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對完葛特曼跟柯文哲的說法後，兩者說法並沒有明顯的衝突。用較高的道德標準來看，柯文哲有問題；用較低的道德標準來看，柯文哲稱不上惡。
葛特曼說柯文哲對「葉克膜的技術，被用到活摘中國異議人士器官，助長中國政府惡行」的這件事情，要負上一些道德責任。這跟柯文哲早上受訪所說的：「我，柯文哲，從來沒有帶病人到大陸去仲介器官，這沒有做過。」邏輯上並沒有矛盾。
葛特曼說（引用粉專「Translation Matters 譯」）：「柯醫師教授葉克膜的技術。這個情況最糟糕，因為不管是有意或無心，這造成了一種不正當的鼓勵。也就是葉克膜技術被利用來殺害法輪功、異議人士、藏人、被關的天主教信徒。」
葛特曼並不是說柯文哲仲介活摘器官買賣，而是說柯文哲「客觀層面」助長了中國活摘器官，至於柯文哲當時主觀上知不知情，還沒有定論。
這裡核心的問題是：如果柯文哲現在得知葉克膜技術會助長中國政府活摘器官販售，柯文哲有沒有要譴責中國政府濫用醫學技術？
柯文哲在今天早上受訪的時候，回應得很有技巧，並沒有回答這個問題。
柯文哲要告葛特曼的原因是，葛特曼說柯文哲是liar。
先釐清一個邏輯問題：柯文哲不是騙徒，不代表葛特曼就是騙徒。兩人講的話可能根本沒衝突。
柯文哲並不是說葛特曼的發言是錯的，也沒有要對葛特曼其他發言提告。柯文哲只是澄清自己沒說謊。
柯文哲有說謊嗎？如果說謊的定義是做不實陳述，柯文哲未必有說謊；但如果說謊的定義是避重就輕，柯文哲就有問題了。
柯文哲避重就輕在哪裡？
一、柯文哲說：「葉克膜主要用途，不是用在器官移植。」這跟葛特曼的說法完全沒衝突。
葛特曼也沒說葉克膜的「主要用途」是器官移植，他只是說：「葉克膜對器官移植很重要，因為可讓肺臟和心臟延長功能八小時，（他秀出自己和一群維吾爾族女性的合照），指其中一名維吾爾族女性若沒葉克膜，她的全身器官約只價值廿五萬美元，但若有葉克膜可到卅五萬美元。」
葉克膜設計的初衷不是器官移植，使用在器官移植的比例上也不高，但這跟葉克膜「有利於增加器官移植的金錢價值」並不衝突。
柯文哲並沒有直接回答問題。
二、柯文哲說：「不管是移植、葉克膜使用，它相當複雜 ，它不是一個醫生可以獨立完成的，所以吼，所以我就說你們到底在打柯文哲，還是在打臺大醫院。」
這跟葛特曼所說的完全沒關聯。葛特曼並沒有說柯文哲親自參與中國活摘器官。既然沒有指控柯文哲有下去動活摘器官的手術，這個手術是一個人做還是一個團隊去做，根本就不是重點。
兩人講的還是不衝突。
三、柯文哲說：「葉克膜是很貴的東西，要活摘器官不需要用葉克膜。」
這跟葛特曼所說的也沒有矛盾。活摘器官不需要用葉克膜，這是事實，但葛特曼說的，是葉克膜技術可以增加活摘器官的商業價值。只要「提昇的器官價值」大於「葉克膜的價錢」，葉克膜就可能被用到活摘器官上。
這就像說「iMac pro是很貴的東西，要做影片剪輯，不需要買一台iMac pro。」這沒說錯，但對方的意思是「有iMac pro可以提高影片剪輯的工作效率，更快速的做抹黑造假影片賺錢。」兩者並沒有矛盾。
四、柯文哲說：「其實器官移植從術前的診斷，到這個手術，到手術後照顧，到門診長期追蹤，其實我負責的是加護病房那一段。所以通常我的病人都是在加護病房。既然我的病人都在加護病房，通常都是人家移植以後，有出現併發症，或是移植前狀況很糟，會暫時住在加護病房裡面。所以，我的病人根本很難離開臺大醫院，很難離開加護病房。所以，我怎麼有機會帶病人到大陸去接受器官移植？」
柯文哲在說的，是他沒有帶「他的病人」去中國接受器官移植。從嚴格的字義上來看，並不是「生病的人就是柯文哲的病人」。如果一個人生病，透過朋友找到柯文哲，卻沒有要找柯文哲醫病，這個病人並不是「柯文哲的病人」。
就像我現在感冒，我問醫生朋友A有沒有推薦的診所，A跟我說可以去找B密醫。在這個例子中，我並不是A的病人。
柯文哲如果有（目前沒有明確證據證實）介紹台灣病人去中國接受器官移植，這個病人在定義上，未必是「柯文哲的病人」，說起來更像柯文哲的朋友（或朋友的朋友）。
柯文哲說「不會帶他的病人去中國」，跟葛特曼的指控也不衝突。
五、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記者要柯文哲「明確表態你真的不支持葉克膜有可能被濫用」，柯文哲的回應是什麼呢？
柯說：「葉克膜這種東西要怎麼用，不是我，就好像核子能、原子彈，難道你要怪愛因斯坦，發明這個 E = mc^2...？這是這樣，葉克膜這種技術的發展，當然我們是主要在亞洲地區，主要的發展的人，但是要用在哪裡，這不是我們可以決定的。所以說我去中國大陸上課，底下四五百個。裡面有什麼樣的人我怎麼知道。」
這跟葛特曼的批評，客觀上沒有衝突，主觀價值判斷不同而已。
葛特曼認為，只要你知道你的技術，被用在不好的地方，即使你當初不知道，你現在知道了，你就應該對抗這件惡行。
柯文哲認為，他就像愛因斯坦，不必為相對論造成核子彈負責。
可是，柯文哲並沒有做到愛因斯坦做到的事情。
愛因斯坦在1955年簽署《羅素—愛因斯坦宣言》，說：「鑑於未來任何世界大戰必將使用核武器，而這種武器威脅著人類的繼續生存，我們敦促世界各國政府認識到並且公開承認，它們的目的絕不能通過世界大戰來達到，因此，我們也敦促它們尋求和平的辦法來解決它們之間的一切爭端。」
過世前一年，愛因斯坦說：「我一生之中犯了一個巨大的錯誤：我簽署了那封要求羅斯福總統製造核武器的信。但是犯這錯誤是有原因的：德國人製造核武器的危險是存在的。」
瑞典化學家諾貝爾，有鑑於當時的炸藥很不穩定（他的弟弟死在工廠炸藥爆炸。）發明出了穩定的矽藻土炸藥。
諾貝爾的發明被用在軍事用途上，於是，諾貝爾死後將遺產拿去成立諾貝爾獎，包括了和平獎：「為促進民族國家團結友好、取消或裁減軍備以及為和平會議的組織和宣傳盡到最大努力或作出最大貢獻的人。」
柯文哲的《羅素—愛因斯坦宣言》、《諾貝爾和平獎》還沒有出現。
這並不是說，柯文哲在活摘器官這個事情上，要負大部分的責任、是個很糟糕的人。只能說，柯文哲沒有愛因斯坦或是諾貝爾的道德高度。
你可以說：「因為種種原因，我覺得柯文哲適合連任台北市長。」我並沒有要在這裡反駁這項說法。我最近也不太關心台北市長的選情。
我只是要說，面對自己的技術被拿去助長惡行的時候，柯文哲沒有做到一個偉大科學家應該做到的事：譴責施行惡行的國家強權、做出反省與試圖彌補傷害。
柯文哲不是一個偉大的科學家，不代表他就是個惡人。我不支持對柯文哲缺乏證據的造謠抹黑、誇大其詞；但我也不支持，為了支持喜歡的政治人物，把道德標準無限下降。
你可以支持柯文哲，但不要跟我說在中國活摘器官的事情上，他如今表現出來的態度是好的。他不是愛因斯坦，也不是諾貝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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