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自以為看透的人總愛用說教的語氣說道：「這世界根本沒有真相」。
這世界不是沒有真相。而是真相流失了、掩埋了在某處，難以存取。
而過往真相會流失會掩埋，是因為真相還好好在那時，人們未能好好抓緊，強權乘虛而入篡改真相，後輩信服謊言。真相被淡忘被改寫被淹埋，後世變得無跡可尋，真相這個毀掉的硬碟無法讀取，只能感慨。
而高傲的一句「這世界根本沒有真相」，也是用來逃避歸根究底地思考的好藉口。
「這世界根本沒有真相」的揭後語，是真相很難尋找，很難保存，不如當真相不存在，讓腦袋放鬆，渾渾噩噩就好了。
他們裝作看透，事實上是不曾想過要看透。他們看透的不是真相這件事，而是自己沒有心思去看清的事實。最後把思考的惰性美化成看透世事。一旦質疑他們，他們就會反問我們「又是否知道世間一切真相？」
而如果我們回答不是，就會覺得我們五十步笑百步。
他們想要的，是把我們拉下來到與他們同一層次，試圖讓我們覺悟，大家都是被不同程度地洗腦的一群蟻民，不相伯仲，不用再爭辯。再一句「人只相信自己願意相信的」抹黑我們對真相執著的原動力。
對，我們不一定有能力看見真相的全部，但我們相信世間總有真相在某處。不會輕易定論「真相不存在」。而我們是身處當下時代的參與者。毫不誇口地說，我們直接見證過不少真相的局部。就算硬要以更宏觀的世界政治局勢把所有國家、間碟的動向納入考量，硬要說我們不算真的知道真相的全部，但我們總會在生活中保留求真的精神，嘗試尋找並理解我們想知道的真相。經不起推敲的，即使強權要把它說成真相，我們也會百般質疑，拒絕順服。
真相之所以流失，那群自以為是的人要負上相當大的責任。強權要掩蓋真相，也要有大量像他們那樣的人才行得通。文革、天安門。真相總以人為的方式消失。
真相在事件發生的當下，是絕對肯定存在的。
即使後來的故事版本會如何被帶離真相。
在真相還未無法辨識前，見證過真相局部、仍有良知的人在仍有跡可尋的時代揭發、記錄、傳播這些局部，就能多少保留真相的完整。
就像元朗站的人不會知道太子站的人發生過什麼，但彼此一同揭發、記錄、傳播自己所見，就有今天的資訊量。
南韓舊光州監獄的遺骨，法蘭克福大審判
強權強極一時，真相一旦定論，將千古不朽
接下來說的是宇宙。貌似無關跳題，但我卻相信是息息相關。而重點是，我認為身而為人，為什麼要有宇宙觀？也就因為我以下的說法：
我們出生在當下的宇宙。它正在加速膨脹。我們所見的宇宙仍很年輕。它的膨脹仍沒有快速得足以讓地球與世隔絕。
本星系群的光子仍足夠靠近我們，它們的速度，相對宇宙膨脹而言仍足夠快速。萬億顆恆星的星光，仍能傳到我們的眼球內。我們仍能看見滿天星的宇宙。星空仍是滿滿的宇宙背景輻射，我們又慶幸能誕生在大氣層剛好仍足夠透明的地球上。而我們又更慶幸作為人類，被賦予渺小但仍足夠的智力，供我們觀測和思考真相。
如果我們昂首仰望的宇宙是一片黑暗，或是大氣層的屏障，我們還會對天空有想像，並發問「為什麼」嗎？會對真相產生好奇嗎？會開始探究真相嗎？會為探究真相而產出批判性思維嗎？如果沒有批判性思維的出現，我們會推翻地平說、宇宙中心論，戰勝過往宗教的禁忌與迷信，來到這個人文及科技昌明的時代嗎？
以宇宙尺度而言，我們能夠在這一刻存在是非常幸運的。因為這個宇宙還有蛛絲馬跡供我們接近真相的契機和動力。即使有暗能量這股不可逆、極端強大的力量在試圖拉開我們與真相的距離，宇宙仍有我們。在這個恰好的宇宙時代，我們能看見過去，也能一定程度預測未來。
如果我們出生在暗能量完全戰勝萬有引力的時代，臨近熱寂的宇宙時代，我們已無識可知。我們正因出生在當下這恰好的宇宙時代，才要趁這還有跡可尋的時光，追求真相。
這就是我為什麼覺得身而為人，要有宇宙觀。
有宇宙觀，就會謙卑地定位自己，並且思考萬物的來龍去脈。
論政治論科學論生活，拋出像「這世界根本沒有真相」一句自以為是的話，終究會邁向腐敗。
又想引用回較早前的自己，對自稱「理性」卻不假思索的愚昧者的看法，再加點延伸：
「理性」一詞被理解為以不帶情緒的語調提出無關邏輯的論述，而「不帶情緒」的冷感態度反客為主成為了你自以爲自己在理性討論的唯一表徵。而這種誤解很容易完全忽略一件事：平和的措辭其實可以和論述本身的質量和邏輯性毫無關係。
「理性」的真諦是以嚴謹的邏輯，慎密的思考梳理不同來源的資訊並進行消化，歸納出論點。
空有冷靜的態度，永遠不能讓他們那邏輯充滿謬誤的空洞論述得以正當化。
我們會憤怒，是因為逼切地體會到不公義、不合理的強權對良好的人文精神的踐踏和殺傷力。
政治冷感的人要知道，這其實是憤怒卻據理力爭，冷靜卻視若無睹的分別。
不合人權的事，本來就應該大大力遣責。
#原檔差唔多10000x10000咁大
#所以想要原檔可以dm問link
法蘭克福大審判 在 [好雷] 大審判家精彩的德國司法史- 看板movie 的八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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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的法院判決，開頭總要載明"以人民之名"，因此電影<人民對Fritz Bauer>來台灣改名
為<大審判家>，似乎就流失許多趣味。還好一些翻譯問題，不會減損電影的精彩。而關於
Fritz Bauer的故事最懾人的，在於那是真人真事。
如果接觸的德國人侷限在某個階層的話，今天看來Fritz Bauer看來是很典型的德國菁英，
但仔細想想所謂的"好西德人"，也許是七零年代以後才逐漸成為多數的。黑森邦的檢察總
長、蒂賓根的法學博士、富有的斯圖加特商人家族，Fritz Bauer完全是間接引導台灣法學
方法論的Karl Larenz的同代人。然而台灣法律教科書上的理論大家，除了和Fritz Bauer
同樣的反納粹人士外，也是有Ernst Forsthoff之類的納粹份子，或更多是獨裁政權時選擇
聽命的Karl Larenz。因為他們不是Carl Schmitt，因此得以在冷戰氛圍中被洗白，或者覺
得自己本來就很清白。
電影是以Fritz Bauer如何協助以色列追捕納粹戰犯作為故事主軸，卻是在刻畫波昂共和國
初期的政治氣氛，以及用對白帶出Fritz Bauer的傳奇生涯。在社民黨民調只剩十多趴的年
代，很難想像六零年代SPD在有如西德縮影的黑森邦可以席捲近半選票，而戰爭期間與布蘭
特一樣流亡北歐的Fritz Bauer則在戰前同志出任邦總理後，獲任命為邦檢察總長。只是戰
後初期的西德司法情治體系無不仰賴前納粹份子運作，因此Fritz Bauer的工作受到強大內
部抵制，只得求助於以色列的協助。然而中東局勢的演變，西德保守派政權以對以色列在
軍事上的無條件支持交換國際認同，都對轉型正義產生更多的挑戰。
這幾年紀念Fritz Bauer的創作極多，而我認為<大審判家>比<謊言迷宮>是好上許多的電影
。光是在劇情設計上，<大審判家>表面上只是一個故事，描述的卻是更深層的結構問題，
而具體的故事又避免情節過度發散。當然演員也是極大區別，男主角Burghart Klaußner
最讓人印象深刻的腳色是<替天行盜>裡發大財的學運分子。在<大審判家>裡他除了把Fritz
Bauer的神韻與心理狀態詮釋得維妙維肖，從一開始最引人注意的是那濃濃的符騰堡口音~
想到演員本人其實是柏林人這更為驚人。
Fritz Bauer的性向在同性戀尚未除罪的六零年代，始終是他在官場上最大的風險。電影虛
構出了一位信仰天主教的年輕檢察官，分享著主角的勇氣與壓抑：畢竟在真實歷史中Fritz
Bauer未曾讓對手逮到弱點大作文章，而在電影裡則由這個分身做出了犧牲。有趣的是年輕
檢察官迷戀上變裝皇后被逮，但變裝皇后卻是由女演員Lilith Stangenberg飾演，根據維
基百科是因為試鏡後她最適合。
這是部以人為主題的電影，較大的場面應該是主角兩度飛往以色列的機場和DC6客機，德國
電影在場景上當然極佳。雖然主要演員幾乎都是柏林人，電影的製作團隊在法蘭克福土生
土長，也拍出法蘭克福富饒綠環地帶的氛圍。不過要說場景的營造，我覺得本片最突出的
還是男主角周邊做出的姿態。曾在明鏡週刊上，讀完一篇很長的布蘭特總理傳記，本片大
概就還是那個時代的調調：雖然是左派份子，Fritz Bauer可不是九零年代後媒體經營的軟
左，而充滿了那個年代的德國技術官僚的菁英派頭，記者招待會那景尤為經典。
而無論在電影裡或真實世界中，Fritz Bauer總還有個可作為電影癥結的矛盾：他總被稱作
猶太人，但他其實是個最標準的德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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