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遊蕩記者奇遇記］
千辛萬苦挺過了十月一日，以為會有降溫的日子，怎知政府急不及待在重陽節長週末前夕，推出半世紀未使用過的「緊急法」，還發信到各間中小學，要求教師們緊盯學童有否戴口罩上學。
如此氣氛，民怨升溫，港鐵站成為了民怨怒火的聚焦點。以往示威者在閘口放火就離開，現在換來了更撤底的毁壞，一幅又一幅爆裂的玻璃，一道又一道燃點的火光，背後是無處發洩的憤怨，港鐵系統史無前例大停駛，令整個城市如同進入大停頓。
市民固然受苦，我知道有做保安工作的基層市民，從荔枝角下班，徒步走路才能回到旺角的家。「又或者到保安室通宵睡覺，沒車坐嘛，搞到這個樣子，」語氣是無奈。
昨天我跟隨着九龍的防暴警察防線，一名慌亂的菲律賓女傭，抓着我們記者問路。她利用周日僅有的一天假期，早上離開僱主的家，到尖沙嘴上教堂，午後想回去卻碰上示威，她含淚問我們：「我可以走路到九龍塘嗎？」她一心以為，走到九龍塘，北上的列車仍然在開動。記者無奈地告訴她：「所有鐵路都停駛了。」
菲傭來了香港幾十年，都不知道可以怎樣回家。有記者告訴她等兩小時，路面或許會重開，她便可以乘巴士。菲傭有點固執，有點堅持：「我想走路，告訴我如何走？」我們問她的傭主家在那裡？「大埔」。眾記者勸說：「沒可能走路到達的！」地圖上是二十公里的路程，走路最少五小時。我們安慰着，請她先回教會休息，聯絡僱主。我見她情緒激動，忍不住輕撫她的肩。
交通癱瘓，穿制服的警察凶神惡殺，戴着防毒面具，揮動警棍，讓人不想接近。反而穿着反光衣的記者，成為了民眾求助的目標。昨日下午在旺角警署外，警察與示威者「如常」對峙。示威者舉起傘陣蹲下，警察已經出動催淚彈和開槍還擊。警察還第一次用梯子爬上了太子站鐵路站的出口建築物上，讓他們有制高點更近距離地向路面的示烕者開槍。
有人問：「警察為何有權站在鐵路站上開槍？」或者，在今日不正常的香港，問這種問題，已經沒有意思。警察認為可以，就可以。
那是下午二時半，一位中年嬸嬸不知怎的，走到正在開火的警署門外，她惶恐地發出尖叫，換來了記者的注視。她是一名基層婦人，手戴玉鐲子，拿着塑膠袋，穿着中年婦女的碎花襯衣。她驚恐地喊，雙手不由自主地抱着自己：「救命呀！我要回家！」當時路人都迴避了警署，她卻站在兩個開槍點之間，催淚彈在爆。那裡只有記者。
她很想離開，有記者勸說她不要動，勸她等數分鐘，她卻沒辦法保持冷靜，有人勸她深呼吸。也有零星路過的市民掩耳顯得驚慌，但這位嬸嬸的尖叫，讓大家知道她實在恐懼。我那一刻想到，不如帶她離開。
於是我上前，觸摸她的手臂，她九秒九把手伸進我的臂彎，喊着：「找人保護我！」我就如此捉着她，一起沿着警署的牆壁走。我們頭頂就是開槍的警察，不斷發出廣播，叫人離開。
這位嬸嬸一邊跑，一邊驚慌得雙腳無力跌在地上，跑了幾步，又忍不住尖叫。我只能大力地抽起她的身體，不住安慰：「不用怕！不用怕！」我也不知道自己為何如此鎮定，我只知道，別人害怕，我更加要淡定。我們看過很多類似的開槍場面，知道危險性不算太高。
和我一起的四、五個記者及義務救護員，就這樣連跑帶跌，把她護送到安全的地方離開。一個城市變了一個戰場，受苦的，一定是平民百姓。
交通癱瘓的十月中，採訪也大受限制。記者落戶一個地區，只能像孤魂野鬼一樣，在社區四處遊蕩，想跨區採訪根本不可能。腳能走的地方，才可以去採訪。
晚上，九龍示威者散落四處，我和另一個記者，在黑夜的街路上遊走，零星的市民也在街上走，氣氛詭異。大家好像在參觀一個導賞團，逐一駐足細看，被破壞的商戶、中資銀行是怎樣的。
木板後，爛玻璃裡面，可見銀行的大光燈亮着，偶爾發出警報。頹垣敗瓦之中，我卻嗅到辦公室地毯混雜着冷氣那種高級的味道，人造植物盤景孤獨地放在走廊裡。然而大家只敢站在門外遠眺，不敢踏進去半步，生怕犯法。
另一個零食店因為大老闆是福建人，而有些福建人早前在北角區毆打市民，其連鎖零食店被大肆破壞，大量小食散落在門口。示威者多番表示「只能破壞門面，不可以偷東西」，但街坊們入夜之後還是忍不住在門口蹓蹥，有人還在門口雜物中用雨傘翻弄，看看有甚麼免費食物讓他們掏寶。
鐵路站或政府部門，進入一種輪迴式的破壞。原本被木板封好的窗戶，又再被撬開再破壞，完好無缺的玻璃，沒有一塊。自動灑水系統像過度活躍症一樣不斷澆水，港鐵被火燒過之後，不一會兒又變成水災現場。市民都以一種獵奇眼光去檢視，究竟平日高效率而窗明几靜的鐵路系統，今日灰頭土臉的樣子是怎樣，凝望着破爛的港鐵站，市民的表情，像看着黑洞一樣出神，像憑弔一個城市的死去，又像觀賞一個壯闊的奇景。破落到盡頭，不知能預告着一種怎樣的重生。
晚上的街道，氣氛有點肅殺，有點詭異，有點八卦，總之就不只是純粹的悲情。那條衝突之後的街道，如同森林裡猛獸撕殺一番之後，小動物爬出來躡手躡腳地用鼻子嗅嗅，有沒有剩食可以檢回家，或只是出來踱步呼吸一下空氣。民間自有民間的生命力。
大部份商店不是落閘，就是被木板封起。廿四小時不眠的香港，連通宵營業的便利店也關門休業，告示着這個不打烊的城市的異常狀態。
但是長沙灣道一間小巷的商店，醒目地亮起黃色燈泡。長沙灣一帶的社區，以成衣加工小企業為主。一位伯伯及婆婆在紛亂之中，守着一間小店，堅持開店，這間店售賣制服。和我同行的記者指着一件反光衣說：「上面印好了『記者』這個字樣呢。」她說。
我們駐足看了一會兒。婆婆說，他們的店，主要接政府部門的訂單，有海關部門的體育制服掛了出來，工程公司的安全衣等。他們說，近日有人要求在反光衣上印「記者」二字，他們便趕製了一批。
我指着自己身上的反光衣，是香港記者協會買回來的，協會為了讓我們花費低廉，於是只在背脊印上「PRESS」字樣，但若穿着背包，就剛好遮蓋了記者字樣。伯伯建議，給我在反光衣前面加印另一個字樣，我們說好。
此時，婆婆跟我們談起近來的事，她說：「我們讀書少，目不識丁，也不知道誰是誰非，搞到這樣的情況，大家都不好過。」
伯伯細心替地把拿出字樣裁剪，舉起熨斗，在一旁替我加印胸口的字樣。他拿着墊子，仔細量度位置，按壓力度適中。
在漆黑的街上，彷如戰場的馬路旁，這一刻，有位伯伯替我的記者反光衣加工，忽然又讓人感覺平和溫暖。這個城市又好像仍然在運作之中。
印好之後，我問伯伯婆婆，「多少錢？」
伯伯：「不要了，我們也要支持一下你們！」
我立即掏出二十元港紙，放在他們的貨架上。婆婆把銀紙搶過來，塞回我的手上。
婆婆：「不用了，我們不想發國難財！」
伯伯婆婆的這個小動作，讓我幾近熱淚盈眶。我還是堅持給二十元塞到伯伯的褲袋裡。我連忙告別離開。不久，婆婆追出來，我還以為她要還錢，幸好，她只是把我太慌忙逃走時遺下的雨傘交還。
婆婆追出來時喊：「小心一點啊！」
在這個荒謬的世代，在淪陷和衰敗之中，伯伯婆婆這些微小的動作，讓我沒法離棄這個深愛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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