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國慶,我以 #團結台灣自信前行 為主題,發表了演說:
#防疫成果貢獻國際
今天是中華民國109年的國慶日,今年因為疫情,慶典的規模縮小了,但所有的國人同胞,無論身在何處,都發自內心,慶賀中華民國台灣,度過了重重挑戰的一年。
2020這一年,在新型冠狀病毒威脅下,無論對台灣或全世界,都是驚濤駭浪的一年。但是,也因為這場全球性的危機,才讓國際社會看見台灣 #堅韌之島 的特質和能耐。
我們沒有封城,沒有關閉學校,也是世界上少數還能夠在管制措施下,開打職棒、舉辦大型藝文活動的國家。我們更展現了傲人的國力,將防疫物資送到世界各地。
從今年三月以來,有超過三千三百篇國際媒體報導,都在談論台灣的防疫表現。台灣在國際上的面貌,越來越清晰,比過去任何時期都更加亮眼。
這樣的成就,要歸功於全體台灣人民的團結、合作。除了最辛苦的醫護和檢疫人員,我們也要感謝,製造業攜手投入防疫物資生產,科技業開發APP,藥師朋友、超商員工協助發放口罩,還有所有的民眾,井然有序的配合,各項防疫措施。
我們也看到,海外歸來的國人,依規定居家隔離、檢疫。旅館業者提供防疫旅館,租賃車業者提供防疫車隊,餐廳娛樂場所落實實名制規定。因為全國上下一心,我們守住了疫情的防線,讓台灣成為了世界的模範生。
當日本的森喜朗前首相、捷克的韋德齊參議長、美國的阿札爾部長和柯拉克國務次卿,相繼來訪,表達他們對台灣的敬意時,相信許許多多的國人,都感到無比的振奮。
透過因應疫情的挑戰,我們證明了國家在逆境中的生存能力,建立了國民的自信。更重要的是,我們團結了,因為我們深刻體會到守護家園的重要。所以這一年,的確是辛苦而險峻的一年,但也是豐收的一年。
今天的大會中,邀請到各行各業的防疫英雄,來為大家領唱國歌。當中有許多我們熟悉的故事,像是賴碧蓮護理師,臉上光榮的口罩壓痕,或是張莞爾護理師,瞞著家人出任務,陪伴血友病少年返台的感人事蹟。
還有更多無名英雄,不曾被報導,因為這一場戰役,有太多人的投入,有說不完的故事。我要請現場的好朋友,用最熱烈的掌聲,再一次給防疫英雄滿滿的感謝,謝謝他們為台灣的付出。
#新情勢下的經濟戰略
因為疫情控制得當,台灣成為全球少數可以維持經濟正成長的國家,我們也為疫情後的經濟發展,超前部署。#六大核心戰略產業 正在積極規劃推動;前瞻基礎建設計畫,也已經分期編列特別預算,加速進行當中。
最讓我們感到振奮的,是國人及企業,對台灣經濟發展的信心更強了。台灣資本長期外流的趨勢,已經翻轉過來。
我們迎來幾十年來最大規模的資金回流潮,台商返台投資,已超過新台幣一兆元,還有數以千億元計的海外資金,正在陸續匯回;許多外商及知名跨國企業,也在加碼投資台灣。這些,都是現在進行式。
在國際經貿合作的領域中,我們也有不少實質進展。台灣和美國將進行高層經濟對話,在全球供應鏈重組、科技合作、基礎建設等領域,尋求未來合作空間。
上週,台美雙方宣布,已完成簽署 #台美基礎建設融資及市場建立合作架構,雙方將攜手投入美洲,及印太地區基礎建設計畫。台美經濟合作的深化,已經進入到行動階段,這也是我們在國際經貿合作上,尋求全面性突破的開始。
不過,我也要提醒國人。全球疫情還沒有結束,疫情帶給各國在經濟、社會層面的複雜挑戰,仍然很嚴峻。
展望未來,還有更艱鉅的挑戰等著我們去克服。疫情後世界經濟的復原,人類生活型態的轉變,全球及區域貿易情勢的劇烈變化,還有經濟秩序的重整,每一項都考驗我們經濟的續航力,以及整體的應變能力。
面對數十年來最大的內、外變局,台灣會持續展現韌性,政府更會掌好舵,朝三大策略方向前進,打造大家所期待的新台灣經濟。
首先,要全力、全方位投入供應鏈的重組。現在,全球供應鏈的快速解構及重組,是不可逆轉的趨勢。各地台商也正在朝向區隔市場、轉移生產基地、回台投資等方向,加速調整。
我們已經在推動的「5+2產業創新」、「六大核心戰略產業」、兆元投資計畫、「新南向政策」、台美經濟合作、參與區域經濟整合等等,都和供應鏈重組息息相關。
我們會將這些相關的政策和計畫串聯起來,並整合政府和民間的資源,以及跨部會的能量,全力、全方位的投入,讓台灣成為全球供應鏈不可或缺的關鍵力量。
第二,要打造台灣成為國際資本、人才及數位技術匯聚的重鎮。未來供應鏈的重組,最關鍵的元素是資本、人才,以及邁向數位經濟時代的核心技術。
我們將會在吸引國際資本跟人才的環境及法制上,持續深化改革,排除障礙。同時,也會透過國際交流、產學合作,以及雙語國家政策的努力,積極培育國內產業人才。
另一方面,我們也會運用台灣在資通訊、半導體、物聯網、人工智慧等優勢,開發及掌握核心技術,加速推動產業及經濟的數位轉型。
第三,要全力落實經濟與社會的均衡發展。疫情後的經濟、產業發展,可能會有失衡的風險,資金供給大幅的增加,也可能帶來後遺症。
所以,未來政府會更加重視資源的合理分配,照顧因經濟轉型而受衝擊的弱勢族群,加強促進青年就業,引導資金進行最有效的利用,讓台灣經濟再起的紅利,可以讓全體國人共享。
#堅實國防維護國家安全
當然,台灣經濟的前景,也有賴於區域的和平穩定。我們很清楚,示弱退讓不會帶來和平,只有自我準備充足,憑藉著堅實的防衛決心和實力,才能保障台灣安全、維護區域和平。
精進國防實力,降低戰爭風險,這是當前國防政策的原則。這段時間,面對對岸機艦騷擾,台海情勢雖然比較緊張,但是我們的國軍,都能夠即時掌握和因應,達成防衛固守的任務。
這幾年來,只要有時間,我就會前往部隊,看看我們的國軍官兵。從高山上的空軍雷達站,到返航靠港的海軍艦隊;從在陣地操練火砲的陸軍部隊,到培養年輕軍士官的學校。
我的目的,不僅是要對這些日夜輪班、保家衛國的軍人,說聲謝謝,更要讓國人知道,國軍是我們的家人,也是國家主權、自由民主最強的後盾。
在跟國軍官兵的互動中,許多故事堅定了我的信心。我還記得,當我到第一線的空軍部隊時,警戒室裡,隨時準備緊急出勤的飛官,充滿信心地告訴我「務必將空防交給空軍」。
我也記得,我在陸軍工訓中心,看到女性軍官,帶領著工兵同袍,展現出「逢山開路、遇水架橋」的氣魄。在海軍水下作業大隊,則有穿戴重裝備的弟兄姊妹,奮勇潛入海底,排除障礙。
這就是中華民國國軍。他們不分前線後勤,不分男女,都是我們的子弟,都有共同守護國家的信念。
這段時間以來,也有國軍弟兄姊妹在執行任務的過程中,為國受傷,甚至殉職。我們感念他們的付出,並且以英勇盡責的國軍為榮。
身為三軍統帥,國軍的未來、未來的國軍,就是我最心心念念的事。
面對對岸的軍事擴張和挑釁,我們會持續強化防衛戰力的現代化,並加速提升不對稱戰力。在外購武器裝備的同時,我們仍然堅持加速推動國防自主,高教機國造、潛艦國造,已經有相當的成效。我們以雙軌並進的方式,來強化防衛實力。
不僅武器裝備性能正在提升,國軍更需要有素質優秀的戰士。除了提升志願從軍的官士兵的專業素養,更要建立有效的後備制度,來強化國軍的人力素質及戰力。
最近這段時間,相信很多被教育召集的後備軍人都覺得,教召變得更加精實。而在常後一體的原則下,接下來,後備動員制度的改革,也將會快速推動。
面對區域的和平穩定受到威脅,我們會堅守「不畏戰,不求戰」的原則,避免擦槍走火。國防部也會適時發布共軍動態,和周邊國家交換資訊,強化安全夥伴角色;也讓國人明瞭台海動態,讓全民國防更加堅實。
#積極作為參與區域合作
這段時間,我們都密切注意著區域安全情勢的變動。從南海、東海主權爭議,中印衝突,到台海局勢的變動,乃至各國關切的港版國安法實施,印太區域的民主、和平與繁榮,正受到嚴峻的挑戰。
區域內的國家,為了確保自身安全和民主體制,不受到外在因素影響,而展開各種形式的合縱連橫,已經導致這個區域,發生前所未有的情勢變化。
我們要把變局的試煉,轉化成歷史的機遇。我們堅持主權以及守護民主價值的原則,不會改變;但在策略上,也會保持彈性、靈活應變。
情勢在改變,只有超前部署,才能掌握未來,才不會在變局中隨波逐流,甚至被別人決定了命運。
我們將積極參與未來的國際和區域新秩序的建立。我們會秉持 #價值同盟 的原則,在國際社會廣結善緣,並且跟理念相近及友我國家,持續提升夥伴關係;我們也會更積極地參與區域及國際的多邊合作和對話。
維持和平及促進繁榮發展,這就是中華民國台灣,在區域中最重要的價值。我們要做良善力量的倡議者,將進步及良善的價值,推廣到全世界。
我也注意到,對岸領導人最近在對聯合國的視訊演說中,公開表示:中國永遠不稱霸,不擴張,不謀求勢力範圍。
在區域國家、乃至於全世界,都擔憂中國擴張霸權的此刻,我們希望,這是一個真正改變的開始。
尤其,在全球高度關注印太及兩岸局勢變化的重要時刻,北京如果能正視台灣的聲音,改變處理兩岸關係的態度,和台灣共同促成兩岸的和解及和平對話,相信一定可以化解區域的緊張局勢。
面對兩岸關係,我們不會冒進,也會堅守原則。維持兩岸關係的穩定,是兩岸共同的利益;我們有決心維持兩岸的穩定,但這不是台灣可以單方面承擔,而是雙方共同的責任。
現階段兩岸當務之急,是本於相互尊重、善意理解的態度,共同討論和平相處之道、共存之方;只要北京當局有心化解對立,改善兩岸關係,在符合對等尊嚴的原則下,我們願意共同促成有意義的對話。這就是台灣人民的主張,也是朝野政黨的共識。
#結語 #團結合作共度挑戰
這段時間,我們可以明顯感受到,台灣人民在對外關係以及國家安全的議題上,彼此的距離正在拉近。台灣人民都希望區域的和平繁榮,能夠安定永續。
朝野政黨間也是如此。像是最近在立法院,在野黨提出促進台美關係的議案,獲得朝野黨團支持,無異議通過。還有,六都首長一致對外,共同抗議,成功更正了國際組織矮化台灣的做法。這些都是跨黨派合作,團結表達立場的表現。
我想透過這些例子,呼籲並且邀請國內各個政黨,一起攜手努力。對內,互相競爭,立場針鋒相對,這是民主日常。不過,為了國家的生存發展,為了自由民主的價值,對外,我們都應該團結努力,攜手帶領國家度過挑戰。
就如同過去七十一年來,台灣經歷的一切,困境磨練出我們的堅韌,挑戰激發我們的志氣,一場疫情,可以凝聚出台灣人民團結的意識,給我們繼續前進的勇氣。
我們守住疫情防線、發展經濟戰略、穩定區域局勢、捍衛台灣安全,為的是什麼?就是要把一個壯大的國家,留給台灣的下一代。
今年的金曲獎,我們也看到了年輕世代蓬勃的創造力和生命力。他們用各種曲風,自信地唱著自己的母語,呈現對各種議題的價值觀。尤其是《kinakaian母親的舌頭》這張專輯,獲得了「年度專輯獎」的大獎。
這些年輕的創作者,雖然風格各自不同,但都能在舞台上發光發亮,也為台灣的多元文化,做出最好的詮釋。而支撐起這一切的,就是我們民主、自由的環境。
我們現在打拚的一切,就是為了讓下一代、讓世世代代的台灣人,可以在創作上展現自信,也能對土地的文化和價值感到光榮,並勇敢的走向世界。
在中華民國國慶這一天,我們也一起許下願望,願二十年後的台灣人,回想起2020的時候,會想起正是這一年,因為我們在時代中把握機遇,在變局中勇敢前進,克服了挑戰、擺脫了枷鎖,讓他們有真正以自己的意志,選擇未來的機會。
從現在起,就讓我們團結彼此,一步一步,「有路,咱沿路唱歌;無路,咱蹽溪過嶺」,一起朝有光的地方前進。
中華民國生日快樂!謝謝大家。
同時也有5部Youtube影片,追蹤數超過24萬的網紅啟點文化,也在其Youtube影片中提到,【線上課程】《時間駕訓班》~ 學會提升效率,擺脫瞎忙人生,做自己時間的主人 課程連結:https://pse.is/DDDHB 【人際維基】桌遊體驗會~讓你一玩就懂別人的在乎~ 02/24(日)或 03/16(六)14:00 活動資訊課程:https://www.koob.com.tw/conte...
尊重生命的例子 在 陳建仁 Chen Chien-Jen Facebook 八卦
接受《日本產業經濟新聞社》專訪
昨(26)天上午,我在總統府接受《日本產業經濟新聞社》專訪,針對近期臺灣處理武漢肺炎疫情的經驗、臺灣參與世界衛生組織(WHO)及對於國際防疫措施等表達我的看法,以下是完整的問答內容:
問:2003年SARS流行時,副總統是擔任衛生署長,採取果斷的措施,處理得非常好。請問您任衛生署長任期中經歷了哪些挑戰?那時臺灣還沒有加入WHO,請問有哪些困難?
副總統:2003年的時候,臺灣爆發了SARS疫情。當時SARS有一個很重要的挑戰,就是在一開始的時候,這個病的病因是甚麼不知道,也不曉得怎麼診斷,更不曉得它的死亡率是多少,怎麼樣治療也都不知道。所以當時確實是全世界都處在一個不確定(uncertain)、未知(unknown)的情況下。對事證的無知,就是恐慌最大的來源。
在那個時候,最重要的,就是要讓所有研究這個疾病的人,或者是在做防疫的人,都應該能夠很密切地來交流他們的資訊、他們的生物檢體等等。SARS一開始發生的時候,是從廣東開始,然後傳到了香港,再從香港傳到了多倫多、河內跟新加坡,臺灣在第一波散播的時候,還沒有感染的病例,後來有一個勤姓商人從中國得到感染回到臺灣,臺灣才有感染病例。
剛開始的時候,臺灣的醫學中心在防疫和病人照護做得都不錯,都沒有發生任何的問題。可是沒有想到,後來在臺北市立和平醫院發生了院內感染。院內感染爆發以後,臺北市政府做了一個大規模的封院,封院的過程比較沒能思考規劃得很好,馬上就訂在某日中午12點封院,只要在醫院裡面的人,通通被關在那個地方。有些計程車司機,停車在醫院去上個廁所,就被關住了;有些到醫院去買醫藥用品,也被關住了;有些幫爸爸、媽媽去拿藥的人,也被關住了。醫院裡面關了很多跟SARS沒有關係的人,既不是醫護人員,也不是病人或密切接觸者。而且,當時跟民眾的溝通沒有做得很好,所以一宣布關院就把很多人關在裡面,第一,立刻就引起了恐慌,第二,醫護人員也就抗議,第三,所有的病人也就開始擔心會被感染。
在和平醫院爆發院內感染之前,我們就希望WHO能夠幫我們,給我們SARS的病毒株,讓我們可以做快速診斷工具,也讓我們能夠跟各國來交換疫情的資訊、防疫的知識。但是WHO都沒有理我們,一直到了和平醫院爆發院內感染以後,他們才派代表來。在這之前,我們都很認真的把我們SARS的病例資料報告給WHO,但是我們卻沒有得到很好的回應照顧。所以他們派代表來到臺灣的時候,很不幸的,已經有很多人過世了。
當時是一個很困難的狀況,在那個時候,我記得有很多日本醫界的朋友也來到臺灣,跟我們交換SARS防控的意見。SARS結束以後,APEC在曼谷召開衛生部長會議的時候,我還跟日本厚生省大臣見面,NHK還廣播出來。我們交換了很多的意見,他也謝謝我說,日本前後派了500多個醫生來到臺灣,看我們是怎樣做好SARS的院內感染管控,怎樣做好病人的照顧,還有怎樣做好民眾風險的溝通,他們都有來詢問我們。
那一段時間,我們跟日本維持很好的國際防疫交流,那算是一種雙邊的合作關係(bilateral),因為我們沒有辦法經過WHO的管道來做多邊的合作交流。中國的疫情資訊當然不用講,我們都拿不到,我們曾經跟香港的大學要他們分離出來的病毒株,他們答應要幫我們送過來,可是說要先得到最後的批准(get final approval),但他們從未得到最後的批准,所以我們就沒有拿到它們的病毒株。
我們的病毒株是從美國疾病管制中心(CDC)拿到的,美國前前後後派了一群人來幫我們忙,我們跟美國CDC實際上就是手牽手、肩並肩、心連心,從早到晚一起做,努力來控制疫情。我們那時候最大的幫助者是美國CDC,不是WHO。所以我們沒有參與WHO,對我們來說,失去了在第一個時點即刻控制疫情的機會。在SARS以後,大家才覺得,確實是不應該讓臺灣不在全球防疫網裡面,全球防疫是一個網絡(network),這個網絡不容許有任何的破洞,臺灣就是一個破洞,臺灣是國際防疫的孤兒。但是,病毒從來不尊重國界,病毒是會到處跑,這樣除了對臺灣造成危害以外,對全世界都是一個威脅!幸好我們跟美國有這樣好的合作,才讓臺灣能夠在SARS的控制,得到比較好的成果。
我們後來分析SARS的發生率,臺灣是比較低的,WHO宣布的旅遊警示期間,還有社區感染期間,臺灣也是比較短的。主要的原因是我們學習新加坡、香港、多倫多的例子,知道怎麼樣才能讓臺灣將疫情控制得很好!所以在傳染病防治上,一定是你幫我、我幫你,互相合作、彼此交流,彼此互換資訊,才能夠共同把防疫做得很好,WHO就是要扮演這個角色,但是WHO竟然把有2,300萬人的臺灣當作孤兒,把臺灣放棄掉。
這個造成臺灣和全世界很大的威脅,所以在那段期間,我們確確實實面臨很大的挑戰!我們在跟美國CDC合作的時候,第一個就是邊境檢疫(border quarantine),從境外要進入臺灣的人,我們就一定做發燒的檢查,如果發燒檢查是有問題的,我們就會進一步做病毒檢測。我們也要密切接觸者居家檢疫 (home quarantine)。從邊境檢疫加居家檢疫,如果有感染,就立即住進醫院,住在醫院的負壓病房。還有許多其他人會發燒,我們也有在醫院外面設置發燒篩檢站,在醫院裡面就規劃發燒病人的動線,發燒的病人都是搭乘特定電梯到發燒病房,其他人都不可以搭乘這個電梯,或是去發燒病房。我們努力把院內感染管控做好,對於醫護人員的保護,包括N95口罩、護目鏡、防護衣都準備得很好,然後再來照顧病人!前前後後,我們也花了我們很長的時間才控制住疫情。
如果當時在第一時點上WHO 就讓我們拿到病毒株,讓我們能夠參加各式各樣緊急專家會議的話,應該不會有和平醫院爆發院內感染這樣不幸的事件,因為在和平醫院爆發院內感染之前,在香港、新加坡都已經有這樣的案例,所以怎麼樣讓臺灣跟他們學習、交換意見,就變得很重要,這應該就是WHO應該扮演的角色。
問:請問當時跟日本交流的過程中,有得到什麼樣的收穫?
副總統:我覺得日本在醫院的院內感染管控上確實做得很好,雖然當時沒有SARS的案例,但是對於醫院環境的清潔消毒,譬如說病房裡的桌椅,還有醫院環境的清潔都是很認真,消毒得很好。我們互相交換經驗的時候,他們也說我們日本都有這樣做。所以,日本在醫院內的感染管控是做得相當不錯。日本的醫師在病人的照顧上,專業性也很高,對基本感染病的防治知識相當充足,他們看了我們怎麼做,他們立刻學得很快,他們很棒。
問:臺灣在SARS的疫情當中,學到甚麼經驗?例如《傳染病防治法》的修改?與其他的國家有沒有不同的情況?
副總統:在SARS剛剛開始的時候,臺灣的《傳染病防治法》確實是很舊的法律,所以對於防治這些新興傳染病沒有很好的規範。比如說,要讓病人在家裡做居家隔離,他會說法律上沒有規定,你怎麼能強迫我居家隔離;我們要求入境旅客要填表格、要量體溫、體溫高的就要去檢查等等,他不要這樣做,我們也沒法可管;中央政府規定不要戴口罩,地方政府卻要戴口罩,中央和地方防疫工作就不協調,也無法處理。在SARS流行的時候,我們為了要讓感染症醫院獨立出來,會徵收某些醫院,可是醫院不願意,也無法規範。
我們發現當時的《傳染病防治法》確實規定的不夠嚴謹。我們就把《傳染病防治法》中,防疫上應該要有的法規都訂得很完整,裡面還包括了假消息的罰則。當時SARS流行的時候,許多媒體不經查證,隨便報導某社區有一個病人,立刻引起民眾恐慌,他根本只是有發燒而已,並沒有SARS,這種假新聞讓整個情況就變得很令人憂慮。疫情的訊息不可以隨便散播,為了不准這樣做,我們就有設有罰則。《傳染病防治法》全部修完了以後,根據《傳染病防治法》,我們就開始了所有全國傳染病防治體系的重新再建立。
除了《傳染病防治法》以外,也需要修改《疾病管制局組織法》,以前疾病管制局沒有感染症醫生,只有一個兼任的。後來就有20幾個感染症專科的防疫醫師,這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疾病管制局的同仁,不是只有高普考及格的公務員可以進來工作,還可以用醫事人員、教育人員、還有技術人員,讓同仁的專業多樣性更好、更周全。疾病管制局可以充實實驗室,加強實驗室的研發內容,而且也可以跟全國各個醫院的實驗室合作,連結在一起,這就是很重要的組織再造。
衛生署也要再造,那時候發現很多老人院容易得到群聚的感染,而國際衛生的交流也要加強,所以當時也重新修了《衛生署組織法》,設置長期照護處來照顧染病風險比較高的老人,把老人院或者養護院管理得很好。我們也有國際合作處,讓我們可以加強跟日本、美國、加拿大、歐盟、澳洲、其他國家有更多的國際交流。透過這樣的合作平台,我們也跟「美國在台協會」(AIT)開始有「全球合作暨訓練架構(GCTF)」,在這個架構下合辦了很多跟全球公共衛生和全球防疫有關的訓練,像是登革熱(Dengue Fever)、茲卡病毒(Zika virus)、病媒蚊、還有急性傳染病防治,我們都開了工作坊。每一次的工作坊大概有25個到30個亞太國家的官員來,除了上課,還可以到實驗室去操作。
因為我們有國際合作的努力,跟國際上的連結就會比較好,雖然我們不是WHO的成員國,但是我們比一些WHO成員國,還更努力去推動全球衛生。所以我們把衛生署組織改造,把疾管局組織改造,修了《傳染病防治法》,設立了傳染病醫療體系,從2003年以後到現在都還有派上用場,它們叫做應變醫院,就是這些醫院到有必要的時候,通通變成感染症醫院,只有看感染病的病人,所有其他病人就不進來,我們把傳染病醫療體系也建立起來。建立傳染病醫療體系還不夠,地方衛生局的同仁也要加強防疫的知識和才能,CDC也開始訓練地方衛生局的同仁,人才的訓練也是強化防疫很重要的部分。
再來就是防疫物資,我們那時候就開始儲備口罩,也曉得流感很重要,而有儲備克流感和快篩的工具,儲備這些防疫物資也是在《傳染病防治法》中就有很好的規範。所以包括了人員、物資、機構、醫療體系,還有傳遞疫情消息,我們都有很好的規範。因為有了這個基礎,到了2009年H1N1流感大流行、還有這一次武漢肺炎流行,我們就準備得比較好。SARS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公共衛生上很大的教訓,但是我們從教訓中學到了怎樣來好好的準備,好好來因應新的挑戰。
這次臺灣也是在一月初,一聽到有傳言說,在武漢出現了很奇怪的不明肺炎病,就已經召開了傳染病防治諮詢委員會,對整個疫情就已經開始有警覺。臺灣算是很早就注意到這件疫情,我們也注意到武漢明明有醫護人員感染,如果一個醫師或者護士得到感染,絕對不太可能會是去野味市場得到感染的。但是,他們說沒有人對人的傳染(person to person transmission),我心裡想不太可能,除非這些醫生護士常常都跑去野味市場,要不怎麼會從野味市場被感染,後來的報告,發現最早期的病人,根本都沒到過市場,是後來有些病人到了市場,把病毒帶到市場裡去。「可以人對人傳染」,對傳染病防疫是很重要的,可是中國一直到一月下旬才承認,WHO也是跟著中國後面才承認這個事實,這對於全世界的防疫就造成很大的困難。
在《傳染病防治法》裡面,我們強調一個很重要的精神,就是疫情一定要透明(transparency)、不可隱匿,而且疫情一定要跟全世界各國來公開分享(sharing)。別的國家要派人來來臺灣看,我們也都歡迎他們來;疫情要透明,疫情要分享,更重要的,我們也強調防疫的工作要大家一起合作(cooperation),防治法也規定臺灣的病毒檢體,可以送到日本或送到其他國家。這次我們臺灣算是有比較好的防疫準備,但是還是有很大的壓力,因為我們在中國的國人及臺商很多。
問:現在臺灣(武漢肺炎)的疫情控制得非常好,副總統的看法為何?
副總統:臺灣目前控制的情況是相當不錯,我們這31個確診個案裡面,實際上可以分成三部分,一部分就是來臺灣觀光的大陸客;另一部分就是在中國感染的臺商,回來以後傳給他的太太或是她的先生、或傳給他的家人,大部分都是家庭傳染的零星家族聚集病例;第三部分就是去中、港、澳旅遊的人。有一個例子是爸爸、媽媽兩個人跟兩個兒子到義大利米蘭去,搭飛機的時候得到感染,因為飛機機艙空間很狹窄,飛行時間很長,很容易彼此感染。他們在香港轉機,而在香港機場裡面,一定也有很多大陸旅客,可能有廣州來的、浙江來的、或武漢來的,他們一起坐飛機,坐了12、13個小時,就感染了。
現在臺灣的這些個案,絕大部分都能夠追溯到感染來源,目前的狀況看起來,都還是家族內的感染。我們沒有像韓國的新天地教會,或是新加坡的神召會,因為宗教聚會而得到傳染,就是沒有所謂的聚集感染。臺灣到目前為止,從在國外得到感染的人數,比在國內感染的人數要來得多,而且沒有「感染以後又一直傳下去的傳染鏈」,沒有從這個家庭傳到那個家庭,我們沒有持續性感染鏈。相對來講,我們的感染情況算是有限的,但是卻讓我們的醫護和防疫人員投入很大的心力去做。
我們這次會做得比較好,其實是從SARS的時候就有經驗。例如旅客在海關的時候,就需要填報是去哪裡旅遊;如果是從大陸來的,就要在家裡14天不可以出去;如果有症狀,或者有發燒,就馬上送去做檢查,如果檢查出來有病毒,那就要在醫院的負壓病房接受照顧,直到病毒消失為止。我們整個照顧體系是參考SARS來做,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及CDC實際上有經驗,更好的是,它也有學者專家團隊,這些學者專家就是負責北、中、南、東不同地區的感染症醫療體系的負責指揮官,所以我們是把臺灣整個指揮體系建立起來。我們體會到臺灣永遠會面臨來自一個比較大的國家的新興傳染病的挑戰,像是SARS及這次的武漢肺炎,因為我們的臺商很多,所以入境的感染者就很多,還有遊客也很多,所以我們永遠是繃緊神經,準備在防疫,我們的防疫單位其實沒有一分鐘是放輕鬆的。
我很多朋友每次來臺灣都說:臺灣怎麼那麼緊張?怎麼每次經過機場入境時,還是要接受紅外線體溫感測等。我回答說,我們有登革熱,這對臺灣來說是很大的影響,而且從東南亞來的旅客也很多,我們一定要照顧他們。他們健康,我們大家都健康。大家來這裡經商或旅遊也都會很愉快。所以我們CDC一直是很緊張、很努力在維持。
問:想請問副總統看到現在日本對於(武漢肺炎)疫情的作法,有什麼建議可以提供?
副總統:基本上,日本在感染症的防疫上,以往都做得很棒,這不是我自己說的,因為我本身主攻流行病學,所以我有很多朋友是在日本東京大學、京都大學、九州等,他們的感染症基礎研究,或是病人的照顧,或是公共衛生防疫,日本也有一套很好的防禦設備。這一次的情形,對日本最大的挑戰,是來自於中國疫情爆發得太快,而日本又是大家都很喜歡去觀光的國家,所以大陸客就很多。我看了日本所有傳染的人,開始的就是巴士司機,載了一大堆陸客而得到感染,計程車司機也受感染,所以他們大部分都是因為接觸到陸客而得到感染的情形很多,一旦感染以後,從這個司機傳給他的家人的時候,日本的掌控其實是滿好的,包括在醫院裡面的照顧,還有院內感染的掌控,我覺得是蠻得體的。
但是日本面臨一個最大的挑戰,不是日本的問題,主要是因為鑽石公主號郵輪是一個很大的挑戰,3,700人在一條船上,有人有感染該怎麼去處理。如果要講源頭的話,鑽石公主號其實當時要讓旅客上船的時候,就應該要宣布,如果你來自疫區,拜託請不要上來;或是你有咳嗽、發燒的症狀,也請你不要上來;特別是來自疫區的人,一旦把病人邀請到郵輪上,那就很危險了。鑽石公主號一開始在香港或在其他地方的時候,船公司應該就要有警覺,不應該讓這些來自疫區的人,或者是有症狀的人上船,一旦上了船,到處旅遊,那就很不容易(掌控)了。
我沒有坐過遊輪,我是聽朋友講的,坐遊輪很好玩、都是自助餐、大家都好開心;一面拿自助餐時,就一面聊天,真的很危險,在那樣的遊輪環境,很容易有人對人的接觸,而且在走道都距離很近,雖然沒有住在同一個房間,可是進進出出,都很容易感染到。
飛機跟輪船內的傳染,是這一次的武漢肺炎最獨特的感染場所。鑽石公主號載了3,700人在裡面,所以日本就把它放在港口,用特別的檢疫方式,有病的人帶下來治療。這樣的處理情形,當然有一些小地方可以再檢討,像最後有幾個人沒有檢驗第二次就下船,就是疏忽。但是我也可以體會,3,700人很多,帶給日本整個防疫一個挑戰,雖然有些日本國民覺得做得不夠好,有一些需要改善的地方,可是我覺得整體來說,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3,700個人的檢疫照護,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而且這些人下來以後,得到很好的治療。
我現在講到武漢肺炎的臨床特性等,都參考日本的資料,因為中國的資料有些時候有選擇性,剛開始的時候說致死率15%,因為住院的人都是肺炎(pneumonia),嚴重的人才住院,當中又有很多老人、有慢性病的人或雙重感染的人才會得到肺炎,當然這些人就死亡率高。所以一開始說,死亡率15%,我們就說沒有那麼高,我個人就認為沒有那麼高。現在是2%至3%,但是我相信,如果醫療照顧再好一點,搞不好會低於1%,就像日本一樣。
日本過世或是往生的個案,都是年紀大的,有病的人,您問到日本的情形,我覺得SARS跟武漢肺炎很不同的地方,在於SARS是不發燒就不感染,而且SARS一旦得到了症狀就很嚴重,所以病名叫做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而武漢肺炎實際上感染的人就好像是一座冰山,發病的人只是冰山上的一角,底下是輕症的人跟沒有症狀的人,但是他們也會傳染給別人,這是最困難的地方。
我們很遺憾,早期的論文裡從來沒有人跟我們說輕症的人是怎麼樣,中國大陸在12月的時候,醫院都看重症的人,把輕症的人通通放回家,也沒有教他們居家隔離,也沒有教他們避免感染,所以這些人就散布病毒(spread up)。同樣的,在鑽石公主號上面,開始的時候,可能大家都比較重視有肺炎的人,因為很危急,要好好照顧他,要不然可能會對生命有危險。可是輕症的人往往被忽略掉,所以我從鑽石公主號上面的資料看,有三成的人是無症狀的,我看了以後,真的是很害怕。所以我當時就在想說,冠狀病毒已經從SARS,慢慢變成流感化(influenza like)。我現在還在追蹤鑽石公主號上面的人的健康狀況,看起來大部分的人都是輕症。所以我們也從鑽石公主號學了很多很好的有關於武漢肺炎的知識。
我要謝謝你們(日本)讓我們能夠用橫濱模式,把我們臺灣的旅客都能夠好好的帶回來。所有隔離、照顧的方法,都是按照最高規格來做,這真的是只有日本這樣的好朋友,才能夠跟臺灣配合的這麼好,讓我們派專機去,我們的醫護人員去做很好的照顧,送他們回來。所以我們常常講”A friend in need is a friend indeed”,這就是患難見真情,在患難當中,當我需要的時候,就見到了真正的朋友。
我們後來也發現,實際上,臺灣因為沒有參加WHO,有很多像緊急應變會議,邀請了日本,還有一些國家去參加,臺灣居然沒有參加。臺灣是受到威脅最厲害的地方,我們竟然沒有被邀請參加。所以在WHO諮詢委員會議的時候,他們就替臺灣發聲,一定要讓臺灣參加,我們實在很謝謝日本政府幫我們發聲,特別是安倍首相。讓我們在最艱難的疫情挑戰的環境之下,就能夠感受到,一個真正的好朋友,在最艱難的時候可以跟你一起去防治疫情,能夠有機會幫你得到更好的資訊、更好的參與,也對全世界會有貢獻,所以我們真的是很謝謝安倍首相還有日本政府在這方面給我們的支持,我們覺得受益良多。
問:假設臺灣一開始就加入WHO,臺灣是否對國際會更有貢獻?
副總統:那當然。我舉個例子,我們臺灣不是沒有加入過WHO,中華民國是主張要設立WHO的國家。聯合國要設立WHO,中華民國是一個倡議者,所以我們在很早以前,就是聯合國成立WHO的時候是倡議國之一,所以我們進入WHO以後,實際上跟WHO有很好的合作,臺灣也有WHO的分支機構,在臺大醫學院,也是我的母校,我的老師陳拱北教授,就是臺灣跟WHO聯絡的一個關鍵人。當時WHO幫臺灣,給臺灣經費,幫我們送人到日本、美國、澳洲去做很多的訓練,我們也提供很多的幫忙,像我的姐夫他是做瘧疾控制(malaria control),臺灣的瘧疾控制做完了以後,WHO就請他去斯里蘭卡、馬來西亞幫忙做瘧疾控制。當時我們還在WHO的時候,我們得到WHO很多的幫忙,在資源、人才訓練,知識傳播、與國際交流上,我們得到了很多的好處,但是,我們也做了很多的貢獻。當時WHO在臺灣開的國際會議相當的多,但是後來因為我們退出聯合國以後就沒有了。
臺灣一直願意扮演一個很好的世界衛生公民的角色,對全世界有所幫助,就像我們以前在聯合國的WHO裡面所扮演的角色是一樣的,當時我們在臺灣還幫忙訓練很多東南亞來的醫師、護士,還有公共衛生防疫人員。我在臺大念碩士班的時候,有很多的朋友,他們都會想念當時我們在WHO的時候,他們獲益很多。後來,我們沒有在WHO裡面,最明顯的例子就是SARS來的時候,我們連中國的資料都沒有,雖然中國說,他們一直在照顧臺灣,都跟臺灣分享資料,說老實話,他跟我們分享資料就是報紙上可以看到的資料,那是沒有用的。你沒有很細節的臨床知識的時候,你沒有辦法做很好的疫情控制。
我們的人員到WHO去訓練的機會也減少很多。而且WHO也不是只有傳染病控制(infectious disease control),還有包括非傳染病(non-communicable disease)像癌症、心臟血管疾病、環境疾病、甚至醫護人員的訓練,這些東西都是WHO可以做得好,臺灣也可以來幫忙做,以前我們很多的老師就是這樣去幫忙。其實我們不在WHO裡面,尤其是傳染病,我們沒有辦法拿到第一手的資料,SARS的時候,就是一個很大的挑戰。得到的消息,都是很片面、不完整的,所以,讓我們在防疫工作的設計上,沒有那麼好。所以,我剛才才講,幸好當時有透過美國CDC來幫忙,病毒也是他們給我們,我們當時也沒有病毒。怎麼這麼殘忍,不給我們病毒,讓我們沒有辦法去做確診診斷,這是一個很悲傷的故事。
問:面對此次武漢肺炎,假設臺灣有加入WHO,臺灣可能可以提供怎麼樣的幫助?
副總統:假如臺灣有加入WHO,我相信一定會邀請我們的專家,像張上淳、林奏延、蘇益仁等人,去看看武漢的情況是什麼樣子;如果我們能夠得到第一手的資料,我們很有可能在1月初的時候,就會給WHO一個很好的建議,提醒大家應該要更注意武漢的情形。因為臺灣跟中國很接近,有很多臺商在那邊,也有很多以前一起合作研究的醫師、護士在武漢,所以我們可能也可以提醒他們要更小心。又譬如說,如果還不知道是否有人傳人的情形,臺灣的醫師或流行病學家就會告訴他們,都有醫事人員感染了,怎麼會沒有人傳人?提醒他們應該要更認真一點去調查,以得到更完整的資料。我們可以提供這些專家協助的角色,以做為一個會員國的身分,向WHO提供更多防疫的建議。
我覺得,如果我們是會員國,一定責無旁貸,也一定會好好去做,但我們不是,所以會有困難。例如許多專業的知識,臺灣目前是透過「國際衛生條例」(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 IHR)的平台報告我們的資料。我們除了報告(疫情)資料外,還報告了我們如何做邊境管控、居家隔離與執行院內病人的治療等,我們把所做的防疫細節通通傳送給WHO,可是從未被登載。因為我們不是會員!所以我們防疫的知識、經驗,以及我們可能面臨的壓力,還有要跟大家討論的難題,通通都沒有機會跟WHO交換。所以我想說,「假如」我們是在WHO中,我們的專家學者一定可以給WHO很多的幫忙。我們的學者也一定會坐在緊急應變的會議中提供我們的意見。但是我們沒有、我們不能。
問:中國目前有做「封城」這樣的行動,WHO給他們的評價是認為很好,有助於控制(疫情),您怎麼看這樣的(行動)?
副總統:「封城」是全世界第一次有這樣做的防疫措施。臺灣沒有封城的經驗,我們只有封和平醫院的經驗。但是我剛才講過,和平醫院的封院,實際上,這個構想是不錯的,就是說把可能感染的人,或者是被感染的人,以及醫護人員在一個比較隔離的地方,不要感染到其他人。然後讓這些人能夠得到很好的醫療照顧,讓外面的人也可以去支援,這是很好的。但是,不好的,就是我講過,因為關得太倉促了,讓民眾沒有準備好,所以(就變成)就很複雜。
這次所謂的「封城」,老實說,我們得到的資料也相當少。不曉得封城前跟封城後的狀況是如何?也不曉得是不是封城本身帶來病例的減少?如果一個地區被感染後,它的感染病例通常都會一直上升,可是當達到很多人感染後,病例數就開始下降,這是否因為封城導致的效果,我沒有經驗,全世界也都沒有人有這樣經驗。對於WHO說這是封城才達到的效果,我自己站在科學家的角度來看,我認為目前還需要蒐集更多的證據,才能證明封城是否確實有效果。
但是封城付出了很大的代價。這些經濟上、人民生活平安、安全的代價等,都需要考慮,所以我覺得,與其要等到疫情很嚴重、要封城,還不如剛開始在醫院裡面知道有群聚感染 (clustered cases)的時候就去做防疫。所以我是覺得,以這個例子來看,任何一個好的流行病學家,或者是防疫的專家,他都要去看「first sign」--第一個跡象,也就是第一個可能爆發流行的跡象,就要掌控住。那就好像星星之火,足以燎原,當那個火種一出來,就要趕快把它熄滅掉。當然,封城是後面的事情,但是前面那一段,我覺得從整個事件來學習,WHO到現在為止,都一直沒有強調,未來碰到同樣的情形,如何去掌握「first sign」,怎麼樣在很有限傳染的情況下就去控制它,我覺得WHO應該更著眼在未來類似疫情的早期發現和適切預防上。
這個全球警戒(global alert)本來就是很重要的事情。舉例來說,例如伊波拉疫情在剛出來的時候,全世界就有警覺,就開始執行防治的準備了。而不是像這次,一開始都說沒有,等到了後來爆發嚴重疫情時,才發現已經來不及了。這一次,我覺得,整個全球防疫動員的情況是有一點晚了!如果早一點給中國一些幫忙、早一點給他們一些專業上或者是物資上的援助,讓他們能夠控制武漢的疫情,那全世界應該就不會受到這麼大的影響。所以我覺得WHO的專家比較看後面來收拾殘局、沒看前面來遏阻蔓延,但是防疫一定要看前面,不能看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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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裔選美冠軍小姐林耶凡在英國公開演說,揭露中共是怎麼迫害她們全家人還有如何剝奪人權的,她勇敢地站出來告訴大家:#不能相信中共
以下她的演說內容:
我13歲離開中國來的加拿大之後,我仍然持續探索中國偉大的哲學與文學,我內心深知,中國的文化與哲學不是與西方價值對立,當我在2015年當選了加拿大世界小姐,由於我透過了這個平台表達中國侵犯人權,我在中國的父親被國安人員威脅,他的事業毀了,現在我的祖父母跟父親都被禁止出境,我可以用自身的經驗告訴你,中國政府如何對待政治立場不同的海外人民。
我記得小時候在中國被灌輸國外勢力敵對,西方在19世紀羞辱和征服中國,這些歷史的過往不斷被拿來提升對立製造仇恨,我們ㄧ再地被告知,直到現在西方仍然在持續的破壞孤立和顛覆中國,包含西藏教徒、法輪功學員、民主派人士,都被歸咎於西方反中勢力的黑手,中國勇敢的人權律師被稱為西方勢力的代理人。
2016年中國禁止在課程和課堂上談論民主、普世人權和法制,光這點就可以看到,中共對於西方價值的存在感到排斥與威脅,而且中共重視對年輕人洗腦,中共要讓中國的年輕人得到正確的「政治觀點」,中國嚴格審查網路,它每年只允許少量外國電影進入國內,甚至是卡通電影動物方城市,都被認為是西方的政治宣傳。好萊塢的文化大革命跟天安門事件的相關電影,還有西藏人、法輪功、維吾爾族的相關電影,現在我們越來越不可能看到。
談到中共的威脅,可以用很多角度來探討,我們可以討論中國的經濟戰,它如何用國家之力來侵犯別人的智慧財產權,還有操弄收買世界貿易組織。我們可以討論中國的網路戰跟軍事組成,它對南中國海的侵略,不僅威脅區域和平發展,而且破壞了保障開放與秩序的國際法律。我們可以談談中國對極權國家北韓和伊朗的支持,或是它如何劫持人權國聯合理事會,如何輸出監控技術來幫助其它共產國家來鎮壓反獨裁人士。
請看ㄧ下台灣和以前的歷史,幾個世紀以來中國的動亂主要是在國家內部發生的,我們現在正在面對的是ㄧ黨獨大的獨裁共產專制國家,它公開敵視西方價值和國際民主體系,中共政府宣稱西方和台灣政府是香港民主運動的幕後推手,基本上中共國內所有的動亂,都被歸咎於是西方和民主人士的爆亂。
讓我提醒各位,#人權暴行和不公不義的事不會只發生在中國,#它會流向世界上所有沉默的旁觀者,現在武漢肺炎就是ㄧ個完美的例子,12月1日中國政府就發現了武漢肺炎首例,然後當地官員第一時間壓住消息,並以散佈謠言和破壞社會穩定的名義逮捕了8名勇敢的醫生,當地政府還打算舉辦萬人宴來慶祝農曆新年,以此證明武漢還是ㄧ樣的繁榮和安全,中共政府從ㄧ開始就不打算公開真相,直到泰國發現首例海外病例才不得不公開,#中共政府掩蓋真相用人命來做賭注,來確保他們的領導統治,這種心態從當地政府到北京中央都是ㄧ樣的,他們唯一的目的是繼續掌權,而不是顧及百姓生死,#在中共極權獨裁的統治下,#人民的生命是卑微的。
容我提醒大家,數十年來中共帶給了這個世上許多動盪與痛苦,這影響著我們和孩子的未來,中共已影響到世界的和平,我們的價值觀已經受損了,我們的生活方式已受到損害,我最後想請教大家ㄧ個問題,如果中共政府連自己的人民都不善待尊重,#為什麼在西方民主體制的我們要相信中共政府?
#不能相信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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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本段內容文稿:
常常會有學生或者是朋友,帶著很大的困擾問我,他要怎麼樣讓自己的訊息,是別人比較容易接受的?
他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困難呢?原因很簡單,他常常會覺得同樣的客觀事實,他在表達的時候,別人往往給他很負面的反應。
而同樣的一件事,換成另外一個人,跟同樣的對象表達;對方的反應卻是很好的。他始終不知道這中間的差別在哪裡。
那當然在我自己的工作跟生活裡,我也不止一次跟我的朋友、跟我的個案,來探討這樣的問題。
在這個過程當中,往往我都還沒有真的去深入,他跟別人發生了什麼事;只光我跟他之間的互動,似乎我就已經看見了答案。
其中有一個例子是這樣哦,帶著這樣的困擾的一個朋友,他跟我約了一個時間通電話,他想要跟我好好的聊一聊。
我們原本是約晚上8點的時間,那通常我跟任何人約通電話的時間,我一定會在這之前,把自己安頓好;讓我自己身心是在一個可以很安靜、可以很專心的狀況底下,來等這通電話。
結果我等著等著,我在7點55分的時候,我就收到了,我這位約定好的朋友的一個訊息。他告訴我因為今天晚上跟客戶吃飯,所以呢,他必須要晚一點給我電話。
這對我的朋友來說,可能只是發生在他生命裡面的一件事情、一個客觀事實。所以,他也很貼心的在7點55告訴我,他必須要晚一點才能打電話給我。
可是他可能忘記了,從我的角度、從一個訊息接收者的角度。他事實上只是告訴我一個,我根本沒有辦法去做任何事情,我只能「被動接受」的一個事實;叫做我必須等他的電話。
你可能聽到這邊會很好奇哦,那難道還有別的說法嗎?你可以聽聽看,如果是我,我可能會這麼說。
我會發訊息給對方說:「不好意思,原本今天我們約8點要通電話;可現在我發現啊,我跟客戶吃飯,可能必須要晚個15分鐘,才能打電話給你。不知道你可以嗎?」
你可以想想看喔,這樣的一個訊息,跟前面他直接告訴我:「我現在在跟客戶吃飯,所以晚點才能給你電話。」
你覺得這兩個訊息,在客觀來看是不是都在講同樣一件事?但是,從你的主觀經驗,如果你是那個被告知這件事情的人,你覺得哪一個訊息,在你的主觀感受上,會比較能夠接受?
如果都一樣要等對方15分鐘,才能接到電話。你覺得是第一個訊息,會讓你比較開心;還是第二個訊息,會讓你比較開心呢?
我想這個答案已經很清楚了,如果是第一個訊息,你會有一種「你被告知」,你只能摸著鼻子接受的感覺。那任何人在這種狀況底下,一定會有情緒。
可是,如果是第二個訊息呢?第二個訊息是一種「徵詢」。
雖然結果都是要等你15分鐘,可是當你是用一種「徵詢」的態度的時候;你想想看,換成是你或者是你的對象,會不會比較容易接受呢?
其實我想對很多人來說,這中間細微的差別,當你是接收訊息的人的時候,你可能可以很快的感覺到,這其中的差別。
但是當你是釋放訊息的人的時候,往往我們就沒有做到這一點細膩。然而這一點細膩,往往就是為什麼你的訊息,會被別人翻白眼;甚至於,別人會給你臉色看,的一個最主要的原因。
所以我想你聽到這裡,不管在你的工作,還是在你的生活裡面。當你要告訴別人一件事情的時候,你究竟帶給別人的感覺,是你只是一種「告知」,別人不得不接受;還是一種「徵詢」?
雖然對對方來說,客觀的事實跟結果都是一樣,他必須要配合你。但是你希望別人,在沒有負面情緒的狀況底下接受,還是一肚子的火,然後還是得接受你的訊息呢?
我想我很難告訴你,一個什麼叫做「標準正確」的答案。但是當你回想到,你自己的人際關係,或者是為什麼別人都有貴人,而你總是孤軍奮戰?
當你想到這一點的時候,或許你可以先從看看自己給別人的訊息,究竟只是「告知」,還是讓別人覺得你有尊重他的「徵詢」呢?
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夠帶給你一些啓發與幫助,我是凱宇。
如果你喜歡我製作的內容,請在影片裡按個喜歡,並且訂閱我們的頻道;別忘了訂閱旁邊的小鈴鐺,按下去,這樣子你就不會錯過,我們所製作的內容。
然而,如果你對於啟點文化的商品,或課程有興趣的話,如同今天所分享的內容。往往我們的人際關係的品質,關鍵在於我們回應別人訊息的能力。
你的回應能力越好、你的回應越適當,那你的人際關係自然就越好。所以如果你想要在「回應力」這方面,有所前進的話;我們近期的『人際回應力』課程,在5月3號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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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這邊提供兩個商品組合,你聽聽看這兩個商品組合,如果是你,你會選擇買哪一樣?
一個商品組合,是有一個小蛋糕,加上兩片餅乾,它總共要賣你50塊;但是另外一個商品組合,是你買一個50塊的小蛋糕,然後送你兩片餅乾。
我想聰明的你聽到這邊,你會突然回神過來,會說「誒~啊這兩個商品組合,不就都是同樣一件事嗎?」就是都是一個蛋糕加兩片餅乾,只是說法不一樣。一個是說一塊蛋糕加兩片餅乾,而另外一個把它包裝成我買的是蛋糕,然後餅乾是送的。
這在本質上沒什麼差別啊,是啊!你我都知道在「本質」上沒有什麼差別,可是在實際的研究當中,它所凸顯出來的差別就很大了。當你覺得自己是買一塊蛋糕加上兩片餅乾,這樣的商品組合的時候,會有40%的人掏錢買。
而另外一個商品組合,一塊蛋糕加上送你兩片餅乾,會從原本40%的購買率,變成73%的購買率。所以你有沒有發現,在人性裡面,到底我們是會回歸本質,還是我們對事物的認知,都是從「比較」做為出發點呢?
如果就「本質」來說的話,你會發現就是一塊蛋糕加兩塊餅乾,可是如果從「比較」作為出發點的話,一個是我買一個set;另外一個是我買了一個set,還被送兩片餅乾。
當這種「比較」的感覺一出來時候,是不是就影響了我們的決定?如果再刺激一點,講一個更實際的例子來說好了,如果你找兩份工作,這兩份工作的背景,包含它們的工作時數、職責、地點、未來遠景,這兩份工作其實是一模一樣的。
而這兩份工作,唯一的差別在於你和你未來的同事,在薪水上面有什麼差異?第一個工作,你每個月領5萬塊,而你的同事領的是3萬塊;而第二個工作,你一個月是領6萬塊,比原本的5萬塊還要多1萬,但是第二個工作,你的同事每個月是領8萬塊,比你還要多。那到底是第一個工作,還是第二個工作對你的誘惑比較大?
再說一遍哦,一個工作是你每個月領5萬,你的同事領3萬;第二個工作是你每個月領6萬,你的同事領8萬。但是在實際的調查顯示,絕大多數的人,會選擇第一個的工作。
也就是說,我寧可每個月領的比較少,但是我相對於我的同事,我是領的比較多的人。所以如果就「本質」上來看的話,一個月6萬當然比5萬多啊!可是事實上,多數人不是選一個月6萬的那一份工作。
因為除了領多少錢的本質之外,我們還有另外一個思考的維度,就在於我們跟其他人比較起來,我是否有優越感?所以從這些例子當中,我們不妨想一下,在你人生裡面,到底你關注的是「本質」,還是關注的「比較」?
我很難告訴你關注哪一個才是正確的,但是我可以跟你分享,我自己的態度,面對這樣的狀況,我告訴自己有兩句話,我在這邊也跟你做分享,這兩句話就是「提醒自己回到本質,而同時瞭解別人總在比較」。
生命如果拉長來看,到最終你真正會在乎的,通常也不是那些比較之下的產物,而是你回到自己身上,你到底有沒有活出自己真正想要的部分?這個是「本質」。
但是你要能夠在人生當中,一步一步踏實的活出自己的想要,你就不能忽略,只要你跟他人有互動、有協作,凡事就會有「比較」的發生。你可以「不在乎」這比較的落差,但是你不能不去顧慮到,別人會有這樣的「在乎」。
這不是對錯的問題,這是人性的問題。如果你不了解人性,如果你不尊重人性,你又如何跟其他人好好的合作,你如果沒辦法跟其他人好好的合作,你又要如何去圓滿自己人生真正的想要呢?
所以今天這一段分享,我倒不是要告訴你,凡事一定回到本質才是最好的,我反而想要給你,同時也給我自己一個重要的提醒,就是剛剛說的那兩句話:「提醒自己回到本質,而瞭解別人總會比較」。
希望我今天的分享,能夠對你產生一些啓發跟幫助,我是凱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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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如果你對於啟點文化的商品,或課程有興趣的話,我們近期的課程,是在11月6號開課的『高難度對話的望聞問切』。在我們的生命裡面,我們如何去理解別人訊息背後真正的本質?
在有效的撥開「比較」的迷霧底下,去理解什麼是我們應該在乎的?什麼樣的問題是我們應該處理的?什麼樣的共識是我們需要達成的?
這些都是關鍵的課題,然而在11月6號開課的『高難度對話的望聞問切』,這一門課當中,會帶給你決定性的前進跟幫助,我很期待在11月6號的教室裡見到你,謝謝你的收聽,我們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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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本段內容文稿:
在我的專業工作裡面,特別像是『CIA通達力』這樣的課程,它除了每個禮拜我要跟大家上課之外,還有額外我會跟每一位同學,約定一個電話教練的時間,通電話去瞭解每個人的狀態與前進,去陪伴每一個人,生命的改變跟成長。
那我自己在電話教練的過程當中,常常會遇到一個現象,這個現象就是當我跟學生約一個通電話的時間之後,有時候因為成人嗎?可能忙於工作,或者忙於自己生活當中其他的事物,於是錯過了通電話的時間。
那對我來說呢,這種事情也不是第一次,所以呢,我通常也不會有太大的情緒,我的處理方法就是在我約定的時間,大概我會等個十分鐘,然而如果還沒接到電話的話,我會發一個訊息,去跟這一位同學說明,我們的電話教練可能在今天已經不能進行了。
可是通常在這個訊息發完之後,有趣的狀況就來了,在我跟你分享,我遇到很多次這樣的狀況之前,我先問你,換成是你,你如果跟別人約了一個重要的電話會議,然而你的時間錯過了,當別人發訊息告訴你,可能原本約定的時間,因為你錯過了,於是沒辦法進行,這時候接下你會做什麼事?你可以想一下哦。
如果是我的話,我因為各種原因,不管它聽起來是合理的、還是不合理的,我都會試著告訴對方,我之所以會錯過這一次電話會議的原因,可能呢是我忘記時間,你說忘記時間這個理由「好瞎」!
沒有關係,我就很誠實的告訴對方,我真的忘記時間,或者是因為一些不可抗力的因素,比如說我在路上遇到了一些意外…等等的。總而言之呢,不管自己因為任何的原因錯過了跟別人的約會,我至少都會做一個清楚的交代,叫做我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我之所以這樣交代的原因跟出發點,並不是要乞求對方就一定要能夠原諒我,但是我很清楚知道,別人就是花了時間在那裡,他就是等我,所以我無論如何怎樣都要給別人一個說法。
所以談到這裡,回到我在跟學生約定時間所遇到的狀況,我發現有好多人,他在錯過這個時間之後,他可能不會針對他為什麼錯過這個時間,給我任何的表示。
我剛開始也覺得很疑惑不解,可是我後來去做一個深入的瞭解之後,我發現多數人會糾結在一件事,他們糾結在,如果他特別去說明他為什麼錯過,好像在為自己找藉口、找理由。
我不知道你會不會也有同樣的心情,然而在這個狀況裡面,我不妨邀請你換個位置想一下吧,如果你是那個被放鴿子的人,你會期望對方給你一個說法,還是任何說法都不給你呢?
就像是你跟別人約,如果對方遲到了,他可能遲到二十分鐘,在他見到你的時候特別表示歉意,甚至於去講那個很爛的理由叫「塞車」,就算是如此,跟另外一個人,他給你遲到二十分鐘,結果他一屁股坐下來,他也不為自己為什麼知道這20分鐘說任何東西。
他就跟沒事一樣,繼續跟你談後面的事,請問哪一個狀況會讓你感覺比較舒服呢?其實我相信對很多朋友,如果你在這方面有糾結的話,你可能的出發點是在於做錯就做錯了,不要讓別人覺得自己好像在辯解,可是當你把自己說清楚,跟你在辯解,這兩者之間是不是有差別呢?
如果你說完自己的狀態,你就要逼迫對方一定要原諒你,而且對方不原諒你,那就是對方的問題,那你可能就是在辯解了。可是如果你把自己的狀況說清楚,那至於別人要不要諒解你,或者是要如何諒解你,你尊重別人的決定。
那我覺得他就是在人際裡面,或者是在面對生命態度一種叫做「清楚」的習慣。我自己在做個案教練的過程當中,我經常跟很多朋友分享這句話,叫做清楚,是一種習慣!
為什麼我們會活得糾結,除了你可能在生命前進的過程當中,遇到了一些主客觀的限制之外,有沒有另外一個可能是在於,其實你一直活得「不清不楚」,怎麼說「活的不清不楚」呢?
就像是我今天的例子一樣啊,如果你真的遇到些狀況,哪怕是很瞎的狀況,你都沒有習慣去把自己說清楚的話,別人要怎麼樣能夠正確的理解你?那麼當別人無法正確理解你,那別人又怎樣能夠適當的對待你?
當你經常活在別人不適當地對待的時候,這個時候你又要怎麼樣能夠正確的認識你自己呢?我常常會感覺人生就是一個循環前進的結果,現在的關鍵在於,你是要讓自己的循環是惡性循環,還是良性循環呢?
我們都不完美,我們難免會犯錯,可是當我們犯錯的時候,我們可不可以對別人包含對自己說清楚,其實清楚是一種習慣,清楚不意味著你要去控制任何人的認知,清楚,最大價值在於你知道自己是誰,自己在哪裡,並且要往哪裡去。
希望我今天的分享,能夠對你產生一些幫助,我是凱宇。
如果你喜歡我製作的內容,請在影片裡按個喜歡,並且訂閱我們的頻道,如果你對於啟點文化的商品或課程有興趣的話,特別是今天提到的『CIA通達力』課程,下一期我們在9月11號開課,我很期待能夠在啟點文化的教室裡見到你,謝謝你的收聽,我們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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