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 BB】
美國若不幸取消香港的獨立關稅區地位,對香港有何衝擊?
與其倚賴平時精於飲食和送仔女去英美讀書的特區高官精英為你做防風措施,不如自求多福,自我防衛。
除了各行業經濟受影響,美國對香港輸出的科技產品,必然會受到美國國防部轄下的 CMI 監控部門嚴格審視。
所謂 CMI,即 Civil-Military Integration,專指一切雖表面為民用、但隨時可以轉為軍事用途的科技。
數碼時代,一切科技都屬於 CMI 產品。譬如手提電話的衛星導航系統,雖用於汽車,但屬於「精密工程學」〔Precision Engineering〕之一種,平時可以是蘋果手機附設的消費品,而且可以造得很微型,一旦經香港落在另一敵
對國家機器手上,即屬 CMI 敏感技術。
美國早已警覺:中國大量數據技術,包括面部確認和人造衛星的綜合系統監控,從何而來?除了大量留美的所謂學生與學者,看看香港有幾多家白手套公司、每年生意額數以十億美元計、但公司地址卻在灣仔洛克道一棟破舊的商業大廈,便一目了然。
CMI 需要龐大的 R&D(Research And Development〕人才在幕後開發。香港只是一個進出口港,沒有龎大的 R&D。但深圳河以北那一大片土地卻有。
美國已明言:針對「二○二五中國製造」展開掃蕩。在這個時候,不知氣候形勢的香港特首,卻在施政報告中高調宣佈香港要成立一個「國際創科中心」,由中國支持。
你以為美國佬會對香港仍然視為「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國際城市?有此想法的人,無疑是老天真。
美國國防部定期發表製造業報告,列出各種敏感商業產品,並警告其可以改造為軍事用途。麻木失覺的特區政府,可能長期沉醉於「祖國是強大靠山」的感覺,由第一天董建華所謂「中國好,香港好;香港好,中國也好」,醉昏昏的口號,已經為今日香港遲早遭到美國的狙擊埋下了伏筆。
美國製造的任何電子商品,只要與「數據」有關,即自動為美國國防部注意。一般人以為只是日常生活的新科技發明如無人駕駛汽車,將來能不能入口香港,亦成疑問。
特區政府很高興地宣佈:剛與澳洲政府簽署了自由貿易協定。換言之,即使美國抵制,還有澳洲很賣貨。
是真的嗎?看看整個南中國海,澳洲的國防立場,到底是與美國同一陣線,還是傾向中國,就知道與澳洲簽訂的什麼自由貿易協定,一旦香港被宣佈進入緊急狀態,到底仍是有效協議,還是美國一聲令下,即成為大半張廢紙。
香港特區政府的管治精英,缺乏國際視野,政治觸覺經驗在幼兒期。高官口袋裏有居英權,子女亦多有美加國籍。香港人和商界的前途,交付在這些人手裡,會有甚麼後果?
r&d部門 在 陶傑 Facebook 八卦
總統川普終於向中國發動貿易戰,並得到民主黨全力支持。
表面上看來,單 2016 年,美國對中國出口約 1700 億美元,而中國對美國的出口,超過 4800 億美元,其中的中國貿易順差近 3000 億,此一順差,2017 年還增至近四千億美元。
增加關稅,只是表面的問題,關鍵是川普接到無數美國企業的投訴,聲稱他們在中國設廠,遭到中國搶奪或竊取其技術知識產權。
中國需要西方的先進技術。在能源、通訊、機械方面,中國以十三億人的市場開放相誘,最終的目的是「技術轉讓」。
也就是說:一切這方面的外國投資,在中國只是過渡性。這些美國和西方企業,全部在協助中國為將來製造威脅自己的競爭者。
首先,中國堅持:所有的「研究發展」(亦即R&D)必須在中國進行。一項新技術,西方投資最多、人才最盛、時間最長,眾所周知就是 R&D 部門。以藥物為例,一種西藥必須經過至少三階段的臨床試驗,R&D 可長達十多二十年,其間配方不斷調整,有龐大的數據,在人命安全大前題之下,方始推出上市。
一旦 R&D 部門在中國設立,其使用的人力、電腦,即完全暴露在中國的天網之下。許多時候,招攬的中國僱員,不久之後辭職,將在外資得到的技術資料帶走。發生在美國,都已經日漸猖獗,何況廠開在中國國內。
其次是必須「中外合資」。所謂「合作伙伴」完全是國企,其中的高級職員都是有官方商業情報背景的人物。
譬如中國高鐵之「快速發展」,技術來自最初在中國合作伙伴合作投資的日本川崎重工業(KHI),其合作伙伴為「北京四方繼保自動化股份公司」。川崎的新幹線高速鐵路世界聞名。據美國財富雜誌報道:川崎一進入中國,「四方」派駐的中國工程師即明目張膽開始抄襲日本技術,並告訴天真的日本伙伴:「中國的市場很大,我們模仿你們一些技術,是在各地推銷你們的品牌,讓你們的名字更廣為人知。」
此一理論,二十年前香港人一定也聽過:不怕你的牌子在中國出現假冒,香港如果有一家王老吉,有一天大陸遍地都是「黃老吉」,只會是對你真王老吉的恭維,你的市場利益不會減少,只會增加。經濟學家張五常一度有此理論。
在中方取得差不多技術之後,日本川崎鑑於國內市場逐漸縮小,希望在其他國家開拓,這才發現,中國利用川崎等各國併湊的高速火車技術,以更便宜的價格,在全世界推銷「中國高鐵」。不只川崎,加拿大和德國的鐵路企業曾經在世界其他國家高鐵的投標場所,發現中國的「競爭者」是自己從前認識的僱員或中國合作的股東。
中方的說法是不承認剽竊他人的高鐵技術,只是「以日本、德國、加拿大等其他國家的技術為基礎」,加以「消化」(Digested),改良,然後精益求精的自己產品。
西方的技術企業,認為中國只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摘取其他市場。此一國家行為,當中國有信心擁有足夠的技術,「一帶一路」即水到渠成。
「高鐵」只是千萬案例之一。川普上台一年,成立專案組,搜集知識產權盜竊的證據。這次出手很例外地,美國的輿論和民主黨並無責罵他是狂人,反而一致鼓掌。
二○一八年三月二十二日,香港的國際電影展銷會,香港大導演王晶在一個論壇,憤怒指摘中國的「網絡電影」是竊取香港和海外電影的版權。在網絡上收錢,香港導演和片商分發不到利潤。王晶當着大陸愛其藝的老闆面說:「你們沒有購買版權,不是一件驕傲的事,而是集體盜竊,沒有給予任何費用,沒有徵求同意。」最後王晶搖頭摔咪走人。
如果你愛國,當然不相信川普,不過卻連愛國反黃絲帶的導演王晶也不相信嗎?
r&d部門 在 文茜的世界周報 Sisy's World News Facebook 八卦
《比爾·蓋茲:新冠肺炎可能成為百年不遇的大流行病:世界領袖必須共同面對》
面對任何危機,領導人都肩負著兩個同等重要的責任:解決眼前的問題,以及防止問題再次發生。
新冠肺炎疫情(COVID-19)就是一個有力的證明。
我們不僅需要拯救生命,也要從整體上改善應對疫情爆發的方式。
前者更加緊迫,而後者從長遠來看至關重要。
提高疫情應對能力,是世界長期面臨的挑戰。
全球健康專家近年來多次提醒,傳播速度和嚴重程度都堪比1918年大流感的大流行病勢必會發生,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比爾及梅琳達·蓋茲基金會近年來已經投入大量的資源,幫助世界做好應對此類疫情的準備。
如今,我們還面臨著眼下的危機。在過去一周,新型冠狀病毒開始表現出百年不遇的病原體的跡象,這是我們一直擔心的。
我希望情況不會這麼糟糕,但我們應該做好充分準備。
新冠肺炎的威脅主要基於兩點原因。
首先,除了已經存在健康問題的老年人以外,新冠肺炎還能造成健康成年人的死亡。目前的數據表明,2019新型冠狀病毒的病死率在1%左右,這一數據介於1957年大流感(病死率0.6%)和1918年大流感(病死率2%)之間,說明它比典型的季節性流感要嚴重好幾倍。
其次,新冠肺炎傳播力很強。平均一個感染者會傳染兩到三個人,形成指數級增長。另有確切證據表明,它可以通過輕症甚至無症狀的患者傳播。
這意味著新冠肺炎將比中東呼吸綜合徵(MERS)和非典型性肺炎(SARS)更難控制,因為MERS和SARS只通過已經出現症狀的患者傳播,且傳播力低很多。
事實上,新冠肺炎在短短四分之一的時間內就已經造成了十倍於SARS的確診病例。
各個國家和地方政府以及公共衛生機構必須在未來幾周採取行動,從而減緩新冠肺炎的傳播。例如,除了保護好本國公民,捐助國政府應該幫助中低收入國家做好應對疫情的準備。很多中低收入國家的衛生系統本已相當薄弱,而新型冠狀病毒會很快讓他們不堪重負。
此外,鑒於更富裕國家自然會將本國國民的利益放在首位,相對貧困的國家就會更加缺乏政治和經濟上的資本來獲取支持。
通過幫助非洲和南亞的國家做好準備,我們不僅可以拯救生命,同時還能減緩病毒的全球擴散。(我和梅琳達最近承諾投入最高1億美元支持全球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其中很大一部分將用於支持中低收入國家。)
我們還需要加快針對新冠肺炎的治療和疫苗開發工作。科學家們在幾天之內就掌握了病毒的基因組序列並且開發出具有前景的候選疫苗。
流行病防範創新聯盟(CEPI)已經在準備將八種具有前景的候選疫苗投入臨床試驗。如果這些疫苗中的一個或多個在動物模型中被證明安全有效,它們最早在六月便可以進入大規模臨床試驗。利用已經通過安全性測試的化合物庫和新的篩選技術(包括機器學習),科學家們可以在幾周內篩選出可用於大規模臨床試驗的抗病毒藥物,從而加快藥物研發的進程。
所有這些措施都將有助於應對目前的危機。但我們仍然需要做出系統性調整,確保更高效地應對下一次大流行病疫情。
幫助中低收入國家加強其初級衛生保健系統也十分必要。當你建立一家診所,你同時也在為抗擊傳染病建設基礎設施。訓練有素的衛生保健工作者不僅提供疫苗,他們還可以成為預警系統的一部分,監測疾病趨勢,向世界發出潛在疫情的警報。
世界還需要在疾病監測方面進行投資,包括建立一個相關機構可以立刻接入的病例數據庫,並建立要求各國分享信息的規則。各國政府應該掌握訓練有素的人員名單——無論是地方領導人還是全球專家,都應該隨時準備好應對傳染病疫情,以及在緊急情況下須進行儲備和調動的物資清單。
此外,我們需要建立一個系統,用以開發安全、有效的疫苗和抗病毒藥物,確保它們通過審批,並能在發現快速傳播的病原體後的幾個月里生產並供給數十億劑量。這是一項艱巨的挑戰,不僅有技術、外交和資金的障礙,還需要公私部門間的通力合作。但所有障礙都可以被克服。
關於疫苗的一項主要技術挑戰,是改善生產蛋白質的方式,傳統方式對於應對傳染病疫情實在太慢了。我們需要開發安全可靠的平台,確保監管審查可以迅速進行,也能讓製造商以低成本進行量產。對於抗病毒藥物,我們需要有一個有組織的系統以快速和標準化的方式篩選已有的治療方法和候選分子。
另一項技術挑戰涉及基於核酸構建疫苗。構建疫苗可以在病毒基因組測序完成後的數小時內完成,而現在我們需要找到量產它們的方式。
除了這些技術解決方案之外,我們還將需要外交方面的努力,推動國際合作和數據共享。開發抗病毒藥物和疫苗涉及大量跨越國界的臨床試驗和授權協議。我們應該通過全球平台來推動各方針對有前景的候選疫苗和抗病毒藥物在研究重點和試驗方案等方面快速達成共識。這些全球性平台包括世界衛生組織研發藍圖(WHO R&D Blueprint)、國際嚴重急性呼吸系統和新發感染聯合會試驗網絡(International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and Emerging Infection Consortium trial network)和全球傳染病防控研究合作組織(Global Research Collaboration for Infectious Disease Preparedness)。這項工作的目標應該是在三個月甚至更短的時間內,在保證患者安全的前提下得到確定性的臨床試驗結果和監管審批。
接著就是資金的問題了。這些工作的預算需要成倍增加。完成新冠病毒疫苗的三期臨床試驗並獲得監管審批就需要額外數十億美元的投入。提升疾病監測和應對還需要更多資金。
需要政府投入資金,是因為大流行病相關產品是非常高風險的投資,公共資金有助於將藥企的風險最小化,從而確保他們得以全身心投入工作。此外,政府和其他捐助方需要以支持全球公共產品的方式,資助建設可以在幾周內實現疫苗供應的生產設施。這些設施可以在平常用來生產常規免疫規劃需要的疫苗,而在大流行病期間可以迅速改裝生產所需疫苗。最後,政府需要資助疫苗的採購和分發,確保它們抵達需要的人群。
投入數十億美元用來抗擊大流行病,這不是一筆小數目,但想要解決問題,這是必須的投資。而且考慮到疫情可能帶來的經濟損失——只要看看新冠肺炎對供應鏈和股票市場造成的影響,更不用說對人們生活的影響——這將是一筆值得的投入。
最後,政府和行業需要達成協議:在大流行病期間,疫苗和抗病毒藥物不能簡單地賣給出價最高的買家,而應該讓身處疫情中心及最有需要的人們以可負擔的價格買到。這不僅是正確的做法,也是阻斷傳播和防止疫情繼續蔓延的正確策略。
全球領導人應當立即行動,刻不容緩。
—本文英文發表於《新英格蘭醫學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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