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新強：香港不再是borrowed place 但仍有borrowed time感覺
小時候看過澳籍作家Richard Hughes在1968年出版了《Hong Kong: Borrowed Place, Borrowed Time》。這本書是成功的標題黨，最吸睛的就是書名。書本身寫得不算出色，內容簡單記載香港極畸形、極罕有的開埠歷史，十九世紀中葉全球最強大的大英帝國，竟願意為一班非法鴉片毒梟，而向企圖禁煙的中國宣戰！然後此書描述香港殖民地年代的社會狀况和生活點滴，最多人記得的是形容當時香港權力次序的一句半戲言：第一是馬會，第二是怡和，第三匯豐，第四才輪到港督。
英治年代是否香港的黃金年代，我不評論，但客觀事實是大部分香港人（或祖上）都是在不同時間點，為了逃避內地戰亂、革命、饑荒和其他災難，而從內地走難到香港的。他們知道自己是中國人，但仍覺得在充滿歧視和傲慢的英國人統治下，生活還是比內地好和穩定。
香港經濟在上世紀70年代開始騰飛，出口輕工業如玩具、塑膠花、成衣和假髮等發展蓬勃。紅磡海底隧道在1972通車，首位坐着老爺車駛過的嘉賓是「肥姐」沈殿霞；康樂大廈（今怡和大廈）在1973年落成，為當時全亞洲最高的摩天大廈。我的美好童年回憶包括跟着家人，從九龍開車經紅隧到康樂大廈地庫的翠園飲茶，最懷念的是超好味的叉燒，比現在同址，同屬美心集團的怡翠軒，不知勝出多少倍（童年的一切永遠是最好的）！
安穩日子背後 是借來的時間
但安穩的日子，只有在童話裏有happily ever after，現實中是沒有的。雖然大部分香港人的生活日漸改善，有些勤勞的廠商、零售商，地產商如長江、合和和新鴻基地產等也開始冒起來，但在所有香港人的腦後，仍然知道香港是一個on borrowed time的borrowed place。到了上世紀80年代初，香港人開始擔心九七問題，出現了移民潮，雖然捨不得香港和家人，但不少香港人就被迫變成了港加、港澳、港美的「太空人」。
因此，英國政府開始跟中國談判，討論香港的前途問題。初時英方嘗試以所謂主權交換管治權，可能以為當時仍很窮的中國會答應，但鄧小平不為所動，一直堅持在1997年7月1日，全面收回香港的主權和管治權，有段時間，兩邊曾爭持不下。
1982年9月英國首相率團到北京談判，在人民大會堂樓梯摔了一跤，好似象徵着英方談判失利。之後一年，香港人心惶惶，移民和走資潮加速。匯率變得波動，本來港幣兌美元約5.6算，到了1983年9月，出現恐慌性拋售，曾跌至9.6的最低水平。幸而當時政府當機立斷，馬上成立1美元兌7.8港元的聯繫匯率機制，有效地穩定民心，平復嚴重金融和社會風波（曾出現搶購糧食）。
但香港九七問題仍是僵局，人心仍未完全穩定。要等到鄧小平拋出務實而有創意的「一國兩制」，問題才得以解決，最後在1984年底雙方簽署《中英聯合聲明》。從此「50年不變，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等詞彙，就開始走進我們的日常生活中。
但任何政策都是雙刃刀，有利必有弊。聯繫匯率只是當年權宜之計，誰不知一用就用了35年多。香港經歷了風風雨雨，整體上聯繫匯率發揮了重要穩定社會和金融作用，是一國兩制的一個至關重要的支柱。但聯繫匯率也帶來極嚴重副作用，因為此制度等如放棄自主貨幣政策，只牢牢地跟着美國聯儲局政策。但在過去35年，中國經濟突飛猛進，香港也當然受惠，大部分時間的增長和通脹都遠高於美國，但無奈又必須跟隨着適合美國的低息政策，逐漸吹起愈來愈大的地產泡沫，亦即無形中種下今天香港反政府運動的禍根！
一國兩制有缺陷 九七金融風暴揭幕
一國兩制本身亦有極大問題。雖說「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但這些都只是安穩人心的口號，執行上缺乏細節。即使後來中國單方面頒報的《基本法》，很多如何落實普選的細節都是欠缺的，所以才有現在的爭拗。
回頭看，偉大如鄧小平在1984年，也無法預計數十年後香港的實際情况。所以我認為，某一程度上，一國兩制的構思，最主要目的，其實是為穩定1997年之前的香港，未必是純粹為1997年之後設計的。
當時中國改革開放才不到5年，人民生活仍極窮，極需要愛國華僑商人如霍英東、李嘉誠、鄭裕彤和郭鶴年等的投資。答應了50年不變，所有港資商人就安心投資到深圳、蛇口、上海等地方開廠，後來更有助引進台灣和東南亞等地資金。你只要到北京長安大街附近走一次就明白我的意思，最接近天安門的核心地段，除國企總部外，其他主要項目全都是華僑資金的東方廣場、恒基中心，國貿更是北京CBD的地標！碧桂園、萬科？還未出道呢。
不幸在1997年回歸前不久，鄧小平去世了。7月1日，滂沱大雨，慶祝回歸的酒杯，差點都仍未放下，7月2日，泰銖已大幅貶值，亞洲金融風暴已正式揭幕，對香港全新的一國兩制的挑戰亦馬上來臨。從那天起到現在，說真的，安穩的日子根本沒多少，大部分時間都是活在金融海嘯、SARS、政改佔中、修例風波等危機中。
港人身分漸顯劣勢 政治階級特首止步
我認為一國兩制有兩個最根本的問題。第一，英國對香港人缺乏承擔，長期拒絕給予香港人居英權，所以香港人一直都只是二等英國海外屬土公民。在一國兩制下的50年不變框架下，香港人雖然回歸中國，但香港人也並非享有跟大陸人一樣公民權利的中國人。
但在這情况底下，我不會亂說香港人是中國的二等公民，我只會說不同。尤其在定下一國兩制時的上世紀80年代初，哪個香港人想做大陸人？直到現在，香港人身分仍有巨大優勢，包括比內地低很多的稅率，和各方面的個人自由度，資訊自由度都高很多。香港是一個非常獨特的地方，只要你有永久居留權，你就有資格在立法會和區議會選舉投票，非中國籍人士亦可當非司局長級高級公務員，甚至可以當法官。
但當然香港人身分也有愈來愈明顯的劣勢。我主要的意思並不是指香港人缺乏競爭力，我指的是香港人面對一個政治上的玻璃天花。我估計因為中央知道不少香港人害怕共產黨，所以即使回歸了22年，香港仍沒有正式的共產黨支部，亦即是香港人無法正式加入共產黨。大家應該知道，在中國，如要在政府和國企等所謂體制內爬升，幾乎必須是黨員。當然做黨員是需要付出的，政府和國企的工資不可跟港府和民企比較。
事實上，香港人最高的政治階級只可達到特首，等同國內的一位省長或直轄市長。當然有兩位前特首榮升全國政協副主席，算為國家級領導人，但政協始終只是諮詢角色，並沒有什麼實權。所以，假設基本法有任何改動，話語權一定是在中央手上，而香港人是沒什麼機會進入中央的。對比下，幾乎每屆中央政治局常委，其中一位必然是從上海市委書記提拔上來的，甚至兩位總書記──江澤民和習近平都循此路徑登頂。
一國兩制的第二個根本問題就是「2047年」這個時限。當年鄧小平被問及此問題，他輕鬆地作答，如50年不夠，可以再無限期延續，但沒有白紙黑字寫下來的。他當時的想法應該是希望到了2047年，中國大陸的經濟、社會，甚至政治發展，都能夠「追上」香港，可以無縫接軌。如尚未能做到，可以再給多點時間。他想不到的是中國經濟突飛猛進，沿海地區現在已追到甚至超越香港，但對政治制度的期望仍然南轅北轍，差別甚至愈來愈大。
檢討聯繫匯率 要等歌舞昇平
此時此刻，實在有檢討一國兩制的需要，聯繫匯率可能也值得重新研究。但必須警告大家，任何重大政治和經濟政策改變，最好在歌舞昇平，經濟良好的時候去做，應盡量避免在危機中作出太大、太突然的改變。
從去年起，我已開始留意聯繫匯率，港元長期貼近弱方保證。到了近日，人民幣跌穿7算的重要心理關口，我更加擔心。各國爭相減息，開啟鬥貶值的貨幣戰，但要小心使用這招自己也可能受內傷的七傷拳。我估計人民幣短期內不需再大幅貶值，即使如大摩所說，人民幣貶值幅度是大約美國關稅的一半，即使全部中國貨，最後都真的打25%稅，人民幣也只需要貶約12.5%。原來在不知不覺中，人民幣已貶了超過12%！
但全球貨幣和債券市場正在發出極不良訊號。超過16萬億美元已跌進負利率，美國2年和10年息率終呈現倒掛，30年息率更跌至歷史新低！我擔心的是，如人民幣面臨更大貶值壓力，港元聯繫匯率將受到更大衝擊。今天反政府示威者呼籲全城提款，我不認為有很大效果，但肯定對事情沒幫助。
我當然支持政府重啟政改，找方法落實雙普選，但在什麼時間點開始，都是一個需要小心處理的問題。我認為有可能需要作出對一國兩制更全面的檢討，包括打破2047年這個時限。近日社會動盪，某程度上有點似1980年代初，再次人心惶惶，不少人在考慮移民。對只有十來二十歲的年輕人而言，除對現政府的不滿，亦可能代表他們對2047年後的更大不安，到時他們才40至50多歲。
香港雖已不再是一個borrowed place，但就仍給人一種不恒久、仍是活在borrowed time的感覺。
（中環資產持有匯控、新鴻基地產的財務權益）
中環資產投資行政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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