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團體偏私例子的八卦，DCARD和Yahoo名人娛樂都在討論

【#沈旭暉隨緣家書】之前談過不少「和勇合一」的不同戰線，但很少朋友打淺藍主意，這篇希望填補這漏洞，因篇幅所限，《明報》只能刊出一半內容，這是五千字原裝長版。這裏有不少目標受眾，請大家討論指正。

上週談及香港面對「一國兩制3.0」的高壓白色恐怖時代，真‧香港人醞釀了九條戰線，各有不同的沙盤推演。不少朋友始終以非黑即白思維，看待其他戰線的成效，但今天我們可以肯定的是，任何單一戰線，無論是和理非、勇武、經濟、國際，都是不可能獨自成功的，因為傳統思維的計算，正是對家的強項；必須多管齊下，百花齊放的continuous a/b testing，才能產生不能預知的蝴蝶效應。要走到終點，希望無論是哪門哪派，即使沒有蕭若元先生的水晶球，對此也能明白。

今天希望探討其中一條戰線：「淺藍戰線」。他們怎樣能促成「五大訴求」，而不是成為各大五十大板、破壞團結的維穩，事關重大，甚至可能是全局關鍵。至於其他戰線，日後會分別再談。

古今中外，「淺藍」群體的「時代革命」

所謂「淺藍」，其實都是明白事理、愛護香港、土生土長的傳統精英和專業人士，和「淺黃」的最大差異，只是前者因為種種原因更需要穩定，但不代表他們不重視核心價值。《逃犯條例》能激起二百萬人上街，就是得到「淺藍」全力支持，有劉鑾雄揭竿而起開始，各國商會、大小商界、專業人士、公務員集體大反彈，地產界石禮謙在議會虛與委蛇，才能突破反對派的同溫層，反映「淺藍」對樂崩禮壞、仗勢凌人、白色恐怖那一套伎倆，有發自內心的反感和鄙視。而古往今來，任何結構性變革，都缺不了建制內部的逆反。我們且舉出一些耳熟能詳的例子：

中國辛亥革命，新派軍事強人袁世凱倒戈；
台灣威權時代終結，蔣氏父子培養的李登輝「出櫃」，成為本土領袖；
日本大政奉還，幕府海軍領袖勝海舟與西鄉隆盛議和開城；
馬來西亞變天，靠的是前總理馬哈迪以九十多歲高齡投向反對派；
蘇聯改革開放，來自新生代總書記戈爾巴喬夫；
南非種族隔離終結前，支持白人至上的總統博塔被改革派德克勒克取代……
按今天的定義，在關鍵時刻，他們的原身份，都是「淺藍」。

「淺藍」之所以成為「淺藍」，並非對價值的追求不及「淺黃」，而是他們的崗位在現體制的最核心，一旦社會衝擊體制，不能避免的觸及他們的既得利益，因此必然先希望盡力在體制內扭轉，才會考慮其他選項。加上他們公開身份的種種不便，經常要飾演雙面人，鎂光燈下當建制派，私底下則判若兩人，也會出錢出力做實事；其實沒有這群有心人支撐，香港早就面目全非。然而，當制度崩壞過了某個臨界點，強權對價值觀的摧殘，突破他們能接受的最低道德底線、以及根本利益，「淺藍」挑戰制度的土壤，就會齊備。

這土壤，經過過去七個月，在香港「淺藍」當中，已萬事俱備，只欠東風。他們有些和黃營一樣，對警暴很不滿，另一些則相對不滿抗爭者，但一律認同特區管治已完全失敗，所謂「止暴制亂」只有反效果，和他們追求的長治久安背道而馳，至於北京的「全面管治」，明顯違背了他們當初對政體投下信心一票的君子協定，「不可以這樣下去」，成了心照不宣的最大共識。這些月來，每次參與傳統精英、在座包括頭面建制領袖和議員的聚會時，都驚訝於他們出奇的心水清：席間他們對林鄭月娥固然痛罵，對傳統泛民也是痛罵——罵他們「做唔到嘢」、「點解咁容易比林鄭講嘢」、「條友關鍵一票真係成日走咗去」等等，酒到三分，就喊「光復香港」，談到年輕人時也會感動落淚，從內容和粗口頻率，會以為置身於本土派網台節目當中。

為甚麼「淺藍」臨界點已過？

首先，自然還是利益，但也不只是利益。在「一國兩制3.0」時代，一個主劇本是雍正皇帝式「改土歸流」，精英的危機感越來越強；今年將有更多中國巨型企業來港上市，華資的持份自也水退船低。特區政府無視客觀現實，硬是演繹土地問題、房屋問題為整場運動的Root Cause，「鬥地主」之心昭然若揭，幸好社會民智已開，洞悉陰謀，反應冷淡，加上李嘉誠巧妙的以慈善基金四兩撥千斤，令商界居然和市民連成一線，連屈臣氏和百佳也被列為「黃店」。李嘉誠在年輕人當中的威望忽然遠超傳統泛民，「李氏力場」由刻薄老闆的象徵、變成香港的護城牆，背後角力，一葉知秋。商界面對北京威逼利誘，不得不跟隨主旋律「止暴制亂」、主動投誠，北京也會把一些內地地皮待價而沽，權作犒賞，但商人的根本觸角，就是避險，而避險必須對沖。即使表面上最馴服的大家族，他們的家族投資基金，也早就轉戰全球，因為他們知道香港這樣下去，絕不能長遠保障自身利益。

一般人在日常生活，會感受到價值觀受侵蝕的白色恐怖，但淺藍同時更會從具體利益，體會切膚之痛。法治精神（不是中式「依法治國」）、專業操守，一直是香港立足全球的最大優勢，內裏隱含一個check and balance潛規則，香港人處理due diligence、compliance的專才，都是國際社會的信譽保證。一直有種說法是中國需要香港、不需要香港人，但邏輯上，「留島不留人」是徒勞的：深圳前海宣稱以香港制度建立、交由內地人打理，理論上，也可算作香港的「半飛地」，但明顯失敗收場，就是因為在運作過程中，缺少了香港法治精神和專業操守的內部制衡，國際社會就不會信任。現在中環的內地精英雖然越來越多，因為需要中國聯繫的職務確實很多，但說到compliance，始終以香港人為大本營，對此，北京也心知肚明，那香港「前海化」，又有甚麼好處？

海洋公園就是標準的反面教材：猶太生意奇才盛智文當（義工）主席時，面對強敵迪士尼橫空出世，依然轉虧為盈，卻被梁振英政府以莫須有罪名忽然換走，連這類純商業公職也拿來當政治酬庸；新領導對經營公園毫無熱情，浪費了大量開支在顧問費、刻意轉向為針對內地人的主題公園，大好形勢下轉盈為虧，假如嚴守昔日制衡，斷不會如此。盛智文雖然在特首選舉「站錯邊」，但能力有目共睹，已經是滑不溜手、逢人稱「nice guy」（或「nice girl」）、甚至主動歸化中國籍的「時務俊傑」，用新一代語言，已經「雪雪聲」，依然被清洗，何況他人？大企業有條件在海外對沖，但中小企、專業人士眼見香港日漸淪陷，又可以如何？警隊是否受有效監管、銀行和國泰員工的社交媒體會否噤若寒蟬、老師校長會否被天天被篤灰，這些和企業管理會否受「一國因素」影響而犧牲專業，完全一脈相承。這樣下去，「淺藍」在社會還有甚麼不可取代性？

制度改革失敗，與傳統泛民的責任

那「淺藍」可以做甚麼？自然是「淺黃」單獨做不了的事，而根據香港現制度，「淺藍」棄暗投明，足以一錘定音。當然，新一代已經對制度毫不信任，而這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一來《基本法》的設計，本來就是讓建制派「屈機」；二來傳統泛民在過去22年，莫名其妙地甘於被「屈機」，從沒有盡力在體制內光復香港。以功能組別選舉為例，事實上，不少團體票設計有大量灰色地帶，假如泛民及早覺醒，正正常常的組織工會、商會，不少功能組別都能搶過來。不像現在這樣，只挑容易勝出的功能組別像法律界、教育界參選，其他界別完全放棄，既失去不參與小圈子的道德高地、又沒有進取到無所不用其極促進體制內質變，才會和林鄭月娥一樣，失去幾代人的信任。

不少朋友繼而問，即使贏了一些功能組別議席又如何，和「五大訴求」、特別是雙普選，有何關係？會否反而永續了現制度？我不知道傳統泛民為什麼沒有進行這樣的公民教育，但其實真正熟讀《基本法》（不是官方教導那種洗腦讀法，而是reversed engineering的獨立思考讀法），就會產生答案。根據《基本法》，由於行政主導，特首權力極大，幾乎所有權力都集中在一人，只要特首會同（自己委任的）行政會議提出議案，改變功能組別內部組成方式只是本地立法，立法會有簡單多數（不同議員議案要兩個組別的多數票同時存在），就能通過。因此，立法會是否過半，有重要影響；由於建制派的老弱殘兵眾多，即使不過半而極其接近，對方也不再「有險可守」。

《基本法》的秘密：功能組別、選委會，能落實「五大訴求」嗎？

因此，一個支持「五大訴求」的特首，在簡單多數立法會的配合下，可以提出所有功能組別改變選舉方式，也就是彭定康時代「新九組化」的變相直選，令全港每人一人兩票，結構上形同上下議院，那時候，整個議會的組成，會基本上得到充份民意授權，具體甚至會比「六四黃金比率」更偏黃，民間的主要訴求，不可能不通過，那時功能組別是否要取消，就純粹是策略問題，而不再是政府認受性的問題。特首選委會的功能組別，也根據類似原則選出，即同樣可以根據類似準則由特首建議修改，那時候，特首選委的組成，同樣會大致以六四比出現。「泛黃」選委只要根據嚴謹的民調，選出眾望所歸的特首，政府的Mandate自然也會出現，屆時831框架不用取消、也已經被自動繞過，「五大訴求」，除非北京根據湯家驊一類的「法律」意見又搬龍門（這一點隨後再述），看不到不能實現的理由。

任何人的耐性，都是有限的。某程度上，2020年立法會選舉、2021年的選委會選舉，非建制陣營能否過半，是光復香港的最後希望；而只要「淺藍」代理人支持「五大訴求」、也希望「光復香港」，在結構性議題，已沒有「黃」「藍」之分。由於有效的組織票需要一年運作，就算現在才恍然大悟，飲食界外，新工會、商會、企業的註冊，已趕不及今年立法會選舉，但在來年選委會選舉，依然大有可為。假如政府連這些體制內行為也打壓，我不相信在「公務員secrets」看不到斷正的證據。

日前有報導，曾俊華、田北俊等傳統精英有意在來屆選舉「做啲嘢」，似乎潛在名單還在加長當中。以目前政治氣候，這組合在直選無疑兩面不討好，只會被雙方視為「鎅票黨」；但在功能組別，不少界別的「泛黃」票始終不夠，但加上支持「五大訴求」的「良心藍」、「知識藍」，卻或能變天，這就是「淺藍」戰線的關鍵。畢竟是曾俊華在財政司司長任內，決定興建本土派最重視的海水化淡廠，有「港人港水」的先見之明，田北俊也是成功阻止廿三條立法的關鍵人物，後來被北京「搣柴」，現在更明言支持「光復香港」，他們不同披著香港人皮的林鄭月娥，都是真香港人。

九條戰線的默契：假如北京不委任一個非欽點特首……

假如經過這波香港史上最嚴重的政治危機，還是沒有任何改變、甚至進一步收緊，香港上下對整個制度，都會失去最後的信任，順民化、暴民化、移民化，三民都會另找出路，不會再浪費時間在一個被證實的騙局。因此，說這是某程度上的最後一戰，並不為過。

最後問題是：北京會接受嗎？

極端建制派一直吹風，說只要非北京嫡系在選委會得到超過601票，北京就會搬龍門，要麼改變選舉規則，要麼強調實質任命權、不委任當選人，勸大家死心。奉勸這些朋友，假如是真心愛國愛港，就不要添煩添亂，因為真香港人的各條戰線，是互相配合的，假如真的如此，北京面對的不可測性，超乎想像。除了上述全港大反彈，還有由北京摧毀制度的certification：根據《基本法》，「一國」自然有權想怎樣就怎樣，但以後還有沒有人相信你的制度，卻是另一回事。國際戰線下，屆時香港單獨關稅區地位能否保全，中國在此間中美貿易戰的關鍵時刻，能否繼續利用香港「走出去」、避險、吸外匯、當白手套，一律成疑；勇武派幾乎肯定的升級行為，會得到self-justification，假如警方大規模鎮壓，只會讓國際社會certify香港；而一個當選而不獲委任的民間特首，根據國際慣例，已有足夠mandate，像當年北愛爾蘭那樣，出現平衡政府、甚至海外流亡政府。屆時其他路線的潛能瞬間井噴，弄假成真，完全是極左派的責任。

這時候，最愛穩定的「深藍」，就是時候出場了。他們怎樣保守也好，那時也會明白屈小姐一類極左劇本，只會讓香港永久亂下去，讓他們永不安寧，所以理應讓北京、特別是新到任的中聯辦主任理解，中國和香港，本來並沒有根本矛盾，中國在香港的最核心利益，例如怎樣「走出去」，香港最激進的反對派也從沒有系統性針對。港人要求的，本來只是《中英聯合聲明》承諾的真一國兩制，假如能順水推舟，撥亂反正，光復香港，何樂而不為？難道2012年以來，極左代理人興風作浪、破壞香港的證據，還不夠罄竹難書？

明報筆陣，2020年1月20日

【#沈旭暉隨緣家書】之前談過不少「和勇合一」的不同戰線，但很少朋友打淺藍主意，這篇希望填補這漏洞，因篇幅所限，《明報》只能刊出一半內容，這是五千字原裝長版。這裏有不少目標受眾，請大家討論指正。

上週談及香港面對「一國兩制3.0」的高壓白色恐怖時代，真‧香港人醞釀了九條戰線，各有不同的沙盤推演。不少朋友始終以非黑即白思維，看待其他戰線的成效，但今天我們可以肯定的是，任何單一戰線，無論是和理非、勇武、經濟、國際，都是不可能獨自成功的，因為傳統思維的計算，正是對家的強項；必須多管齊下，百花齊放的continuous a/b testing，才能產生不能預知的蝴蝶效應。要走到終點，希望無論是哪門哪派，即使沒有蕭若元先生的水晶球，對此也能明白。

今天希望探討其中一條戰線：「淺藍戰線」。他們怎樣能促成「五大訴求」，而不是成為各大五十大板、破壞團結的維穩，事關重大，甚至可能是全局關鍵。至於其他戰線，日後會分別再談。

古今中外，「淺藍」群體的「時代革命」

所謂「淺藍」，其實都是明白事理、愛護香港、土生土長的傳統精英和專業人士，和「淺黃」的最大差異，只是前者因為種種原因更需要穩定，但不代表他們不重視核心價值。《逃犯條例》能激起二百萬人上街，就是得到「淺藍」全力支持，有劉鑾雄揭竿而起開始，各國商會、大小商界、專業人士、公務員集體大反彈，地產界石禮謙在議會虛與委蛇，才能突破反對派的同溫層，反映「淺藍」對樂崩禮壞、仗勢凌人、白色恐怖那一套伎倆，有發自內心的反感和鄙視。而古往今來，任何結構性變革，都缺不了建制內部的逆反。我們且舉出一些耳熟能詳的例子：

中國辛亥革命，新派軍事強人袁世凱倒戈；
台灣威權時代終結，蔣氏父子培養的李登輝「出櫃」，成為本土領袖；
日本大政奉還，幕府海軍領袖勝海舟與西鄉隆盛議和開城；
馬來西亞變天，靠的是前總理馬哈迪以九十多歲高齡投向反對派；
蘇聯改革開放，來自新生代總書記戈爾巴喬夫；
南非種族隔離終結前，支持白人至上的總統博塔被改革派德克勒克取代……
按今天的定義，在關鍵時刻，他們的原身份，都是「淺藍」。

「淺藍」之所以成為「淺藍」，並非對價值的追求不及「淺黃」，而是他們的崗位在現體制的最核心，一旦社會衝擊體制，不能避免的觸及他們的既得利益，因此必然先希望盡力在體制內扭轉，才會考慮其他選項。加上他們公開身份的種種不便，經常要飾演雙面人，鎂光燈下當建制派，私底下則判若兩人，也會出錢出力做實事；其實沒有這群有心人支撐，香港早就面目全非。然而，當制度崩壞過了某個臨界點，強權對價值觀的摧殘，突破他們能接受的最低道德底線、以及根本利益，「淺藍」挑戰制度的土壤，就會齊備。

這土壤，經過過去七個月，在香港「淺藍」當中，已萬事俱備，只欠東風。他們有些和黃營一樣，對警暴很不滿，另一些則相對不滿抗爭者，但一律認同特區管治已完全失敗，所謂「止暴制亂」只有反效果，和他們追求的長治久安背道而馳，至於北京的「全面管治」，明顯違背了他們當初對政體投下信心一票的君子協定，「不可以這樣下去」，成了心照不宣的最大共識。這些月來，每次參與傳統精英、在座包括頭面建制領袖和議員的聚會時，都驚訝於他們出奇的心水清：席間他們對林鄭月娥固然痛罵，對傳統泛民也是痛罵——罵他們「做唔到嘢」、「點解咁容易比林鄭講嘢」、「條友關鍵一票真係成日走咗去」等等，酒到三分，就喊「光復香港」，談到年輕人時也會感動落淚，從內容和粗口頻率，會以為置身於本土派網台節目當中。

為甚麼「淺藍」臨界點已過？

首先，自然還是利益，但也不只是利益。在「一國兩制3.0」時代，一個主劇本是雍正皇帝式「改土歸流」，精英的危機感越來越強；今年將有更多中國巨型企業來港上市，華資的持份自也水退船低。特區政府無視客觀現實，硬是演繹土地問題、房屋問題為整場運動的Root Cause，「鬥地主」之心昭然若揭，幸好社會民智已開，洞悉陰謀，反應冷淡，加上李嘉誠巧妙的以慈善基金四兩撥千斤，令商界居然和市民連成一線，連屈臣氏和百佳也被列為「黃店」。李嘉誠在年輕人當中的威望忽然遠超傳統泛民，「李氏力場」由刻薄老闆的象徵、變成香港的護城牆，背後角力，一葉知秋。商界面對北京威逼利誘，不得不跟隨主旋律「止暴制亂」、主動投誠，北京也會把一些內地地皮待價而沽，權作犒賞，但商人的根本觸角，就是避險，而避險必須對沖。即使表面上最馴服的大家族，他們的家族投資基金，也早就轉戰全球，因為他們知道香港這樣下去，絕不能長遠保障自身利益。

一般人在日常生活，會感受到價值觀受侵蝕的白色恐怖，但淺藍同時更會從具體利益，體會切膚之痛。法治精神（不是中式「依法治國」）、專業操守，一直是香港立足全球的最大優勢，內裏隱含一個check and balance潛規則，香港人處理due diligence、compliance的專才，都是國際社會的信譽保證。一直有種說法是中國需要香港、不需要香港人，但邏輯上，「留島不留人」是徒勞的：深圳前海宣稱以香港制度建立、交由內地人打理，理論上，也可算作香港的「半飛地」，但明顯失敗收場，就是因為在運作過程中，缺少了香港法治精神和專業操守的內部制衡，國際社會就不會信任。現在中環的內地精英雖然越來越多，因為需要中國聯繫的職務確實很多，但說到compliance，始終以香港人為大本營，對此，北京也心知肚明，那香港「前海化」，又有甚麼好處？

海洋公園就是標準的反面教材：猶太生意奇才盛智文當（義工）主席時，面對強敵迪士尼橫空出世，依然轉虧為盈，卻被梁振英政府以莫須有罪名忽然換走，連這類純商業公職也拿來當政治酬庸；新領導對經營公園毫無熱情，浪費了大量開支在顧問費、刻意轉向為針對內地人的主題公園，大好形勢下轉盈為虧，假如嚴守昔日制衡，斷不會如此。盛智文雖然在特首選舉「站錯邊」，但能力有目共睹，已經是滑不溜手、逢人稱「nice guy」（或「nice girl」）、甚至主動歸化中國籍的「時務俊傑」，用新一代語言，已經「雪雪聲」，依然被清洗，何況他人？大企業有條件在海外對沖，但中小企、專業人士眼見香港日漸淪陷，又可以如何？警隊是否受有效監管、銀行和國泰員工的社交媒體會否噤若寒蟬、老師校長會否被天天被篤灰，這些和企業管理會否受「一國因素」影響而犧牲專業，完全一脈相承。這樣下去，「淺藍」在社會還有甚麼不可取代性？

制度改革失敗，與傳統泛民的責任

那「淺藍」可以做甚麼？自然是「淺黃」單獨做不了的事，而根據香港現制度，「淺藍」棄暗投明，足以一錘定音。當然，新一代已經對制度毫不信任，而這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一來《基本法》的設計，本來就是讓建制派「屈機」；二來傳統泛民在過去22年，莫名其妙地甘於被「屈機」，從沒有盡力在體制內光復香港。以功能組別選舉為例，事實上，不少團體票設計有大量灰色地帶，假如泛民及早覺醒，正正常常的組織工會、商會，不少功能組別都能搶過來。不像現在這樣，只挑容易勝出的功能組別像法律界、教育界參選，其他界別完全放棄，既失去不參與小圈子的道德高地、又沒有進取到無所不用其極促進體制內質變，才會和林鄭月娥一樣，失去幾代人的信任。

不少朋友繼而問，即使贏了一些功能組別議席又如何，和「五大訴求」、特別是雙普選，有何關係？會否反而永續了現制度？我不知道傳統泛民為什麼沒有進行這樣的公民教育，但其實真正熟讀《基本法》（不是官方教導那種洗腦讀法，而是reversed engineering的獨立思考讀法），就會產生答案。根據《基本法》，由於行政主導，特首權力極大，幾乎所有權力都集中在一人，只要特首會同（自己委任的）行政會議提出議案，改變功能組別內部組成方式只是本地立法，立法會有簡單多數（不同議員議案要兩個組別的多數票同時存在），就能通過。因此，立法會是否過半，有重要影響；由於建制派的老弱殘兵眾多，即使不過半而極其接近，對方也不再「有險可守」。

《基本法》的秘密：功能組別、選委會，能落實「五大訴求」嗎？

因此，一個支持「五大訴求」的特首，在簡單多數立法會的配合下，可以提出所有功能組別改變選舉方式，也就是彭定康時代「新九組化」的變相直選，令全港每人一人兩票，結構上形同上下議院，那時候，整個議會的組成，會基本上得到充份民意授權，具體甚至會比「六四黃金比率」更偏黃，民間的主要訴求，不可能不通過，那時功能組別是否要取消，就純粹是策略問題，而不再是政府認受性的問題。特首選委會的功能組別，也根據類似原則選出，即同樣可以根據類似準則由特首建議修改，那時候，特首選委的組成，同樣會大致以六四比出現。「泛黃」選委只要根據嚴謹的民調，選出眾望所歸的特首，政府的Mandate自然也會出現，屆時831框架不用取消、也已經被自動繞過，「五大訴求」，除非北京根據湯家驊一類的「法律」意見又搬龍門（這一點隨後再述），看不到不能實現的理由。

任何人的耐性，都是有限的。某程度上，2020年立法會選舉、2021年的選委會選舉，非建制陣營能否過半，是光復香港的最後希望；而只要「淺藍」代理人支持「五大訴求」、也希望「光復香港」，在結構性議題，已沒有「黃」「藍」之分。由於有效的組織票需要一年運作，就算現在才恍然大悟，飲食界外，新工會、商會、企業的註冊，已趕不及今年立法會選舉，但在來年選委會選舉，依然大有可為。假如政府連這些體制內行為也打壓，我不相信在「公務員secrets」看不到斷正的證據。

日前有報導，曾俊華、田北俊等傳統精英有意在來屆選舉「做啲嘢」，似乎潛在名單還在加長當中。以目前政治氣候，這組合在直選無疑兩面不討好，只會被雙方視為「鎅票黨」；但在功能組別，不少界別的「泛黃」票始終不夠，但加上支持「五大訴求」的「良心藍」、「知識藍」，卻或能變天，這就是「淺藍」戰線的關鍵。畢竟是曾俊華在財政司司長任內，決定興建本土派最重視的海水化淡廠，有「港人港水」的先見之明，田北俊也是成功阻止廿三條立法的關鍵人物，後來被北京「搣柴」，現在更明言支持「光復香港」，他們不同披著香港人皮的林鄭月娥，都是真香港人。

九條戰線的默契：假如北京不委任一個非欽點特首……

假如經過這波香港史上最嚴重的政治危機，還是沒有任何改變、甚至進一步收緊，香港上下對整個制度，都會失去最後的信任，順民化、暴民化、移民化，三民都會另找出路，不會再浪費時間在一個被證實的騙局。因此，說這是某程度上的最後一戰，並不為過。

最後問題是：北京會接受嗎？

極端建制派一直吹風，說只要非北京嫡系在選委會得到超過601票，北京就會搬龍門，要麼改變選舉規則，要麼強調實質任命權、不委任當選人，勸大家死心。奉勸這些朋友，假如是真心愛國愛港，就不要添煩添亂，因為真香港人的各條戰線，是互相配合的，假如真的如此，北京面對的不可測性，超乎想像。除了上述全港大反彈，還有由北京摧毀制度的certification：根據《基本法》，「一國」自然有權想怎樣就怎樣，但以後還有沒有人相信你的制度，卻是另一回事。國際戰線下，屆時香港單獨關稅區地位能否保全，中國在此間中美貿易戰的關鍵時刻，能否繼續利用香港「走出去」、避險、吸外匯、當白手套，一律成疑；勇武派幾乎肯定的升級行為，會得到self-justification，假如警方大規模鎮壓，只會讓國際社會certify香港；而一個當選而不獲委任的民間特首，根據國際慣例，已有足夠mandate，像當年北愛爾蘭那樣，出現平衡政府、甚至海外流亡政府。屆時其他路線的潛能瞬間井噴，弄假成真，完全是極左派的責任。

這時候，最愛穩定的「深藍」，就是時候出場了。他們怎樣保守也好，那時也會明白屈小姐一類極左劇本，只會讓香港永久亂下去，讓他們永不安寧，所以理應讓北京、特別是新到任的中聯辦主任理解，中國和香港，本來並沒有根本矛盾，中國在香港的最核心利益，例如怎樣「走出去」，香港最激進的反對派也從沒有系統性針對。港人要求的，本來只是《中英聯合聲明》承諾的真一國兩制，假如能順水推舟，撥亂反正，光復香港，何樂而不為？難道2012年以來，極左代理人興風作浪、破壞香港的證據，還不夠罄竹難書？

明報筆陣，2020年1月20日

這問題其實我已經看到了，簡單來說，很多人沒看到人性必然的趨勢，就是一個和尚有水喝，兩個和尚挑水喝，三個和尚沒水喝，現在兩個和尚在挑水，問題是其中一個死禿驢，只會躺著宿醉等別人挑水來喝，於是搞得認真挑水那一個，總是被人抱怨挑的慢，水缸不怎麼沒滿？

台灣人若想要過得輕鬆一點，應該是集中火力把讓那個還會挑水的人繼續挑，把混吃等死的禿驢淘汰出去，換一個會正常輪值挑水的和尚就好，這樣政局才能穩定，國家也能繼續前行，而政局穩定下，經濟才能發展，這是不變的道理。

國家的穩定，禁得起全面騰籠換鳥，禁得起破罐子破摔嗎？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傾聽
＃妥協
＃折衷

昨晚的直播講到中國現在在香港進行的，就是要分化香港社會。挑播香港民眾的分裂，用仇恨讓香港人無法團結。

反過來說，台灣現在最大的危機，也是出在我們還不需要中國的挑播就彼此裂解自己，互相區分敵我結仇。

昨晚有朋友問直播有沒有逐字稿？雖然沒有，不過我今日在關鍵評論網刊出的一篇文章，便是在談台灣內部裂解問題的嚴重性。大家如果想的話可以分享這篇，正文如下：

《各方堅持「做對的事」，正是撕裂台灣社會最強大的力量》

這幾天社運圈最熱門的爭議，便是地球公民基金會選在蔡英文競選總部造勢活動的當天，從自家辦公室的窗戶垂下了一幅抗議的旗幟。好巧不巧，地球公民基金會的辦公室就正好在蔡英文造勢大會舞台的上方。造勢會場上情緒高昂的蔡英文支持者，氣到打電話叫警察破門進入基金會收起抗議旗幟。

地球公民基金會抗議的，是民進黨不肯在這個會期通過礦業法。環保團體認為這個會期明明還有一個月的時間，足以趁大選前通過這些保護環境的重大法案，民進黨卻因為害怕激起保守陣營反彈的選舉考量而讓法案擱置。

民進黨的支持者則認為韓國瑜來勢洶洶，香港的情況也顯示中國威權統治的可怕。地球公民基金會的抗議行動，足以在這個關鍵時刻影響蔡英文的選情，危及民進黨支持者在意的國家安全。

在這件事情發生之後，雙方的支持者在網路上互相攻訐。社運圈的人士認為，地球公民基金會打從馬英九政府的時代就參與台灣的社會運動，在318學運中也有出力，這樣為台灣長期付出的社運團體有權利爭取自己重視的議題。民進黨支持者則認為地球公民基金會不識大體，大敵當前還製造會影響選情的爭議。

這場爭議突顯了台灣這一屆（2020）的大選中，除了蔡英文與韓國瑜的對決之外，另外還有一個無處不在的重大特徵，那就是台灣社會越來越嚴重的撕裂。

過去台灣社會因為國家認同上的差異，大致分成偏向「統一」跟偏向「獨立」的兩大陣營。但在今年的選舉中，兩大陣營彼此之間都出現了進一步的分裂。像是國民黨支持者中，就出現了「韓粉」跟「知識藍」的對立。

「進步勢力」的裂解

不過這篇文章想聚焦的，是所謂的「進步勢力」在這屆選舉中裂解成一個個或大或小的派系，彼此之間相互攻擊。這些相互攻擊激烈的程度，甚至更勝於他們對彼此間共通敵人的攻擊。隨著時序的推進，這些派系還在進一步裂解成更小的群體互轟。

這裡講的「進步勢力」如果以台灣這十年的脈絡來看，大概是從2012反媒體壟斷運動開始集結，到2014年的318學運趨於成熟，2016年的總統與國會大選算是進步勢力團結的高峰。

這股力量促使2014年柯文哲靠素人參政的身份選上首都市長，2016年民進黨第一次在國會過半，也促使了以時代力量為首的「第三勢力」成型。

但是隨著民進黨的全面執政，這股「進步勢力」也開始隨著各種政策上的衝突開始裂解。第一次比較大型的分裂是柯文哲提出「兩岸一家親」的中國政策，開始跟民進黨政府分道揚鑣。

隨著2018年台北市長選舉民進黨提名姚文智與柯文哲競爭，更讓兩邊的支持者出現嚴重對立。柯文哲也在這次大選中組建「台灣民眾黨」，直言在這次大選中的目標就是要促成「藍綠不過半」。

時代力量跟民進黨也從「一例一休」的爭議開始出現裂痕，這個裂痕到了今年（2019）年中，黃國昌爆料蔡英文總統專機上有國安人員夾帶私菸後檯面化，最後導致以林昶佐為首，主張親民進黨路線的時代力量黨員紛紛退黨。

除此之外，過去被歸類在「泛綠陣營」鐵票的「台派」（舊稱獨派）也出現裂解。隨著今年初民進黨初選賴清德的失利，一部分賴清德的支持者在選後開始緊咬所謂的「論文問題」不斷質疑蔡英文的學歷與道德操守，進一步組織了「喜樂島聯盟」嘗試推出呂秀蓮角逐總統，最後因為連署人數不足門檻提名失敗。

上面所舉的幾個例子是檯面上比較大的裂解，除此之外在過去進步力量的「同溫層」中，還發生更多小規模的裂解。像是針對「中國對台灣發動資訊戰是不是假議題？」在今年年中就有兩派立場上都擁護台灣主權的人馬在一陣廝殺後化友為敵。

特別有趣的是作者近日觀察到，針對近日香港「反送中」抗爭中出現的衝突，就連立場同為「右派自由主義者」的同溫層都出現分歧。一部分的自由主義者站在反對威權的立場譴責香港警方，但另一部分則基於右派反對社會動亂的保守性格譴責抗爭群眾。

同樣的裂解也在「左派」發生，支持台灣獨立的左獨派認為香港的抗爭是對中共極權政治的反撲，但支持兩岸統一的左統則認為香港抗爭是歐美帝國主義煽動的陰謀。近日甚至有過去長期耕耘性別議題的左統派大學教授，出言譏刺香港遭受警方強暴的年輕受害者，引發性別議題同溫層的一陣論戰。

雖然左統派在國家認同的立場上與大部分的「進步勢力」並不相同，但過去在大大小小的社會議題上雙方都會合作，甚至就連318學運的場子裡，都可以看到左統派主辦的街頭論壇。但左統派過去和其他進步勢力點滴累積的合作基礎，在今年也迅速地流失。

隨著各種分裂，「英粉」、「柯粉」、「昌粉」等等亂七八糟的分類名詞也應運而生，隨之而起的「英癡」、「柯屁」、「加蔥力量」種種五花八門的罵人名詞也紛紛出籠。從這些現象，都可以看到今年幾乎可以稱為進步勢力的「裂解年」。

這種神秘的現象如果我們從神秘主義的角度，或許可以用土星與冥王星合相帶來裂解的力量加以解釋。但如果我們站在世俗的角度，又要怎麼解釋過去站在同一陣線的戰友，今年卻紛紛反目成仇，互相撕破臉的奇妙現象呢？

期望越高，失望越大

過去曾有一篇分析英國在脫歐之後政治陷入迷走狀態的文章。認為英國脫歐的困境主要是因為各個脫歐勢力對英國未來的發展方向，各有各的遠景規劃，各派之間只有在「脫歐」這件事情上有共識。

所以在脫歐公投過關後，各派互相牽制，導致英國無法凝聚出一個有共識的脫歐方案，讓英國政治空轉至今。

台灣進步勢力近年來面對的困境，其實也近似於英國的脫歐派。在2016年進步勢力之所以能夠上演大團結的高潮，原因是出在當時各派面對馬英九推動的政策都有所不滿。這也讓國民黨在當時的時空背景下成為了進步勢力跨派系的共通敵人。

當時一句流行的「國民黨不倒，台灣不會好」正好可以作為那個時空背景的最佳註解。

但是在國民黨真的被打垮之後，進步勢力的每一個成員，都夢想可以在嶄新的政治環境中大施拳腳。這股對「新政治」的期望，便是後來造成進步勢力裂解的動力。

以支持喜樂島的台派為例，他們認為民進黨既然全面執政，理應透過行政跟立法對國民黨在威權時期的作為進行全面清算。同時還給在他們眼中是由於「司法迫害」而入獄的前總統陳水扁清白。甚至是更進一步推動正名制憲，直接把國號改為台灣，廢除現行的中華民國憲法，啟動建國程序。

因為蔡英文都沒有做到上述提到的任何一點，因此在這些台派的社群中，不乏認定蔡英文已經被中共收買的陰謀論在私下流傳。至於後面引爆的論文案，便是這股不滿在找尋一個借題發揮的突破口。

至於立場偏向左翼的進步勢力，則是不滿民進黨政府在社會議題上不夠「進步」

。像是勞權支持者抨擊蔡英文無法堅持「一例一休」保障勞工權益；環團認為政府在空汙等環境議題上做得不夠多；又或是黃國昌的支持者認為，蔡英文上台後沒有大刀闊斧的剷除國安單位裡的黨國官僚，所以概括承受私菸案帶來的政治損傷也只是剛好而已。

而偏向右翼自由主義的人則認為政府在掃除市場障礙、開放創新上做得不夠。不滿政府壓抑房市，管制共乘平台、外送平台。無論左翼還是右翼都認為政府在「改革」上做得不夠，所以都口徑一致地批評民進黨政府。

原本這在民主國家也不是什麼新鮮事，但妙就妙在政府也不是真的沒有在改革。年金改革、轉型正義、推動同婚還有功敗垂成的一例一修，都激起了不同的保守勢力相互團結。

保守勢力的團結跟進步勢力的裂解，在去年年底形成了所謂「反民進黨」成為全民最大黨，不只讓民進黨輸掉了縣市長大選，也讓進步勢力提出的公投全軍覆沒。

一朝權在手，就能令來行？

民進黨作為執政黨，被民意監督批評是正常的現象。有趣的是這些「批評」的基準，是各個派系將自己理想中的政策「願望」投射到現實的政策上，再去批評願望與現實之間的「差距」。

又由於每個派系的願望都不相同，甚至彼此矛盾，於是在罵完民進黨後，各派系間就開始互罵。隨著互罵逐步累積彼此間的仇恨值，最後開始刪臉友老死不相往來。

如果我們認真思考，其實這些爭吵背後都有一個共同的想法。那就是：

完全執政，就能「徹底執行」某個立場的政策。

但是我們仔細想想，就可以明白這樣的觀念太過於一廂情願。我們前面說過民進黨在2016年全面執政，是因為進步勢力的整合，但組成進步勢力各派眼中的「進步」完全不同。像是左翼跟右翼主張的「進步」政策，其實都是對方眼中的「反動」政策。

又像是關注性別議題的人，不忍心看到有同志等不到修法就過世；然而關注台灣獨立運動的人，同樣也不忍心看到台獨運動的前輩看不到台灣獨立就過世。就算我們不看改革訴求彼此矛盾的情況，在改革能量有限的狀況下，推動某個領域的改革，也一定會排擠到可以用在另一項改革的政治資源，影響另一項改革實行的速度。

有人或許會覺得，改革不就是一聲令下，其他人照做就完成了？既然蔡英文選上總統，民進黨也是國會多數黨，改革理應不會遭遇任何阻力，怎麼需要耗費政治資源？但真的是這樣嗎？

不要忘記，就算民進黨在2016年勝選，台灣還是有接近一半的民眾，是支持跟進步勢力相對立的主張。難道我們能夠直接無視這些人的政治立場？或是換個角度想，如果為了「做對的事情」忽視反對改革的聲音硬幹，改革就能成功嗎？

改革靠「做對的事」就能成功？

恐怕事情沒那麼簡單，我們來舉個唐朝改革的例子就能知道問題出在哪裡。

歷史課本都有教，唐朝在安史之亂後最大的問題在於「藩鎮割據」。所以對唐朝來說「對的事情」指的當然就是政府要想辦法從藩鎮手中收回權力。在安史之亂後，唯一達成過這個目標的改革只有唐憲宗時期的「元和中興」。

唐憲宗是依靠政府權力強行硬幹達成這個目標的嗎？恐怕沒有那麼簡單。

唐憲宗的爺爺唐德宗在繼位初期，也曾經想用強硬的政策要求藩鎮交出權力，最後激發了「涇原兵變」叛軍攻入長安，唐德宗險些被殺，從此之後對藩鎮只能採取消極姑息的態度。

唐憲宗的爸爸唐順宗也曾經重用王叔文，還有國文課本上常出現的柳宗元、劉禹錫等人以「揭弊」的方式推動「永貞革新」，但只推行了146天就在藩鎮跟宦官裡應外合的政變下被推翻。

唐憲宗一開始的改革也是採取強硬政策派軍隊硬幹，順利解決掉西川跟鎮海兩個比較弱的節度使。但硬幹政策用在真正有實力的「河朔三鎮」時就吃土了。西元809年成德節度使王承宗造反，唐憲宗動員全天下各地的兵馬剿了兩年，卻怎麼都剿不平。

這個謎團後來被白居易揭開，白居易在西元810年上呈唐憲宗的奏章裡，揭露其他藩鎮其實都不想看到造反的藩鎮被消滅，因為大家都是利害關係一致的既得利益者。所以最後效忠中央的藩鎮都叫自己派去的將軍只要打幾場勝戰意思意思應付就好。

而且大家發現戰爭拖長可以騙到中央分發的軍餉之後，更讓打假戰爭成了一門「生意」大家一起造假發大財。

這時唐憲宗也發現如果繼續硬幹，最後反而會把更多節度使都逼去王承宗的陣營，最後重演爺爺唐德宗被叛軍趕出長安的慘劇。於是唐憲宗決定暫時裝孫子，替王承宗「昭雪」冤屈，說是政府誤會他了。

但唐憲宗並非放棄改革，而是暗中累積資源，並且跟心腹智囊李絳研究藩鎮間的利害關係。終於在西元812年魏博節度使田季安死時，成功利用藩鎮內部權力結構的矛盾，策反魏博大將田弘正（田興）轉而效忠中央。

2015年的《刺客聶隱娘》，故事就是以唐憲宗時期魏博鎮田季安、田弘正等人的恩怨為背景。

這次策反破壞了河朔三鎮間的利益共生，魏博的位置正好位於當時野心最大的成德節度使「王承宗」、平盧節度使「李師道」還有淮西節度使「吳元濟」三者的中間。

田弘正在日後的戰爭中，派軍支援中央政府力攻這三個節度使。最後吳元濟被捕後送長安斬首，李師道戰敗後被叛變的部下殺死，王承宗嚇得自動跟中央請降。

唐憲宗終於真正平定各地節度使，成就唐朝最後一次大一統。但這次改革前後花了超過10年的時間，還經歷數次向既得利益者屈辱性的退讓（皇帝承認討伐造反的叛軍是「冤枉」他們）。

其中最重要的策反田弘正這步棋，源自於唐憲宗的智囊李絳發現每個節度使死後，麾下部將都會為了「權力」跟「保命」這兩個核心價值而互相爭奪節度使的寶座。而中央改革的核心價值則是希望節度使能夠擁護中央的「權威」。李絳認為只要能用中央的權威，保障某個部將既得到權力又能保命，他就會轉而擁護中央。

李絳的謀略便是用計調和雙方的核心價值，促使田弘正擁護中央，讓改革成功。

可能有人會說：

唐朝的節度使有軍權啊，現在台灣反對改革的人又不會舉兵造反，改革硬幹就硬幹有什麼好怕的？

但我必須說，以現在台灣面對的內外形勢，政府如果為了改革硬幹，情勢將會比當年的唐朝更加危險。首先，我們是民主社會，不可能像過去威權時代白色恐怖那樣，把抗拒改革的人通通綁去淡水河槍斃；也無法像唐朝那樣派軍鎮壓後，把帶頭的人拖到長安的獨柳斬首示眾。

再來，唐憲宗當時只要面對反改革人士的互利共生，台灣不只要面對同樣的情況，還要面對強大的外敵「中共」的見縫插針。

藉機見縫插針的「統戰」

這裡就要再稍微講解一下，什麼叫做「統戰」。

大家雖然很常聽到統戰這個詞，但不一定真的了解他的意思。如果望文生義亂解，「統戰」很容易被理解成「中國為了統一台灣所進行的作戰」。但這樣的解釋是錯的，統戰是源自蘇聯的一種革命策略，意思是：

把一切政府的敵人「統一」起來推翻政府。

這也是毛澤東常說的「聯合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

現在中國「政協」的前身「政治協商會議」就是在國共戰爭時期中共的統戰組織。中共利用這個組織拉攏所有反對南京政府的人士，包括被國民黨打垮的前軍閥、國民黨內鬥落敗的失意政客、甚至是追求民主的自由派人士。中共先利用他們一起打垮南京政府，之後再藉著「鎮壓反革命」、「反對右派」、「文化大革命」種種名目分批處理掉這些利用完的人士。

這一套具體應用在現在的台灣，就是中共會試圖拉攏所有對政府不滿的勢力。用虛幻的承諾跟一些資源，結合他們一起擊潰中央政府，讓台灣政局陷入混亂。這時在政府改革中吃虧的人，很自然會變成中共攏絡的對象。

像是因為親共而備受爭議的國民黨不分區立委被提名人吳斯懷，就是反對年金改革組織「八百壯士」的副指揮官，代表的就是不滿年金改革的勢力。其他像農會跟漁會這些政府改革的重點目標，同樣也成為中國統戰的重要對象。

2018年有週刊揭露，統促黨積極佈局宮廟作為統戰據點，在這件事被揭發的一年前，民進黨在2017年為了改善空污問題推動的「減香運動」幾乎得罪了全台灣所有宮廟。

雖然我們還無法證實某些宮廟接受中國統戰，是因為減香運動帶來的不滿。但從共產黨一貫的統戰戰略，卻完全可以解釋統促黨為何會選擇以宮廟作為統戰目標。

但你要把中共滲透的問題，完全怪到那些因為改革而利益受損的人身上嗎？這個想法恐怕也有問題。如果我們今天期望台灣是一個民主的「國家」，難道不應該讓每個「國民」都覺得自己的願望跟理想有被實現的機會嗎？

如果一個國家內的某個族群，他認同的所有理想跟價值觀都被其他人否定。這時境外的敵國對他伸出援手，承諾會協助他實現他的價值跟理想，這時能不動搖的人又有多少？

不能硬幹要怎麼改革？

談到這邊，有人可能會覺得難道因為這樣，我們未來就都不推動改革了？

當然不是這樣。而是在推動改革前，我們要真正面對台灣社會「價值多元」的事實。所謂的價值多元，就是承認這個社會就是同時有進步跟保守、左翼跟右翼、甚至是不同的國家認同。

如果所有的改革都是往單一的價值方向硬幹，不留任何餘地給不同價值的人，不只是撕裂這個社會，也是在幫中共之類的境外勢力製造潛在的合作對象。

社會每個群裡都有不可替代的核心價值與次要價值，雖核心價值無法放棄，但我們應該認清在核心價值之外，我們可以放棄次要的價值，讓社會不同群體彼此間有可以合作、交換的空間。

以之前為了空汙問題推動的「減香運動」為例，環保團體的核心價值是「降低空汙」，宮廟的核心價值是「維護信仰」。

更好的改革方式不是用行政命令硬要宮廟放棄拿香拜拜，而是尊重各宮廟的信仰，以傳統儀式請示神明。如果神明指示願意配合政策改採其他方式接受信徒膜拜自然很好，如果神明不允，那可以再研議用補助增設空污設備等其他方式處理。

上述的方式，可能會引發某些人的不滿。這些人會想「宗教」只是一種人文活動，空汙卻是有科學證明的全球問題，為什麼推動空汙政策要遷就「神明指示」。

問題在於，會這樣想的人本身就不相信傳統信仰，而這樣的想法等於是把不信傳統信仰者的價值觀，強硬要求相信傳統信仰的人全盤接受。

如果「改革」是像上面這麼一個改法，也難怪改革會遍地荊棘，人民會撕裂崩解。就連唐朝有無上權力的專制君主，都要想辦法摸透他想改革的對象，爭取他們的「擁護」才能讓改革成功。

就算你的價值觀是萬世不移的真理，你要怎麼寄望沒有無上權力的政府可以靠硬幹，強力的要不同的群體全面地接受你的價值觀。

不只是空汙跟信仰的衝突，包括左派右派、獨立統一、進步保守等各種衝突也都是如此。擺出「漢賊不兩立」、「除惡務盡」的強硬態度彼此攻擊無助於推動改革，只會讓不同價值觀的人因為仇恨而彼此牽制。更會削弱台灣社會面對外來勢力挑戰的抵抗能力。

以星座神秘學來說，今年的撕裂只是因為土星跟冥王星合相，到了明年就會過去。但真正要重新凝聚台灣社會不能寄託星座，必須要靠我們彼此願意放下「勝者全拿」的觀念，真正給不同價值觀的人合作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