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學習理論四階段的八卦，YOUTUBE和Yahoo名人娛樂都在討論

12分鐘很短，裝不下我對青年社會、教育文化的主張。幸而本黨五位角逐者，各自從不同角度切入，豐富了這一輪對國家願景的想像。

發表會沒有交叉詰問，我們只能各說各的。幸好有臉書，讓我能多談談：下午我從四位對手聽到什麼？我同意哪些，反對哪些？

對話張亞中｜反對拆台博

張教授展現對中華民族氣節「根已爛」的憂心。我敬佩張兄多年著述不倦的勤勉，也反對綠營「文化去中化」的行徑；不過對「退殖民者銅像，把台灣博物館改回大天后宮」的主張，我不贊成！

文化歷史要用「加法」，不是「減法」。就像韓市長提到，不管是中華文化、西洋文化、東洋文化、閩客外省原民與新住民文化等等，都是台灣文化的一部分。不同時代留在這塊土地的痕跡，也都是我們集體記憶的一部分。我反對綠營的「文化去中」，我同樣不支持拆除日本時代的建築、雕像；我們要追求的是這些文化的共存、共融。

亞中兄同時針貶教改，造成企業找不到人才，這點我有同感。所以過去我在新北市大力提升技職教育，鼓勵技職生的自尊自信；下午我也強調，未來不可以再「重知識，輕技術」，理論與實務必須並進。

對話郭台銘｜大政府、小政府？

郭董切入的政府財政，也是我身為財經專家長年關注的。面對政府基金的破產危機，我也說過要透過專業投資，把餅做大。針對新創經濟，我也談過談過產業AI化與青創生態系。這兩點都與郭董有高度共識。

郭董果然是產業強人，劍及履及地談到 AI 助釀醬油，還拿出 AI 發聲素還真展示，十分驚豔！這兩例，都凸顯出台灣發展「文化科技」的優勢。

不過以中華民國目前稅賦標準、財政現況，短期內不易達到「0到6歲政府幫你養」。務實一點，我會主張透過種種公私協力，創造親職友善的環境，減輕育兒負擔。很多事，民間比政府有效率；郭董一定懂。

對話韓國瑜｜幾個政策補充

韓市長今天較感性，談了許多往事與對台灣的擔憂；能闡述政策的空間較受限。韓市長談到的雙語教育、影視產業輸泰國，與長照保險制，我都關切，也藉機多做一點補充：

「雙語教育」我五月曾在臉書直播談過。我認為雙語教育很重要，不過更需要普及學生對國際事務的關心。「國際教育不只是語言」，而這可以從日常環境做起。

「影視產業」我在六月幾場演講都談到。我認為台灣應善用文化底蘊、自由氛圍，藉當前國際上OTT崛起的契機，追求成為華文影視製作重鎮。台灣有許多散落海外的影視專業人才；讓他們能回台灣工作，是我的目標。

「長照保險」則是我2016年的競選政策。秉著財經專業，我一直主張以長照保險來發展銀髮經濟，提供高齡照顧；有限的社福資源，應聚焦給予弱勢長者更好的照顧。

對話周錫瑋｜文化經濟、教育改革

周前縣長今天慷慨陳詞，我對兩點最有感。一是「支持文化工作」，二是「未來工作的改變」。

周前縣長談到雲門的浴火重生，我深有所感。從2008年的八里火災，到2015年淡水雲門的落成，剛好是我們前後任縣市長接力協助、見證的感人事蹟。錫瑋兄當年想到用促參法解套，更是突破法令制度創意的展現。

過去政府聚焦經濟發展，相對輕忽文化發展。不過要讓文化工作更蓬勃，不能只靠政府補助，還需要結合產業發展，所以我半年來持續倡議「文化經濟」的重要。當文化經濟活絡，我們才能透過制度設計，將更多資源挹注到最源頭的創作工作。

而技術在變、產業在變，教育體系確實常常跟不上時代變遷。所以我認為一方面教育要更鬆綁，鼓勵自主學習與教育創新；另一方面也要催生更多終身學習資源，讓我們在一生任何階段都能持續學習。過去這半年，也是我重新學習的旅程！

朱立倫的12分鐘｜民之所欲，常在我「手」

回到我自己，我聚焦在如何提升經濟社會的治理，給下一代一個未來——從透過產業政策與「加薪三法」提升薪資；重視技職教育改善學用落差；以推動社宅與交通路網給青年更多居住選擇；到從公托到高齡照顧，減輕家庭照顧負擔。

我談的都不只是口號！而是我在過去十六年實實在在地，從桃園與新北經驗中，實驗過、確認過最有成效的辦法。追求發展與正義，朱立倫不是用說的，是用「做」的！

對話的理由｜我們值得的選戰

為什麼這樣對話？因為我相信每個參選同志，都有值得關注的論點，都能對治國願景有貢獻。因為我相信真正的「政策專業」，需要集思廣義、討論辯證。因為我相信「執政靠團隊」，不靠英雄。

初選的目的，不能只是誰打倒誰，還要能凝聚本黨的執政願景。初選過後，也不只是誰勝出誰敗北，而是能一起彌合裂痕，邁向執政。

要打造「能勝選的團隊」，就不能只看民氣魅力，不看經驗政見。要選出最適合的候選人，更不能再用什麼「非誰不投」或「是誰不投」的口號，刻意去操縱、蒙蔽民調，造成扭曲結果。

藍營的朋友，要誠實面對每一次提問，才能推出「真正」最強的候選人。綠營的朋友，也要誠實面對每次提問，才能替各位支持的蔡總統，找到一位最適合的對手。

只有大家都這麼做，我們才能給自己，一場值得的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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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教授展現對中華民族氣節「根已爛」的憂心。我敬佩張兄多年著述不倦的勤勉，也反對綠營「文化去中化」的行徑；不過對「退殖民者銅像，把台灣博物館改回大天后宮」的主張，我不贊成！

文化歷史要用「加法」，不是「減法」。就像韓市長提到，不管是中華文化、西洋文化、東洋文化、閩客外省原民與新住民文化等等，都是台灣文化的一部分。不同時代留在這塊土地的痕跡，也都是我們集體記憶的一部分。我反對綠營的「文化去中」，我同樣不支持拆除日本時代的建築、雕像；我們要追求的是這些文化的共存、共融。

亞中兄同時針貶教改，造成企業找不到人才，這點我有同感。所以過去我在新北市大力提升技職教育，鼓勵技職生的自尊自信；下午我也強調，未來不可以再「重知識，輕技術」，理論與實務必須並進。

對話郭台銘｜大政府、小政府？

郭董切入的政府財政，也是我身為財經專家長年關注的。面對政府基金的破產危機，我也說過要透過專業投資，把餅做大。針對新創經濟，我也談過談過產業AI化與青創生態系。這兩點都與郭董有高度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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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以中華民國目前稅賦標準、財政現況，短期內不易達到「0到6歲政府幫你養」。務實一點，我會主張透過種種公私協力，創造親職友善的環境，減輕育兒負擔。很多事，民間比政府有效率；郭董一定懂。

對話韓國瑜｜幾個政策補充

韓市長今天較感性，談了許多往事與對台灣的擔憂；能闡述政策的空間較受限。韓市長談到的雙語教育、影視產業輸泰國，與長照保險制，我都關切，也藉機多做一點補充：

「雙語教育」我五月曾在臉書直播談過。我認為雙語教育很重要，不過更需要普及學生對國際事務的關心。「國際教育不只是語言」，而這可以從日常環境做起。

「影視產業」我在六月幾場演講都談到。我認為台灣應善用文化底蘊、自由氛圍，藉當前國際上OTT崛起的契機，追求成為華文影視製作重鎮。台灣有許多散落海外的影視專業人才；讓他們能回台灣工作，是我的目標。

「長照保險」則是我2016年的競選政策。秉著財經專業，我一直主張以長照保險來發展銀髮經濟，提供高齡照顧；有限的社福資源，應聚焦給予弱勢長者更好的照顧。

對話周錫瑋｜文化經濟、教育改革

周前縣長今天慷慨陳詞，我對兩點最有感。一是「支持文化工作」，二是「未來工作的改變」。

周前縣長談到雲門的浴火重生，我深有所感。從2008年的八里火災，到2015年淡水雲門的落成，剛好是我們前後任縣市長接力協助、見證的感人事蹟。錫瑋兄當年想到用促參法解套，更是突破法令制度創意的展現。

過去政府聚焦經濟發展，相對輕忽文化發展。不過要讓文化工作更蓬勃，不能只靠政府補助，還需要結合產業發展，所以我半年來持續倡議「文化經濟」的重要。當文化經濟活絡，我們才能透過制度設計，將更多資源挹注到最源頭的創作工作。

而技術在變、產業在變，教育體系確實常常跟不上時代變遷。所以我認為一方面教育要更鬆綁，鼓勵自主學習與教育創新；另一方面也要催生更多終身學習資源，讓我們在一生任何階段都能持續學習。過去這半年，也是我重新學習的旅程！

朱立倫的12分鐘｜民之所欲，常在我「手」

回到我自己，我聚焦在如何提升經濟社會的治理，給下一代一個未來——從透過產業政策與「加薪三法」提升薪資；重視技職教育改善學用落差；以推動社宅與交通路網給青年更多居住選擇；到從公托到高齡照顧，減輕家庭照顧負擔。

我談的都不只是口號！而是我在過去十六年實實在在地，從桃園與新北經驗中，實驗過、確認過最有成效的辦法。追求發展與正義，朱立倫不是用說的，是用「做」的！

對話的理由｜我們值得的選戰

為什麼這樣對話？因為我相信每個參選同志，都有值得關注的論點，都能對治國願景有貢獻。因為我相信真正的「政策專業」，需要集思廣義、討論辯證。因為我相信「執政靠團隊」，不靠英雄。

初選的目的，不能只是誰打倒誰，還要能凝聚本黨的執政願景。初選過後，也不只是誰勝出誰敗北，而是能一起彌合裂痕，邁向執政。

要打造「能勝選的團隊」，就不能只看民氣魅力，不看經驗政見。要選出最適合的候選人，更不能再用什麼「非誰不投」或「是誰不投」的口號，刻意去操縱、蒙蔽民調，造成扭曲結果。

藍營的朋友，要誠實面對每一次提問，才能推出「真正」最強的候選人。綠營的朋友，也要誠實面對每次提問，才能替各位支持的蔡總統，找到一位最適合的對手。

只有大家都這麼做，我們才能給自己，一場值得的選舉！

［選櫻桃的人］（六之六）

國安法專家證人對壘，進入了最後一天。過去一星期，控辯雙方對「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這口號的爭辯，尤如走在平行時空。

雙方對此八字的歷史典故、在近代香港公眾領域中如何冒起，口號因為為甚麼事件而爆紅，到解讀八字含意是否與「分裂國家」有關，開展激烈爭辯。

控方的歷史學者劉智鵬，追溯了中國古籍，並引述2016梁天琦競選活動節錄，並以2019年7.21中聯辦外示威者的「反中國政府」行為，加上警方點算示威錄影片段口號與顛覆行為同時出現作為論據，指「光時」數千年意義不變，必然與把香港從中國國土分裂出來有關。

辯方的兩位李姓社會科學學者，則使用多種社科分析工具，以大數據及訪問等量化及質化研究，說明「光時」意義開放多樣，與「港獨」關係不強。

這天早上，李立峯(Francis)進入最後階段作供。今天法庭內對答互相穿插，你來我往，因為程序原因，辯方補問後，控方又可覆問；三位法官亦有提問，其後，控辯雙方亦可進行一輪補問。舌劍唇槍，火花四濺，對量化研究的統計學方法論，展開最後一輪爭辯。

法律人crossover社科人，法庭內社科論述夾雜法律用語，互相澄清，有時理解，有時誤解，有時水火不容，是一種跨專業跨社群的「傳播過程」。

高佻的Francis，今天穿了筆挺的深灰色西裝外套和同款褲子，藍色袜子，配黑色皮鞋。手長腳長的他，坐在那張調得太低的證人辦公室椅子上，大部份時間雙腳交疊着，解說社科原理時，忍不住左右微微搖晃。

Francis的手部動作很多。虛構的符號，概念，時間線，常在空中出現。「這是point A，這是 point B」，左右手好像各自握着一個小球；「時間過了幾個月」，他的右手掌竪起，在枱面上從左掃向右；「事情慢慢發酵」，他又會凌空做出像搞動手動原筆刨的動作。證人枱，尤如學術講堂。

Francis作供到了第三天，法庭裡的所有人，從庭警到保安，從記者到市民，從法官到律師們，都像接受了社科特訓。今天的對答，涉及更深入地提問，用甚麼樣的嚴謹精神，檢視事物的意思，確立事物的關係，作出任何一個聲稱。

控方曾指出，「光時」口號的出現日期，來自7.21白天，中聯辦外「反中國政府」的示威，故口號含意和「反中國政府」有關。

Francis反駁，電腦分析連登討論區，發現「光時」於網上出現的時間，要比7.21早兩星期。他解釋，2019年7月初，有人舉行「光復屯門公園」活動；7月中，有「光復上水」活動。他留意到網上已出現「光時」口號完整八字或部分。在他看來，社會運動一直發展，社運進程和口號如何出現有動態關係。

「心理學上有Priming (促發效應) 這概念。7月初至中的光復行動，讓『光復』二字開始重新在人們腦海出現，心理上作出了提示，並驅使人們回想起幾年前的社區光復行動，為『光時』口號後來再出現製造充足背景。」

控方亦挑戰，7.21日後，「光時」口號廣泛被傳播，是因為人們對「反中國政府」的意思認同。

Francis用數據反駁。Francis披露，他於2019年11月替進行全港電話民意調查，其中一個問題問受訪市民：「過去幾個月那一件事令你對警方產生負面印象。」Francis指出，大部份回應(逾八成人)均指出「元朗襲擊」有關。此民調是當時由警監會委托Francis團隊進行的。

「這數據顯示，721之後，公眾關注是元朗襲擊，而非中聯辦。對支持反修例運動的人來說，元朗襲擊引起巨大的集體不滿和憤懣。『光時』口號夠抽象，讓人們在示威現場吶喊出來，可以表達他們的情緒、憤怒和怨氣。」Francis補充，口號出現是一個動態過程，不是忽然出現。

另一個討論重點是，唐英傑案發生在2020年7月1日。而Francis的示威現場調查、電話民意調查及焦點小組等，均於2020初完成。法律上，十分強調證據之相關性 (relevance)，如此，好像有段時間的空白。

今早，辯方完成覆問後，三位法官先曾退庭25分鐘，卻沒有讓Francis離開。重新開庭後，唯一的男官陳嘉信娓娓道來：「李教授，請給我們一點耐性……」說了一大堆開場白，原來就是問及這個在法官們心中的「空白時段(gap)」。

意思是，Francis如何說服法庭，他對「光時」口號意思乃開放性的看法，在案件事發時及之前　（2020年初至中），並沒有改變？如此這樣，Francis又以理論輔以數據回答。

首先，Francis以控方專家的說話反問：「我們在2020初，以多方法去找『光時』口號的意義，數據及焦點小組都確認『光時』可以有多種意思，與『港獨』關係不強烈。」

「控方專家劉智鵬教授認為，『光時』口號千百年不變，那忽然有人告訴我，在我的研究之後6至8個月內，口號的意義有改變，那就請證明給看，相關理論及證據。現在不只是說意義出現了改變，而且是變得極單一，出現了很具體的轉變。作為社會學家，我看不到相關證據。」

Francis提供自己的證據。他從連登不同時段，搜刮了大數據，嘗試彌補這個「關鍵空白」。

Francis詳細解釋研究方法：

在2019年11月到2020年2月，從連登「時事台」看不同口號出現的情況。

團隊發現，「光復香港」與「香港獨立」的統計學上關係疲弱，相關系數（correlation coefficient）只有0.295；「時代革命」和「香港獨立」的相關係數亦只有0.353。而另一個口號「五大訴求」和「香港獨立」的相關係數也差不多，只有0.371 。

Francis解釋，「1」是統計學上「完全有關」。「光復香港」和「時代革命」出現的統計學上關係很強，高達0.99 。

而統計學上，「0.3」只能說是弱到中度有關，Francis指出，這是國際學術圈子共同認知的解讀。由於「五大訴求」中的具體訴求內容，與追求港獨沒有關係，也可以說明，「光時」口號和「港獨」沒明顯關係。

Francis指，若「光時」真是於2020年出現意義上的轉變，同一個研究於2020年初至中進行，相關係數會上升。但團隊真是把連登於2020年案發前一段時間的數據再以電腦分析，得出結果是，統計學上，「光時」口號與「港獨」關係維持疲弱。

團隊於2020年3月至7月，從連登找一樣的口號。發現「光復香港」與「港獨」的相關係數，維持在0.291， 而「時代革命」和「港獨」字眼的相關係數，亦維持在0.2652 。

「若『光時』口號在案發現時間，與『港獨』意思變得更緊密，數字應該上升，但數據維持差不多。這測試說明，沒有證據去說『光時』與『港獨』的意思變得越來越相近。我們知道案發現時間有個隙縫，我們盡力嘗試去以數據回答。」

面對統計學上的關係，法官和控方代表，都作出追問。

這天法官杜麗冰戴了色彩繽紛的膠框眼鏡，她問道，「會不會只是後來少了人談『港獨』，少了人上網討論？」

Francis指出：「相關係數與數量的多少沒關，而是兩個變項(variable)的強弱關係。」

Francis早前提過，意義十分雷同的字眼，人們不會兩個都使用：「好像我說『你很醒目』和『你很聰明』(clever及smart)，人們會只選一個字，否則是太累贅（redundant）。」

彭寶琴法官學以致用，立即追問，如果「光時」和「港獨」意思接近，這個方法怎樣有效？因為說了「光時」等於說了「港獨」，人們不用說兩次同一件事。

Francis的「社科狂熱」又燒起來，指彭官點出了一個重要問題：

「所以研究的設計，非常講究。這裡關鍵是我是以『每一天』為計算單位，而非『每一個帖子』。人們發一個帖，不會重覆使用同義字，但於同一日，總的來說，若當時『港獨』是熱話題，不同的人同日使用『光時』口號會不會多了？」這是設計的精要。

Francis後來再解釋得更具體。

「例如，某一天，含有『香港獨立』的帖子數量，佔當日總帖子數量比例為10%；同一天，含有『光復香港』的帖子數量，佔當日總帖子數量比例亦同為10%。

第二天，含有『香港獨立』的帖子數量，佔當日總帖子數量比例為5%；同一天，含有『光復香港』的帖子數量，佔當日總帖子數量比例亦同為5%。

第三天，含有『香港獨立』的帖子數量，佔當日總帖子數量比例為12%；同一天，含有『光復香港』的帖子數量，佔當日總帖子數量比例亦同為12%。

如此這樣，我們拿200天的數據，看關係是否一起上升和一起下滑，　即是看兩組數字是否齊上齊落。最後算出來的『相關係數』就會是『1』.」

然而，控方的報告，是由幾位警員，回看百計遊行錄影，然後數算有多少天有人揮舞「光時」旗幟或有喊「光時」口號，而再紀錄這天有沒有人進行「顛覆行為」，例如喊港獨口號、進行破壞或使用暴力等。

早幾天，Francis批評，警察的做法，不能建立「光時」與「港獨」意思相，因為兩者只是同時出現 (co-appearance)。

控方代表周天行檢控專員，還是堅持挑戰Francis，指出Francis沒有把連登裡刪掉了的帖子，計算在內。

Francis回應說：「我們的數據包含2千5百萬個帖子或回應，刪掉了一些帖子，不會影響結果。」

周專員追問：「你知道有多少帖子被刪掉了？」

Francis答得巧妙：「我不需要知道。」

周專員再拿出那疊人手從連登萃取下來的帖子影印本，指出個別帖子，叫Francis回應。帖子裡，有個別網民留言，指「光時」意思就是「港獨」。

Francis忍不住回應：「這裡顯示的是，有人把『光時』理解為與『港獨』有關。這和我們的焦點小組發現一樣。的確有人從『光時』看到有『港獨』意義。」早前，Francis在庭上有從其報告讀出有焦點小組參加者，指『光時』有『少少港獨意味』，但同時有其他人看不到港獨意思。

Francis語帶雙關：「但我看的是2千5百萬留言，人們不可以 “cherry pick”(挑選櫻桃，指只選取對自己有利的東西，漠視對自己不利的東西)。」

Francis說到不可以cherry pick時，一頓，望着周專員說：「我不是批評你，而是我們如何防止包括我自己也做了cherry picking。(I am not criticizing you, but how can we prevent myself from cherry picking)」

Francis續說：「當然，研究員可以從2千5百萬個留言逐個查看是否與『港獨』有關，但現實上沒可能，所以我們才用這個統計學方法去看關聯。若你提及的這個帖，持續頻密在連登出現，數據上會見到強關係，但這類帖子只是零星出現，沒有成為一個主流。」

辯方代表劉偉聰大狀坐着，聽到這裡，微微一笑。

周專員還是不放棄找Francis研究的漏洞：「你沒有調查過連登以外，例如現實生活上，有人用其他方法喊口號？」

Francis重新讓數據說話：「我們已有2千5百萬個留言，多達20萬用家的意見，結果我們找不到統計學上的強烈關係。你問可不可以再做其他研究？當然可以。」

連登大數據分析，把「光復香港」和「時代革命」分拆，不是把八個字一次過與「香港獨立」作電腦運算。

Francis解釋他背後想法：「網民留言很短的，只寫『光復香港』或只寫『時代革命』已經代表了整個口號。連劉智鵬教授也說過，他認為把整個口號分開來分析也含有分裂國家意思，劉教授也有拆過口號作理解。」

周專員再嘗試進攻：「警察做的示威錄像調查具相關性(relevant)，有助(helpful)我們理解口號意義。」

Francis：「我不認為有幫助，我會說不相關(irrelevant)。」

周專員瞪大了眼，眼神穿透了長方型金屬眼鏡：「完全不相關(not relevant at all)?」

Francis反駁：「如果你是指警察報告，能支持『光時』意思是『港獨』，那警察報告不成立，清楚不能作出這個總結。我抱歉只能說，我不認為是相關的。(Sorry to say I don’t think it is relevant)。」

周專員質疑，警察報告中，百計示威錄影片段，Francis有沒有看過。

Francis回應：「我信任警察，在點算數目字上沒有問題。（I trust police on how they count them）我沒有理由自己去看一次，為了挑戰警察點算是否準確。」

周專員轉向發問統計學問題，叫Francis拿着控方影印的連登帖子，即場示範運算「相關係數」。

此時，彭寶琴法官插話，指這疊資料未必對法庭有幫助，「除非你對李教授的方法論有質疑」。

周說：「就是要看李教授從連登找到的結果有多可靠。」周繼續要求Francis拿着影印的連登帖子示範做統計運算。

時近中午，彭寶琴終於解說了她整個早上學習到的統計學知識：

「李教授解釋得好詳細了。當一個變項的百分比，與另一個變項的百分比，在一段長時間內，可以檢視兩者是一起上升，還是一起下降，如兩者趨勢一樣，則『相關係數』等於『1』.」說完，彭官望着Francis。

Francis微笑說：「很接近了（Close Enough）。」

此後，周天行專員就說，沒有提問，然後坐下。

兩位社會學家，連續五天在香港法院講解社會科學方法、理論，解釋如何以不同工具怎樣去探視、切割、理解社會運動。本來大家以為只是虛浮懸空又抽象的文字意思，透過社科工具，學者對社會深切的認知熱情，原來可以從人們的腦海中，抽取一些集體認知和意義。

按李立峯所說，他認為這些意思，雖然觸不到，也是可以科學化去檢視和驗証的社會性事實(social facts)。

兩位學者的多項關於反修例運動的研究，早在2019年已經開展，當時沒有國安法，唐英傑亦未成為被告。而再回溯過去幾十年，社科學者一直有研讀社會運動，撰寫學術論文和著書。

七一遊行，六四晚會，派研究員到現場做問卷調查，打電話到府上問大家的各種想法，在學術圈子不是新鮮事。

只是以往這些艱澀的知識，只會出現在大學班房裡，供學者們互相辯論，或學子們修讀學習。

如今社科學者走進法庭，把他們畢生研究的成果，於審訊中呈上。法官們在審訊中，不時對這批「專家證人」強調：「教授，請問你／妳如何可以協助法庭理解這或這？」「教授，若我有錯請糾正我。」

至於法庭與社科世界的奇異交雜，最終對判決是否有影響，還待揭曉。

不過，Francis已不是第一次以社科學者身份，出現在香港法庭。2017年佔中九子案開審，他是香港近代法庭史上，第一位以「民調學者」身份作供的專家證人。

控辯雙方的律師代表，曾於今次國安法第一審中，就Francis上一次於佔中案作專家證人的結果，各有不同解讀，各自做了自己的Cherry Picking。

控方周天行問：「李教授，上次於佔中案你以『民意調查』專家身份作供，最後法庭判詞下來，是否不給予你的專家報告任何比重？」

Francis答是。

然而辯方劉偉聰大狀亦曾問及：「李教授，雖然佔中案法官沒有對你的供詞給予任何比重，但判詞中卻形容，你在民意調查的作供過程裡『既有誠信亦可靠』。」

Francis亦答是。

是否徒勞？視乎觀點與角度。

（圖為兩位辯方專家證人離開高等法院）

＊＊＊
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一）：［Regime & Redeem］
7月2日控方專家劉智鵬作供
https://www.facebook.com/wwviviantam/photos/a.1435553239866430/4210137115741348/

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二）：［Just Do it］
7月9日辯方專家李詠怡作供
https://www.facebook.com/wwviviantam/photos/a.1435553239866430/4229321820489544/

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三）：［過去與未來］
7月12日辯方專家李詠怡作供
https://www.facebook.com/wwviviantam/photos/a.1435553239866430/4237523026336090/

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四）：［知行合一］
7月13日辯方專家李詠怡及李立峯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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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五）：［沒有誰比誰高貴］
7月14日辯方專家李立峯作供
https://www.facebook.com/wwviviantam/photos/a.1435553239866430/4243328702422189/

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六）：［選櫻桃的人］
7月15日辯方專家李立峯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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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博物館成立於1981年，現有歷史民俗館、古代藝術館和葉挺東江抗日遊擊指揮部舊址紀念館3處館址，建築面積5萬多平方米，是集收藏、保護、研究、展示、教育爲一體的大型總分館制博物館，國家一級博物館和全國紅色旅遊經典景區。
一、成立背景:-1980年8月26日，深圳經濟特區成立。1981年8月，廣東省博物館文物工作隊赴深，會同深圳市圖書館等單位工作人員，在全市開展文物普查，並對部分遺址和古墓群進行考古發掘，出土和徵集了大量文物。爲收藏、研究這些文物，展示深圳的曆史和文化，1981年10月17日，深圳市編制委員會批準設立深圳市經濟特區博物館，後更名爲深圳市博物館，2008年初改爲深圳博物館。
二、場館建設
1、古代藝術館-位於深南大道北側。1982年基建立項，並被列爲深圳市八大文化設施之一，重點建設。1988年11月建成開館。占地面積3.7萬平方米，總建築面積1.84萬平方米，展樓建築面積8000平方米。該館在20世紀80年代被譽爲國內最現代化的博物館，獲得“全國公共文化設施設計二等獎”，並被評爲“深圳改革開放十大曆史性建築”。2015年8月暫停開放，進行維修改造。
2、歷史民俗館-位於深圳市民中心A區。建築用地1.25萬平方米，建築面積3.36萬平方米，2008年12月建成開館。展樓共3層，包括5個基本陳列和2個專題展廳，展覽面積1萬多平方米。地下一層爲文物庫房。此外，展樓還建有多功能報告廳、貴賓廳、茶社、紀念品商店等配套服務設施。
3、 東江遊擊隊指揮部舊址紀念館-位於羅湖區南慶街13號，占地面積240平方米，建築面積794平方米。該舊址是深圳市級文物保護單位，2012年劃歸深圳博物館管理，2017年12月完成改造並對外開放。
三、編制及職能-深圳博物館是隸屬于深圳市文體旅遊局的市財政撥款公益性事業單位。2004年11月，考古隊從博物館獨立，成立獨立法人單位深圳市文物考古鑒定所。2010年1月，深圳市非物質文化遺産保護中心劃歸深圳博物館。目前，館內設有部室13個。現有在編人員129人，其中中級及以上專業技術人員91人。2014年底，深圳博物館建立理事會，成爲廣東最早實行理事會制度改革的博物館之一。深圳博物館的主要職能是收藏展覽文物、弘揚民族文化，具體職責包括：文物徵集、鑒定、登編、修複、複制、保管及陳列展覽，開展曆代文物、古代建築、古代藝術品、文物修複，深港地方史、民俗文化、博物館學及自然科學研究，考古發掘、文物宣傳出版等。
四、業務工作成果
1、文物收藏保護-深圳博物館藏品來自國家、省、市相關單位的調撥以及徵集和社會捐贈。現有各類文物藏品4萬多件，其中三級以上珍貴文物5400多件套。收藏改革開放史實物資料6000多件，處於國內博物館前列。收藏的商周青銅器、陶瓷器、近現代書畫和世界野生動物標本等處於省內先進水準。2015年，完成國家文物局經濟社會發展變遷物證征藏試點第一階段工作，制定了征藏工作流程和標準導則，爲廣東省乃至全國博物館開展該項工作提供了經驗。深圳博物館有設備先進、設施齊全的文物保護實驗室，包括文物保護修複室、常規實驗室、儀器室、X射線探傷室、文物薰蒸消毒室等，總面積500多平方米。擁有國家可移動文物技術保護設計甲級資質，可移動文物修複一級資質，複制、拓印資質。建立全方位多層次的文物保存環境監測系統，實行預防性保護與搶救性保護並重的措施，在該領域處於廣東省先進水準。每年開展大量文物保護修複工作。
2、陳列展覽
（1）基本陳列-深圳博物館曆史民俗館現有5個基本陳列。“古代深圳”、“近代深圳”、“深圳改革開放史”和“深圳民俗文化”系統展示了深圳的城市曆史及民俗文化，其中“深圳改革開放史”陳列開創了博物館徵集、收藏、研究、展示改革開放史文物的先河，成爲當代史陳列的典範，被評爲“第八屆全國博物館陳列展覽精品”。“走進野生動物的情感世界——貝林先生捐贈世界野生動物標本展”展出大量珍貴的野生動物標本。正在進行改造的古代藝術館原有“館藏青銅器”、“館藏陶瓷器”、“館藏牌匾”、“野生動物”和“海洋生物”5大基本陳列，改造完成後將推出“館藏書畫精品展”、“館藏古代青銅器展”、“館藏古代陶瓷展”3大基本陳列。東江遊擊隊指揮部舊址紀念館目前有基本陳列《葉挺將軍與深圳》，集中展示了葉挺將軍的戎馬生涯和抗戰期間他與深圳的不解之緣，以及深圳地區艱苦卓絕的抗戰曆史。
（2）專題展覽與巡展-深圳博物館以“引大展、求精品、重品質”爲目標，以原創、引進、合作辦展等形式舉辦專題展覽900多個，年均20多個。曾展出四羊方尊、金縷玉衣、秦始皇兵馬俑、越王勾踐劍等國寶級文物，以及英國、法國、美國、義大利、印度、埃及等國家和地區的文物藝術精品。堅持“走出去”的辦展思路，組織館藏古代藝術精品、出土文物、民俗文物、近代文物等赴香港、澳門、北京等地20多家境內外著名博物館展出，“深圳改革開放史圖片展”赴北京、四川等全國10多個城市展出，影響遍及全國。此外，還積極組織流動展覽到基層社區、公園、學校、部隊、企業巡展。2016年，掛靠在深圳博物館的“廣東省博物館協會陳列藝術專業委員會”成立，20多家地市級以上博物館加入。
3、學術研究-深圳博物館是深圳市重要的研究機構之一，在深圳地方史、改革開放史、深圳民俗文化、考古學、博物館學、文物及非物質文化遺産等領域具有較強的研究能力。《館藏文物預防性保護》課題通過國家文物局審核，被列入國家可移動文物保護總項目庫。深圳市科技計劃項目《動物標本製作和保存的環保安全新材料研究》通過驗收，共申請國家專利3項，發表高水準學術論文6篇，研製的標本防黴劑處於國內領先水準。此外，與廣東海洋大學、深圳職業技術學院、深圳易尚展示股份有限公司等合建研究基地，取得多項重要研究成果。
4、文物調查與考古發掘-深圳博物館曾組織參與深圳市第一、第二次文物普查，發現衆多遺址，上報深圳市政府公佈3批共36處文物保護單位，主持對大鵬古城、南頭古城等古跡進行維修。組織對鹹頭嶺、大梅沙、小梅沙、赤灣、鶴地山、向南村、追樹嶺、疊石山、鐵仔山、屋背嶺等數十處遺址進行考古發掘，出土大量珍貴文物，廓清了深圳7000年文明史和城市發展脈絡。其中，屋背嶺商代遺址和鹹頭嶺新石器時代遺址先後被評爲 “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5、非遺宣傳保護-宣傳和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産是深圳博物館（深圳市非物質文化遺産保護中心）的重要職責。在宣傳方面，每年舉辦“歡樂鬧元宵”、“非遺進社區、進校園”、“文化遺産日”等展演展示活動20多場；組織非遺項目參加深圳文博會；拍攝大型專題紀錄片《鵬城遺韻》，在電視台播出。在非遺保護方面，積極開展非遺基礎理論研究，出版多本圖書；推動非遺項目申報國家、省、市級代表性名錄，全市現有市級以上名錄項目59項，其中國家級名錄項目7項、省級名錄24項；組織專家赴項目保護單位調研督查；組織非遺項目參加各類比賽，獲省級以上獎項10多個；舉辦多場非遺保護工作座談會、研討會、培訓會；制定《深圳市非遺保護補助經費管理暫行辦法》等制度，使全市非遺保護工作落到實處。
五、社會服務
1、參觀接待-深圳博物館是市民觀衆參觀學習、深圳市政府接待和外事活動的重要場所。開館至今已接待國內外貴賓及觀衆1000多萬人次。目前年觀衆量超過150萬人次，位居國內博物館前列。接待的貴賓有：江澤民、胡錦濤、李克強、溫家寶、劉延東、李源潮、汪洋、胡春華、尉健行、李嵐清等黨和國家領導人，聯合國秘書長加利、美國前總統尼克森、前國務卿基辛格、秘魯總統藤森、新加坡總理吳作棟、越共中央總書記阮富仲、緬甸總統吳登盛等外國元首政要。深圳博物館已成爲展示深圳和中國改革開放的重要視窗。近年榮獲廣東省博物館最佳導覽服務獎。
2、教育活動-深圳博物館堅持館內館外兩個陣地，爲市民大衆提供優質的文化教育活動。在館內舉辦“曆史文化大講堂”、“非遺手工坊”、“考古小作坊”、“繆斯少年體驗營”、“國際博物館日”、“環球自然日”、“小講解員培訓班”等品牌活動，每年100多場，使博物館成爲觀衆接受教育、享受高雅文化的殿堂。選派專家在市內外開設講座、培訓；編寫校本課程，深入全市大中小學校舉辦系列活動“博物館小講堂”。近年榮獲廣東省博物館開放服務最佳社區服務獎、最佳宣傳推廣獎等獎項。
3、志願者工作-深圳博物館現有各類志願者2000多人，包括團體志願者隊伍11支，隊伍規模及素質處於國內博物館前列。在博物館和志願者自治管理委員會的引導下，深博志願者全面參與展覽講解、諮詢引導、展品看護、宣傳教育、活動支援等工作，每年參與服務6000多人次，2萬多小時，成爲深圳博物館公共文化服務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