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力量的問題】
我知道，和時代力量的諸多委員、黨公職比起來，我對於社會以及這個黨的貢獻是遠遠所不及，但，黨裡一直有些問題，也一直都存在，很久了，既然沒有人要撕破臉攤開來講，那就我來吧。
這些話，是我從2015年加入時代力量參與選戰，歡欣鼓舞進入國會到現在，一路以來目睹的黨內矛盾，寫出來，一來是我對黨還有最後的感情，二來是希望黨內所有人必須正視這些問題。
要處理，現在吃力不討好，或許還會掉票，但我認為如果這個黨還自詡理念型政黨的話，這是必須承擔的重量、必須跨越的關卡。
本文總共9632個字，總共分五個段落，覺得太長我下面會附上連結，可以直接選子題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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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力量的權力結構】 https://reurl.cc/7go91
【立法委員黃國昌與時代力量】 https://reurl.cc/AQ818
【時代力量的小綠魔咒】 https://reurl.cc/bLR6l
【時代力量與柯文哲】 https://reurl.cc/Mad7W
【時代力量總路線檢討】 https://reurl.cc/kR05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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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全文
前言：
許多朋友曾在私下聊天時，半調侃半認真的問，「時代力量」是什麼意思？它代表什麼？一般政黨都會以所要表彰的價值融入黨名，中國國民黨、民主進步黨、社會民主黨、綠黨、建國黨，都可以很清晰地在自我取名中看見該黨的意識形態，那麼時代力量呢？時代力量四個字本身沒有與任何價值連結，你們的自我定錨究竟是？
殊不知，「時代力量」恰恰精準反映了這個黨的內涵，名實相副。
時代力量，就是在這個「時代（當下）」，有「力量（聲量）」的人，合起來組了一個黨，就叫做時代力量，這正是時代力量的生辰八字，也是一切問題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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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力量的權力結構】
近來時代力量的路線問題再次受到外界激烈的質疑與批判，過去同樣的情形已發生數次，一次比一次激烈，日前我就已對黨公開呼籲過，時代力量過去四年動輒面臨是不是「小綠」、「與柯文哲合作」等質疑，就是因為時代力量沒有路線，即便有，本身也從未被明確定義與說明過，不要說外界，包含時代力量內部都常有人對路線提出疑問，但從未被解決，根本原因在於時代力量的權力結構與組織問題。
過去時代力量屢次流出內部分歧的消息，媒體常以「分裂」、「派系鬥爭」下標解讀，事實上並不正確，因為時力內部從未有真正嚴格意義上的政治鬥爭，頂多「不和」，這代表黨本身沒有堅硬的外部框架，主要成員間缺乏明確的共同利益約束，致使各方都不願花費撕破臉翻桌的成本在內部收攏意見。黨內部無法透過衝突解決問題，導致當核心政治判斷出現分歧時，往往流於議而不決，甚至不議讓問題擱置，或索性各幹各的，多頭馬車。
外人或許覺得殊難想像，但這確實是時代力量一直以來的問題，或至少在勞基法二修，時代力量至凱道前抗議後，路線問題就成為黨內房間中的大象，無人觸碰，或是被認定無法解決，不知從何解決起，只能讓問題靜靜地躺在空氣中擱置，等待時間自然淘洗出結果。
這並不是黨中央同仁或黨主席個人問題，而是整個時代力量要面對的結構困境，時代力量黨中央從未有過凌駕幾位立法委員，特別是三位區域立委的權力，因此無法以中央決策強力主導黨的方向，就算真的想這樣做，恐怕也要面臨如何執行的問題。
檯面上主流政黨的權力結構，國民黨是早年接受俄羅斯共產國際扶植的政黨，黨組織完全繼承共產黨，也就是所謂權力集中的「列寧式政黨」，民進黨在成立時高度參考國民黨的組織架構，而時代力量的黨組織架構再同樣高度參考民進黨黨組織架構，三者殊途同歸。列寧式政黨或許聽來陌生，其實台灣人非常熟悉，因為幾乎每個人所認知的政黨樣貌，就是列寧式政黨，它的特色是類似政府或軍隊的科層化組織，由上而下，中央到地方一條鞭領導 ( Chain of command )，我們以為政黨就是長這樣，其實列寧式政黨是一種特殊模式，在世界上並非常態。
時代力量雖然引進若干網路參與的機制，但本質上仍然是傳統的封閉式政黨，在黨內部產生決策後由上而下，一層一層傳達，這在包括提名程序等各項黨務運作方面都可以很清楚看出來。對缺乏經驗的後進者而言，模仿既有制度是最快速也最低成本的方法，國民黨的全代會、中央委員會、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民進黨的全代會、中執會、中常會；時代力量的黨代表大會、決策委員會，基本上是同一套運作邏輯，當指揮中心無法有效決策時，黨就會陷入癱瘓。
要能夠揮動軍旗、號令部隊，背後當然要有權力支撐，國民黨過去有槍桿子和黨產，無須多說。民進黨則以共同利益為基礎：「給予即是支配」，這分兩個層面，一是民進黨自黨外至今的多年發展中累積了穩固的群眾基礎，在地方公職選舉中，被黨提名即有相當高機率能夠當選，「民主進步黨」這個招牌就是黨紀約束力的來源；另一部分是能夠匯集社會公信與資源的頭人，透過自己的分配管道建立系統，頭人在系統內部亦有相當大的影響力，這後來也發展出民進黨獨特的派系文化。
回到時代力量，時力黨中央的權力基礎呢？時力財務本身相當吃緊，候選人基本上都要自己想辦法募款打仗，而在社會支持方面，時代力量的政黨認同度大約都在10%上下，對於當選門檻和這個數字差不多的縣市議員來說，黨的招牌的確有相當的價值，因此必須尊重黨的決策，但對於當選門檻是過半的單一選區立法委員來說，狀況就不盡然相同，更何況是對2016年時力首戰告捷的三巨頭來說，更是如此。
當年號稱理念型的政黨，除了時代力量之外，還有其他小黨，例如社民黨與綠黨合作的綠社盟。時力與綠社盟在意識形態、政策方向上均差別不大，為何最後時代力量贏下三席區域立委，外加政黨票74萬票，斬獲兩席不分區立委，突破政黨補助款門檻，而綠社盟鎩羽而歸？除了社會的期待，當然也和洪林黃三人當年的社會光環與背景資源脫不了關係。
權力只向它的來源負責，對時代力量這樣原本沒有基礎的政黨來說，是因為有了黨，才有這三名立委；還是有了這三個人，才有後來的時代力量？這是一個很難釐清的問題，但也因此注定了黨組織無法凌駕開國功臣的命運。試想，如果今天黨強制要求區域立委某事而得不到配合，那麼黨有什麼後續手段嗎？黨能夠承擔得起損失這三位立法委員其中一位嗎？有任何一位黨主席擔得起這個政治責任嗎？
這舉例雖然極端，但只要一想就能明白黨的癥結何在，決策參與機制可以擴大，但至今仍未突破這個權力結構的硬傷。與其說黨中央向外下達命令，不如說從進入國會開始，諸侯共治才是它的真實樣貌，顯智主席雖貴為黨主席，但在幾位委員之間權力不會超過民間的調解委員會。
時力雖有剛性政黨的制度設計，但從未備齊運作這套機制所需的權力集中，也不曾透過一次又一次的內部鬥爭，來凝聚黨的路線以及釐清政治責任歸屬。沒有共同利益、也沒有更高的權力作為桶箍，一旦這三人無法互相退讓合作，也不試圖以強制手段逼迫對方妥協，那就注定黨陷入失能的分歧狀態，大家各走各的路，美其名為柔性政黨，其實黨不像黨，這幾年時力各種狀似精神分裂的內部邏輯矛盾，其根本源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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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委員黃國昌與時代力量】
本文目的不在聚焦個人，而是釐清時力作為一個新生政黨，過去四年運作有哪些弊病，然而黃國昌這個名字之於時代力量，連結實在太強，談時代力量如果完全繞過國昌，也就失缺了一部分，因此這個段落必須談黃國昌和時代力量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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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昌最近因私菸案，引爆台灣社會對時力定位的強烈質疑，我不認為這是他的刻意操作，今天換作藍營執政他依然會是戰神，廉能和行政墮落間的二元抗戰，本就是他一直來的主軸，但私菸案不是本文重點，這裡就不多談，國昌的路線後面會再提到。
國昌作為政治明星，一言一行最終仍會回到社會如何看待，但對時力來說，目前受到的強烈批判並不是國昌的問題，而是這個黨的問題。
國昌在非常早的時候，幾乎是甫進入國會不久就跟民進黨發生大大小小的衝突，關係很早就已經決裂，他也持續在言談中釋放對與「綠」合作的高度排斥，以一個政治工作者的角度，在執行層面我非常尊敬黃國昌，他是工作狂，對公共事務懷抱高昂鬥志，他的專業知識與揭弊能力不要說在時代力量，在整個立法院都是數一數二。
從黨的角度來說，國昌這幾年的工作成果更是時代力量聲量得以維持不墜的關鍵，他雖然一直自己走自己的路，但既然黨未曾明確定義黨的方向，那麼自然也沒有衝突問題，在工作上，他將他的工作發揮到淋漓盡致，何錯之有？
對黨內來說國昌最大的問題大概是他鮮少談及他對政治的遠程想像，使人無從捕捉他的藍圖，也無從跟隨或討論利弊，這或許是他的謹慎性格使然，然而綜觀他這幾年的路徑，國昌可以說是一個政治上的實證主義者，他不常直接談論純政治的觀點，特別是卸下黨主席的職務毋需代表黨後更是如此，他只在持續的行動中實踐自己的路線，但我們仍可從他累積的行為中，包括他偶而使用的隻字片語，例如「藍綠不過半」等，描繪出一個大致的輪廓，這個路線我在第五段會另外專門討論。
國昌的實證主義性格，也反映在他與黨內的溝通上，國昌不太和黨內同仁爭辯政治路線與對錯層次的問題，除了第一段提及的時代黨內衝突沒有檯面化之外，背後隱含的態度是「說那麼多沒有用，打出個成績再說」。時代力量的民選公職們，面對自己的工作無不戰戰競競、戮力奉公，但對「新政治」「素人參政」「各行各業來從政」來說，本就鮮有人能與中研院研究員出身、早在社會運動征戰多年的國昌的戰力旗鼓相當。
所以，時代力量的問題不在於國昌路線凌駕黨，而是黨在這幾年間並沒有在國昌路線之外另立出黨自己的路線，也沒有透過路線之爭來處理黨內蘊含的兩種本質上截然不同的政治想像，致使國昌個人完全代表也詮釋了這個黨。
年輕的面孔、良好的形象可以得到選民一時的喜愛，但一個黨若要長期發展，一定要有自己清晰的定位，明確的路線來爭取選民長期的信任。試問，如果今天國昌離開了時代力量，那麼這個黨的招牌是什麼？還剩什麼？時力還能夠吸引、抓住諸多對新政治高度期待的中間選民嗎？
請各位同仁嚴肅思考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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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力量的小綠魔咒】
時代力量的內部分歧，最大程度體現在對民進黨的態度上，我在第一段中已經說明過這是因為時力內部從未統合的緣故，政治上同陣營不同勢力各執己見時，就都去打，看結果誰的群眾多，這是簡單又實際的方法。但僅限於大家都處在同一個政治框架內時，如果連基本的大方向都各搞各的，那麼黨就會呈現高度精神分裂的詭異狀態，當前的2020大選就是最明顯的例子。
時代力量在選舉中與民進黨的競合關係，不論是以時間軸橫切或縱切，都呈現高度的不一致，以橫切來說，目前時代力量在區域立委的提名，有選區明顯需要和民進黨合作，卻又有選區直接挑戰民進黨現任立委，和民進黨究竟是要合作還是不合作？
以縱向時間來看，更是無比矛盾，各位還記得2015年時代力量中和立委候選人胡博硯老師為何退黨退選嗎？不就是因為在專訪中說了「如果民進黨不協調，不排除不支持蔡英文」，引起輿論譁然後迅速被黨部切割，翌日自己退黨退選為時代力量切割止血？
當時是2015年5月底，如今已是2019年8月，時代力量至今仍對是否支持蔡英文總統連任曖昧不明，在當年蔡英文對國民黨有壓倒性優勢時，時力早早就內部定調支持蔡英文，2019面對韓國瑜與蔡英文，時力這樣高舉理念的政黨，竟遲遲無法在兩人間作出自己的價值判斷？無非是怕被扣上小綠的帽子，但不論如何對外說明，恐怕都很難不給人2016害怕得罪泛綠選民，2020害怕被執政包袱拖累的觀感。
再以新北市第一選區為例，同樣的選區、同樣的呂孫綾、同樣的時代力量，兩次卻有截然不同的策略，上次面對國民黨的資深立委吳育昇，代表時代力量出戰的馮光遠最後和呂孫綾整合，退出選舉。當時黨內為什麼有這麼多人去勸馮老師，甚至因此被他怨懟，埋下日後退黨種子？難道不是因為怕選到底馮呂分票讓國民黨撿了便宜嗎？現在卻又主動再次走回這條路，既然如此，何必當初？
「小綠」這兩個字的陰影是如此壟罩在眾多時力黨人心頭，但究竟什麼是小綠？怎樣才算是小綠？這樣的定義卻從沒有被談清楚過，似乎小綠是一個外界與媒體貼上的標籤，只要一但貼上就要使勁把它甩掉，這個黨是不是小綠竟處於被動狀態，小綠成了故事中的惡龍，人人都知道山谷的背後有條惡龍，卻從沒有人真正看過。
這樣的焦慮，來自於時代力量本身和民進黨的關係一直渾沌不明。時代力量成立之初的政黨定位非常單純，就是時代力量吸引中間、理念派選民，整合傳統綠營群眾的支持，來扳倒國民黨連霸選區。在國會裡民進黨加上時代力量區域與不分區的少數關鍵席次突破半數，促成立法院史上第一次政黨輪替，這是2016的主軸。
但這樣的想像迅速在時力成功進入國會後破滅了，因為民進黨單獨取得了過半席次，時力戰略想定中的關鍵少數高地不存在，自此後黨內再無成功凝聚共識去定義時代力量的政黨定位，將詮釋權拱手交出，也就注定了在第九屆國會剩下的時間不斷面臨大綠小綠的困擾。
時代力量在這四年與民進黨關係惡化是一個必然的結果，台灣的選制本身就對小黨極為不利，在時代力量成長為第二大黨之前，永遠在單一選區：總統、縣市首長、立委都必須面對是否支持民進黨和合作與否的問題，也就產生小綠陰影；而堅硬的執政邊界也使時力無法參與治理過程，無從分享執政紅利，白話講就是雖然時力本身也喊要和民進黨一起打倒國民黨，但民進黨做得好那選民自然集中支持民進黨，時力反而必須在民進黨的缺陷中證成自己的價值，制度本身的框架註定了時力與民進黨的衝突。
在國會內，當黨的戰略定位消失，就變成必須單純在戰術層次取勝來鞏固黨存在的意義，也就是沒有定位上的不同，只有誰比較優秀，「更左更獨」是為代表。因此除了國昌個人強力的揭弊表現之外，時力黨團自然走向激進化的道路，在各個重大議題上必須踩得比民進黨更前緣，使民進黨人抨擊時力不務實、加蔥等指控。兩黨難以合作，因為給民進黨比讚就是在掏空自己地基，這都是黨沒有處理路線問題的後遺症。
坦白說，在我的觀點，所謂大綠小綠事實上是史觀的問題，一個黨要建立長期穩固基礎，必須要在歷史中刻劃國家的方向，在這個方向中鑲嵌自己的價值，這樣黨才有核心，才有穩定的方向；對外而言，黨的核心論述必須要能夠回答選民三個問題：
1. 我們從哪裡來
2. 我們該往哪去
3. 所以我們現在要做什麼
這樣的論述給予了人在共同體中、以及台灣在世界地景中的定錨，才有渲染力跟說服力。國民黨的中華民國史觀和民進黨的台灣史觀便是兩黨的群眾來源，即便是黨內最如日中天的政治明星也無法違背這個框架。對時力來說，如果順著國民黨228屠殺台灣人、白色恐怖、黨外運動、民主制度成熟這條歷史軸線走，那最終必然導向國民黨不倒、台灣不會好的終點；也就必然面對應該跟民進黨合作共抗國民黨的道德結論。
這是大綠小綠之爭真正的源頭，也是我認為時代力量目前應該和民進黨採取的戰略位置，但倘若時力真正想走出一條長久、穩固、與台灣土地相連的第三條路，那麼應該回頭在既有史料中重新爬梳，尋找並建立一條全新的歷史切入面，在這個軌跡之上闡釋台灣的發展。
我認為長遠來看，這是時力真正應該去發掘的路線，最近也跟一些黨內朋友討論了想來著手進行這個論述工作，可惜不論時間與我的能力皆太不足，未能在時力遭逢當前危機前將這個工作產出一點初步成果，力有未逮，非常、非常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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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力量與柯文哲】
時代力量作為一個高舉價值和理念的政黨，且批判性如此之強，還是一個旗幟鮮明的台獨政黨，理論上理當對柯文哲市長的種種親中言行作出反應，但很奇怪，時代力量遇到柯文哲似乎就變了一個人，要馬避而不談，要馬雙重標準輕聲細語，這實在是一個很奇怪的現象。
舉例：今年三月韓國瑜市長訪香港中聯辦，時力在官方粉專以「主權零分」嚴詞批判，到了七月柯文哲訪問上海與國台辦主任劉結一會面，時力粉專的措辭就變成了「我們支持柯市長所謂的對等公開透明，更希望一旦對等公開透明不被中國接受時，柯市長能夠堅守立場，拿出態度。」一來一往之間，為何轉變如此之大？
事實上也不用答案，路人皆知當然是因為柯市長的支持者，所謂柯粉，與時代力量支持者高度重疊的關係，一旦抨擊柯文哲，便會引來柯粉憤怒的回擊，流失選票。
一個政黨，面對有風險的政治後果不可能完全迴避，就算如此久了也會被人看破手腳，這個道理大家都明白，但真要決策時就有個問題跑出來：誰來負政治責任？
我在第一段說過，時力內部本質上更接近諸侯共治的狀態，因此在2018的選舉採取分區負責的做法，也就是台北主委操盤台北選舉，新北主委操盤新北選舉，大家井水不犯河水，可說是時力裡的西伐利亞原則。
在去年的選舉中，時代力量在台北市提名了包括我在內五位市議員候選人。當時在內部大家對於支持柯文哲與否各有判斷，林昶佐做為台北市主委因不欲強勢主導方向影響大家各自最後選舉結果，於是發表了兩篇文章談論柯文哲，希望從中拉開空間，後果並不成功，而候選人也於選舉末段各自表態，台北在柯文哲這一題於是沒有統一的立場。選舉過後，對黨來說，柯文哲問題就變成誰要來扛政治責任的問題。
許多人批評為何時代的標誌性人物，國昌鮮少談及台北市政或柯文哲？一來是基於對上述原則的尊重，二來，站在國昌的角度，為何他要來為黨扛這個擔子？比起時粉跟柯粉，昌粉與柯粉更是高度重疊，這在各個政治網路社群都能明顯觀察出來這個趨勢。以去年來說，如果說時代力量支持者中有七成支持柯文哲，那麼至少八成支持黃國昌，而在支持者外，兩人的政治路線除了主權方面以外，也有許多重疊之處，例如柯的「藍綠一樣爛」與國昌的「藍綠不過半」。既然台北沒有處理這一題，那麼他何須耗損自己的政治能量來接這個燙手山芋？這是人之常情。
既然時代力量檯面上的政治明星都沒有為黨承擔這個站在理念上理當批判柯文哲的責任，那麼這個問題就變成時代力量這個招牌的集體責任，所有人共同承擔。既然共同承擔，那麼似乎又好像沒有人需要承擔，且黨內凝聚共識成本如此之高，這個問題就被持續拖延到現在。
許多時代力量的成員對民進黨抱持高度敵意，認為時力與民進黨有選票競爭壓力，泛民進黨支持者又常在網路上嘲諷、攻擊時代力量，因此民進黨是時力的最主要競爭者，這一部分來自於上屆政黨票被民進黨招喚流失的陰影，一部分也是前線戰士在戰壕中的視野。
但我認為，柯文哲才是在政治上，時代力量當前的最大競爭者。
道理很簡單，可口可樂與百事可樂才會互相搶業績，而舒跑與可口可樂則否。這是經濟學替代品的概念，時力與柯就是互為替代品，所以柯文哲一直以來也對時力相當客氣，甚至將時力黨主席與時力切割，就是這個原因，因為現階段雙方駁火對彼此的政治發展都不是最理性的選擇。
以台灣社會來看，藍綠各自有其政治軌跡與社會基礎，國民黨以黨國意識形態、侍從分配體系和軍公教打造自己的群眾板塊，民進黨則以台灣主體意識、台灣本土社群、和農、勞工階級為基礎出發，但隨著時間發展和大環境變化，雙方都面臨越來越多群眾傳統網路接不住，例如被經濟成長遺落的小生意、大公司裡的社畜，一但你照顧不到這些人，也無法為他們發聲，人民自然會尋找新的政治代言人，這是第三勢力的群眾來源，這個群體我認為還在持續擴大中。
廣義上來看、時代力量、柯文哲、黃國昌、館長等人都是這個社群中的聲量品牌，彼此間擁有重疊但不完全相同的支持者。第三勢力群眾還沒有明確的意識形態邊界，最大的共通點大概就是素樸的正義感與對傳統體制的不信任、被背棄感。
如同去年我在選舉中對柯的批判，我認為柯文哲市長利用他廉能、親民的形象，吸引了許多對新政治有期待的第三勢力支持者，卻因為自己的政治利益，屢屢用民粹的手段發起鬥爭，破壞民眾對社會體制的信任，甚至弱化台灣與中國之間的政治邊界，倘若有朝一日柯徹底掌握了第三勢力群眾，勢必會對台灣的民主造成巨大的危害。
因此，不只是時代力量自身的存續，這個黨能否成為第三勢力裡的中流砥柱，建構出理性、建設性而非破壞性的第三勢力道路，這是我對時代力量現下最深的期待，也是我之所以還留在這個黨的原因，可惜目前為止看來，選舉太近、理想太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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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力量總路線檢討】
「國民黨不倒、台灣不會好」這是時代力量在2016標榜的口號，也是這個黨最原始的目標：打倒國民黨。然而，在洪慈庸、林昶佐、黃國昌三人分別拉下楊瓊瓔、林郁方、李慶華後，四年過去，這個目標是失敗的，因為顯然國民黨並沒有被打倒，反而絕地大反攻。而究竟在進入國會後，具體要怎麼實踐打倒國民黨這個目標，政治上的進程如何規劃，黨也沒有藍圖來執行。
這是所有時代力量成員要捫心自問的問題：「到底『打倒國民黨』還是不是我們政治上第一優先的目標？」
是的話，怎麼做？現階段最重要的任務是什麼？
目前，黨內明顯蘊含著兩種截然不同的政治性格，根本的差別就是時代力量與藍綠兩黨間的距離。一種，是認為時力應該與民進黨合作，共同對抗國民黨復辟；第二種，則是在藍綠兩黨間保持等距，就個案與政策監督批判。
這是時代力量真正的路線問題，長久以來被埋在檯面下、隱而不鬥的衝突。
不論是柯文哲的「藍綠一樣爛」，或是國昌在立法院拉出的「清廉 vs 弊端」都是一種在藍綠兩黨之間中立的形式。「藍綠一樣爛」，任何對台灣民主歷史以及政治現實稍有理解的人，都會知道這是一句去脈絡帶風向，與事實違背的話。即便站在最嚴格檢視的立場，馬英九執政與蔡英文執政，何者實現比較多時代力量支持的價值與政策方向，難道我們分不出來？
而以監督對抗權貴結構，創造一個新的政治分野，這樣的路線，或許有機會能夠突破既有的藍綠板塊，讓時力繼續穩定成長，但這個路線本身是由不斷不斷的戰鬥串連起來的，無法預測事件，政治上也沒有明確的遠程方向。我認為，政黨的功能，終究還是要給支持者指引一個方向，告訴大家，我們究竟希望把這個國家開往什麼方向？更何況，以時代力量如此重視台灣獨立這四個字的政黨，主權議題、中國威脅，我們怎麼能夠不視為優先問題？
如果將視角拉出立法院、拉出台灣政府部門之外，拉出台北市、拉出台灣，我們會看到，中國正在殘忍的壓迫周邊民族的生存空間，上個禮拜，香港23個公部門發表聯合聲明，嚴詞批判港府，港人已經幾乎要走到了武裝抗暴的前線。我們能獨善其身嗎？台灣能置身事外嗎？
反紅媒，多少人在雨中走上街頭，不就是因為真切感受到這是正在發生的威脅？國民黨與共產黨勢力結合，加上韓國瑜捲起的民粹風暴，眼看就要對台灣民主構成最強烈的威脅，時代力量這時候難道還要猶豫嗎？還能不採取行動嗎？
諾貝爾和平獎得主 Elie Wiesel 曾說：「我們必須選邊，中立只會幫助壓迫者，而從非受害人。」
在美國與中國之間中立，就是選擇站在威權，在藍綠間中立，我認為同樣亦相去不遠。
赤裸地講，我至今仍打從心底相信「國民黨不倒，台灣不會好」，以我所學習的台灣的歷史發展，以我這幾年在政治圈工作的所見所聞，我依然認為國民黨是阻礙台灣進步，邁向下一階段的最大障礙。
過去國民黨阻擋台灣民主化，民主化後阻擋轉型正義，阻擋各項社會改革，現在要阻擋台灣在美國幫助下真正脫離中國勢力影響，阻擋台灣建構成一個更成熟更穩固的自決共同體，國民黨永遠都為了自己的利益站在危害台灣的那一端，這就是這個1949年來到台灣的殖民政權和台灣本土社會間永恆的衝突。
這樣的政黨，如果時代力量如果不能夠讓時力的支持者們明白：台灣必須先面對這些歷史的沉痾，花費更多時間解決檯面下根深蒂固的結構問題後，才有可能向真正公平、效率的社會更邁向一步，那麼這個黨，我認為有愧於諸多對時代力量推動台灣寄予厚望的人，也辜負了當年時代力量創黨的精神。
如果時代力量怯於小綠的心魔，怯於將國民黨與民進黨之間的差異說出來，怯於指出台灣應該要走的方向，那麼即便時代力量本身成長了，但國民黨執政完換民進黨，民進黨執政完再換國民黨讓它復活，這樣台灣社會會變得更好嗎？容我提醒大家，台灣打從有總統和國會直選以來，歷史上只有一次真正政黨輪替就是2016年，這是一個多麼艱難不容易才走到的下一階段，難道我們要讓它倒退，所有努力都變成白費嗎？
這不是什麼用大局綁架、或是某些人口中嘲諷的芒果乾吃太多，真實處境就是如此，大家知道台灣在世界上其實是相對富裕、安全、穩定的地方，那麼也應該要了解，這樣的狀態有多麼不容易，它需要這個社會付出力氣、付出汗水維護，即便過程發生一些問題，也不該因此中斷。我們現在之所以能夠生活在相對安定的環境裡，就是因為有國家的壁壘幫我們擋下中國的入侵，如果讓國民黨重新上台自毀長城，那麼不知道會有多少勢力因此滲透進台灣。用積木堆起城堡要很久，推倒它只要一瞬間，時代力量在這個關頭還有模糊的空間嗎？
這不是時代力量哪個人，或是黨主席要獨自處理的問題，而是時代力量所有人必須共同面對。
我在此向所有時代力量的夥伴沉重的提問：
時代力量到底有沒有勇氣說出：「對，我認為現階段民進黨繼續執政，時代力量作在野黨監督，這才是對台灣有幫助的。」？
時代力量能不能夠和民進黨合作，讓台灣歷史開向我們期待的方向？
自2015年入黨至今，儘管一路上諸多質疑，基於政黨倫理，此前從未公開批判，今天到了這一步，實非我所願。如果時代力量還是無法面對自身的矛盾，還在困於選票計算，迴避應該承擔起的社會責任，那麼我對這個黨的期待、在這個黨的路，或許也走到了盡頭。
組織設計定義 在 Re: [問題] 想請問組織設計的原則、管理學演進、控 的八卦
個人嘗試就下列問題提供一些看法。就當作看故事好了，有點長。
: 請告訴我 組織設計的六大原則是什麼？
組織設計的原則，老實說各學者都有看法，
Gulick & Urwick就提出了十項設計原則，包括目的、專業、協調、權限、職責、定義、
一致、控制幅度、平衡與繼續性原則。
Mooney & Retliey提出了四項原則，包括階梯(就是垂直分化)、機能(水平分化)、
幕僚、協調原則。
Galbraith的權變設計原則，包括確認組織發展策略(結構追隨策略說)、
確認組織運作模式(垂直與水平分化)以及確認組織整合人力方式(人力資源管理)。
台灣學者張金鑑也有提出五個原則，包括統一、協同、指揮、
管理經濟(垂直與水平分化)與事權原則。
這些原則不一而足，當然，題目已經有先入為主的設定，要提出六原則，版友也已經
提供了六原則的出處與說明，這題自然就迎刃而解了，只是當你沒記到的時候，
不妨想想最基本的費堯14點原則(這可是管理原則的老祖宗)。
14點原則提到，指揮統一、目標統一、集權原則、層級節制、水平分工、職權相當、
職位穩定、紀律、秩序、主動、公正、團隊精神、獎酬公平與共同利益優先原則。
其中跟組織設計有關的，幾乎就可以指出是1.指揮統一、2.目標統一、3.集權、
4.層級節制、5.水平分工與6.職權相當與職位穩定原則。
這些內容，其實都牽涉到專業化與部門化(水平分工)、
命令鏈與控制幅度(指揮統一、目標統一與層級節制)、集權與分權(集權原則)、
以及正式化(職權相當與職位穩定)。
順著14點原則去推敲，其實也可以知道組織設計時須注意的重點。
當然知道提出的學者是誰，並且完整寫出內容是一個完整的答覆，
不過當你記不起來的時候，合理的推理論述，也是可以寫出一篇理想的文章的
(重點是這可能是考試時的救命草，畢竟原則那麼多，每個都要記實在很惱人)。
說個相關的題外話，其實管理原則相當空泛，僅僅是一種規範性的說明，就如費堯並沒有
指出14點原則的內涵是甚麼，這就是傳統理論(古典學派)中程序學派的問題，
所以到了修正理論時期，賽蒙說這些原則都是行政諺語，意即沒有經過科學驗證，
都是空泛的論述，而這也稍微關係著你的下一個問題。
: 還想請教各位
: 關於管理學的演進，是否有這樣的分法：古典學派、修正學派、整合學派、現代管理
: 我不瞭解修正學派及整合學派指的是什麼
其實視野放大一點，不僅僅是管理學，包括社會學、政治學、行政學等，
傳統理論時期、修正理論時期、整合理論時期和現代觀點，
大致上都是在談美國1900-2000後
(統稱，其實1850年後已經有許多討論的文獻，大致上的時間分類都只是統稱而非絕對)
以來人文學科的演進過程，
一個基本的背景是，為何是從1900開始？
遠因是因為隨著人類社會的膨脹，學科研究逐漸專業化，
近因則是因為第二次工業革命，帶動工廠效率的突破，
而這一百年來，人文學科的價值變化相當快，因此以1900年一個起點，
這時期主要的重點是在結構，因為許多古老的學科，如建築學、幾何學、政治學等
都相當重視結構，或者應該說，結構，是人類自古以來就相當重視的一個變項，
所以許多新發展的學科，借助其他古老學科的概念與理論，
首先發展出來的重點就是結構論。
而為何是美國？因為兩次世界大戰的關係，美國成為了學者的匯集地，
所以主要的發展都是以美國為主，但歐洲也有發展，只是受關注的焦點不夠多。
以管理學而言，基於上述背景，
泰勒，這個基層主管開始注意到工人的動作與機器設備間的關聯性，
提出了科學管理；費堯，這個中高階主管，
則注意到了管理階層在組織上應扮演的角色，指出14點原則，提出程序管理
(14點原則都是在講管理者才能做到的事)；富利德(M. P. Follett)研究人在
組織中的附加價值，
提出管理者應該要重視成員的歸屬感與協調原則以配合組織結構運作，提出動態管理；
比較特別的是，偉伯觀察社會組織的變遷，指出科層組織將會是未來所有組織的歸宿，
並且提出理想型科層組織的特徵作為對照，提出官僚模型。
上述的各種學說，都是如火如荼的發展，並被當時人們奉為圭臬，
但是突如其來的一件事改變了人們的看法與學者的研究方向，
那就是1924-1927的西方電器公司照明實驗，西方電氣公司本來在這三年中利用科學管理
的方法，研究電燈數量對工人生產力的影響，
結果發現電燈數量的多寡與工人生產力居然沒關係(工人生產力一樣低)，
所以去找哈佛教授梅堯，問問怎麼這項實驗結果與科學管理的理論不一樣，
梅堯針對這問題，從1927-1932進行了超級有名的霍桑實驗，以工業心理學的角度，
運用行為科學
(1930年代逐漸興起以自然科學方法研究人文現象，強調價值中立-客觀)
從三次實驗中(不贅述)發現了生產力居然也跟人們心理狀態和非正式組織有關係，
所以開啟了人群關係的研究(後來更名為組織行為)，
為了有所區別，所以1930/1940之前的研究被當時的人稱作
傳統/古典，兩者主要的差異在於1.霍桑實驗發現物質上的變化並非提升生產力的途徑，
人們的心理感受與社會關係(非正式組織)也是影響生產力的重要因素，
傳統時期忽略人性，並且缺乏對組織中人的注意，成為了該時期的缺失。
2.霍桑實驗的重要性不僅是發現社會-心理對於生產力的影響，重點在於它的可信度，
1930/1940之前的研究主要都是價值判斷(根據經驗與歷史得出的判斷指引行動)，
而霍桑實驗運用行為科學，提出的結論是價值中立的客觀結果，使得人們大為重視。
在這時期，強調人在組織中的尊嚴與價值，運用激勵效果提升人的工作效率與能耐，
所以這時期產出的理論包括了激勵理論、人性理論(X、Y理論)，
(請注意，傳統理論並未被放棄，而是成為了基本款，焦點被放在了人身上而已)
不過學者在這裡有稍微的分裂一下，一部分的學者傾向管理的價值，雖然重視人性尊嚴，
但最終目的仍是提高組織生產力(傳統論點)，
另一部分導入了政治學民主的概念，認為組織應與成員共享價值與決策，
在達成組織目標的同時也應要滿足成員目標，
這裡要稍微提出一個緣由，才能夠了解組織民主的概念與當時背景。
泰勒發展科學管理強調專業分工，他的專業分工，不僅是在生產線上分工，同時
也強調管理者與工人的分工，他認為管理者的工作就是設計程序、作決策，
而工人的工作就是負責把產品生產出來，
這觀念也一直影響著1930/1940年後的人群關係研究，
所以也就有學者從人性尊嚴的角度，提出將民主概念導入組織中，徹底地尊重人性價值，
，強調決策參與及組織共享，而不是僅是為了提高生產力給予員工好處
(不過兩者並沒有分裂成兩個學派或領域，都同樣是人權關係，只是不同觀點)。
另外一個，不是霍桑研究延伸出來的，
就是以行為科學研究官僚組織的新偉伯模式，以賽蒙的決策理論為主。
(題外話，事實上霍桑實驗也和當時的世界背景經濟大蕭條有關係，不過不是管理學重點
，就略過吧)
(另外一個值得注意的地方，政治學受到行為科學的影響，David Easton提出系統論
也是在這時候)
1960年後，美國又發生了幾件事情，改變了大家的研究焦點，
1.因為越戰問題，使得年輕人反戰，同時嬉皮風興起，社會亂象叢生，政治學學者卻因為
價值中立的研究，無法告訴大家該怎麼作(價值判斷)，產生理論與現實脫鉤。
(簡單說就是我現在口渴，價值中立的人會告訴你，你可以喝水、喝沙士、喝尿、
喝任何可以解渴的液體，但是就是不會明確的告訴你到底該喝甚麼，
你必須自己做判斷)。
2.許多共產國家紛紛效仿民主國家進行政治結構轉變，美國也
很認真的扶植佔領國家進行政治改革(如菲律賓)，結果都失敗，學者開始探討為什麼。
3.在研究內容上，有許多精細的探討，
例如激勵理論針對人性與激勵手段間的探討；決策理論，針對決策活動進行探討，
但各研究間卻缺乏整合的觀點，例如決策與激勵間的關聯性是啥？
組織如何將激勵的概念用在組織整體的行動上？
學者基於上述背景，開始反思價值中立對於人文科學的意義，產生後行為主義，
意即主張研究除了指出事實外，學者更應該要有專業的價值判斷，並導引行動。
而運用生物學的觀點研究制度移轉，產生了系統觀，認為組織並非單獨存在，
組織有界限，在界限內組織是許多子系統的集合體，透過互動而產生能量
(如會計部與業務部)；
在界限外，組織會和環境互動，而有適應、維持、調整、反饋的機能(就是反熵作用)。
因此制度並非單純的拷貝，還會與所處的環境產生交互作用，
如同摩根在組織意象中比喻的，組織是社會產物，
有什麼樣的社會環境就會造就出什麼樣的組織，制度拷貝註定會失敗。
因為缺乏整合的概念，所以整合成為了這時期的焦點。
而1960年代前的思維，被稱做修正理論時期，
以人性尊嚴的角度修正傳統理論的觀點，以行為科學的價值中立，修正
傳統理論的研究方法。包含的學派包括人群關係學派、新偉伯模式學派。
而這時期的缺點就是缺乏整合性研究、忽略外部環境的變化。
(過度強調人的價值，也產生了溫情主義)
而就管理學而言，1960年以來，大概產生了數個理論，
1.社會系統論，以帕深思為主，說明組織結構(系統)與功能間的關係，不同的組織階層有
不同的功能、不同的環境開放程度、不同的激勵方法。
2.萊思(A. k. Rice)提出社會技術系統論，認為組織是由技術子系統、社會子系統
互動而成，並持續與環境互動。
3.開放環境論，將組織環境分為一般環境與特殊環境進行討論。
4.權變理論，以多變性為準，強調管理者在組織設計與管理方法上，應該視不同情境/環境
做不同考量(將過去的理論整合在一起，所以有說是新研究途徑而非理論)。
當然，系統論不是沒問題，系統論最大的問題就是過度擬態化與隱含管理者的意識形態，
其一，組織不是生物，組織界限在哪裡誰都指不出來，且太過於注重組織，
而忽略組織是由人所組成的。
其二，凡事都強調環境，致使管理者決策可以為了組織生存而忽略個別成員的目標，
同時也忽略了組織的努力，環境會影響組織，但組織的努力也會改變環境。
從此衍生出組織生態學，強調環境並非單向影響組織，組織也能採取行動影響環境，
因而產生既競爭又合作的組織生態，例如策略聯盟。
最後，有說現代管理是從1960年以後管理學的演進。而管理學演變到如今更強調
組織文化、策略管理、組織再造與學習型組織等理論。
事實上，個人覺得，我們如今也是身處在整合理論時期中，或者是再造時期，
但因為學者沒有一個普遍的劃分，所以大致上管理學的演進就是哈拉到這裡，
不過1980年後，政府再造成為了熱門話題，如何將分工專業、細緻的部門，
重新整合凝聚效率與效能，只怕也是許多大型企業組織的問題，
有說現在也是屬於超分化後的超整合。
: 希望各位能為我解答!!!
: 非常感謝大家!
: 另外還有企業用人的全球化，會對企業控制系統的設計造成何種影響？
: 也希望大家能說說各自的看法
: 因為我實在是對國際企業相關的事物很不了解阿......
: 還請大家能不吝於指教
阿阿，國企我有點忘了，不過人力資源的全球化，我會從文化的觀點切入，
說明企業在一個事前(選用)、事中(育晉)與事後(留)的控制考量說明影響內容。
以上，提供一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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