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歲沒專長的八卦，Yahoo名人娛樂都在討論

《66歲的她：人生是一次次歸零，再出發，愈活愈年輕》

她的名字叫張京。今年66歲，曾任世界500強公司的軟體工程師主管，現已退休，長居美國。

出生在中國為了革命鬥爭，民不聊生的年代。

1953年，她出生，父親是中國共產黨政權第一批飛行員，母親是一名軍醫。

這些一點點的顯赫，最後都要她用近半生來償還。

她5歲就上小學，1960年全家隨父親調動遷至吉林。1965年，她剛剛上初一，文革已經開始。在航空學院當政委的父親，被批鬥，示眾屈辱遊行，接著關進牛棚。

整個初中，她只讀了一年書，其它兩年全校全在停課鬧革命。

1968年11月，毛澤東「號召」知識青年到農村，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她被逐出了城市，拋向農村。

從天寒地凍的刨糞，到春寒料峭的播種，從烈日炎炎下的除草，到秋風瑟瑟中的收割，沒有人吃得飽，沒有人有力氣。

1970年初，同學們陸續回城了，集體戶只剩下張京和另外一人。她害怕將父親遊行鬥爭的人群，寧可躲在山溝裡。

27歲時，廠裡師傅介紹了一個工人對象，說他是個老實人。兩年後張京的女兒出生，那時，當了母親的她，突然有了危機感，覺得一輩子好像就這樣了，很不甘心。

1984年張京31歲，決定參加高考。開始自學高中的課程，白天帶著孩子在工廠上班，晚上和週末去夜校補習。苦讀一年，學完了全部高中的文科課程。

1985年參加了統一考試，以487分的成績考入大連外國語學院。收到通知書後，工廠不允許去上學，索性辭了工作。就這樣，在32歲那年，已經做了母親的張京和應屆高中畢業生一起走進了大學校園。

畢業後，35歲的她，終於等到了對的時代，一家外國企業駐中國公司錄取了她，成了改革開放後的首批外企人員。

1990年她和丈夫因沒有共同語言，離婚。

同年在一個美國駐華機構的聯誼會上張京結識了一位美國大學教授，他對中國歷史，中國文化有著濃厚的興趣，對她的經歷充滿好奇和敬佩。

1991年她們在大連註冊結婚。

為了跟著他去美國，張京辭掉了當時月薪近4千人民幣的工作，開始辦出國手續。很快，她的簽證下來了，可是女兒的簽證沒那麼順利，1991年5月，她和新丈夫先飛美國，把9歲的女兒暫時留在外婆家。

人生就是一次次歸零，一次次重新。

她本來可以在家做個全職太太，美國丈夫很樂意為我提供一份優渥的生活。可依賴他人不是她的風格，這是一個下過牛棚，睡過雪地，吃過草糧的女人，她要出去工作！

在美國，沒有好學歷，英文不流利，所謂工作就是中餐館端盤子的工作。

白天去中國餐館打工，晚上補習英文。接著，又去美國大通Chase銀行做了一年出納員，發現這不是喜歡的工作後，很快意識到，除了英語，她沒有任何其它專長，除了乾簡單事務型的工作，根本做不了專業型工作。

於是下了決心從頭學習專業知識，當一名工程師。她找到羅切斯特理工大學的研究生導師，導師說「只要你能念完微積分，就可以來上研究生課」。

就這樣，在40歲這一年，張京進入了美國Rochester理工大學，開始數學本科學習。

苦讀兩年後，她修完了會計專科和數學的本科學士，終於考上本校的統計學研究生。讀書期間，電腦製圖課助教，參與編寫大學教材。45歲時，張京拿到了「最傑出學生獎學金」。

47歲她進入世界五百強公司之一的美國XEROX (施樂)公司。

而且那幾年，我是一邊工作一邊上大學，最後拿到了會電腦、數學學士雙碩士學位，並在施樂公司成為了一名電腦軟體工程師。

終於自立於美國，成為了一個有專業技術的人。

49歲被評為高級工程師，一直晉升到試驗室主管。

她的人生坦途大道好像才要全面奔馳，但由於長年的伏案學習和工作，她得了一大堆病：頸椎增生、腰肌勞損、雙膝雙肩關節炎。

51歲她得了乳腺癌，做了兩次手術，其中一次是12小時的大手術。

這時她才明白世上最奢侈的奢侈品就是健康。當年初來美國時，說是要看看世界，可是現在，她根本沒了看世界的本錢。

生命是有限的，對錢的慾望是無限的。她不想再拿自己有限的生命去賺無限的財富。

做好了規劃，為自己多留時間去健身，多看世界，多做公益，多陪家人。2013年，60歲，提前退休了。(美國的退休年齡是65歲)

她開始健身、游泳、做力量瑜伽、吃低碳水高蛋白素食。

60歲開始，一年比一年年輕。

她重新找回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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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鄉文集《靠岸》第十二章 工人首部曲

如果沒有國共內戰、沒有1955年大陳島的撤退，我想父親應該會追隨祖父農耕打漁，繼承家業，在浙江外海九平方公里的上大陳島，生兒育女，終其一生。如果，我註定要成為父親的兒子，那麼我勢必也會跟著父親下田耕種，春播秋穫；跟著父親操作單帆漁船，視四季漁訊，在無常的大海上討生活，一如父親追隨祖父、祖父追隨曾祖父一般。然而時代的巨變，不僅僅改變了父親的命運，也改變了我們整個家族的命運。來台後，既無學歷，亦一技之長的父親，只能成為當時台灣社會中最底層的工人，用自己的勞力糊口，撐起一家的生計，和母親一塊，孖孖勤勤撫育兒女長大成人。工人生涯期間，父親曾被高處墜落的貨物砸中送醫，險些喪生；亦曾因長期忍飢挨凍，罹患三期胃癌，全胃割除，雖又從鬼門關逃過一刼，但過去八十幾公斤的壯碩身體，一場大病下來，只剩下四十公斤的嬴弱身子；這是我如今的父親，雖髮蒼齒搖，卻自在澹泊，他滿足於過去一生苦力的經歷，並在娓娓道來時，面露恬淡的微笑。

父親到台灣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政府的召募下，由政府在花蓮美崙撥出的一塊地，和一群老鄉建造自己的家－大陳新村，當時是1956年，父親18歲。

「那時候的工錢一天六塊台幣，大鍋飯菜吃到飽，大家共睡自搭的工棚，也算包吃包住了。」父親回憶。

雖然錢少工苦，但這是一份幫鄉人親人重建家園的工作，越快蓋好房子，鄉親們就能越快在花蓮這塊新的土地上，重新扎根，開展新的人生，於是每個參與這份重建工作的老鄉，莫不全力以赴，不消幾個月，全新的大陳新村已然落成，鄉親依照政府的配置，逐一遷入新居，人口少於四口的分六坪房，人口多於四口的，分十坪房，雖然只是水泥砌磚、柏油澆頂的平房，人人卻喜上眉梢，這群被戰爭逼著棄園毁家的人們，終於停止飄泊，在台灣東岸這塊瑰麗的新天地，重新落地生根。

幾個月沒日沒夜在工地蓋房子，父親從一個工地生手，竟也練就了當個工人的基本功夫，從扛磚挑砂、攪拌水泥、劈柴鋸木、板模砌牆，乃至水電接管、隔間裝潢，父親從生疏到熟練，而持續付出的苦力，亦讓父親鍛練出強健的體魄，為一生的工人生涯，奠下良好的基礎。

經過幾個月的辛勞，父親攢下他人生中第一筆小小的積蓄，年輕氣盛的父親，把一半的錢交給祖母，一半的錢拿去買了一套卡其服和一雙球鞋，以滿足當時追求時尚的虛榮心，向同儕炫耀他努力工作的成果。

「花起來很心疼，但穿起來很拉風！」父親為他這段工人生活的初體驗，下了這麼個總結。

不再有土地可以依附、不再有大海可以依存；曾祖父羅洪亮開拓的家業已在戰火中毁於一旦，而曾祖母羅李氏堅毅的身影，也和年少快樂的記憶，一塊留在那座只能在夢裡回去的島嶼。如今18歲的父親，既無學歷，亦無專長，面對茫茫前程，若要自立自強，除了販賣自己的勞力謀生，似乎別無出處了。

新村的工作告一段落後，父親又找了一份鋪馬路澆柏油的工作，一天15塊錢，在烈日曝曬、地面烘烤下，全身烏漬，汗流浹背，但父親甘之如飴，因為這份工作的工資，是建造新村的一倍，可惜一條馬路很快就完工了，父親開始到處尋求其他打零工的機會，但是時有時無，父親心有餘，卻機會不足，漸漸閒置在家的時間，遠遠大於出門打工的時間，而且根本賺不了什麼錢。

父親愈來愈感覺惶惑茫然，他不怕吃苦，但必須賺錢，尤其身為長子，他有義務分擔祖父母的家計，讓底下四個弟弟、二個妹妹，能有飽食足衣的生活，但時不我予，父親對於未來，充滿了憂慮。

1952年9月，政府決定重建位於花蓮縣秀林鄉銅門村木瓜溪北岸的「銅門發電廠」，那是座建於日據時代台灣第一座地下水力發電廠，設有八千瓩發電機三組，但在1944年間被大水沖毁。1956年，時年18歲的父親在朋友的介紹下，參與了重建工程。

這是一份相對穩定的工作，卻異常辛苦。父親一報到，先擔任水泥挑夫，論斤計酬，一公斤水泥一塊台幣，須徒步從銅門把水泥挑到奇萊，約莫35公里的崎嶇山路。這個工作看似報酬豐厚，但真的去做，才知道非常難賺。力氣大有經驗的挑夫，一趟可以挑50公斤，一天挑一趟賺50塊台幣。父親有自知之明，第一天挑，只挑30公斤，盤算由淺入深、從輕到重，體力應該可以負荷，而另外一位和父親年紀相當的表哥想賺多一點，決定挑35公斤。

他們二個表兄弟從清晨四點多就摸黑出發，起初還算輕鬆，肩挑30公斤的水泥，尾隨其他挑夫，循著上坡山路，一路疾走，期間倆兄弟還能有說有笑，但一個小時、二個小時、三個小時過後，逐漸覺得雙肩愈來愈沈，兩腿越來越重，其他的挑夫雖然挑得比他們重，腳程卻比他們快，沒多久就遠遠拋開他們，在七轉八折的山間，消失了身影。在這人湮罕至的深山裡，兩個表兄弟心裡叫苦連天，但又不能半途而廢，只能硬著頭皮，舉步維艱地向前走。父親的表哥尤其痛苦，因為多背了五公斤，簡直快把他的背脊給壓斷了，途中倆人還嚎啕大哭了一場。

好不容易終於把水泥挑到目的地，已是晚間八點，山區黑影幢幢，倆人還得就著星光摸黑走山路回家，待回到家中，已不知是凌晨何時了。事隔幾天，兩個表兄弟心有不甘，又上山挑戰這份挑夫工作，發現真的是挑不動，這才決定放棄。

所幸工頭又把這二個少年，安排去做攪拌水泥的工作。工班一組四個人，都是大陳老鄉。

「一包水泥、二畚斗沙、四擔粗沙，倒水，攪拌！」那時可沒什麼預拌混凝土機，打水泥全靠人工，一遍一遍、一輪一輪的打，通常打個三遍，打好了，就有輸送帶把打好的水泥送到別處。父親等人再繼續打其他的水泥，此期間不能中斷，一定要打到好才行，所以有時候一打就24小時，不眠不休地打，打完一番可以休息好幾天。

在銅門發電廠工作期間，雇主並沒有提供伙食，三餐要自己打點，父親通常就是白飯配辣椒，只要把辣椒烤一烤咬著就飯吃，再加點梅甘菜，就打發了一餐飯。也不知道是不是當時辣椒吃太多了，父親後來一直有胃痛的毛病。

過了一段時間，工頭要父親這個工班改去木瓜溪挖沙、洗沙。這是一個糟糕的工作，不但辛苦，而且容易做白工。工班先到河裡挖沙淘洗，再用流籠把挖洗好的沙運到山上。但麻煩是，溪況並不穩定，有時候大水一來，好不容易挖好、洗好的沙就會被沖走，遇到這種情形，一毛錢都領不到，倘若山洪暴發，還有生命危險。父親做了一個多月，因為賺不到錢，才決定放棄。

而後透過朋友介紹，父親爭取到銅門路段，道路保養維護的工作，一天工資22元，一個工班約十七、八個人。當時花蓮銅門一帶的山路，土質鬆軟，極易坍方，一旦發生土石崩坍掩埋路面，保養班就要立即出動，清除路面土石，以確保道路暢通。這好比現在的蘇花公路坍方，立刻會有工班到現場日夜搶通，所差別者，現在都是用怪手、推土機搶通道路，父親那時候卻是一鏟一擔地清運土石，倘若又有土石在同地點落下，後果不堪設想。但是無論如何，這已是相當輕鬆穩定的工作了，父親做了近三個月後，工班解散，又回復四處打零工的窘境。

此後，父親曾到木瓜溪運木頭、太魯閣建小鐵路、豐濱鄉開墾農地，所有大大小小的工程，父親幾乎無役不與。

有一次強颱來襲，蘇花公路坍方，父親接到工頭的通知去清運道路，因為交通中斷，無車可坐，只好頂著狂風暴雨，徒步走進災區。父親隨著臨時工班，冒著風雨，日以繼夜挖石搬土，颱風雖已離去，但外圍環流仍然強大，海風呼嘯，海邊巨浪拍岸，沖起一道道飛天的水花，父親一直做了一個多禮拜，終於搶通蘇花公路，然而工作的報酬，是視土方清運的體積來計算，這一個多禮拜到底清了多少土石，又全由工頭說了算，結果父親只領了完全不符工作所得的少許工資回家，而且因為受了風寒，大病一場。

父親當時雖然年少，但早已對工人辛苦危險的工作處境，瞭然於心，反正一個願打，一個願挨，就是拿自己的生命拚生計就是了。但是最讓父親難以隱忍的，就是遇到刻薄的工頭，不但苛扣工人的工資，甚至在工人完成工作後，工頭領到雇主的酬勞就跑了，可憐的工人連一毛錢也沒拿到，尤其父親年紀又小，有些工頭會故意欺負父親，令父親無可奈何。

所謂窮則變、變則通，經常遭到苛扣工資的工人們慢慢懂得提防不肖的工頭，要求工資必須每週結算一次，不會等到工作完工才算錢，這才稍稍有了一點保障。

父親記憶裡，也有隨著其他年輕工人們刻意戲弄工頭的趣事。曾有個工頭戴一只手錶，他規定工人們一天中要扣除中餐及午休的時間，做滿八小時的工，並按照他的手錶來計算大家的工時。有天早上，工人們趁工頭不注意，偷偷把工頭放在工寮的手錶調快半小時，到了傍晚再調快半小時，結果那一天，大家就少做了一個小時的工，稍稍滿足內心的反抗的快感。

至於父親提及當年的工人，是拿生命拚生計，並非戲謔之言，父親隨口就舉了好些例子。

「中橫剛開路時，我們大陳新村裡有個新婚的年輕少婦，每天定時上山幫工人們燒飯，有天就在她上山時，山腰剛好在炸山，大批土石滾流落下，當場就把她埋了，家屬連屍體都找不到，也沒有任何的賠償，死了就死了！」父親回憶。

父親還有個同齡的結拜兄弟，和父親一起去山上開路，同時幫忙運送土方，工程地點四周都是懸崖峭壁，稍一不慎就會跌落山崖。當時也是事發突然，父親那位結拜兄弟在前面推著車，不知怎地瞬間向前滑衝，父親眼睜睜看他連人帶車掉到百公尺的山崖下，當場摔死，時年才20歲。活生生的人出去，變成一具冷冰冰的屍體回來，令家屬肝腸寸斷！

在花蓮近三年打零工的生活，直到父親20歲接到兵單才暫時告一段落，二年的兵役說長不長，說短不短，至少在保家衛國的同時，足以讓父親沈澱思索未來的人生，該何去何從？

懷鄉文集《靠岸》第十二章 工人首部曲

如果沒有國共內戰、沒有1955年大陳島的撤退，我想父親應該會追隨祖父農耕打漁，繼承家業，在浙江外海九平方公里的上大陳島，生兒育女，終其一生。如果，我註定要成為父親的兒子，那麼我勢必也會跟著父親下田耕種，春播秋穫；跟著父親操作單帆漁船，視四季漁訊，在無常的大海上討生活，一如父親追隨祖父、祖父追隨曾祖父一般。然而時代的巨變，不僅僅改變了父親的命運，也改變了我們整個家族的命運。來台後，既無學歷，亦一技之長的父親，只能成為當時台灣社會中最底層的工人，用自己的勞力糊口，撐起一家的生計，和母親一塊，孖孖勤勤撫育兒女長大成人。工人生涯期間，父親曾被高處墜落的貨物砸中送醫，險些喪生；亦曾因長期忍飢挨凍，罹患三期胃癌，全胃割除，雖又從鬼門關逃過一刼，但過去八十幾公斤的壯碩身體，一場大病下來，只剩下四十公斤的嬴弱身子；這是我如今的父親，雖髮蒼齒搖，卻自在澹泊，他滿足於過去一生苦力的經歷，並在娓娓道來時，面露恬淡的微笑。

父親到台灣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政府的召募下，由政府在花蓮美崙撥出的一塊地，和一群老鄉建造自己的家－大陳新村，當時是1956年，父親18歲。

「那時候的工錢一天六塊台幣，大鍋飯菜吃到飽，大家共睡自搭的工棚，也算包吃包住了。」父親回憶。

雖然錢少工苦，但這是一份幫鄉人親人重建家園的工作，越快蓋好房子，鄉親們就能越快在花蓮這塊新的土地上，重新扎根，開展新的人生，於是每個參與這份重建工作的老鄉，莫不全力以赴，不消幾個月，全新的大陳新村已然落成，鄉親依照政府的配置，逐一遷入新居，人口少於四口的分六坪房，人口多於四口的，分十坪房，雖然只是水泥砌磚、柏油澆頂的平房，人人卻喜上眉梢，這群被戰爭逼著棄園毁家的人們，終於停止飄泊，在台灣東岸這塊瑰麗的新天地，重新落地生根。

幾個月沒日沒夜在工地蓋房子，父親從一個工地生手，竟也練就了當個工人的基本功夫，從扛磚挑砂、攪拌水泥、劈柴鋸木、板模砌牆，乃至水電接管、隔間裝潢，父親從生疏到熟練，而持續付出的苦力，亦讓父親鍛練出強健的體魄，為一生的工人生涯，奠下良好的基礎。

經過幾個月的辛勞，父親攢下他人生中第一筆小小的積蓄，年輕氣盛的父親，把一半的錢交給祖母，一半的錢拿去買了一套卡其服和一雙球鞋，以滿足當時追求時尚的虛榮心，向同儕炫耀他努力工作的成果。

「花起來很心疼，但穿起來很拉風！」父親為他這段工人生活的初體驗，下了這麼個總結。

不再有土地可以依附、不再有大海可以依存；曾祖父羅洪亮開拓的家業已在戰火中毁於一旦，而曾祖母羅李氏堅毅的身影，也和年少快樂的記憶，一塊留在那座只能在夢裡回去的島嶼。如今18歲的父親，既無學歷，亦無專長，面對茫茫前程，若要自立自強，除了販賣自己的勞力謀生，似乎別無出處了。

新村的工作告一段落後，父親又找了一份鋪馬路澆柏油的工作，一天15塊錢，在烈日曝曬、地面烘烤下，全身烏漬，汗流浹背，但父親甘之如飴，因為這份工作的工資，是建造新村的一倍，可惜一條馬路很快就完工了，父親開始到處尋求其他打零工的機會，但是時有時無，父親心有餘，卻機會不足，漸漸閒置在家的時間，遠遠大於出門打工的時間，而且根本賺不了什麼錢。

父親愈來愈感覺惶惑茫然，他不怕吃苦，但必須賺錢，尤其身為長子，他有義務分擔祖父母的家計，讓底下四個弟弟、二個妹妹，能有飽食足衣的生活，但時不我予，父親對於未來，充滿了憂慮。

1952年9月，政府決定重建位於花蓮縣秀林鄉銅門村木瓜溪北岸的「銅門發電廠」，那是座建於日據時代台灣第一座地下水力發電廠，設有八千瓩發電機三組，但在1944年間被大水沖毁。1956年，時年18歲的父親在朋友的介紹下，參與了重建工程。

這是一份相對穩定的工作，卻異常辛苦。父親一報到，先擔任水泥挑夫，論斤計酬，一公斤水泥一塊台幣，須徒步從銅門把水泥挑到奇萊，約莫35公里的崎嶇山路。這個工作看似報酬豐厚，但真的去做，才知道非常難賺。力氣大有經驗的挑夫，一趟可以挑50公斤，一天挑一趟賺50塊台幣。父親有自知之明，第一天挑，只挑30公斤，盤算由淺入深、從輕到重，體力應該可以負荷，而另外一位和父親年紀相當的表哥想賺多一點，決定挑35公斤。

他們二個表兄弟從清晨四點多就摸黑出發，起初還算輕鬆，肩挑30公斤的水泥，尾隨其他挑夫，循著上坡山路，一路疾走，期間倆兄弟還能有說有笑，但一個小時、二個小時、三個小時過後，逐漸覺得雙肩愈來愈沈，兩腿越來越重，其他的挑夫雖然挑得比他們重，腳程卻比他們快，沒多久就遠遠拋開他們，在七轉八折的山間，消失了身影。在這人湮罕至的深山裡，兩個表兄弟心裡叫苦連天，但又不能半途而廢，只能硬著頭皮，舉步維艱地向前走。父親的表哥尤其痛苦，因為多背了五公斤，簡直快把他的背脊給壓斷了，途中倆人還嚎啕大哭了一場。

好不容易終於把水泥挑到目的地，已是晚間八點，山區黑影幢幢，倆人還得就著星光摸黑走山路回家，待回到家中，已不知是凌晨何時了。事隔幾天，兩個表兄弟心有不甘，又上山挑戰這份挑夫工作，發現真的是挑不動，這才決定放棄。

所幸工頭又把這二個少年，安排去做攪拌水泥的工作。工班一組四個人，都是大陳老鄉。

「一包水泥、二畚斗沙、四擔粗沙，倒水，攪拌！」那時可沒什麼預拌混凝土機，打水泥全靠人工，一遍一遍、一輪一輪的打，通常打個三遍，打好了，就有輸送帶把打好的水泥送到別處。父親等人再繼續打其他的水泥，此期間不能中斷，一定要打到好才行，所以有時候一打就24小時，不眠不休地打，打完一番可以休息好幾天。

在銅門發電廠工作期間，雇主並沒有提供伙食，三餐要自己打點，父親通常就是白飯配辣椒，只要把辣椒烤一烤咬著就飯吃，再加點梅甘菜，就打發了一餐飯。也不知道是不是當時辣椒吃太多了，父親後來一直有胃痛的毛病。

過了一段時間，工頭要父親這個工班改去木瓜溪挖沙、洗沙。這是一個糟糕的工作，不但辛苦，而且容易做白工。工班先到河裡挖沙淘洗，再用流籠把挖洗好的沙運到山上。但麻煩是，溪況並不穩定，有時候大水一來，好不容易挖好、洗好的沙就會被沖走，遇到這種情形，一毛錢都領不到，倘若山洪暴發，還有生命危險。父親做了一個多月，因為賺不到錢，才決定放棄。

而後透過朋友介紹，父親爭取到銅門路段，道路保養維護的工作，一天工資22元，一個工班約十七、八個人。當時花蓮銅門一帶的山路，土質鬆軟，極易坍方，一旦發生土石崩坍掩埋路面，保養班就要立即出動，清除路面土石，以確保道路暢通。這好比現在的蘇花公路坍方，立刻會有工班到現場日夜搶通，所差別者，現在都是用怪手、推土機搶通道路，父親那時候卻是一鏟一擔地清運土石，倘若又有土石在同地點落下，後果不堪設想。但是無論如何，這已是相當輕鬆穩定的工作了，父親做了近三個月後，工班解散，又回復四處打零工的窘境。

此後，父親曾到木瓜溪運木頭、太魯閣建小鐵路、豐濱鄉開墾農地，所有大大小小的工程，父親幾乎無役不與。

有一次強颱來襲，蘇花公路坍方，父親接到工頭的通知去清運道路，因為交通中斷，無車可坐，只好頂著狂風暴雨，徒步走進災區。父親隨著臨時工班，冒著風雨，日以繼夜挖石搬土，颱風雖已離去，但外圍環流仍然強大，海風呼嘯，海邊巨浪拍岸，沖起一道道飛天的水花，父親一直做了一個多禮拜，終於搶通蘇花公路，然而工作的報酬，是視土方清運的體積來計算，這一個多禮拜到底清了多少土石，又全由工頭說了算，結果父親只領了完全不符工作所得的少許工資回家，而且因為受了風寒，大病一場。

父親當時雖然年少，但早已對工人辛苦危險的工作處境，瞭然於心，反正一個願打，一個願挨，就是拿自己的生命拚生計就是了。但是最讓父親難以隱忍的，就是遇到刻薄的工頭，不但苛扣工人的工資，甚至在工人完成工作後，工頭領到雇主的酬勞就跑了，可憐的工人連一毛錢也沒拿到，尤其父親年紀又小，有些工頭會故意欺負父親，令父親無可奈何。

所謂窮則變、變則通，經常遭到苛扣工資的工人們慢慢懂得提防不肖的工頭，要求工資必須每週結算一次，不會等到工作完工才算錢，這才稍稍有了一點保障。

父親記憶裡，也有隨著其他年輕工人們刻意戲弄工頭的趣事。曾有個工頭戴一只手錶，他規定工人們一天中要扣除中餐及午休的時間，做滿八小時的工，並按照他的手錶來計算大家的工時。有天早上，工人們趁工頭不注意，偷偷把工頭放在工寮的手錶調快半小時，到了傍晚再調快半小時，結果那一天，大家就少做了一個小時的工，稍稍滿足內心的反抗的快感。

至於父親提及當年的工人，是拿生命拚生計，並非戲謔之言，父親隨口就舉了好些例子。

「中橫剛開路時，我們大陳新村裡有個新婚的年輕少婦，每天定時上山幫工人們燒飯，有天就在她上山時，山腰剛好在炸山，大批土石滾流落下，當場就把她埋了，家屬連屍體都找不到，也沒有任何的賠償，死了就死了！」父親回憶。

父親還有個同齡的結拜兄弟，和父親一起去山上開路，同時幫忙運送土方，工程地點四周都是懸崖峭壁，稍一不慎就會跌落山崖。當時也是事發突然，父親那位結拜兄弟在前面推著車，不知怎地瞬間向前滑衝，父親眼睜睜看他連人帶車掉到百公尺的山崖下，當場摔死，時年才20歲。活生生的人出去，變成一具冷冰冰的屍體回來，令家屬肝腸寸斷！

在花蓮近三年打零工的生活，直到父親20歲接到兵單才暫時告一段落，二年的兵役說長不長，說短不短，至少在保家衛國的同時，足以讓父親沈澱思索未來的人生，該何去何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