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嵩 兒子的八卦，Yahoo名人娛樂都在討論

海瑞：方是性格 圓是智慧｜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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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人海瑞，自號「剛峰」，這兩個字形象地道出了他剛直不阿的性格。只要是看不過眼的事，不僅貪官污吏他敢參奏，就算是黃帝老子他也照罵不誤。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二月，海瑞以六品的芝麻官職向嘉靖皇帝呈上了《直言天下第一事疏》，他慷慨激昂地寫道：「嘉者，家也；靖者，淨也。嘉靖嘉靖，家家淨也！」氣得皇帝直哆嗦。在歷史上，一個忠直之士，倘若又難逢明主，那他能活下來的機會十分渺茫，而海瑞卻是個例外，儘管他一生也並不順利，但卻得以善終，推究起來，在他恪守方的性格背後，也不缺乏圓的智慧。

海瑞於公元1514年出生於海南瓊山一個貧窮的家庭中，3歲時便沒了父親，母親一個人擔負起了養育和教育他的責任。海瑞的母親和當年的孟母一樣，對孩子的教育極為重視，從海瑞幼年起便讓他讀《孝經》、《尚書》、《中庸》等聖賢書，小海瑞也渴望像其他孩子一樣玩耍嬉戲，但只要冒出玩耍的念頭，就會遭到母親義正詞嚴的一通教育，「有戲謔，必嚴詞正色誨之」。由此也形成了海瑞正統、剛直的性格。只是這樣的性格在他初入官場時便遭遇了挫折。

海瑞擔任的第一份公職是福建南平的教諭，相當於現在的縣教育局局長，那時他已經四十歲了。有一次，延平府的御史到南平縣視察工作，照例要往孔廟行香朝典，海瑞帶著兩名教官早早在廟堂迎候。在當時的官場上，下級迎接上級，一般都要行跪拜之禮，所以當御史大人進門後，隨同的兩位教官都跪地相迎，可海瑞卻站著，只是略略作揖而已。三個人的反差非常鮮明，兩邊伏地彎弓，中間一桿高聳，儼然一個筆架——海瑞自此便留下了「筆架博士」的雅號。御史大人走南闖北，顯然沒有見過這麼不懂規矩的人，大為震怒，訓斥海瑞不懂禮節。海瑞不卑不亢地回答說：「到御史您所在的衙門裡，當行部屬禮儀，這個學堂，是老師教育學生的地方，不應屈身行禮。」碰到這麼一個既死板又較真的下屬，御史大人雖然怒髮衝冠，卻也無可奈何。不過誠如詩人陸游所說：「汝果欲學詩，功夫在詩外。」在學校之外的地方找海瑞的茬兒，御史大人還是多的是辦法。他處處使絆子，事事下套子，左支右絀，弄得海瑞狼狽不堪。海瑞一氣之下，就寫了辭職報告，撂挑子不乾了。好友朱鎮山聽說了，趕緊勸他，千萬不可因為爭一跪之禮擅自離職，四十歲才弄個公務員身份不容易，遇到小小挫折就負氣而走，經不起磨礪，還怎麼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呢。

這件事給海瑞上了很好的一課，要在風氣惡濁的官場混，單憑一股正直忠勇之氣是遠遠不夠的，還得開動腦筋，以智取勝。

開了竅之後的海瑞，很快就把這一思想活學活用到了現實之中。海瑞升任浙江淳安縣知縣，有一天，總督胡宗憲的兒子路過此地，接待人員按海瑞規定的標準為其提供食宿，這與一路走來遠接高迎、大吃大喝外加紅包的風光大相逕庭，胡公子一怒之下把負責接待的驛吏捆綁倒掛起來，鞭打訓斥。海瑞得知消息，馬上帶人把這個氣焰囂張的胡公子抓了起來，然後面容嚴肅地對眾人說：「胡總督為官堂堂正正，他一直教育屬下不要鋪張浪費。現在這個人行裝奢侈，一定不是胡總督的兒子。」下令將他胖揍一頓，關進大牢，並沒收了他搜刮來的數千兩銀子，充入國庫。之後，他又提筆給胡總督寫了一封信，說您向來最重操守，對子女以及身邊的人看管得很嚴，現在有這麼一個人竟然敢冒充您的公子，在這裡混吃混喝，胡作非為，我已經把他拿下，想跟您核對一下，並請求指示。弄得胡總督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只得打掉牙往肚裡咽，不了了之。

又有一次，都御史鄢懋卿下基層視察，他可是大奸臣嚴嵩手中的紅人，沿途官吏們自然不能錯過這個高攀的機會，紛紛破格接待，只要領導高興，花多少錢是不在乎的。鄢御史長年搞紀檢工作，對官場風氣自然爛熟於胸，為顯清廉，他發出告示說：「本官素性簡樸，不喜承迎。沿途飲食供帳，都應儉樸為尚，毋得過為華奢，侵擾百姓。」話雖這麼說，可鄢御史的大隊車馬所到之處，無不呈風捲殘雲之勢。眼見就要到淳安縣了，海瑞心裡也很著急。淳安財政緊張，根本拿不出那麼多錢來，倘若只搞個四菜一湯來接待，肯定脫不了怠慢之嫌。思慮良久，海瑞計上心來，他又修書一封，派人快馬送給鄢御史。信上說：您是天下第一廉官，過州過府，輕車簡從，從不增加地方負擔。但現在有些人專門敗壞您的名聲，說您每到一地「各處皆有酒席，每席費銀三四百兩，供帳極華麗，就是溺器也用銀器之具」。這把我搞糊塗了，究竟哪個是真，哪個是假，請您明示，我好做準備接待。一席話像是打了鄢御史一記火辣辣的耳光，作不得聲，還不得不對傳言解釋一番，又表揚了海瑞幾句，只是他為了圖耳根清淨，乾脆藉口公幹，繞道而行，惹不起，還是躲得起的。

正直的操守，倘若沒有圓潤的智慧，海瑞不要說烏紗帽，恐怕幾個頭也不夠殺的了。就像他大罵皇帝的上疏，儘管他抬著棺材上諫，做好了必死的準備，其實他在奏疏中，還是頗費了一番腦筋的。開頭，他大唱讚歌，猛灌迷藥：「陛下天質英斷，睿識絕人，可成堯舜禹……」雲雲，後面的話雖然刺激了些，但說的還是入情入理，嘉靖皇帝開始有些臉紅耳熱，直呼把他給我抓起來，之後還是把奏疏看了好幾遍，一會兒嘆息，一會兒搖頭，忍不住對身邊人說：「海瑞這個人像比干那樣的忠烈，我卻不是商紂王，我不會殺他！」

以海瑞直來直去的性格，他是反對彎彎繞的所謂官場謀略之術的，但再有稜角的石頭，也禁不住溪水的打磨，只不過海瑞的圓潤，從未失去剛直的內心。那一段段至今讓人蕩氣迴腸的軼事，讓他「海青天」的光環格外熠熠生輝。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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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官員工資低：海瑞買不起房 帶著老母親租住民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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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開周
　　　　
很遺憾沒生在明朝，因為明朝房價是很低的。不信您看《金瓶梅》，西門慶的朋友常峙節買房，「門面兩間，二層，大小四間，只要三十五兩銀子。」當時一個姓溫的秀才給西門慶當師爺，包吃包住，逢年過節發紅包，每月還能拿到三兩銀子的工資。假設這個溫秀才不亂花錢的話，攢一年工資，就夠買一幢兩層小樓了。

《金瓶梅》是小說，說服力不是很強，我們找說服力強的例子：崇禎五年，安徽省休寧縣居民金運出售雙層樓房一幢，上下五間，佔地一分，賣價30兩銀子（《中國歷代契約會編考釋》第972頁）。崇禎十三年，北京市崇文門大街居民傅尚志出售四合院一座，五間房，帶門面，一分為二，賣給兩個買主，總共要價56兩銀子（《中國歷代契約會編考釋》第996-998頁）。由此可見，至少在崇禎年間，只需要花幾十兩銀子就能買一幢小樓或者一處小型四合院。
　　
其實整個明朝房價都不高。以成化年間為例，跟朱元璋有血緣關係的親王、郡王和奉國將軍們，都能享受到免費分房的福利，如果國家沒有房子可分，就直接撥給他們買房的錢。撥多少，有定例：親王應該住超級豪宅，撥給他上千兩；郡王應該住豪宅，撥給他幾百兩；那些縣主、縣君、中尉、鄉君之流，跟皇帝的血緣關係七彎八繞越來越遠，只能住一般的房，每人撥給幾十兩，即便如此，皇親國戚所購住房的最低標準肯定在小康以上。換句話說，砸幾十兩銀子出去，絕對夠當時一戶普通家庭解決住房問題。
　　
幾十兩銀子是多少錢呢？我們可以從兩個角度分析，一是物價，二是收入。
　　
明朝中後期的物價，除了李自成起義那些年，相對穩定，像大米，從嘉靖初年到崇禎初年，零售價一直穩定每石0.5兩上下。那時候，一石大米重80公斤，現在售價400元左右，由此估算，當時一兩銀子的購買力相當於人民幣800元，幾十兩銀子也就是幾萬塊錢。
　　
在整個明朝，勞動力都不值錢，清官海瑞在江南做官時，僱傭民工興修水利，努力往高裡發工資，每人每天也不過0.02兩銀子，月薪只有0.6兩；萬曆時北京地區工價高一些，「每日每人工食銀五分」，日薪0.05兩，月薪是1.5兩。所以可以這樣說：明朝體力勞動者月薪在1兩左右。那麼幾十兩銀子也就是一個普通工人幾年的薪水。
　　
現在可以得出一個小結論：在明朝買一套普通戶型的房產，只需要幾萬塊錢存款，或者一個普通工人幾年的收入。
　　
奇怪的是，明朝房價雖然如此之低，那個著名的清官海瑞還是花了很長時間才買上房子。
　　
我讀過海瑞年譜，此人41歲當縣教育局副局長（南平教諭），46歲當縣長（淳安知縣），52歲進財政部當副處長（戶部雲南司主事），57歲當監察部副部長（右僉都御史）兼江蘇省省長（應天巡撫），到58歲那年提前退休，才去海南老家買了一套房子。
　　
在買房之前，海瑞沒有分過任何一套福利房，更沒有動用職權強佔或者低價購買過任何一套經濟適用房。當地方官的時候，他帶著老母親住機關大院；進京工作之後，他帶著老母親租住民房。他一生當中，只買過這一次房。這可以解釋為物慾不強、容易知足，可他為什麼還買得那麼晚呢？早買幾年，讓老母親早一天住在裡面，多享幾天福豈不更好？照我看，不是海瑞作秀，是他早先根本買不起。
　　
他買不起房，原因有三：
　　
一、明朝官員工資低。
　　
譬如海瑞當縣長那會兒，年薪只有60石老白米，完了還要打折，本來該發新米的，發成黴米；本來該發糧食的，發成布匹；本來該足額發放的，打七折。這在明朝叫做「折色」，是各級公務員領工資時都要面對的變態現象。我們退一步，假定朝廷優待海瑞，對其工資不予「折色」，一年無非也就這60石大米，全部賣成錢，撐死了30兩銀子，夠買房嗎？有困難，因為海瑞不可能一年到頭不花錢。
　　
二、海瑞一家開支大。
　　
海瑞是清官，貨真價實，無可挑剔，但清官未必不納妾。他一生中，結過3次婚，納過3回妾，大小老婆加一塊兒至少6個，有過兩個兒子和3個女兒，再加一個非常長壽非常抗折騰的老母親，另外還有丫鬟僕人若干，掰指頭數一數，至少也有十幾口人。這一大家子，全指海瑞一個人的工資，能不欠債就不錯了，攢錢是絕對攢不住的。
　　
三、最關鍵的原因，海瑞不貪污。
　　
跟海瑞同時代的官員，工資比他低、開銷比他大的人有很多，但是，偏偏人家能攢住錢，能早早買上房，能錦衣玉食醉生夢死。為何？他們貪，海瑞不貪。
　　
舉個典型的貪官例子：嚴嵩。他是內閣首輔，一品大員，烏紗帽比海瑞大，工資比海瑞高，不過再高也高不到哪兒去，按照明朝的工資制度，他一年最多能領到1044石的薪水。即使不「折色」，也就8萬多公斤大米，折成人民幣不過40萬元。嚴嵩秉政20年，假設他不花一分錢，拿到工資就存起來，才有多少？無論如何不會上千萬吧？可是嘉靖四十一年江西巡按奉旨查抄嚴嵩家產，搜出了價值222萬兩銀子的財產，折合人民幣大約18個億！這還不算完，他僅在江西一省就有36處別墅！他們嚴家名下居然擁有房屋6600間、土地27000畝！
　　
跟海瑞同時代的另一位權臣、後來被歌頌為「鐵血宰相」的改革家張居正，年薪與嚴嵩等同，在職時攫取的非法收入也不在少數。萬曆十年朝廷派人抄他的家，搜出了金銀珍寶不計其數，據說，當時查抄家產的太監給張居正位於北京的住房估了估價，認為能賣到10670兩。按購買力計算，至少折合8000萬人民幣；如果從收入角度分析，當時一個賣力氣掙飯吃的農民工永遠不休息地乾下去，需要攢上900年工資，才能買起張居正的豪宅。
　　
但是要買海瑞的房子，就容易多了——海瑞58歲那年從省長任上提前退休然後去海南買房，總共花了120兩銀子。就當時普通戶型的房價而言，也算得上是好房子，讓一個農民工去買，不吃不喝只需要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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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 #中國歷史 #明朝 #海瑞

大海盜王直之死：坐小轎子上刑場 罪名竟是叛國｜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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臘月二十五，還有五天就要過年了，杭州城卻突然戒嚴，十分肅殺。

這一天，嘉靖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公元1560年年初），官巷口外設了法場。

今天的死囚十分特殊：他不僅沒有慣常死囚那種被嚴刑拷打後的行走艱難，而且居然還是用小轎子抬到刑場上的。轎子來到了法場，死囚才知道今日走到了人生的盡頭。臨刑之前，他希望能與兒子再見一面。衙役們將他的兒子帶到面前，父子兩人抱頭而哭，死囚將一支金簪交給兒子，嘆息道：「沒想到要死在這裡了！」說完伸頸受刃。

這位死囚，就是大名鼎鼎的「淨海王」、橫行大洋的「倭寇」大首領王直。

鋼刀橫空，碧血四濺，一個時代在這道駭人的刀光中終結——那就是王直已經建立的海洋帝國。

誘殺陷阱

經歷過大風大浪的王直，還是天真地小看了官府的背信棄義能力。在複雜的官場鬥爭面前，胡宗憲只好拿王直作為投名狀來洗刷自己……

王直人頭落地的不遠處，總督衙門內，作為抗倭前線的最高領導人，總督胡宗憲很清楚，處決王直只能令「倭患」更為惡化。在王直被監禁的兩年內，胡宗憲竭盡全力向中央上書，希望能免王直一死，並放寬海禁，從根本上解決「倭患」。但在殘酷的官場鬥爭中，他的建議很快被政敵們當做把柄。有關他收受了王直巨額賄賂的傳言開始可怕地流傳，令胡宗憲這位麾下擁有戚繼光、俞大猷等良將的統帥，也望而卻步。在一個崇尚空談、爾虞我詐的體制中，一個實幹者如果要保住自己，首先就只能韜光養晦、夾緊尾巴。

令總督胡宗憲畏懼於人言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他與這位「海賊王」王直居然是老鄉。胡宗憲是績溪人，王直是歙縣人，都屬於徽州。這種老鄉關係令胡宗憲贏得了王直的信任，得以實現「誘捕」王直的「壯舉」，「老鄉騙老鄉」也依然是「兩眼淚汪汪」。

嘉靖三十三年（1554），42歲的胡宗憲被任命為浙江巡按監察御史，一個正七品的小幹部。而當時，他的老鄉王直，已經在東海之上稱王兩年，自號「淨海王」及「徽王」，以日本平戶港為基地，部眾數十萬，戰船無數，控制三十六島的「島夷」，勢力遍及日本及東南亞，是不折不扣的海上霸主，及「倭寇」的總後台。

當時，浙江官場壓倒一切的中心工作，就是「抗倭」。總督張經、巡撫李天寵之外，朝廷還派來了工部右侍郎趙文華督察沿海軍務。趙文華是嚴嵩的義子，背景深，關係硬，他與總督張經、巡撫李天寵關係都不好，工作能力本來就很強的胡宗憲因緣際會，就成了趙文華的親信。

在趙文華的保駕護航下，胡宗憲官符如火，不久就被破格提拔為正四品的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接替巡撫差使。隨後，又升任正三品的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僉都御史，接任總督，從一個中央機關下派的小幹部，一躍而為肩負抗倭重擔的封疆大吏。

上任不久，面對抗倭的僵局，胡宗憲祭出了在山東任職時的「剿撫兼用」手段，在用軍事力量進行攻擊之外，開始運用「外交」手腕，「攻謀為上，角力為下」。他清晰地認識到，「首倭而作亂者，徽人王直也」，「其餘皆鼠輩，毋足慮。」「要須誘而出之，使虎失負隅之勢，乃可成擒耳。」

他派遣了蔣洲、陳可願兩人到日本「宣諭」，向王直傳遞自己的善意：王直的老母和妻兒已經從金華的監獄中釋放，安置在杭州，生活過得十分不錯；王直如果能夠回到偉大祖國，則可以保證他的生命安全。

經過兩年多耐心細緻的思想工作，王直同意接受招安。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十月初，王直率千餘名「驍勇之倭」，乘戰船來到了岑港（舟山群島）。

經再三的猶豫、尤其是官方答應派出指揮夏正作為人質之後，他決定接受胡宗憲的邀請，上岸談判，此時已經是十一月。這位「徽王」率兩名助手葉宗滿、王汝賢離船上岸，受到胡宗憲的熱烈歡迎，勁敵兼老鄉觥籌交錯、推杯換盞，儼然是「渡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胡宗憲偕王直回省城杭州，「設供帳，備使令，命兩司更相宴之。直每出入，乘金碧輿，居諸司首，無少遜避，自以為榮。」

但此時，胡宗憲的政敵、浙江巡按使王本固橫插一槓。次年正月二十五日，在王本固的堅持下，王直被捕入獄，關押在按察司獄。

胡宗憲在政治上的起家，靠的是浙江督撫們與中央特派員之間的矛盾。如今，作為方面大員，他自己也陷於這種權力鬥爭遊戲，只能徒喚無奈。胡宗憲倒是真心想招安王直，以利用他的力量平定海疆。胡宗憲上疏請求皇帝赦免，但「其後議論洶洶，遂不敢堅請」。王本固甚至上書彈劾胡宗憲，而京城已經開始傳言，說胡宗憲收了王直集團的高達數十萬兩白銀的巨額賄賂。眾口鑠金之下，胡宗憲「大懼」，只好附和大多數人的意見。

王直雖然入獄，但其所部力量很大，在為王直報仇的名義下，他們開始四處出擊。明帝國做了兩手準備，一方面繼續監禁王直，並不釋放，另一方面則給予其特殊禮遇，形同軟禁。

如此拖延了兩年之久，中央才最後下決心處決王直，罪名卻不是海盜，而是「叛國」，在以聖旨名義下達的判決書中，指責王直「背華勾夷，罪逆深重」——儘管王直並非聽命於日本人，而是日本人聽命於他。

令後人唏噓的是，王直既不認為自己就是「倭寇」，更不認為自己是「叛逆」。他在獄中寫了一份《自明疏》，認為自己只不過是「覓利商海，賣貨浙福，與人同利，為國捍邊」，不僅「絕無勾引黨賊侵擾事情」，而且，「陳悃報國，以靖邊疆，以弭群凶」。除了詳細開列自己「為國捍邊」的種種事蹟之外，還提出應開放海禁，才是令「倭奴不得復為跋扈」的上策。

第一桶金

在明朝慷慨的「厚往薄來」政策下，足利義滿每派出一次朝貢船隊，就能獲利20萬貫左右，這成為日本「最重要的財政收入來源」。

沒有確切的史料記載王直出生年月，但據胡宗憲的幕僚謝顧日後在回憶錄中說，王直在下海經商前，曾經問其母親：「生兒時有異兆否？」其母答道：「生汝之夕，夢大星入懷，傍有峨冠者，詫曰：此弧矢星也。已而大雪，草木皆冰。」

王直聽了，欣喜地認為：「天星入懷非凡胎，草木冰者，兵象也。天將命我以武勝乎？」

根據謝顧的記載，王直「少落魄，有任俠氣，及壯，多智略，善施與」。

徽州之地相當貧瘠，「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莊園」，卻又十分注重教育，民眾多以經商謀生，成為徽商的大本營。

嘉靖十九年（1540），王直也如同許多老鄉一樣，南下廣東，尋找商機。他們選擇了越洋貿易，向日本等國販運貨物，當然，在嚴厲的海禁之下，這種貿易都是「非法」的「走私」行為，「將帶硝黃、絲綿等違禁物抵日本、暹羅、西洋等國，往來互市者五六年，致富不資。」王直人生中的第一桶金，就來自對日貿易。

此時，中日貿易基本停頓。明朝立國後，倭寇肆虐，並大有與反朱元璋勢力聯合之勢。在胡惟庸謀反案中，發現了寧波衛指揮林賢「通倭案」，林賢從日本借兵，日本使者則借進貢巨燭的機會，暗藏兵器。案發後，朱元璋下令斷絕了日本朝貢，並由此導致明朝的全面「禁海」。

日本當時是「南北朝」時期，南朝統治者被朱元璋冊封為「日本國王」。但不久，北朝室町幕府的將軍足利義滿出兵征服了南朝，於1401年，派使節前往明朝要求冊封。期間，明朝發生「靖難之役」，燕王朱棣舉兵反叛，並奪取政權，改元永樂，這就是明成祖。朱棣隨後再度派遣使節東渡日本，冊封了足利義滿。

朱棣冊封日本國王後，日本正式納入明朝的朝貢體系。日本從禮部領取「勘合」憑證，才能前來貿易，史稱「勘合貿易」。日本的勘合貿易安排在浙江市舶司所在地寧波港，朝貢使團到達後，可以上岸交易，並等候進京許可。進京許可獲批後，使團便攜帶國書、貢物及自己私下攜帶的貨物，在中國官員護送下前往北京，統一入住會同館。使團的首要任務就是遞交國書、呈送貢物、領取賞賜，然後就可以將自己攜帶的物品出售，不過先必須由中國政府機關挑選收購，餘物才可以上市交易。在明朝慷慨的「厚往薄來」政策下，足利義滿每派出一次朝貢船隊，就能獲利20萬貫左右，這成為日本「最重要的財政收入來源」。

但是，足利義滿死後，接班的兒子足利義持認為朝貢「有辱」日本國體，於永樂六年（1411）停貢，直到20年後（1432年）的宣德八年，足利義持的兒子足利義教即位才恢復。而在這20年間，倭亂反彈，倭寇入侵多達17次，可見中日貿易的重要性。

日本爭貢

兩個日本朝貢團在寧波的血腥火拚，令明帝國徹底取締了日本的勘合貿易，為走私打開了廣闊的空間……

到了1467年，統治日本的足利將軍家，發生了內亂，史稱「應仁之亂」，自此，日本進入了「戰國時代」。

「應仁之亂」後，大內氏迅速崛起，奪得了明朝正德皇帝新頒發的「勘合符」，而它的對頭細川氏則手持老皇帝弘治頒發的舊的「勘合符」。

嘉靖二年（1523），這兩派都派出了使團向明朝進貢。大內氏派出的使節，名叫宗設謙道。細川氏派出的使節，名叫鸞岡端佐，同時，還有位寧波人宋素卿（朱縞）作為副使。

持有效「勘合符」的大內氏船隊先到寧波，而持過期「勘合符」的細川氏船隊晚到3天。令人不解的是，後到的細川氏船隊，反而被允許先入港查驗，佔了先機，大內氏船隊的有效「勘合符」反而無效。在市舶司於「嘉賓堂」舉行的歡迎宴會上，雙方爆發激烈爭吵，而明朝官員卻袒護細川氏。

宗設謙道的憤怒終於失控，他下令手下抄傢伙，當庭攻擊細川氏使團。細川氏使節逃出了宴會，宗設謙道隨即縱火，焚燬了嘉賓堂，然後趕回港口燒燬了細川的船隊。

細川氏的正副使節鸞岡端佐、宋素卿等逃出寧波，宗設謙道居然一路追殺到了紹興，然後又殺回寧波，沿途追擊的明軍及無辜百姓不少被殺，宗設等「大肆焚掠，所過地方，莫不騷動，藉使不蚤為之計，寧波幾為所屠矣」。最後，宗設謙道在寧波奪船出海，還劫走了被其俘虜的明軍指揮使袁璡。

朝廷震怒之下，下令鎖拿了細川氏的正副使節鸞岡端佐、宋素卿，而逃走的大內氏使團中，有一艘船被風吹到了朝鮮海岸，朝鮮將船上的數十人悉數縛送給明帝國。經過幾方對質，才發現，禍源在於細川氏使團的副使宋素卿向浙江市舶司主管太監賴恩賄賂，賴恩枉法，導致這場大風波。

這場風波之後5年（1527），根據巡按御史楊彝的建議，明帝國重申對日本朝貢的四項限制，即十年一貢、人百、船三、禁止帶用兵器，否則「皆阻回」。大內氏派遣的兩次朝貢，都因不符合規定而被阻擋。

更多的日本私人商船，只能轉而求助於走私渠道。

不久後，給事中夏言（後來官居內閣首輔大臣）上奏建議撤銷浙江市舶司，朝廷接受，這實際上將中日貿易逐漸逼入地下狀態，「市舶既罷，日本海賈往來自如，海上奸豪與之交通，法禁無所施，轉為寇賊。」而王直下海經商的1540年，正是中日間走私貿易最為紅火的年份，「輸中華之產，馳異域之邦，易方物，利可十倍」。

從建文三年(1401年)日本首次朝貢，到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日本大內氏政權被滅，日本的朝貢使團共計18批，至此成為絕響。武裝走私成為主旋律，亦商亦匪的「倭寇」則成為主力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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