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旭暉隨緣家書】「林鄭三大戰役」之後：敘利亞化的香港少數派政府，真能管下去？
香港主權移交以來，雖然特區政府施政一直有種種問題，但特首民望下跌至破歷史紀錄的20%以下，而且持續漫長時間，這是由林鄭月娥這個連周永新教授也稱之為「無能、無信、無德」的極左政權開始，彭博社更有文章以「failed state」形容香港。
不少建制精英在私人場合，儘管把林鄭罵得狗血淋頭，但依然相信現制度能苟延殘喘，認為只要2022年換上一個「正常啲」、「無咁癲」的特首，又可以享有一段蜜月期，就像曾蔭權任內初年，也享有超過70%的高民望；就算是林鄭月娥剛取代梁振英時，也算一度穩住局面。這些朋友又深信，就算特區政府民望多低，「反對派」還不是無能為力：從「送中條例」、「止暴制亂」、「同心抗(擴)疫」這三場林鄭「群眾鬥群眾」「三大戰役」可見，只要政府老是顧全政治正確、而犧牲港人利益，豁出去行極左路線，香港人就是文攻武衛國際本土萬箭齊發，「咁你都吹佢唔漲㗎」。
以上都是真實對白。一年前，這樣說，也許是事實。然而經過「三大戰役」，一切天翻地覆，今後這個「管治模式」，已「肯肯定」不能永續。為什麼？
一、 根據《基本法》原有設計，特首應超然於黨派利益之上，因此才不得有政黨背景（也許共產黨除外），擁有和不同勢力周旋的彈性，民望高時可以比所有政黨都高。但自從「三大戰役」，林鄭綑綁全體建制派支持、卻遭遇滑鐵盧，在廣大市民心目中，「特首+建制派」，已經成為一個單一政黨——一個只代表少數派利益的政黨。
以往建制派可以通過區議會的蛇齋餅粽，宣傳自己才是多數派，立法會的直選部份只是「protest vote」，但經過上次區議會選舉，建制派已成為全方位少數派，不見得未來可以逆轉。在過去22年，經過威逼利誘、滲透同化，非建制派的民意，始終固化在60%以上，本來他們自稱「泛民主派」，只以爭取民主為目標，和政府其他方面的合作空間頗大；但「三大戰役」之後，傳統泛民式微、本土主義大盛，這60%公民有了越來越強的身份認同，令執政少數派，也被賦予了「逆向認同」，合作幾不可能。
香港執政黨成了「永續少數派政府」，就像從前的台灣國民黨政權、伊拉克遜尼派薩達姆政權、敘利亞阿拉維派巴沙爾政權一樣。它們的下場，眾所週知。
二、 不滿少數派政府的人，真的做不了任何制衡嗎？自然不是。佔最少六成的非建制派公民，加上兩成只因自身崗位才不得不表面撐政府的「淺藍」，只要不順從，政府的管治成本無疑大增。
單是多數派區議會對一切地方施政制衡，哪怕只是權力有限的「非憲政機關」，政府已不可能黑箱作業。然後在真正的憲政機關立法會，只要議席按民意反映，又或非建制派得到70席當中的33-34席（須知建制派的老弱殘兵不可能長期開會），已足夠制衡所有立法工作。
在這社會氣氛下，商界、各專業的頭面人物，也會用自己擅長的官僚政治、文牘程序、法律條文，與少數派政府周旋，除非政府豁出去連這些也不顧，否則舉步維艱。
公務員更早已消極怠工，這次林鄭「抗(擴)疫」倒行逆施，一切都不具備可操作性，不少資深公務員私下都說：「你要玩呢套又要一言堂，我地咪申請一格廁紙都要seek clarification，任你啲荒謬嘢出街，睇你點死。」這還沒有把勇武派的衝擊、合法示威罷工的成本計算在內。以上種種也許不能直接令香港「攬炒」，卻會造成深遠的連鎖效應。
三、 香港「一國兩制」對北京的剩餘價值，就是以香港作為融資、集資、走資的白手套；當中美貿易戰變成持久戰，中國內部又沒有足以取代香港的機器，無論官方怎樣宣傳，香港的不可取代性，其實與日俱增。
在所有重要機構內部，信奉香港核心價值的真香港人，都肩負重任：為不合理的政策check and balance，這是為甚麼國際社會依然相信香港制度的原因。「留島不留人」要是可以成功，上海自貿區、或前海這個「深化港深戰略融合的東方曼哈頓」，早就成功了。但要是少數派政府繼續倒行逆施，各大機構內部的反彈，特別是涉及法律、標準、規範的，一定加大；假如這些反彈被強權以粗暴手段硬壓下去，卻是失去了「一國兩制」的最後價值。
試想像一旦所有香港企業公然「做數」、不理會行之有效的compliance，一如武漢肺炎因為「你懂的」原因被隱瞞疫情一個月，屆時國際社會不承認香港特殊身份，指日可待。假如北京願意香港變成那樣，在過去八個月，早就出動解放軍或武警了，也毋須在意美國的《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吧。
四、 少數派政府眾叛親離，自欺欺人的救命稻草，只能向極左陣營靠攏，也就是林鄭這樣。「極左」凡事意識形態掛帥，即使在香港傳統建制當中，也是過街老鼠，長期受傳統精英鄙視，有強烈報復心態，此刻依然支持林鄭政府的不足20%，基本上就是這些人。
為了鞏固他們的支持，除了施政要政治正確、夠「左」，還要愚民，通過微信公眾號、深藍whatsapp群組KOL等不斷製造fake news，令支持者保留活在平行時空的快感，政府和現實只能進一步脫節。有見自己在香港不受歡迎，內部煽動群眾鬥群眾也成不了氣候，極左只能加強和內地民族主義者串連，再煽惑內地人鬥香港人，必然造成中港進一步區隔。
向這條路線靠攏的特區政府，連最後的理性也被庸眾騎劫，只會更進一步的「無能、無信、無德」。這樣一來，香港本土意識勢必高漲，和國際社會的互動越來越強，在全球化時代，製造的蝴蝶效應，足以令北京不希望出現的大事小事，變成自我實踐的預言。
中共最大綱領始終是維穩。鄧小平說「警惕右、但主要防左」，正因為歷史上每每是林鄭這類極左作風，「形左實右」，才帶來最大不穩定性。特區政府也好、北京也好，真的要用這方式「管治」下去嗎？對香港人民的利益固然相違背，就是對北京每天掛在口邊的國家利益，又有何好處？
改變這恐怖循環的最後機會，不是選了一個曾俊華、黃仁龍當特首，就能改變一切，而是必須選出一個願意動用特首權力、改變制度的人，配合已變天的立法機關通過改革，結構上落實特首和立法會雙普選。無論咬文嚼字的定義如何，一般市民認知的真普選，必須讓候選人無篩選的參與，每人的選票持分基本均等，不再出現功能組別和選委會的特權階層，才能避免林鄭政權借屍還魂。經過「三大戰役」，除了那不足20%依然支持政府的鐵桿深藍，誰不希望立刻換掉林鄭月娥？
假如錯過機會，香港的中產不會再有耐性，只會自尋後路；新一代更不可能對制度有任何信任，定然豁出去自由發揮；而北京欽點填補位置的那種人，卻絕不可能駕馭這部國際認可的香港機器。屆時，還會留下一個怎樣的香港？
明報筆陣，2020年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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