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議員應該關心生命，而不是關心磚頭］
這是一場氣氛詭異的選舉，區議員一向被諷刺為「三條街的區佬」，意指由於選區太細小，區議員只關心雞毛蒜皮之事，然而這是反修例運動後第一場選舉，投票率破香港歷史裡所有紀錄，海嘯式民意衝擊下，百計泛民參選者、年輕人、素人成功當選；那邊廂，社會仍然關注被警察圍困的理工大學校園裡十計留守者，獲勝的候選人和支持者，到校園外舉行集會聲援。
然而，三百餘位當選候任議員中，有一位從沒有離開過理工大學。
參選今屆區議會選舉的梁柏堅，在選戰最後階段，因為是網媒記者，偶然被困理工大學，他選擇留下來十天風餐露宿，在灣仔大佛口選區未有露面下，依然以過百票之差擊敗已連任幾屆的建制派區議員。
我認識梁柏堅好幾年。他有一個花名叫「表弟」：「2014年我在和平佔中運動裡擔任義工，我表姐也是佔中的義工，她到處介紹我給大家認識，『表弟』、『表弟』地喊，於是所有人都叫我表弟。」他說，自己在佔中運動中「跟出跟入」，因而跟佔中三子熟稔。這位自嘲「任性」的參選者，在選舉前「唔見人」，有莊陳有、戴耀廷、邵家臻等替他拉票。
表弟今年39歲，年輕時在灣仔藝術中心修讀美術並在該區工作過，他表示，因而對大佛口選區有一定感情，畢業後一直從事攝影相關工作，先後於曬相店、制作公司上班，也曾接婚紗攝影工作，他拍攝的新聞照片跟主流傳媒風格不同，人物感強烈。
他每次受訪也不忘再澄清，自己和突破機構的一位編輯名字一樣，常被搞混，另外填詞人梁栢堅也常被誤認為他。
他說，反送中運動最初，曾摸索自己的角色，一度和相熟議員在防線嘗試介入衝突，至7月21日元朗白衣人闖入車廂襲擊市民一事發生之後，感覺緩衝的角色越來越難做。他想起自己有拍攝經驗，於是加入一個小網媒《米報》做特約記者。
831那天，他剛好在太子站，拍到防暴警衝入車廂揮棍，情侶跪地相擁的片段，成為當天最重要的一段新聞紀錄，主流媒體爭相借用。他回想：「做攝影工作這麼久，知道遇到甚麼純粹是偶然，歷練讓我知道拍攝時要冷靜，但當放下了相機，替那對情侶抹掉胡椒噴霧，就開始感受到場面的無助和痛苦。」
作為831事情的見證人，他在3日內接受了30個訪問，情緒幾近崩潰，他說，好想把事件向外說出來，但重複地說也很痛苦，他有句口頭禪：「知道自己的位置，做自己做得好的事。」他所說的是，時代挑選了他去見證831，他唯有硬着頭皮去講給人知，講得越多越好。
同一道理，十天之前，11月17日他以網媒記者身份被困理大，他也想自己應該如何決擇。他說那天晚上戰況腥風血雨，他忙着相機拍攝紀錄，一邊避燃燒彈，一邊避水炮車，到目睹示威者的撤退之路也被封掉後，才猛然想起要看手機新聞。
這時才知道，警方已經圍封整間理大：「我知道有其他記者在外面已開始被拘捕，我是來紀錄真相的，為何要舉着手離開，為何要給警察羞辱？既然我已留在這裡，就繼續留下來。」
但他同時是區議會候選人，一星期後就是投票日，他沒有掙扎着想離開：「派傳單的事，交給選舉團做也可以，我在外面跟街坊揮手，跟選民打招呼，倒不如留下在理大做紀錄。我們做議員說要關心街坊社區，修橋補路這些事可以等一等，留在理大這裡的是未來社會楝樑，這批年輕人生死悠關。」
他強調，如果他是爭取連任，他有責任要回社區服務居民，而在外面的候選人也不是要入來理大，只因他機緣巧合被困，大家情況不同。他又笑說，如果外面選民問他去了那裡，就請義工叫選民上他的臉書專頁痛罵他。
我問，其他主流傳媒記者也在場，他有何特別角色？他一句KO了我。「那一個記者夠我熟悉留守者？」說實在是的，主流傳媒記者最初也死守，但隨着警方容許「一換一輪更」安排，不少留了幾天的記者也出去休息讓同事頂替，而他這個小網媒只有他一人死守，至今露宿了十天九晚，他已於今天（11月26日凌晨）離開，他很可能是所有記者中逗留最久的人。
「你留在校園裡的時間越久，留守者對你的信任度越高。」梁柏堅一語道破。不少善心人想介入，但在外面高牀軟枕，根本難以展開對話。
回想過去十天，表弟記得最初校園人頭湧湧，百計被困者，容易跟留守者攀談，至後來大量人離開，有些人逃走、走出正門被拘捕、跟中學校長離開等。隨着校園變得冷清，在校內人數減少，留守者就更有戒心。
梁柏堅自己也親身體驗到那種心理狀態：「較後期時，外面的資訊把校園描述得很讓人擔心，最大壓力是，外面的人會給訊息你，叫你怎樣做，問你為何不走。其實外面有外面那種驚慌，裡面有裡面的情況。我們留守的人，好難三言兩語解釋，又或者難以每次向每一個關心我們的人解釋，我自己也會不耐煩，那種痛苦很大。更何況我是記者，已經可以公開講感受，留守者不被理解的心情更難過。」
在選區最後的拉票階段，外面團隊替他宣傳，表弟在校內同步做了一件事，就是用腳嘗試走遍理大校園每一個角落。這個九龍要塞的紅磚堡壘，佔地九公頃有多，學生人數二萬餘，沒有中文大學佔地廣，但建築物設計通道四通八達，讓人頭暈眼花。
「我留了十日，根本沒可能走遍校園每一處，痴線的，校園的設計像迷宮一樣，難辨方向，走在裡面容易感到迷失，你以為走完了這部份，總發現有新的地方未走過，好容易感到氣餒，我走到腳起水泡、腳腫也沒法走完。」
但至少過去十天，梁柏堅成功跟約五十個留守者接觸。他說，最初階段，有些留守人士以5至6人為一組，後來變成三三兩兩，再後來變成獨來獨往：「留守的人，後來像小貓一樣，看到人影就會避開。他們的資訊封閉，很多人不知道樓下有社工、醫生、律師入來幫他們，他們覺得記者也是喬裝警員，信任度極低，不肯『落樓下』（到平台）。」
表弟知道怎樣融化這種不信任：「我讓他們『起我底』，讓他們看我的臉書專頁，給他們對比相機裡的照片是一樣的，就知道我不是臥底警察。根着我就會不斷說無聊的話，我會說自己很悶，很想找人談話，他們會開心，我不是來勸他們走，大家會談到『光復』之後做幹甚麼，原來留守的人很多人都說要開咖啡店，我就會佯裝小氣說，『我也想開咖啡店，別跟我爭生意。』」有些時候，可以和一名留守者談足幾個小時。
究竟那十天九晚的生活條件怎樣？梁柏堅的生涯，或許可以讓我們了解留守者的生活。他說，習慣平日出外採訪會帶多一件上衣，於是被困理大就有一件上衣替換。但褲子呢，穿足十天？
他解說，自己習慣出去採訪時以穿單車褲作為內褲，因為走動多，單車褲濕了也不太難受，外面加長褲，於是兩條褲既可當外褲穿着，也可以輪流洗濯，有風扇吹幾小時就乾。「其實我身上的裝備，有一種走難的模式。我只在理大現場拾了幾樣東西借用，鬚刨、牙膏、牙刷、漱口水，還要很大枝裝，煩惱用不完。」
十天以來，有洗澡嗎？梁說，十天只沖了一次涼，他發現用濕紙巾抹身效果一樣乾爽乾淨，就省掉了沖涼的需要，頭則天天洗，直接塞在洗手盤水龍頭下沖洗。
他也有「姿整」的一面，我嗅到他身上飄出來有隱隱的香氣。我問：「你搽了古龍水吧。」他答：「是呀，拾到一瓶，就拿來塗，擔心有汗味，我覺得是一種禮貎吧。」我們都同意，近日天氣好，秋風送爽，留守生涯總算比夏天或冬天容易一點。
忽然露宿十天也沒太大難題，他歸功於去年曾到日本爬山，用二十日揹着7公斤背包，走完六百公里的日本古道．雖然他口說是「走難」，但我每次在理大校園見到梁柏堅，總發現他的頭髮理得貼服，髮蠟搽得滿滿，髮型比每天回家的記者更醒目。
我取笑表弟愛美，他有點無奈地解釋：「我的頭髮又密又硬又鬈，不塗髮蠟樣子好笨，年紀開始大，很不想變成一個『佬』，如果小小的一支髮蠟可以讓我不變X頭，我一定會帶着。」
髮型理好了，但難掩身心俱疲，他說留守進入後期，經常睡不好，時常發夢警察進入來拘捕。「你感覺到是有死線，始終有一天有人會進入校園，擔心讓留守者受驚，做傷害自己的事。」昨天其他當選議員進入理大，他在防線等候採訪，累得在行人路睡得頭也歪了。
周一凌晨三時，區議會結果陸續公佈，他說，根本沒有追看點票的訊息，那個時候，他還忙着跟留守者談話，或與牧師商討如何幫助大家。結果是一名記者發訊息跟他說。「勝和負我不會理會，大家知我硬頸（執着）。我知道選舉我要做好，但甚麼要做得好？如果我連眼前的人也關心不了，怎樣關心街坊？」
認識表弟一段時間，覺得他很多堅持，有些外人難明的執着，但這一次在理大，發揮了他的功用。異常的社會，需要奇人異士化解。
新任區議員，任何人恭喜他，他也顯得扭怩，記者想跟他做訪問，他又擔心鎂光燈去了他身上。他不斷呢喃着：「我不要吃人血饅頭。」意思是，不想讓理大事件裡受苦的人，成就了他。
不過，有一個人恭喜他當選，他卻十分受落，即使這個人連票也沒有機會去投。
當選後那個早上，在理大如廢墟的校園裡，梁柏堅遇到一位胖胖而頭髮卷曲的男孩，他是其中一位最後的留守者。男孩早前在閒談中發現，這個天天待在校園的陌生人，竟然是區選候選人，驚訝他為何要留下來。
男孩在晨光中遇到表弟，第一時間說：「恭喜你當選，梁議員！」
表弟覺得不好意思，又有點熟稔地回他一句：「痴線，說這些東西！」（別戲弄我的意思）
胖男孩續說：「應該很多人想跟你做訪問吧！」
表弟答：「我推掉了很多訪問，我不是這裡的焦點，你們才是。」
說完，兩個大男人，來了一個輕輕的擁抱。表弟說：「這一刻最真實，最開心，我們一起經歷了這麼多。我感受到做一個議員，是先以一個人去關心香港，我們要關心生命，不是關心磚頭死物。這個留守者好像一個朋友，他主動走過來恭喜我，衷心的感謝我，這一句話，價值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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