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力量的問題】
我知道,和時代力量的諸多委員、黨公職比起來,我對於社會以及這個黨的貢獻是遠遠所不及,但,黨裡一直有些問題,也一直都存在,很久了,既然沒有人要撕破臉攤開來講,那就我來吧。
這些話,是我從2015年加入時代力量參與選戰,歡欣鼓舞進入國會到現在,一路以來目睹的黨內矛盾,寫出來,一來是我對黨還有最後的感情,二來是希望黨內所有人必須正視這些問題。
要處理,現在吃力不討好,或許還會掉票,但我認為如果這個黨還自詡理念型政黨的話,這是必須承擔的重量、必須跨越的關卡。
本文總共9632個字,總共分五個段落,覺得太長我下面會附上連結,可以直接選子題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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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力量的權力結構】 https://reurl.cc/7go91
【立法委員黃國昌與時代力量】 https://reurl.cc/AQ818
【時代力量的小綠魔咒】 https://reurl.cc/bLR6l
【時代力量與柯文哲】 https://reurl.cc/Mad7W
【時代力量總路線檢討】 https://reurl.cc/kR05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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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全文
前言:
許多朋友曾在私下聊天時,半調侃半認真的問,「時代力量」是什麼意思?它代表什麼?一般政黨都會以所要表彰的價值融入黨名,中國國民黨、民主進步黨、社會民主黨、綠黨、建國黨,都可以很清晰地在自我取名中看見該黨的意識形態,那麼時代力量呢?時代力量四個字本身沒有與任何價值連結,你們的自我定錨究竟是?
殊不知,「時代力量」恰恰精準反映了這個黨的內涵,名實相副。
時代力量,就是在這個「時代(當下)」,有「力量(聲量)」的人,合起來組了一個黨,就叫做時代力量,這正是時代力量的生辰八字,也是一切問題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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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力量的權力結構】
近來時代力量的路線問題再次受到外界激烈的質疑與批判,過去同樣的情形已發生數次,一次比一次激烈,日前我就已對黨公開呼籲過,時代力量過去四年動輒面臨是不是「小綠」、「與柯文哲合作」等質疑,就是因為時代力量沒有路線,即便有,本身也從未被明確定義與說明過,不要說外界,包含時代力量內部都常有人對路線提出疑問,但從未被解決,根本原因在於時代力量的權力結構與組織問題。
過去時代力量屢次流出內部分歧的消息,媒體常以「分裂」、「派系鬥爭」下標解讀,事實上並不正確,因為時力內部從未有真正嚴格意義上的政治鬥爭,頂多「不和」,這代表黨本身沒有堅硬的外部框架,主要成員間缺乏明確的共同利益約束,致使各方都不願花費撕破臉翻桌的成本在內部收攏意見。黨內部無法透過衝突解決問題,導致當核心政治判斷出現分歧時,往往流於議而不決,甚至不議讓問題擱置,或索性各幹各的,多頭馬車。
外人或許覺得殊難想像,但這確實是時代力量一直以來的問題,或至少在勞基法二修,時代力量至凱道前抗議後,路線問題就成為黨內房間中的大象,無人觸碰,或是被認定無法解決,不知從何解決起,只能讓問題靜靜地躺在空氣中擱置,等待時間自然淘洗出結果。
這並不是黨中央同仁或黨主席個人問題,而是整個時代力量要面對的結構困境,時代力量黨中央從未有過凌駕幾位立法委員,特別是三位區域立委的權力,因此無法以中央決策強力主導黨的方向,就算真的想這樣做,恐怕也要面臨如何執行的問題。
檯面上主流政黨的權力結構,國民黨是早年接受俄羅斯共產國際扶植的政黨,黨組織完全繼承共產黨,也就是所謂權力集中的「列寧式政黨」,民進黨在成立時高度參考國民黨的組織架構,而時代力量的黨組織架構再同樣高度參考民進黨黨組織架構,三者殊途同歸。列寧式政黨或許聽來陌生,其實台灣人非常熟悉,因為幾乎每個人所認知的政黨樣貌,就是列寧式政黨,它的特色是類似政府或軍隊的科層化組織,由上而下,中央到地方一條鞭領導 ( Chain of command ),我們以為政黨就是長這樣,其實列寧式政黨是一種特殊模式,在世界上並非常態。
時代力量雖然引進若干網路參與的機制,但本質上仍然是傳統的封閉式政黨,在黨內部產生決策後由上而下,一層一層傳達,這在包括提名程序等各項黨務運作方面都可以很清楚看出來。對缺乏經驗的後進者而言,模仿既有制度是最快速也最低成本的方法,國民黨的全代會、中央委員會、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民進黨的全代會、中執會、中常會;時代力量的黨代表大會、決策委員會,基本上是同一套運作邏輯,當指揮中心無法有效決策時,黨就會陷入癱瘓。
要能夠揮動軍旗、號令部隊,背後當然要有權力支撐,國民黨過去有槍桿子和黨產,無須多說。民進黨則以共同利益為基礎:「給予即是支配」,這分兩個層面,一是民進黨自黨外至今的多年發展中累積了穩固的群眾基礎,在地方公職選舉中,被黨提名即有相當高機率能夠當選,「民主進步黨」這個招牌就是黨紀約束力的來源;另一部分是能夠匯集社會公信與資源的頭人,透過自己的分配管道建立系統,頭人在系統內部亦有相當大的影響力,這後來也發展出民進黨獨特的派系文化。
回到時代力量,時力黨中央的權力基礎呢?時力財務本身相當吃緊,候選人基本上都要自己想辦法募款打仗,而在社會支持方面,時代力量的政黨認同度大約都在10%上下,對於當選門檻和這個數字差不多的縣市議員來說,黨的招牌的確有相當的價值,因此必須尊重黨的決策,但對於當選門檻是過半的單一選區立法委員來說,狀況就不盡然相同,更何況是對2016年時力首戰告捷的三巨頭來說,更是如此。
當年號稱理念型的政黨,除了時代力量之外,還有其他小黨,例如社民黨與綠黨合作的綠社盟。時力與綠社盟在意識形態、政策方向上均差別不大,為何最後時代力量贏下三席區域立委,外加政黨票74萬票,斬獲兩席不分區立委,突破政黨補助款門檻,而綠社盟鎩羽而歸?除了社會的期待,當然也和洪林黃三人當年的社會光環與背景資源脫不了關係。
權力只向它的來源負責,對時代力量這樣原本沒有基礎的政黨來說,是因為有了黨,才有這三名立委;還是有了這三個人,才有後來的時代力量?這是一個很難釐清的問題,但也因此注定了黨組織無法凌駕開國功臣的命運。試想,如果今天黨強制要求區域立委某事而得不到配合,那麼黨有什麼後續手段嗎?黨能夠承擔得起損失這三位立法委員其中一位嗎?有任何一位黨主席擔得起這個政治責任嗎?
這舉例雖然極端,但只要一想就能明白黨的癥結何在,決策參與機制可以擴大,但至今仍未突破這個權力結構的硬傷。與其說黨中央向外下達命令,不如說從進入國會開始,諸侯共治才是它的真實樣貌,顯智主席雖貴為黨主席,但在幾位委員之間權力不會超過民間的調解委員會。
時力雖有剛性政黨的制度設計,但從未備齊運作這套機制所需的權力集中,也不曾透過一次又一次的內部鬥爭,來凝聚黨的路線以及釐清政治責任歸屬。沒有共同利益、也沒有更高的權力作為桶箍,一旦這三人無法互相退讓合作,也不試圖以強制手段逼迫對方妥協,那就注定黨陷入失能的分歧狀態,大家各走各的路,美其名為柔性政黨,其實黨不像黨,這幾年時力各種狀似精神分裂的內部邏輯矛盾,其根本源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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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委員黃國昌與時代力量】
本文目的不在聚焦個人,而是釐清時力作為一個新生政黨,過去四年運作有哪些弊病,然而黃國昌這個名字之於時代力量,連結實在太強,談時代力量如果完全繞過國昌,也就失缺了一部分,因此這個段落必須談黃國昌和時代力量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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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昌最近因私菸案,引爆台灣社會對時力定位的強烈質疑,我不認為這是他的刻意操作,今天換作藍營執政他依然會是戰神,廉能和行政墮落間的二元抗戰,本就是他一直來的主軸,但私菸案不是本文重點,這裡就不多談,國昌的路線後面會再提到。
國昌作為政治明星,一言一行最終仍會回到社會如何看待,但對時力來說,目前受到的強烈批判並不是國昌的問題,而是這個黨的問題。
國昌在非常早的時候,幾乎是甫進入國會不久就跟民進黨發生大大小小的衝突,關係很早就已經決裂,他也持續在言談中釋放對與「綠」合作的高度排斥,以一個政治工作者的角度,在執行層面我非常尊敬黃國昌,他是工作狂,對公共事務懷抱高昂鬥志,他的專業知識與揭弊能力不要說在時代力量,在整個立法院都是數一數二。
從黨的角度來說,國昌這幾年的工作成果更是時代力量聲量得以維持不墜的關鍵,他雖然一直自己走自己的路,但既然黨未曾明確定義黨的方向,那麼自然也沒有衝突問題,在工作上,他將他的工作發揮到淋漓盡致,何錯之有?
對黨內來說國昌最大的問題大概是他鮮少談及他對政治的遠程想像,使人無從捕捉他的藍圖,也無從跟隨或討論利弊,這或許是他的謹慎性格使然,然而綜觀他這幾年的路徑,國昌可以說是一個政治上的實證主義者,他不常直接談論純政治的觀點,特別是卸下黨主席的職務毋需代表黨後更是如此,他只在持續的行動中實踐自己的路線,但我們仍可從他累積的行為中,包括他偶而使用的隻字片語,例如「藍綠不過半」等,描繪出一個大致的輪廓,這個路線我在第五段會另外專門討論。
國昌的實證主義性格,也反映在他與黨內的溝通上,國昌不太和黨內同仁爭辯政治路線與對錯層次的問題,除了第一段提及的時代黨內衝突沒有檯面化之外,背後隱含的態度是「說那麼多沒有用,打出個成績再說」。時代力量的民選公職們,面對自己的工作無不戰戰競競、戮力奉公,但對「新政治」「素人參政」「各行各業來從政」來說,本就鮮有人能與中研院研究員出身、早在社會運動征戰多年的國昌的戰力旗鼓相當。
所以,時代力量的問題不在於國昌路線凌駕黨,而是黨在這幾年間並沒有在國昌路線之外另立出黨自己的路線,也沒有透過路線之爭來處理黨內蘊含的兩種本質上截然不同的政治想像,致使國昌個人完全代表也詮釋了這個黨。
年輕的面孔、良好的形象可以得到選民一時的喜愛,但一個黨若要長期發展,一定要有自己清晰的定位,明確的路線來爭取選民長期的信任。試問,如果今天國昌離開了時代力量,那麼這個黨的招牌是什麼?還剩什麼?時力還能夠吸引、抓住諸多對新政治高度期待的中間選民嗎?
請各位同仁嚴肅思考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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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力量的小綠魔咒】
時代力量的內部分歧,最大程度體現在對民進黨的態度上,我在第一段中已經說明過這是因為時力內部從未統合的緣故,政治上同陣營不同勢力各執己見時,就都去打,看結果誰的群眾多,這是簡單又實際的方法。但僅限於大家都處在同一個政治框架內時,如果連基本的大方向都各搞各的,那麼黨就會呈現高度精神分裂的詭異狀態,當前的2020大選就是最明顯的例子。
時代力量在選舉中與民進黨的競合關係,不論是以時間軸橫切或縱切,都呈現高度的不一致,以橫切來說,目前時代力量在區域立委的提名,有選區明顯需要和民進黨合作,卻又有選區直接挑戰民進黨現任立委,和民進黨究竟是要合作還是不合作?
以縱向時間來看,更是無比矛盾,各位還記得2015年時代力量中和立委候選人胡博硯老師為何退黨退選嗎?不就是因為在專訪中說了「如果民進黨不協調,不排除不支持蔡英文」,引起輿論譁然後迅速被黨部切割,翌日自己退黨退選為時代力量切割止血?
當時是2015年5月底,如今已是2019年8月,時代力量至今仍對是否支持蔡英文總統連任曖昧不明,在當年蔡英文對國民黨有壓倒性優勢時,時力早早就內部定調支持蔡英文,2019面對韓國瑜與蔡英文,時力這樣高舉理念的政黨,竟遲遲無法在兩人間作出自己的價值判斷?無非是怕被扣上小綠的帽子,但不論如何對外說明,恐怕都很難不給人2016害怕得罪泛綠選民,2020害怕被執政包袱拖累的觀感。
再以新北市第一選區為例,同樣的選區、同樣的呂孫綾、同樣的時代力量,兩次卻有截然不同的策略,上次面對國民黨的資深立委吳育昇,代表時代力量出戰的馮光遠最後和呂孫綾整合,退出選舉。當時黨內為什麼有這麼多人去勸馮老師,甚至因此被他怨懟,埋下日後退黨種子?難道不是因為怕選到底馮呂分票讓國民黨撿了便宜嗎?現在卻又主動再次走回這條路,既然如此,何必當初?
「小綠」這兩個字的陰影是如此壟罩在眾多時力黨人心頭,但究竟什麼是小綠?怎樣才算是小綠?這樣的定義卻從沒有被談清楚過,似乎小綠是一個外界與媒體貼上的標籤,只要一但貼上就要使勁把它甩掉,這個黨是不是小綠竟處於被動狀態,小綠成了故事中的惡龍,人人都知道山谷的背後有條惡龍,卻從沒有人真正看過。
這樣的焦慮,來自於時代力量本身和民進黨的關係一直渾沌不明。時代力量成立之初的政黨定位非常單純,就是時代力量吸引中間、理念派選民,整合傳統綠營群眾的支持,來扳倒國民黨連霸選區。在國會裡民進黨加上時代力量區域與不分區的少數關鍵席次突破半數,促成立法院史上第一次政黨輪替,這是2016的主軸。
但這樣的想像迅速在時力成功進入國會後破滅了,因為民進黨單獨取得了過半席次,時力戰略想定中的關鍵少數高地不存在,自此後黨內再無成功凝聚共識去定義時代力量的政黨定位,將詮釋權拱手交出,也就注定了在第九屆國會剩下的時間不斷面臨大綠小綠的困擾。
時代力量在這四年與民進黨關係惡化是一個必然的結果,台灣的選制本身就對小黨極為不利,在時代力量成長為第二大黨之前,永遠在單一選區:總統、縣市首長、立委都必須面對是否支持民進黨和合作與否的問題,也就產生小綠陰影;而堅硬的執政邊界也使時力無法參與治理過程,無從分享執政紅利,白話講就是雖然時力本身也喊要和民進黨一起打倒國民黨,但民進黨做得好那選民自然集中支持民進黨,時力反而必須在民進黨的缺陷中證成自己的價值,制度本身的框架註定了時力與民進黨的衝突。
在國會內,當黨的戰略定位消失,就變成必須單純在戰術層次取勝來鞏固黨存在的意義,也就是沒有定位上的不同,只有誰比較優秀,「更左更獨」是為代表。因此除了國昌個人強力的揭弊表現之外,時力黨團自然走向激進化的道路,在各個重大議題上必須踩得比民進黨更前緣,使民進黨人抨擊時力不務實、加蔥等指控。兩黨難以合作,因為給民進黨比讚就是在掏空自己地基,這都是黨沒有處理路線問題的後遺症。
坦白說,在我的觀點,所謂大綠小綠事實上是史觀的問題,一個黨要建立長期穩固基礎,必須要在歷史中刻劃國家的方向,在這個方向中鑲嵌自己的價值,這樣黨才有核心,才有穩定的方向;對外而言,黨的核心論述必須要能夠回答選民三個問題:
1. 我們從哪裡來
2. 我們該往哪去
3. 所以我們現在要做什麼
這樣的論述給予了人在共同體中、以及台灣在世界地景中的定錨,才有渲染力跟說服力。國民黨的中華民國史觀和民進黨的台灣史觀便是兩黨的群眾來源,即便是黨內最如日中天的政治明星也無法違背這個框架。對時力來說,如果順著國民黨228屠殺台灣人、白色恐怖、黨外運動、民主制度成熟這條歷史軸線走,那最終必然導向國民黨不倒、台灣不會好的終點;也就必然面對應該跟民進黨合作共抗國民黨的道德結論。
這是大綠小綠之爭真正的源頭,也是我認為時代力量目前應該和民進黨採取的戰略位置,但倘若時力真正想走出一條長久、穩固、與台灣土地相連的第三條路,那麼應該回頭在既有史料中重新爬梳,尋找並建立一條全新的歷史切入面,在這個軌跡之上闡釋台灣的發展。
我認為長遠來看,這是時力真正應該去發掘的路線,最近也跟一些黨內朋友討論了想來著手進行這個論述工作,可惜不論時間與我的能力皆太不足,未能在時力遭逢當前危機前將這個工作產出一點初步成果,力有未逮,非常、非常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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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力量與柯文哲】
時代力量作為一個高舉價值和理念的政黨,且批判性如此之強,還是一個旗幟鮮明的台獨政黨,理論上理當對柯文哲市長的種種親中言行作出反應,但很奇怪,時代力量遇到柯文哲似乎就變了一個人,要馬避而不談,要馬雙重標準輕聲細語,這實在是一個很奇怪的現象。
舉例:今年三月韓國瑜市長訪香港中聯辦,時力在官方粉專以「主權零分」嚴詞批判,到了七月柯文哲訪問上海與國台辦主任劉結一會面,時力粉專的措辭就變成了「我們支持柯市長所謂的對等公開透明,更希望一旦對等公開透明不被中國接受時,柯市長能夠堅守立場,拿出態度。」一來一往之間,為何轉變如此之大?
事實上也不用答案,路人皆知當然是因為柯市長的支持者,所謂柯粉,與時代力量支持者高度重疊的關係,一旦抨擊柯文哲,便會引來柯粉憤怒的回擊,流失選票。
一個政黨,面對有風險的政治後果不可能完全迴避,就算如此久了也會被人看破手腳,這個道理大家都明白,但真要決策時就有個問題跑出來:誰來負政治責任?
我在第一段說過,時力內部本質上更接近諸侯共治的狀態,因此在2018的選舉採取分區負責的做法,也就是台北主委操盤台北選舉,新北主委操盤新北選舉,大家井水不犯河水,可說是時力裡的西伐利亞原則。
在去年的選舉中,時代力量在台北市提名了包括我在內五位市議員候選人。當時在內部大家對於支持柯文哲與否各有判斷,林昶佐做為台北市主委因不欲強勢主導方向影響大家各自最後選舉結果,於是發表了兩篇文章談論柯文哲,希望從中拉開空間,後果並不成功,而候選人也於選舉末段各自表態,台北在柯文哲這一題於是沒有統一的立場。選舉過後,對黨來說,柯文哲問題就變成誰要來扛政治責任的問題。
許多人批評為何時代的標誌性人物,國昌鮮少談及台北市政或柯文哲?一來是基於對上述原則的尊重,二來,站在國昌的角度,為何他要來為黨扛這個擔子?比起時粉跟柯粉,昌粉與柯粉更是高度重疊,這在各個政治網路社群都能明顯觀察出來這個趨勢。以去年來說,如果說時代力量支持者中有七成支持柯文哲,那麼至少八成支持黃國昌,而在支持者外,兩人的政治路線除了主權方面以外,也有許多重疊之處,例如柯的「藍綠一樣爛」與國昌的「藍綠不過半」。既然台北沒有處理這一題,那麼他何須耗損自己的政治能量來接這個燙手山芋?這是人之常情。
既然時代力量檯面上的政治明星都沒有為黨承擔這個站在理念上理當批判柯文哲的責任,那麼這個問題就變成時代力量這個招牌的集體責任,所有人共同承擔。既然共同承擔,那麼似乎又好像沒有人需要承擔,且黨內凝聚共識成本如此之高,這個問題就被持續拖延到現在。
許多時代力量的成員對民進黨抱持高度敵意,認為時力與民進黨有選票競爭壓力,泛民進黨支持者又常在網路上嘲諷、攻擊時代力量,因此民進黨是時力的最主要競爭者,這一部分來自於上屆政黨票被民進黨招喚流失的陰影,一部分也是前線戰士在戰壕中的視野。
但我認為,柯文哲才是在政治上,時代力量當前的最大競爭者。
道理很簡單,可口可樂與百事可樂才會互相搶業績,而舒跑與可口可樂則否。這是經濟學替代品的概念,時力與柯就是互為替代品,所以柯文哲一直以來也對時力相當客氣,甚至將時力黨主席與時力切割,就是這個原因,因為現階段雙方駁火對彼此的政治發展都不是最理性的選擇。
以台灣社會來看,藍綠各自有其政治軌跡與社會基礎,國民黨以黨國意識形態、侍從分配體系和軍公教打造自己的群眾板塊,民進黨則以台灣主體意識、台灣本土社群、和農、勞工階級為基礎出發,但隨著時間發展和大環境變化,雙方都面臨越來越多群眾傳統網路接不住,例如被經濟成長遺落的小生意、大公司裡的社畜,一但你照顧不到這些人,也無法為他們發聲,人民自然會尋找新的政治代言人,這是第三勢力的群眾來源,這個群體我認為還在持續擴大中。
廣義上來看、時代力量、柯文哲、黃國昌、館長等人都是這個社群中的聲量品牌,彼此間擁有重疊但不完全相同的支持者。第三勢力群眾還沒有明確的意識形態邊界,最大的共通點大概就是素樸的正義感與對傳統體制的不信任、被背棄感。
如同去年我在選舉中對柯的批判,我認為柯文哲市長利用他廉能、親民的形象,吸引了許多對新政治有期待的第三勢力支持者,卻因為自己的政治利益,屢屢用民粹的手段發起鬥爭,破壞民眾對社會體制的信任,甚至弱化台灣與中國之間的政治邊界,倘若有朝一日柯徹底掌握了第三勢力群眾,勢必會對台灣的民主造成巨大的危害。
因此,不只是時代力量自身的存續,這個黨能否成為第三勢力裡的中流砥柱,建構出理性、建設性而非破壞性的第三勢力道路,這是我對時代力量現下最深的期待,也是我之所以還留在這個黨的原因,可惜目前為止看來,選舉太近、理想太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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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力量總路線檢討】
「國民黨不倒、台灣不會好」這是時代力量在2016標榜的口號,也是這個黨最原始的目標:打倒國民黨。然而,在洪慈庸、林昶佐、黃國昌三人分別拉下楊瓊瓔、林郁方、李慶華後,四年過去,這個目標是失敗的,因為顯然國民黨並沒有被打倒,反而絕地大反攻。而究竟在進入國會後,具體要怎麼實踐打倒國民黨這個目標,政治上的進程如何規劃,黨也沒有藍圖來執行。
這是所有時代力量成員要捫心自問的問題:「到底『打倒國民黨』還是不是我們政治上第一優先的目標?」
是的話,怎麼做?現階段最重要的任務是什麼?
目前,黨內明顯蘊含著兩種截然不同的政治性格,根本的差別就是時代力量與藍綠兩黨間的距離。一種,是認為時力應該與民進黨合作,共同對抗國民黨復辟;第二種,則是在藍綠兩黨間保持等距,就個案與政策監督批判。
這是時代力量真正的路線問題,長久以來被埋在檯面下、隱而不鬥的衝突。
不論是柯文哲的「藍綠一樣爛」,或是國昌在立法院拉出的「清廉 vs 弊端」都是一種在藍綠兩黨之間中立的形式。「藍綠一樣爛」,任何對台灣民主歷史以及政治現實稍有理解的人,都會知道這是一句去脈絡帶風向,與事實違背的話。即便站在最嚴格檢視的立場,馬英九執政與蔡英文執政,何者實現比較多時代力量支持的價值與政策方向,難道我們分不出來?
而以監督對抗權貴結構,創造一個新的政治分野,這樣的路線,或許有機會能夠突破既有的藍綠板塊,讓時力繼續穩定成長,但這個路線本身是由不斷不斷的戰鬥串連起來的,無法預測事件,政治上也沒有明確的遠程方向。我認為,政黨的功能,終究還是要給支持者指引一個方向,告訴大家,我們究竟希望把這個國家開往什麼方向?更何況,以時代力量如此重視台灣獨立這四個字的政黨,主權議題、中國威脅,我們怎麼能夠不視為優先問題?
如果將視角拉出立法院、拉出台灣政府部門之外,拉出台北市、拉出台灣,我們會看到,中國正在殘忍的壓迫周邊民族的生存空間,上個禮拜,香港23個公部門發表聯合聲明,嚴詞批判港府,港人已經幾乎要走到了武裝抗暴的前線。我們能獨善其身嗎?台灣能置身事外嗎?
反紅媒,多少人在雨中走上街頭,不就是因為真切感受到這是正在發生的威脅?國民黨與共產黨勢力結合,加上韓國瑜捲起的民粹風暴,眼看就要對台灣民主構成最強烈的威脅,時代力量這時候難道還要猶豫嗎?還能不採取行動嗎?
諾貝爾和平獎得主 Elie Wiesel 曾說:「我們必須選邊,中立只會幫助壓迫者,而從非受害人。」
在美國與中國之間中立,就是選擇站在威權,在藍綠間中立,我認為同樣亦相去不遠。
赤裸地講,我至今仍打從心底相信「國民黨不倒,台灣不會好」,以我所學習的台灣的歷史發展,以我這幾年在政治圈工作的所見所聞,我依然認為國民黨是阻礙台灣進步,邁向下一階段的最大障礙。
過去國民黨阻擋台灣民主化,民主化後阻擋轉型正義,阻擋各項社會改革,現在要阻擋台灣在美國幫助下真正脫離中國勢力影響,阻擋台灣建構成一個更成熟更穩固的自決共同體,國民黨永遠都為了自己的利益站在危害台灣的那一端,這就是這個1949年來到台灣的殖民政權和台灣本土社會間永恆的衝突。
這樣的政黨,如果時代力量如果不能夠讓時力的支持者們明白:台灣必須先面對這些歷史的沉痾,花費更多時間解決檯面下根深蒂固的結構問題後,才有可能向真正公平、效率的社會更邁向一步,那麼這個黨,我認為有愧於諸多對時代力量推動台灣寄予厚望的人,也辜負了當年時代力量創黨的精神。
如果時代力量怯於小綠的心魔,怯於將國民黨與民進黨之間的差異說出來,怯於指出台灣應該要走的方向,那麼即便時代力量本身成長了,但國民黨執政完換民進黨,民進黨執政完再換國民黨讓它復活,這樣台灣社會會變得更好嗎?容我提醒大家,台灣打從有總統和國會直選以來,歷史上只有一次真正政黨輪替就是2016年,這是一個多麼艱難不容易才走到的下一階段,難道我們要讓它倒退,所有努力都變成白費嗎?
這不是什麼用大局綁架、或是某些人口中嘲諷的芒果乾吃太多,真實處境就是如此,大家知道台灣在世界上其實是相對富裕、安全、穩定的地方,那麼也應該要了解,這樣的狀態有多麼不容易,它需要這個社會付出力氣、付出汗水維護,即便過程發生一些問題,也不該因此中斷。我們現在之所以能夠生活在相對安定的環境裡,就是因為有國家的壁壘幫我們擋下中國的入侵,如果讓國民黨重新上台自毀長城,那麼不知道會有多少勢力因此滲透進台灣。用積木堆起城堡要很久,推倒它只要一瞬間,時代力量在這個關頭還有模糊的空間嗎?
這不是時代力量哪個人,或是黨主席要獨自處理的問題,而是時代力量所有人必須共同面對。
我在此向所有時代力量的夥伴沉重的提問:
時代力量到底有沒有勇氣說出:「對,我認為現階段民進黨繼續執政,時代力量作在野黨監督,這才是對台灣有幫助的。」?
時代力量能不能夠和民進黨合作,讓台灣歷史開向我們期待的方向?
自2015年入黨至今,儘管一路上諸多質疑,基於政黨倫理,此前從未公開批判,今天到了這一步,實非我所願。如果時代力量還是無法面對自身的矛盾,還在困於選票計算,迴避應該承擔起的社會責任,那麼我對這個黨的期待、在這個黨的路,或許也走到了盡頭。
同時也有1部Youtube影片,追蹤數超過250的網紅偽學術,也在其Youtube影片中提到,[旅行的旅行] 行動傳播技術空間中的旅行:#當我們用GoogleMap找路時 / 李長潔 🚎 . 時常有人問我,你每次去日本的那些超級冷門的風景、傳說地點、氛圍氣喫茶老店,到底怎麼找到的,聽都沒聽過這些地方。剛開始,我會查詢中文與外文的旅行資訊,像是旅遊手冊、觀光網站,都是基本工作,可以給旅客一點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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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走不回去了。」這幾個月來,一部機器正全速啟動,駕駛往越來越一國化的香港,除了我們談及的警政暴力、言論自由、結社自由、白色恐佈,還有商業世界的異動。月前有多間與香港有關的跨國企業出現人事變動,先有匯豐銀行、國泰航空多名管理層離職,後有新鴻基地產首次委任內地企業家為獨立非執董,再是其他大中小企寒蟬效應。但最為港人關注的,始終是多名國泰、港龍機組人員被裁,包括一位我的好友,而他不過在Facebook上載了黃絲帶;自此類似案例如恆河沙數,已成社會新常態,相當恐怖。執筆期間,身處三萬呎高空的國泰航空,空少、空姐悄悄走過來說「多謝發聲」、「現在甚麼也不敢說」,只能給我一個杯麵答謝。這樣的對白,極其可悲:我們的香港,香港人的航空公司,甚麼時候淪落到這樣?
墨索里尼與今日香港:功能組別的前世今生
資深編輯Tom Holland早前在《南華早報》撰文,直言這是「未來香港法團主義」(future of corporatism)︰今後入職與離職不再唯才是用,而是政見先行;國家機器以不同方式介入私人企業,藉控制商業社會,控制民眾的經濟及政治自由。
法團主義不是新鮮事。早在19世紀末,為抗衡共產主義的激進改革,同時回應資本主義下工人階級的艱困,歐洲有知識份子選擇中間落墨,提倡引入不同法團(corporation),通過協商、共識,解決社會資源分配及權力問題。法團主義有別於資本主義強調「個體競爭」、共產主義強調「集體鬥爭」,讓不同法團「推舉」精英代表屬下階級、意識形態及利益,與其他界別的「法團」精英議政議事,達成共識後,再以國家機器,全面落實協議,將利益回饋社會。透過法團,這機制理論上能將精英及民眾有機結合,由具智慧及仁心的社會賢達牽頭,制定政策,反映界別民眾意見,最後以「理性討論」方式,得出最切合大眾利益的政策,既保障資產階級利益,亦顧及工人階級感受……
單以文字表述,法團主義高大全、真善美。但綜觀多個被學界視為法團主義的政體︰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希特拉的納粹德國、佛朗哥的西班牙、瓦加斯(Getulio Vargas)的巴西、貝隆的阿根廷等,均與法西斯、極權政府掛勾。雖然耶魯大學法學院教授James Q. Whitman 也以「法團主義」形容羅斯福新政,但國際社會不會將之與法西斯扯上關係。那兩者有甚麼分別?
政治學者Philippe Schmitter認為,法團主義政治Vs法西斯政體,就是後者組織的「法團」、被推舉的「法團代理」,幾乎全是政權代理人、持分者。墨索里尼的「功能組別」國會,可說是這模式的典型,Schmitter將之命名為「國家法團主義」(state corporatism)。與此同時,也有另一種法團主義,例如歐陸民主國家的傳統政黨,多有工會、商會背景,比例代表制選舉及因而衍生的聯合政府體制,令這些國家需要同時向商家及工人階級釋出善意,否則必然面對下次選舉的懲罰。這種由下而上、再回到下的「社會法團主義」(societal corporatism),正是戰後西歐不倒向蘇聯的一大原因。
我們與極惡的距離:急速惡俗化的「國家法團主義」
港英管治期間,議會早就出現功能組別,希望透過將殖民時期主要經濟持分者引入立法局,透過局部有競爭的選舉,一方面回應民主化的壓力,另一方面不至於因全面民主化而「引狼入室」,避免激進親中人士坐大。對當時北京而言,功能組別將商界精英留在建制,成為過渡期穩定人心的手段,欣然接受。以行業功能來區別「法團界別」,對長於建立工會、善於統戰的共產黨而言,自然不是壞事,令不少原在六七暴動後地下運作的工會及行會,重新組織起來,等待加入建制。即使如此,在回歸後的「一國兩制1.0」,功能組別議員仍保留開明工商派如田北俊、周梁淑怡等,總算有「社會法團主義」的影子。
但近年特區政府(和背後的中聯辦)越來越傾向以忠誠度扶植界別領袖,而不是接受他們自行選擇的真精英;委任這些人進入諮詢、決策機構,一方面代表不了界別,另一方面也令不同業界之間的利益平衡被「個人利益」(你懂的)打破。結果,這大大強化了民間對「官商勾結」的觀感,政權與界別利益似是更緊密,但政府的「界別中立性」(sectoral neutrality)開始成疑,最後就跌入一個有趣循環︰政府既要向界別利益傾斜,以確保施政暢順,以免出現如商界廿三條倒戈的情況;商界也要考慮自己會否「落錯注」,往往等到有清晰指示,才敢公開表達意見。然而這樣的政商共同體,和社會真正的利益持分,處於平行時空,連維穩也無效。到了最後今天,就只能訴諸純粹粗暴的高壓。
大換血:需要香港,不需要香港人?
這樣的改變,比誰當特首、交通燈能否運作如常,影響大得多。港英和特區早年那種「社會法團主義」,與法西斯仍有極大距離:一方面,即使競爭如何微不足道,選舉依然被視為有一定競爭性,「雖不完美、但可接受」。另一方面,香港作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之一,即使公共政治生活逐步窒息,經濟領域的生活、私人領域的政治自由,理論上,在2019年6月前,仍得到《基本法》保障。
可是到了今天,特區政府推廣極權國家下的國家法團主義,卻是以控制公共及私人領域為大前提,以控制民眾的政治、經濟生活為管治基礎,從而達至史學家Stanley G. Payne強調的Fascist goal:建立專政的經濟社會制度。且看國際前輩的智慧:法西斯意大利的商會代表Confindustria與法西斯工會相互認證彼此為「合法代表」,將非法西斯工會排拒於體制之外;軍政府時代的葡萄牙,則以國家企業及公私合營,控制國家發展命脈;不少極權國家還通過企業設立秘密警察,24小時監控秩序。表面上,這些企業組織是協助國家發展;實際上,卻是要落實由政治到經濟生活的「全面管治權」,防止任何企業縱容員工行使自由,成為逃避極權的避風港。
2012年梁振英執政以來,雖然曾嘗試收緊自由,但整體而言,社會抗體依然充足,傳統商界、專業界、法律界精英牢牢控制香港這個金融機器。但中國經濟崛起後,FDI從香港引進的比例不跌反增,對香港的依賴程度更多,這也是為什麼北京始終需要「二次回歸」的原因之一。為了拓展「全面管治權」,界別換血、扶植忠誠於國家的法團,就變成理所當然。2019年的反逃犯條例運動,也有商界在背後的大力支持,北京對此特別不是味兒;現在加強整頓,正是希望「社會法團主義」終結、一國主導的「國家社團主義」登場,一片混亂,正成了大清洗、大換血的契機。
黃色經濟圈:反抗國家社團主義的時代革命
換血手法層出不窮,既可通過「企業信用評級」,確保非嫡系企業難以得到合約;也可直接以市場進入限制方式,強制他人合作。至於如何達到「合作條件」,理論上,自然是企業決定,與人無尤,反正「要賺我們的錢,就要守我們的規律」,正是國家社會主義面對境外投資者的精粹。香港回歸前,反對派到深圳設廠工作,俯拾即是;但近年港人即使要到內地做網店,也不得不當「護旗手」、分享習近平講話,否則就會被「篤灰」。當經濟活動、私人領域動輒得咎,「一國兩制」的灰色地帶、經濟自由,只會不斷褐色。但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當北京堅定不移,攬炒香港昔日成功的一切明暗制度,又能如何?
即使今天我們仍是自由經濟體,當經濟生活要仰賴政治正確,與極惡的差距,已經不遠。「黃色經濟圈」崛起,更多是回應「國家法團主義」,讓一般人逐步脫離對建制及大企業的依附,否則沒有可持續性,一切只是空談。各行各業開始意識到新工會的重要性,除了因為不少現存公工會淪為「國家法團主義」既得利益者,也因為在新時代,斜槓族越來越多,他們組成工會,支援大企業同路人,也是突破控制的蹊徑。至於檯面上的傳統商界領袖,表面上自然響應主旋律,但他們對惡俗本質一清二楚,國企購入香港的戰略性資產清單亦人所共知,明白自己早晚是大清洗對象,假如不能「光復香港」,資本的流向、心裏的話兒,早已和我們#WeConnect。
明報筆陣,2019年11月25日
綜 融 社會工作理論 在 高虹安 Facebook 八卦
【美選出乎意料的激烈戰局:比民調更重要的是人心】
2020美國總統大選投票日已經過了三天,贏家仍未確定。
開票過程峰迴路轉,從一開始的德州開藍、夜間的威州、密州翻藍,到昨晚的賓州、喬州拉鋸…拜登與川普激戰到如此地步,倒是選前主流媒體與各家民調普遍沒有預料到的情況。難道如同四年前大選民調翻車的情況再度出現了嗎?
#傳統民調與現實的差距
四年前的美國總統大選,主流媒體與傳統民調組織,多顯示希拉蕊大幅領先,但結果川普打破所有主流輿論和各家民調的分析入主白宮,雖然有「選舉人團」的制度因素助攻,但當時「民調嚴重失真」的問題已經被各界學者專家紛紛提出來檢討,甚至出現「#民調已死」的聲音。
近年來,許多國際媒體與機構的民調確實普遍表現不佳,誤差範圍甚至逐漸擴大。從2012年歐巴馬競選連任、2014年美國期中選舉、2015年英國國會大選、2016年英國脫歐等,結果都與事前民調預測完全相反。
一份由史丹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與微軟在2016年發布的研究報告〈Disentangling Bias and Variance in Election Polls〉顯示:1998年到2014年間美國各州總統、國會與州長選舉總共4,221份選前民調,將它們與開票結果相比,1,000人的調查平均誤差範圍達正負7%,而不是一般民調宣稱信心標準的正負3%。
根據《報導者》在2016年大選的專題說明,在排除刻意造假的情況下,民調不準確的原因通常包括:
1.抽樣代表性不足、2.民調回覆率過低、3.民調設計不良、4.受訪者不願吐實、5.游離票比例過高。
#害羞川粉的逆襲
而在2016和今年的美國總統大選中,除了上述1-3的工具性因素外,特別常被提出來討論的就是「受訪者不願吐實」這項因素,回歸現實情況,其實就是在談「隱性/害羞的川普支持者」(Shy Trump Voter)這群人。
根據美國政治網路媒體《POLITCO》一篇6月時分析民調可能失準原因的報導當中,就提到 #四年前對於川普潛在支持者分析不足 的問題今年可能依然存在:
川普總統指責民調刻意造假以對抗他的問題雖然並不為真,但民調機構人員確實仍在設法他們四年前遇到的困擾,包括搖擺州調查抽樣較少、而各州內的民調其實高估了拜登的優勢等等,這些恰恰都是2016年曾經發生過的問題:全國民調在很大程度上誤差並不大,但是州範圍的民調太少了,未能收集到準確的數據,特別是來自關鍵搖擺州「#沒有大學學位的白人選民」(被廣泛認為是潛在川普支持者)。
四年前學到教訓的各家民調認為,既然川普的支持者(藍領階級較低收入白人和低教育程度選民)被系統性低估,那就針對這些族群做統計上的加權 (weighting by education and lower-income)。這是美國公共民意研究協會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Public Opinion Research)在 2016大選結束後所出產的官方報告當中的結論,也是近年來美國民調機構努力的方向。然而,從大選開票結果與民調的差距來看,上述提到的這些問題今年依然沒有完全解決。
而今年選前號稱美國智庫的「民主研究所」(Democracy Institute)做出幾份民調顯示,有77-78%的川普支持者不會願意向自己周遭的親朋好友承認自己其實支持川普。不過因為該機構被認為缺乏專業嚴謹與公信力,原本並未有多少主流媒體報導這項數據。
然而,由於今年開票到現在與選前主流民調預期民主黨大勝的景況差距太大,部分專家指出,這幾乎是在重演2016年大選民調低估了川普支持率的現象,「因為川普支持者擔心,表達真實意見會引起異樣眼光,比較傾向說謊。」
至此,「隱性/害羞川粉」的理論重新受到各方注意。
#害羞川粉所面臨的社會期許壓力
英國前首相卡麥隆的顧問希爾頓(Steve Hilton)表示:「由於幾乎所有媒體對川普及其支持者都流露出相當的恨意,所以人們比較不想對民調公司承認自己支持川普,而民調公司根本沒考慮到這點。」
另一名準確預測川普4年前當選的民調機構「特拉法爾加」(Trafalgar Group)創辦人卡哈利(Robert Cahaly)則指出:「今年這些『害羞的川普支持者』比之前(2016年)還要多。然而,人們不想表明支持川普,因為只要你戴錯帽子就會被揍,車尾貼上錯的標語就會被騷擾。」
卡哈利認為傳統的民調公司忽略了一個事實,就是:
「#受訪者傾向講出訪問者想聽的話,而不是表達自己的真實想法。」
這提醒了我們關於大家熟知的「#沉默螺旋理論」(Spiral of silence),在傳播過程或參與傳播的過程中,如果發現自己的看法不被主流意見認可,人們就多半不願意公開表達自己的看法,聲音就愈來愈小。
而即便是廣受主流媒體與台灣國內採用、追蹤的兩大權威民調「538」(FiveThirtyeight)與「真清晰政治」(Real Clear Politics),它們的創辦人在這兩天也都對川普支持率失真的原因表達了類似的觀點。
538(FiveThirtyeight)網站主編西爾瓦(Nate Silver)指出,有關川普支持度的民調失準,可能肇因於「#社會期許誤差social desirability bias」,即受訪者回答問題時,傾向以不實意願取代真實意願,以符合社會期許。「真清晰政治」(Real Clear Politics)聯合創始人兼總裁湯姆·貝凡(Tom Bevan)在前天接受福斯新聞(Fox News)訪談時公開指出:「所有專家和預測者都錯得離譜。」
澳洲國立大學講師宋文笛也在選前提出過說明,為何低收入者會基於「社會期許」回答與現實不同的答案:「低教育程度往往代表離美國社會主流的所謂『有文化階層』 (polite society) 的世界觀和價值觀的距離越遠,而所謂『社會期許』往往是後者所定義的。」
這些 #保守川粉 有不少人是美國的經濟、教育與文化層面的社會弱勢,廣泛分佈於中西部的工業區與內陸鄉村。由於教育程度和經濟能力往往成正比,加上工作繁忙、在家時段不固定,也造成這群人比較缺乏時間接受冗長的民調訪談,加上川普有意識地宣傳「主流媒體不可信」的說法,也讓共和黨支持者的拒訪率和訪問失敗率過高,都造成民調方法無論如何改進,都 #測不到這群人的意見。
簡單說,由於社會環境與科學工具有限的因素,導致民主黨的民調容易被高估、共和黨的民調容易被低估,我稱之為「#藍色泡沫」。從上屆到今年的大選,可以看出民主黨的全國民調與某些州的領先程度普遍被高估了5-8%。
#民調產業的未來在哪裡?
很多人在選前開玩笑說,如果這次再不準,「所有的民調公司都要關門了!」如今結果一出,由於各家民調模型、抽樣範圍與加權方式不同,得出來的預測結果也南轅北轍,雖然不能說民調完全不準確(許多民調在個別州與全國範圍的領先差距都在誤差範圍,變化趨勢也大致符合現實),但美國大眾對於民調的信任可能很難回到從前。
注重趨勢預測的產業如金融業對此就感到非常困擾,根據《路透社》報導指出,許多華爾街的資深經理人與分析師對於民調預測連年出錯、毫不可靠的情況感到困惑與憤怒:「我們為什麼還要相信這些民意調查?」更有人形容這是「民調產業的滑鐵盧。」
也有投資者認為,未來傳統的民意測驗方式可能消失,而更多依賴網路搜索相關的大數據來衡量選民的意圖。
原因是現代人很少在家接電話,即便是透過手機,也很少人願意接起不明來電或陌生號碼。
確實,數據分析的專業如果能夠被應用在商業領域的消費者購物調查,沒有理由不能應用在探測大家的公共事務傾向。去年虹安團隊開發的系統每天自動研讀分析爬蟲下來的數十萬筆台灣網路輿情,再加上情緒分析、自然語言處理、模型預測等科學方法,充分掌握了數據趨勢,也因此能夠正確預測台灣總統大選的票數差距達到0.1%。
當然,台灣的選制與選情相對單純,是否能夠將這樣的技術運用在實際上類似於50+1個不同地理與社會環境小國家的美國選舉加總,將會是很大的挑戰。結合大數據探測與傳統民意分析的方法論,也許會是民調產業的下一波改革浪潮。
#民調的背後更重要的是人心
民調的本質是探測與分析的工具,雖然是科學,但終究偵測的是千變萬化的難測人心。
而依賴民調作出解讀和預測的也是人,是人就會犯錯,也不能因此就輕易導出「民調無用」的結論。
雖然民調在上次和這次大選很難探詢到一些特定族群的意見,但我們更該思考:
#是什麼原因讓他們選擇沈默 或回答符合社會主流想像的說法?
選舉是我們實踐民主的過程,但如果我們的民主讓某群人感到害怕、不願意說話,
這實際上是傷害了言論自由,也是傷害了民主。
衷心祝福美國總統大選可以順利落幕,分裂與對立的美國可以重新合眾為一。
(圖片摘自 foxnews.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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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1.美國大選民調再失準 隱性川普支持者成關鍵
https://udn.com/news/story/121687/4993275
2.美大選民調又失準 專家分析原因:太仰賴電話
https://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3343519
3.美國大選|為何民調又失準?川粉不能說的祕密
https://tw.appledaily.com/international/20201104/STCC3SAYF5DLNGAJMZUJEIOE3E/
4.【外媒綜合】這次美國民調為何失準?凸鎚六個關鍵點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12937/4990802
5.從美國總統大選看民調「測不準」現象
https://www.twreporter.org/a/presidential-election-polls
6.Trump has a point about the polls, POLITICO
https://www.politico.com/news/2020/06/17/trump-polls-biden-324210
綜 融 社會工作理論 在 偽學術 Youtube 的評價
[旅行的旅行] 行動傳播技術空間中的旅行:#當我們用GoogleMap找路時 / 李長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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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常有人問我,你每次去日本的那些超級冷門的風景、傳說地點、氛圍氣喫茶老店,到底怎麼找到的,聽都沒聽過這些地方。剛開始,我會查詢中文與外文的旅行資訊,像是旅遊手冊、觀光網站,都是基本工作,可以給旅客一點基本的地理想像,如方位、氣候、規模、人文特色等。接著,我會做一件事—大量地運用google map細查地方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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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圖,是一種人對空間權力的掌握,當旅人們從地圖繪製者的手中,搶回擁有地圖的權力,這將如何改變我們的旅行生活?然而,我們真正因為google map而搶回了對空間的掌握嗎?我們先從紙本地圖的使用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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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紙本地圖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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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到了旅遊的當下才使用google地圖來找路,而是平常沒事時,就打開地圖滑呀滑,細察預計拜訪的地點,了解地理資訊。不過,在2005年以前,旅行時掌握地理環境的技術大都依賴紙本地圖,旅客與觀光客在出發前,會購買旅遊手冊、旅行文學,透過特定旅行專家與旅遊資訊編輯的視野,來觀看地方(林子廉,2009)。在那時之前,各種「旅遊天書」隨著出國人數的增加,而銷售量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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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旅行度假,不單僅是選好地方、買張機票、然後去就可以說「#這是我的旅行」,旅行的體驗是由生活中的不同媒介內容(電視、廣告、電影、書籍、旅遊手冊,現在還有社群網站)與你的真實旅程所交織而成(Urry, 2002)。當然也包含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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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圖是一種地理狀態的再現。我們覺得地圖模擬了真實的環境樣貌,但事實上,地圖是一種「#簡化」、「#挑選」、「#裁切」,尤其是紙本地圖,在有限的平面版面上,地圖的終極目標並不是一比一的還原,而是透過地圖繪製與資料整理,表現製圖者對大地的擁有權、解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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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從前的旅行中,我會在行前買一份巴黎的城市地圖,在台灣時就把旅行手冊上看到的景點標示在地圖中;並在旅程中逐一刪除,有時候還會用紅筆將散步走過的路徑畫上,以展示我對巴黎的熟稔程度。基本上,整張巴黎地圖我都畫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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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gle地圖的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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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Google Map正式上線,一開始只是電腦版,同一年裡很快地推出手機版本,並且加入Google Earth的服務,直至今日,google的地圖是Google公司流量第二大的營運項目。Google Map運用了地理資訊系統(GIS),整合地表空間幾何特性以及地理屬性等兩種資訊之資料庫, GIS 中記錄的資料藉由適當的軟體解譯後可重現地表相關地形與地貌,使用者可以免費且自由地在地圖檔上標記並添加註記。這個地圖很快地成為旅行者的最佳找路工具,可以用微觀與巨觀的視野,審視空間樣態(廖酉鎮、陳均伊,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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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於傳統紙本繪製,#地理資訊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GIS)的廣泛應用,省卻了實物儲存的難處,也使我們可以在同一空間的地圖上看到不同的主題的重叠和互動,我們更能按照我們的想法,在給定的地圖框架上任意標籤,製作對我們有意義的地圖(Lo,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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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不斷推出越來越豪華的地圖服務,像是「#交通資訊」、「#街景服務」、「#旅行規劃」,最近更加入虛擬實境的概念,將導航升級成「#AR導航」,透過 GPS 獲取用戶的位置,並使用街景資料產生「視覺定位系統」(Visual Positioning System,VPS),快速辨識周遭地標建築定位用戶位置,並在手機相機中以巨大的動畫箭頭結合街景,藉以更清楚地告知方向。這些方便的工具是積累在行動通訊技術、運算技術與人群使用習慣的大量應用與快速進步上,嶄新的地圖技術深刻地改變了旅行、旅人與城市的互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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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與機器結合下的旅行:地理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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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與機器在移動技術空間中,被結合成一種人機複合體,或是Bruno Latour行動網絡理論中的「人—物」,這讓人的體驗更加複雜。你有沒有一種經驗,就是打開Google Map後,隨著指標轉動身體,試圖協調數位與真實的空間方向。或是,跟著導航行走,耳畔響起「向左轉」,就毫不猶豫地走向左方的街道。又或是,最一般的情況下,使用者會打開軟體,了解地理定位下自己與週邊資訊(店家、車站等)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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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到隨身行動傳播科技時代,人與物結合下的移動與定位本身就是一種資訊,這些資訊詮釋了流動空間、網絡連結、移動過程的具體樣態。一方面,機器深刻地鑲嵌入人類的生活世界中,反過來說,人們亦透過機器產生全新、方便、延伸的特殊經驗。這種人機合一、日常鑲嵌的 #地理媒介(geomedia)(McQuire、潘霽,2019),在旅行實踐中更顯鮮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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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Web2.0時代,藉由地理媒介所構連起來的網絡式公共空間,展示了人類時空感知的嶄新轉變。透過行動傳播與數位化的技術,遊歷的地點本身不只是被媒介再現,而是,這些地點本身就是媒介,在程式運算的框架下,人與人、人與城市有了全新的關係:Google Map的使用與資料的積累,很大的程度上,人們利用社會實踐、消費行為與協商互動來定義旅行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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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這次我們旅行到關東地區,特地前往宇都宮吃餃子。在行前我們藉由Google Map的即時資訊決定乘車的方式,查詢車站附近所有的餃子店以及他的評價、照片、菜單,用街景服務來定位自己如何到達要去的「餃天堂」。然後在這家算是有特色的餃子店鋪,我們竟然在餃子裡吃到了一根鋼刷鐵絲,店家也沒有很認真地看待。就默默地打開Google Map說明了當下的狀況,並給予較低的星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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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願式的地理資訊(volunteered geographic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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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情境是一種建構主義的場境,使用者們可能自知的情況下,#自願參與地理資訊的建構,這稱做自願式的地理資訊(VGI,volunteered geographic information)(Sieber and Haklay, 2015),Google Map的VGI使得人們更有機會參與城市意義的詮釋,在公共參與的意義上,Google Map也是一種社群媒體,它建築在遊客、居民、店家等大量用戶的傳播意向性上。在McQuire與潘霽(2019)的「地理媒介」評斷便提到中,媒介傳播技術、隨身行動和城市地理元素的深度融合,共同造就了「#成為公共」(becoming public)的體驗,打開城市生活的審美維度,同時推動了「成為公共」的過程。城市中的社會關係和權力關係,不再僅僅依據根植於城市空間結構的生活形態,而是更直接地被轉化為主動的「傳播」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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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知識論的角度來看,Google Map有著三種資訊類型:自然的資訊、技術的資訊與文化的資訊。自然的資訊,如同人們所可以感受到的地形等;技術的資訊則如道路、水系的測量描述;而文化的資訊則指涉各種人類的行為,如駕駛、消費等。透過運算平台,當然也包含IG、FB上的「#社會標註」,像是打卡、分享美照、「#」,使用者、物、與城市風景大量交織成數位形式與真實形式共存的存在,並且在公共性的概念下交往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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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我們還是可以想像與批判,一個反烏托邦正在進行。有時候我們不知道自己正是地理媒介的延伸,甚至不得不參與地理資訊的建立。當你想要運用導航系統時,其使用者本身正參與著車流量預測的演算過程。當我們行動時,我們也正經歷一種數據式的物化,個人與機器結合後,個人在時空中的所有作為都有可能面臨資本主義的收編,例如在Google Map上顯示個人化的位置性商業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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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動的社群與信任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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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者們對Google Map的使用,構成了一種流動與移動的社群,這個社群強調的並非穩定的社會記憶,他們更欣賞獲得片刻的超凡體驗,與享受如遊戲般的過程,在虛實間讓自己更能夠掌握旅行的地方。從Google Map的旅遊嚮導設計就可以發現,Google Map將每一位參與地理資料建構的人們都當作「專家」,這個構想在另一個旅行APP「#TripAdvisor」裡也非常鮮明。你可以在「TripAdvisor」裡分享更多評價、文章與圖片,分享你在移動時的超凡體驗,以獲得「#頂尖攝影師」、「#飯店達人」等等標章,以提高個人體驗的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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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有批評家認為,我們太容易把Google Map、Google Earth上的作為,理解為一種全景全知的圖像、透明的秩序,甚至是前面討論的參與和賦權的工具(Kingsbury & Jones, 2009)。閃耀著令人暈眩光茫的球體,反映了人類的戴奧尼索斯的妄想,我們狂亂地航行,歡天喜地地喧囂,我們全心全意、不加思索地信任它,卻低估了虛擬世界對真實世界的集體監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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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歸地方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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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站在創用的立場,我還是傾向對科技保持信任。信任研究者Bostman(2017)在《#信任革命》中談到,只有「信任」,人類才能在進程上有超越性的變革。當然,對Google Map的信任早在2010年以後就幾乎被廣大的使用者們接受了,雖然偶而還是會看到我父親打開地圖導航後,然後罵導航太笨,繼續走自己的路。但無疑得,Google Map扮演了旅行實踐的重要推動角色,它把商品、交通、約會與各種推薦搓合起來,讓旅行同時是個人的行動,也是集體的社群參與。也因為這些更加錯綜複雜的信任,旅人們才能獲得更多足以創新生活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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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McQuire的地理媒介概念中,如果傳統大眾媒體帶給旅行者與地方的是一種想像的、再現的、去地方化的全球化幻覺。那麼這些隨身、隨地的地理媒介,像是Google Map,則在旅行者與地方之間形成更回歸地方化的關係,同時還包含了跨文化溝通的實現,透過這樣的地理媒介技術,更能提高人們對差異性與流動性的接受程度,還可以確保城市網絡中與他者共存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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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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