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105年6月15日於香港「亞洲出版業協會(SOPA)頒獎典禮」錄影演講稿(中文版)
Warhola主席,各位嘉賓,各位亞洲出版業協會的成員,各位女士先生,大家晚安!
在開始前,本人對未能親自參加此次盛會並演講,表達深切遺憾。
本人缺席的原因有點奇怪,上任不到一個月的臺灣新政府認為,我的香港行可能對國家安全造成問題,包括可能洩露國家機密,以及對我的人身安全保護有所不足。因此我訪港七小時並進行公開演講的請求,很不幸遭到總統府的拒絕。
喔,我不知道原來香港是這麼危險的地方,各位女士與先生,你們最好小心了!
無論這些理由是否具有說服力,身為中華民國的前任總統,一定會對國家善盡職責。因此,我尊重繼任者蔡英文總統所作決定的職權。由於今晚未能親自與會,請接受我的誠摯歉意,雖然或許不該由我來向各位道歉。但在洩漏更多國家機密之前,請容我開始今晚的演講。
今天很高興能和各位談話。新聞的自由和專業的標準,永遠是現代社會的文明指標,並反映臺灣與香港共同享有並支持的核心價值,SOPA自設立以來的努力與貢獻,大家有目共睹。
愈來愈緊密的臺港關係
我也很開心能和香港民眾談話,理由有三:
首先,我在香港出生,全家在香港住過一年八個月,1951年時搬回了臺灣。所以我也算是香港仔,對香港有一份感情。事實上,我媽媽是在臺灣懷了我,來香港後生了我。如果用企業的語言表達,我可說是臺灣製造,香港交貨,再出口到臺灣,是臺港合作的成果。
第二,香港與中華民國的歷史淵源很深。香港是中國國民革命的基地,也是現代化的先驅,中華民國的國父孫中山先生就是在香港受教育,念過香港皇仁中學與西醫書院(就是香港大學的前身),更在香港受洗成為基督徒,並設立革命組織。1896年他在倫敦被清廷公使館綁架13天,差一點被送回中國處決,當時營救他的就是香港西醫書院的老師康德黎。香港改變了國父的命運,國父又改變了近代中國的命運,而我是國父的鐵粉,對香港自然另眼相看。
第三,香港與臺灣的關係持續深化。香港與臺灣一同走過風雨飄搖的年代,一起保衛釣魚臺,一起經歷天安門廣場上的六四民運。我記得七十年代臺灣還是戒嚴時期,出版自由仍被限制,我們都是在書報攤「偷看」從香港私運過來的禁書。香港人自己都不知道,香港曾經扮演臺灣年輕人突破政治禁忌的對外窗口。
尤其重要的是,香港和臺灣都使用正體漢字。現在全球使用中文的人口14億人,但使用正體漢字的不到4千萬人,臺灣和香港加起來就超過3千萬。這是連結傳統中華文化的臍帶,也是認識其他華人社會的橋樑,在文化、歷史及美學方面的意義無可取代。香港近年來透過文化、出版,在正體漢字上所做努力,值得臺灣高度肯定。
這些年臺灣和香港也彼此吸引。很多臺灣人第一次出境旅遊就是到香港,對香港大街小巷熟悉程度,不輸臺灣。在兩岸直航前,絕大部分臺灣旅客都是經過香港轉往大陸,香港一直臺灣是通往大陸的門戶。
在另一方面,越來越多香港人因為喜歡臺灣的文化特色與生活品質,到臺灣旅遊,過去八年中,從50萬人增加到150萬。成長為3倍之多。有些人甚至想要移民臺灣。我聽說臺灣的誠品書店在香港很受歡迎,開了3 家。因為誠品賣的不只是書,還讓港人品味臺灣人的生活方式。
上個月香港獲得瑞士洛桑國際管理發展學院(IMD)2016年全球競爭力評比的第一名,值得慶賀。讓我們為香港鼓掌喝采!
以九二共識為基礎開展兩岸關係
今天我的演講主題是去年11月新加坡「馬習會」後的兩岸關係。過去八年,兩岸關係出現1949年以來最大的變化,變化的基礎就是「九二共識、一中各表」,但這基礎怎麼來的呢?
1987年臺灣解除戒嚴、開放兩岸人民探親,兩岸關係開始解凍。1991年,兩岸分別成立海基會與海協會,開啟制度化交流。1992年10月,兩會在香港舉行事務性商談,大陸方面要求協商「一個中國」原則,但雙方沒交集。會後我方鍥而不捨,去函提出新建議:「海峽兩岸都堅持『一個中國』原則,但所賦予的涵義有所不同,各自可以口頭聲明方式表達」;海協會在11月16日正式函告海基會,「充分尊重並接受貴會的建議」。雙方終於達成共識,這就是「九二共識」的由來。當時臺灣媒體就下了「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標題,沿用至今。 香港在兩岸達成「九二共識」的過程中,也扮演了一個角色。
在這個基礎上,1993年4月,海基會辜振甫董事長與海協會汪道涵會長在新加坡成功簽署4項協議,這是兩岸在1949年隔海分治40多年後,首度由雙方政府授權相關團體,簽署正式協議。
但不幸的是,往後的15年,兩岸關係的發展動盪起伏,並不順利。從1996年李登輝總統執政時的臺海飛彈危機,與1999年提出「兩國論」的震撼,到2001年陳水扁總統的「一邊一國」論,2004年與2008年的公投綁大選,15年間兩岸關係危機四伏。
直到2008年,我就任中華民國總統後,推動兩岸和解,堅持在《中華民國憲法》架構下,維持兩岸「不統、不獨、不武」的現狀,在「九二共識、一中各表」的基礎上,推動兩岸和平發展。「不統、不獨、不武」現狀的主張得到超過80%臺灣民眾的支持,可被稱為「臺灣共識」,而「九二共識」則是兩岸共識,已是現狀的一部分。由於這些政策,兩岸關係開始穩定下來。
八年來,兩岸簽署23項協議,主管兩岸事務的首長會晤7次並互稱官銜。每週往返兩岸的航班從零增加到890班,去年到臺灣的陸客超過400萬人,增為14倍;陸生增加到4萬2千餘人,成長近50倍,臺海緊張情勢大幅降低。
這些發展將一個「衝突熱點」變為一條「和平大道」。也因為「九二共識」,我們才能連續8 次派衛生部長正式參加暌違38年的世界衛生大會。這是因為我們改善兩岸關係的同時,也採取務實的「活路外交」,停止在國際上跟大陸為爭取邦交國而惡鬥,使得兩岸關係與國際關係不再是零和遊戲的「惡性循環」,而成為雙贏的「良性循環」,和平紅利開始出現,也已受到美國、歐盟與亞太等各國的肯定。
各位也許記得,1958年8月23日,廈門共軍開始大規模砲擊金門, 面積150平方公里的金門,44天內落下47萬發來自廈門的砲彈,平均每天超過一萬發,1979年起廈門才停止砲擊。2008年後,廈門不再射砲彈過來,送來的是每年平均超過17.5萬的觀光客。有趣的是,陸客在金門最喜歡買的紀念品,就是用共軍多年前打來砲彈殼所製作的菜刀!
由於兩岸累積了足夠互信,在尊嚴與對等的前提下,去年11月7日,我在新加坡與大陸領導人習近平先生會面,是兩岸1949年隔海分治66年後的第一次。
雙方在會中確認「鞏固兩岸和平、維持臺海現狀」的共同基礎就是「九二共識」。我並當面向習先生表示,「九二共識」的內容就是「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但對其涵義認知各有不同,可以口頭聲明方式各自表達」,也就是「九二共識,一中各表」。我方不會表述到「兩個中國、一中一台、或台灣獨立」,因為這是《中華民國憲法》所不允許的。對我們而言,「一個中國」當然指的就是中華民國。「馬習會」後臺灣民調顯示,這種說法有6成民眾支持,比過去的支持度還要高。「九二共識」同時反映出臺海兩岸「互不承認主權,互不否認治權」的概念。
如果您問:「馬習會」的意義是什麼?我會說,兩岸因內戰隔海分治67年,兩岸領導人平起平坐、握手言歡本身就有重大歷史與現實意義,等於搭建一座跨海的和平大橋,讓兩岸領導人可以直接溝通。
在「馬習會」前的籌備階段,雙方都同意:會談到第三地舉行,馬、習見面時不稱國名與官銜,互稱先生。最顯著的是,我們都同意事先儘早先通知美國。我們也同意舉行會後餐敘,但誰出錢?答案是:各自分擔。我們還各自帶酒來,他們帶30年份的陳年貴州茅台。我們帶25年份的陳年金門、馬祖高梁與老酒。會後發現,高梁酒喝得比茅台多。
讓中華民國成為和平締造者和人道援助者
過去八年來,我致力讓中華民國做「和平締造者」與「人道援助者」。我們「從臺海、到東海、到南海」三次實現和平,我們提供資金、糧食、衣物、醫藥、救援與醫療團隊、組合屋與其他救災物資給需要的國家,如日本、菲律賓、中國大陸、西非、敘利亞、加勒比海、尼泊爾與中美洲。臺灣如今已是國際社會的資產,而非負債。
臺灣是一個移民社會,創造出豐富多元且具有臺灣特色的中華文化。 而臺灣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政經轉型的成功歷史,也深深烙印在人民的共同記憶中,成為臺灣社會最深層的底蘊,造就了臺灣的創造力以及人情味,這是大陸最需要了解的。
而大陸的遼闊疆域、人民勤勞,35年來的經濟改革,也使大陸的整體財富與力量快速成長,大陸現在已經非常不一樣了。雙方都要相互了解,將心比心。這8年來,我們歡迎大陸民眾造訪臺灣,鼓勵大陸學生來臺唸書,臺灣的大學校園出現了許多大陸學生,他們與臺灣同學在自由民主環境下,一起讀書、一起辯論、一起運動,一起遊憩,在他們人生比較早的階段,就開始交朋友,為兩岸未來永續和平與繁榮打下基礎。我相信我們將為臺海兩岸人民創造一個非常不同的未來。
記得4年前一月我競選連任成功的晚上,有兩岸大學生一起看電視開票。有國際媒體報導,臺灣同學向大陸同學稱道臺灣選務工作的效率。他說,「你看看我們開票的速度,我們早上投票,晚上就知道結果了!」。大陸同學聽了說,這沒什麼,在我們那邊,也是早上投票,但我們前一天晚上就知道結果了!」大陸學生的幽默感,顯然不比臺灣學生差。
結語
各位女士與先生,過去八年來,兩岸關係的大幅改善,不只為臺海兩岸,更為亞太地區帶來和平與繁榮。臺港關係也連帶水漲船高。我當然希望在臺灣政黨輪替後,這個趨勢仍可持續下去,我衷心希望新政府能有所需智慧與勇氣,維持馬政府過去八年所辛苦打造出的和平繁榮現狀。臺灣與香港本就共享自由、民主、人權及法治等核心價值。未來我期待雙方攜手合作,繼續對兩岸與區域的和平與繁榮,作出貢獻。
最後,敬祝各位貴賓健康快樂。歡迎大家有機會到台灣來訪問,作我的客人。 謝謝大家!
同時也有2部Youtube影片,追蹤數超過48萬的網紅冏冏子,也在其Youtube影片中提到,從阿奎那到康德,從休謨到邊沁,都曾經在這場道德難題的論辯中參一角,哲學家們甚至想出了更多離奇古怪的情境,試圖點出我們道德直覺中的矛盾。想知道到底有多離奇、多矛盾,我推薦你打開這本書來看看!! #哲學 #社會人文 #冏說書 加入「冏說書」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k...
康德人權 在 中國國民黨 KMT Facebook 八卦
中華民國105年6月15日於香港「亞洲出版業協會(SOPA)頒獎典禮」錄影演講稿(中文版)
Warhola主席,各位嘉賓,各位亞洲出版業協會的成員,各位女士先生,大家晚安!
在開始前,本人對未能親自參加此次盛會並演講,表達深切遺憾。
本人缺席的原因有點奇怪,上任不到一個月的臺灣新政府認為,我的香港行可能對國家安全造成問題,包括可能洩露國家機密,以及對我的人身安全保護有所不足。因此我訪港七小時並進行公開演講的請求,很不幸遭到總統府的拒絕。
喔,我不知道原來香港是這麼危險的地方,各位女士與先生,你們最好小心了!
無論這些理由是否具有說服力,身為中華民國的前任總統,一定會對國家善盡職責。因此,我尊重繼任者蔡英文總統所作決定的職權。由於今晚未能親自與會,請接受我的誠摯歉意,雖然或許不該由我來向各位道歉。但在洩漏更多國家機密之前,請容我開始今晚的演講。
今天很高興能和各位談話。新聞的自由和專業的標準,永遠是現代社會的文明指標,並反映臺灣與香港共同享有並支持的核心價值,SOPA自設立以來的努力與貢獻,大家有目共睹。
愈來愈緊密的臺港關係
我也很開心能和香港民眾談話,理由有三:
首先,我在香港出生,全家在香港住過一年八個月,1951年時搬回了臺灣。所以我也算是香港仔,對香港有一份感情。事實上,我媽媽是在臺灣懷了我,來香港後生了我。如果用企業的語言表達,我可說是臺灣製造,香港交貨,再出口到臺灣,是臺港合作的成果。
第二,香港與中華民國的歷史淵源很深。香港是中國國民革命的基地,也是現代化的先驅,中華民國的國父孫中山先生就是在香港受教育,念過香港皇仁中學與西醫書院(就是香港大學的前身),更在香港受洗成為基督徒,並設立革命組織。1896年他在倫敦被清廷公使館綁架13天,差一點被送回中國處決,當時營救他的就是香港西醫書院的老師康德黎。香港改變了國父的命運,國父又改變了近代中國的命運,而我是國父的鐵粉,對香港自然另眼相看。
第三,香港與臺灣的關係持續深化。香港與臺灣一同走過風雨飄搖的年代,一起保衛釣魚臺,一起經歷天安門廣場上的六四民運。我記得七十年代臺灣還是戒嚴時期,出版自由仍被限制,我們都是在書報攤「偷看」從香港私運過來的禁書。香港人自己都不知道,香港曾經扮演臺灣年輕人突破政治禁忌的對外窗口。
尤其重要的是,香港和臺灣都使用正體漢字。現在全球使用中文的人口14億人,但使用正體漢字的不到4千萬人,臺灣和香港加起來就超過3千萬。這是連結傳統中華文化的臍帶,也是認識其他華人社會的橋樑,在文化、歷史及美學方面的意義無可取代。香港近年來透過文化、出版,在正體漢字上所做努力,值得臺灣高度肯定。
這些年臺灣和香港也彼此吸引。很多臺灣人第一次出境旅遊就是到香港,對香港大街小巷熟悉程度,不輸臺灣。在兩岸直航前,絕大部分臺灣旅客都是經過香港轉往大陸,香港一直臺灣是通往大陸的門戶。
在另一方面,越來越多香港人因為喜歡臺灣的文化特色與生活品質,到臺灣旅遊,過去八年中,從50萬人增加到150萬。成長為3倍之多。有些人甚至想要移民臺灣。我聽說臺灣的誠品書店在香港很受歡迎,開了3 家。因為誠品賣的不只是書,還讓港人品味臺灣人的生活方式。
上個月香港獲得瑞士洛桑國際管理發展學院(IMD)2016年全球競爭力評比的第一名,值得慶賀。讓我們為香港鼓掌喝采!
以九二共識為基礎開展兩岸關係
今天我的演講主題是去年11月新加坡「馬習會」後的兩岸關係。過去八年,兩岸關係出現1949年以來最大的變化,變化的基礎就是「九二共識、一中各表」,但這基礎怎麼來的呢?
1987年臺灣解除戒嚴、開放兩岸人民探親,兩岸關係開始解凍。1991年,兩岸分別成立海基會與海協會,開啟制度化交流。1992年10月,兩會在香港舉行事務性商談,大陸方面要求協商「一個中國」原則,但雙方沒交集。會後我方鍥而不捨,去函提出新建議:「海峽兩岸都堅持『一個中國』原則,但所賦予的涵義有所不同,各自可以口頭聲明方式表達」;海協會在11月16日正式函告海基會,「充分尊重並接受貴會的建議」。雙方終於達成共識,這就是「九二共識」的由來。當時臺灣媒體就下了「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標題,沿用至今。 香港在兩岸達成「九二共識」的過程中,也扮演了一個角色。
在這個基礎上,1993年4月,海基會辜振甫董事長與海協會汪道涵會長在新加坡成功簽署4項協議,這是兩岸在1949年隔海分治40多年後,首度由雙方政府授權相關團體,簽署正式協議。
但不幸的是,往後的15年,兩岸關係的發展動盪起伏,並不順利。從1996年李登輝總統執政時的臺海飛彈危機,與1999年提出「兩國論」的震撼,到2001年陳水扁總統的「一邊一國」論,2004年與2008年的公投綁大選,15年間兩岸關係危機四伏。
直到2008年,我就任中華民國總統後,推動兩岸和解,堅持在《中華民國憲法》架構下,維持兩岸「不統、不獨、不武」的現狀,在「九二共識、一中各表」的基礎上,推動兩岸和平發展。「不統、不獨、不武」現狀的主張得到超過80%臺灣民眾的支持,可被稱為「臺灣共識」,而「九二共識」則是兩岸共識,已是現狀的一部分。由於這些政策,兩岸關係開始穩定下來。
八年來,兩岸簽署23項協議,主管兩岸事務的首長會晤7次並互稱官銜。每週往返兩岸的航班從零增加到890班,去年到臺灣的陸客超過400萬人,增為14倍;陸生增加到4萬2千餘人,成長近50倍,臺海緊張情勢大幅降低。
這些發展將一個「衝突熱點」變為一條「和平大道」。也因為「九二共識」,我們才能連續8 次派衛生部長正式參加暌違38年的世界衛生大會。這是因為我們改善兩岸關係的同時,也採取務實的「活路外交」,停止在國際上跟大陸為爭取邦交國而惡鬥,使得兩岸關係與國際關係不再是零和遊戲的「惡性循環」,而成為雙贏的「良性循環」,和平紅利開始出現,也已受到美國、歐盟與亞太等各國的肯定。
各位也許記得,1958年8月23日,廈門共軍開始大規模砲擊金門, 面積150平方公里的金門,44天內落下47萬發來自廈門的砲彈,平均每天超過一萬發,1979年起廈門才停止砲擊。2008年後,廈門不再射砲彈過來,送來的是每年平均超過17.5萬的觀光客。有趣的是,陸客在金門最喜歡買的紀念品,就是用共軍多年前打來砲彈殼所製作的菜刀!
由於兩岸累積了足夠互信,在尊嚴與對等的前提下,去年11月7日,我在新加坡與大陸領導人習近平先生會面,是兩岸1949年隔海分治66年後的第一次。
雙方在會中確認「鞏固兩岸和平、維持臺海現狀」的共同基礎就是「九二共識」。我並當面向習先生表示,「九二共識」的內容就是「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但對其涵義認知各有不同,可以口頭聲明方式各自表達」,也就是「九二共識,一中各表」。我方不會表述到「兩個中國、一中一台、或台灣獨立」,因為這是《中華民國憲法》所不允許的。對我們而言,「一個中國」當然指的就是中華民國。「馬習會」後臺灣民調顯示,這種說法有6成民眾支持,比過去的支持度還要高。「九二共識」同時反映出臺海兩岸「互不承認主權,互不否認治權」的概念。
如果您問:「馬習會」的意義是什麼?我會說,兩岸因內戰隔海分治67年,兩岸領導人平起平坐、握手言歡本身就有重大歷史與現實意義,等於搭建一座跨海的和平大橋,讓兩岸領導人可以直接溝通。
在「馬習會」前的籌備階段,雙方都同意:會談到第三地舉行,馬、習見面時不稱國名與官銜,互稱先生。最顯著的是,我們都同意事先儘早先通知美國。我們也同意舉行會後餐敘,但誰出錢?答案是:各自分擔。我們還各自帶酒來,他們帶30年份的陳年貴州茅台。我們帶25年份的陳年金門、馬祖高梁與老酒。會後發現,高梁酒喝得比茅台多。
讓中華民國成為和平締造者和人道援助者
過去八年來,我致力讓中華民國做「和平締造者」與「人道援助者」。我們「從臺海、到東海、到南海」三次實現和平,我們提供資金、糧食、衣物、醫藥、救援與醫療團隊、組合屋與其他救災物資給需要的國家,如日本、菲律賓、中國大陸、西非、敘利亞、加勒比海、尼泊爾與中美洲。臺灣如今已是國際社會的資產,而非負債。
臺灣是一個移民社會,創造出豐富多元且具有臺灣特色的中華文化。 而臺灣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政經轉型的成功歷史,也深深烙印在人民的共同記憶中,成為臺灣社會最深層的底蘊,造就了臺灣的創造力以及人情味,這是大陸最需要了解的。
而大陸的遼闊疆域、人民勤勞,35年來的經濟改革,也使大陸的整體財富與力量快速成長,大陸現在已經非常不一樣了。雙方都要相互了解,將心比心。這8年來,我們歡迎大陸民眾造訪臺灣,鼓勵大陸學生來臺唸書,臺灣的大學校園出現了許多大陸學生,他們與臺灣同學在自由民主環境下,一起讀書、一起辯論、一起運動,一起遊憩,在他們人生比較早的階段,就開始交朋友,為兩岸未來永續和平與繁榮打下基礎。我相信我們將為臺海兩岸人民創造一個非常不同的未來。
記得4年前一月我競選連任成功的晚上,有兩岸大學生一起看電視開票。有國際媒體報導,臺灣同學向大陸同學稱道臺灣選務工作的效率。他說,「你看看我們開票的速度,我們早上投票,晚上就知道結果了!」。大陸同學聽了說,這沒什麼,在我們那邊,也是早上投票,但我們前一天晚上就知道結果了!」大陸學生的幽默感,顯然不比臺灣學生差。
結語
各位女士與先生,過去八年來,兩岸關係的大幅改善,不只為臺海兩岸,更為亞太地區帶來和平與繁榮。臺港關係也連帶水漲船高。我當然希望在臺灣政黨輪替後,這個趨勢仍可持續下去,我衷心希望新政府能有所需智慧與勇氣,維持馬政府過去八年所辛苦打造出的和平繁榮現狀。臺灣與香港本就共享自由、民主、人權及法治等核心價值。未來我期待雙方攜手合作,繼續對兩岸與區域的和平與繁榮,作出貢獻。
最後,敬祝各位貴賓健康快樂。歡迎大家有機會到台灣來訪問,作我的客人。 謝謝大家!
康德人權 在 焦糖哥哥-陳嘉行 Facebook 八卦
上次很開心能參加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 主辦的韋伯逝世百週年學術研討會,這是我第一次走進東吳大學。那天知識量太大導致肚子餓,但又不好意思吃兩個便當,所以發現樓上有麥當勞還開心地傳訊息給朋友說:「妳學校好讚喔!竟然有麥當勞。」對方回:「我學校確實有麥當勞,但我讀的是清華大學。」
😔
當天研討會的下午茶點心很讚,我一直盯著桌上的司康流口水,但實在不好意思跟同學搶點心吃。😂
我擔心教授誤會我去現場白吃白喝,所以寫了一份作業證明我有認真聽課。
=======研討會開始=======
主辦單位:東吳大學社會學系、東吳大學人文社會學院
協辦單位:東吳大學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
時間:2020年12月5日(週六)09:00-18:00
地點: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國際會議廳
社會學家Max Weber於1920六月因感染大流行肺炎而過世,一百年後同樣遇到肺炎疫情肆虐的2020年,我們紀念這位影響社會學、政治學、哲學、經濟學等人文社會科學的思想家格外具有意義。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人文社會學院、人權研究中心合辦的韋伯逝世百週年紀念研討會,讓現代學者透過知識上的交流與韋伯對話。大多數的人都以為韋伯只是社會學家,對他的印象就是與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和涂爾幹(Emile Durkheim, 1858-1917) 並列為「社會學三大經典作家」。如果更熟悉韋伯一些的人可能會知道其最著名的著作《基督新教的倫理與資本主義的精神》以及《經濟與社會》都是社會學經典,但較可惜的是,讀過這些著作的人,或許也罕有機會去深度理解韋伯的知識創造過程,以及為何他從不認為自己是社會學家。
這場研討會邀請了多位學者與會。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裴元領的論文<宗教是什麼?為研究韋伯宗教社會學的準備工作>以中國四書五經、易經、聖經、佛經、墨子、印度摩科婆羅多及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來分析韋柏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劉維公的<從新社會學的角度談韋伯>認為社會學的關鍵在於創造力,而不是有多少學派、生產多少論文。現在的環境已經不是社會學誕生的那個年代,而是數位社會時代,這個年代你(妳)在網路上的「帳號」比自己是誰更重要。在(法國後現代思想家)布希亞的時代,人們認為「大眾不在乎真實」,但到了今天,則是「大眾創造真實」——假新聞、偽資訊都是現代人的集體創造。跟性愛機器人做愛算不算出軌?未來趨勢已經不是在爭吵性別、性向,而是當機器人成了人類更好的選擇而非替代品時,這些倫理問題怎麼辦?東吳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張君玫的<韋伯與奧斯華德:一個能量社會學的想像>從化學家奧斯華德的「社會能量學的一元論」與韋伯的「多元社會學觀點」的對立衝突切入。根據她的研究,韋伯不認為奧斯華德的化學概念可以推展到人文社會,只是現代的人反而開始重讀奧斯華德的能量學(能量的關係),因為當代的資本主義社會的確面臨能源、環境等新的問題。台灣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賴曉黎的<從禁欲概念論尼采與韋伯的異同>研究尼采的《道德系譜學》與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宗教社會學》中,禁慾理想與韋伯禁慾主義之間的主要區別。政治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暨系主任黃厚銘的<消失於社會學中的理論與經驗間關係之多元想像>認為思想史、理論研究不該只存在哲學、歷史學中,但不少人認為社會學的研究只有「質性、量化、田野」三種方法。講者取三大家理論與經驗之間的關係來說明:涂爾幹的「社會事實論」是用一個理論來掌握一個實在,並從經驗中來驗證理論是否符合實在,或從經驗中產生新的理論。韋伯的「理念型」則建構出一個在現實世界中找不到的東西,認為社會學是具體事實的科學,所以最抽象的法則最沒有用處,沒有辦法套用於所有社會。韋伯的理念型和涂爾幹的普遍可以適用的想法與抽象概念抵觸。如果是這樣,那麽,馬克思學說的本質是「自由自覺的勞動狀態」,若將其核心精神從《資本論》中抽掉,只留下經驗證據,那這本書還能成立嗎?青年馬克思談了一個共產世界的理想狀態的理論,但《資本論》的實證經驗卻非如此。中山醫大醫社系副教授黃敏原的<韋伯的人論及其社會心理學考察>指出韋伯由理念引導世界圖像,認為需要我們「熱情」參與,並舉「清教徒可望成為天職人,我們則必須是職業人」的新教倫理為例。
每位講者雖然只有短短的20分鐘,但卻帶給現場聽眾如沐春風的知識啟迪。只可惜礙於篇幅與我的知識有限,僅能以清華大學哲學研究所的張旺山教授論文作為研討會代表,而與會學者豐富精彩的研究,大家可以按照論文題目搜尋拜讀。
清華大學哲學研究所的張旺山教授在其論文<韋伯的某種「人的科學」的構想:1895-1907>(Max Webers Konzeption einer “Wissenschaft vom Menschen”:1895-1907 )中提到,韋伯關於某種「人的科學」的構想形成,與他轉換人生跑道(由法學家轉變成國民經濟學家)有關。並且,這種「人的科學」的構想,從 1895 年弗萊堡大學就職演說首度提出,到1907到 1910 年已初步完成, 直到1910德國才成立社會學學會。講者在研討會上企圖論證韋伯的通才在各領域皆有傑出表現與貢獻,只是韋伯在學術領域中不斷跨界的強烈特色,也導致後人不斷地挑戰他的權威;但同時,各領域的學者得藉著韋伯的典範出發,才能開啟更多知識上的創新與可能。根據韋伯太太瑪莉安娜(Marianne Weber, 1926)的說法,青少年時期的韋伯花了很多的時間與精力製作了一幅 1360 年的德國歷史地圖,並在 15 歲那年的聖誕節期間再度寫了一篇長達 46 頁的論文<對印度日耳曼諸民族之民族性格、民族發展與民族歷史的一些考察 >。
但從小熱愛歷史的韋伯並沒有成為歷史學家,除了他的興趣廣泛外也有經濟上的考量——就跟我們尋常人一樣。韋伯 1882 年 5 月在海德堡大學註冊時,是以「法學」作為主修與職業學門 ,1884 年冬季學期轉讀柏林大學、1886 年通過第一次法學國家考試,直到 1889 年完成博士論文及1891 年完成任教資格論文完整了法學家訓練。所以,韋伯在 1892 年開始以私講師身份在柏林大學教授法學課程,並於 1893 年 11 月被任命為法學非教席教授。
韋伯的教職生涯並非一路到底毫無變動,這與德國的教育體制、韋伯個性與博學多聞都有關係,就像1893 年 6 月弗萊堡大學哲學學院就已經想要挖角韋伯去擔任「國民經濟學與財政學」的講座教授。 而韋伯在 1894 年 4 月初決定轉換人生跑道接受聘任,前往弗萊堡大學擔任「國民經濟學與財政學」的講座教授。這也意味如果韋伯只懂法學,是無法受到弗萊堡大學哲學學院青睞的,假如他的底子不夠也無法輕易脫離舒適圈,獲得更好待遇的工作。
韋伯於1919年1月28日受巴伐利亞「自由學生同盟」之邀,在慕尼黑大學所做的二場演講,<以學術為志業>與<以政治為志業>皆是「以精神工作為志業」的系列演講。韋伯後來根據速記人員抄錄的筆記,於1919年出版演講內容。為何韋伯會特別提到政治呢?在還沒了解韋伯前,我原以為像他這樣的經典學者不會沾染政治領域,但在閱讀這兩篇演講稿後得知,在當時德國的學術氛圍,韋伯意識到政治立場干擾學術領域造成的困惱。他在演講中呼籲——一種學術倫理的規範性訴求——政治不屬於課堂、教師扮演先知的徒然。在此摘引<以學術為志業>中對於學術倫理訴求的經典段落:「在文化團體以及政治團體的範圍內應該如何行動——這兩種完完全全是不同性質的問題。如果他接下來問道,他在課堂上為什麼不應該同時處理這兩者,那麼對這個問題的答覆就是:因為先知與鼓動家並不屬於課堂上的講臺。先知和鼓動家都被告知說:『要走上街頭去公開演說。』意思就是到容許批評的地方。」
擁有學者身分的韋伯排斥政治進入課堂上,但課堂外的韋伯卻希望透過候選而不競選的方式從政,來達到他參與制憲的目的。他在1918年12月25日寫給友人的信中,韋伯還信誓旦旦地認為:「看來,我在法蘭克福相當篤定能夠當選。」結果卻事與願違。韋伯也曾經感嘆地說,終其一生,他都是個「政治獨行俠」。從這兩篇演講稿中就能發現,韋伯身處學術領域與政治領域中,產生既熱愛又互斥的矛盾心情。
張旺山教授也在自己的研究中提及,韋伯一生始終對政治有一種「秘而不宣之愛」,因此,他對政治學的貢獻,也使得諸如《政治學的經典作家》(Klassiker der Politik)這樣的書,不得不將他列入政治學的「經典作家」之列。韋伯提出「正當支配的類型」的學說時,雖不是為了政治學而生,但卻影響了政治學領域,並被政治學者所用。Carl Heinrich Becker(1876-1933)曾依照韋伯的期望並提供優渥的條件,希望聘他為波昂大學的「政治學」講座教授,但後來韋伯基於私人理由選擇了到慕尼黑接 Lujo Brentano(1844-1931)退休後所留下的國民經濟學講座教授的空缺。1920 年夏季學期,韋伯甚至在慕尼黑大學開設了一門進階課程,課名就叫作「一般國家學與政治學(國家社會學)」。
我們廣為傳頌韋伯的博學多聞,但卻忽略了就是因為他懂太多、擁有太多知識,常讓他面臨抉擇的痛苦。在一封韋伯於 1887 年 9 月 30 日寫給他的大姨丈包姆加騰(Hermann Baumgarten, 1825-1893)的信中,韋伯就曾坦承:由於「種種實際上的利益――對這些利益的規制,乃是法律發展的基本課題呈現了種種的結合,而這些結合在我看來,用我們的科學的那些手段,是無法加以掌握的」。這意思是韋伯體悟到法律知識的極限,而將其排除在自己的興趣與職涯之外。
雖然講者一樣只有短短二十分鐘,但卻提供了韋伯豐富的知識之旅。韋伯在學術職涯上並非如我們習慣的教育體制,只能線性發展的刻板印象。在這意義下,韋伯的一生為台灣學者、學生帶來的啟示是:在求知、求學的旅程中,「修正」與「調整」是再正常合理不過的現象了。我們不要被一時的挫折擊倒,休息夠了爬起來就好。同時,韋伯的一生也提醒我們面對知識要謙卑,那是因為人擁有的知識都有極限與界線。即便博學如韋伯也不斷地受到各領域的專家挑戰,但知識就是憑靠在如此的堆疊中精煉與豐富。或許韋伯可以成為各種領域的專家,但他卻未定義自己是某個領域的專家,就是因為他清楚知道自己的所知所能有限。不過,韋伯逝世百年後其知識系統並沒有因為各種挑戰崩潰,反而留給社會學界與對社會科學有興趣的每一個人,可以憑著韋伯的典範達到他以前辦不到的事情,與少經歷他在肉體與精神上的煎熬。
最後,由東吳大學社會學系、東吳大學人文社會學院與東吳大學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共同舉辦的「韋伯逝世百週年:韋伯學說與二十一世紀對話」只是第一個一百年,未來將會有兩百週年、三百週年與韋伯對話的學術研討會。雖然韋伯的生命逝去,但他卻能持續地啟發後人追求知識,熱愛生命與社會;死亡只是瞬間的終點,卻是邁向精神永恆的起點,韋伯的學問與精神永存在知識宇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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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我講了辛比那件事,本來我不預準講的,但是臨時講了幾句。我在此再作補充。首先,他把兩件案來做類比,根本不能作類比。為何呢? 如果要作類比,就要那日在急症室,有一警察在場,拿住槍,而有人和警察搶槍的時候,那個警察會不會開槍打他?而類比警察開槍打拿著刀的衝向女朋友的那個男人。這其實是一個警員的即場反應,認為他是否對他人的生命造成危險,而現場應該用甚麼合適的武力來對付。所以兩件事的性質完全不同。
第二,那件事是那個鎖了手銬,去了醫院放開了他,於是他便撲去搶警察的槍,那枝槍都沒有離開槍袋,二人在搶奪之中開了共槍。整件事就是這樣。要問的第一點,是起訴有沒有輕了?這點是可以評論的。我沒有話過這件事不可以評論。但是要留意,這只是暫時入甚麼case的file而已。在這麼短時間,律政司根本未examine,這不是律政司的意見。律政司是沒有可能這麼快作出意見,決定用甚麼作檢控。你可以講警察用一條較輕的罪來檢控。如果你要懷疑那警察用較輕的罪來檢控,並去想當中的原因。任何一個有sense的人都會想到因為那是一個精神病人,我可以告訴大家,如果你有精神病紀錄,是告甚麼都告不入,所以警察覺得是浪費心機,告謀殺都告不入。一個有精神病紀錄的人,只會判他入精神病院。這已不需要等法官去判,而一定是這樣判。何況這樣的case有何行兇動機,他很明顯是精神錯亂有問題,是無厘頭做出來的舉動。所以第二個合理懷疑,只可以質疑這麼隨便找條罪去告,只是捉他去法庭,然後再判他入精神病院,這樣處理是否適當。一個正常的人,如果不是心中充滿這些法西斯思想,是不會懷疑警察和律政司,因為新移民而不告他襲警,用一條最輕的罪名來告他。白痴或者全心煽動仇恨的人才會這樣想的。你相信會有人這樣想嗎?
而關於講綜援那件事,現在拿綜援的是有五千人,結尾是六千人左右,加上家屬可能有萬多人。這是包括了六年的人。一年五萬人,三十萬人中有萬多人。這比香港人申請綜援,這樣還要作攻擊目標。因為你帶著康德所講的眼鏡,戴上紅色眼鏡去看世界,整個世界都紅色。
有些人跟我講法西斯的定義?那要講的是法西斯政權,還是法西斯思想。全世界都沒有了法西斯政權。法西斯政權才有權去拉人,做二次大戰前希特拉和墨索里尼所做的事,作戰爭侵略。但世界上有沒有法西斯思想和法西斯團體,新納粹黨、3k黨是否法西斯團體? 法西斯思想的核心是甚麼?就是話自己族群受到歧視,而對方是壞人,所以有權去歧視他們,漠視普世價值,即人權、法治這些東西。這就是典型的法西斯思想。像光頭黨、3k黨那些就是如此。他們不排除用暴力,然後神化領袖,這些就法西斯的基本特徵。這是現代文明的公敵,是恥與為伍。這些思想煽動下來會怎樣?看看南斯拉夫、蘇丹,是否因為你是新移民就可以殺害他們。新移民是否有權可以殺人。在那些地方就這樣便殺幾百萬人。一直把對方妖魔化,但這對問題是毫無幫助,沒有人話不可以保護本土權益,做破壞香港秩序的事,可以用法律對付。如果侵犯香港人的權益,因太多移民,我們可以爭取單程證審批權。而不是不論對方有沒有做那些行為,但都把對方作為一個族群去仇視,把對方妖魔化。而這樣做也不會幫到整件事。妖魔化對方,他們也會繼續來,因為對方也把你妖魔化。結果對方更加振振有詞打壓香港,放更加多人到香港,像藏民和疆民那樣,放更多漢人沖淡本地人。而且全世界人權組織都會卑視這行為,得不到任何文明人的支持。而是於事無補。他們堅持這樣做,只是情緒的發泄,是人性卑賤的一面。在這關頭更加令到大陸人振振有詞鎮壓香港的民主,破壞香港的民主運動。我在節目中早一兩個月已經講清這底線,而這一集今日登高,明顯地觸犯這底線。我們會包容所有政見,但煽動群眾仇恨就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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