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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台灣人最關心的問題，就是工作。沒有工作的人想找工作，有工作的人害怕失去工作。這不只關係到一個人，也關係到背後的一個家庭；這不只是一份薪水，它是帶給人尊嚴和安全感。
我要創造就業，也要照顧失業。發展「以就業為核心」的經濟發展，以在地經濟創造更多就業機會，讓工作和產業留在台灣。
針對失業提出：
1.無薪假勞工發放短工津貼。企業若縮短工時，短付工資由政府則以「就業保險基金」為財源，給付勞工「短工津貼」，由政府「代墊工資」，雇主負擔償還義務。
2.政府不得雇用派遣勞工，逐步調整為約聘人員。
3.定期調整基本工資至合理水準，讓實質工資足以負擔自己和家庭基本生活所需。
4.提高失業給付實際領取率。針對雇用定期契約勞工較多行業，落實嚴格勞動條件檢查，要求雇主確實為勞工投保，並檢討就業保險法，讓失業認定合理化。
5.29歲以下、首度求職半年以上青年，政府發給最長六個月失業津貼
【一個國家如何對待勞工 決定一個民族的良心與高度】
2015.08.31.時代力量第二波政見發表
慈庸畢業後一直是個受雇者，因為職務關係，常與人資部門接洽。台灣人力資源管理的複雜與高度彈性，反映了台灣勞動制度的紊亂。為了節省成本，雇主大量濫用派遣、約聘、變形工時等制度，這是台灣基層勞工面臨的真實處境。提升人民的勞動權益，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是時代力量責無旁貸的使命。以下，是我們時代力量提出的五大訴求。
第一，制訂最低工資法，保障基本生存所需
日前，勞動部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決議「凍漲」基本工資，讓基本工資繼續維持 20008元。在台灣，基本工資影響了兩百多萬人所領的薪資，這是我們社會最弱勢的基層勞動者。試想看看，20K收入，有辦法生活、養家嗎？有辦法維持一個人的基本生活所需嗎？沒有基本最低工資制度保障，基層勞工要怎麼活下去？
但是，勞動部基本工資審議，永遠是黑箱作業。從來沒有明訂的標準。審議出來的基本工資，遠遠低於勞工的基本生活所需。因此，時代力量主張，必須要制訂「最低工資法」，由公開透明的機制訂記生活薪資標準，保障勞工的基本生活所需，讓勞工能夠溫飽，能夠有尊嚴的生活。
第二，修正勞動基準法與勞動三法
勞動基準法及勞動三法保障著勞工的自身權益。但是，現行法規對於工會的支援、團體協商的效力等，均過於弱化，在目前非典型雇用盛行的台灣，更需要加強勞工的團結權、協商權、爭議權來爭取基本權利。
因此，時代力量主張修正相關法令，強化勞動者的結盟，健全工會組織。再者，我們要增加勞工談判的籌碼，強化不當勞動行為的裁決機制。最後，在勞資爭議處理中，設計對勞工友善，以勞工為主的機制。
第三、廢除公部門派遣，制訂「勞動派遣專法」
非典型勞動一直是勞工權益的頭號殺手。公部門不該帶頭壓榨勞工，應全面廢除派遣人力的使用，如有臨時需求，可以聘雇定期契約勞工。並且，公部門應該整頓混亂的人事制度，以簡化為「銓敘文官」及「勞工」兩種類別為目標。
所以，我們主張，禁止公部門使用派遣勞工。人力派遣業採用「特許制」，以正面表列來規範可以使用派遣勞動的行業與工作別。最為重要的是，制訂「勞動派遣專法」，讓派遣勞工享有完整的勞動法與社會保障，不得與要派單位其他勞工產生差別待遇。
第四、約聘人員享有完整勞動權及社會保障
在非典型的雇用模式中，定期契約，也就是我們所稱的約聘人員，理應受到勞基法的保障，不該因雇用模式的不同而有所改變。我們主張，約聘人員應享有完整的勞動權利和社會保障，包括組織工會、進行團體協商、罷工等爭議權及工會行動權。
第五、創造公共就業，增加青年就業
青年失業是當前最嚴峻的問題。消極面對失業問題的執政者，只會發放津貼。或是一味地鼓勵青年創業，而未考量創業成本及各種可能的風險，這是非常不負責任的作法。
時代力量是負責任的政黨。我們主張，要有更積極的勞動市場政策，讓失業者可以重新就業。因此，我們要「創造公共就業、增加青年就業」。務實辨認每個地區的失業原因，創造企業雇用的誘因。並且，由政府鼓勵公共任用，創造公共就業的機會。
我曾經是一個小上班族，我深知基層勞工的苦痛。我想，一個國家如何對待勞工，決定一個民族的良心與高度。我深深的希望，台灣是一個有高度、有良心的美麗國度。
【時代力量好政策 台灣人民好生活】2015.08.31政見發表會
https://www.facebook.com/newpowerparty/posts/1038185266252829
Joe：「其實不只科學領域也有發明，政治也可以有發明，美國憲法就是人類史上偉大的發明，這部憲法誕生的關鍵是什麼，第一，黑箱作業，讓專業的來，第二，脫離英國，獨立建國，然後憲法修正需要很長時間的優化過程，而且不是把別人設計好的制度隨插即用，那會水土不服」
美國剛獨立的時候只有十三個州，甚至是一個沒有政府的國家，大概是類似聯合國的大型區域性組織，包含管轄範圍內的原住民、奴隸和契約勞工，人口大約不到300萬人，為了對抗當時世界第一的海上霸主英國，北美十三州的大陸軍隊靠高額軍餉募兵，從巔峰4萬多人，到戰爭結束1.3萬人，光這些軍費支出，美國在戰後負債高達3500萬美元，1784年，當時美國一年稅收37萬美元， 連付欠款利息都不夠，為了打贏英國，美國人民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戰後簡直是民窮財盡。
在國際市場上，美國非常需要英國的貿易市場，但英國港口封鎖了美國商船的貿易，英國通過《航海法》，嚴格控制殖民地對外貿易的運輸和市場，並通過對市場的直接控制，嚴格限制美國的海外貿易，法國和西班牙達到削弱英國殖民地勢力的目的後， 斷絕了對美國的援助，並解除對美國的貿易關稅優惠，美國對外出口貿易可以說完全被當時的英國封鎖。
當時英國是一個擁有全球最強海軍的大型組織，在全世界都有殖民地，每個殖民地都有被賦予的任務，有些生產原料，有些負責製造，有些負責消費，英國控制的地方包括印度、東南亞、非洲、美洲，北美十三州以外的區域都是英國直接或間接管轄，美國勢力只能被鎖在北美洲。獨立以前，美國在英國經濟政策的支配下，美國的製造業主要是散落在各家庭的小規模代工，當時美國主要的職業是木匠、鐵匠、鞋匠等，美國周圍都是各國的殖民地，在沒有海外市場的情況下，美國製造業出口算是被封死。
美國在1784到1787年之間，基本上屬於無政府狀態，在龐大的債務壓力下，民間債務因為沒有強制力，許多人索性不還債，大家欠來欠去，各州之間也很混亂，勢力較大的人甚至據地為王，當時歐洲人眼中的美國，基本上是政治上無政府、經濟上無秩序、國民間無素質的蠻荒地區，許多美國人開始思考，是否要回歸原本的母國，也就是重新回到英國的統治。雖然英國在經濟上欺負美國，但沒有英國的管理，美國人生活過得非常的不適應，原來打敗英國人的船堅炮利還算簡單，反而是要管理好美國內政才真困難。
如果不是親眼看到21世紀的美國霸權，人們應該很難相信，兩百多年後，美國會發展成世界第一的經濟體，18世紀美國面對英國的困境，和21世紀台灣面對中國的困境有些類似，台灣和當時的美國都想和國外的各國進行經濟貿易，人們都希望有自由的生活環境，不希望被世界霸權打壓，當時的美國，艱難程度搞不好比現在的台灣還高；而18世紀末，讓美國脫胎換骨的關鍵，正是美國的制憲會議，當美國有可以依循的完整憲法，美國政府才能依法行政，國家運作才上軌道。
美國建國總統George Washington感嘆，只靠為多數人利益所設計出來的規則，如果沒有國家的憲法規範，光靠自由市場機制，國家難以正常運作，必要需親自建立一個屬於北美十三州的新政府，而新政府需要一個全新的憲章法律，規範全國人民，於是美國的創國先賢們決定舉行一場制憲會議，就是後來著名的1787年美國費城制憲會議《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終於把美國從北美十三州邦聯，升級為美國聯邦，一個有作用的政府開始啟動。
當時美國十三州主要有四大僵局，第一，南方各州希望稅收時不計奴隸人口，選舉時則要計入奴隸人口；第二，各州人口數量不同，大州要求按人口比例產生議員數量，小州要求各州議員數量相同；第三，各州產業結構不同，工商業州希望降低稅收和關稅，農業州希望高關稅，認為保護主義比較理想；第四，國家未來向西開疆發展時，要確保東岸各州的利益。
在維護十三州共同利益的前提下，可想而知要完成一部十三州都同意的憲法有多難，這部憲法耗費了四個多月的會議才完成，可以說是人類政治史上的一項發明，會議中Washington是主席，參與者還有美國許多開國元勳，Benjamin Franklin、James Madison、Alexander Hamilton、James Wilson、George Mason等，他們完成了三大妥協：
「偉大的妥協」（The Great Compromise）：眾議院按照人口數投票，參議院各州兩名參議員代表，州稱為邦，參議院為第二院，涉及較多的人事，眾議院為第一院，涉及較多的財政，參眾兩議院權力，互相制衡。
「五分之三妥協」（The three-fifths compromise）：南方州的奴隸按照五分之三的比例折算人口，用規劃選舉權的票數。
「商業妥協」（The commerce compromises）：南方和北方經濟利益衝突相關的妥協、國會管理各州商業貿易權限的妥協。
三大妥協和憲法制定過程在會議全程保密，讓專業的政治家分工討論和設計法案，和基層民眾必須有一定隔絕，避免群眾和媒體形成輿論壓力，影響憲法制定者立場，各州代表帶著各州的民意與會，會議現場允許各州代表可以改變或反悔立場，整個討論過程有相當大的彈性，在歷經四個月的爭吵才產生共識，美國定義了現代文明的民主政治：在維護少數人利益和尊重的前提下，在某些項目使用多數決定的原則，這才是真民主，例如大多數國民表決通過不納稅，所以全國免稅，這種暴力民主，不能稱為民主。
1789年法國大革命也產生了制憲會議，但在當時法國全民監督和輿論下，政治專業的設計概念無法融入憲法制定中，法國的君主立憲顯然不像美國這麼完善。美國的例子告訴全世界，制定遊戲規則和執行遊戲規的人是誰很關鍵，這是相當需要技術的，美國這部憲法的典範，讓後來許多建國的獨立國家紛紛效法，例如中南美洲各國，以為國家能執行這部憲法，就可以能成為像美國那樣的民主自由國度，事實上並非如此，因為美國的開國元勳們，擅長詳細體察各方利益，以「利益」為一切的驅動力，除了均衡分配權力，還要用政治技術封鎖多數人所導致的暴力，民主不是所有人一起參與管理國家，而是把適當的人才，分配到適當的管理職位上，避免權力失衡，然後提高政治運作效率。
美國代議制度是怎麼運作的，一套國際協議要表決，美國政府各部門、白宮、參眾兩議院、共和黨和民主黨各派系、眾多環保、宗教、人權等許多各式各樣的團體，還有各產業代表等，經過無數次的討論和妥協，這些過程透過許多媒體報導，美國各方人馬會因為輿論而形成自己的觀點，然後透過民意調查和民間企業統計，逐漸轉移壓力到政府各部門、國會和其他參與者的談判立場，即使只有小幅度的篇幅修改，都會讓只有一點影響力的個人或團體盡量參與討論，這種民主政治的決策是非常冗長的程序，至少是數季或數年起跳，只為了讓國內主要團體、企業和多數人民承擔決策的結果，至少人民可以承擔可預見的結果雛形。
華工泛指於晚清時，前赴海外工作的華人勞工以至苦力，通常是來自窮鄉僻壤的農民或漁民（特別是廣東五邑地區），被招工館等仲介公司欺騙或詐騙至海外謀生，他們會收到首期的預付薪酬，但是需要扣除一筆介紹費用、交通費用和傭金（這種做法被廣東人稱為「賣豬仔」，而招工館則又被稱為「豬仔館」。他們當中不少人因為無法返回中國，而且得不到僑居地的公民權利、無法獲得移民資格而客死異鄉。在19世紀中後期至20世紀初，由於這些出國的勞工都會簽約，稱為契約華工，俗稱為賣豬仔。販運、交易豬仔的地方名為招工館，俗稱為豬仔館，葡話叫Barracoon（音譯名巴拉坑）。澳門在19世紀時期是人口販賣中心。聖安多尼教堂與大三巴牌坊之間是豬仔館林立的地方。2006年，加拿大總理哈珀以廣州話就百多年前政府向華工徵收人頭稅道歉，並且宣佈賠償方案。在西方人發現新大陸和開拓南亞殖民地之後，他們需要大量的勞動力來開採殖民地的資源，從非洲引進黑奴。1800年代初，英國等殖民者禁止非洲奴隸貿易後，轉從印度和中國引進豬仔。賣豬仔一詞，是中國人的自嘲之稱，西方人稱「苦力」Coolie Labor。最早的「豬仔」是去南洋（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尼和泰國等地）。豬仔的本質上是契約勞工（contract labor）。契約（合同）載明工作期限和工資待遇。期限一般有三年、五年和十年等三種。待遇根據合同長短而定。十年期的「豬仔」預付安家費二十銀元，五年的十五元，三年的十三元，提供一日三餐和住宿。1849年之前，美國華人人數很少，只有區區325人，他們大多是官員，商人，也有少量學生和馬戲演員。1848年1月，美國舊金山（舊金山）發現金礦，同年3月小道消息傳開，各地淘金者蜂擁而至。1849年消息傳到中國，隨即有323個廣東人前往淘金。1849年又有450人達到舊金山，1852年有兩萬人到達。他們主要來自於廣東臺山、開平和恩平地區，比如1854年寧陽會館就接待臺山籍人8349人。雖然金礦在法律上歸美國聯邦政府所有，但當時民間金礦開採通行規矩是打樁劃界，誰有效開發，歸誰所有。1850年加州政府開始徵收每月20美元的開礦稅。1852年改徵每月3美元/人的外籍礦工稅。到1860年代，河床表面金礦大部分被淘走，唯有實力大公司才有能力繼續開採，當時礦工工資在1-3美元/天之間。淘金發財機會大大減少，一些中國人打道回府，一些人轉道去澳大利亞或加拿大溫哥華繼續淘金，一些人轉行開洗衣店和中餐館，還有一些人去修鐵路。1863年開工的橫跨美國東西海岸的鐵路工程開工，吸引了大量華工。鐵路華工月薪為30美元，食宿基本自理，鐵路公司也會提供一些生活幫助。和歐洲移民攜全家定居不同，華工前往美洲的目的是賺錢回鄉買田置產，所以85%以上為單身青壯年文盲男性，少量女性基本上作為性服務提供者存在。1862年《反苦力法》生效，不鼓勵外籍勞工入境，並向外籍勞工徵收每月2.5美元的「人頭稅」。到1870年，雖然中國人佔加州總人口比例只有8.6%，但佔勞動力的比例高達25%。到1880年，舊金山地區，華工佔總勞動力的1/3。19世紀中葉以後，社會主義傳入美國，美國工人運動蓬勃發展，要求提高工資待遇和改善工作條件的罷工活動此起彼伏。但每當歐洲移民勞工罷工，華工就「乘虛而入」。歐洲白人移民將勞工工資大幅下降歸咎於中國「苦力」，針對華工的暴行屢有發生。1882年美國國會通過《排華法案》，禁止任何華工入境（但官員、商人、學者和學生等其他人員不受影響），而且規定已經在美的中國「苦力」需要在離境前事先申請「回美證」才能返回美國，意圖減少中國「豬仔」的數量。在1900年前，到達加州的中國人高達30萬人，留下來的大約為10.7萬人。1862年美國《反苦力法》生效後，契約勞工（contract labor，又譯合同工）獲得自由，他們可以自行選擇僱主。但舊金山中國六大公司（The Chinese Six Companies，中華總會的前身）宣稱，他們早在1853年就停止輸入契約勞工，改用「信用票」制度（Credit-ticket System）。當時，從香港到美國加州需要2-3個月的海上航行時間，中途可能遭遇海盜和風暴，風險極大。而且勞務公司（中國六大公司）一般需要替赴美華工預支三筆費用：給華工父母的寬慰金（20美元左右，一般家庭選擇不要），船票（40-50美元）和路途開銷（20美元）左右。運送一名華工，成本在60-90美元之間。華工可以自由選擇僱主，只要按照合同每月償還這筆「貸款」就行。這樣的系統理論上符合美國法律。但中國放貸公司為了盡快收回成本，常會和華工的工頭勾結，讓他們每月代扣工資用於還貸，還會對華工本人和其在中國的家人採取威脅手段，脅迫盡快還貸。還款總額依還貸期的長短而不同，一般來說，華工需要為他們的美國之行付出200-300美元的代價。一些華工，選擇向親友借錢，或等待哥哥從美國寄錢回來成行。親戚帶親戚，老鄉帶老鄉，有的村莊幾乎家家有人出洋謀生，比如1877年有200多人跟隨海宴沙欄村華工李仍去了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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