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往哥倫比亞大學的路上,我看見數十位抗議者,他們在民主的美國,自由地抗議來自中華民國台灣的總統,說要打倒我。我不會被打倒,就像台灣的民主和自由,可能被挑戰,不會被打倒。
今天我在哥大致詞全文如下:
能受邀來這所以言論自由及多元包容著稱的校園演講,我實在備感榮幸。
我在1980年畢業於康乃爾大學,再度回到久違的紐約校園,勾起我許多的回憶。雖然,或許在場有人會說,任何紐約市以外的校園都不能算是紐約。
然而我在1979年夏天曾經真正住過紐約,協助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的一位教授做研究。而我在通過紐約州律師考試後,就更常走訪紐約,有時是在前往華府做貿易談判時會經過紐約。
對一個來自當時尚未完全民主化的台灣的法律系學生來說,1980年代的紐約生活真的令我眼界大開,多元化和不同的見解竟然才是正常。我很高興,從這講台放眼望出去,一切都如此熟悉,絲毫未曾改變。
今天,我來這裡要講的是有關「改變」的故事,發生在台灣的故事。一個位居中國大陸沿海的小島如何設定民主化的進程,進而為世界各國的民主轉型樹立標竿。
我們在政治轉型初期,很多人說在中國陰影的籠罩下,我們的民主不可能存活下來。然而,現在台灣已然成為民主社會和政治制度蓬勃發展的居所。
有人說,人口只有兩千三百萬而且資源匱乏的小島,無法成為經濟的主要推手,然而現在我們已經變成美國的第11大貿易夥伴了。
有人說,先進的價值觀無法於東亞社會生根。但今天,我是以台灣第一位女總統的身分站在各位面前,而今年台灣也已經躍為亞洲第一個同婚合法的國家。
簡言之,台灣就是在不可能的環境下成就了可能。許多人稱台灣為「民主奇蹟」,但我不是奇蹟的信徒。我相信的是人民的意志,以及對更美好未來的願景。
和美國一樣,在我們追求民主的路徑上滴滿了先人的血汗及淚水。現在輪到我們接下他們的棒子,繼續高舉火炬,為還在往民主道路奮力掙扎的國家,照亮前途。
我們背負的責任重大,這條路並不好走。因為台灣民主當今所面臨的挑戰,和數十年前我們所克服的截然不同。
而21世紀所有民主國家都面臨相同的挑戰。全世界的自由都正遭遇到空前未有的威脅。
我們看到這個威脅正在衝擊香港,年輕人沒有管道發聲,只好走上街頭為民主自由拼搏。我們台灣人民決心和他們站在一起。
香港的「一國兩制」經驗,向世界明白揭破了獨裁和民主無法共存的事實。
因為獨裁政權只要一逮到機會,即使是一絲的民主微光,也會毫不留情地悶熄,過程可能是漸進的,但手法精巧到人們都無法察覺。
想像一下:獨裁勢力伸入我們的日常生活,突然間,在自己家的書店賣某本書,就違法了;在社群媒體貼文批評某項新政策,就遭傳審訊。當你突然察覺到一股看不見的勢力在監視你的一舉一動,一切都已經太遲了。
你開始審查自己的言論和想法,不再和朋友討論時事,因為害怕被竊聽,大部分時間都提心吊膽的前瞻後顧,根本無法好好面對未來。
我剛剛描述的未來聽起來也許不可能發生,與哥倫比亞大學的自由校園完全迥異。
但在現實中,這種情形就在我們眼前發生。這也就是為什麼現在比以往更需要讓全世界聽到台灣的故事。
我們的故事是堅毅不撓的故事,是力抗萬難,堅守民主的故事。
我們的故事在訴說,為什麼核心價值如此的重要。台海兩岸在文化及政治上的歧異日趨擴大。台灣選擇言論自由、人權及法治的每一天,都讓我們與獨裁政權漸行漸遠。
我們的故事,乃至我們的存在,是喚醒世界的警鐘,讓大家醒悟過來,民主是人類最珍貴的資產,必須我們不惜代價地捍衛守護。
台灣每天都站在民主的最前線,面對資訊時代的新威脅,台灣並不孤單。
事實上,世界各地無論大國或小國,現在每天都在對抗滲透和認知戰。
獨裁政府企圖利用民主社會的新聞自由,在我們之間挑撥對立,要讓我們懷疑我們的政治制度,好讓我們對民主失落信心。
台灣多年來一直站在這場戰爭的前線,我們有太多經驗可以與世界分享。
在數位化時代,假訊息可以在短短數小時內積非成是,而因應這個威脅最困難之處,是如何在國家安全和言論自由間求取平衡。
台灣已經邁出了第一步,將尋找這個問題的答案列為首要之務。
我們已經強化了辨識及防止散布假訊息的法制架構。我們已經開始掃蕩外部勢力製造的洩密事件。
讓我們與各國密切分享情資,我們就能為降低這種威脅做出更多貢獻。
然而民主還面臨其他挑戰,特別是暗藏算計的經濟誘惑。
世界上許多國家都被迫在民主與經濟發展間做出抉擇,而正確的選擇似乎變得日漸困難。
我擔任總統以來,台灣不斷向世界證明,民主和經濟成長不僅相輔相成,更是緊密不可分。
我們的經濟依賴中國市場,從而限縮了我們在兩岸事務的自主權,中國藉此要脅,滲透我們的社會,並試圖以此為籌碼,要騙取我們的民主。
但台灣已決心開闢一條新路來發展經濟,如果民主不能活化激發創意和新思維,那麼民主的意義又何在?
我們著手經濟轉型,打造有利的投資環境,海外臺商回流數已創下新紀錄。同時,許多外商,特別是一些主要外商公司也正在擴張在台營運。
單就今年,這些企業就在台灣投資了數十億美元,創造了上萬個就業機會。投資的流入在未來幾年將繼續成長。
我們努力在以規範為基礎的區域貿易秩序中扮演建設性的角色,並與南亞和東南亞市場建立更強勁的經貿連結。
我們的「新南向政策」在過去3年來為區域帶來驚人的貿易成長,更重要的是,這種成長具永續性。
當若干國家落入隱藏債務陷阱時,我們仍然致力推動共榮發展的永續合作。而這點,我們與南亞和東南亞的合作夥伴關係就是彼此受惠的最好明證。
在中國一心掠奪我們的邦交國來孤立我們時,我們全心推動計畫,真實幫助這些國家成為更宜居的地方。
我們在世界各國,協助建構經濟民主實力,培養21世紀所需的勞動力,以及建立透明的硬體和數位化基礎設施。
台灣又再一次為全球提出建設性的發展模式。我們拒絕參與掠奪,並且一再證明誠實和開放式的合作會帶來真正的長期成果。
我們因應美中貿易戰的挑戰時,民主並沒有阻礙我們,相反的,幸虧是我們的民主才讓我們克竟其功。民主制度使我們擁抱多元和創新的思維,當常規不再適用,我們仍能靈活應變,打破框架。
很多人問我如何在民主與經濟成長之間作出抉擇,我的答案很清楚,就是:兩者密不可分。
歷史告訴我們,民主國家團結時最強,分裂時最弱。
理念相近國家要通力在國際社會上將我們的價值觀傳承給下一代,如果沒有台灣,形同失去一個關鍵的鏈結。
台灣是一個寶貴罕見的例子,曾經走過獨裁,現在已大力吹起民主號角,因此,自由民主的台灣,現在比以往更加迫切需要國際社會的支持。
台灣的生存不只關乎兩岸關係,我們是印太地區重要的民主堡壘,全世界都在密切注視我們即將要為未來民主開創的先例。
台灣是全球理念相近國家社群的一員,我知道我們並不孤單。
美國前總統胡佛曾經說過:「自由是一扇敞開的窗,而人類精神與人類尊嚴的陽光就從這扇窗傾瀉而下。」
我們面臨的挑戰可能令人卻步,但有國際社會同行,台灣會堅定不移。
只要我們選擇打開自由之窗,眺望前方未來,我們就可以一起讓這縷陽光照耀全世界的每個角落。
#自由民主永續之旅
#JFDS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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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新聞例子香港 在 陳建仁 Chen Chien-Jen Facebook 八卦
接受《日本產業經濟新聞社》專訪
昨(26)天上午,我在總統府接受《日本產業經濟新聞社》專訪,針對近期臺灣處理武漢肺炎疫情的經驗、臺灣參與世界衛生組織(WHO)及對於國際防疫措施等表達我的看法,以下是完整的問答內容:
問:2003年SARS流行時,副總統是擔任衛生署長,採取果斷的措施,處理得非常好。請問您任衛生署長任期中經歷了哪些挑戰?那時臺灣還沒有加入WHO,請問有哪些困難?
副總統:2003年的時候,臺灣爆發了SARS疫情。當時SARS有一個很重要的挑戰,就是在一開始的時候,這個病的病因是甚麼不知道,也不曉得怎麼診斷,更不曉得它的死亡率是多少,怎麼樣治療也都不知道。所以當時確實是全世界都處在一個不確定(uncertain)、未知(unknown)的情況下。對事證的無知,就是恐慌最大的來源。
在那個時候,最重要的,就是要讓所有研究這個疾病的人,或者是在做防疫的人,都應該能夠很密切地來交流他們的資訊、他們的生物檢體等等。SARS一開始發生的時候,是從廣東開始,然後傳到了香港,再從香港傳到了多倫多、河內跟新加坡,臺灣在第一波散播的時候,還沒有感染的病例,後來有一個勤姓商人從中國得到感染回到臺灣,臺灣才有感染病例。
剛開始的時候,臺灣的醫學中心在防疫和病人照護做得都不錯,都沒有發生任何的問題。可是沒有想到,後來在臺北市立和平醫院發生了院內感染。院內感染爆發以後,臺北市政府做了一個大規模的封院,封院的過程比較沒能思考規劃得很好,馬上就訂在某日中午12點封院,只要在醫院裡面的人,通通被關在那個地方。有些計程車司機,停車在醫院去上個廁所,就被關住了;有些到醫院去買醫藥用品,也被關住了;有些幫爸爸、媽媽去拿藥的人,也被關住了。醫院裡面關了很多跟SARS沒有關係的人,既不是醫護人員,也不是病人或密切接觸者。而且,當時跟民眾的溝通沒有做得很好,所以一宣布關院就把很多人關在裡面,第一,立刻就引起了恐慌,第二,醫護人員也就抗議,第三,所有的病人也就開始擔心會被感染。
在和平醫院爆發院內感染之前,我們就希望WHO能夠幫我們,給我們SARS的病毒株,讓我們可以做快速診斷工具,也讓我們能夠跟各國來交換疫情的資訊、防疫的知識。但是WHO都沒有理我們,一直到了和平醫院爆發院內感染以後,他們才派代表來。在這之前,我們都很認真的把我們SARS的病例資料報告給WHO,但是我們卻沒有得到很好的回應照顧。所以他們派代表來到臺灣的時候,很不幸的,已經有很多人過世了。
當時是一個很困難的狀況,在那個時候,我記得有很多日本醫界的朋友也來到臺灣,跟我們交換SARS防控的意見。SARS結束以後,APEC在曼谷召開衛生部長會議的時候,我還跟日本厚生省大臣見面,NHK還廣播出來。我們交換了很多的意見,他也謝謝我說,日本前後派了500多個醫生來到臺灣,看我們是怎樣做好SARS的院內感染管控,怎樣做好病人的照顧,還有怎樣做好民眾風險的溝通,他們都有來詢問我們。
那一段時間,我們跟日本維持很好的國際防疫交流,那算是一種雙邊的合作關係(bilateral),因為我們沒有辦法經過WHO的管道來做多邊的合作交流。中國的疫情資訊當然不用講,我們都拿不到,我們曾經跟香港的大學要他們分離出來的病毒株,他們答應要幫我們送過來,可是說要先得到最後的批准(get final approval),但他們從未得到最後的批准,所以我們就沒有拿到它們的病毒株。
我們的病毒株是從美國疾病管制中心(CDC)拿到的,美國前前後後派了一群人來幫我們忙,我們跟美國CDC實際上就是手牽手、肩並肩、心連心,從早到晚一起做,努力來控制疫情。我們那時候最大的幫助者是美國CDC,不是WHO。所以我們沒有參與WHO,對我們來說,失去了在第一個時點即刻控制疫情的機會。在SARS以後,大家才覺得,確實是不應該讓臺灣不在全球防疫網裡面,全球防疫是一個網絡(network),這個網絡不容許有任何的破洞,臺灣就是一個破洞,臺灣是國際防疫的孤兒。但是,病毒從來不尊重國界,病毒是會到處跑,這樣除了對臺灣造成危害以外,對全世界都是一個威脅!幸好我們跟美國有這樣好的合作,才讓臺灣能夠在SARS的控制,得到比較好的成果。
我們後來分析SARS的發生率,臺灣是比較低的,WHO宣布的旅遊警示期間,還有社區感染期間,臺灣也是比較短的。主要的原因是我們學習新加坡、香港、多倫多的例子,知道怎麼樣才能讓臺灣將疫情控制得很好!所以在傳染病防治上,一定是你幫我、我幫你,互相合作、彼此交流,彼此互換資訊,才能夠共同把防疫做得很好,WHO就是要扮演這個角色,但是WHO竟然把有2,300萬人的臺灣當作孤兒,把臺灣放棄掉。
這個造成臺灣和全世界很大的威脅,所以在那段期間,我們確確實實面臨很大的挑戰!我們在跟美國CDC合作的時候,第一個就是邊境檢疫(border quarantine),從境外要進入臺灣的人,我們就一定做發燒的檢查,如果發燒檢查是有問題的,我們就會進一步做病毒檢測。我們也要密切接觸者居家檢疫 (home quarantine)。從邊境檢疫加居家檢疫,如果有感染,就立即住進醫院,住在醫院的負壓病房。還有許多其他人會發燒,我們也有在醫院外面設置發燒篩檢站,在醫院裡面就規劃發燒病人的動線,發燒的病人都是搭乘特定電梯到發燒病房,其他人都不可以搭乘這個電梯,或是去發燒病房。我們努力把院內感染管控做好,對於醫護人員的保護,包括N95口罩、護目鏡、防護衣都準備得很好,然後再來照顧病人!前前後後,我們也花了我們很長的時間才控制住疫情。
如果當時在第一時點上WHO 就讓我們拿到病毒株,讓我們能夠參加各式各樣緊急專家會議的話,應該不會有和平醫院爆發院內感染這樣不幸的事件,因為在和平醫院爆發院內感染之前,在香港、新加坡都已經有這樣的案例,所以怎麼樣讓臺灣跟他們學習、交換意見,就變得很重要,這應該就是WHO應該扮演的角色。
問:請問當時跟日本交流的過程中,有得到什麼樣的收穫?
副總統:我覺得日本在醫院的院內感染管控上確實做得很好,雖然當時沒有SARS的案例,但是對於醫院環境的清潔消毒,譬如說病房裡的桌椅,還有醫院環境的清潔都是很認真,消毒得很好。我們互相交換經驗的時候,他們也說我們日本都有這樣做。所以,日本在醫院內的感染管控是做得相當不錯。日本的醫師在病人的照顧上,專業性也很高,對基本感染病的防治知識相當充足,他們看了我們怎麼做,他們立刻學得很快,他們很棒。
問:臺灣在SARS的疫情當中,學到甚麼經驗?例如《傳染病防治法》的修改?與其他的國家有沒有不同的情況?
副總統:在SARS剛剛開始的時候,臺灣的《傳染病防治法》確實是很舊的法律,所以對於防治這些新興傳染病沒有很好的規範。比如說,要讓病人在家裡做居家隔離,他會說法律上沒有規定,你怎麼能強迫我居家隔離;我們要求入境旅客要填表格、要量體溫、體溫高的就要去檢查等等,他不要這樣做,我們也沒法可管;中央政府規定不要戴口罩,地方政府卻要戴口罩,中央和地方防疫工作就不協調,也無法處理。在SARS流行的時候,我們為了要讓感染症醫院獨立出來,會徵收某些醫院,可是醫院不願意,也無法規範。
我們發現當時的《傳染病防治法》確實規定的不夠嚴謹。我們就把《傳染病防治法》中,防疫上應該要有的法規都訂得很完整,裡面還包括了假消息的罰則。當時SARS流行的時候,許多媒體不經查證,隨便報導某社區有一個病人,立刻引起民眾恐慌,他根本只是有發燒而已,並沒有SARS,這種假新聞讓整個情況就變得很令人憂慮。疫情的訊息不可以隨便散播,為了不准這樣做,我們就有設有罰則。《傳染病防治法》全部修完了以後,根據《傳染病防治法》,我們就開始了所有全國傳染病防治體系的重新再建立。
除了《傳染病防治法》以外,也需要修改《疾病管制局組織法》,以前疾病管制局沒有感染症醫生,只有一個兼任的。後來就有20幾個感染症專科的防疫醫師,這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疾病管制局的同仁,不是只有高普考及格的公務員可以進來工作,還可以用醫事人員、教育人員、還有技術人員,讓同仁的專業多樣性更好、更周全。疾病管制局可以充實實驗室,加強實驗室的研發內容,而且也可以跟全國各個醫院的實驗室合作,連結在一起,這就是很重要的組織再造。
衛生署也要再造,那時候發現很多老人院容易得到群聚的感染,而國際衛生的交流也要加強,所以當時也重新修了《衛生署組織法》,設置長期照護處來照顧染病風險比較高的老人,把老人院或者養護院管理得很好。我們也有國際合作處,讓我們可以加強跟日本、美國、加拿大、歐盟、澳洲、其他國家有更多的國際交流。透過這樣的合作平台,我們也跟「美國在台協會」(AIT)開始有「全球合作暨訓練架構(GCTF)」,在這個架構下合辦了很多跟全球公共衛生和全球防疫有關的訓練,像是登革熱(Dengue Fever)、茲卡病毒(Zika virus)、病媒蚊、還有急性傳染病防治,我們都開了工作坊。每一次的工作坊大概有25個到30個亞太國家的官員來,除了上課,還可以到實驗室去操作。
因為我們有國際合作的努力,跟國際上的連結就會比較好,雖然我們不是WHO的成員國,但是我們比一些WHO成員國,還更努力去推動全球衛生。所以我們把衛生署組織改造,把疾管局組織改造,修了《傳染病防治法》,設立了傳染病醫療體系,從2003年以後到現在都還有派上用場,它們叫做應變醫院,就是這些醫院到有必要的時候,通通變成感染症醫院,只有看感染病的病人,所有其他病人就不進來,我們把傳染病醫療體系也建立起來。建立傳染病醫療體系還不夠,地方衛生局的同仁也要加強防疫的知識和才能,CDC也開始訓練地方衛生局的同仁,人才的訓練也是強化防疫很重要的部分。
再來就是防疫物資,我們那時候就開始儲備口罩,也曉得流感很重要,而有儲備克流感和快篩的工具,儲備這些防疫物資也是在《傳染病防治法》中就有很好的規範。所以包括了人員、物資、機構、醫療體系,還有傳遞疫情消息,我們都有很好的規範。因為有了這個基礎,到了2009年H1N1流感大流行、還有這一次武漢肺炎流行,我們就準備得比較好。SARS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公共衛生上很大的教訓,但是我們從教訓中學到了怎樣來好好的準備,好好來因應新的挑戰。
這次臺灣也是在一月初,一聽到有傳言說,在武漢出現了很奇怪的不明肺炎病,就已經召開了傳染病防治諮詢委員會,對整個疫情就已經開始有警覺。臺灣算是很早就注意到這件疫情,我們也注意到武漢明明有醫護人員感染,如果一個醫師或者護士得到感染,絕對不太可能會是去野味市場得到感染的。但是,他們說沒有人對人的傳染(person to person transmission),我心裡想不太可能,除非這些醫生護士常常都跑去野味市場,要不怎麼會從野味市場被感染,後來的報告,發現最早期的病人,根本都沒到過市場,是後來有些病人到了市場,把病毒帶到市場裡去。「可以人對人傳染」,對傳染病防疫是很重要的,可是中國一直到一月下旬才承認,WHO也是跟著中國後面才承認這個事實,這對於全世界的防疫就造成很大的困難。
在《傳染病防治法》裡面,我們強調一個很重要的精神,就是疫情一定要透明(transparency)、不可隱匿,而且疫情一定要跟全世界各國來公開分享(sharing)。別的國家要派人來來臺灣看,我們也都歡迎他們來;疫情要透明,疫情要分享,更重要的,我們也強調防疫的工作要大家一起合作(cooperation),防治法也規定臺灣的病毒檢體,可以送到日本或送到其他國家。這次我們臺灣算是有比較好的防疫準備,但是還是有很大的壓力,因為我們在中國的國人及臺商很多。
問:現在臺灣(武漢肺炎)的疫情控制得非常好,副總統的看法為何?
副總統:臺灣目前控制的情況是相當不錯,我們這31個確診個案裡面,實際上可以分成三部分,一部分就是來臺灣觀光的大陸客;另一部分就是在中國感染的臺商,回來以後傳給他的太太或是她的先生、或傳給他的家人,大部分都是家庭傳染的零星家族聚集病例;第三部分就是去中、港、澳旅遊的人。有一個例子是爸爸、媽媽兩個人跟兩個兒子到義大利米蘭去,搭飛機的時候得到感染,因為飛機機艙空間很狹窄,飛行時間很長,很容易彼此感染。他們在香港轉機,而在香港機場裡面,一定也有很多大陸旅客,可能有廣州來的、浙江來的、或武漢來的,他們一起坐飛機,坐了12、13個小時,就感染了。
現在臺灣的這些個案,絕大部分都能夠追溯到感染來源,目前的狀況看起來,都還是家族內的感染。我們沒有像韓國的新天地教會,或是新加坡的神召會,因為宗教聚會而得到傳染,就是沒有所謂的聚集感染。臺灣到目前為止,從在國外得到感染的人數,比在國內感染的人數要來得多,而且沒有「感染以後又一直傳下去的傳染鏈」,沒有從這個家庭傳到那個家庭,我們沒有持續性感染鏈。相對來講,我們的感染情況算是有限的,但是卻讓我們的醫護和防疫人員投入很大的心力去做。
我們這次會做得比較好,其實是從SARS的時候就有經驗。例如旅客在海關的時候,就需要填報是去哪裡旅遊;如果是從大陸來的,就要在家裡14天不可以出去;如果有症狀,或者有發燒,就馬上送去做檢查,如果檢查出來有病毒,那就要在醫院的負壓病房接受照顧,直到病毒消失為止。我們整個照顧體系是參考SARS來做,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及CDC實際上有經驗,更好的是,它也有學者專家團隊,這些學者專家就是負責北、中、南、東不同地區的感染症醫療體系的負責指揮官,所以我們是把臺灣整個指揮體系建立起來。我們體會到臺灣永遠會面臨來自一個比較大的國家的新興傳染病的挑戰,像是SARS及這次的武漢肺炎,因為我們的臺商很多,所以入境的感染者就很多,還有遊客也很多,所以我們永遠是繃緊神經,準備在防疫,我們的防疫單位其實沒有一分鐘是放輕鬆的。
我很多朋友每次來臺灣都說:臺灣怎麼那麼緊張?怎麼每次經過機場入境時,還是要接受紅外線體溫感測等。我回答說,我們有登革熱,這對臺灣來說是很大的影響,而且從東南亞來的旅客也很多,我們一定要照顧他們。他們健康,我們大家都健康。大家來這裡經商或旅遊也都會很愉快。所以我們CDC一直是很緊張、很努力在維持。
問:想請問副總統看到現在日本對於(武漢肺炎)疫情的作法,有什麼建議可以提供?
副總統:基本上,日本在感染症的防疫上,以往都做得很棒,這不是我自己說的,因為我本身主攻流行病學,所以我有很多朋友是在日本東京大學、京都大學、九州等,他們的感染症基礎研究,或是病人的照顧,或是公共衛生防疫,日本也有一套很好的防禦設備。這一次的情形,對日本最大的挑戰,是來自於中國疫情爆發得太快,而日本又是大家都很喜歡去觀光的國家,所以大陸客就很多。我看了日本所有傳染的人,開始的就是巴士司機,載了一大堆陸客而得到感染,計程車司機也受感染,所以他們大部分都是因為接觸到陸客而得到感染的情形很多,一旦感染以後,從這個司機傳給他的家人的時候,日本的掌控其實是滿好的,包括在醫院裡面的照顧,還有院內感染的掌控,我覺得是蠻得體的。
但是日本面臨一個最大的挑戰,不是日本的問題,主要是因為鑽石公主號郵輪是一個很大的挑戰,3,700人在一條船上,有人有感染該怎麼去處理。如果要講源頭的話,鑽石公主號其實當時要讓旅客上船的時候,就應該要宣布,如果你來自疫區,拜託請不要上來;或是你有咳嗽、發燒的症狀,也請你不要上來;特別是來自疫區的人,一旦把病人邀請到郵輪上,那就很危險了。鑽石公主號一開始在香港或在其他地方的時候,船公司應該就要有警覺,不應該讓這些來自疫區的人,或者是有症狀的人上船,一旦上了船,到處旅遊,那就很不容易(掌控)了。
我沒有坐過遊輪,我是聽朋友講的,坐遊輪很好玩、都是自助餐、大家都好開心;一面拿自助餐時,就一面聊天,真的很危險,在那樣的遊輪環境,很容易有人對人的接觸,而且在走道都距離很近,雖然沒有住在同一個房間,可是進進出出,都很容易感染到。
飛機跟輪船內的傳染,是這一次的武漢肺炎最獨特的感染場所。鑽石公主號載了3,700人在裡面,所以日本就把它放在港口,用特別的檢疫方式,有病的人帶下來治療。這樣的處理情形,當然有一些小地方可以再檢討,像最後有幾個人沒有檢驗第二次就下船,就是疏忽。但是我也可以體會,3,700人很多,帶給日本整個防疫一個挑戰,雖然有些日本國民覺得做得不夠好,有一些需要改善的地方,可是我覺得整體來說,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3,700個人的檢疫照護,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而且這些人下來以後,得到很好的治療。
我現在講到武漢肺炎的臨床特性等,都參考日本的資料,因為中國的資料有些時候有選擇性,剛開始的時候說致死率15%,因為住院的人都是肺炎(pneumonia),嚴重的人才住院,當中又有很多老人、有慢性病的人或雙重感染的人才會得到肺炎,當然這些人就死亡率高。所以一開始說,死亡率15%,我們就說沒有那麼高,我個人就認為沒有那麼高。現在是2%至3%,但是我相信,如果醫療照顧再好一點,搞不好會低於1%,就像日本一樣。
日本過世或是往生的個案,都是年紀大的,有病的人,您問到日本的情形,我覺得SARS跟武漢肺炎很不同的地方,在於SARS是不發燒就不感染,而且SARS一旦得到了症狀就很嚴重,所以病名叫做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而武漢肺炎實際上感染的人就好像是一座冰山,發病的人只是冰山上的一角,底下是輕症的人跟沒有症狀的人,但是他們也會傳染給別人,這是最困難的地方。
我們很遺憾,早期的論文裡從來沒有人跟我們說輕症的人是怎麼樣,中國大陸在12月的時候,醫院都看重症的人,把輕症的人通通放回家,也沒有教他們居家隔離,也沒有教他們避免感染,所以這些人就散布病毒(spread up)。同樣的,在鑽石公主號上面,開始的時候,可能大家都比較重視有肺炎的人,因為很危急,要好好照顧他,要不然可能會對生命有危險。可是輕症的人往往被忽略掉,所以我從鑽石公主號上面的資料看,有三成的人是無症狀的,我看了以後,真的是很害怕。所以我當時就在想說,冠狀病毒已經從SARS,慢慢變成流感化(influenza like)。我現在還在追蹤鑽石公主號上面的人的健康狀況,看起來大部分的人都是輕症。所以我們也從鑽石公主號學了很多很好的有關於武漢肺炎的知識。
我要謝謝你們(日本)讓我們能夠用橫濱模式,把我們臺灣的旅客都能夠好好的帶回來。所有隔離、照顧的方法,都是按照最高規格來做,這真的是只有日本這樣的好朋友,才能夠跟臺灣配合的這麼好,讓我們派專機去,我們的醫護人員去做很好的照顧,送他們回來。所以我們常常講”A friend in need is a friend indeed”,這就是患難見真情,在患難當中,當我需要的時候,就見到了真正的朋友。
我們後來也發現,實際上,臺灣因為沒有參加WHO,有很多像緊急應變會議,邀請了日本,還有一些國家去參加,臺灣居然沒有參加。臺灣是受到威脅最厲害的地方,我們竟然沒有被邀請參加。所以在WHO諮詢委員會議的時候,他們就替臺灣發聲,一定要讓臺灣參加,我們實在很謝謝日本政府幫我們發聲,特別是安倍首相。讓我們在最艱難的疫情挑戰的環境之下,就能夠感受到,一個真正的好朋友,在最艱難的時候可以跟你一起去防治疫情,能夠有機會幫你得到更好的資訊、更好的參與,也對全世界會有貢獻,所以我們真的是很謝謝安倍首相還有日本政府在這方面給我們的支持,我們覺得受益良多。
問:假設臺灣一開始就加入WHO,臺灣是否對國際會更有貢獻?
副總統:那當然。我舉個例子,我們臺灣不是沒有加入過WHO,中華民國是主張要設立WHO的國家。聯合國要設立WHO,中華民國是一個倡議者,所以我們在很早以前,就是聯合國成立WHO的時候是倡議國之一,所以我們進入WHO以後,實際上跟WHO有很好的合作,臺灣也有WHO的分支機構,在臺大醫學院,也是我的母校,我的老師陳拱北教授,就是臺灣跟WHO聯絡的一個關鍵人。當時WHO幫臺灣,給臺灣經費,幫我們送人到日本、美國、澳洲去做很多的訓練,我們也提供很多的幫忙,像我的姐夫他是做瘧疾控制(malaria control),臺灣的瘧疾控制做完了以後,WHO就請他去斯里蘭卡、馬來西亞幫忙做瘧疾控制。當時我們還在WHO的時候,我們得到WHO很多的幫忙,在資源、人才訓練,知識傳播、與國際交流上,我們得到了很多的好處,但是,我們也做了很多的貢獻。當時WHO在臺灣開的國際會議相當的多,但是後來因為我們退出聯合國以後就沒有了。
臺灣一直願意扮演一個很好的世界衛生公民的角色,對全世界有所幫助,就像我們以前在聯合國的WHO裡面所扮演的角色是一樣的,當時我們在臺灣還幫忙訓練很多東南亞來的醫師、護士,還有公共衛生防疫人員。我在臺大念碩士班的時候,有很多的朋友,他們都會想念當時我們在WHO的時候,他們獲益很多。後來,我們沒有在WHO裡面,最明顯的例子就是SARS來的時候,我們連中國的資料都沒有,雖然中國說,他們一直在照顧臺灣,都跟臺灣分享資料,說老實話,他跟我們分享資料就是報紙上可以看到的資料,那是沒有用的。你沒有很細節的臨床知識的時候,你沒有辦法做很好的疫情控制。
我們的人員到WHO去訓練的機會也減少很多。而且WHO也不是只有傳染病控制(infectious disease control),還有包括非傳染病(non-communicable disease)像癌症、心臟血管疾病、環境疾病、甚至醫護人員的訓練,這些東西都是WHO可以做得好,臺灣也可以來幫忙做,以前我們很多的老師就是這樣去幫忙。其實我們不在WHO裡面,尤其是傳染病,我們沒有辦法拿到第一手的資料,SARS的時候,就是一個很大的挑戰。得到的消息,都是很片面、不完整的,所以,讓我們在防疫工作的設計上,沒有那麼好。所以,我剛才才講,幸好當時有透過美國CDC來幫忙,病毒也是他們給我們,我們當時也沒有病毒。怎麼這麼殘忍,不給我們病毒,讓我們沒有辦法去做確診診斷,這是一個很悲傷的故事。
問:面對此次武漢肺炎,假設臺灣有加入WHO,臺灣可能可以提供怎麼樣的幫助?
副總統:假如臺灣有加入WHO,我相信一定會邀請我們的專家,像張上淳、林奏延、蘇益仁等人,去看看武漢的情況是什麼樣子;如果我們能夠得到第一手的資料,我們很有可能在1月初的時候,就會給WHO一個很好的建議,提醒大家應該要更注意武漢的情形。因為臺灣跟中國很接近,有很多臺商在那邊,也有很多以前一起合作研究的醫師、護士在武漢,所以我們可能也可以提醒他們要更小心。又譬如說,如果還不知道是否有人傳人的情形,臺灣的醫師或流行病學家就會告訴他們,都有醫事人員感染了,怎麼會沒有人傳人?提醒他們應該要更認真一點去調查,以得到更完整的資料。我們可以提供這些專家協助的角色,以做為一個會員國的身分,向WHO提供更多防疫的建議。
我覺得,如果我們是會員國,一定責無旁貸,也一定會好好去做,但我們不是,所以會有困難。例如許多專業的知識,臺灣目前是透過「國際衛生條例」(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 IHR)的平台報告我們的資料。我們除了報告(疫情)資料外,還報告了我們如何做邊境管控、居家隔離與執行院內病人的治療等,我們把所做的防疫細節通通傳送給WHO,可是從未被登載。因為我們不是會員!所以我們防疫的知識、經驗,以及我們可能面臨的壓力,還有要跟大家討論的難題,通通都沒有機會跟WHO交換。所以我想說,「假如」我們是在WHO中,我們的專家學者一定可以給WHO很多的幫忙。我們的學者也一定會坐在緊急應變的會議中提供我們的意見。但是我們沒有、我們不能。
問:中國目前有做「封城」這樣的行動,WHO給他們的評價是認為很好,有助於控制(疫情),您怎麼看這樣的(行動)?
副總統:「封城」是全世界第一次有這樣做的防疫措施。臺灣沒有封城的經驗,我們只有封和平醫院的經驗。但是我剛才講過,和平醫院的封院,實際上,這個構想是不錯的,就是說把可能感染的人,或者是被感染的人,以及醫護人員在一個比較隔離的地方,不要感染到其他人。然後讓這些人能夠得到很好的醫療照顧,讓外面的人也可以去支援,這是很好的。但是,不好的,就是我講過,因為關得太倉促了,讓民眾沒有準備好,所以(就變成)就很複雜。
這次所謂的「封城」,老實說,我們得到的資料也相當少。不曉得封城前跟封城後的狀況是如何?也不曉得是不是封城本身帶來病例的減少?如果一個地區被感染後,它的感染病例通常都會一直上升,可是當達到很多人感染後,病例數就開始下降,這是否因為封城導致的效果,我沒有經驗,全世界也都沒有人有這樣經驗。對於WHO說這是封城才達到的效果,我自己站在科學家的角度來看,我認為目前還需要蒐集更多的證據,才能證明封城是否確實有效果。
但是封城付出了很大的代價。這些經濟上、人民生活平安、安全的代價等,都需要考慮,所以我覺得,與其要等到疫情很嚴重、要封城,還不如剛開始在醫院裡面知道有群聚感染 (clustered cases)的時候就去做防疫。所以我是覺得,以這個例子來看,任何一個好的流行病學家,或者是防疫的專家,他都要去看「first sign」--第一個跡象,也就是第一個可能爆發流行的跡象,就要掌控住。那就好像星星之火,足以燎原,當那個火種一出來,就要趕快把它熄滅掉。當然,封城是後面的事情,但是前面那一段,我覺得從整個事件來學習,WHO到現在為止,都一直沒有強調,未來碰到同樣的情形,如何去掌握「first sign」,怎麼樣在很有限傳染的情況下就去控制它,我覺得WHO應該更著眼在未來類似疫情的早期發現和適切預防上。
這個全球警戒(global alert)本來就是很重要的事情。舉例來說,例如伊波拉疫情在剛出來的時候,全世界就有警覺,就開始執行防治的準備了。而不是像這次,一開始都說沒有,等到了後來爆發嚴重疫情時,才發現已經來不及了。這一次,我覺得,整個全球防疫動員的情況是有一點晚了!如果早一點給中國一些幫忙、早一點給他們一些專業上或者是物資上的援助,讓他們能夠控制武漢的疫情,那全世界應該就不會受到這麼大的影響。所以我覺得WHO的專家比較看後面來收拾殘局、沒看前面來遏阻蔓延,但是防疫一定要看前面,不能看後面。
假新聞例子香港 在 報導者 The Reporter Facebook 八卦
#香港最新【當言論自由成為祭品——26年《蘋果日報》在港關上最後一盞燈】
「假如夏娃當初不是咬了蘋果一口,世上就沒有罪惡,也沒有是非,當然也不會有新聞。」這是壹傳媒集團創辦人黎智英於1995年、香港主權移交前夕,向媒體述說的辦報理念。當時豪氣干雲的黎智英如今已在獄中,而咤吒香江26年的《蘋果日報》,這份親民主派大報,6月24日正式在政治的打壓下停刊。
內部員工表示,24日凌晨12時後,讀者無法再瀏覽網站內容,將留下一句停刊通知。23日晚上11時,許多讀者將車子停滿在壹傳媒大樓外周邊,聚集的人群以手機的燈光來送別《蘋果日報》。而最後一刊《蘋果》的頭版標題大字寫著「港人雨中痛別,我哋撐蘋果 (我們撐蘋果)」。
■香港言論與新聞自由快速萎縮,親自由和民主派媒體首當其衝
黎智英成立的壹傳媒(Next Media Group)(編按:2015年10月更名為Next Digital Limited),在1990年3月發行雜誌《壹週刊》,在1995年6月20日創立《蘋果日報》,成為香港最暢銷的中文報紙之一,在香港單日最高銷售量有50多萬份。高峰時期在2012年,集團合計約有5,000多名員工。當時它以全港首創的全彩色報紙印刷出版,打著「每日一蘋果,冇人呃到我(沒人能騙我)」的旗號,以大眾化、通俗的語言特色,配以搶眼、煽動的標題,快速拿下香港主流報紙的地位。近年因為黎智英的反共及自由立場,成為香港少數敢於批判北京和港府,同時也鮮明地支持香港反修例運動(台灣稱反送中運動)的傳統媒體 。
香港媒體近年的言論自由快速萎縮,不少做調查性與深度報導的媒體首當其衝。
《報導者》曾採訪前《明報》總編輯劉進圖,這位長期在香港做調查報導的新聞老將,2014年2月26日在港島遭2名歹徒重砍6刀,當時《明報》頭版的報頭和標題套黑,說那是「香港最黑暗的一天」。劉進圖回憶,2003年後,港媒受到的政治壓力愈來愈大,「2003~2013這10年間,媒體首當其衝⋯⋯一旦你批評北京,批評特區政府,中資機構,例如中國銀行就不在你的媒體投放廣告⋯⋯再後來華資的機構、國際的機構,如果它是重視大陸市場的,它也會迴避在北京批評的媒體投放廣告。」
近年立場親自由派與民主派的媒體,大量流失了廣告。其中香港《蘋果日報》每年投放大量資源報導六四周年、七一遊行等議題,也因而流失了紙本的廣告主,於是轉而在數位上爭取付費讀者。國際媒體關注港媒光譜的變化,2019年《紐約時報》採訪黎智英,當時以「香港媒體大亨黎智英(Jimmy Lai),一個有良心的攪局者」(A Hong Kong ‘Troublemaker’ With a Clean Conscience)來形容他,而當時受訪的黎智英說,廣告主的離開使得《蘋果》每年損失約4,400萬美元(約12億新台幣)的營收。
根據壹傳媒的財報,2011年至2014年財政年度,壹傳媒每年收入超過30億元港幣(約108億新台幣),但2016年後連續5個財政年度,累計虧損19.5億元港幣(約70億新台幣)。而《蘋果日報》的銷售量從最高峰的50幾萬份,到2020年不到10萬份;員工也從5,000多人的高峰,降至2020年9月30日約有2,000位左右的員工(其中香港1,228位,台灣866位),現在員工不多於800人。
雖然2019年香港反送中運動開啟後,蘋果日報網站仍是港人追看的主流即時新聞平台,但同時,中國官媒開始鎖定並批判黎智英與他的媒體,《環球時報》就形容他是「大漢奸」、「亂港頭目」、「賣國者」、「被中國歷史唾棄者」。
2020年的5月29日,黎智英曾投書《紐約時報》,文章標題〈我的推文能威脅國家安全嗎?〉(Do My Tweets Really Threaten China’s National Security?),強調港版《國安法》將終結港人的言論自由,只能說中國政府容忍的話。
■港版《國安法》以勾結境外勢力罪名,搜索《蘋果》編輯室並凍結資金
就在港版《國安法》於2020年6月30日落地後,8月港警派出上百人警力,對香港《蘋果日報》報館進行大搜查,並援引港版《國安法》下第29條罪行「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拘捕73歲的黎智英;2021年5月,香港保安局凍結黎智英持有的壹傳媒股份,以及黎智英所擁有的3間私人公司於當地銀行賬戶內的財產。
上週三(6月17日),港警第二度封鎖蘋果大樓,再次以「勾結境外勢力」罪名,拘捕包括行政總裁張劍虹、總編輯羅偉光、副社長陳沛敏等5名高層,保安局也在同日凍結壹傳媒集團旗下3間關聯公司、共1,800萬港幣的資產,港蘋即時陷入財政危機,管理層一度向保安局申請解凍銀行資金未果,沒有足夠金錢繼續營運下去。
此外,大量蘋果員工即日辭職,旗下網路平台在今(23)日正式宣告停止營運後,蘋果網站裡的各個頻道,包括《壹週刊》、《果籽》等品牌,在Facebook粉專留下告別聲明,內部人員表示,網站內容將在24日凌晨起全數被移除。但在最後一夜,《蘋果日報》仍堅持印刷出最後一份紙本,數量高違100萬份。
6月18日在香港股市中停牌交易的壹傳媒,在《蘋果日報》停刊後,復牌機會減低。根據《香港01》的報導,香港聯合交易所《上市規則》的規定,若主板上市的公司未能維持足夠的業務運作或資產,港交所便可根據指引決定是否能將其停牌或除牌;若主板公司因業務運作或資產問題而致連續停牌18個月,港交所可取消該公司的上市地位。有分析指出,在失去主要業務後,壹傳媒可能因業務或資金問題,遭港交所取消上市地位,又或因停牌超過18個月,而被取消上市地位。
■記者、讀者的哀悼,香港報界生態不再多元化
「很心痛、很傷心,這幾乎是香港唯一一份,敢於向政府對抗、為群眾發聲的報紙。」朱小姐是蘋果達20年忠實讀者,自倒閉危機消息傳出後,市面捲起數次的搶購潮,她每次都排隊買下一份紙本以示支持。
在《蘋果日報》港聞組工作逾10年的資深記者朗峰(化名)表示,觀察到其他業界同行,在2014年雨傘運動、及在2017年6月立法會議員因宣誓風波被褫奪議員資格後,不少報紙都減少人手、或減少篇幅報導示威或抗議的新聞。他以悼念1989年天安門廣場死難者、每年的六四燭光晚會作為例子,「蘋果是願意投放全公司人手和資源去做。由事前的人物訪問,到當天動員及部署等都報導,也到現場朴咪(現場訪問)不同年齡層及職業的市民。」
「以前公司與某些財團或地產商關係密切,不能報導它們的壞新聞,也禁止做反送中抗爭的周年回顧報導,」在去年8月大搜捕後才轉職至《蘋果》的記者心怡(化名)則透露,以前在親建制派的報社工作,經常要「掩埋良心」報導有利政權的論述,而且在反送中運動一周年後,只要是觸碰到「年輕人問題」,即便是軟性角度如「失業浪潮」也成了議題禁忌。她亦強調,針對一些批評香港警方的議題,建制媒體只允許固定同事處理,並大幅縮短文章篇幅,未能讓讀者了解事情的全貌。
「但在《蘋果》,只要你能向上司解釋到故事題目,你都可以做。」她預估到,《蘋果日報》倒閉後,最後一間親民主派的媒體倒下,第四權報導異見、監察及批評政府的空間將愈來愈少。另外,據她收到的行內消息指,不少建制媒體高層即將禁止聘請從《蘋果日報》離職的記者,意圖進一步扼殺記者的生存空間。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及傳播學院講師梁麗娟表示,《蘋果》正式關閉,意味著最香港會失去一份最敢言的報紙,「因為目前看來,它對政權及北京政府來說,最民主及最具批判性的聲音,」她強調,這一份異議報紙的象徵式死亡,亦預示著香港報界生態不再多元化,「特別是蘋果日報本來的讀者群廣大,代表大多數市民的不同聲音。」
■香港新聞自由指數創調查以來8年新低
香港記者協會在今年5月公布的「新聞自由指數」顯示,新聞從業員對香港新聞自由的評分下跌,創調查以來的8年新低。港版《國安法》在2020年6月30日訂立和實施後,警方持續搜查新聞機構,也讓新聞採訪工作寸步難行。
《蘋果日報》在1995年的創刊社論〈我們屬於香港〉中,有幾段是這麼寫的:
「我們要辦的是一份香港人的報紙。
尚有兩年香港的政權便要移交了,在這個時候辦報,不怕九七後情況有變嗎?我們怕。但我們不願意被恐懼所威嚇。我們更不願意被悲觀所蒙蔽。我們要積極樂觀地面對未來,因為我們是香港人!
在世界的資訊走廊上,香港雖然只是斗室一個,但我們清明通透,時刻與整個世界資訊交流:每一分、每一秒都受到世界傳媒注視、受世界輿論監察。在舉世眾目睽睽之下,誰敢貿然對香港胡作非為?
我們有緊扣世界脈搏的靈通資訊網絡,優良的自由法治傳統,無數世界級的人才⋯⋯我們對中國和世界貿易發揮不可替代的積極作用。權衡利害,中國能不讓我們有一個自由充裕的生存空間?」
在下了連場暴雨後的晚上,《蘋果日報》在香港關上最後一盞燈。被關閉的命運,映照26年前的創刊詞,難免令人感傷。中共與港府連番打壓香港的新聞自由,有良心的媒體與新聞人已難有棲身之所。(文/李雪莉、金蕊;攝影/陳朗熹)
★閱讀並分享報導完整版:https://bit.ly/3d8ZMmw
#香港蘋果日報 #港蘋 #壹週刊 #壹傳媒 #停刊 #香港 #民主派 #中共 #港府 #新聞自由 #港版國安法 #AppleDaily #HongKong #我哋撐蘋果 #最後一夜
★事實從未如此重要,記錄關鍵時刻,#贊助報導者:http://bit.ly/2Ef3Xf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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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Kate yup事件是假的! 不是綁架! 不要被騙! (Facebook上的證據)
要求我拍Kate Yup的觀眾人數比去年Ashvlogs的訢求有過之而無不及. 這位一直在吃的Kate Yup擁有一個超過500K subscribers的Mukbang頻道.
最近她粉絲開始留意到Kate的影片各種異樣: 字幕上的奇怪體例, Kate本人身上的瘢痕, 甚至影片中打莫斯密碼. 令到網民擔心Kate的安全, 更有陰謀論指出她一直是被綁架而被迫去拍這些影片的.
Twitter上 #savekateyup 更一度在全球Trending一段時間. 多人認為跟一年前美國一位失蹤少女是有關的. 這情況是我們一向習慣的ARG嗎? 為何Kate總是糢著眼的呢?
Kate yup details
Kate Yup由2018年3月開台. 內容主要是吃海鮮Mukbang. 多條影片本身也超過一百萬觀看次數. 相比其他常常用買soing吸views的Mukbang主播, Kate Yup 從來都不露樣貌. 她的影片通常只看見她的下巴. 面的上部份也有面罩掩蓋. 顯得奇怪.
另外, 作為一個身材比較瘦的女生Kate Yup每一次拍Mukbang時也吃得像餓了很久. 非常急的感覺.真是因為她餓嗎? 還是被迫: 快點吃! 快點吃!
2019年6月21號Kate Yup上載的 ‘2 whole fish, whole giant squid, lobster, king crab, salmon & Tuna raw, octopus, scallop, shrimp’ 影片, 眼利的網民發現她身上的傷痕.
2019年7月一位網友初次發現影片中subtitle有異樣. 影片中某一些字幕用大寫字母, 湊合一起成HELP一個字.
之後同一條影片出現的Morse code翻譯成 ‘I need help’ SOS 甚至她面前的碗被拍到自己在動, 相信拍攝現場除了她以外還有其他人在場.
這些疑問大量廣傳後Kate Yup自己也有出Post解釋事件 “Hello everyone! It’s urgent to clarify my situation. Everything is ok for me!”
之後她解釋手上的傷痕是太陽光燒到她皮膚而嘴角的傷口是 herpes Labilis.
It’s not a Morse code, that’s not even how Morse code works...why would a captor let her edit the videos? That doesn’t make sense? ...her lip does not look busted, it’s either a cold sore or a bad blemish
你們要知道, 這段文字據稱是Kate自己打的. 有種自己説自己的感覺.
Kate Yup之後這奇怪的第三身回應加上8月上載的 ‘I AM ALIVE’ 影片再次出現了 HELP的信息.
作為一位有破解ARG經驗的Youtuber, 這個事件是一個 publicity stunt.
我們用兩個極端的方向去看這個事情.
假
這個情況綁架的機會比較底的原因是從這個月外界對於此事件的關注度, 如果這真的是一埸罪案的話, 背後cho控整件事的人為什麼還會繼續上載影片啊?!
What I would do (viral marketing)
Mukbang剛巧是這個時代最流行的影片類型. 像Ashvlogs等ARG亦是成功例子. 把兩者mix在一起是正常的做法.
我想大家看看這條影片. 這是我前年拍英文頻道Horrorstudio1的片. 當中我用一些奇怪剪接令觀眾以為我有什麼事.
其實各種剪片和拍攝技巧我已經在暗網仔 2.0已推出一個會員群組. 當中有不同級別的會員.
除了每個月定期推出剪片教學, 我還會教有關Youtube algorithm和social media marketing的東西. 對恐怖網上文化有興趣的朋友我亦會提供這方面的資訊.
絕密直播, Q&A, 甚至跟我本人的聯絡方式也可以找到. 詳情可以按Youtube首頁 ‘Join’ 去了解.
其實拍到一些看似恐怖的影片不太難. 尤其如果情況是半真半假. 像有personality disorder的Marina Joyce也用這種做法紅了. 其實marina joyce和Kate yup情況也相當相似.
真
如果Kate是真心純屬一位Mukbang Youtuber, 沒有意圖想搞到事件這樣迷離的話, 那可能整個事件是精神上的問題. Kate Yup最新的 ‘I lose my tooth during this meal’ 影片有觀眾看過所有她影片後發現她所有表現都像有暴食症Bulimia的人士. 如果如此, 為什麼她或替她管理頻道的人會將一個病人的情況放上互聯網呢?
而其實Kate Yup的真相又會不會是Karlie啊?
Karlie guse
2018年10月13號加州少女於凌晨5點至7點消失. 到如今還沒有人找到她. 由Karlie面上的特徵, 尤其鼻子和下巴, 多人認為是現在爆紅的Kate Yup. 但我現在跟大家講, 不是. 我不想大家再因為一個網上的都市傳說令到一個真正失蹤人口個案比神化. Kate Yup跟Karlie不是同一個人的原因是什麼呢? Why do I know? Kate yup第一條上載影片的日期是2018年4月23號, 而Karlie Guse失蹤的日期是2018年10月13號. 所以她們兩個一定不是同一個人. 其實Karlie Guse的案件也能證Kate Yup不是真正的綁架啊. 而是一位ak like的Youtuber.
因為在Karlie Guse失蹤的官方Facebook頁可以找到頁主確認警方已因為Kate Yup與Karlie失蹤案拉上關係, 上門調查過Kate Yup頻道的有關人士, 確認是假的. 所以我才這樣相信整個Kate Yup事件不是真實的情況, 而只不過是publicity stunt. 那我們不如不要被這些東西干擾, 花多一點精神去真實的問題上. 例如失蹤少女karlie Guse. 完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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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高觀看次數的影片 (我為何不再拍暗網? 只說一次):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bihKaqEEQw&t=127s
曼德拉效應: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MutzRIE_uE&list=PLglqLngY6gv5BCwaoP-q6DOwUmw1lIusF&index=17&t=5s
我的100K成長故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dhtp6A6YJE
破解Kate yup事件是假的! 不是綁架! 不要被騙! (Facebook上的證據):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NJVt56ORWo&t=2s
日本最殘酷的直播節目: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E81OKVX7wc
網上最可怕的一個字 (Ft. HenHen TV):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LedkSHc7Os&t=145s
8大Justin Bieber新歌Yummy MV的隱藏訊息 | 陰謀論
8個Justin Bieber新歌 'Yummy' 的恐怖密碼 | 神秘品牌Drewhouse
8個Justin Bieber新歌Yummy MV的恐怖真相 | 神秘品牌Drewhouse
最近車上迷上了聽Justin Bieber第5張專輯 ‘Changes.’ 喜歡JB與Post Malone合作 ‘Forever’ 的pop味道. Changes歌曲是深情獨白, 可以説是我整個album最喜歡的. 第二主打 ‘intentions’ MV被外界稱讃信息意義fung fu.
還記得第一主打 ‘Yummy’ 推出時被各界大chi笑批評. MV奇怪特技, Justin Bieber絕望式的歌曲Marketing (show host livestream)
我相信’changes’ 現在大受好評後, 大家也會問:為什麼當時要把Yummy放做第一主打歌呢?
由Yummy MV 背後與光明會的陰謀論, 到Justin Bieber神秘自家品牌Drewhouse的怪異真相. 大家好! 又是我暗網仔, 一起去 “baby baby baby” 看一看.
大眾可能不知道的一件事件: 是Justin Bieber也是於Youtube生. 住在加拿大多倫多Stratford小鎮的Justin跟我之前roommate是同校同學. 據知Justin小時候是怪咖. 在附近街上表演唱歌. 同時唱Cover的影片在Youtube關注度令到天王Usher和Justin Timberlake jang住簽他. 最終Usher其下推出的 ‘My world 2.0’ ‘under the mistletoe’ ‘Believe’ ‘purpose’ 和現在的 ‘changes’ 令Bieber成為了一線歌手.
2015年推出的 ‘Purpose’ 成為Bieber最叫好叫座的唱片後 (show exaughstion news) 令到Bieber休息5年2020年1月3號推出Yummy. 出了一張那麼利害的唱片後, sing接的yummy一般的曲風, 有點無ley頭的MV令多位陰謀論家覺得這首歌背後有一個很恐怖的故事.
根據多位網上陰謀論家, Justin Bieber在推出Yummy前的一段時間常常在Instagram post有關小孩的照片. 然後 #yummy. 甚至MV尾的一幕餐碟上剩下只有JB小時的照片. 為什麼一首挺有性意味的情歌會出現這麼多小孩呢? 甚至MV中常出現的樂團成員也是大一點的小孩. 年紀可能是9至14歲吧!
根據美國國陰謀Youtuber ‘Majesstic’ 所講, 整個Yummy作品也是暗示/影射 2016年網上流傳的陰謀論: 比薩門.
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時Twitter和 ‘維基解密’ 流傳一大堆指稱是紐約警方找到有關大型兒童色情集團的email. 當中內容被指是戀童犯互相溝通的暗語. 而關連除了hin sip多個大食市和企業外, 更關連到當時正在參選的希拉里, 克林頓和克林頓家jook.
之後該事件被debunk為對方political party一些手段. 真相是怎樣? Politics is a dirty game. 但很多陰謀論家深信Yummy是Justin Bieber用來揭發這個陰謀的信息.
由MV開埸可以見到Justin Bieber好隱密要通過一個廚房才能到達的秘密地點. 到達後整個華麗yin wooy teng都是一些年老的上流社會. 唯dook就是一班在表演樂器的9至14歲的小朋友. 還露出驚恐的眼神.
JB開始唱歌後被推出的食物顯然是不開胃的. 跟他唱的 “yummy, yummy, yummy,” 歌詞正正是相反. 有分析指這就是戀童的象徵. 外面的人看是噁心的, 但當局者就是吃得很ji味.
歌迷對MV最大反應在於畫面出現的奇怪變臉. 有指這代表兒童受害者被下藥後神志不清看到的畫面.
其中一份蛋糕上有多個藍cream. 有指該象徵是FBI確認戀童用來暗示 “偏愛小男孩’ 的.
跟Justin在進食的人士當中有兩位很有可能是另一些ying seh. 其中一位帶眼鏡的中年男人被指 ‘約翰-波德斯塔’ 當年比薩門其中一個發放那些噁心兒童色情暗示的政治人物. 希拉里得力助手.
令一位清潔人員是MV中唯一的黑人. 有指是ying seh當年其中一位發gwut Justin的一位唱片公司高層LA Reid. Justin 14歲時Reid在報導提過Justin是 “beautiful” “beautiful like a woman.” 之後的幾年Reid被控訢多行性騷擾罪.
MV的尾聲可以見到在埸所有貴賓已經離座, 彈樂器的小孩也被帶走了. 只剩下 ‘約翰’ 政治人物, Reid唱片高層在清㓗其他人的食物, 和Justin Bieber 在中間.
畫面左下角可以看到一條紅色裙. 是影片中彈樂器小女孩同一條的紅色裙. 到底發生什麼事會使那位小女孩被脫光呢?
而mv最後在食完的碟上就是Justin bieber小時候還沒有進這個行業, 還沒有出名時的樣子.
“Lost control of myself, I’m compromised. You’re incriminated, no disguise. You ain’t never running low on supplies...”
有指Justin bieber這麼想Yummy要廣泛關注的原因是因為背後的信息. 而Justin 本身也曾是受害者. 這就是他的呼叫.
其實Justin bieber多年以來也有指與光明會是有heen連的. 有關他的陰謀論由蜥蜴人化身到撒但教成員, 老婆是光明會後人也是.
但我本人最感興趣是關於Justin Bieber和神秘品牌Drewhouse的關係. 有指2018年Justin bieber登記了 ‘Drew’ ‘The house of drew’ 和 ‘La maison Drew’ 三個商標. 之後他Instagram等地方常常出現該牌子. Justin的middle name也是drew. 那為什麼他要這麼神秘呢? 常常聘請一些無名model做代言自己又不公開. 多個明星出品牌. Edison chen的clot, Shawn yue的Madness, show luo的stage. Joker xue的Dangerous people. 但為什麼全球最出名的歌星就不會這樣做呢? 背後陰謀又是什麼呢? 可能我想太多了, 但JB可能就是想我想多一點.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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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epfake換臉程式的黑暗秘密: 人類未來的危機
大家有沒有覺得這段Obama的演講有種很奇怪的感覺啊? 其實該片段是一年前導演Jordan Peele用一個名Deepfake的恐怖AI科技Key了美國總統的樣子上去的. Deepfake是能把任何人的樣子放在任何身體上. 用這種科技出ham片!楊幂中國deepfake事件! 甚至未來政治危機! 之後一一會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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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epfake源自於一個名Interval Research corporation的網路科技研究中心. 1997年研究出Video rewrite program, 初步能夠將影片?面口型的畫面配合上後期加上的對白. 在Hollywood電影後製變成很重要的科技. 但要到20年之後Deepfake才得到主流關注. 2017年我們看到的 ‘Synthesizing Obama’ 網上流傳. 2017年尾這種科技才由授權人士掉到一般人的手中. 例如這個名 ‘fakeapp’ 的應用程式. 結果問題就開始了.
今天就講一下deepfake危機會出現的三個地方.
色情
2017年尾名 ‘deepfakes’ 的一位reddit討論區用戶上載了第一個自製Deepfake. 之後luk jook有各個女明星的deepfake出現. 女星的樣子放在A片女星的身體上. 高fung時一天數千條這些影片放上討論區.
但如果你只是普通的女生, 一醒來發現無數張有你樣子的色情照片和影片, 你又如何接受呢?
法律學生Noelle martins 17歲的時候發現網上有大量photoshop她的樣子的色情照片. 之後的5年, Noelle與各大的色情網站進行一個gim gooy的戰爭. 除即發現她身邊的朋友甚至自己的妹妹也成為這些Deepfake網站的受害者.
這個熱潮導致兩極分化. 道德上該事件一定是重大問題. 但另一邊學者認為色情行業一向都是推動新科枝的重要元素.
這其實sip及西方社會一個敏感的A片類型: 復仇色情片. 簡單講, 復仇色情片是一些ja男與女友分手後把她的裸照或親密片放給大家看的色情片內容.
Deepfake卻令到沒有拍過任何東西的女生也可能成為 ‘復仇’ 目標. Noelle martins就是一個越反抗越成為目標的例子.
楊冪
國內好多科技上的潮流也是來自外國. Deepfake也不列外. 這張照片曾在國內引發很大的關注. 大家覺得有問題嗎?
這張内地女演員楊冪的造型照來自於TVB 1994年射雕英雄傳 ‘黃蓉’ 的角色. 但1994年的楊冪只有8歲, 其實這是一個deepfake, 原本的造型是朱茵. 但真實程度讓影片出現在 ‘B站’ Bilibili後, 這種 ‘合成技術’ 在國內全面禁止.
Political event
外國明星樣子被deepfake惡搞卻常常發生. 演員Nicolas cage的樣子出現最多. Wonder Woman Gal Gadot的事件最為人熟悉.但看看這個片段(show hilary Clinton Saturday night live deepfake)
而這是美國總統Donald Trump. 被一名演員在模仿.
這科技成為政治工具一向是公眾最大yuw leuy. Shane Dawson的 ‘conspiracy theories with Shane Dawson’ 對deepfake也將這當作最大恐懼.
-2020 election
但將近2020年美國election, 一些不懂政治的人好可能會因爲看到領導者假的片段導致大gook有所改變. 正式加強一場名 ‘Cyberwar’ 的東西. Hacking, computer virus有危險性之外, 用media一些假的慨念到大眾的思想?面. 又名 ‘likewar’
...即是騙 ‘like’ 吧!
What’s being done to stop it
兩個月前Google發送了幾千條Deepfake影片給researchers. 幫助建立AI能查出那一些影片有deepfake成份. 美國有兩個州份Virginia和Texas已經法例禁止deepfake成人電影的發行. 同時雖然Deepfake本身在整個美國不是犯法, 用一條假的影片有意做詐騙行為是犯法的.
同月facebook創辦人mark zuckerberg國會大樓?面答應會嚴格監督Facebook feed 上面的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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