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腦中小劇場 第71場 史上最謎的購物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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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初期，認知心理學家羅芙特斯（Elizabeth F. Loftus）做了一個蠻酷的心理實驗。當時，羅姨找了二十四位受試者，分別給了他們每人一本小冊子。小冊子記錄了關於受試者的四個童年事件，實驗團隊宣稱，這些事件都是由家屬提供，但裡頭的內容並不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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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受試者的任務很簡單，就是負責提取回憶，「補充」那些缺失的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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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事件就像一道問答題，整本冊子須在五天內作答完畢，為了便於作答，題目開頭都會附註一些關於當時的「提示片段」，接著就是一片空白。而受試者只需要依照那些提示往下寫，補滿那片空白即可，不記得也沒關係。但他們不知道的是，其中有一個事件，是他們這輩子根本沒發生過的，那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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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五歲時曾在某間購物中心迷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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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片段裡寫著：「你大概在五歲時跟家人一起去了某間商場，但你一進門就衝去買思樂冰，結果迷了路，只好哭著向一位阿伯求救」之類的內容。到這裡都還算客氣，但接下來就很奸詐了，原來那間購物中心確實存在，貨真價實，只是裡頭出現的人物、時空，以及提示情節，都是實驗團隊捏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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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幾天之後，二十四位受試者當中，有六位把這段記憶寫好寫滿，有人細緻地描述了阿伯的衣著長相，有人寫出了母親的警告，還有人記得自己淚流滿面，在外人看來，這群人簡直是用一本正經的態度進行唬爛。他們彷彿接受了一場集體催眠，然後被李奧納多植入同一段回憶，無論陀螺是否倒下，這間史上最謎的購物中心都會成為他們的童年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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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謎的是，當羅姨揭曉其中某一段是虛假記憶時，這六人當中，居然還有五位鐵粉誓死捍衛這段迷路記憶，認定其他真實事件才是假貨。相信經此一役，這間購物中心應該會被他們寫進的自傳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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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麼會這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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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在於，某些「暗示」對我們的大腦起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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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暗示，正是那段奸巧的開場白。這個實驗開頭便宣稱，所謂生活事件是從家人訪談中得到的訊息，目的是讓受試者無法質疑這段記憶的真實性。因此即便無從回憶，受試者也會傾向歸咎於年代久遠，而非質疑整場實驗是個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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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暗示，則是那些捏造的提示片段。對某些受試者而言，當他被告知了一段在腦中遍尋不著的真實經驗時，認知系統便會產生某種失調感，為了彌補這種失調感，一旦出現適當的暗示，或許就能憑空製造一段「應該要記得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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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種情況下，暗示就像一塊磁鐵，一旦伸進意識，便會吸附大量的碎屑，也就是用來符合暗示的素材。這些素材包括了兒時的類似經驗、著名的社會新聞、看過的電影情節、讀過的小說，甚至從別人口中聽聞的故事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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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這些素材的關鍵字是「走失」，即使和我們一點關係也沒有，它們都會繞著這個虛構的劇本，彼此包覆在一起。倘若再加上家人對事件真實性的背書，這一坨精華便會順利空降到你的大腦，直接在海馬迴插旗，然後你的五歲就會過得比其他人還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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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暗示的後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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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句話說，同樣的事件，一旦剔除了暗示，沒有家人的開場背書，沒有提示片段的勾引，你的判斷或許就會恢復視線。而這道無解的問答題，則會被直接跳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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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虛假記憶」（false memory）的實驗，羅姨從70年代就在進行。雖然購物中心實驗存在著諸多倫理爭議，包括欺瞞受試者、缺乏標準程序，以及樣本數不夠等問題。但綜觀整個實驗流程，我們會發現，原來人在提取記憶的歷程，或許不是進行畫面重播（replay），而是場景重建（rebui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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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人的認知裡，提取回憶可能就像某種「影像倒帶」的過程，需要哪段記憶，只要把時間軸拉到相對位置，畫面就會送上答案。但事實上，即便找到了相對位置，呈現出來的畫面也不會每次都一樣，箇中道理很簡單，因為我們的人生經驗一直在不斷地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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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回憶，我們都會因為人生經驗的升級或動盪，而在記憶裡添加或刪減某些素材。因此，比起按下倒退鍵讓影像再現，提取回憶更類似於動用腦中現有的資源，將場景再重新組合一次，無論是創傷的覆寫，或是歷練的堆疊，都是讓場景產生變化的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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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暗示的作用，可能就顯得更為粗暴。自行回憶時，我們還能決定使用哪些素材來重建場景，然而暗示一登場，就等於直接將新素材一把塞進你手裡，只要踩在適當的時間點，無論是混淆既存的記憶，或是捏造虛假的記憶，人類可能都毫無招架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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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憾的是，這過程有時也會出現在心理治療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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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談室裡最糟糕的局面之一，便是以誘導性問句（譬如：我想你以前在學校應該被霸凌過，只是你現在想不起來）進行晤談，而這往往代表了某種操弄的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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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一般人，坐在我們對面的案主，身心狀態相對脆弱，而這正是被操弄的合理條件。因此當治療者過於執拗或自信時，便很容易忽略客觀訊息，心存預設立場（「我知道事情一定是這樣！」），然後藉由暗示語句，引導案主的陳述方向，直到它走進治療者心中的座標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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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主若能質疑對方，事情還不至於走偏，但若案主屈服權威，配合演出，那他得到的不會是人生的解答，而是一段虛妄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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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心理師而言，這是一種放棄，放棄客觀，放棄去探索案主真實的樣貌。因此我們更需要提醒自己，無論是無心的暗示，或是刻意的誘導，都只會讓案主變成我們想要的樣子。為對方安插一段不存在的回憶，無疑是一種覆蓋人生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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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假記憶，很容易被某些專業人士包裝為「被壓抑的記憶」，由於無法證實真偽，一旦涉及法律審判，在缺乏物證的情況下，它可能會成為某件冤案的轉捩點。因此羅姨的實驗目的，不是為了挑戰記憶的真實性，而是為了驗證，經過「暗示」後的回憶，其真實性是否會遭到重塑。而這樣的回憶，又是否真能送上審判台，做為定奪裁決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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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虛假記憶的形成，並無法類推到所有人身上，實驗中也有超過一半的人不吃這一套，但哪怕只有一個人中招，這段記憶就會成為他腦中的素材，日後提取回憶時，將會造成難以預料的汙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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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最中肯的處理方式，就是「開放式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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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心理師，一般人也適用。在某些時刻，我們也會想幫助身邊的人，想問出他們的心裡話，但比較理想的態度，是收起猜測或假設，當個稱職的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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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從事發的「人時地物」問起，這是客觀的物理證據。試著幫他重建當時的場景，釐情事情的發生順序，詢問他們的感受，藉此串聯事發始末。但關於回憶的細節，情緒的連結，最終都要靠他本人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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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他不會太誠實，但起碼開放式提問不會讓我們成為幫兇，因此即便問不出個所以然也無妨，都比他順著旁人的暗示描出輪廓，畫上一張假的自畫像來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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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立場互調，我們又該如何捍衛自己的記憶？很難一語概括，畢竟這和人格特質與判斷能力有關，但我有個建議，那就是相信自己的「第一反應」。因為那通常是長期記憶的累積，也是在我們的回憶場景中，最少被重建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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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姨曾經說過，人都很珍惜自己的記憶，因此要區辨記憶的真實性，只能靠我們自己。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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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就像自由一樣，都很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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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Loftus, E.F. & Pickrell, J.E. (1995) The formation of false memories. Psychiatric Annals, 25, 72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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