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對法官保留原則的八卦，Yahoo名人娛樂都在討論

【意見書】2020年10月26日召開「中天電視股份有限公司申請換發中天新聞台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執照案」聽證會
#台灣人權促進會作為鑑定人之意見書
　
意見書主筆：台灣人權促進會 副會長 沈伯洋
　
利益揭露：本會有其他執行委員以個人名義擔任NCC廣電諮詢委員，特此揭露，以昭公信。
　
依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換照審查辦法（以下簡稱換照辦法）第十一條規定，評分基準有各種不同之項目。本鑑定意見以其中兩項目作為審查基準如下。
　
▌頻道規劃的多元保障

本鑑定意見認為，新聞自由需受保障，因此重點不在於報導內容是否親近特定國家，而是處理與編排新聞之方式，是否符合相關規定。

新聞報導有事實與意見兩個面向，關於事實有查核原則之限制，關於意見亦有公平原則之限制，此為衛星廣播電視法所明訂。

關於事實查核一事較無爭議，因為新聞自由與言論自由相同，皆有追求真理、保障多元文化、促進民主等目的，此亦為我國大法官所肯認，而新聞自由亦為達到言論自由的重要工具。因此，在違反目的的情況之下，新聞與言論自由仍須受到管制，例如惡意的誹謗言論即不在保障範圍之內，甚至需受到法律懲罰。

至於意見之自由，到底要達到什麼樣的多元、如何取得平衡，則有不同見解。本鑑定意見闡述如下。

以保障多元觀點與促進民主出發，乃屬於換照辦法十一條「頻道規劃」之範圍。亦即，頻道規劃若能保障多元觀點，則符合新聞與言論自由保障之目的。所謂多元觀點，可包含弱勢族群保障（不同語言與民族的加入）、人權侵害的討論、環境污染與破壞等等。

論者可能援引單一的聲音可以藉由其他電視台的競爭而緩和，進入「意見自由競爭」，然而，意見市場的自由競爭，最後將會造成以財力作為言論自由的界線，因為有資本才能進入言論自由的市場，弱勢族群不具備此一條件。如此一來，所謂「不同頻道各持不同觀點」的競爭，無助於保障多元觀點，此亦為代理人理論與民主理論所肯認（促進民主）；反之，真正有助於多元觀點之方式，應為各電視台在內部節目規劃上置入多元觀點，方能達到新聞自由追求之目的[1]。

綜觀歷年電視台的頻道規劃，顯然較為缺少多元觀點[2]；而前期獨立審查人之條件不履行亦惡化此一現況。近年假新聞崛起之時，亦不見與中立查核單位合作訓練，或與各人權團體之對話，相關的員工訓練，例如107年7月26日員工訓練內容為新聞報導與個資保護；7月31日員工訓練內容是兒少保護，結果107年8月18日新聞內容即被裁罰兒少個資洩漏。108年2月21日員工訓練為新聞查證，過五天，2月25日即出現「韓流助攻最佳動畫短片包子奪回小金人」，2月28日「星國大使忙碌低頭回報」的新聞因為違反查證義務裁罰60萬，3月8日因為柚農新聞裁罰100萬，3月14日被發函改進聳動標題；3月27日即因誤導民眾中天因為關西機場被處罰，裁罰80萬；28日也因為誤導民眾以為中天因為報導韓國瑜而被受罰，違反事實查證，裁罰80萬，同日亦出現農漁產滯銷新聞被裁罰違反事實查證，內控機制似需加強。

尤有甚者，新聞亦出現了多次的誤導事件（如誤導民眾以為中天因為報導韓國瑜而受罰）此種報導方式無異會加深仇恨與對立。意見自由競爭在社群媒體的同溫層效應下，會造成彼此更不容易溝通之現象，而意見自由競爭支持者並未考慮網路時代的問題。如果在頻道中保有多元觀點，則受眾即使意見不同、意識形態不同，都能夠輕易地保留瞭解對方與對話的空間。

以新聞自由為名，卻侵害了多元保護的人權發展，新聞自由即不可無限上綱；此時新聞自由應有一定之限制，問題僅在於需要形式限制[3]，還是實質限制（針對內容審查）。

本鑑定意見認為，新聞自由乃重要之權利，內容審查將形成寒蟬效應，但是至少需有形式之審查（例如節目本身的配置、報導本身的比例等等），方可保障多元自由之發展。否則當新聞自由幾乎沒有成本可言，則容易變成攻擊之工具，形成以自由之名，反對自由之實的結果。

故，所謂言論市場的極大化，需要讓各種聲音有場所與時間表達，並兼顧多元觀點。若依賴自由競爭，無異於將言論市場的公共性私有化，將新聞自由變成財團之禁臠。對此，長期多元觀點的缺乏，應為換照審查「頻道規劃」時需考量之重要因素。對此，此一標準亦應為未來其他頻道換照之考量。
　
▌組織內部的制度保障

協助公民監督政府是媒體的責任，其非代表財團立場，而需代表公眾的言論立場。然而不能忽視的是，現今媒體背後多為財團，因此如何以內部設計，一方面達到前述之多元保障，一方面保護新聞從業者的責任不受干擾，即為重要之課題。此亦與第十一條「內部控管與內容編審」一項息息相關。雖可不涉及內容的實質審查（除非違反查證），但至少應有形式的制度保障。

即便具備前述多元觀點之限制，仍無法解決資金與言論自由的矛盾，對財團而言，賺錢的自由凌駕於言論自由時，新聞自由的目的即無從企及。唯有組織內部適當的設計（例如編審不受控制等等），方能保障新聞自由。前述節目的配置與規劃，乃為外部限制；而所謂組織內部之制度，乃內部限制；而其目的均相同，乃保障多元並預防言論市場的單一化。而釋字509所課予的亦非絕對查證之義務，而是相對查證之程序。確保程序不受干擾，是組織內部制度保障所必須。

從組織內部設計看來，2014年審查換照時將獨立審查人之觀念導入，並要求增加1名專職編審人員，僅僅是以程序之要求保障新聞自由。然而在執行上，獨立審查人遲至2019才納聘，而編審問題亦遲遲未解決。若以程序保障一事難以達成，更遑論實質保障新聞自由一事。

獨立審查人若要對新聞有審查能量，其亦需專職專責，並且即時監看；但目前之獨立審查人業務極為繁忙，僅為兼職，以資料看來亦無法得知其意見被採納之程度，或者開會之時程等等。亦即，即使有獨立審查之形，NCC亦應審查有無獨立審查之實。

另從組織架構看來，集團以法人代表入主董事會，隨時可以撤換之下，從上到下的意志即難以有結構性的抵擋；亦即，若新聞從業形成了一個容易上命下從的結構，再搭配財團本身的立場，則無異於更進一步形成前述之禁臠。若有惡意國家之介入，則將更進一步惡化問題。例如，人權在特定國家被迫害之情形，即屬多元保障之範疇，但目前的組織結構卻讓此種保障方式消失於無形。

媒體自律之要求，首重結構上的保障，否則自律即難以形成。以本鑑定人自己蒐集之案例為例，電視台即曾經將中國製造之爭議訊息，直接複製中國官方與農場標題作為新聞標題，如2019年6月5日，中國評論網先是從香港發出「在最壞情況下，台灣會成唯一輸家」的內容後，海峽飛虹等做成農場標題：「美：台灣會成唯一輸家」，電視台即隨即跟進，直接變成直播新聞下的大標題，但主播的內容卻跟標題沒有直接連結。本問題並不在於中國訊息報導之疑慮，因為在新聞自由之下，將中國觀點加以報導也在保障範圍，問題在於直接抄襲農場標題，亦未引用，表示在新聞倫理上的不遵守已經變成慣習。而這種不遵守在並非特例的情況下，媒體即變成一個單純的傳聲筒，失去了協助公民監督的意義。

其他的一些內部控制機制亦有令人不解之處，例如，關於客服與申訴的問題，電視台主張2019年申訴僅有164件，不知計算基礎為何？是否是將民眾申訴改列為意見反應？由於申訴數據與外界之觀察有嚴重落差。而此亦為換照應考量之因素。至於事後的監督，以108年倫理委員會的會議記錄看來，亦處於十分被動的狀況，前述問題大多存而不論。

所謂的制度設計，一方面是讓員工有遵循之依據，一方面是以揭露取代內容之審查：讓上下其手的情形無所遁形。如果在程序上的設計與揭露都無法達成，則遑論實質對員工之保障。

以比例原則而言，此乃典型限期改善之事項，然而，六年的限期改善若無法落實，則應該更進一步考慮其他的行政處分，否則前述之處分將變的毫無意義。

對此，詳加考慮未盡程序與實質結構性保障一事，並參酌比例原則之考量，本鑑定建議不予換照。
　
　
[1] 所謂的second order diversity也並不會揚棄first order diversity，亦即，不同頻道完全持有不同觀點一事，必須建立在每個頻道仍保障少數立場。另外，當diversity是在宣傳一個更有力、更大的資本擁有者之意識形態時，更難援引所謂的second order diversity作為理論依據。

[2] 此觀點並非內容上的觀點多元，而是發言權的多元。言論自由本身跟平等權有所衝突時，即應有此考量。

[3] 例如刑事中新聞自由與名譽衝突時，要求更高的查證義務，而在行政規制中，新聞自由與其他利益衝突時，要求更高的新聞倫理。

https://www.tahr.org.tw/news/2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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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和《基本法》的九點矛盾】

我在大學教中港關係，《國安法》出台當然要好好研究，準備開學後和學生討論。看罷條文，卻發現多處與《基本法》明顯衝突，不明所以。當然，來到今天，我知道很多香港人早已認定《基本法》如同廢紙一張，但條文終歸是條文，有衝突就要點出來，是為我嚴重地不合時宜的書生堅持。我要強調，我討論的並不是國家安全本身是否重要，而是如果有人認為《基本法》無法滿足國家安全的要求，大可以要求修改《基本法》來應對，畢竟《基本法》本身有清楚規定修改程序。現在沒有修改《基本法》，卻又出現和《基本法》明顯有衝突的《國安法》，就變成是立法者自己打擊《基本法》的地位了。

我找到最少以下九處《國安法》與《基本法》有明顯衝突的地方：

一、《國安法》第14條規定國安委的工作「不受香港特別行政區任何其他機構、組織和個人的干涉，工作信息不予公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作出的決定不受司法覆核」，然而《基本法》第35條明確規定香港居民有起訴香港政府的權利（也就是司法覆核的法理依據），而《基本法》第73條也明確規定立法會有監督政府的功能，那麼為什麼國安委可以自持於《基本法》第35條和第73條之外？其實市民告政府也不一定勝訴，立法會質詢政府也常常被「遊花園」而得不到回答，但《國安法》卻連這些極有限的監督也不放心，把國安委變成法外之物。

二、《國安法》第18條規定「國家安全犯罪案件檢控部門負責人由行政長官任命，行政長官任命前須書面徵求本法第四十八條規定的機構的意見」，而這機構就是中央直轄的維護國家安全公署。問題是《基本法》第63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律政司主管刑事檢察工作，不受任何干涉」，既然人選也必須徵求意見，又怎可能做到不受干涉？其實現在刑事檢察工作的獨立性已廣受質疑，只是其過程仍然是隱性進行，但《國安法》卻要將之公開制度化，那麼《基本法》第63條還有何意義？

三、《國安法》第19條規定「關於維護國家安全的開支並核准所涉及的人員編製，不受香港特別行政區現行有關法律規定的限制」，然而《基本法》第73條卻說明立法會有審核財政預算和批准公共開支的職能，這兒又是完全地矛盾。其實現在香港政府已有各種方法繞過立法會的財政監督權，例如可以要求立法會一次過批出幾百億的基金，之後基金的運作就輪不到立法會過問，但起碼一開始還是有個過程的，現在卻連這一步也明文禁止。

四、《國安法》第35條規定「任何人經法院判決犯危害國家安全罪行的」即喪失作為立法會議員的資格，問題是《基本法》第79條對於立法會議員在甚麼時候才會喪失資格有很清楚的規定，當中沒有提到國家安全。要增加新的規定，正如一開始說到，可以修改《基本法》。現在《基本法》沒有被修改，卻多了一項《基本法》沒有規定的喪失資格方式，那麼當初《基本法》又何必有第79條？

五、《國安法》第36條規定只要過程或結果在香港發生，就可以算是違反《國安法》，而第38條又規定相關人等不一定要是香港居民，也不一定要在香港犯案。這樣的要求，相對於《基本法》第42條只有規定在香港的人才要守香港法律，是一次無限量的擴充。

六、《國安法》第44條規定行政長官可以「指定若干名法官，負責處理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而「在獲任指定法官期間，如有危害國家安全言行的，終止其指定法官資格」。按《基本法》第85條的規定，法院如何判案是法院自己的事，外人不得干涉；第88條規定法官任命要由獨立委員會推薦，行政長官的角色只有任命；第89條又規定「法官只有在無力履行職責或行為不檢的情況下，行政長官才可根據終審法院首席法官任命的不少於三名當地法官組成的審議庭的建議，予以免職」，沒有任何自動免職的規定。這樣看來，《國安法》中對法官的規定明顯和《基本法》矛盾。

七、《國安法》第46條規定律政司可以要求「訴訟毋須在有陪審團的情況下進行審理」，但是《基本法》第86條規定「原在香港實行的陪審制度的原則予以保留」，這兩條不可能不矛盾。別忘記律政司本身就是公訴人，由律政司而不是法院本身來決定應該有或不應該有陪審團，就是赤裸裸的利益衝突。

八、《國安法》第47條規定法院在審理案件中遇有涉及有關行為是否涉及國家安全或者有關證據材料是否涉及國家秘密的認定問題，應取得行政長官就該等問題發出的證明書，上述證明書對法院有約束力」，這又再次和《基本法》第85條「法院獨立進行審判，不受任何干涉」的要求相矛盾。連一件案件的性質也是由有利益衝突的行政權而不是利益中立的司法權來決定，試問法院還剩下多少空間去「獨立進行審判」呢？

九、《國安法》第55條規定某些案件可由維護國家安全公署管轄，按第56條由最高人民法院指定有關法院行使審判權，第57條又說這些案件「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等相關法律的規定」。然而《基本法》第19條很明白的說明香港法院「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所有的案件均有審判權」，第80條也說明香港法院「行使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審判權」，和《國安法》的規定完全不能調和。此外，《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在香港的法理基礎是什麼？它不是《基本法》附件三的一部份，而只是在附件三當中被提到，是否就已擁有和載於附件三一樣的地位？如果是，那麼《基本法》第18條的理解恐怕又再次被無限擴張了。

以上，只是我花了一天時間思前想後得出的觀察。香港有很多專門研究《基本法》的學者，我期待他們提出專業的分析。我還是那句話：你可以覺得國家安全問題與別不同，要有特殊的處理方法；沒問題，只是這方法仍然要合符《基本法》。但如果你自己都不尊重《基本法》，還好意思叫香港人遵守？

今天是國慶連假前的最後一天委員會議程，虹安列席了司法法制、內政、經濟三個委員會，分別針對科技偵查法、原鄉紓困、校園食材食安檢驗等議題發言質詢。

#司法法制 #法務部 #科技偵查法公聽會

科技偵查法草案考量人權保障過少，應審慎斟酌規範科技工具權力，平衡執法第一線的需求和人權期待。

虹安認為，本草案當初提出時程倉促，已衝擊社會對政府的信任。不論何種科技運用都應受到完備的法規約束，法務部應該了解本法的高度爭議，以及公眾對科偵工具的高度疑慮，與公民團體和廣大國人進行細緻的對話對話。任何國家對人民施以強制力的法規，都應該以憲法對人權的保障為前提，堅持 #法官保留原則、#必要性原則 等，而非只看到使用上的便利性，形成恣意濫權的溫床。

本次法案中允許應用 #植入程式 的方式於個人的終端通訊裝置，擷取通聯資料，對於個人的隱私侵害風險遠比傳統監聽嚴重，科技偵查手段因為有主動且隱匿的特點，犯罪者固然防不勝防，但無辜者也更難自濟，需要更高強度的法官審查程序與更嚴厲的違法究責機制。此外，近年政府接連遭逢資安外洩事件，科偵法一旦實施，政府是否有能力保障蒐集來的人民隱私資訊不致外洩？

#內政 #原民會 #原鄉紓困計畫

原鄉紓困計畫執行執行不力、宣傳不佳，偌大台中和平區僅4家認證商店，振興原鄉經濟迫在眉睫。

在今年2月27日三讀通過的紓困振興特別預算中，原住民委員會編列了1.5億元補助旅客至原住民認證店家消費，用以紓困並振興遭受新冠肺炎疫情重創，包括觀光旅遊在內之原民經濟，以消費滿百回饋五十的比例，鼓勵旅客到認證之原民店家消費。截至9月11日全台已有732家申請、401家通過認證，通過比例並不高。而且，以幅員遼闊的台中市和平區共有13個部落來說，通過認證、登錄網站公告的店家居然只有4家，顯見原民會此項政策在原鄉落地情況不佳，以致在地商家鮮少受惠。虹安日前走訪和平區，曾和當地原民朋友分享此一原民紓困政策，但不論是民宿業者、旅宿業者、溫泉業者、手工藝品業者，都表示未曾接獲訊息，根本不知道有此政策，更不要說去申請認證了。

本項政策從四月開放申請到七月開始支付回饋，至今已近三個月，現在台灣疫情相對國際和緩，國內旅遊已已經相當興盛，許多原鄉商店卻還沒得知訊息，未能獲得政策協助。鼓勵原鄉商店來申請認證這件事真的得再加把勁，該筆預算到明年六月即截止，原民會真的要再加油，具體落實紓困振興政策之美意。

#經濟 #農委會 #校園食材抽驗率

目前校園食材蔬果抽驗件數比率僅約0.25%、肉品0.18%，難以展現政府捍衛食安決心，應檢討如何加強校園食材檢驗量能。

立法院經濟委員會今天邀請農委會主委陳吉仲進行業務報告，虹安於質詢時指出，108年蔬果田間集貨場農藥殘留抽驗統計中，學校午餐抽驗為3312件。若以衛福部資料所示學校自設午餐與團膳家數共2164間，以一餐三種蔬菜，每學年200天計算，就有129萬8400件蔬菜待驗，但去年農委會只驗了3312件，只佔了百分之0.25，至於肉品，雖然每年有800件的檢驗數字，以每餐一肉的計算標準，抽驗率更低，是0.18%。教育部統計資料則顯示，全國共有4069所國小、國中、高中、大專院校等各級學校，若每校均有餐食，則以此為分母之抽驗比率還會更低！

對此，陳吉仲主委表示，雖然看起來的抽驗比例很低，但事實上農委會在田中抽驗的更多，只要在田中抽驗沒問題，就可以避免消費者吃到有問題的食材，農委會做的是上市前的抽驗，至於到學校抽驗食材，則主要是針對供餐的業者進行抽驗，因為供餐業者實際上會供應很多學校，抽驗一家業者可能涵蓋多家學校。但即便如此，除非完全建立物流產銷追蹤鏈，據以勾稽查驗，否則難以確認各階抽驗之聯集涵蓋率，學生與家長依舊難以放心。虹安建議陳主委，以近日國人對食安高度關注以及政府高舉保護國人、禁止風險食材進入校園之大旗，農委會應增列預算，提升對學校生鮮食材的查驗量能，方能展現決心、安定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