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研討會的八卦，Yahoo名人娛樂都在討論

國際航空運輸協會日前表示，2019新冠病毒讓航空業遭受史無前例的重創，在有效疫苗問世之前，唯有透過系統性篩檢才能重振旗鼓。

該協會亦表示在疫情影響下，航空業今年的收入將減少 60%。目前預計今年收入將達3,280億美元左右，淨損將達1,185億美元，遠糟於6月所預估的843億美元虧損。

而因航空客運停擺，貨運商機提升，我國華航旗下現有18架 747-400 全貨機，更預計引進6架全新波音777全貨機，第一架已經在上周飛抵台灣桃園國際機場，經過適航檢查程序後，很快就會加入貨機營運行列，明年第一季，也會有777F全貨機陸續交機。

另外，長榮為了增加貨運運能，3架777貨機將在 2022年前完成交付，希望獲得疫苗運送商機。然目前了解，新冠肺炎疫苗需在極低溫下運送，利用乾冰來保存運送中的低溫環境，因乾冰是屬危險物品，若超過規範標準時，就要提報變更規範，並經民航局審查核准後才能運送。交通部與民航局應積極與業者溝通，確保後續疫苗運送配套完善。

民航局舉行了遙控無人機前瞻視野研討會，也是最後一次的研討會，邀集交通部運研所、農委會防檢局、藥毒所、農糧署與經濟部工研院等機關與學界分享無人機應用與未來發展。

10月底就提過無人機農藥噴灑的問題，這次會議也有廣泛討論，民航局也允諾會調整放寬相關內容。

近年農民以植保無人機施灑藥劑取代人工噴藥的狀況愈來愈普遍，交通部民航局於3月底正式實施民用航空法「遙控無人機專章」，規範代噴人員需取得相關證照，施作前15天得事先申請。

而依據「遙控無人機專章」規定，取得雙證的業者，施作無人機噴灑行為限法人資格，但截至6月底，國內法人登記數才5110架，通過能力審查的法人僅206個，限制了植保無人機的應用和發展。

無人機運作重要的價值就在於「確保安全」，無人機未來的發展前景與應用領域外，確保無人機的使用安全規範也相當重要，對於產業界而言，仰賴政府的整合。

現行《民用航空法》或《管理規則》為政府機關(構)從事無人機作業之需要，都明定有排除限制或特別申請程序等規定，未來視實際需要，並兼顧飛安考量下，可給予《民用航空法》或《管理規則》更多彈性之作法，在實際運用上能跟上國際腳步，也能提升政府效率及產業發展。

【#個人訪問🇬🇧】BBC的個人訪問十分長篇，也十分formal。有趣的是，同樣的內容，在《蘋果日報》訪問標題是「一國兩制是騙局」，BBC就是「一國兩制不要再退」，其實對大多數朋友而言，口號都是其次，真正需要的生活模式，甚麼時候是最好，心裏有數。

BBC開宗明義的主題，據說是希望向國際讀者，介紹「香港中間派學者的覺醒」，前文後理都用這角度為主軸；每次回看自己既訪問，都會問，「那真的是我嗎」？無論如何，都是一個好時機，反思一下每一個人的人生。

//國際關係學者沈旭暉是香港少有擁有20多萬臉書粉絲的「網紅學者」，他身兼多職，是大學教授、報章專欄作家，當過商界的國際副總裁，也成立公司作諮詢、研究、交流等工作。

「反送中」風波前，他是「中間派」的代表，以年輕學者的身份，得到政治光譜左中右的認同；在這場運動中，他成為一個「和理非」、支持雙普選的學者。

他在多家報章撰文、接受國際媒體採訪，分享對香港示威的看法。他的公司以大數據方式研究示威者經常使用的「連登討論區」，曾舉辦研討會邀請不同學者分析「黃色經濟圈」。他用鋼琴彈奏被視為示威者歌曲的《願榮光歸香港》並上載到互聯網，可算是一種政治「出櫃」宣言。

「以前我挺一國兩制」

沈旭暉一直堅持以評論國際事務為主，但在「反送中」爭議中，他更常評論香港的風波，轉折點是7月21日發生元朗白衣人事件。

當天晚上，一群白衣人在地鐵站持棍傷人，但警方延後30多分鐘才到場。沈旭暉見到認識的人在現場被打， 他與一些溫和派學者，把事件稱為「恐怖襲擊」。

而他的中學「皇仁書院」師兄、立法會議員何君堯，與白衣人握手而備受批評。皇仁書院一眾校友發起登報聯署批評何君堯，很少參與聯署的沈旭暉也有留名。

「相當震撼，香港竟然變成這樣，那晚發生的事情，是我們成長的香港，常理之外發生的事情，」他說，「傳統上香港人不是很政治，都是很理智，但過去發生的事情，每個人都覺得到了一個不能回頭的點，當你情感被勾起，你會發覺對此地充滿感情，開始思考自己可以做什麼。」

元朗白衣人襲擊途人後的這一幕引發了爭議。

「過去六個月發生的事情，都超越了我們很多人的底線，很多原本不關心政治、或比較少行動的朋友，都在這場運動以不同身份積極參與。」

他認為，一般國家面對這種群眾示威，都會透過官員下台及調查機制去疏導民怨，但港府立場強硬，令整個運動持續多時，亦讓大家看到「一國兩制」急速被蠶食，不單是「看得見的警暴」，還包括商業機構受到壓力，員工、老師、普通人言論自由受到打壓，這是一種「白色恐怖」。

他曾經撰文形容一國兩制分為1.0、2.0、3.0的階段，主權移交初期，北京比較放手的1.0階段，到後來明顯影響香港內政，加強提倡國民身份認同的2.0，發展到一國兩制3.0，警察具高度爭議性、疑有政治考量的執法、各行各業出現政治審查、甚至有疑似「黑社會」介入政治議題等等。

他說，自己身邊的人都是「離地中產」的專業人士，以往甚少參與政治，但目前香港社會出現「白色恐怖」的氣氛，市民不敢隨便就政治表態，擔心會影響工作等等。

「對比起警暴、無民主、無樓住，這嚴重一百倍，這不是下一代可以生活的地方，」他說。

他相信這場運動發展至今，很多人除了爭取「五大訴求」，也是希望「一國兩制」不要再退下去，能夠回到主權移交初期般，中國政府比較放手的階段。

「以前沒有人會知道誰是中聯辦主任，一般人不會記得他的名字，那時是挺真的一國兩制，而那時沒有人談港獨，也沒有人會說外國勢力……2008年北京奧運，香港人對中國人身份認同創新高，《蘋果日報》頭條是『我們嬴了』，2009年我是去中國國慶60週年的代表團團員，我當時沒有包袱，覺得很開心。」

作為國際關係學者，沈旭暉過往經常對外強調，自己是全球公民，希望擁有遊走國際的能力，也能用國際視野看待本土問題。

這場運動強化了香港人的身份認同，他自己也感覺到自己對這片土地的情感，「我不希望中國和香港利益有衝突，我會先盡力讓兩者利益可以走在同一線上，但如果真的有衝突，我會站在香港人那邊。」

學者與政府的關係

沈旭暉說，以往政府尊重學者的意見，在發表重大政策前會有一些閉門會議，邀請學者或專業人士去「試水溫」，但現在這個渠道已不復存在，政府聽到的意見不像以前多元。

「《逃犯條例》就是一個好例子，它有諮詢過什麼人？應該找一些懂商界、懂國際關係的人、熟悉內地的學者或是一些民意的代表，其實不難預先知道會有這麼大的反應，這反映制度有問題，學者本身是有功能，可以作出預警。」

他又舉例，香港的一名官員近期高調批評國際權威醫學期刊《刺針》有關催淚彈的文章，「這在學者眼中是不可想象的，你可以不認同該份報告，你便寫一篇同樣水平的文章反駁，但你現在是用官威去壓他。」

特首林鄭月娥提出成立「獨立檢討委員會」，希望檢討事件的來龍去脈，但示威者要求更全面、具有法定效力的「獨立調查委員會」。

沈旭暉獲邀加入檢討委員會，但他拒絶加入，原因是不覺得能有所作為，「不想被人擺上台面，你想要誠實的意見，我都歡迎，但你要拿學者來消費或做政治工作，這只會適得其反。」
他指出，香港政府在「一國兩制」被蠶食的情況下，難以控制自己的政策， 有時候政府聘請學者等做研究，「適用的便採用，不合用就裝作看不見」。

「美國智庫蓬勃是因為要通過研究達成某些事，中國比較不涉及政治的議題，智庫同樣做到事情，全國會用大數據去研究農業、氣候，可以很科學化，但香港是先有結論，而不是按研究去作出決定，」他說，「港英年代沒有民主，但仍然尊重傳統精英，現在政府不再理會他們的專業，哪怕是醫護、法律，這些人不是因為專業而受到尊重，而是政治的效忠來得到信任。」

被調侃的中間派

沈旭暉母親在《大公報》英文版工作，《大公報》英文版是中國改革開放前少數對外的英文溝通渠道。他走入國際關係研究，或多或少受母親熏陶。他的父親是立場傾向傳統民主派的香港學者沈俊明。 沈旭暉在揉合不同政治光譜的家庭下成長
他的家族跟民國時代《大公報》總編輯張季鸞淵源頗深。沈旭暉本人曾在美國耶魯大學攻讀學士，再在英國牛津大學獲得政治及國際關係博士。

「有些人因為我家人《大公報》的淵源而認為我是紅底，但在大陸人眼中，我這種人好西方，先天夾在中間，」他說，「我本身家庭內，都有很多不同意見，從小到大的訓練，知道在什麼時候說什麼，不會反面，無論多對立的聲音，我也覺得可以溝通的。」

沈旭暉在2013年舉行的婚禮，是香港近年少有讓政治立場南轅北轍的人共聚一堂，時任特首梁振英、學運領袖黃之鋒、李嘉誠兒子李澤階等左中右人物都有出席。

「網民經常也抽水（調侃）我的婚禮，但那個時候仍然是可以聊天，」沈旭暉說，「我不主張對立，我覺得幾難頂（難溝通）的人，也會找到共通點去聊天，這是我從小到大的訓練。」

精英共識向對抗模式的演變

沈旭暉2003年回到香港後，成立了一個名為「Roundtable」的團體，目標是讓政見不同的人，能夠聚在一起交流。

他認為，香港傳統精英主導的體制，一向是「閂埋門講掂數（閉門談判就好）」，多年來，立場不同的人可以彼此溝通，在鏡頭後可以談笑風生，大家以謀求共識為最大公因數，但2012年的特首選舉，一改政治、官場生態文化，是一個很重要的轉折點。

沈旭暉說，2012年的特首選戰改變了官場文化，一度令他對香港政治感到心灰意冷。

這場特首選舉中，兩個主要候選人梁振英和唐英年個人和團隊，均被揭發不同類型的「黑材料」醜聞，公眾把目光投向這些「黑材料」，而不是論政。

當年，沈旭暉以學者身份，向時任港澳辦主任王光亞發表公開信，指這場選舉道德規範被打破，選舉不再是「君子之爭」，無論誰當選也很難施政。

「我當時有參加過他們的活動，聊過天，親身觀察中，以那時候來說，我算是接觸到類權力核心最年輕的一群人，但見完他們之後你很不舒服，你預測的未來就是這樣，你讀到了背後某個結構。」

他說當年也因為一些文章，而遭到直接人身威嚇。

「以前比較講道理的北京或政府的朋友，都開始被邊緣化，強硬的聲音開始出現，鬥爭模式主導，」他說，「本身的內部矛盾，以動員抹黑、篤灰（告密、告發）等很多這些手法，把人性好多負能量釋放出來，香港從一個精英共識的模式，變成對抗式模式，一開始了便回不了頭，激進的聲音取代了本身想有共識的聲音。」

他認為，中國經濟發展迅速，令主權移交後，香港的利益集團有所變化，一批在大陸有更大利益的人，發現香港傳統精英「不完全是自己人」，希望扭轉權力和利益分佈，打散原本的權力結構。

當年這場選舉讓他對香港政治感到心灰意冷，開始轉向專注建立自己的海外事業和置業，他說，這不是逃避或是擔心出事，而是預測到香港的發展方向，要凖備後備方案。

但在「反送中」爭議爆發後，他放棄了與一些大陸院校和企業的合作，希望自己可以暢所欲言下不影響他人。

香港示威者呼籲多光顧支持示威的「黃店」，希望建立「黃色經濟圈」，但做法引發爭議。

《大公報》最近點名批評沈旭暉舉行一個有關「黃色經濟圈」的研討會，形容他變成了香港「本土派」的先鋒。沈旭暉強調自己不是「黃色經濟圈」的專家，但有很多有心人希望研究這一課題，值得學術界去討論。

「你覺得很正常、很理性、很平和、沒有煽動性的東西，在一個上綱上線的時代也會有人不滿。這十年來感覺越來越多紅線，想又不行、說又不行，這樣下去就不是一個大都會……香港不應該這樣，不應該在思想、言論、行為上受到制限，大家就是喜歡這個地方有百花齊放的自由。」

他說以平常心看待被親中媒體點名，不會太過擔心，「我們不喜歡上綱上線，所以也不可以對它們太過重視，我們要加強抗壓能力，平常心 ……香港此刻要捍衛自己的核心價值，就是要好像平時般說平時能說的話，不要被白色恐怖嚇怕。家人總是擔心這樣那樣，正是多年來白色恐怖的產品，我深信，下一代絶不能夠在這樣的環境長大。我們必須改變。」

「有些激進聲音想取代爭取共識的聲音，為何社會會有激化的現象，是某個利益集團想得到一些東西，多了批評學者的聲音，是因為有些人不想有和平解決問題的路線，希望破壞他們的關係，令你們不想再聊下去。」

他說，無論立場如何南轅北轍，都可以溝通到，社會愈分裂愈要珍惜以前建立的信任，否則會正中他人下懷。

展望未來

香港示威者與警察街頭衝突這幾個月來暴力升級，黑衣人「裝修」（破壞）被指親中的企業以及「私了」（私下暴力對待）不同意見人士。

沈旭暉認為，事件發生至今，也令很多「和理非」積極參與運動。要有效解決街頭衝突，需要由處理制度暴力開始。

「一個運動能否持續不是看街頭有多少勇武、多少交通燈被破壞，還是是否再有一百萬人參與遊行，運動是可以歷時幾年、或者幾十年……香港這半年來形成了一個機制，就是政府做具爭議性的事情，人們是有機制去抵抗，這個機制已經完善建立，是一個持久戰的基礎。」

他坦言，沒有人願意看到任何形式暴力，也不相信有人為了暴力而暴力，但也希望前線示威者理解，如果衝擊和升級不合符比例，可能會引來「散水」（令人離開運動）。

他認為2022年的特首選舉，將會是一場「終極之戰（end game）」，希望有一個能夠認同「五大訴求」的人參選特首。
目前香港特首由一個由1200人組成的選舉委員會提名及投票產生。隨著民主派在剛過去的區議會獲得壓倒性勝利，預料新一屆選委會的1200人中，有約500人是親民主派。

沈旭暉指出，民主派人士擔任選委的數字會更高，有望在特首選舉中有更大的話語權，而開明商界和溫和建制派也希望有所變革，「這可能是最後希望」。

他憧憬說，只要這方陣營能夠勝出，那麼將來香港是可以透過內部立法實現「普選立法會」，亦可以不經中央通過下決定如何組成「選舉委員會」，「那時候，立法會全面直選、選委會能反映民意選出特首，就是『真‧一國兩制』的時代。」//

今天是李總統99歲冥誕，他是台灣現代歷史重要的人物，透過 #台灣智庫 與 #李登輝基金會 合作舉辦一系列論壇，並且在今明兩天舉行研討會，有系統地探討李登輝在台灣的角色，更重要的是他留下的寶貴資產，來深化台灣的民主、提升民主品質。

推動 #李登輝學，因為李登輝可說是探討台灣民主的鑰匙，以他作主題，可以更深入了解台灣民主的發展，在現有的基礎上，進一步深化台灣民主，推動台灣成為一個正常國家。

98年前的今天，這位台灣民主化的關鍵人物誕生，此後，若要了解近代台灣的政治、文化、歷史，都不可能跳過對李前總統的討論。也因此，了解李登輝作為一個個人、一種體制、一個時代，其實是為了瞭解台灣，是為了了解我們為什麼成為今天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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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去年11/9系列活動的前導講座直播開始，我們陸續討論出李登輝在政治領導、憲政改革、經貿戰略、農業改革、公民參與等的貢獻與成果，我們可以快速地回顧：

#11月9日前導直播回顧：揭開提煉歷史的工作
回顧整個系列活動初始，11月9日，我們以「時代精神、歷史意識與政治領導：從李登輝學到學李登輝」為題，進行了一場前導直播，邀請詩人李敏勇、作家范疇、導演魏德聖，分別從不同的宏觀脈絡對談李登輝學的意涵。李敏勇老師撰寫了關於李登輝前總統與彭明敏先生的歷史小說《夢二途》，他在直播當時的一句話特別令我印象深刻，他說：「（李登輝）之後我們怎麼樣去建構現在所謂的寧靜革命，或是寧靜革命要怎麼樣真正有成果，如果沒有接續地完成，就會變成歷史的頓點，這非常的可惜。」

而《2022台灣最後的機會窗口》的作者，范疇老師則表示，台灣智庫開啟關於李登輝的社會探討非常有助於「提煉歷史、面臨當下、打造未來」。這非常精確地說出了李登輝學的研究旨趣。2024年，則是台灣進入大航海時期的400週年，現在魏德聖導演在籌拍的《台灣三部曲》，就是要說台灣四百年的故事。那是世界第一次的大交流時代，打造了台灣的海盜性、海洋性，是一種掠奪的英雄主義性格，但也是短視的表現。現在，我們珍視這片土地，台灣就是我們的永恆居所，加入世界四百年的台灣經歷過幾個外來政權，現在要告訴世界，民主在這裡生根茁壯，而且台灣可以貢獻國際，李登輝學也是寶貴的台灣故事。

#11月15日國際兩岸座談回顧：政治領導如何在危機中平衡前進
在李登輝學第一場座談會，我們討論了李前總統的國際兩岸策略、台海危機的今昔。最近，美國國務卿龐佩奧發表了聲明，解除過往畫地自限的對台交往「內規」（internal guidelines），其對行政單位所頒發的台灣「接觸準則」（contact guidelines）也全部作廢。台美關係正常化又往前跨了一大步，這在李登輝的時代是難以想像的。1999年李前總統提出「特殊國與國關係」，在國際亟欲與中國展開交往，以為把中國納入自由世界就可以讓中國民主化的氛圍中，台灣因此開始被稱為「麻煩製造者」，中國對台恫嚇都歸咎於台灣的挑釁。

然而，李前總統巧妙地藉國內的民主化改革取得國際認同，用國際的認同鞏固政權正當性，在改革黨國威權體制的同時，尋求對外關係突破，由「三不政策」走向務實外交、元首外交，從推動《國家統一綱領》，設定高難度的統一門檻，到建立兩國論，不斷將兩岸關係國際化。儘管，在李前總統卸任後，台灣對外關係仍被認為扈從在美中關係之下，台灣也難以再走上被統一的路線，服貿在國民黨完全執政下仍被公民運動擋下，就是深刻的例子，因為自由民主已經在台灣成長。

96飛彈危機過後25年的今天，兩岸情勢依然緊張，國內也是本土政權完全執政；但不同的是，經歷三次政黨輪替，台灣認同趨向穩定多數，防中與抗中成為主流民意，而國際社會也在美中角力、數位轉型，以及這一年來嚴峻的武漢肺炎疫情中，看到中國的威脅。台灣民主治理的體制、地理戰略優勢、防疫表現亮眼、在高科技產業供應鏈與乾淨網路中能扮演關鍵角色，已經使各國對台戰略產生質變。

#11月28日憲政改革座談回顧：分期付款式民主轉型成就與未逮
談過外交兩岸，接著我們回過頭來看內政議題。李登輝學座談會的第二場主題就是憲政改革，李前總統主政時期「穿著衣服改衣服」的六次憲改，可算是他留給台灣最寶貴的資產，也是他認定的未竟之業。

綜觀過去的修憲過程，憲政改革工程非一黨一人可促成，領導者之遠見必須配合政治正當性、民意所趨、朝野合作三個國內因素，再加上一個外部因素：國際局勢，才能抓住憲政時機推動修憲。李前總的六次修憲妥善處理這些面向，他除了要「穩定國民黨內部鬥爭」，還妥善「回應野百合學運」、「適時和在野黨合作」，以及「開拓國際空間」，援引各種憲改動力才能促成。

以此觀之，目前台灣有絕佳憲政時機。政治正當性而言，台灣經歷三次政黨輪替，民主深化，行政或立法權力正當性都已不是問題；民意趨向而言，小英政府有史上最高民意授權，且台灣認同穩定居高；朝野合作而言，一來民進黨完全執政，二來各政黨之間對修憲有一定共識；就國際局勢而言，台灣地位比起李前總統時期提升許多，民主治理、經濟發展和防疫成果都讓國際肯定台灣，再也不是「麻煩製造者」。在絕佳的憲政時機上，屬於台灣的憲政改革勢在必行，而且需充分討論。

李前總統說：「台灣應該思考如何建立一個更合乎台灣現狀的憲法，一套更能夠落實台灣民主，實現主權在民的選舉制度，以及一個更符合台灣土地與人口比例的國會與政府架構。」我們是否能再迎來一個憲政時機？讓我們都以台灣為主體來思考，用實踐理想的毅然決然，和享受生活的理所當然，讓台灣盡早走向一個「正常國家」。

#12月12日經貿戰略座談回顧：再探戒急用忍爭來的時間與空間
接著，我們談到李前總統的經貿政策，而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莫過於「戒急用忍」，這個政策的出現和總統直選、國際與兩岸關係走向正常有密切的關聯。最近，網路上瘋傳一張2002年的手寫字條，是黃適卓董事長公布當年蔡英文總統謄寫的備忘錄，訴說著李前總統卸任後，朝小野大的阿扁政府面臨要求讓台積電赴中生產的巨大聲勢，李前總統籌組的台聯建言延續戒急用忍的理念，延緩「護國神山」台積電八吋晶圓廠的西進。若不是二十多年前，李前總統「戒急用忍」經貿戰略的超前部署，或許美中貿易戰中我們也會成為受制裁的對象；數位轉型下受制於中國最多的，可能是台灣；而疫情下供應鏈斷鏈受害最深的，也會是台灣。

「戒急用忍」是1996年李前總統在台海飛彈危機之後脈絡，提出的對中投資主張。許多人理解的「戒急用忍」是禁止赴中投資，但其實真正的意思是要審慎評估、放慢腳步，因為對單一市場過度依賴、技術、資金、人才被掏空的後果，台灣經濟體承受不起，且台灣當時西進的速度已經是世界數一數二的飛快。但是當年不論是國內企業，或國際大廠，都汲汲營營要進入中國市場，在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其高速成長的經濟更是強大的吸力，好像不跟中國做生意就會被世界淘汰。逆勢而為的「戒急用忍」等於直接與企業作對。不過，各國對中投資涉及的是可大可小的經濟利益，中國對台灣的主權聲索卻未曾改變，李前總統認為，民眾和國家經濟，不能和個人的企業同等看待，所以，那時他的態度很堅定。

我印象很深刻，那一場座談會，李安妮董事長特別補充一件有趣的故事。她說她曾問父親「戒急用忍」的意思，李前總統只是淡淡地回：「我也不知道啊，你們讀中國書的才知道。（台語）」李安妮董事長解釋，原來李前總統不是刻意引經據典，但要強烈地對國人表達，赴中投資不能急，要以台灣當前經濟戰略作為前提。李前總統的智慧與遠見庇蔭了後代，除了得到經濟優勢，還保住了主權存續。在經貿戰略上，我們有幸能夠在李前總統的基礎上，也要肩負起責任，建立國家品牌，做民主的科技重鎮，也從防疫大國走到觀光大國，展現台灣的軟實力。

#12月26日農業政策座談回顧：農為國本到農業轉型的產業永續
而李前總統推動台灣經貿走向國際的同時，也注意到城鄉差距擴大、農村人口流失、台灣小規模經營的小農與兼業農難以應付國際自由化競爭等課題。農業專業背景出身的他，特別重視農民的福祉和農業的發展，他曾說：「不管我在什麼位置上，我永遠都是農業人」。

農業政策可說是他最早展現政績的領域，1973年擔任政委時期，他就透過不斷研究、倡議，廢除了強迫農業產值投入工業部門的「肥料換穀政策」。李前總統也希望培育農民成為有技術，且有經營管理能力的農業主力，1981年，在他擔任臺灣省主席任內，就提出「八萬農業大軍」政策，以培力農民，帶動農業結構調整。

儘管李總統在2000年卸任，他還是持續關注農業議題。當時一次金改，想一步到位解決農漁會信用部的經管問題，引發熱烈反彈。李前總統認為農業金融雖需改革，但要慢慢調整體質，而不是直接衝撞。後來促成農業金融法，同時成立全國農業金庫，讓農業金融監理一元化，並解決逾放比過高的問題。

2014年，我在競選台中市長時，李前總統還曾陪我到東勢農友家座談。我記得他殷切地關心台中農業，並強調要幫農民解決休耕地的問題。他還說，補貼機制已經過時，政府應該鼓勵青農自立。他認為，如同太陽花學運一般，台灣需要青年世代共同打拼，才更有發展機會。「農為國本」是他身體力行的理念，他用他的專業，一輩子關懷這片土地和其所養育的人們。

#1月9日公民參與座談回顧：從爭選擇的自由到做自由的選擇
到了上週六所舉辦的第五場座談，我們討論公民參與。或許你會問李前總統是政治菁英，他和公民參與又有什麼關聯呢？回到台灣智庫展開李登輝學系列活動的初衷，李登輝學指的是李登輝作為一個個人（Individual）、一種體制（Institution）、一個時代（Era），關於台灣民主轉型的研究，而公民參與在民主鞏固的過程和民主社會的運行，都扮演重要角色。

作為台灣民主化的推手，在體制內，李前總統從政時期以「民之所欲，長在我心」作為治理國家的依歸；在體制外，他卸任後以「新時代台灣人」的公民身分，持續倡議理念20年。不論作為一種體制或個人，他都相當重視公民參與，而作為一個時代，他更是促成公民參與環境的關鍵人物。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終結萬年國大、落實總統與地方首長直選，談李前總統對台灣民主化最大的貢獻，絕對少不了他把台灣從威權帶向自由的指標性作為，但顯然他自己也認為絕對不止這些，他曾說：「所謂的民主主義並非只是握有投票的權利，而是人民主動參與政治時，透過監督政府才得以實現。」

我是野百合世代的，那個時候，我們沒有選擇的自由，連參加讀書會都可能被搜查、逮捕；連在校門口的肥皂箱上演講，都要先做好被處分懲戒的準備。電影《返校》最恐怖的地方不在於它的恐怖元素，而在於它所反映出的真實面。所以解嚴後，公民社會得到一點解壓，90、91年代風起雲湧的學運試圖衝撞體制，公民運動碰上了政治機會，才迎來動員戡亂時期的終結，回歸憲政體制，有機會修改憲法。逐漸地，在李前總統主政下透過修憲，台灣人才可以選擇自己的政府、民意代表，靠著一棒又一棒的接力，我們終於爭到選擇的自由。

台灣今天公民社會的活力是30年前無法想像的。李前總統曾提過「生為台灣人的悲哀」，就是身為台灣人，卻無法為台灣盡力的悲哀。他說，「台灣人長期以來，有著自己無法治理自己國家的悲哀歷史」，而他生為台灣人，也曾處於想為自己做些什麼卻辦不到的年代。這裡指的，當然是公民參與、政治參與，而他在卸任後已經可以用「新時代台灣人」公民的身份參與，我們也習以為常地用各種方式對公共事務發表看法。「生為台灣人的悲哀」已經轉變為「生為台灣人的幸福」。

但這不代表我們可以一直確保我們能做出「自由的選擇」，而這是我們恆常的追尋。制度沒有完美，台灣人當家作主後，對國家與社會的想像為何，如何藉一次又一次的公民參與改變政治，面對巨量的資訊和更純熟的資訊操弄，又如何防衛得來不易的民主自由？這些是我們必須時時刻刻、在方方面面，都要面對的課題，因為民主是一場沒有終點的接力賽。擔任台中市長時，我透過青年議會、社會創新等方式擴大公民的參與；現在擔任交通部長，我以「人本交通，連結共好」的理念，投入營造公民社會的環境。不論在什麼位置，擔任什麼角色，都能投入和促進公民參與，這也是李前總統精彩一生的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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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簡短地回顧我參與幾場座談會之後的心得。除菁英觀點，其實先前台灣智庫所作的三次民調，也充分地反映出現階段台灣人民對李總統極高的正面評價。對李總統當年的各項政績，不論是國際兩岸、經貿戰略，亦或是民主轉型，都給予極為高度的肯定。而特別的是，30歲以下的青年，所給出的正面評價，幾乎都高達八成，甚至到九成以上。這樣的趨勢，我們也在前幾場座談會的參與者和這次研討會的報名者身上看到。許多青年朋友的參與，代表年輕世代對理解台灣過去的渴望，以及對找尋台灣未來的關切。而這，正是我們舉辦「李登輝學」系列活動的最大目標：希望能探索「時代的課題」，激起「世代的對話」。

再次感謝這系列活動的所有參與者，許多舊雨新知因為李登輝學在此相會，可能是出於對李前總統傳奇一生的好奇、對李前總統下的政治體制有興趣，或是想要了解李前總統的時代，但我們一定有個共通點，那就是對台灣的關懷。在進行三次民調，從人民的眼光看李前總統的貢獻；舉辦五場座談，用世代的對話探討台灣的今昔之後，現在我們將展開兩天的研討會，邀請大家一同聆聽專家學者對李登輝的見解與定位。

這個研討會不會是個結束，而是透過李登輝學，提煉歷史、擘畫未來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