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台灣教育部」📚📚📚👀
「韋佳德 呼籲 台灣老師與時俱進。與其 排斥 機器翻譯 不如 教學生 其正確用法!」
除了上通告、主持節目外, 我從事口筆譯工作已有七年的時間並在台灣大學/研究所任教口筆譯。我有很多學生曾跟我訴苦說,雖覺得機器翻譯方便,卻不大會使用。再加上,他們國中高中有很多老師一而再再而三地叫他們不要用機器翻譯,秉持著絕對排斥的態度。因此,今天我們來談一談機器翻譯之重要性這點事。
翻譯教學於機器翻譯時代(Machine Translation Era, MTE)迫切需要探討具有挑戰性之新教學法以便提高現有翻譯課程品質,並研究學生對於機器翻譯之使用。我曾寫過一篇論文專注於研究與分析機器翻譯的使用。研究者經由焦點團體、同儕討論互評、回溯晤談、搜集資料等研究方法分析了學生對於機器翻譯之態度與觀點。首先,筆者回顧了相關文獻並設定了理論架構。其次,筆者探討傳統翻譯課程與當下蓬勃發展的機器翻譯之間的差異。當時此研究亦期望能提倡新機器翻譯教學法及創新實務方法,以提升學生對新翻譯工具和技術之知識並促進其適當使用。
近數十年來學生、研究者和教師對於翻譯課程以及機器翻譯(MT)之概念進步很多。與此同時,翻譯研究 (Translation Studies)一直晚至廿世紀半期才蓬勃發展,漸次獨立成為一門學科。該門學科因其歷史甚短而建立在其他學科上。再加上,其研究範圍甚廣闊。有鑑於此,翻譯研究包括其他的分支科學,如翻譯教學和機器翻譯——後者亦屬於計算語言學的範圍,因而視翻譯研究為跨領域的學術研究。
在現代數位化時代,學生只要上網按電腦鍵盤上的鍵即可獲得大量的資料和訊息,這情況與過去大相徑庭。在這樣知識爆炸的環境,面臨龐大且俯拾即是的網路翻譯資訊,身為一個學習促進者(facilitator)如何引導學生篩選、過濾(不)適用的資料以及對於知識融會貫通的能力是廿一世紀的翻譯教師面臨的一大考驗。
我研究之理論架構為溝通式翻譯教學 (communicative translation teaching, CTT)。該教學法奠基於建構論的教學觀,強調以學生為中心、重視翻譯課程互動性設計和設施、以及主張教師指導學生瞭解如何運用所有翻譯工具—包括機器翻譯軟體程式—而非知識的擁有者和分配者。
學生不當使用機器翻譯的不當後果之一為正確性不足。所謂正確性之定義包括語法正確性及術語精確度。透過此研究而得的另一結論為對不同語言和術語語料庫施加交叉檢視(cross-checking)的必要性。如同所搜集的資料中顯示,未來有些翻譯家亦可當機器翻譯編輯者:預編輯者或後編輯者(pre-editors or post-editors)。 換言之,翻譯人員就應按照機器翻譯的標準編輯原文或進行譯文修訂。
所以,機器翻譯有何用處?首先,讀者應知道眾所周知最適合運用機器翻譯之文本為字彙以及語法使用較容易預測的專門文本而非一般語言翻譯,更不用說是文學作品。而是絕對局限不容忍太多變異的專門文本。 故,機器翻譯可發揮翻譯援助、資訊掃描、起草援助以及預編輯、後編輯之作用─「以上均為歐盟執行委員會之機器翻譯的功能用法」。有趣的是,讀者可發現五種功能用法裡的四種已由從未接受過正規的翻譯訓練之學生所使用。此結果應使我們反思在一個提供給學生大量的刺激以及隨時隨地可上網的社會裡,教師應扮何種角色?在教室裡,學生應用機器翻譯來對比和對照原文跟譯文;在家裡,學生則理應將機器翻譯視為極為技術詞典或進行專門翻譯任務之工具之一。
我本來旨在介紹新的教學法,稱為「逆向教學法」(“reverse approach”),顧名思義,該翻譯教學法于傳統翻譯課程有很大的區別。在逆向教學法的觀念裡,學生從傳統課程反向操作而達到最終目標。學生開始學翻譯,也就是一些極為技術性的或專門翻譯:如法律報告;因為按照本研究結果,該原文運用機器翻譯進行翻譯任務可翻得最準確。逆向教學法認為通過使用機器翻譯和翻譯記憶工具來做專門文本的翻譯則將説明學生愈來愈熟悉該專門語言之辭彙和術語,因此專門文本翻譯並不是學習翻譯的最終目標。另一方面,以學生為動態多元翻譯教學中心將活躍起具建設性、重溝通的互動教學經驗。此外,學生應學習如何把句子分成一段一段(segmentation)以便有效地進行機器翻譯並提升其精確度。
生前擔任聯合國和世界衛生組織翻譯職位的克勞德-皮朗(Claude Piron)曾寫機器翻譯頂多只可把翻譯人員最簡單的部分自動化,但卻無法解決最難也最費時的任務意味著完整研究原文以講解歧義:翻譯家為何要費一整天翻譯完五頁而非僅僅一兩個小時? […] 原文裡有必須解決的歧義。譬如曾有一次一名原文筆者為澳大利亞醫生,他舉出在二次大戰時在日本戰俘營所申報疫情的例子。該情況下"Japanese prisoner of war camp"所指的是一個有日本俘虜的美國營還是有美國俘虜的日本營?英文裡有兩種可能的意思,故翻譯家必須進行研究,若有必要也務必給該澳大利亞醫生打個電話。
詞義消歧的問題彰顯了教師背負正確地指引學生以及提醒學生進而意識到機器翻譯的局限為了避免錯誤的翻譯所造成的傷害,翻譯學生應時時謹慎小心。
翻譯本來的意思就是把一種語言-文化系統翻成另外一種,拉丁文trans-latio原詞意義與中文所謂的「翻」很像。在該創新翻譯教學中,教師必須促進學生意識到文化特色之翻譯難度,並強調在一個民族句法模式裡(ethno-syntactic paradigm)語言的每一層可傳達文化特色,其包括表面上語義上無效(semantically void)之語法詞素。
最後,任何所實施的翻譯課程該採取一種描述性(descriptive)而非規範性(non-prescriptive), 規範性教學法亦稱為教授制式教學法)的教學法。有鑑於此學生不應忌諱運用機器翻譯,反而是該清楚地瞭解並適當地選擇翻譯工具及其軟體程式。與此同時,教師則應扮演適職的角色,從專業、道義、和學術觀點幫助學生辨別該工具的優缺點,以提升學生學習如何有效地運用該程式之成效以促進學生翻譯專業的品質以及成效。
再一次,我愛台灣。希望台灣變得愈來愈好,也希望我在這個社會裡能夠發揮貢獻。還望大家多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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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也有2部Youtube影片,追蹤數超過8萬的網紅Belinda Chen,也在其Youtube影片中提到,谢谢你收看今天的视频~ 我们明天见❤️ 大商场:Paradigm Mall Johor Bahru 地址:Jalan Bertingkat Skudai, Taman Bukit Mewah, 81200 Johor 配眼镜的店:A-Look Eyewear Paradigm Mall JB ...
paradigm中文 在 蔡依橙的閱讀筆記 Facebook 八卦
「和表弟閒聊時,他突然問我「是否支持台灣獨立」。我回答說「是」,表弟立即向我比了個中指,指責我「被台灣教壞了」。
我壓抑怒氣,問表弟「為什麼這麼認為?」
表弟非常自信地說:「網路報章都有寫啊」,那語氣彷彿我沒在看報紙。
我追問他都看哪些報章媒體,他舉了「人民網」、「鳳凰衛視」、「央視」等等。當時,我們眼前的電視正好停在「CCTV4」,一個中國中央電視台針對國際華人社群設置的頻道。」
#季風帶「故事」系列講堂後話篇—關於中國紅色力量與馬來西亞中華膠
▍「紅色認同」:淺談馬來西亞「中華膠」現象
作者:馮垂華
先從兩個個人案例說起。
案例1.
去年的農曆新年回到外婆家,和表弟閒聊時,他突然問我「是否支持台灣獨立」。我回答說「是」,表弟立即向我比了個中指,指責我「被台灣教壞了」。
我壓抑怒氣,問表弟「為什麼這麼認為?」
表弟非常自信地說:「網路報章都有寫啊」,那語氣彷彿我沒在看報紙。
我追問他都看哪些報章媒體,他舉了「人民網」、「鳳凰衛視」、「央視」等等。當時,我們眼前的電視正好停在「CCTV4」,一個中國中央電視台針對國際華人社群設置的頻道。
案例2.
一位非常敬佩的馬來西亞友人到台灣來旅行,我們在午後的酒吧討論香港反送中運動。友人持反對態度,我們為此花了不少時間討論這場運動的發生、過程以及後繼影響。
友人在討論過程中突然反問我:「難道你不認同自己是『中國人』嗎?」
我愕然,然後搖頭否認,並且試著解釋「族群」、「種族」以及「民族」之間的差異:我們並不是中國人。我們在族群類別上屬於「華人」,並且是「馬來西亞」公民,但絕對不是中國人。
一般上,如上述抱持大中華主義,認為所有華人同屬「中華民族」,並嚮往中國治理文化的人,常被戲稱為「大中華膠」。實際上,「中華膠」是相當貶義的詞彙,「膠」為粵語「硬膠」(「戇鳩」的諧音)的縮寫,泛指愚蠢、思維守舊僵化之意(維基百科,n.d.),因此「中華膠」通常旨在嘲笑或諷刺那些主張大中華主義的群眾。近來香港反送中運動引起馬來西亞華人社群在網路上辯論、謾罵,「中華膠」即被大量使用。然而,這樣的現象目前僅在網路上發酵,並未引起當地學界的興趣,也還沒產出足夠的研究。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很難對「中華膠」有全面的理解,也容易將這種貶義身份標籤化。
對任何一個集體的提問,我們首先應該理解它是如何組成、產生認同,或者被建構的。問題核心包括:是什麼樣的社會條件或社會關係有助於這種集體的生成?其認同建構的文化依據為何?又有哪些制度性條件支持這種認同?又為什麼「華人」特別容易被賦予甚至接受這樣的身份分類?唯有試著討論這些問題,我們才能對「中華膠」有初步的理解。
一、華人的種族建構
安煥然(2019)在〈什麼「中華膠」〉一文中認為「中華膠」其實是一種「中華情結」。他尤其指出早期接受華文教育,或參與左翼運動的前輩對所謂「中華文化」滿懷熱情,因此難免對中國懷抱強烈的認同。作為族群的華人,文化即為其中一種重要的認同依據,但族群認同的邊界其實是雜糅、模糊、易變的,不同世代、社會、教育、工作經驗等等都可能對認同產生影響。但也正因為這種易變的特質,我們才有可能轉換傳統的「中華情結」,將之本土化或在地化。因此,安煥然在文末感慨:「一個缺乏文化主體性的在地族群,注定是離地的」;「當馬華文化就只等同於中國文化的時候,不管老左還是年輕人,你的『馬』已脫韁」。不過,安煥然沒有討論到的是,為什麼一部分的馬來西亞華人認同會如此僵化、不易流動?
華人其實是複雜的文化群體,作為移民社會,馬來西亞華人其實涵蓋不同籍貫的社群。在殖民時代,籍貫社群彼此往往會因為經濟或政治利益而發生械鬥,釀成嚴重的流血衝突。這些彼此差異的社群在英殖民時代被建構為一支「種族」(race),相對的,歐洲人、馬來人、印度人也都被視為不同的「種族」。「種族」的知識建構首先從人口普查開始(如1891年後的人口普查),然後藉由分而治之以及「種族分區」的政策加以制度性強化。
在被視為「種族」的情況下,不同籍貫的華人社群產生極大的涵容性,開始將彼此視為「同種同屬」的群體;相對的,它也具備強烈的排他性,將被歸類於其他「種族」的群體視為絕對的他者。「種族」論述的建構背後暗含兩種意義:首先,「種族」是一種生物性的類屬,在接納這種認同時,人們往往會認知彼此之間的差異是「與生俱來」,並且不能改變的;其二,「種族」知識由歐洲殖民勢力引入時就被賦予了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意義,他們認為不同種族之間存在著優劣之分,而這也合理化了優勢「種族」對他者的歧視、壓迫、剝削、暴力。
「種族」雖然作為一種殖民帝國引入的知識,但馬來(西)亞人民也不全然是被動接受這種歸類的。當「種族」作為政治治理的策略以及經濟活動的單位時,不同族群為了捍衛自身的政治及經濟利益,往往會輕易挪用「種族」身份來區分彼此,以強調我群/他群的絕對差異來獨占特定的政治權力及社會資源。這種以「種族」為知識基準形構出來的國家、政治及社會關係可以被稱作「種族典範」(race paradigm),並且成為馬來西亞最成功的一種知識建構。時至今日,「種族」依舊是馬來西亞媒體及大眾的普遍用語,同時也是政治決策及實踐的主要依準。例如 Nakamura(2015)對馬來西亞大學學生廣泛使用「種族」一詞的現象進行研究,發現使用生物科學定義下的「種族」,其實暗示了馬來西亞各族群在身理及心理上存在著根本差異,繼而認定彼此之間的差異難以消除。
在「種族典範」的影響下,「華人」自認為一種「種族」,並且對自身的「歸屬」有一種本質的想像(nature of belonging)。這種歸屬的想像無可避免地連接到其祖輩的移民母國——中國,並認為彼此作為「種族」的情況下是本質上近似的。不過,類似的討論可能高估「種族典範」對馬來西亞華人社會關係及歷史文化的影響,畢竟當代族群關係是繁複互動與衝突下的產物,因此要思考華人對中國的認同,至少要回到獨立時代的政治局勢進行觀察。
二、民族之爭:華裔族群虛幻的民族認同
民族指的是現代主權國家中的人民集合的稱謂,他常藉著想像共享特定文化、歷史以及社會生活來形成一個共同體。由於「國家」是這一群體的主要行動單位和想像依據,因此民族通常也稱作「國族」,民族主義者常強調自身民族對於國家有行使主權的權力,有強烈的政治治理的意涵(紀駿傑,2014)。和民族不同,公民則是法律賦予的政治身份,並且合理地享有法律規定之權力與義務的群體。在很多時候,這兩種身份看似平等,但在建構民族主義的過程中,社會成員會藉著強調「我族」的共同性來訴求其民族地位,這時候往往會對社會裡的其他弱勢族群造成排除的結果,甚至剝奪其公民身份。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許多殖民地開始追尋殖民母國的政治經驗,試圖建立現代民族國家。作為一個多元族群社會,當時的政治團體、知識分子曾就一個「民族」的定義進行過數次爭辯。1946 年,左翼的政治聯合組織(PUTERA-AMCJA)草擬了一份開放而包容的《人民憲法草案》。《人民憲法草案》第二節中,嘗試將「馬來人」界定為一個高度包容性的國族身份,其中沒有任何宗教上的義務,公民僅需要學習一些簡單的馬來語作為對話工具,因此「所有馬來亞公民都會受到平等的待遇,因為『馬來人』(Malay)一詞是一個開放與包容的政治概念,並不帶任何族群或宗教的含義」。
PUTERA-AMCJA的左翼政治背景很快就引起英殖民政府的憂慮,而他將「馬來人」視為一種「開放與包容的政治概念」(實際上是在嘗試建構一個「民族」身份)則導致以巫統為首的馬來人民族主義菁英的憤怒。1948年,英殖民政府以反共為由宣布馬來亞進入「緊急狀態」,並將PUTERA-AMCJA視為非法組織,《人民憲法草案》才遭到廢置,從此(尤其官方歷史中)無人聞問。
相對的,英殖民政府與巫統提出的《馬來亞聯合邦憲制》則成功取得憲制地位,成為1948年馬來亞聯合邦的憲法。這部憲制除了強調蘇丹及馬來人的特殊地位之外,也大大提高了其他族群公民身份的限制。雖然在往後的歷史中公民身份的限制被稍稍放寬,但仍無阻這部憲制強調馬來亞作為「馬來人的國家」的企圖。《聯合邦憲制》也成為未來馬來西亞憲法的基礎,正當化了馬來人的「國族」身份。
Suryadinata(2013)認為,馬來西亞在建構國族身份時,就將特定的族群文化(即「馬來人穆斯林文化」)視為其國族核心,任何抵觸核心者,其國族身份將遭受質疑。換句話說,這種被建構的國族身份保障了馬來人的優勢地位,其他族群的國族身份則隨著政治局勢擺盪,時而獲得認同,時而遭受質疑。此外,國族身份也常與公民權力發生衝突。雖然國族與公民所依據的建構核心並不相同,但若國族身份遭到質疑,公民在一國之內所行使的政治權力也將受到挑戰。
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馬來西亞華人雖然在「公民」身份上受到承認,但始終被排除在「國族」(民族)核心之外。在此情況下,華人很容易就將缺失的「民族」想像勾連到中國因統戰需求,以及回堵西方自由主義國家的威脅而建構出的「大中華民族」概念。這樣一來,華人社群在認同上很容易產生同時是「馬來西亞人」又是「中國人」、「中華民族」的詭異又矛盾的認同。
除此之外,華人在馬來西亞政治場域遭剝削的現象也導致華人期待中國的崛起能為他們賦權。誠然,中國崛起了,而華人或許從中獲得些許政治及經濟資本,但其中的管道及方式是相當可議,並且有違民主的。追根究底,這是建構「中華膠」的關鍵因素——紅色滲透。
三、中華膠與紅色滲透
Hamilton(2019)以澳洲的局勢發展為例,討論了中國因素如何破壞澳洲的民主社會。其中相當重要的一點,即是利用「僑務」及海外華人來進行滲透。他描繪了澳洲當地華裔商人、政治人物以及中國移民運用金權政治、貿易與投資、「銳文化」來突破民主防線,很可以作為我們的借鑒。在馬來西亞,這些滲透一直被視為理所當然,使得「中華膠」的討論一直局限在上述我們提到的種族、文化情結,以及政治剝奪感等層面。
2018年,馬來西亞最大中文報刊《星洲日報》在其背頁刊載了一整版的「廣告」。廣告主為「中國駐馬來西亞大使館新聞與公共外交處」登出的廣告,標題為「真實的新疆」。
廣告內文很長,大致分成六小節:一、新疆的歷史;二、中國憲法保障宗教信仰自由,中國政府尊重伊斯蘭文化;三、新疆實行民族自治、多民族和諧共處;四、新疆穆斯林族群的宗教信仰和習俗得到尊重和保護;五、新疆面臨著恐怖主義和極端主義的重大現實威脅;六、中國充分尊重伊斯蘭宗教信仰,同穆斯林國家傳統友好。
這無疑是回應國際社會對於中國新疆集中營事件的指責,並且尋求其他國家華人社群的支持所「製造」出來的廣告。不僅如此,2019年,當BBC深入新疆集中營採訪,並批評中國政府的不人道政策時,數家中文媒體也同時獲准進入新疆報導,其中亦有《星洲日報》。7月7日,《星洲日報》以「新疆教培中心曙光:助維吾爾族重融入社會」為題,正面報導了集中營,寫下令人戰栗的詭異故事:
2019年7月11日,中國公佈「中國大陸以外華文媒體網站影響力榜單」,馬來西亞《中國報》、《星洲日報》、《南洋商報》分別名列第4、5以及12名。這份榜單的第一名為台灣《中時電子報》,其調查公正性十分可疑。換言之,馬來西亞媒體已遭中國勢力滲透,其獨立、自主的地位岌岌可危。
不僅如此,中國對教育機構的影響也十分令人擔憂。在海外,其手段往往是透過金錢及物質利誘,最終達到滲透的效果。在馬來西亞,我並沒實質證據證明教育機構正成為中國政府的傳聲筒,但中國大手筆資助華校已是不爭的事實。以我的母校寬柔中學為例,中國駐馬大使白天就在2018年捐贈了獎助金、贊助龍獅隊1萬5600令吉,以及提供校董會成員中國簽證便利等配套。另一個經驗是,馬英九在2016年前往馬來西亞南方大學學院演講時,校方展示的海報、文宣上對馬英九的稱號竟然更改了數次,(印象中)從「台灣總統」或「中華民國總統」改成不倫不類的「世界華人前領袖」,令人疑心背後的政治角力。
企業方面,中國在一帶一路策略下的海外投資已有許多研究。不過,馬來西亞華人企業主一般上常被視為文化或政治意見領袖,因此中國對華人企業的影響不可不查。以馬來西亞海鷗集團為例,其業務主要以經營中國藥材、藥酒、美容及保健產品為主,與中國官方及市場往來密切。在今年的「海鷗與媒體大團拜晚宴」中,其董事經理就引用中馬建交45週年推出的歌曲《左肩》歌詞,比喻彼此之間的關係:「左肩位於心臟上方位置,而海鷗就如同右手般,可以放在左肩上,為其遮風擋雨。」
這段談話雖然僅僅暗示了兩者之間的親密關係,但董事經理提到的《左肩》其實是中馬建交45週年微電影《時間的眼淚》之主題曲。實際上,過去中馬建交週年紀念在華人社群與報章常常博得許多關注及版位,中國政府更不惜透過許多廣告、藝文創作、社團活動等來「凝聚」華人的「中國認同」,將建交週年構築得如慶典一般。這樣的盛況不會出現在馬美建交週年,不會出現在馬英建交週年,也不會出現在馬新建交週年等場合,「中國」是難得的特例。
最後,常常令人難以察覺,甚至認為無關緊要的,也許是中國對日常生活的細微滲透。那些出現在城市與小鎮中心、寫滿中國式標語與賀詞的掛簾與海報;那些在日常生活裡被認為政治意味並不濃厚的綜藝節目;又或者生活空間中一些微不足道的日用品或小小裝飾,都可能對我們的認同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
友人Z的家庭在7月1日撕下農民曆的那一天,發現日曆上標著大大的「建黨節」字樣,畫面中還展示著共產黨標誌,彷彿時空的哪個節點出了差錯。Z翻了翻日曆,發現8月31日(馬來西亞獨立日)以及9月16日(馬來西亞成立日)兩頁在右上角部分標上了小小的馬來西亞國旗,象徵這兩天與馬來西亞有關。這樣一來,即確定他並未拿錯其他國家的農民曆,也並未生錯國家。但令人困惑的是,「建黨節」究竟與我們有何關係?
而那每一戶擁有這本農民曆的家庭,每一年7月1日望著那顯著的共產黨標誌,以及強而有力的「建黨節」粗體,他們還會記得那兩面被標識在8月及9月的小國旗嗎?
結語
「中華膠」確實是一個具有貶義的詞彙,但實際上非常值得進行深入討論。我認為,「中華膠」的建構不僅僅是「中華情結」或「政治剝奪感」下的產物,同時也應該關注中國「紅色滲透」的影響。馬來西亞華人社群的歷史特殊性也許使得中國的「紅色滲透」更容易成功,甚至能輕易建構其「中國」認同,但這種認同並不純然是文化面向的。對中國的威權意圖而言,這種認同具有高度的政治色彩,並利於中國面對西方民主社會的批評時進行動員。與其稱之為具有貶義的「中華膠」或一般意義上的「中華情結」,我認為「紅色認同」更能帶出其「中國因素」的影響。
當然,這篇文章不過是過去研究的心得,以及胡亂的資料整理。要進行中國對馬來西亞滲透的研究,還需要更嚴謹的實證方法,而且具有其迫切性。也許,未來會好好來寫寫吧。
▍作者簡介:
馮垂華,1990年生。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系碩士生。研究興趣為族群關係、公民社會與社會運動。偶爾寫小說。
#季風帶—帶給你不一樣的跨域視野
#Read a different world. Read the world differently.
▍Reference
Hamilton C.著,江南英譯, 2019, 《無聲的入侵:中國因素在澳洲》,新北:左岸
Nakamura R., 2015, ―Race or Ethnic Group?‖ Politics of Race in Malaysia.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3(8): 389-398.
Suryadinata. L, 2013, The Making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State, Ethnicity, Indigenism and Citizenship.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安煥然,2019,<什麼“中華膠”>,《星洲日報》網頁內容:https://www.sinchew.com.my/content/content_2072192.html
紀駿傑,2014,<族群關係>,頁181-207,收錄於《社會學與台灣社會》,台北:巨流。
▍延伸閱讀:
1. 關於季風帶「故事」系列講堂—Season 1
http://bit.ly/2NozRNr
2. 關於季風帶「電影月」系列講堂
http://bit.ly/2XdnrfI
3. 關於季風帶8月講堂
http://bit.ly/2M0JK2r
圖: http://bit.ly/2HcAHaw
【 季風帶文化網店:http://bit.ly/31NH4Zs】
paradigm中文 在 Emily Kong 江倩龄 Facebook 八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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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TGV SETIAWA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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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TGV CHERAS SENTRAL*
17. MBO VILLAGE KEPONG
18. MBO THE STARLING
19. MBO ELEMENT MELAKA
20. MBO KSL
21. MBO SQUARE ONE
22. MBO KSM KUANTAN
23. MBO FALIM
24. MMC PRAI
25. MMC BERTAM
26. MMC RIVERFRONT
27. MMC CITY SQUARE
28. MMC E-CURVE
29. EASTERN CINEPLEX
30. CITY CINEPLEX
31. SUPERSTAR ULU TIRAM
32. PERDANA LABUAN
33. PREMIUM-X
34. AMERIN MALL CHERAS
35. BONA CINEPLEX (GE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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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digm中文 在 Belinda Chen Youtube 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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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28, 2, Jalan Abiad 1, Taman Tebrau Jaya, 80400 Johor Bahru, Johor, Malaysia(其实有很多家分店~我觉得都不错!)
按摩的店:Bangkok S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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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 BelindaChen_
B站: BelindaChen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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