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防大學出路的八卦，MOBILE01、DCARD、YOUTUBE、PTT和Yahoo名人娛樂都在討論

【命運之舞 我的時代使命 演講逐字稿】

慈庸九月，應在日台灣同鄉會的邀請，到日本演講。由於現場是慈庸說一句中文，現場再翻譯成日文，影片不是很容易觀賞，所以，慈庸請團隊製作了演講的逐字稿。逐字稿總共六千多字，有點長，但是很完整呈現了慈庸的思考與觀察。慈庸拜託大家，多多分享給還不是很認識慈庸的朋友！

小額捐款支持洪慈庸：https://goo.gl/c03KYH
按我購買青年票餐券：https://goo.gl/QCXIkk

--

命運之舞：我的時代使命演講逐字稿

一、三十一歲以前的洪慈庸

各位在日臺灣同鄉會、在日台灣婦女會、還有我們在日台灣醫生會，以及來自日本及臺灣各地的鄉親朋友午安，我是時代力量臺中第三選區立委候選人洪慈庸。

今天我來到這裡，是抱著十二萬分敬重的心情跟大家分享慈庸的心得。以前，慈庸曾經到過幾趟日本，大多是來日本觀光旅遊。但這一次十分特別，很感謝會長、以及朋友們讓慈庸有中機會與大家相見，談一談臺灣現在的現況，以及我們年輕人碰到的一些問題。

很久以前，我從來沒想過我會站在這裡，在眾人的目光之下。大家認識我，可能是因為兩年多前，我最愛的弟弟、爸媽最愛的心頭肉––洪仲丘，家裡發生了不幸的事。談及這個故事以前，請大家慢慢聽，讓慈庸慢慢說我們家的故事。

大家知道說我跟仲丘是姐弟，但是其實我們兩個是來自於不同的家庭。我出生在臺中沙鹿，因為我的爸爸媽媽沒有辦法生育，所以我跟仲丘都是領養回來的孩子。慈庸的生母總共生育了七個小孩，而我是是排行第五的女孩。仲丘算起來跟爸爸也有血緣關係。血緣上，仲丘名義上的叔叔是他的生父。或許有人會問，不是親生的孩子的你們，成長過程有什麼不同？我會說，我們在成長過程中，跟一般幸福的家庭一樣。

細漢的時陣（小時候），我在臺中后里鄉間長大，我爸爸很疼女兒，所以我很少下田幫忙農事，但弟弟仲丘就沒那麼好命，勇壯的他，十歲就要下田、開鐵牛、搬運車，粗活樣樣來。

那慈庸小時候是什麼樣子？我愛玩、調皮，不是特別愛唸書，常跟堂哥會出去玩，以前大家都住在三合院。出門玩耍時，我們最愛欺負別家小孩。想當然，其他小孩子就會跟阿嬤打小報告阿，阿嬤會懲罰我們，讓我跟堂哥在門口亭罰跪。但是，我特別搞怪，只要阿嬤不留神，我就會起身溜走。最後，阿罵凍未掉，把我綁在荔枝樹上，媽媽下班回家，看到一個小孩被綁在荔枝樹上面，又驚訝又莞爾。這可能只是兒時小插曲，但回想起來，當時的我就帶有一種不服從威權、偶而叛逆的因子。

唸書時期，我是胖女孩。大家可以看到照片（剛剛那張照片右邊），大概有到七十公斤，現在的我，大概不到五十公斤。女孩到了愛漂亮年紀，就會想穿漂亮衣服，於是我下定決心減肥，我慢慢運動、持之以恆，最後成了你們眼前的慈庸。其實，減肥就像做事一樣是種毅力，而我的個性就是，當我要做到一件事情的時候，一定非常非常的堅持，不放棄。

畢業後的慈庸很平凡，是個認真任命「朝九晚九」的一個上班族。下班後累得不成人形，就如同現在多數打拼的青年人每日的寫照。每日回家後攤在沙發上看電視、發呆、紓壓。那時的我，偶爾想也許過個幾年結婚、生兩個Baby，從此過著幸福美滿的日子。

二、三十一歲的夏天

但我們知道現實通常不是童話。在我三十一歲的夏天，我記得，我永遠都記得，那一天。二零一三年的七月四號，我弟弟仲丘凌晨，在台北的三軍總醫院過世了。他離開的時候，一句話也沒留給我們，沒有。但是，手機裡有一個很長很長的求救簡訊。前一晚，也就是七月三號那晚，很恰巧我沒帶手機上班。回家以後，已經晚上九點多，我看到媽媽打來二三十通電話。心裡不安感襲上全身，我一路從高雄北上，到台北時是凌晨兩點多。七月四號凌晨五點多時，醫生告訴媽媽，不要再折磨仲丘了，讓媽媽帶仲丘回家。當天凌晨五點多天微微光，我們放棄了急救，仲丘離開了我們，離開了這世界。

七月四號回到家後，我們完完全全不知發生什麼事。直到那一晚，我拿到了仲丘他在軍中使用的那一支留下求救簡訊的手機。在簡訊裡，他留下了很多話，留下很多讓我們感到疑惑的問題。後來，我在跟軍檢開會時，把這個簡訊及那手機交給軍事檢察官。但過了十天，軍檢並沒有回答我們對簡訊及相關的疑惑，也沒有妥善處理辦案。

在那時，曾懷抱懷孕生子過美滿家庭夢想的少女洪慈庸瞬間蒼老。那年夏天是如此寒冷，弟弟在軍中遭到不幸。而後的二十六天，台灣捲起滔天巨浪，八月三日的凱達格蘭大道，被一片雪白覆蓋。如果大家有看過媒體畫面，就會知道那被黑布掩蓋什麼都沒有，什麼都畫面都沒有，這困擾著我們，困惑了全體臺灣人民。

在那一段時間，軍事檢察屬他不願意面對問題，一直在迴避問題，的一個態度。讓全台灣的民眾，的一個心情非常的無法接受，然後讓全民的情緒非常的沸騰。雖然如此，在這個上會上面很多人提供我們幫忙跟協助。在這個過程裡面其實很多人給我們一些建議。有人會說，你們就去國防部前，抬棺撒冥紙去抗議。但是我們沒有接受這樣子的一個建議，因為我希望我們是得到一個清楚跟合理的交代。

我們想要知道，仲丘為什麼會在軍中發生這樣的事情？我只希望軍事檢察署跟國防部能清楚地調查，並告訴家屬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我面對親人逝去的傷痛，面對司法、面對媒體，其實我不想成為鎂光燈焦點，我只希望能為從此沒有辦法替自己說話的弟弟找回一個公道，但遺憾的是，我始終為能得到交代。

故事說到這裡，請容慈庸談談當時的心情。老實說，當時站在講台上的我，腦袋只有一片空白。看著台下萬頭鑽動的人潮，心頭一陣溫暖，但那悲戚難過的情緒揮之不去。當下的我，並沒有想太多，也沒有意識到，仲丘的事件成為台灣公民力量崛起的轉捩點，我沒有意識到，這會徹底改變我的人生，讓我走上一條始料未及的道路。

三、命運的質問

在仲丘離開後，夜闌人靜時，仲丘一聲一語、一顰一笑時不時地浮現在我的腦海裏面。我常常問老天：為什麼仲丘會遭遇這樣的不幸？為什麼命運選擇了他承受這種苦難？那段日子，我在消沈低落、認命接受之間反覆，而我們唯一能做的只有瘋狂工作麻痺自己，讓忙碌沖淡一切。

有時在電梯的高樓，俯視著來往的人車，我想著，人命可以縮得那麼小那麼小，我們就像螻蟻。而微小的生命如何能怎麼會想到，也許明天，命運就會做出選擇，讓悲劇降臨在某個人身上。生命是那麼短暫而無力。然而，對於命運，我們能夠做出什麼抵抗呢？這個問題，從我個人層次來說，即便吶喊、吼叫了千次萬次，永遠永遠沒有答案。

可是，如果把我擺放在台灣的歷史洪流之中，把我放在社會群體的長期演變，那麼，答案也許會有所不同。於是，我換一個角度想思考，如果把我是歷史洪流中，隨著流動的人物，如果將自己置放在這社會長期的演變之中，或許答案就會有那麼一點不同。

四、那群英勇的鬥士

仲丘的事件時，我是手無寸鐵、無能為力的老百姓，沒有資源，一開始不認識任何一位律師。但我很幸運，有一群堅強的戰友站在我身旁，他們是義務律師團的朋友，邱顯智、林峯正、顧立雄律師們，其實早在我認識他們之前，他們已經為了台灣的大大小小事情，穿梭在法庭，在社會運動現場忙進忙出。當然除了律師團的戰友外，還有無數默默地支持我的你們。

那時透過網路，我們家輾轉認識了邱顯智律師。邱律師是在這個照片裡面從右邊數過來的第三個。第一次見面時，心想這是律師嗎？他胖胖的，我去他律師事務所的時候，他才開業執業一年半。我們碰面後，聊了好一會，爸爸也和他說了仲丘的成長故事。會面最後，邱律師告訴我們三要點。

一、這個案子一定要解剖；二、這個案子不用錢；三、他這個案子他會找很多人一起來幫忙。所以最後我們這個案子在全盛的時期，大概有將近二十位律師，在幫我們做開庭，跟我們一起跑軍事檢察署。而且邱律師幫我們找來了我們台灣第一名律師，顧立雄律師。那時候我會選擇邱律師，最重要原因是因為，他雖然才執業一年半。但是他在遇到這樣的事情的時候，他沒有告訴我們，你去和解。他反而選擇了一條，最困難最艱辛的一個道路，他陪著家屬，一路的追求真相。那一路的跟政府跟我們的國防部對抗。

每日每夜，我們在各個地方討論皆下來的訴訟策略，稍有閒暇的時候，我就聽聽前輩說說過去奮戰的事蹟。這就是我的政治啟蒙課程，短促而零碎，卻字字句句打入我的心坎。一塊一塊的拼圖，補滿了三十一歲以前的空白。

如果說這個案件裡面，沒有這群律師，我想沒有那二十五萬人，沒有辦法用這二十五萬人去撼動那個冷血的政府。

五、歷史的原貌

我想問，把像我們這種個別家庭的悲劇，擺放在歷史之中，會是什麼樣子呢？

在我出生的前一年，陳文成博士離奇死於台大校園，那年，他才三十一歲。再往前推前三年，正是美麗島事件大逮捕，台灣一片風聲鶴唳。活躍於1970年代的民主運動前輩，像是林義雄先生、姚嘉文先生、許信良先生、施明德先生、呂秀蓮女士等人，通通進到了監牢，黨外民主運動一瞬間陷入了人力的真空。

大人不在了，青年被迫一夜長大。像是長期關注課鋼微調的周婉窈老師，當年是台大歷史所的研究生，投入周清玉女士增額國大代表的輔選工作。林世煜先生，政治大學政研所學生，加入了八零年代、進步、深耕等黨外雜誌編輯工作。當年不滿三十歲的他們，在黨外運動面臨斷層時，接下了民主運動的香火。沒有這些年輕人，就沒有八零年代晚期社會力量的爆發，就沒有解嚴、開放黨禁、報禁一連串的民主改革。

然而我很困惑，我問我的戰友：為什麼活在同樣的時空，我的爸爸媽媽，還有我的小時候，對於台灣島上熱血翻騰的民主運動，卻是一無所知？我的爸爸，六十五歲，我的媽媽，五十五歲，我反覆地想，爸爸媽媽成長的年代究竟怎樣的時代呢？

國民黨剛來台灣不久，用他們最血腥的方式，鎮壓了一整個世代的青年才俊。先是二二八事件，然後是1950年代的白色恐怖。成千上萬人倒臥在馬場盯的血泊之中，進了監牢，流放到綠島。

我爸媽成長的年代，就是如此的光景。但是，當時島嶼蒙上慘白的布幔，隔絕所有外界訊息。國民黨的統治神話，透過壓制與洗腦教育，傳給了上一個世代的每一個人。虛假的神話告訴我們：台灣沒有歷史，人民應該禁聲、應該遠離政治。

我發現這種傷害，一直持續到今日。但我漸漸知道，台灣這幾年的社會裡面，除了仲丘之外，到處淌著悲傷的眼淚。

當然，黑暗中仍有光亮。當時還有一批青年，遠走海外，以唐吉軻德式的精神，繼續為台灣奔走，思考行動的出路。

諸位可能都非常熟悉的王育德先生，在坐可能也有育德先生的後人，就是一個非常好的例子。他的兄長王育霖檢察官，在二二八事件殉難。隨後不久，育德先生先逃亡到香港，再輾轉到日本。他先加入廖文毅主導的台灣獨立運動。1960年，育德仙已是明治大學的講師，他與東京大學的留學生黃昭堂等人，組成了台灣青年社，發行日文版的台灣青年雙月刊。隨後，許世楷、張國興等也加入了雜誌的編輯工作。對於留學日本的台灣人來說，這是非常重要的文化啟蒙刊物，也是後來台灣青年獨立聯盟乃至於台獨聯盟的先聲。

同樣的，史明歐哩桑在1952年離開台灣，白天在「新珍味」賣麵包水餃，晚上就在頂樓蒐集資料，撰寫《台灣人四百年史》。除此之外，歐哩桑秘密籌組了台灣獨立的地下組織，台灣的許多政治案件，多是出自史明的策劃與培訓。

在海外，儘管國民黨特務環伺，青年留學生還是一點一滴進行集體的文化啟蒙，從學術上的台灣研究，到群眾性刊物的發行，這些東西，奠定了往後台灣民主運動的根基。

在台灣，彭明敏教授、謝聰敏、魏廷朝等人，也是用同樣的方式，努力思考台灣的出路，1964年完成的「台灣自救運動宣言」，他如是說：「一個堅強的運動正在台灣急速地展開著。這是台灣島上人民不願受共產黨統治，不甘心被蔣介石毀滅的自救運動，我們要迎上人民覺醒的世界潮流，摧毀蔣介石的非法政權，為建設民主自由、合理繁榮的社會而團結奮鬥。」這份宣言的精神，時至今日仍提醒台灣的民主運動者。

從這個角度來看，育德仙、史明歐哩桑、彭明敏教授等人，都是那一代苦悶的台灣青年，他們天真熱情，甚至到一種無可救藥地步。他們偶感絕望，卻不放棄希望。在台灣、在日本、在美國，憑空殺出一條血路，留給我們太多珍貴的思想資源與行動方針。

一代又一代的人，前仆後繼出來挑戰國民黨的鐵腕統治。一代又一代，那麼多的人，犧牲了生命，犧牲了青春，我們能夠說，我們沒有選擇嗎？我們能夠說，這些都是命運嗎？於是，慈庸知道了，每個人都做出了選擇，沒有一件事情是命運決定的。

六、翻騰的島嶼，台灣

2013年的夏天，島嶼的氣氛有些不同。第一次有那麼多的公民，自主走上街頭，只為爭取一個道理，爭取一個我們習以為常，卻在瞬間被銷毀殆盡的公義。

2014年的3月，國民黨想要強行通過與中國的服貿協議，再度點燃人民的怒火。更多人群，湧入了立法院周圍。原本覺得政治離我們很遠很遠的青年朋友，主動蒐集資料，向親友宣講服貿的爭議。一夕之間，台灣社會沸騰起來，好像從長年來的昏睡，突然間痛苦的甦醒過來。再不覺醒，就來不及了，這是台灣社會普遍瀰漫的氣氛。

柯文哲醫師脫下白袍，承接了這股求新、求變的期待。現在，他已經變成我們的台北市長柯文哲。上回柯市長來到台中，他說：「百年來後來看歷史，洪慈庸在歷史上扮演關鍵角色。如果沒有洪仲丘事件、太陽花學運，就沒有柯文哲。」我是覺得，柯市長把我看的太重要了，不過我明白他想要表達的意思。

慈庸認為，我們都是站在浪頭上的人。因為命運，因為歷史的機遇，我成為這股力量的承載者之一。我並不認為，洪慈庸這個人有多麼的特別，有多麼了不起。相反的，是一個個像我一樣無名的上班族、青年學生，他們才是主體，他們才是真正的洪慈庸。是社會的公民力量認可了我，把時代的任務交付給我，我才能站在這裡奮鬥下去。每一天，慈庸與民眾接觸、閱讀網友的訊息。從中讀到的不僅僅是期待，更是嚴厲的鞭策。對我來說，這就是義務，一絲一毫都不可打折扣、偷懶偷閒。

七、失落的一代，破產的政治

這個義務，這個交到我手上的東西是什麼呢？

我踏入社會十幾年來，有一個普遍感受：青年世代對自己的未來感到迷濛。從最實際的面向來講，我們的實質薪資倒退回十六年前，房價急速飆漲，高齡化的人口結構，又帶給青年世代龐大的扶養壓力。這些生計層面的問題，又與我們的政治決策息息相關。從稅務到年金改革，從勞動權益到青年的就業機會，無一不是政治空間的角力。

1980年代民主化以來，政治看似民主了，人民擁有投票權利，但僅止於如此。解嚴之後，台灣的兩黨政治迅速走向財團壟斷，世代獨佔的統治困境。這個循環是這樣的，財團資助政治人物，政治人物用浮誇的謊言騙選票，奪得政治權力，接著，兌現為經過財團認可的政策。政商的緊密連結，讓少數人的決定，得以支配台灣的走向。

我們的國家財政，任由政治人物揮霍，早已到了癌末程度。我們的土地住宅政策，放任資本的炒作，讓年輕人失去了居住的基本社會權利。我們的司法體制與人權保障，更是急速倒退回一二十年前。我們的政治解放，在投票權前止步。生存的權利、居住的權利、環境的權利，少數族群的權利，過著一個有尊嚴生活的權利，這樣簡單的要求，卻是我們遙不可及的夢。

年輕人渴望改變，卻不知從何下手。在14年以前，青年人在台灣的代議政治體制，完全找不到自己的代表。上一個世代的熟悉面孔，剝奪了青年世代的選擇。久而久之，青年失望不投票了，在政治現場自我棄守了。最終，青年從公共生活撤退，轉頭擁抱生活中短暫的小確幸。

政治的枷鎖，限制了我們的想像力，讓我們羞於表現自己，為自己的世代說話。

八、我的時代使命

如今，我們一個個醒來了，從政治的枷鎖掙脫開來了，從追求個人幸福的幻境掙脫開來了。我們沒有逃避的權力，只能務實的、勇敢的迎向前去，正面展開對決。

我們追求的，無非是一個能為人民服務的政治制度。我們追求的，無非是一個能讓大家安居樂業，勇敢追夢的公共生活。我們要的，是一個能夠聽懂人民苦痛的政治人物，我們要的，是一個能把公義放在個人私益前面的民意代表，我們要的，是一個能夠代表這個世代，代表所有勞苦大眾的政治家。

若說既有的政治體制，所謂專業的政治人物不能做到如上的要求，我們義無反顧，只能堅決、果斷的取代他們。

回顧台灣的歷史，一代一代的青年，就是在這樣惡劣的環境鍛鍊自己，團結起來，改變我們共同生存的社會。現在，棒子交到我們手上了，我們是「同期之櫻」，我們最美好的時光就是現在了，我們這個世代，無可避免的，要獻身於這塊土地，勇於承擔改變社會的責任。

慈庸今天站在這裡，向各位前輩所做報告，就是我承載的，承蒙大家託付，這樣一個歷史和命運請交代給我的任務。我們要團結在一起，要奪回屬於我們的公共生活，我們要改變我們的命運，我們更要實踐，屬於我們的時代使命。

這裡是我們生長的土地，讓我們能輕快地踏在軟沃的土地上跳舞。這裡是一片美麗的所在，只要我們挽起袖子、胼手胝足，日夜用汗水灌溉，一定會綻放最動人的鮮花，謝謝大家。

--

小額捐款支持洪慈庸：https://goo.gl/c03KYH
按我購買青年票餐券：https://goo.gl/QCXIkk

《文茜的世界週報》

【朴槿惠深陷密友干政風暴 5%支持率探底 總統密友崔順實 一手操控政策及人事任免 內政不修.外交錯亂 朴下台理由:"罄竹難書"】

一個高調炫富的女大生，可能整垮南韓有史以來首位入主青瓦台的女總統嗎？

鄭維羅，2014年9月以「騎馬特長生」被韓國名校梨花女子大學錄取，這所大學體育特招生中之前從未出現「騎馬」的項目，而且鄭維羅是先被錄取，然後才獲得仁川亞運會馬術團體金牌。她不僅被懷疑走後門入學，而且從不上課。校方接著替鄭維羅量身修改規則，課外比賽成績代替出席也可以畢業拿到學位，引發師生強烈抗議。

憤怒的大學生在學校貼滿抗議校方為討好權貴，不顧校譽的留言。鄭維羅則在臉書炫耀，自己擁有至少價值十億韓幣的馬匹，同時發文「你們這些LOSER(失敗者)要怪就怪自己父母、我家裡就是有錢 那就是實力」。

大學生持續抗議，校長崔京姬辭職，鄭維羅和母親一起前往德國避風頭。

崔順實的確頗有實力，為了栽培女兒到德國學習馬術花費20億韓圜(約5500萬台幣)，在當地置產。

媒體追查後發現鄭維羅的母親崔順實雖然從未在政府擔任過任何職務，卻是與朴瑾惠情同姊妹的閨中密友，同時家境富裕，在首爾最繁華的江南區及德國都有多處房產。崔順實去年成立兩家非營利性質的基金會，包括三星、現代、LG等企業，不到一年就捐獻900億韓圜。兩個基金會成立的目的，被外界懷疑是朴槿惠退休用途的款項，同時也作為崔順實個人的提款機。

韓劇般的情節此時在現實中上演，成立不到五年，以批判時政及調查報導著稱的JTBC電視台，該媒體的記者徐福賢據說是從垃圾堆中，翻到一台被崔順實丟棄的筆記型電腦。崔順實平板電腦裡面的資料顯示，她名下公司的高層，與現任總統(朴槿惠)有關。

10月24日25日連續兩晚，獨家揭露硬碟中44份朴槿惠的演講及聲明稿內容，顯示朴槿惠在總統大選期間以及執政後，至少數十次在演講前，先將稿件送給崔順實「審核」，其中包括部長級的人事任免、國防、外交以及和北韓的政策等，還在文件批註，朴瑾惠與日本外交官會見時，哪些問題應該微笑不答，另一些問題又該如何回應。

朴槿惠的服裝也由密友主導，掛在衣架上的這件綠色外套，由崔順實親自動手修剪治裝，11天後朴槿惠穿著它發表演說。工作室裡另外一件紅色外套，則是2014年底朴槿惠訪問大陸時的服裝。我們掌握到崔順實預先拿到朴槿惠總統的海外行程表，為她準備衣服的消息。一時之間輿論譁然，民情沸騰。

朴瑾惠的危機處理，是面無表情的發表一分半鐘談話，向國民道歉。

朴瑾惠說，「崔順實是我在過去患難時，扶持自己的朋友。總統競選期間，崔扮演的角色是關於我的公開演講或者新聞稿應該如何呈現，她表達意見和觀感。我的本意是要讓事情能處理得更周全，但無論如何，對於造成各位國民憂慮、驚訝與痛心，我感到慚愧，向我們的國家致上深深的歉意。」

道歉沒有平息民憤，反而激發韓國人的憤怒。梨花女子大學的學生繼續抗議，朴槿惠的母校，西江大學的學生會發表宣言，請「學姊不要再玷污西江的校訓」。數十多所大學貼出大字報，聲討朴槿惠和崔順實。

10月29號晚上六點，首爾市中心，數萬人燭光示威，要求總統下台。韓國全國民主工會總聯盟表示，抗議行動會一直持續進行。

南韓大學生說，民眾顯然當初做出錯誤的決定，選擇了一位錯誤的總統。我們總是會犯錯，但是假使我們不能改正錯誤的話，我們就不配稱為一個真正的國家。」

「閨密干政」的新聞轟傳國際，崔順實究竟是誰？

崔順實的父親崔太敏，用過七個名字、結過六次婚，當過僧侶、牧師、道士，甚至自稱彌勒 檀君(朝鮮開國神話的祖師爺)，1970年創立所謂「永生教」。

1974年，朴瑾惠在法國留學時，母親陸英修在光復節慶祝活動上遇刺身亡，根據朴正熙時期的中情部(KCIA)長金炯旭回憶錄，當時籍籍無名的崔太敏給朴瑾惠寄了一封慰問信，聲稱去世的第一夫人託夢讓他傳話，「媽媽不是離去，而是騰出路來開啟妳的時代」。另一位情報部部長金載圭的說法，朴槿惠本人也夢見母親向她說「一位叫崔太敏的人，會給妳很多幫忙」。

因為兩人作了同樣的夢，朴槿惠隨即召見崔太敏，讓對方成為她精神上的依靠。崔太敏先後成立「大韓救國宣教會」、「救國志工團」與「嶄新心靈志工團」，朴槿惠出任名譽總裁，崔太敏開始打著朴槿惠的名義，向各地企業要求資金。

1977年 金載圭向朴正熙舉報，指崔太敏利用職務和教派大肆斂財，但朴正熙並沒有派人深入調查，因為總統不信任自己的判斷，加上其它多重原因，1979年10月，金載圭槍殺了朴正熙。

第一位獲得普立茲新聞獎的韓國人，現任紐約時報記者CHOE SANG-HUN撰文指出，關於朴槿惠和崔太敏關係的傳聞一直困擾著她。維基解密2007年一份外交電報顯示，美國駐韓大使館曾經匯報，崔太敏「在朴槿惠的性格形成期，徹底控制了她的身體和心靈，他的孩子們也因此累積了巨額財富」。

其中有傳言甚至說，一生未婚的朴槿惠與崔太敏之間育有一子，朴槿惠對此否認。韓國《國民日報》10月30日報導，曾與崔太敏一起宣教的牧師，親自問過崔太敏兩人的關係，崔太敏回答，「朴槿惠和我是精神世界的夫妻，不是肉身上的夫妻」。

崔順實是崔太敏和他的第五任夫人所生，她在眾多子女中備受寵愛的原因，據說是繼承了父親擁有的神秘力量。崔順實首次與朴槿惠一同亮相，是在1979年，「嶄新心靈志工團」舉行的慶典活動上。崔順實當時以志工團大學生會長身分陪在朴瑾惠身邊，當時崔順實已被父親欽點為「神的接班人」。

崔順實40年前起就是朴槿惠的好友，崔順實的父親是個宗教領袖介紹兩人認識。1994年崔太敏去世後，崔順實名正言順地以崔太敏繼承人的角色，與朴槿惠成為閨中密友，朴槿惠被崔家人團團包圍，迫使朴槿惠妹妹曾向盧泰愚總統請願，希望將姊姊解救出來，親姐妹卻從此反目。

崔順實「閨蜜干政」事件爆發後，越來越多人指責朴槿惠根本已經陷入「邪教集團」的魅惑，受到崔順實的掌控，成為邪教的魁儡。

京畿道城南市市長李在明在社交網路上發文說，「統治大韓民國的，是借用了朴槿惠身體的崔太敏的魂魄」、「他（崔太敏）的魂魄通過崔順實說話」、「對於這些原始的巫師 國民瞠目結舌，不禁讓人想起世越號的304名犧牲者，以及總統對北韓崩潰論毫無根據的盲信，諸多只能視為囈語的發言和無法理解的行動。朴總統下臺的理由罄竹難書。」

【#沈旭暉隨緣家書】國際線新力軍：張崑陽，與HKIAD的前世今生

不少人認識張崑陽（Sunny），都是這幾個月的事。作為一個在何韻詩、黃之鋒身旁的香港學生，偶爾接受一下傳媒訪問，鎂光燈本來不會落在他身上。但國際線畢竟需要專業知識，慢慢下來，科班出身的Sunny找到自己的位置，傳媒也找到了他。說起來，我認識Sunny，卻是出乎大家意料的久遠：大概是他的中三時代，到他學校演講，然後一直保持聯絡，由他升讀浸大、到轉讀港大、到今天成了民間外交先鋒，他多少都有跟我談。原因很簡單：他真心從小到大，就對國際關係有興趣；雖然我們表面上有年齡和社會身份的鴻溝，但總算沒有太大代溝，一切也能清心之說。他笑說擔心外界知道我們的交往後，會連累我的前途，我都是說「大家咁話」。而Sunny的故事，正是無數個政府難以理解的新一代案例，無論是否認同他的理念、做法，上一代看過這訪問，起碼會得出一個結論：時代變了。

HKIAD：沒有大台，只有平台

「關於怎樣走這條路，是因為這是一場沒有大台的運動，需要在學界重新審視自己的位置。早幾年有這個想法，是學界本身有資源人脈，外國政客見學生也會較容易，並很欣賞聽到一些學生年輕人的聲音，更容易說之以理及動之以情。香港的學生，有這個資源及本錢去做這個遊說工作。」Sunny說的「資源」，部份源自近來的眾籌；至於「本錢」，自然是我們一直忽略的Hong Kong Diasporic Community，這個想當寶貴的國際網絡：「香港是一個國際都會，反送中一役，更加揭露了香港本身背後的政經網絡底下，都是有一個國際社會的支持才這麼蓬勃。無論是1992年的美國—香港政策法，還是80年代的中英聯合聲明，其實都確立了香港的自治，亦早於主權移交前已經有國際社會承認，那香港更早於中國成為世界貿易組織的成員。很有趣地曾經見過在香港的澳洲領事，他們會跟我說澳洲政府官方極看重與香港的關係，在澳洲政府的記載中，香港與澳洲已經結交了二百年，比中國建國和我們所說香港開埠百多年還要久，由此可見，香港跟其他地方的歷史淵源，的確比我們想像中還要深。」

他一直修讀國際關係相關學科，也一直希望學以致用。「整件事是，香港要玩國際牌，其實不應只是面向某一個地區。那所以在這情況下，反送中是將香港推向一個歷史上前所未見的高位，那我就覺得，學界可以嘗試做一個民間外交，國際遊說的工作。」然而在這個無大台大氣候之下，Sunny要「代表」香港學界到國際社會，這個「代表」機制，難免在網絡社會受到質疑。「我們代表團HKIAD，有全香港所有大學學生會及演藝學院的代表，總共12個學生會在這裡，有充足代表性。那當然也有一些問題，例如當每個學生會要選兩人時，如果學生會沒有莊的時候，像這屆學生會的情況，就會由該大學學生評議會去投票委任一些人去過，透過授權去代表；同一時間，我們也有公開招募，讓一班有興趣國際工作的大學生一齊加入我們團隊做研究。」

說到底，無大台、也要有統籌，HKIAD真正成名，除了海外工作，還有本地集會。「我們已經做了的是8月16日的晚會，有六萬人參與，與攬炒團隊合辦的『英美港盟，主權在民』的晚會，號召英美支持。和剛過去的感恩節晚會，也有10萬人參與，我們還邀請了一眾參議員拍片昨晚會播放，與港人同行慶祝。」

很多人幻想，他們可以周遊列國，應該是優差，北京文宣自然也會按這思路演繹。但Sunny說箇中辛酸，不足為外人道。「我們在過去的90日拜訪了7個地方，包括英國、美國、澳洲、德國、歐盟、聯合國、台灣，當中英國美國澳洲德國，都已經先後去了兩次，保持遊說。其實每天要開六、七個會，只能麵包充飢，沒有任何私人時間，晚上還要做文宣，怎會是旅遊？見到為何我們可以擴展至這個規模，是因為你可以看到一些傳統的泛民前輩的遊說工作集中在英美，近年開拓了台灣日本，但其實整個自由世界體系，還有很多國家值得連繫，無論是澳洲、德國，過去也是比較少人做的。我們這次也有做歐盟及聯合國，未來會擴展其他國家如加拿大及南韓戰線。」

「天下圍中」：當大中華論述、本土主義和國際關係融合

這樣發展下去，香港的國際潛能肯定會被急速釋放，特別是在新一代當中，沒有了以往的一切枷鎖和包袱，未來發展會是驚人的，但難免捲入更前線的中國外交，Sunny也直認不諱。「是的，我們長遠的目標，正是形成一個『天下圍中』包圍中國的策略，自由世界對抗威權中國。『天下圍中』，是我刻意用的概念。」為什麼他這樣想？說起來，他看過很多書，除了我們在國際關係的研究、本土派的文章，還有「大中華派」的陳冠中。

「早在10年前，陳冠中已經警告中國天朝主義復辟，天朝主義的的核心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這種古代天下的思想，夾雜著現代帝國的想像，隨習近平在位已經愈變普及，加上近年官方意識形態中國夢的崛起，好多人擔憂中國崛起，會衝擊全球自由秩序。美國副總統彭斯曾經提及，中國天朝主義崛起，對世界帶來的危害。但我們相信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不能夠讓中國壟斷對天下的想像。他們越是希望復辟屬於中華秩序的封建天下，我們更要努力讓中國感受自由秩序的天下是何樣。如果它的天下是叫人卑躬屈膝，我們就用文明自由的天下包圍它。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

以上理論框架，對不少前輩而言既熟悉又陌生，因為我們依然看到一絲大中華情懷，但出發點純然是香港本土的。然而關於國際形勢的分析，Sunny的觀點就主流得多：「由於地緣政治急劇變化，中美貿易戰底下，全球自由世界反威權中國包圍網逐漸形成，所以我們亦都是希望用我們學界自己的身份出一分力，去這些地方，首先喚起中國威脅日益龐大，長遠是會憾動，甚至推翻過去由二戰開始建立的一種自由世界體系。這對整個自由世界每一個地方的民主自由價值，都被中國模式衝擊和蠶食的時候，這不是一件好事。其實，近年許多國家都開始意識到是有問題，例如澳洲在2018年有反外國干預法。美國國防部在剛剛出版的印太戰略報告中，亦破天荒首次將香港納入其中，說明香港的長治久安，是美國在印太地區維持利益的其中一項條件。很多人都開始意識到中國銳實力的問題在哪裡。那其實我們持續提出香港問題是，乘着國際大勢去做的，將香港問題國際化，我們就很有可能找到新出路。」

上一代經常假定，香港沒有了中國，就什麼都不是。對此我強烈不贊同，不用說他更不贊同：「我們最重要做的，是有關香港價值在於哪裡。我會和全世界說香港依然布其獨特性，共產黨很想取代香港，但其實在可預見的將來，仍難以取代香港的國際金融地位，這就是香港獨特之處。香港現在是人民幣離岸中心，香港的資本帳是自由流動，也沒有匯率控制，中國還是要依靠香港這個單一的窗口去換人民幣，或者國際貨幣兌換成人民幣也要透過香港。沒有一個地方可以做到這件事，也沒有一個地方能取代香港的角色。你有沒有一條《美國上海政策法》？現實主義上，為何中國的經濟及一些敏感科技仍要透過香港作為自由港等等，其實並非真的是每一個議員都知，也不要期待全世界每一個議員都知，很多人關心香港是由這個夏天才開始，那沒可能那麼快去理解那麼深，所以要有一股力量去闡述香港的獨特性及為何要幫香港，這是重要的。」

美國立法之後，策略篇

美國立法後，Sunny覺得只是開始，他的藍圖，想當宏大。「其他國家如英國，本身有樣東西叫《馬格尼茨法》，其實是制裁一些侵害人權的人，凍結資產不讓其入境。現在那條《香港人權民主法案》是在參考這條《馬格尼茨法》，美國和加拿大已經有了。那當我們去其他國家如英國、德國、歐盟、澳洲，我們不停建議他們立這一條《馬格尼茨法》。我們明白並不需要真的有一條例如名為《香港人權民主法案》的澳洲版，因為不是每個國家都夠膽如美國那樣做，開宗明義叫做什麼什麼法案，對他們來說有點奇怪，不是所有國家傳統在外交政策上，會和美國一樣比較敢作敢為。另一方面是美國本身有條1992年的《美國香港政策法》，所以他們順理成章有條關於香港的法是相對較易的，但其他國家不是，所以我們會建議鼓勵他們促進去推行《馬格尼茨法》，會比較有用。」

另一條戰線，自然是前宗主國英國，那裏的有心人也很多。「那英國方面，我們會爭取BNO平權，結果挺鼓舞，我們9月見了一次彭定康，彭定康用英國上議院議員的身份，問我們有什麼可以直接幫到忙，我們就說要BNO平權。平權不代表要直接成為英國公民BC，但可以爭取BNO持有人能否縮短取得工作簽證的年期，本來BNO持有人是不能的，現在見的那些議員都支持我們，但彭定康很好地在上議院提出聯署，有很多人簽了名支持BNO有更大權，是一件好事。同時我們問能否通過《馬格尼茨法》，我們留意到彭定康在上議院有特別去說在九月時見了一批學生，即是我們，提出應該支持我們，BNO應該有更多權，甚至呼籲英聯邦給予香港人第二國籍。英國外相早三四個星期前，都開始說脫歐後可以立《馬格尼茨法》，之前是沒有的。不是說直接與我們有關，但有了的話整件事就會好很多，因為純粹針對香港官員，有一條《馬格尼茨法》是可以凍結他們的資產，可能比美國針對香港官員，因為香港官員的資產通常都不是在美國、而是在英國。」

世界香港人網絡：何時才有自己的FAPA？

根據基本法，香港有外事權、沒有外交權，無數擁有國際視野的新一代，苦無發揮機會，除非是加入共產黨。但到了Sunny一代，反正豁了出去，卻海闊天空，我即時想到的，就是台灣的FAPA（台灣人公共事務委員會）。「是的，我個人會比較參考FAPA的先例。台灣新一代在美國國會的遊說工作，早在1980年代便已開始，我們的起步算比較慢，長遠我們有這些組織平台，可以將香港人的聲音持之以恆帶去國際社會，並且最緊要的是影響當地的政治，令他們關心香港。比如FAPA 到今時今日，在美國很多不同州份都有分部，其實這已經很深刻地動搖了美國的一些政策，及對一些對台方針策略，這與他們持之以恆、日以繼夜、夜以繼日的一些揼石仔工作去做，所以香港人外交可以玩這張牌。」

不少人認為，「攬炒後重生」只是一廂情願的幻想，但放在國際線，卻是實實在在的夢。「反送中運動是抱着一個endgame的心態，一個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的態度去作戰，這是真的。但同時你知道反送中不會是這場戰爭的終點，只是揭示了未來十年會有更多更多類似的社會運動，只是一個起點。究竟國際社會在未來可否令香港人在談判桌上不再變是只有英國和中國談判，而是香港人也有一席位有話語權，也是需要有國際社會的長期對香港的監察，如一國兩制及《中英聯合聲明》，在全世界不同的地方也有支持香港人的分部，或者我們強大的離散族群，是相當重要，可以動搖到，甚至直接令香港未來會好點。」

這樣的歷史，香港人比較陌生，但國際先例其實不少：「參考台灣民主化歷史，台灣在美麗島事件後，在美國是有很多當地的遊說，試過收集二萬美國人的簽名到美國國會，希望他們關注美麗島事件，因為政府正在打壓政治犯如施明德，這也開啟了美國關心台灣的政治議程。加上，江南案也引致了美國朝野不滿，這也開啟了往後美國持之以恆對國民黨施以壓力，最終因這些外國因素，令國民黨的軍政府放棄戒嚴及令台灣走上民主化，這也是台灣人早在七八十年代便做國際工作，很成功地遊說美國的議員，是十分有用的。」

除了台灣，他的視野還有新疆、西藏：「我覺得香港現在正參考他們，所以接下來這條法案對香港是十分重要，但仍要想一些很全面的佈署，令香港人及商界遊說那些議員，做到由社會包圍民間，可以借助一些如NBA事件來令美國人支持香港。如果美國人支持香港，他們作為選民，可能是議員及參議員最關注的，由他們多說幾句，比由香港人自己孤軍作戰要有效。所以如何連結這個世界，連結更多受壓迫的人，例如連同維吾爾族、西藏人，去展現我們的聲音，我們的團結，是十分重要，也更能推動我們的政治議程，向世界證明香港值得他們注視，是一個對抗威權中國的前哨，是需要國際社會的幫助，這是我的想法。」

整場運動其中一個最大收穫，就是大大強化了香港人的身份認同，而且在全球層面，這份認同只會更大。香港人還有沒有未來，就要看這identity能否成為猶太人那樣強大的力量了。「未來在全球建立屬於香港人的網絡是尤關重要的，例如我們可以用港人的資金在著名的大學設立香港研究所，定期讓他們出產關於香港的學術作品，引起香港在學術界的關注。例如學界，我們亦能夠設立基金，讓香港的大學生在華盛頓的頂級智庫實習或做議院助理，學習如何做國際游說，了解美國政治板塊丶公共政策的制定程序和累積人脈。訓練我們第一代的外交官，假以時日，當我們再一次進入全球政治議程時，我們就能夠一口氣動用我們多年累積的人物和力量all in，令世界一起討論香港的前途。」

後記：犧牲，說沒有？

曾經聽Sunny說，游說過程中，有聲淚俱下的場面，他笑說不願多談，但對各國政客的內部角力，已經可以如數家珍。但鮮為人知的，其實是在平行時空，他會是政府官員：「本來暑假有政府經貿辦的暑期實習offer，整個港大得兩個名額，還要我不是讀商科出身，但他也取錄了我，而這是我讀國際關係求職的一大心願。但這場運動眾人的犧牲，令我們不得不多走前一步，否則就是對不起自己良心對不起其他的手足。所以我放棄了這份實習機會全力去愛做好國際游說工作。當時有過掙扎，知道我現在選擇的路有機會，令我整個人生截然不同，但既然已經有這麼多人犧牲了，自己我認為我們沒有任何藉口站出來，況且我的犠牲跟其他人也沒法比，所以該做就做吧。該做的事，天打雷劈都要做。」

事實上，豁出去後，他的learning curve是幾何級數的提升，由當初他問我「怎樣游說美國出兵香港」的天真爛漫，到了現在產生了大量充滿長遠思考的策略建議，反過來，也令我不斷學習。月前美國法案還未通過，他很焦慮，讓我安排了一個座談會，重點不是座談會本身，而是他神秘兮兮的跟我說：「可唔可以帶多個人黎。」有人有真相，果然郎才女貌。我很好奇：前一陣子還說單身，然後一直在海外游說，怎樣開始？於是，Sunny回復中三時的一臉靦腆，相當可愛，回應就不分享了。

明報星期日，2019年12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