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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香港嘅黑...
安倍晉三早前宣布，將向每名國民派發10萬日元，但係當地多名黑幫頭目均表示不會去申請補助金，日本最大黑幫組織「山口組」的一名部長坦言，黑幫是靠面子活着的，既然標榜「男子氣概」，那就不需要國家庇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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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32週年【7000港警高壓禁集會，港府以最高判處5年徒刑阻止集結；台灣線上紀念會集體默哀64秒；美國、德國、英國等地出現悼念活動】
今（4）日是六四天安門事件32週年，香港警方以防止COVID-19疫情擴散為由，拒絕了「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以下簡稱支聯會）」在維多利亞公園舉辦年度燭光悼念會的申請，並且派出7,000名警力在香港島各地戒備，防止民眾聚集。此外，港警在今天上午，以「宣傳或公布未經批准集結」的罪名逮捕了支聯會的副主席鄒幸彤。在港警多方面高壓的阻攔下，香港今年紀念六四的活動大幅減少。
晚間8點30分，有數百位民眾前往銅鑼灣附近，舉起自備的燭光、或以手機的手電筒表示悼念，但因為有民眾高喊「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口號，現場戒備的員警舉起警告違反港版《國安法》的紫旗，驅趕聚集民眾離開現場。在香港各地，總共有9個教堂照香港教區在疫情下的規範、限制參加人數舉辦彌撒活動，但其中屯門贖世主堂舉辦六四悼念彌撒，遭到警方以違反限聚令為由，要求民眾離開。
雖然台灣疫情警戒升三級，無法舉辦超過10人的戶外活動，多個台灣的公民團體今晚仍以線上集會方式，號召民眾上網悼念六四。公民團體也在自由廣場上發起管控人數的小型獻花儀式，讓無法在港舉辦的六四悼念聚會，能在台灣延續。儘管颱風襲來，仍有民眾打扮成V怪客拉起「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民族自強，香港獨立」的橫幅，站立在自由廣場上，風雨無阻地紀念六四。
■跨世代港人的六四記憶
參加維園的燭光晚會，是不少跨世代港人每一年在六四這一天的重要儀式。
「以前去參加的時候，大家一起唱紀念歌曲，很感動，」2020年在台灣創立，致力於幫助在台港人的民間組織台灣香港協會創辦人、45歲的桑普回憶道。2020年4月在台北重啟銅鑼灣書店的店長、65歲的林榮基也是連續參與了十多年：「每一年晚上我在書店關門後，都會到維園走走，看到很多年輕人會聚在一起討論時事。」而2019年流亡到台灣、年齡30出頭的港人Railey說：「有很多爸爸媽媽帶著小孩去參加，有時候我朋友也會跟我一起去。」
三位分別於2019年跟2020年來到台灣的香港人，接受《報導者》採訪時，憶起過往參加維園燭光晚會時的狀況，對比今年港府與港警嚴令禁止舉辦六四紀念會的現況，感到不勝唏噓。
1989年，從4月底一直到6月3日晚間和6月4日清晨，中國北京、成都等多個城市出現持續長達7週的民主運動，直到中共在6月4日當天出動人民解放軍、武裝警察，對天安門廣場上訴求民主改革的學生和民眾進行血腥鎮壓。從1990年開始，香港每年有數萬人聚集在香港島的維多利亞公園舉行燭光晚會，悼念死難者並記憶六四事件，在香港的晚會，一直是世界各城市裡規模最大的活動。
過往，主辦單位「支聯會」會在現場播放天安門事件的紀錄片，也播放天安門母親們錄製的音檔，並邀請來自港台的藝人帶著群眾唱歌。2014年與2019年這兩年，參加集會人數甚至高達18萬人。
■1990年到2019年，維園紀念六四燭光在持續29年後，被港府禁止
但在2020年，香港警方首次以防疫為由，不同意舉辦燭光晚會，但仍有上萬民眾自發地身穿黑衣拿著燭光到場悼念。今（2021）年，香港警方同樣以防疫為理由，嚴令禁止民眾到維園參加晚會。保安局長李家超公開表示，任何人都不應該參加未經批准的集結，違反者最高可判處5年徒刑。
雖然港府嚴令要求港人不得前往維園、或是在任何地方舉辦多人集會，但仍有少數民眾在各地舉辦悼念活動。
中文大學的校園間在3日晚間出現「人民不會忘記」的黑色橫幅；4日下午2點，香港大學的學生會成員按照每年的傳統，洗刷了刻著遭到血腥鎮壓死難者面孔的雕塑作品「國殤之柱」，此作品的底座以紅字刻著「六四屠殺」的字樣，因此被視為是紀念六四的象徵；社會民主連線的成員則是在3點30分，於銅鑼灣設置攤位，擺放電子蠟燭，並拉起「香港人加油」跟「平反六四」的橫幅。
■港府手段盡出，《國安法》下悼念日益艱難
香港警方為了防止民眾前往維園集會，在下午2點30分左右，以封鎖線包圍維園的中央草原與足球場，不讓任何民眾進入，並且在靠近維園的銅鑼灣站與天后站部署警力、在維園附近截查民眾。下午5點左右，一位國中三年級、身穿黑衣的學生在維園附近遭到警方盤查，被搜出背包中帶有數排白色蠟燭，警方對他口頭警告後放行。
桑普說，從上週港警一連串的動作來看，港府早已決心要將抗爭的火苗撲滅於萌芽的階段，防止任何民眾集結的可能。
香港警方在5月27日，先是拒絕了支聯會5月30日「毋忘六四」遊行的申請；6月2日下午，支聯會設立的「六四紀念館」受到食物環境衛生署的人員調查後，港府以紀念館沒有申請公眾娛樂場所牌照為由，暫時關閉紀念館。
而在今天上午8點左右，港警以違反《公安條例》第17A(1)(d)條，「涉嫌宣傳或公布未經批准集結」的罪名，逮捕了近期接受《路透社》等國外媒體採訪時，表示會以個人身分到維園點燭光的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今天港府也在香港島各地部署了7,000名警力，防止民眾聚集。
2020年自發到維園悼念六四的前香港眾志祕書長黃之鋒，與前區議會議員岑敖暉、袁嘉蔚及梁凱晴等人，也在5月7日遭控參與「未經批准集結」，被判處4個月到10個月不等的刑期。
桑普認為，港府用盡辦法禁止港人紀念六四，試圖讓從1990年開始一直到2019年、維持了29年的傳統消失。「香港不能辦但台灣可以辦，這讓台灣的地位愈來愈重要，」林榮基說。
■疫情嚴峻下，台灣公民團體仍串連各國人士線上演講，並集體悼念默哀64秒
台灣從5月中旬開始，因疫情擴散，全國警戒提升到第三級，過往民間組織會在自由廣場上舉辦的集會，今年縮小成為限制人數的獻花儀式。以「華人民主書院」為首的多個民間團體，今晚舉辦了「人權照亮民主，同行抵抗極權」的線上悼念晚會，並且邀請多位民意代表、立法院長游錫堃與NGO團體參加。日本、美國、英國、澳洲、德國、加拿大等國也有舉辦悼念活動。
從下午4點開始，在台北的自由廣場上以遮雨棚搭建的小型紀念場內，少數民眾陸續冒著彩雲颱風帶來的大雨到場獻花致意。線上直播的悼念活動則是在傍晚7點開始，陸續有來自流亡美國的中國維權人士、獲得英國政治庇護的前香港立法會議員羅冠聰等人到線上致詞。晚間8點9分的時候，線上直播參加者同時默哀64秒鐘。
「許多曾經在香港舉辦六四晚會的夥伴被捕入獄了，」華人民主書院倡議主任郭歷軒說，舉辦這個悼念會除了是對六四天安門的事件致敬之外，也是延續香港夥伴們他們無法在香港繼續的工作。
曾經參加過香港維園悼念會、也參加過台灣自由廣場六四活動的桑普觀察，台灣人紀念六四的規模一直都不大，人數頂多幾百到上千人，對於紀念六四並沒有太大的熱情。相反地，香港人在2019年反送中運動以後，對於六四中共血腥鎮壓民眾有了很大的共感。
■何桂藍獄中手記：「六四已從一份記憶，轉而成為對照」
目前仍在監獄裡受羈押的何桂藍，也在六四前夕，託友人把她的想法公開於個人Facebook上：「經歷過2019 ，對香港人而言，六四已從一份記憶，轉而成為對照。政權消除記憶之勢固然強橫，然而在思考如何將記憶承傳下去的同時，也必須要回答：當我們也有了自己的切膚之痛（雖程度有別），六四記憶與香港本地的反抗之間，超越身分認同的紛爭以後，有著怎樣的連結？」
在2019年因為參加反送中運動流亡來台的Railey認為，在1989年發生的六四天安門事件，中共用軍隊、坦克鎮壓群眾，2019年在香港反送中運動裡，港府是用警察跟黑幫來鎮壓。「歷史是會重演的，只是演員不一樣而已，」Railey希望，台灣人可以從這些歷史中了解到中共的真面目。
香港因為港警的高壓封鎖，讓民眾無法集會悼念。台灣則是因為疫情嚴峻與颱風來襲，讓大部分的活動都轉為線上舉辦。
林榮基、桑普與Railey三位來到台灣的港人也分別以不同的方式紀念六四。Railey在家中，打開電腦，觀看台灣民間團體舉辦的「人權照亮民主，同行抵抗極權」線上活動直播。桑普跟林榮基在下午不同的時間，前往自由廣場的遮雨棚獻花、向六四的死難者致意。「這次覺得特別有意義，香港現在禁止，這邊還可以參加，很珍貴，」林榮基說。（文／楊智強；攝影／劉貳龍、楊子磊、陳曉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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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特輯｜我在天安門廣場上待了40天：一個台灣攝影記者的見證】https://bit.ly/3vPl1RW
#延伸閱讀
【槍口兩端的六四記憶──當解放軍與受難者在台灣相遇】https://bit.ly/3dvRh3i
【林慕蓮：中共對六四施展「遺忘術」，30年後人們挑戰的不是黨、是真相】https://bit.ly/3gp0VHJ
【被消失的3,584個關鍵字：六四這一天，牆內的人想說什麼？】https://bit.ly/3cr8CJi
【《未燒書》的時代餘燼：當我們站在六四清場前的天安門廣場】https://bit.ly/3gdxok9
#報導者 #香港 #台灣 #六四事件 #天安門事件 #悼念 #燭光晚會 #JuneFourth #Tiananmen
【黑金與地方派系？去殖民化過程中的陣痛】
文：就是要寫超長文的小編
李登輝前總統於前日逝世，正當國殤期間，不少中國人卻幸災樂禍，其中對李總統恨得牙癢癢的中國國民黨人，除了大嘆李總統破壞一黨專政、統一大業外，更以「黑金教父」、「引進地方派系」等言詞抨擊。長久以來，這樣的看法似乎成為定見，立場較中立者，也認為引進地方派系是李制衡中國黨非主流派的方式。
然而歷史是否如此簡化？其實，所謂「黑金」，乃對應中國黨壟斷的「白金」，所謂「地方派系」，乃對應中國黨的「無地方性」，中國黨老人們的憤恨，乃在於殖民體系中「外省權貴階級共治系統」的崩壞。
而在這個過程中，李登輝與中國黨的鬥爭，雖最後以中國黨鬥走李告終，但中國黨本土化的失敗，也敲響了中國黨的喪鐘。本次中國黨高雄市長補選，派出荒腔走板的韓草包2.0「影印機」參選，其原因之一，就在於後李登輝時代中國黨地方經營的敗壞。
就讓我們把歷史拉長到戰後的半世紀，來看看李登輝如何透過高超的政治手腕，實現了台灣政經權力分配的乾坤大挪移。
1. 背景：#殖民者打造雙重治理體系
中國國民黨來台之後，建立的不僅是殖民政權，更是「極權主義殖民政權」。
為何要強調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
所謂極權主義，指得是服膺獨裁權威，全面性控制公眾與私人生活，箝制思想，消弭一切反抗的體制，以蘇聯、中國等共產國家，和納粹德國、義大利等法西斯國家為代表。然而，這樣的極權國家，統治的對象通常是「自己國民」，而鮮少出現在殖民地。
原因很簡單，思想的改造與全面監視，需要耗費大量資源，在殖民地做這樣的投資不一定合算，而要思想控制外族人，甚至根本難以成功。
以1956年的人口統計資料統計，二戰後來台者約121萬人，其中約一半為軍人，而原本台灣籍人口增加至801萬，合計922萬。以13%人口統治87%原本住民，固然比起二戰結束時6%日本人統治94%台灣人來得多，但又和美、紐、澳之類殖民地殖民者人數多於原住民不同，其統治基礎仍然不穩。
在被殖民者占多數，且已有一套社會基礎的地方，人數不多的殖民者要不將原住民殺害殆盡，要不就得釋放部分權力，讓被殖民者在基層部分自治，例如大英帝國的印度一般。
因此，中國黨在地方政府、基層公務員，則必須廣納台人，以擴充其治理力量，並證明「我把你們當國民看」的「同化政策」與「有限民主」成功。因此，中國黨必須與原有之地方派系合作並將其納編，而保留其核心力量，用於軍警、特務組織和中央行政機關，在被殖民者的協助下，進行全面的極權控制。
然而，在中國黨的黨國體制下，地方派系出身者，就算忠黨愛國，最頂端只能爬到省轄縣市長，和「核心」無緣。這對於民主世代從地方到中央依序選起的體系有很大差異。以高雄為例，在高雄升格院轄市前，市長多由地方派系輪流出任，戰後有台南、澎湖、本地三大派系，後者就包含陳家等橫跨政商的政治家族。至於高雄縣則也有紅、白、黑三派。中國黨的策略就在於將大部分派系一一收編入黨或成為「黨友」，分配利益，任其有限度的競爭或輪替。
因此，中國黨與地方派系的合作，自然遠早於李登輝上台之前，而自然為了統治方便，中國黨也會容許這些地方派系在地方壟斷某些利益，所謂地方金權，早已開始！
至於所謂的「黑」，在戰後台灣黑道分為外省掛與本省掛，外省掛中的四海幫成立於1954年，竹聯幫成立於1957年，都是在那黨國藍腦印象中「治安安定的時代」，甚至情治機關還吸收幫派份子，成為政府的打手來對付、甚至謀殺異議份子（江南案），如同香港黑警與黑道兩面並用策略一樣。
「地方派系」、「黑金」在早期中國黨殖民政權中就已存在，但未成龐大勢力，原因在於，上層的嫡系殖民結構，仍將這些不入流的下層結構牢牢壓制。就算到了1980年，純以血統論，僅佔13%的外省族群，仍佔中國黨中常委70%，地方派系的頭人或許可以成為中常委，但絕無可能成為領導核心。
2. 鬥爭：#擊破極權政府的上層殖民架構
我們要了解中國國民黨，不能從今天一般民主政黨的脈絡去了解，而是要從同為極權主義國家的政黨來比較，正好，在21世紀的今天，我們還有中國共產黨這個歷久彌新的獨裁極權政黨，可以讓我們觀察。
在這兩個中國黨中，實施的是「三權合一」制度，也就是掌權者，需要控制「黨、軍、政」三個體系才代表順利掌權。
以黨而言，領導人為中國國民黨黨主席或中國共產黨中央總書記。
以政而言，領導人為中華民國總統，或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
軍權上，中華民國採納了普魯士與日本的法系，採統帥權理論，由國家元首行使統帥權，直接經參謀總長指揮軍隊，依循軍政軍令二元化體系，不須經行政權（行政院）。而以中共而言，就是中共中央軍委主席。
但實際上，控制「黨政軍」有時不需正式職務，以中共而言，拿到「黨、軍」掌控權，就算沒有獲得頭銜（如鄧小平晚年），通常就是有效掌權，反而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不一定有實權。同樣的，以中國黨政權而言，在蔣介石晚年到過世之後，蔣經國雖未擔任總統，但實質控制「黨、軍」，也自然控制政府，而能有效掌權。這就是「以黨領政」、「槍桿子出政權」，因而「國家機器」的政府，反而排名在黨、軍之後。
問題就在於，在強人死後，當政權處於相對真空階段，這種「三權合一」制度，就會在領導小圈圈中，引發爭奪。當李登輝上台時，他必須和代表黨的李煥、蔣宋美齡一派，代表軍的郝伯村，以及血統純正，代表政的俞國華這些高級官僚拼個你死我活。
要注意的是，「政」是表面上地位最高，但實際上在極權國家中權力卻最弱的，因此李登輝先借勢拉下俞國華，把李煥調離黨職去當行政院長，後來又把郝伯村調離軍職也接任行政院長，顯見他對此體系的熟稔。然而，李煥與郝伯村並非坐以待斃，例如李煥肯接行政院長，因為他認為自己仍可主導「黨、政」，而郝伯村也嘗試在行政院長任內召開軍事會議，意圖跨足「軍、政」，但都一一被李擺平。
在二月政爭中，李登輝仍成功爭取到黨大老的支持，以穩定黨內為訴求壓制「非主流派」反撲，然而，這樣的權力結構有如走鋼索，仍然不安穩。所以李登輝才會感嘆：「我沒有槍，拳頭母也小粒」。
因而，在李登輝真正當選總統後，即屢次利用「學運」、反對黨運動所代表的台灣人民民意，衝擊上層結構，並透過「漸進式修憲」，成功處理掉萬年國會、引入直轄市與省長直選、再壓制非主流派聲音（包含馬英九），成功推動總統直選，完全變更國體，使台灣人有機會取得政權。
1990年至1996年，是李登輝展現現實主義政治家手腕的高峰，在他的全盛期，透過自己的偽裝控制黨機器，透過推動「軍隊國家化」消除政變風險，透過憲改與民主化創造兩黨政治。成功的化解了三股力量團結反撲的可能，將其一一擊破。
若按照非主流派中國人的民主化劇本，則雖解嚴但仍保留特務組織與刑法100條，軍警特務為中國黨服務，雖民主但採委任直選，再加上一個保守持中國統一立場的領導人（林郝=>馬）與大老團體，則台灣就算不被併吞，中國黨也至少可執政至2016年、甚至至今（以國會2016年才第一次輪替來看）。也難怪中國黨會這麼恨李登輝，因為讓他們少撈了十幾二十年呀！
3. 扎根：#失根政權地方化
我們前面說中國黨雖廣納「地方派系」，也與「黑金」合作，但本質上仍是權貴血統取向政黨。
基本上，中國黨是個毫不「地方」（local）的政黨，因為他們的家在中國，根本看不起這塊土地，也不會認同這塊土地而深耕。雖然早期中國黨與地方仕紳、土豪、角頭等各方勢力合作，但地方與中央並不流通。要進入領導階層，主要來源包含黨系（藍血貴族）、軍系（黃埔軍官團）、政系（技術官僚），後者機會已經算相對開放。
蔣經國時代，雖實行「吹台青」政策，拔擢台籍菁英進入內閣，但這些菁英多是未經地方民主洗禮的行政官僚。相對來說，在禁絕台語等「文化滅絕」政策上，蔣經國時代比蔣介石變本加厲，也就是「我們給你機會，好好讀中國書就有機會出頭，但也要讓你忘了你是台灣人」的「中國版皇民化策略」。
而雖然與中國黨合作，但不論是台籍地方勢力，或由角頭衍伸而出的本省掛黑幫，頂多能分配地方利益，但在「上層」流動性極低，國會萬年不改選，政務官不是藍血（黨軍後代）也至少要藍腦（忠誠考核），因此存在著「殖民者的隱形天花板」，而李登輝的堅韌之處，即在於他「騙過了」殖民者的重重審核機制，打入了核心階層，但從未忘記自己與殖民統治者不同的身份。
在「金權」方面，地方的派系，不論是黑是白，都和「黨庫通國庫」的中國黨中央金庫無法相比。例如，在1993年，中國黨中投公司對黨產的說法，是戰後至今營運累積「9639億元」，而在兩蔣期間，中國黨的投資橫跨金融、石化、水泥、能源、交通、電子、文化、營建......等產業，「富可敵國」根本不是形容，而是現實！ 替中國黨操盤海外黨產的張嘉元則表示，中國黨海外轉投資超過5000億，更在中國也投資百億以上。就算到了2015年左右，財政部、《今周刊》、《財訊》等來源，推估中國黨黨產（含不動產）都還有千億以上。
試問，一個黨國不分，資產近兆的「政黨」，哪還需要什麼黑金，各位國民每天出門上班，努力工作，乃至煮飯洗澡，都等於在幫中國黨賺合法的「白金」！而又有哪些地方黑金能打的過？
因此就可看出，李登輝引進「地方派系」、「黑金」的講法，根本是要「故意掩蓋」中國黨本質比這些勢力更可怕十倍百倍的事實！
事實上，在李登輝上台後，實施民主改革、國會（國民大會與立法院）提供大量名額，如同瞬間開啟權力真空的大門，吸引眾家勢力入場爭奪，而在選區從「萬年不改選的中國淪陷區」，變成「三、四年改選的台灣在地選區」的狀況下，所謂地方派系，當然會在這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其中不乏「黑道」背景者也是事實。有趣的是，外省幫黑道當時也紛紛嘗試參選洗白，但效果不如預期，就算是黑道，接地氣的程度果然也有落差。
李登輝是一位有高超手段的現實主義者，就在這樣「地方包圍中央」、「在野黨逼迫執政黨」的手段下，李登輝成功的收攏權力，把中國黨非主流派系收編或驅逐，而往政權本土化邁進。在他當政時期，各級選舉開放、傳媒解禁、建立政黨補助款的制度，都讓反對黨能穩定成長，所謂「寧靜革命」，就在於李總統約束了中國黨的反撲勢力，促成政權不流血轉移。
而這個過程，只花了不到半代人的時間。
4. 遺產：#公民政治意識的建立和中國國民黨的困境
在李登輝主政時期，他擊破了「雙重殖民體系」，讓「外省權貴階級共治系統」崩解，讓「去地方的政權」本土化，但在這個過程中，原本被中國黨上層殖民結構壓制的「地方下層結構」被釋放，加上經濟自由化，建立起影響政治的政商共同體，讓地方派系宰制了各層選舉（基層更嚴重）。
當然，李登輝在任期內，推動了教育與文化等多重層面的本土化，然而這樣的養成需要一代人的時間，而李登輝種下的種子，就在2014年太陽花學運後，年輕世代大量投入參政後開花結果，這一批年輕人，如3Q 陳柏惟所言，就是有記憶以來，就處在李登輝主政時代（約1982-85年以後）的年輕人。
李登輝的任內，僅推翻了上層殖民結構，而讓未經篩選的各路勢力入主政壇，這樣的亂象，就有待具有公民意識的「民主子女」們成熟，進行「二次改革」，但我們不能忘記，這是「第一次解殖」的延伸，連帶的也必須把李留下未完全解決的去殖民化完成（脫中入世、追回黨產、轉型正義....）。
另一方面，李登輝在2000年政黨輪替後，遭中國黨清算驅逐，其實斬斷了中國黨完成本土化轉型的過程。中國黨並未建立起如民進黨從地方到中央培訓人才的過程，反倒淪為「殖民權貴與地方派系」共治的混亂場面，地方仍舊由眾多諸侯把持，但大位仍由殖民者後代獨佔（如王金平被馬、韓排擠）。在高雄、台南這些區域，中國黨在後李登輝時代僅能由地方土豪維持，完全培養不出一個具全國視野的政治人物。
這就造成，在高雄中國黨從黃昭順（地方派系）、楊秋興（叛將）、韓國瑜（舊軍系聯合多重地方派系，空降）、李眉蓁（地方派系的二軍），每況愈下的悲慘場面。但因為中國黨過去實在吸納太多地方派系，加上仍有大量財源以及中國加持，中國黨便安於現狀，不思改革，於是離台灣年輕世代越來越遠。
反倒是李登輝任內培養的一批國安、政治人才（包含蔡英文），許多為民進黨政府所用，民進黨繼承了相對穩定的李登輝路線，加上能夠自己培養政治人才，逐漸搶占都會票源，在2016年完成了台灣第一次的完全政黨輪替。
1988（特別1990後）-1996，李登輝以高超的手腕，在很短的時間內，完成了國體改變的「寧靜革命」；而在1996-2020年這段相對更長的時間內，經過七次總統選舉與三次政黨輪替，李登輝看著繼承他遺產的下一代台灣人，逐漸成長而改變這個國家。撐到最後的獲勝，老先生不論在哪個意義上，都做到了這一點。在他離開的時候，應該足以含笑九泉了。
剩下的，就是我們的事了。
日本是世界唯一允許黑道合法的國家，2013年日本山口組的收入是800億美元，是日本第8名賺錢的「企業」以及全球最賺錢的黑道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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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來說一下米國最殘忍的黑幫，底特律黑幫。底特律有汽車城之稱，足以說明其汽車工業之發達。底特律黑幫頭子的座駕是雪佛蘭Suburan，這款車從外形來看和FBI所用的同款，具有強大的震懾力，不看內飾，僅僅從大氣的外形就足以被它折服。它搭載了5.3L V8的發動機，扭矩可以達到569牛米，最大馬力爲352匹，動力強勁，機動靈活，非常適合美國這些黑幫的大塊頭。全世界唯一合法的黑幫組織就是日本的山口組，山口組組織嚴密，層級森嚴，從服裝到車輛必須是黑色的。山口組的大佬沿襲了日本人的一貫低調的風格，在座駕上盡量做到不張揚，但大佬終歸不是政府或者商界，不用有那麽多束縛，所以山口組大佬的座駕是奔馳S級，這款s600售價在288.8萬元人民幣，搭載了一台6.0T V12的發動機，最大馬力可以達到530匹，扭矩可達到860牛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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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黑幫組織 在 [轉文] 二戰後，日本黑社會原來用這種手段控製- 看板historia 的八卦
二戰後，日本黑社會原來用這種手段控製日本各種非法行業！
原文出處：https://largerchina.com/20170401_419107.html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黑社會有了新的發展。一個更好勇鬥狠的流派出現了，這就
是所謂“愚連隊”。他們是戰後日本全不理會既存道德觀念、任由本能驅使的使用暴力、
進行滿足自己欲求的活動的不良青年族群。他們不再維持日本黑道傳統的父子關係，而是
以兄弟相稱。最早的愚連隊由無業青年組成，專門用恐嚇勒索與暴力手段去爭奪利益。美
軍占領期間，日本政府和執法部門高層出現權力真空，愚連隊得以趁虛而入。
典型的愚連隊早期頭目多曾因參與黑市買賣被占領軍軍事法庭判刑，卻一直得到照顧
。美國人需要他們，正如從前的日本政府需要他們一樣。戰前，東京警視廳一般任命這些
黑幫頭目為朝鮮勞工的“保護人”，即讓他們用黑社會手段嚴加控製勞工。他們會將這些
勞工歸入自己的建築公司名下，戰爭期間替日本政府承擔建設和搬遷廠房。日本投降後，
美國人又找他們承建工程。當千千萬萬日本人在半饑餓的景況下掙扎求生時，他們卻財源
滾滾而來。
日本黑幫組織跟一些建築公司似乎是一而二，二而一，外人有時很難分清哪一家是完
全的建築公司，哪一家不是，因為它們都用“組”這個名字。“組”在日語中可解作幫派
、社團、公司等，許多人被迫與有黑道背景的建築公司合作，不合作者半夜往往會遭遇住
宅失火或被人毆打。此類事件，多不勝數。美軍占領當局雖覺察到這一點，申令日本人不
得向黑社會妥協，遇脅迫可向占領當局求助，但這道命令毫無約束力。實際上，美軍占領
日本期間，對日本黑社會的活動毫無鎮壓的效力。
50年代，日本的變化迅速，令人迷惑。1952年4月，《舊金山合約》生效，盟軍正式
結束對日軍事占領。1955年，自民黨成立，日本政治完全操控在自民黨手上。國家開始重
建被戰爭毀壞的工業基礎，社會製度迅速傾向西方的民主範式。越來越多婦女外出工作，
勞工逐步組織起來，選舉也定期舉行，傳統對個人的束縛大為鬆弛。而同時，日本財閥卻
再次在國家經濟中扮演重要角色，保守派也重新接掌政府。從關西的大阪神戶到關東的東
京橫濱，各地黑社會幫派紛紛重張旗鼓，鞏固勢力。這其中以神戶的山口組和東京的稻川
會最為突出，有淩駕於眾幫派之上的趨勢。
日本從廢墟中重建，黑社會也順應時勢，由操縱生活必需品，改為控製奢侈品。因為
糧食已經供應充足，黑市買賣無利可圖，只有非必需品如毒品、娼妓和娛樂仍然有為。二
戰期間，許多日本軍人私下需要服用麻醉品來提神，特別是駕機衝撞美軍艦艇的神風特攻
隊員，毒品是他們自願奔向死亡的重要驅動力。麻醉品因而在戰爭中大量生產，戰後許多
沮喪的日本人依然服用它。日本警方禁止其在市面流通，麻醉品只能暗中買賣，於是成了
黑社會控製的生意。
娼妓在日本公開存在了千年，而且在許多形式下受到尊重。隨著時代的發展，一切改
變了。戰後的困頓中，大批女性生活無著，隻得借著黑社會的保護出賣肉體。1958年日本
通過禁娼法例，所有色情場所幾乎都落在黑社會操縱之下。
不過，賭博活動倒是部分脫離了日本黑社會的控製。一些從前非法的賭博活動如賽馬
、賽船、彩票全都合法化，日本政府多了一份收益，從前掌握這些的黑社會隻好向其他行
業打主意。國家重建中人民的生活逐漸安定和改善，娛樂事業開始興旺起來。日本黑社會
早著先鞭，將勢力滲入娛樂圈。從相撲到棒球全成了黑社會的控製範圍，其他如劇院、歌
廳和電影院在某種程度上也受到染指。通過這些行當，日本黑社會幫派締造了不少巨富，
也幫助不少人爬上事業的巔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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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黑社會文化真的讓人覺得很奇妙阿～不管世界各地好像都是黑白兩道並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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