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維喜案陪審團的八卦，PTT和Yahoo名人娛樂都在討論

【為藝術而藝術】

這可能是現代藝術史上最著名的一場訴訟案。

『為藝術而藝術』（l'art pour l'art，英文：Art for art's sake）的主張是法國作家高提耶（Théophile Gautier，1811-1872）在1835年發表的唯美主義長篇小說《莫班小姐》（Mademoiselle de Maupin）中率先提出。他認為文學可以不顧社會道德主張，文學藝術毋須反映社會問題，藝術家的價值在於追求完美之形式。

這般言論在當時仍歌頌英雄榮光新古典主義的法國社會看來格格不入，但卻大大影響後世藝術理念，將日出景象畫得朦朦朧朧一蹋糊塗的莫內是其一；始終任性堅持，下筆不求具象，為後世抽象表現奠定先基的惠斯勒又是其二。

作為19世紀美國最前衛也最重要的畫家，詹姆斯．惠斯勒（James McNeill Whistler，1834-1903）當然自有其能耐。雖說他活動範圍多在倫敦，24歲後未再返回美國，平生爭議也不少。最有名的例子大概是1877年的那場官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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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導火線是英國權威藝評家羅斯金（John Ruskin，1819-1900 ）發表了對惠斯勒苛刻無情的批評（哪個藝評家的〝自以為〞評論不是如此？翻白眼ing），尤其是針對惠斯勒約莫1875年所作《黑與金的夜曲》（Nocturne in Black and Gold – The Falling Rocket ）。

羅斯金認為格洛斯維諾畫廊的老闆（Grosvenor Gallery）林賽爵士（Sir Coutts Lindsay）根本不該展出惠斯勒作品，然後又批判惠斯勒缺乏教養、幾乎是詐欺群眾，還說自己雖見過一些無賴，但卻沒聽過有花花公子對觀眾臉上丟罐油漆還敢要價200個金幣（guineas）。

換句話說，惠斯勒當場變成一個〝缺乏教養又生性浪蕩的詐欺犯〞，再者羅斯金粗糙刻薄的評論更顯示他身為藝評家的傲慢與既得利益者的優勢。

不像莫內在1874年被另一位藝評家藝評家路易．樂華（Louis Leroy）羞辱時，再生氣也只是在戈柏瓦咖啡館（Café Guerbois）內咆哮翻桌，或者只能夜深人靜時邊咬棉被流眼淚還邊懷疑人生，惠斯勒火速以毀謗罪名一狀將羅斯金告上法院，並且要求賠償名譽損失1000英鎊。

這下子整個倫敦都沸騰了，藝文界人士立馬選邊站，連老百姓也都跟著報紙報導認真看熱鬧。

羅斯金是甚麼人物？人家是牛津大學斯萊德藝術學院第一位教授，並在此成立羅斯金繪畫學院（Ruskin School of Drawing），是維多利亞時代舉足輕重的藝評家，也是拉斐爾前派（Pre-Raphaelites）擁護者。當時他的評論被許多人奉為圭臬，簡直是神一樣的存在。

但對手也不是好惹的角色。

惠斯勒從小個性嬌慣，從西點軍校被退學後才轉向繪畫，始終堅持『為藝術而藝術』的唯美主義，認為藝術應該獨立存在，純粹訴諸感官，不需要加諸無關的道德和感情因素；對他來說，藝術就是藝術，千萬不要囉嗦更不要說教。

這兩人大約生來便八字不合，無論是藝術主張或政治立場都相差甚遠。

羅斯金是社會主義者，關注社會公平與政治問題；惠斯勒從不認為藝術應該符合所有人喜好和品味。羅斯金批判工業資本主義與政治經濟功利主義；惠斯勒卻以朦朧唯美的效果美化了倫敦泰晤士河畔的醜陋工業景觀。

你說，對於亟欲撻伐萬惡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者羅斯金，要如何忍受惠斯勒這些斑駁模糊又完全違反他理念的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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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上的盤問對答可以顯示出兩方如何尖銳對立和各持己見。羅斯金找來霍克爵士（Sir John Holker）作為辯護律師。

霍克：「請您說說《黑與金的夜曲》（Nocturne in Black and Gold – The Falling Rocket ）主題畫的是啥鬼？」

惠斯勒：「這是一個描述夜晚的作品，描繪柯瑞莫納花園（Cremorne Gardens ）的煙火。」

霍克： 「咦？不是柯瑞莫納花園的景色嗎？」

惠斯勒：「如果要稱它為柯瑞莫納的景色，肯定會讓觀者很失望（哄堂大笑）。這是一種藝術安排（artistic arrangement），所以我才叫它〝夜曲〞啊！」

霍克：「那你究竟花了多少時間完成這幅作品？」

惠斯勒：「我大概花了兩天，第一天開始畫，第二天完工。」

霍克：「瞎米！才花兩天工夫竟敢開價200個金幣？！」

惠斯勒：「那你就錯了，我的要價包含我一輩子的心血與知識。」（驕傲抬下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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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判結果惠斯勒算是贏了面子→法庭判他勝訴，但也失了裡子→原來要求的1000英鎊賠償金只剩下1法辛（farthing），而且訴訟費用必須由雙方分攤。1法辛價值僅有1/4便士（penny）。如此低廉的賠償金也說明陪審團對此事件的複雜感受。

惠斯勒原本財務狀況就不佳，整個官司打下來更是雪上加霜，於是官司贏了，但他也破產了。話雖如此，惠斯勒還是很得意地在這法辛錢幣上鑽了個洞，掛在錶鏈上昭告勝利。羅斯金的處境也沒好到哪裡去，輸了官司之後，曾經在藝術界權傾一時的大老，卻自此健康與地位迅速消頹，並淡出社交界。

惠斯勒破產後只得變賣房產，並且為了生活，接受委託遠赴威尼斯創作蝕刻版畫。在威尼斯的14個月中，他創作超過50幅版畫、幾幅《夜曲》、一些水彩和100多幅粉彩作品，以嶄新手法雕砌出威尼斯的精緻迷人面貌，並獲得眾多好評。甚至連向來反對他的人也認為他是繼荷蘭大師林布蘭之後，最傑出的版畫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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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懈於追求『為藝術而藝術』，惠斯勒另一個極致維美的代表作品還有他在1876-77年為贊助人-英國船王萊蘭（Frederick Richards Leyland，1831-1892）設計的《孔雀廳》（The Peacock Room ）。《孔雀廳》作為船王豪宅餐廳，主調為金色與藍色的協奏曲，華麗夢幻、高度裝飾，充滿異國風情，現存於華盛頓特區『弗利爾藝廊』（Freer Gallery）。

雖說威尼斯系列作品有助於恢復惠斯勒聲譽和事業，但他的技法高度在當時卻是被低估了，羅斯金就是其中代表。惠斯勒在作畫前先將畫布染上色彩，並稀釋油畫顏料，改變油畫媒介，讓效果類似水彩那般影綽隱約，創造了油畫另一種表現方式。

另外他賦予繪畫音樂性，以音樂術語為畫作命名，探索音樂與藝術表現調性上的和諧。這些藝術理念和技法影響歐洲和美國兩代藝術家，同時與現實主義、印象派和象徵主義畫家彼此密切聯繫，交換意見和理想，更別說前衛手法為20世紀畫家走向單色抽象風格開創了先鋒。

正因執拗與任性，惠斯勒所成就的藝術果實，絕對比羅斯金想像中來得豐碩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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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Junie Wang & 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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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思1：二二八事件爆發於2月28日。

事實：
天馬茶房的緝菸事件，是發生在2月27日。官方之所以用2月28日命名二二八事件，是因為就在這一天早上，民眾闖入專賣局台北分局，當場打死2人、毆傷4人。隨後並繼續前往總局和前後任的專賣局局長私宅行兇，只是因總局已有防備、前後任局長也正好不在家中，才沒有釀成慘劇。2月28日，是群眾開始無差別使用暴力的開端，這是「二二八」的原始意義。

不同的團體，對於同一個事件，就會有不同觀點。好比說共黨系統謝雪紅的「二七」部隊，就是以2月27日來命名的，他們當然不會承認28日群眾有什麼不合理的行為，要說群眾的道德至高點，拿27日的事情來講才是名正言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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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思2：二二八事件的導火線，是專賣局查緝私菸時不當使用公權力造成民眾死傷。

事實：
當時被追打的，反而是專賣局的查緝員與隨行警察。

延伸資訊：
我們現在認知的天馬茶房緝菸事件的樣貌，主要是來自一個藝術作品，也就是黃榮燦所製作的版畫「恐怖的檢查」。在版畫中，我們可以看到主動朝著民眾開槍的便裝緝私人員，也可以注意到，畫面中也有一群手持長槍、身穿制服的人，用槍托敲擊民眾。民眾則毫無招架之力，只能逆來順受。

實則現場的情況是完全相反。

從法庭供詞還原案發現場，6名查緝員、4名警察，並非人人帶槍，這是因為陳儀禁止在市內查緝時帶槍，偷帶的拿的也是手槍，不會大張旗鼓持長槍。他們來到天馬茶房時，就跟我們現在看到警察在夜市抓攤販一樣，警察還沒到，攤販早就望風而逃，只是當天逃得急了，地上滿是私菸，而林江邁一介婦人，跑得慢了，這才被抓到。

在發給林江邁收據的同時，旁邊已經有人開始鼓譟不滿，並扔擲石頭物品，一名查緝員急忙甩開抱著他不讓走的林江邁，這才用槍托敲擊她頭部，他在法庭上辯稱林江邁可能是被旁人丟的石塊擊中，但法官沒採信，判了他4年6個月。

要知道，故意傷害罪法定刑度是三年以下。刑度頂天，再加上公務員身份加重二分之一才會判到四年六個月。在刑法中，殘人肢體或五官致難以回復正常的傷害行為會被歸類為「重傷害」，除此之外從皮破擦傷到摧筋斷骨的事件就會落入普通傷害的範圍。而以槍托擊傷頭部在普通傷害的刑度要能頂天，這並不能算是很尋常的裁量。

另一名被群眾追打的查緝員，姑且不論他是鳴槍示警誤殺路人還是慌忙逃命中還不忘蓄意謀殺了一名看熱鬧的民眾，同一個審判庭中，他居然被判了死刑（上訴後改判10年）。過失致人於死的刑度是兩年以下，故意殺人罪才是十年以上。無論是死刑或十年以上徒刑，這是故意殺人罪才會達到的刑度。要判到死刑，更是必須其行為達到窮凶極惡、人神共憤的程度。而地方法院做出的死刑裁判，與其說是針對事實的量刑，更像是對民眾訴求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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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思3：二二八事件是外省人與本省台灣人之間的衝突。

事實：
狹義的二二八事件，是台灣的資產家與圍繞著資產家謀生的底層民眾，反撲左派計劃經濟性格強烈的陳儀政權。而同樣是本省台灣人，農民、工人就沒有參與進來。

廣義的二二八事件，還要包括了「反對陳儀的陣營」與「陳儀政權」之間的鬥爭，以及「反對陳儀的陣營」他們彼此之間的內鬥。而反對陳儀的陣營中，並不只有本省台灣人；站到陳儀這一邊的，也並不都是外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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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思4：二二八事件起因是「官逼民反」。

事實：
官逼民反說，無法解釋為什麼台灣的農民與工人並沒有參與動亂，甚至到了事件後期，工人還站到了陳儀這一邊，跳出來反對由民間組成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所擬定的處理大綱。

而既然衝突的雙方從來也不是「本省與外省」，則官逼民反說，也無法解釋為什麼暴民不只是攻擊官署，還要針對性的攻擊外省人。

延伸資訊：
天馬茶房周邊是私菸銷售的大本營，有銷貨當然就有供貨的，有供貨的當然就有走私的，走私當然不會空船而歸，他們也會把本地貨運回去賣，整體是一個跨境的走私集團。與台灣對接的，主要是對岸的福州、廈門，另外還有香港、沖繩、日本、朝鮮，最遠也有中國東北。

你可以注意到，這些地方都是二戰時大日本帝國的勢力範圍。走私集團最早的源頭，可以追溯到五四運動時所盛行的抵制日貨運動，導致日貨進口地下化。當時日本對中國還享有領事裁判權，大量的台灣人就以日籍的身份，進入中國沿海的城市大搞偏門，中華民國的警方抓到了，

也只能送當地領事館。中日關係惡化後，日本政府繼續支持這些人在沿海的武裝走私活動以打擊中華民國的關稅收入，因為關稅收入是中華民國當時僅有的穩定歲入。早在此時，台灣的走私集團，就和時任福建省主席的陳儀，有過精彩的交手紀錄，走私集團一度幾乎被消滅。

1941年中華民國對日正式宣戰，撕毀《中日通商行船條約》，廢除領事裁判權，但此時沿海城市基本都已經被大日本帝國佔領，走私活動更為直接。在長達二十多年的過程中，兩岸的資本家建立起了檯面下的通商管道，這個模式在戰後繼續運轉，只是台灣已經易主，原本支持走私的大日本帝國已經垮台，換了走私集團命中的煞星陳儀上台。在陳儀延續日本時代的政策，以專賣收入作為台省主要財源之一的大方向下，陳儀嚴打走私的作法，就激起了走私集團的反撲。

這就是我們在事件初期中看到的，專賣局受到民眾針對性的攻擊。

這些人中有一大部分是在中國沿海做偏門的，在戰後滯留中國沿海各城，遭到當地居民與政府報復性的清算，在官民聯手迫害下，狼狽逃回台灣（他們並不知道經費與美方船隻是陳儀安排的），也因此在二二八事件中，特別針對外省人攻擊。

在事件的初期，準確的講是1947年的3月2日以前，陳儀就透過當時的商會會長蔣渭川，以絕不追究個人刑事責任的優厚條件，勸退了其中的絕大部分。狹義的二二八事件，到此基本算是結束了。

而陳儀拿這批人束手無策的狀況，暴露了當時陳儀政權實力的空虛，反對勢力趁機蜂起，這就是廣義的二二八事件。這些人中，有表面上是台籍日本兵實際由共產黨領導的、有潛伏在三民主義青年團中的共產黨份子、有美國支持的知識份子、有國民黨內反對陳儀的派系、有親日的勇武派、有地方的實業家、有前述的走私集團、有因為侵佔日產與陳儀政府發生糾紛的……不一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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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思5：戰後，外省人抱持勝利者的優越感，對於滿是日本風的臺灣，充滿著排斥與歧視的心態。

事實：
當年中華民國派來接收台灣的外省籍官員，都是與日本有深厚淵源的人，與說日語的台灣人溝通，完全無障礙。陳儀本身更是如此，他不但早年留學日本，娶了日本太太，他在來台灣之前的福建省主席任內，就飽受輿論攻擊他「親日」。任台灣行政長官時，還因為留用日本人太多、又把日本時代的台籍官僚（含警察）大部保留了下來，被台灣人一狀告到蔣介石那邊，說他重用日本人、歧視台灣人。

對滿是日本風的臺灣，充滿著排斥與歧視的心態的，主要是兩種人，第一是當時的本土派，特別是在日本時代大受迫害的本土左派。第二，則是堅定的親日份子，他們看不慣那些原本在日本政府服務、卻跑去中華民國繼續做官的叛徒。

延伸資訊：
弄清楚這一點，就不會弄錯像是陳朝輝這種案件。

陳朝輝，台北工業職業學校礦冶科畢業，自己與妻子兩人在日本時代都是國語家庭出身，父親為日本早稻田大學的畢業生。陳儀治台灣後，陳朝輝受到臺灣省煤礦公司基隆煤礦的重用，在1946年11月升助理工程師。二二八期間，在21師尚未登陸前，曾經收留一對外省夫妻在家裡避難。3月14日，陳朝輝回煤礦公司上班，遭到身穿黑色軍服、說日語的數人帶走。屍體發現時是用日本軍用綁腿布矇眼，嘴中塞棉花，手反綁在後、絞鐵絲，腳也用鐵絲綁著，還綁一塊石頭。（資料來源：《基隆雨港二二八》，頁58-60）

現在主流見解卻還是認為此案是國軍整21師在清鄉時幹的，連家屬都深信不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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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思6：國民黨政權以「漢奸罪」清算原是日籍的台灣人。

事實：台灣人「不適用」漢奸罪。
為此，司法院還曾在民國35年做出了一則司法解釋，明令：

「台灣人民於光復前已取得日本國籍，如在抗戰期間內，基於敵國人民之地位，被迫應徵、隨敵作戰，或供職各地敵偽組織，應受國際法上之處置，自不適用懲治漢奸條例之規定。」

事實上，當年陳儀是用的是戰爭罪，而不是漢奸罪，來處理像是辜振甫、葉廷珪等人涉及的案件。

差別在於，漢奸罪會連帶沒收財產與禁止擔任公職（即使無罪亦禁止擔任公職，這是因為有所謂雙面諜的狀況）。這就是為什麼現在辜家依然有錢，而葉廷珪後來可以馬上出來選舉。

在當時的人眼中，用戰爭罪處置這些人，其實是一種把這些人保護起來、免受戰後仇日者迫害的做法。

由於陳儀是台灣行政長官，權力比一般省主席要大得多，如果他願意的話，他是可以發布台灣一地適用的法令，真的把這些人以漢奸罪處斷。但陳儀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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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思7：外省人壟斷權位，台灣人因為不會講國語而被歧視，難以擔任公職，擔任公職的，薪水也只有外省人的一半，差距比日本時代相較於日本人還大。

事實：
相較於日本統治時代的五十年，台灣人擔任公職的比例，無論是高中低階，在中華民國時代的第一年都是瞬間爆量。日治末期，台籍僅佔整體公務員的55.53%，這個數字到了二二八事件當時，已經來到了72%。

國語、中文不好沒關係，只要肯學，陳儀大量開辦了在職中文補習。此外，當時的政府公報都是中文、日文雙語發布。反而是因為當年公務員待遇不好又經常欠薪，大量的台灣人寧可待在民間也不願意繼續擔任公務員，這個現象最明顯的是在醫務人員，還引得長官公署發布署令，棄職或違法兼職的醫務人員，不發給開業執照。
值得一提的是，維基百科中的二二八事件條目中，引述李筱峰《解讀二二八》，稱：

「監察委員何漢文在1947年的調查報告中即指出：『服務機會不均等，如各機關高級人員以外省人居多，而臺灣同胞每多屈居下僚，所得待遇高低尤不公允』」

這是一段偽造的資料，何漢文根本沒有說過上面的話，他原文反而是「稱讚」長官公署時期任用台胞狀況已經大幅改善：

「此固較之日本時代十一萬公務員中僅有台胞簡任者一名、薦任者六名已顯有進步，然此後台省既重歸我國國土，自應設法培植其本省高級幹部人才，以求糾正過去之偏頗現象也。」

（資料來源：〈臺灣二二八事件（2）〉，《國史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202000000A/0036/2212002.58/1/0001/002/0031）

至於薪水的問題，由於薪津都是法定給予，並不會出現同一級職，只因為省籍不同所得就有差異。

延伸資訊：
硬要說的話，同一級職的台籍公務員與外省籍，要新津出現差距，只有兩種可能。

第一種，是領外派加給的外省人。但這一種人僅限於受長官公署出具公函特別邀約來台任職的外省人，台籍非外派，當然沒有加給。

第二種，是因為部分在台機關，是中央機關，好比說郵政。由於中央不像陳儀那麼好說話，堅持這些郵政人員必須先通過考試才能任用，雙方就僵持在那邊，在爭議解決之前，為了維持機關運作，只能先將這些人先掛在省底下臨時僱用，這部分的確就會出現「臨時雇用者的薪津」與中央「正式雇用者的新津」有所差距。但這也僅限於中央在台機關，並且也不是因為省籍差異所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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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思8：來台的外省官員都貪污腐化。

事實：絕大部分的所謂貪污案，都是張冠李戴。
這些不只職稱、事件，連名字都會寫錯的報導，之所以能夠引用至今，是因為這些報導並不是登在台灣境內的報紙，而是透過共產黨的宣傳系統，發布在上海。當年的上海民眾並不了解台灣的政局，後來台灣的黨外人士不知為何又大量引用共產黨的宣傳資料來理解二二八事件，所以才導致這樣的結果。

延伸資訊：

最明顯的例子，是所謂的「李卓芝貪污案」。
這個案子是要指控長官公署秘書長葛敬恩的女婿李卓芝，在擔任印刷紙業公司總經理的任上盜賣印刷機、貪污兩千餘萬的事情（請參閱維基百科二二八事件條目）。

事實上，李從未當過印刷紙業公司總經理，他是專賣局台北分局的分局長，上任幾個月，就因為沒能留住日本員工和發生一件底下人的貪污案而引咎辭職。在他辭職的時候，印刷紙業公司（那時還不叫這個名字）還未成立，還是日本員工繼續經營的監理階段。印刷紙業公司（昭和纖維加臺灣紙業株式會社）的總資產價值大概只有44萬台幣左右。

而且此人也不叫李卓芝，他叫李卓「之」。

原始爆料者寫錯後，後面所有人不查證照抄，這個「之」就一路錯到今天。台灣本地的報紙有提到此人的可都沒寫錯。這個案子在台灣本地的資料不存在。

其他如葛敬恩侵吞黃金案，侵吞黃金的其實是美軍。在上海變賣，所以案件從上海紅回台灣，台灣人並不了解。此軍官最後在美受審，日方證人，也就是送黃金的日軍，也押到了美國作證。辯方律師攻擊日軍對美軍有偏見，供詞不可信，最終陪審團沒能達成一致決，差兩票，嫌犯無罪獲釋，此事不了了之。日本人想在遣返中間得到方便，行賄一個地方官員、還只是個秘書長，根本無用。
再如陸桂祥夥同裘區長變賣日方物資獲利5億元台幣（一說1億）、放火燒縣政府煙滅證據案。

此案件是上海媒體爆料的，用的幣值是「法幣」，現在幾乎所有引用的人都將它自動換成台幣，也就是誇張了30倍到50倍。當年度台北縣政府總預算僅有2億台幣。

此外，縣政府失火，是貪污案件見報之後4個月才發生的事情，而且起火點是三和銀行，縣政府是被波及的。

陸桂祥的案子，其實是原告變被告。

縣長舉發底下的區長貪污，區長逃回上海後，上海媒體（上海聯合晚報，背後金主為中共上海局）再爆料這些貪污都是縣長指使區長幹的。

這名區長，是如假包換的共產黨員，化名裘伯紀，本名裘振綱。此人大有來頭，因為他的媽媽是辛亥革命元勳尹維峻，包括裘自己和他的妹妹，都是忠實的共產黨員。妹妹化名「左克」，就是「左派布爾什維克」，1941年跟日軍作戰死於河北，才21歲。這樣一個有字號的角色曾經來過台灣，台灣幾十年來居然無人發現，可謂無能。

而會引述以上這些案件，用來論證長官公署官員貪污腐化的人，他們最原始資料來源，其實都同一筆：

張琴，〈台灣真相〉，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台灣二二八事件檔案史料》，1991年版，頁141-143。

執筆的人叫做張琴。但這是筆名，他真名叫做胡允恭。長官公署時期化名胡邦憲來台任職，擔任宣傳委員會委員兼圖書出版組主任，他來寫長官公署貪污，感覺上就成了長官公署內部的人爆料自己人貪污，實則他是資深的中國共產黨員。

他透過共產黨在上海的地下刊物《文萃叢刊》發表，反正是在上海爆料，隔著台灣海峽，上海輿論界也搞不清楚臺灣到底怎麼樣。我們現在也輕信他的資料，只是以前上海人隔著的是空間，我們隔著的，則是時間。

（資料來源：胡允恭，〈臺灣二二八事件真相〉，收錄於李敖編，《二二八研究續集》，頁23-50。）

而真正比較確實的貪污案，基本都是監察院自己舉發的，後來有些判有罪，而一般會被引述的，反而是那些被判無罪的，而且幾乎不見有人會去看判決書，去了解一下為什麼他們被判無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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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思9：外省政權掠奪台灣的物資。

事實：由於美國不願意讓日本負擔戰爭賠款，因此將海外的公私日產充當戰爭賠款賠給了中華民國。

延伸資訊：
日本的戰爭賠償問題，最早可追溯到〈波茨坦宣言〉。該宣言確立了索賠兩大原則，即要求日本以工業設備及產品等實物賠償、賠償應以日本人民能維持合理生活水準為前提。

1945年９月3日，國民政府以備忘錄，向美國大使館聲明中國政府決定沒收日本在華之公私財產，以及日本在華經營之事業，以抵償日本侵略所受之重大損失。美方回以「關於日本在華公私財產，對中國政府將之沒收一事並無異議。」

（資料來源：秦孝儀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七編：戰後中國（四）》，頁35-36）

而日本在台灣之公私財產能否視為上述所謂「日本在華之公私財產」？中國戰區美軍總司令魏德邁為此請示美國陸軍部。美方則回覆，依據開羅宣言、波茨坦宣言對台灣地位的安排，台灣視同其他日本在中國的佔領區一樣，業已回到中國的控制。

（資料來源：陳翠蓮，《重構二二八》，頁105-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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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思10：國軍駐軍軍紀敗壞。

事實：
部隊一定會有軍紀事件，但客觀地來說，當時所謂軍紀敗壞，並不見得真的是軍人所為。因為當時正值戰後，大量軍人被裁員，而許多並非軍人的平民，也喜歡穿著軍服到處走，甚至是打著軍官之名招搖撞騙，舞刀持槍者亦所在多有，一般老百姓根本難以區分真假。當時的國民政府、台灣行政長官公署，都曾經下令嚴查，禁止一般老百姓穿軍服逛大街。

而那些由真正軍人犯下的嚴重軍紀事件，當事人幾乎都是在很短的時間內，受審後直接槍決。

延伸資訊：
軍服除了耐穿之外，由於當時大眾運輸都有軍人票，只要穿軍服、或是假借復員返鄉的名義，就能獲得許多優惠，因此大家趨之若鶩。

「案准國防部本年十一月廿九日勤憲軍字第二八一四號公函開：「查取締非軍人穿著軍服，迭經政府明令禁止，並飭由憲兵司令部登報公告在案。近查，軍人服制改革以來，各地文職公教人員及一般民眾學生，競好奇異，常有穿著軍服及類似軍人服裝者，實屬淆亂軍容，亟應禁止。除分別函呈外，相應函達，即請通飭嚴加制止為荷」等因；奉此，合行電，希遵照。」

（資料來源：〈電各縣市政府為奉令制止公教人員穿著軍服，轉希遵照〉，台灣行政長官公署公報，36:夏:1，頁14。）

另引三則民眾冒充軍人犯案的報導作為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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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訊】本市近常發現有冒稱憲兵之歹徒，持刀執械，藉搜查密藏武器名義，侵入民家行劫。憲兵隊據報，派員嚴密調查，於十月九日有流氓林軍先一名，匿局本市北門街民義旅社，冒稱憲兵特派員，犯案累累，作惡多端，已由憲兵隊捕送有關機關究辦。（資料來源：〈冒稱憲兵，歹徒就逮〉，《民報》，1946年10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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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訊】在左營方面，惹起的海軍軍人之不法行為，尚未完結之時候，日前穿軍服之怪漢投宿高雄市某旅社，每天呼入遊女，花天酒地經過幾天後，旅社之主人，由怪漢請取宿費八百元及代墊的遊女之纏頭等，此時該怪漢露出惡相，擬出拳銃自稱他是軍官，脅迫旅社之主人，現尚未解決。

（資料來源：〈要錢！你不識六響仔嗎？參客竟是李逵。投宿人花天酒地，要取值現羊羔面〉，《民報》，1946年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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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訊】葉在瑞浙江餘姚縣人，四十八歲，自昨年十二月底，離開軍籍流浪到本省覓職，上下不就，生活遂告困難，竟意圖不法，乃於台北某印版店，偽印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用箋，又在高雄某刻印店，仿冒陳長官私印，文曰「陳儀之印」偽造行政長官命令、通行證明書，派偽令等八紙。又在嘉義火車站拾得省公署農林處封條一張，便穿佩少校軍服自稱緝私大隊長，自今年五月廿三日至同月廿八日，前後五次，往竹南區後龍鄉公司寮港及台中梧棲港，以緝拿私運◯類行商為名，向貿易商某某公司、船頭行等五處，假稱奉陳長官密令，示以文書、封條，脅迫敲詐。走私的人等信以為真，以旅費名目，被詐去台幣共三萬二千元。事被竹南區警察所司法主任馮清浪，指揮警員楊長波緝獲，現在新竹地方法院檢察處受審云。

（資料來源：〈偽造長官圖章，假冒軍人行敲詐，竹南警察所緝獲騙子〉，《民報》，1946年8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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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以真相破解迷思，以此紀念二二八事件。

#鴉片戰爭日誌林維喜案事件簿
時間：1839年4月18日
地點：廣東省城
事件：
（今日風平浪靜。）

#知史討論
「鴉片販子面臨的另一項指控是他們的行為是違法的走私。1831年7月《廣州紀事報》曾刊登了一位讀者的來信。這位讀者認為，從事鴉片走私的來華英商要有羞恥感，「我們英國商人在善於思考的公眾面前越少突出鴉片貿易越好」，因為這種貿易標誌著「道德上的墮落和病態」。[18]《廣州紀事報》在發表這篇唱反調的讀者來信時，加了一個和來信一樣長的編者按予以反駁。後者認為，只要在中國進行的鴉片走私不觸犯英國的法律就不必在意。這種觀點，後來在1840年被另一位鴉片貿易辯護者加以發揮。這位作者首先認為，「不是外國人，而是中國人，將鴉片運進中國，而且是在政府沉默的、幾乎是公開的同意之下進行的」，因此，「運送」鴉片並非走私，「不應得到這種汙名」。[17](PP54-55)在鴉片利益集團看來，不僅英國鴉片販子不是走私犯，甚至中國鴉片販子的走私罪名也是很輕微的。

面對英國公眾對鴉片貿易日益高漲的譴責，鴉片利益集團找到的另一塊擋箭牌，就是長期代表英國政府控制著殖民政府的東印度公司從鴉片貿易中也攫取了巨大利益。的確，東印度公司雖從1799年起禁止其船隻攜帶鴉片到廣州，但它作為英國在印度殖民地的代理人，卻控制著鴉片的大部分來源，並對當時印度一些自由邦的鴉片徵收大量過境稅。為了使這一來源穩定並擴大，東印度公司將自己的觸角伸到了鴉片生產的環節。它向印度農民提供種子和貸款，對鴉片生產與銷售實行壟斷。根據需要，東印度公司還強迫印度農民種植罌粟，再將低價從農民手裡收來的鴉片高價拍賣，獲取暴利。東印度公司通過投資和拍賣鴉片可獲得超過其投資一倍的利潤，是印度煙農收入的3倍。(1)

英印政府從鴉片貿易得到的收入，已有多種統計。鴉片戰爭前夕廣州報紙披露的數字是，英印政府從鴉片專賣獲得的利益，是每年8459425盧比，或是981293英鎊。[20]印度學者譚中的統計顯示，從1801到1840年，孟加拉殖民政府從鴉片得到的財政收入為366161809盧比，[21](P88)將近1.5億西班牙元，這個數字還可以折合成1億兩有餘的白銀。其中，在鴉片貿易急劇膨脹的1830年代，該政府平均每年570多萬元的收入來自鴉片貿易。除此之外，東印度公司的茶葉貿易也與鴉片貿易密不可分。它在1834年前，通過出售期票換取鴉片販子手中的白銀，再購買茶葉等運回英國。1834年之後，它在廣州的「財務委員會」則向鴉片貿易投資。所以說，這個公司實際上是鴉片利益集團最為核心的力量之一。

不斷地將它與鴉片貿易的密切聯繫告訴公眾，是英國鴉片商說服英國政府支援他們的一種頗有效率的方法。在英商的輿論工具和其他出版物中，對這方面情況的論述隨處可見，因為這是來華鴉片販子從事鴉片貿易的一種「理由」。故在1839年，當孟加拉英印政府中有人建議，為了道德原則而放棄鴉片生產時，《廣州紀事報》立即憤慨地予以長篇抨擊，指責「一群虛偽的政治道德家，以任何國家政府都不曾依據的理由為基礎，強烈要求放棄(鴉片)生產。……世界上有哪個政府會在一種錯誤地理解、錯誤地解釋的道德的基礎上，曾經放棄，或將會放棄一種對國家的開支必不可少的財源?」(2)

這段文字表露了鴉片貿易辯護者的內心世界。作者的邏輯很簡單:不要談什麼道德，只要看利益，沒有一個國家按照道德原則確定自己的政策，英國人如果基於道德原因而放棄鴉片生產，將是愚蠢的。同樣，要他們放棄鴉片貿易，也是基於「錯誤的道德基礎」上的主張。

四
關於鴉片貿易的辯論，在遠離廣州數萬里之遙的倫敦也同樣進行。隨著鴉片問題的日趨擴大，英美社會那些懷有道德心和正義感的人士，也日漸關注這一問題。當時廣州的報紙報導說，「在英國和美國，反對鴉片的宣傳鼓動業已興起，這兩個國家都出版了大量反對這一貿易和吸食行為的出版物，人們還出獎金徵集反對鴉片的最好論文。」[22]在英國的鴉片利益集團和具有道德感的反鴉片團體之間，也很快出現了關於鴉片貿易問題的論戰。

關於在英國發生的鴉片問題的爭論，這裡無法進行詳細論述，僅對可以代表反鴉片力量的地爾窪的《對華鴉片貿易罪案》和為鴉片利益辯護的撒母耳·沃倫的《鴉片問題》的論點分別作些介紹。

地爾窪(AlgernonSydneyThelwall)是英國的一名傳教士。他的名字在鴉片戰爭時期的中國並不陌生，因為他作為英國反鴉片人士的代表，出版了著名的《對華鴉片貿易罪案》(TheInquinitiesoftheOpiumTradewithChina)。魏源的《海國圖志》和其他中國出版物提到過這本書，書名譯為《鴉片論》。這本長達178頁的小冊子內容豐富，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將與鴉片貿易有關的資料加以整理，主要有:各家對鴉片毒性的論述;英國的鴉片生產和對華鴉片輸出情況;對華鴉片貿易方式;中國政府對鴉片貿易以及對英人的看法。在將這些材料系統地加以整理後，地爾窪要求英國公眾作為「陪審團」，對鴉片問題進行裁決。他認為英國人民的裁決將會證明他的觀點:「作為興奮劑或奢侈品吸食的鴉片，是一種使嗜好者的心靈、身體和財產走向毀滅的毒藥……這種毒藥被我們在東印度的同胞走私到中國，直接地、系統性地違犯並挑釁人類和上帝的法律，並證明中國政府將我們從愜意的、與其巨大的人口進行無限制的商業交往中排斥出去的行為是正當的……中國政府和人民對我們複雜的仇恨、猜疑和蔑視，對待我們蓄意的傲慢和侮辱，都是合理的。」[23](PP129-131)地爾窪要求英國公眾認真思考這些事實，並起來「抗議或阻止這種大規模的謀殺行徑」，「從現在開始，如果你不抗議這種罪行———如果你不竭盡努力阻止他們———你就以自己的方式成了他們的夥伴，並(因你無心的默許)成為你的同胞緘默的同謀。」[23](P133)

這本小冊子的第二部分是地爾窪關於鴉片貿易的進一步評論。他認為英國人從事的這種集體犯罪，玷污了英國作為一個基督教國家的榮譽和尊嚴，而中國禁煙政策對於英國這樣的基督教國家來說是一種嚴重考驗。[23](PP140-143)他再次重申，在華英人所控訴的他們在中國所受的種種「冤情」是鴉片貿易的後果這一觀點。[23](P139)地爾窪認為鴉片貿易表明還有更為值得深思的東西。對鴉片貿易這一罪行的反省「引導我們去考察我們對待印度人和中國人的整個行為」，進而思考英國人在東方犯下的「每一種罪行」;[23](PP148-153)英國人在鴉片貿易的狂熱中表現出來的「犧牲一切去滿足貪欲」的精神特質，既使他們在將近200年的時間裡未能成功地與中國建立友好關係，也使他們陷入到瘋狂進行鴉片走私的道德低谷，而「鴉片貿易的罪行在與中國人交往的過程中被當作我們的行為與性格的樣本」，這是英國人在對華交往中所遇困難的原因所在。[23](PP153-158)應該說，地爾窪揭示了英國鴉片商那種「犧牲一切去滿足貪欲」的特點，的確在較深的層次上挖掘了鴉片問題的本質。

作為一名神職人員，地爾窪的言論可以說代表了基督徒的道德和良心，理應得到尊重。他的呼籲在英國社會也得到了熱烈回應，一時間湧現了大批的地爾窪擁護者。在1839-1840年，大量討論鴉片貿易是非的小冊子問世。以《對華鴉片罪案》為開端，在英國形成了頗具規模的關於鴉片問題的討論，也在一定範圍內形成了聲討鴉片貿易的社會氣氛。1840年2月13日，在英國政府加緊策劃侵華戰爭之際，倫敦的一批反鴉片人士成立了一個反鴉片協會。該協會在成立會議上通過了幾項決議，包括:「英國商人對華鴉片貿易侵犯了中華帝國的法律，為此目的在英屬印度公開進行的鴉片種植損害了英國的聲譽，對基督教的品格造成傷害」;同時，從商業的角度來看它也是非常有害的，它干擾了英中之間的合法貿易，使這一貿易陷入危險;為此，應立即採取措施，在英國發起各種形式的反鴉片運動。[24]

但是，鴉片利益集團也不乏支持者，這些出版物中也包括為鴉片貿易辯護的作品，他們與反鴉片人士之間的交鋒，構成了鴉片戰爭前夕英國社會一場道德與利益之間的論戰。

在反對地爾窪觀點的人士中，撒母耳·沃倫(SamuelWarren)是比較突出的一位。他的《鴉片問題》(TheOpiumQuestion)也是具有一定影響的小冊子。這本小冊子作於1839年底，在次年1月又進行了一些補充。它的主旨，是論證英國政府必須為義律繳給林則徐的2萬多箱鴉片承擔賠償或索賠的責任。這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到鴉片貿易的性質及評價的問題。由於站在鴉片利益集團的立場上，沃倫在談到地爾窪的書時說:「它對這一問題似乎確實採取了一種狹窄的、片面的觀點;完全忽略了一些重要的事實和由此可以產生的推論，而這本來是他和英國公眾都應明確予以關注的。」[25](P62)

沃倫認為地爾窪和反鴉片的英國公眾忽略了一些「重要事實」。首先，中國政府和道光帝反對鴉片貿易，是為了中國的財政考慮，而不是為了道德問題。[25](P64)他引用了大量上諭和奏摺，來證明白銀問題才是禁煙的真正原因，而這又是不懂「政治經濟學」的結果。[25](PP72-73)其次，英國鴉片商人並非「走私者」。就像前面提到過的《廣州紀事報》的觀點一樣，沃倫認為「走私者」的定義不符合那些「最為傑出的英國商人———他們的名字在大不列顛、在印度，簡言之，在世界上每一個知道商業精神、榮譽和創新精神的地方都會受到尊重」。[25](PP77-78)他認為英商的行為都是在中國政府瞭解的情況下進行的。再次，鴉片不應僅僅被看作毒品，相反，「鴉片擁有最為不可估量的藥用品性」。而且它對中國人的毒害並非特別嚴重。在他看來，「我們在三億五千萬中國人中銷售的2、3萬箱鴉片，所產生的身體痛苦，決不會比在我們這個道德高尚的、幸福的國家公開地、不受指責地銷售的烈性酒所產生的痛苦多。」[25](P85)第四，對於地爾窪和其他人對英印政府策劃和管理的英屬印度的鴉片生產所產生惡果的抨擊，沃倫也進行了否認。[25](PP87-91)從這些方面來看，《鴉片問題》是一本全面反駁地爾窪的《對華鴉片貿易罪案》的作品，也比較集中地反映了鴉片利益集團對於鴉片生產和鴉片貿易的辯護。

無論在廣州還是倫敦，這都是一場沒有結果的辯論。即是說，良心和道德並沒有從實質上影響鴉片貿易。就在英美反鴉片勢力起而抗爭之時，對華鴉片輸出仍在急劇增長之中。這個事實說明，傳教士們引為自豪的基督教道德，在鴉片利益面前是蒼白無力的，巨額利潤的誘惑使鴉片販子克服了對上帝的敬畏。《廣州紀事報》的一位作者厚顏地寫道:「在商業上正確的東西在道德上就不會錯:這是倫敦的一位商人領袖最近確立的基本準則」，(1)集中表達了鴉片販子的價值觀。在這場道德與利益的較量中，後者明顯占了上風。當英國炮艦在中國海岸挑起鴉片戰爭後，甚至一向譴責鴉片貿易的英美傳教士也放下他們一度認為至關重要的這場爭論，而將其輿論的矛頭對準他們原本認為較有道德的清政府。不過，儘管如此，在1830年代發生的這場道德與利益之爭仍然有其意義。它使肆無忌憚的鴉片貿易受到道德原則的鞭笞，使其骯髒的面目暴露在英美民眾的視野之中。在鴉片戰爭的硝煙散盡之後，英國正義輿論繼續對鴉片貿易進行撻伐。而來華基督教傳教士的反鴉片行動，在晚清時期迄未中斷，並在19世紀末匯為頗具規模的社會運動，對煙毒氾濫的中國社會形成值得重視的影響。」

註解：
[18]Veritas，TotheEditoroftheCantonRegister[N].TheCantonRegister，August2nd，1831.
[19]OpiumTrade[N].TheCantonRegister，August2nd，1831.
[20]OpiumMonopoly[N].TheCantonRegister，December3rd，1839.
[21]TanChung，ChinaandtheBraveNewWorld，AStudyoftheOriginsoftheOpiumWar(1840-42)[M].Durham，NorthCarolina:CarolinaAcademicPress，1978.
[22]TheOpiumTrade[N].TheCantonPress，January18th，1840.
[23]A.S.Thewall，TheInquinitiesoftheOpiumTradewithChina[M].Wm.H.Allen&Co.，1839.
[24]Opium[N].TheCantonRegister，June9th，1840.
[25]SamuelWarren，TheOpiumQuestion[M].London:JamesRidgway，1840.

（知史討論中的文章來源：
吳義雄：《基督教道德與商業利益的較量——1830年代來華傳教士與英商關於鴉片貿易的辯論》，《明清海防研究》第一輯，網址：http://www.ypzz.cn/f/news-xs?p=8ec18e35918845798b31412fc6ca90bc-c0927d419d9844c5b32924b4856f9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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