮教授報告這項決定，李明亮當時非常不諒解，一直問我：「可以不關嗎？這樣民眾會大恐慌！」我以沒有轉緩的態度向他說：「真的沒辦法，我不能逞強。」我也向他說明，台大有配套措施，儘量讓衝擊降至最低。當天晚間九點，台大便暫停急診服務，全面消毒淨空，這是台大創院一百零八年史無前例的。當天夜晚九時，為穩定社會信心，特別約請歐晉德副市長、李召集人，並會同感染專家及副院長們，在台大醫院第一會議室鄭重向全國宣佈台大醫院關閉急診服務，平穩而誠懇地將SARS疫情周知大眾，以專業高度讓民眾安心，所以未衍生社會的恐慌。         我從來未曾有片刻考慮個人的歷史定位，「寧可自己背負歷史罵名，也不能讓台大同仁折損一人。」事實上，在SARS疫情惡化之後，我就收拾好行李，準備住進醫院，和所有同仁共患難。我甚至要我太太做好心理準備：「如果我不幸染煞，鞠躬盡瘁，也就死而後已。」不過，後來在副院長林芳郁教授極力勸阻，他擔心同仁會因此產生更大壓力，並且拍胸脯保證，一定會「穩住」急診疫情，要我晚間還是駐家聯絡即可，多所考量，我才打消念頭。         自5月12日至26日重啟急診的兩星期內，我們獲得臺北市政府歐晉德副市長的大力協助，積極增設戶外發燒診療區、負壓隔離病房、發燒診療區獨立X光攝影設備、嚴格區分病患動線、進行流量管制、加強教育訓練等，同時也擬定復原計畫，實行SARS病人集中西址治療、病房分區治療、員工與病患體溫監測、訪客限制等院內保淨措施。         5月23日，危機到達最高點，台大列管嚴重病人達九十一人，隔離人數高六百六十二人，因為實施一人一室，所以台大僅有的負壓隔離病房早已額滿。為了做最壞的打算，我也請同仁擬出萬一台大全面封院時的應變計畫，幸而在全體同仁同舟一命的努力下，台大醫院終於控制住疫情，度過難關，重新再起。回想這段暫停急診的決策過程，我仍認為無悔無愧，當時要是沒有壯士斷腕，SARS疫情勢將難以收場。         另一方面，台大對於SARS病毒的相關研究，也如火如荼進行，以便找出病毒的致病原因，進而研究有效防治SARS的藥物。4月2日，台大醫學院及醫院共同在最快時間內，組成兩組防治SARS的研究團隊：(1)防治SARS病毒的研究團隊：由內科部主任楊泮池召集，積極進行實驗室工作，確定SARS病毒的類型及致病原因。(2)SARS病毒醫療團隊的臨床研究：由張上淳召集，快速的研究出「SARS病毒的醫療診治方法」，提供全國各醫療院所參考應用。         當急診重新開放，不過一星期時間，全台又送來966位發燒病人，平均七人就有一位是真正的SARS患者，短短七天我們就通報了138例病例。但台大醫院在稍微喘息之後已經站穩抗煞腳步，一步步逼退兇猛的敵人，沒有再發生院內感染的病例。時序來到炎熱的6月，全世界期盼的高溫協助遏止了SARS的蔓延，疫情接近尾聲。6月6日，台大醫院獲得行政院頒發「抗煞有功」醫療團隊獎座，我內心百感交集：從3月8日台灣發現第一起病例，到7月5日世衛組織正式宣佈台灣從SARS感染區除名為止，台大共收治可能及疑似病例164例，且多是他院不敢收治的嚴重病人；台大以不到全國百分之三的微薄醫護人力，承擔百分之四十的SARS病人，這期間無人擅離職守，推託卸責，大家同舟共濟，心手相連，救人為先。過去台大獲獎無數，這座獎卻是用血汗及生命換來的，殊榮屬於全體台大人。         回憶抗煞過程，我每天一大早進行全院廣播，傳達最新的資訊，加強信心喊話；另外也走到第一線，撫慰重裝防護的醫護人員，並利用病房視訊關懷隔離住院同仁。我讓同仁感受到：他們並不孤單，醫院會盡全力保護每一個人的生命。患難見真情，一向「羞澀不敢求，孤傲不會給」的台大人，因SARS來犯而打破藩籬，彼此扶持；台大的表現也感動了冷漠的社會，多少人寫來鼓勵的卡片為我們加油打氣，多少善心人士踴躍捐輸物資，甚至企業領袖贊助研究經費，這些有形無形的力量，都是對抗SARS最有利的後盾。         當然，SARS也像一面照妖鏡，將人性的自私照得無處遁形：有人為了重利囤積防護物資，不顧醫護人員安危；有人無視居家隔離令，不顧可能散播病毒而四處走動；有人歧視醫護人員子女，強逼停課轉學；然而醫界也有人選擇逃避、拒收病人，甚至有「醫界大老」串連大型私人教學醫院，向政府施壓，要求將SARS病人集中在「公立醫院」，以免影響「生意」。這是後來倉促設置「國軍松山醫院」的後面背景。         在抗煞戰爭中，葉金川教授在和平醫院封院狀態下，身先士卒，深入封院病房，穩住抗命諸多醫護人員及病人，真也英雄。他曾批判台灣「時間正在流失，社會還捲在政治熱潮，無法自拔」。SARS席捲台灣時，正應驗這個評判。這場戰疫中，衛生署長、防疫處長和北市衛生局長先後下臺。在監察院約談時，塗署長指稱高估基層衛生單位、醫療院所的防疫能力，以致防疫出現漏洞。         我則認為，中央及地方不同調，政治角力，多頭馬車，不能尊重專業主張，官大學問大，貽誤時間，不能有效指揮財團醫院，才是原因。我在七月初，疫情已告段落，決定民眾進入醫院不必量體溫，還落得召集人譴責，威嚇將引用傳染病防治法處罰台大醫院，都令人心寒。         SARS初期，許多醫院排拒病人，但是後來健保局的醫院補償，有抗煞造成病人流失的營運收入損失，以及領取抗煞有功的獎牌，這些醫院不落人後，不也實在諷刺！回憶亂世眾生相，我有感傷，有感動，有感慨，更感謝老天，讓台大在前所未見的挑戰中浩劫重生，繼續迎接更多的試煉。==============================來來來大家勤洗手口罩也戴起來💪💪💪好的我們有目錄新同學要發問前可以先找一下喔你乖我過去寫過文章的目錄在這裡👇👇👇👇https://drsu.blog/2017/12/18/super-list/不然置頂文也有https://www.facebook.com/1737494576543429/posts/1807370666222486?s=1727931221&sfns=mo對了有同學說我寫太多很難找關於這點我很抱歉可以善用搜尋功能喔https://drsu.blog/2018/01/01/super180101/

Questio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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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天的夢想驛站》NHK紀錄片：《731部隊的真實》菁英醫者與人體實驗【日本公共電視台NHK在戰敗紀念日前夕  不畏政府與右翼人士壓力  找到當年第一手史料與錄音  誠實面對日本當年在中國東北進行人體細菌實驗的醜陋歷史】8月13日，正值日本盂蘭盆節(中元節)連假期間， NHK電視台在晚間九點，播出了一支名為《731部隊的真實》紀錄片，震驚了全日本。因為裡頭許多首度公開的史實，比任何鬼故事，都來得令人膽寒。「請站到麥克風前面，」NHK紀錄片。「為了開發細菌武器，把活生生的人，當作實驗素材，證詞一個個公開了，」NHK紀錄片。「我們將糜爛性毒氣投入人體實驗，在人的手腳上噴灑糜爛性毒氣，然後將他們關進拘留室觀察，」731部隊衛生兵古都(毒氣實驗)。「我看到那些個中國人的手，有3個人的手指全部凍黑了，然後掉了下來，另外2個人手凍到骨頭都露出來了，」關東軍防疫給水部隊憲兵隊員倉員(凍傷實驗)。這些人都來自「關東軍防疫給水部」，也就是惡名昭彰的731部隊。「活生生因當做實驗材料死亡的人數，據說高達3000人以上，」NHK紀錄片。「為何能夠進行如此大規模的人體實驗，NHK收集了國內外數百件資料，得出的調查結果顯示，罪犯不僅是軍人，更有東京大學，京都大學的醫界菁英，由他們來主導人體實驗，這才是事實，」NHK紀錄片。「這是機密中的機密就是指，為了將細菌戰投入戰場而做的研究，以及進行了人體實驗這兩件事，」關東軍軍醫部長。日本政府迄今，都以沒有歷史資料為由，拒絕承認731部隊在中國進行活體實驗，更遑論道歉。「這是1949年伯力城審判的原始錄音帶，」俄羅斯國家檔案館人員。「這些錄音帶裡是731部隊成員的聲音，全長長達22小時的錄音磁帶，這是在二戰結束4年後，為了審判731部隊的幹部，在前蘇聯舉行的軍事審判的記錄，」NHK紀錄片。1945年8月9日，蘇聯出兵滿洲(偽滿洲國)，位於哈爾濱的731部隊立即開始撤離，但是仍有部分人員遭蘇聯紅軍擄獲。日本NHK此次專程前往俄羅斯，取得1949年12月伯力城審判， 12名關東軍戰犯認罪錄音，完整揭露， 731部隊製造細菌炸彈，以及如何把活人當白老鼠的罪行。「(人體實驗是怎麼進行的，請你盡可能詳述)，我記得那是昭和18年(1943)的事情，為了測試疫苗的效果，使用了約50名中國人和滿人(滿洲國人)，來進行人體實驗，我們在糖水裡加入傷寒桿菌，然後強制逼他們喝下，使這些人感染病菌，我記得那次的人體實驗裡，大概有12到13人死亡，」731部隊衛生兵古都。「(731部隊囚犯中是否有女性存在？)，有的，(你們讓人感染上細菌之後是否有幫他們醫治？)，有幫他們治療，(那些人被你們治好之後怎樣了？)，等一段時間之後，再用他們進行其他的實驗，(你們就這樣一直拿那些人實驗直到他們死為止嗎？)，是這樣沒錯，(這麼說來，在你服役期間，這個部隊裡是不是沒有一個人能活著出來？)，誠如您所言，」731部隊細菌研究部部長川島清。「這些實驗用的人，被稱為圓木(MARUTA)。」NHK紀錄片。「這些人全部沒有頭髮，全都剃成光頭，像和尚似的，我們先在地上打好椿，打了一圈椿，然後把圓木栓在上頭，」731部隊前少年隊員三角武。「來的人有藥學博士，理科博士，醫學博士等等，那些人好多，所以說731部隊基本上，是集結了各界的權威，」731部隊前少年隊員三角武。「成為「技師」的醫學研究者，被賦予等同於軍醫的將校軍銜，並身居731部隊中樞。」NHK紀錄片。「我們從現存的部隊名冊，以及論文等資料中，梳理出並確認了「技師」的經歷。」NHK紀錄片。「派出最多研究者的是京都大學，其次是東京大學，至少有10所日本大學和研究機關，共40名研究者被調集到了731部隊，」NHK紀錄片。「原本應該捍衛生命的醫學家，為何會從事人體試驗。」NHK紀錄片。一切，皆以愛國為名。「醫界與軍隊交會的契機，就是1931年的918事變，建立了傀儡國家滿洲國，當時日本國民是支持的， (時任京都大學醫學部長)戶田正三說，醫學家應該為國家進出滿洲做出貢獻，」NHK紀錄片。在滿洲國成立四年之後，731部隊實驗室，於哈爾濱郊外20公里處建成。「被破壞過的建筑物的殘骸，是在二戰爭結束之際，為了隱藏這支部隊的存在而刻意爆破的，」NHK紀錄片。「在四方形的三層大樓裡，是裝有冷暖空調設備的最先進研究室，大樓中央設置有從周圍無法看見的牢獄，用來關押被用作試驗材料的人，731部隊編成於1936年，當時日本正進出(實為入侵)舊滿洲，為對抗國境接壤，正成為軍事威脅的蘇聯，交由731部隊開發細菌武器，統率731部隊的是軍醫石井四郎，當時，細菌武器在國際條約上，被禁止使用，但是日本認為以防衛為目的，因而繼續推動(細菌武器)計劃，」NHK紀錄片。頂著愛國的崇高口號，醫學菁英墮落成拿活人做實驗的惡魔。而且這些菁英並非單純的被迫服從，他們從國家得到的不只是「榮譽」，還有巨額金錢。「這是京大與文部省往來的文書，按年份保存在這裡，」京都大學人員。「從京都大學的歷史文書裡，首次發現了証明731部隊與大學，金錢往來的證據，作為細菌研究的報酬，軍方撥了換算成現在約500萬日圓的錢，支付給了研究者個人，收這筆錢的是當時京都大學，醫學部助理教授，田部井，」NHK紀錄片。田部井研究的項目，是致死率極高的沙門氏菌。「我們用注射器將沙門氏菌，注射到西瓜和香瓜裡，待確定細菌完全增殖後，就讓約5.6名滿洲人和支那(中國)人，讓他們吃掉了，(那些吃了水果的可憐人後來怎麼樣了？)，全員感染了，」田部井和的部下古都(沙門氏菌實驗)。至於高喊著愛國，把門下高徒大批送進731部隊的京大醫學部長的戶田正三，更是收獲豐碩。在他自己的研究報告中寫道，從陸軍等防寒服研究獲得8000日圓，滿洲國衛生狀態研究又拿了7000日圓。折成現在金額，戶田一共拿到超過2.5億日圓研究經費。「(部隊的經費有多少)，在昭和15年(1940)的時候，大概是1000萬日圓(約現今300億日圓)，我記得預算大概是這麼多，」731部隊細菌研究部部長川島清。在抗戰末期，731部隊終於踏進細菌武器的實戰使用階段。「在中國中部的數個城市，日軍至少3次散布了細菌，國際條約明令禁止使用細菌武器攻擊，但日本在未獲批准的情況下，秘密地使用了，」NHK紀錄片。日軍將鼠疫桿菌，霍亂弧菌和沙門氏菌，散布到水源，做為大量毒殺老百姓的工具。「那時在當地的中國人俘虜收容所有兩處，人數大約3000人，我參與5製作饅頭，將饅頭稍稍放涼後，用注射器將細菌注射到饅頭中，(之後那3000個饅頭拿去哪兒了)，我們將饅頭送到收容所並交給每個人讓他們吃下去，我們把他們原地釋放了， (目的是要讓鼠疫桿菌大量感染嗎？)，是的 我聽到的是那樣，」田部井和的部下古都。「如今追問著我們的，是醫學研究者和731部隊的真相，那就是，在不斷向戰爭突進之際，不知何時，這個我們的國家，就失去了生而為人所必須守住的底線，」NHK紀錄片。紀錄片播出之後兩天，就是8月15日日本戰敗投降日，露骨的認罪描述，日本網友反應兩極。有說NHK捏造的，更有認為NHK已淪為中國共產黨傳聲筒，應立即解散。早稻田大學教授森岡正博當晚貼出推文，稱讚節目找出原聲記錄，很了不起，值得一看。日本共產黨參議員小池晃說，節目很震撼，但也很沉重，未能承擔戰爭責任的日本醫學界，有必要闡明事實。曾在民主黨時代擔任日本首相的菅直人，也看了節目。他提及731部隊頭子石井四郎左右手，在戰後合組了綠十字公司。「放點感情，好好道歉，」就是這家公司，為牟取暴利出售帶有愛滋病毒的製品，導致日本2000人以上血友病患者感染愛滋病毒。菅直人說，雖然二戰很多日本人死了，但是日軍殺害了很多亞洲人也是事實，政府有傳達給後代子孫知道的責任。安倍身為國家領導人，卻欠缺了這個自覺。「日本只有正確的認識過去那段歷史，才有可能卸下歷史包袱，我們讚賞日本國內有識之士，揭露歷史真相的勇氣，」大陸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在紀錄片的最後，交代了那些殺人菁英的下場。在戰後，他們的行為並未被問罪，美國以提供人體試驗數據作為交換，免除了731部隊，隊員的責任。「讓被試驗者走過細菌彈炸過的地面，強行將被試驗者綁在樁子上，在他們的上方爆破(細菌炸彈)，使沙門氏菌從他們的頭部上方覆蓋下來，就用這兩種方法進行實驗，大部分人感染了，4到5人死掉了，」田部井的部下古都。以人試病毒，並開發出細菌炸彈的田部井和，後來成為了京都大學的教授、細菌學研究權威。「根據我從第一部吉村技師那裡聽到的狀況，在極寒時節，將監禁在監獄裡的人們放到戶外，約攝氏零下20度的地方，在那裡放置大風扇送風，一旦人工制造凍傷成功，用小棍子敲擊他們指頭的時候，他們的手指會變得像木棍一樣硬，」731部隊軍醫西俊英(凍傷實驗)。吉村壽人戰後成了日本京都府立醫科大學校長。「他說自己沒有實施非人道的實驗，終其一生，都在不斷地否認自己犯過的罪行，」NHK紀錄片。「戶田正三，後來出任了金澤大學的校長，他對自己與部隊的關係，從未提過隻言片語，金澤大學後來也成了日本醫學界的重鎮，」NHK紀錄片。這些人都活了下來，稍微有點良知的人做不到。「我想稍稍談一下，自己實際內心之所想，我現在在日本，有高齡82歲的母親，還有妻子和兩個孩子，我認識到自己犯下的是滔天大罪，因此，我始終在懺悔著，後悔著，我如果將來能有下半輩子，如果還有餘生的話，我要對自己當年所做的惡事，作為重生的人，為人類而盡力，」731部隊醫學研究者柄澤十三夫。柄澤十三夫在刑期屆滿後，了結了自己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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