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經國“打虎”何以失敗？
2014/02/18 07:10:30
1948年，國共內戰已經進行到了第三個年頭，
雙方實力發生根本逆轉。
中共不僅在政治上、宣傳攻勢上佔據了優勢，
向國內外展現了一個很不同於國民黨的“打擂者”角色。
而且，在軍事上，中共軍隊已由戰略防御轉入全面進攻，
劉鄧大軍挺進中原，像一把利劍直插大別山。
東北、華北、西北各戰場，中共軍隊步步緊逼，
國民黨軍隊節節敗退，蔣介石政權已處於全面崩潰前夜。
與軍事失利、失勢相對應的，
是國民黨統治區在經濟上陷入不可克服的危機。
自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以來，
國統區物價扶搖直上，從未回調。
支撐國民黨抗戰的，除了美援，就是毫無節制地發行貨幣。
內戰開始後，國民黨依然這樣做。
至此，隨著國民黨軍事挫折，各大城市人心惶惶，
投機商人玩起囤積居奇的老把戲，
一般民眾眼見著鈔票不斷貶值而買不起、買不到東西，
搶購，成為一種風潮。
當時的中國焦點，表面上是物價飛漲，民不聊生，
但這並不是根子，問題的根源是國民黨在政治上沒有辦法，
呈現了末日現象：
統治者失去了自信，被統治者近乎絕望，
至於反抗者──中共，已勝利在望。
在這種情形下，蔣介石、國民黨能做什麼呢？
蔣介石接受了幾位經濟專家的建議，
給已脆弱的經濟開了一服猛藥：整頓經濟、幣制改革。
1948年8月19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通過幣制改革方案，
發行金圓券，收兌法幣及金銀外幣，
登記外匯資產，加強管制經濟。
發行金圓券的目的是為了抑制物價飛漲，
規定全國各地物價及勞動力價格
均按8月19日各地價格以兌換成金圓券。
這個政策，就其本意，或許並不存在惡意，
但就客觀效果而言，
金圓券的發行使全國市場的商品流通趨於癱瘓，
一切交易迅即轉入黑市，社會情形更加混亂，
簡直就是國民黨政權走向毀滅的前奏。
對於可能出現的混亂，金圓券政策制定者如行政院長翁文灝、
財政部長王雲五等人也有沙盤演繹，
他們希望新幣種金圓券能夠挽回民眾對政府、對市場的信心。
根據這些技術專家樂觀估計，假如幣制改革能贏得半年時間，他們就有辦法穩住中國經濟。
國民黨政府當時實際控制的區域相當有限，
所謂全國，其實主要是天津、上海和廣州幾個中心城市。
國民黨中央在這些城市分別成立了經濟管制督導員辦公室，
任命行政院副院長張厲生、廣東省長宋子文、
中央銀行總裁俞鴻鈞分任天津、廣州和上海三市
經濟管制督導員。
張厲生、宋子文很快發現幣制改革一系列政策可能有問題，
因而他們在轄區推行這個政策並不那麼熱心，
他們依然希望用市場的辦法解決市場的問題，
所以天津、廣州的物價仍隨著全國物價攀升。
惟有上海，盡管名義上由俞鴻鈞出任督導員，
而負實際責任的卻是蔣介石的公子蔣經國。
8月22日，蔣經國被正式任命為經濟管制委員會主任，
並前往上海以解決官員貪腐及通貨膨脹等問題。
蔣經國有在蘇俄留學的經歷，也曾在贛南基層打拼過，
此時年僅39歲，具有“革命熱情”，更具有政治責任心，
全身心襄讚乃父蔣介石，甚至不惜得罪權貴打老虎，
也要保住國民黨的政權。
閱讀蔣經國上海之行的《滬濱日記》，
每每被蔣經國的赤誠所感動。
蔣經國對一般百姓具有深切的關愛，
對於權貴、富人，有一種先天的敵視。
因而他在上海的政策就是要用行政力量
用強勢打擊那些“為富不仁”的富豪、奸商。
他一再強調，倘使讓價格放任不管制，
則方便的是有錢人，高興的是投機商，痛苦的是老百姓。
基於這樣的政治理念，蔣經國首先下令
逮捕那些蓄意收集物資借由通貨膨脹發國難財的惡劣商人，
並借助於他在蘇聯學到的方法，
借由攻擊中產階級商人對社會進行改革，
同時要求所有商品價格必須低價以獲得無產階級支持。
在民眾騷亂、銀行倒閉、商店破產不斷發生後，
蔣經國不管富人資產來路合法還是非法，
下令扣押富人財產並將其逮捕。
為殺雞儆猴，蔣經國下令逮捕杜月笙的兒子杜維屏，
杜維屏為中匯銀行經理，逮捕他的理由是“囤貨炒股”，
在交易所外拋售永安紗廠巨量股票，擾亂市場。
蔣經國深知，在上海商界前台活動的大佬們
都不是孤立的個人，他們背後都有黨國要員做背景。
但是，這些問題的積累並非一日，
這些人的財富也並非完全不合法。處理這些問題，
究竟是交給專門的司法部門、反貪部門去處理，
還是憑借強勢政治手段雷厲風行呢？
很顯然，蔣經國傾向於個人英雄主義，傾向於鐵腕。
為了樹威，不斷有人鼓勵他拿“皇親國戚”祭旗。
當時在上海商界最大的“皇親國戚”是蔣經國的表弟孔令侃。
孔令侃是孔祥熙、宋靄齡的兒子，蔣介石、宋美齡的外甥，
且深受宋美齡喜愛。
孔令侃在上海經營的揚子公司
像一切高官子弟經營的公司一樣，不能說沒有問題，
但問題究竟到了什麼程度，究竟是犯法，還是違規，
可能需要仔細地研究。然而輿論不斷給蔣經國加碼，
鼓勵他大膽拿揚子公司開刀，殺一儆百。
9月29日，上海警察總局獲悉揚子公司大量囤積物資，
遂下令查封。
對一般民眾及傳媒而言，最樂意做的無疑是跟著起哄，
尤其是這樣的豪門恩怨，不管真假，都是大眾最喜歡的消息。
但是如果從政治運作層面看，這種娛樂式“打虎”，
或許迎合了民眾，但無疑具有民粹主義色彩，
注定不可能獲得理想結局。10月2日，蔣經國在日記中抱怨，
前天發現揚子公司的物品，均非日用品，
也就是說並不在經濟管制范圍內，“而外面則擴大其事，
使得此事不易處理，真是頭痛”。
我們過去總是說，
蔣經國上海“打虎”失敗是因為觸及了豪門利益，
特別是觸及了“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的利益，
並引經據典說蔣經國失敗就是因為孔令侃，
蔣經國扣留了揚子公司的物資，引起了宋美齡的不滿，
宋美齡向蔣介石施壓，於是蔣經國上海“打虎”不得不失敗。
這個故事今天看來可能並不那麼圓滿，
蔣經國上海“打虎”敗興而歸，
第一，主要是因為國民黨中央這個決策有問題，
並沒有抓住當時中國問題的牛鼻子，是避重就輕。
經濟問題背後是政治問題。回避了政治問題，
並不能解決經濟問題。
第二，蔣經國抱有滿腔熱情，也有悲天憫人的情懷，
但蔣經國上海“打虎”70天，實在是強人政治，缺少法律依據，
是對法制的沖撞，是“善意違憲”，
因而不能不引起許多人反對。
上海市長吳國楨就是最有力的反對者，
他的理由並不都是荒誕無稽。
第三，過去一直以為既得利益集團綁架了這場反貪腐運動，
但如結合這些年的研究，
民國時期是否真有一個既得利益集團、
有一個壟斷了中國經濟的“四大家族”，已令人生疑。
蔣經國結束上海工作前有一反省：
社會亂矣，人心亂矣，已經到了非想根本辦法不可的時候了。
做燒餅油條的人，領了配給粉之後不去做燒餅，
而以面粉賣黑市。這是一件小事，
但亦是如何值得大家反省的一個社會問題。
這個反省盡管還沒有觸及政治根本，
但已意識到經濟困難並不是一個純粹的金圓券，
而是人心，是社會。
（本文作者馬勇系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研究員、
博士生導師，著有《中國文明通論》、
《晚清二十年》等。文章刊載在華爾街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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