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旭暉隨緣家書】「黃色經濟圈」的十字路口，也是運動的十字路口（上）
日前舉辦了一個關於「黃色經濟圈」的學術論壇，感謝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院長趙志裕教授答應作為合辦單位出席，在此時此景一片蕭索的香港學術界，具有相當道德勇氣，令後輩動容。據說曾有內地教授在一些渠道，事先張揚質疑「黃色經濟圈」的討論不夠學術，只是政治宣示，這種論點經過趙教授的基調發言，引用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George Akerlof關於「身份認同經濟學」的理論，與及他搜集不同經濟體有關「顏色經濟學」的第一手數據，立刻不攻自破，「黃色經濟圈」的未來，已成為顯學。
然而，經過一整天的會議，通過不同學者、業界代表的分享，作為一個希望借用國際案例提倡「黃色經濟圈」的人，我不得不分享觀察到的憂慮。此刻「黃色經濟圈」正處於十字路口，假如往小圈子圍爐取暖老路走，只會無疾而終；而要釋放「黃色經濟圈」應有的千億經濟潛能，必須社會出現真正的範式轉移。問題是，大家預備好了嗎？
讓「黃色經濟圈」越走越窄的五條窄路
1. 人血饅頭論
黃色經濟旗艦網購「光時」手足當日的分享，極具啟發，詳細可見李祖喬博士在《立場新聞》的文章。由於支持「黃色經濟」的朋友都是理念主導，才願意以消費模式「懲罰黃店」，但同時卻傾向以道德高地審視「黃店」的商業模式，這是先天矛盾的。光時因為開宗明義的定位，已經苦苦經營，要生存，不可能以半義工方式營運；然而出現了全職員工，一旦手足失職被炒，「利用光環賺錢」、「人血饅頭論」就立刻出現；甚或只是沒有每天播《榮光》而被評為「不夠黃」，理念支撐的品牌效應，也會崩潰。假如不以商業方式營運，連生存也成問題，談何經濟圈？
2. 藍黃教條主義
沒有「撐黃罷藍」的積極性，就沒有「Identity Economy」，但方法論上，有沒有絕對公平的「黃店」定義？恐怕沒有，就像十年前內地罷買日貨，不久就發現很容易傷及自身。早前台灣一芳水果茶的香港代理被「錯誤裝修」，代理商的表白就很有代表性：他只是franchisee，已用盡一切方法支持運動，假如因為台灣母公司一個微博聲明變成「藍店」，還有甚麼誘因令同路人互相扶持？其他「黃店」的飲食貨源大部份來自中國，是否都是「扮黃」？一些被網絡標籤為「藍店」，只是小股東、獨董或茶水阿姐發表了個人意見，但可能90%股東都是黃，難度就是「扮藍」？論及是否「真心黃」，難道要像特區政府DQ主任施加讀心術？一些深黃店東忽然被列為「藍店」而申訴無門，心灰意冷，假如依靠網絡評分和舉報，怎樣避免商業打手主導？當運動膠著，分化成風，每一個有心人都有「唔夠黃」的一面，稍一不慎，淪為網絡批鬥場，就前功盡棄。
創辦「米豬連」的朋友坦言，重要的不是逐步變成獵巫的「黃藍fact check」，而是怎樣吸引更多商店認同黃色理念，「扮黃」也是傳播理念的行為，而且可以真的覺醒，何樂不為？新聞不時有「藍色名人」被「黃店」拒諸門外的新聞，然而就像周顯日前講述，黃店不但不應排斥「藍客」，反而應該盡力賺他們的錢，聘請員工、消費時才選黃，這樣才能壯大「黃色經濟圈」。對此，我深深贊同。近來參加了不少相關會議，很有趣的現象是，不少發起「黃色經濟」的有心人，正職都在「藍色企業」工作，內地淵源深厚；他們認為只要官方職責不突破道德底線（例如寫屈小姐的文章），善用對家資源、壯大己方陣營，天經地義；沒有了這批雙面人，「黃色經濟」可能瞬間崩潰。假如社會對上述基本經濟原理不接受，「黃藍教條主義」必然在運動緩和時，變成內耗、批鬥、紛爭的泉源，變成拖散運動的催化劑。
3. 無大台、也無平台
政治上，近年全球都興起無大台、去中心化，這完全是可取的，也是「時代革命」一部份。然而在經濟層面，即使無大台，黃色經濟也不可能沒有平台。目前出現的黃色經濟體規模甚小，內容重疊之處卻甚多，「抄車」不斷，資源已經有限，要是還有不必要的浪費、錯配，令人憂心。但正如與會IT講者分享，現在有多個大同小異的「黃藍app」，最寶貴的資產就是各自千多個database，是否願意分享出來合併，除了涉及根本利益、還有對理念的不同理解。現在連政壇也沒有一錘定音的人壓場，經濟講求實力，只有更難；但假如採用中大邱林川教授牽頭的「山上見」模式，有百多名股東、體現民主程序挑選項目，卻有過度理想化的風險。現在運動momentum依然強勁，很多朋友期望眾籌解決基本問題，但這是不能持久的。但假若集資搞十億以上的基金，必須一擊即中，誰有這樣的號召力？這些結構性問題不解決，黃色經濟體可以生存，但很難發揚光大。當然，黃色左翼傾向認為存在體現價值更重要，黃色右翼則強調必須儘快壯大、達到經濟效益，兩者並非互相排斥，但前者其實已成功，後者才是未來關鍵。
4. 對威權政府的非威權假定
目前「黃店」標籤成為一時風尚，但不少發起人都是根據現有社會規則行事，對未來可能出現的威權打壓，並沒有充份準備。在殖民時代最高壓的時候，政府以衛生條例勒索不聽話店舖、消防條例人為阻撓營運，「是常識吧」；這還未算金融體系（例如匯豐銀行對星火帳號的處理）、發牌系統等，都可以搞小動作。假如未來香港政府淪落至此，會不會出現「黃店變藍潮」，尚未可知。目前的「黃店」一方面希望脫離建制、大企業掌控，但另一方面，使用的工具、中介、貨幣、通訊，卻不得不完全依賴現有制度的一切，起碼在思想上，這是早晚要理順的。
5. 對經濟體的有限想像
不少人對「黃色經濟圈」興致勃勃，都是情感主導的，喜歡看見同路人的店舖獲加持、對家的店舖關門大吉；但到了討論專業操作時，需要很專門的經濟、金融知識，熱情卻往往冷卻。這裏存在一個基本理念問題：「黃色經濟圈」的價值，是否就是一種情緒發洩？還是真的以抵銷政府、大企業影響自己日常生活為目的，「光復」對衣食住行的控制權，從而減低對未來出現威權、極權社會的結構性依賴，進行的一場「時代革命」？前者思想是封閉、防禦性的，後者方向是開放、進取性的，必然涉及金融、資訊科技、貨幣、土地（境內／境外）等範疇。我們自然不能一蹴而成，但起碼需要在食肆黃藍店外，逐步開拓不同想像，否則就跌入死胡同。而這些想像，又不能是空想主義，需要高質專才加盟，但這些人大部份在大企業內「表藍內黃」，怎樣走下一步，涉及很具體的現實問題。
說了這麼多，我自然不是像施永青老闆那樣，對「黃色經濟圈」大潑冷水；事實上，當他了解到Identity Economy的國際潛能，結論可能改觀。一直覺得香港的未來，離不開「黃色經濟圈」的建構，只是必須理順上述困局，才能#WeConnect下去，到達彼岸。就像這場運動，正處於轉型期十字路口，究竟繼續團結走下去打持久戰，爭取最後勝利，還是因為操作問題，歸於內耗，無疾而終，正是考驗真香港人的時候。至於如何理順上述問題，下篇再述。
明報筆陣，2019年12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