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李總統99歲冥誕，他是台灣現代歷史重要的人物，透過 #台灣智庫 與 #李登輝基金會 合作舉辦一系列論壇，並且在今明兩天舉行研討會，有系統地探討李登輝在台灣的角色，更重要的是他留下的寶貴資產，來深化台灣的民主、提升民主品質。
推動 #李登輝學，因為李登輝可說是探討台灣民主的鑰匙，以他作主題，可以更深入了解台灣民主的發展，在現有的基礎上，進一步深化台灣民主，推動台灣成為一個正常國家。
98年前的今天，這位台灣民主化的關鍵人物誕生，此後，若要了解近代台灣的政治、文化、歷史，都不可能跳過對李前總統的討論。也因此，了解李登輝作為一個個人、一種體制、一個時代，其實是為了瞭解台灣，是為了了解我們為什麼成為今天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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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去年11/9系列活動的前導講座直播開始，我們陸續討論出李登輝在政治領導、憲政改革、經貿戰略、農業改革、公民參與等的貢獻與成果，我們可以快速地回顧：
#11月9日前導直播回顧：揭開提煉歷史的工作
回顧整個系列活動初始，11月9日，我們以「時代精神、歷史意識與政治領導：從李登輝學到學李登輝」為題，進行了一場前導直播，邀請詩人李敏勇、作家范疇、導演魏德聖，分別從不同的宏觀脈絡對談李登輝學的意涵。李敏勇老師撰寫了關於李登輝前總統與彭明敏先生的歷史小說《夢二途》，他在直播當時的一句話特別令我印象深刻，他說：「（李登輝）之後我們怎麼樣去建構現在所謂的寧靜革命，或是寧靜革命要怎麼樣真正有成果，如果沒有接續地完成，就會變成歷史的頓點，這非常的可惜。」
而《2022台灣最後的機會窗口》的作者，范疇老師則表示，台灣智庫開啟關於李登輝的社會探討非常有助於「提煉歷史、面臨當下、打造未來」。這非常精確地說出了李登輝學的研究旨趣。2024年，則是台灣進入大航海時期的400週年，現在魏德聖導演在籌拍的《台灣三部曲》，就是要說台灣四百年的故事。那是世界第一次的大交流時代，打造了台灣的海盜性、海洋性，是一種掠奪的英雄主義性格，但也是短視的表現。現在，我們珍視這片土地，台灣就是我們的永恆居所，加入世界四百年的台灣經歷過幾個外來政權，現在要告訴世界，民主在這裡生根茁壯，而且台灣可以貢獻國際，李登輝學也是寶貴的台灣故事。
#11月15日國際兩岸座談回顧：政治領導如何在危機中平衡前進
在李登輝學第一場座談會，我們討論了李前總統的國際兩岸策略、台海危機的今昔。最近，美國國務卿龐佩奧發表了聲明，解除過往畫地自限的對台交往「內規」（internal guidelines），其對行政單位所頒發的台灣「接觸準則」（contact guidelines）也全部作廢。台美關係正常化又往前跨了一大步，這在李登輝的時代是難以想像的。1999年李前總統提出「特殊國與國關係」，在國際亟欲與中國展開交往，以為把中國納入自由世界就可以讓中國民主化的氛圍中，台灣因此開始被稱為「麻煩製造者」，中國對台恫嚇都歸咎於台灣的挑釁。
然而，李前總統巧妙地藉國內的民主化改革取得國際認同，用國際的認同鞏固政權正當性，在改革黨國威權體制的同時，尋求對外關係突破，由「三不政策」走向務實外交、元首外交，從推動《國家統一綱領》，設定高難度的統一門檻，到建立兩國論，不斷將兩岸關係國際化。儘管，在李前總統卸任後，台灣對外關係仍被認為扈從在美中關係之下，台灣也難以再走上被統一的路線，服貿在國民黨完全執政下仍被公民運動擋下，就是深刻的例子，因為自由民主已經在台灣成長。
96飛彈危機過後25年的今天，兩岸情勢依然緊張，國內也是本土政權完全執政；但不同的是，經歷三次政黨輪替，台灣認同趨向穩定多數，防中與抗中成為主流民意，而國際社會也在美中角力、數位轉型，以及這一年來嚴峻的武漢肺炎疫情中，看到中國的威脅。台灣民主治理的體制、地理戰略優勢、防疫表現亮眼、在高科技產業供應鏈與乾淨網路中能扮演關鍵角色，已經使各國對台戰略產生質變。
#11月28日憲政改革座談回顧：分期付款式民主轉型成就與未逮
談過外交兩岸，接著我們回過頭來看內政議題。李登輝學座談會的第二場主題就是憲政改革，李前總統主政時期「穿著衣服改衣服」的六次憲改，可算是他留給台灣最寶貴的資產，也是他認定的未竟之業。
綜觀過去的修憲過程，憲政改革工程非一黨一人可促成，領導者之遠見必須配合政治正當性、民意所趨、朝野合作三個國內因素，再加上一個外部因素：國際局勢，才能抓住憲政時機推動修憲。李前總的六次修憲妥善處理這些面向，他除了要「穩定國民黨內部鬥爭」，還妥善「回應野百合學運」、「適時和在野黨合作」，以及「開拓國際空間」，援引各種憲改動力才能促成。
以此觀之，目前台灣有絕佳憲政時機。政治正當性而言，台灣經歷三次政黨輪替，民主深化，行政或立法權力正當性都已不是問題；民意趨向而言，小英政府有史上最高民意授權，且台灣認同穩定居高；朝野合作而言，一來民進黨完全執政，二來各政黨之間對修憲有一定共識；就國際局勢而言，台灣地位比起李前總統時期提升許多，民主治理、經濟發展和防疫成果都讓國際肯定台灣，再也不是「麻煩製造者」。在絕佳的憲政時機上，屬於台灣的憲政改革勢在必行，而且需充分討論。
李前總統說：「台灣應該思考如何建立一個更合乎台灣現狀的憲法，一套更能夠落實台灣民主，實現主權在民的選舉制度，以及一個更符合台灣土地與人口比例的國會與政府架構。」我們是否能再迎來一個憲政時機？讓我們都以台灣為主體來思考，用實踐理想的毅然決然，和享受生活的理所當然，讓台灣盡早走向一個「正常國家」。
#12月12日經貿戰略座談回顧：再探戒急用忍爭來的時間與空間
接著，我們談到李前總統的經貿政策，而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莫過於「戒急用忍」，這個政策的出現和總統直選、國際與兩岸關係走向正常有密切的關聯。最近，網路上瘋傳一張2002年的手寫字條，是黃適卓董事長公布當年蔡英文總統謄寫的備忘錄，訴說著李前總統卸任後，朝小野大的阿扁政府面臨要求讓台積電赴中生產的巨大聲勢，李前總統籌組的台聯建言延續戒急用忍的理念，延緩「護國神山」台積電八吋晶圓廠的西進。若不是二十多年前，李前總統「戒急用忍」經貿戰略的超前部署，或許美中貿易戰中我們也會成為受制裁的對象；數位轉型下受制於中國最多的，可能是台灣；而疫情下供應鏈斷鏈受害最深的，也會是台灣。
「戒急用忍」是1996年李前總統在台海飛彈危機之後脈絡，提出的對中投資主張。許多人理解的「戒急用忍」是禁止赴中投資，但其實真正的意思是要審慎評估、放慢腳步，因為對單一市場過度依賴、技術、資金、人才被掏空的後果，台灣經濟體承受不起，且台灣當時西進的速度已經是世界數一數二的飛快。但是當年不論是國內企業，或國際大廠，都汲汲營營要進入中國市場，在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其高速成長的經濟更是強大的吸力，好像不跟中國做生意就會被世界淘汰。逆勢而為的「戒急用忍」等於直接與企業作對。不過，各國對中投資涉及的是可大可小的經濟利益，中國對台灣的主權聲索卻未曾改變，李前總統認為，民眾和國家經濟，不能和個人的企業同等看待，所以，那時他的態度很堅定。
我印象很深刻，那一場座談會，李安妮董事長特別補充一件有趣的故事。她說她曾問父親「戒急用忍」的意思，李前總統只是淡淡地回：「我也不知道啊，你們讀中國書的才知道。（台語）」李安妮董事長解釋，原來李前總統不是刻意引經據典，但要強烈地對國人表達，赴中投資不能急，要以台灣當前經濟戰略作為前提。李前總統的智慧與遠見庇蔭了後代，除了得到經濟優勢，還保住了主權存續。在經貿戰略上，我們有幸能夠在李前總統的基礎上，也要肩負起責任，建立國家品牌，做民主的科技重鎮，也從防疫大國走到觀光大國，展現台灣的軟實力。
#12月26日農業政策座談回顧：農為國本到農業轉型的產業永續
而李前總統推動台灣經貿走向國際的同時，也注意到城鄉差距擴大、農村人口流失、台灣小規模經營的小農與兼業農難以應付國際自由化競爭等課題。農業專業背景出身的他，特別重視農民的福祉和農業的發展，他曾說：「不管我在什麼位置上，我永遠都是農業人」。
農業政策可說是他最早展現政績的領域，1973年擔任政委時期，他就透過不斷研究、倡議，廢除了強迫農業產值投入工業部門的「肥料換穀政策」。李前總統也希望培育農民成為有技術，且有經營管理能力的農業主力，1981年，在他擔任臺灣省主席任內，就提出「八萬農業大軍」政策，以培力農民，帶動農業結構調整。
儘管李總統在2000年卸任，他還是持續關注農業議題。當時一次金改，想一步到位解決農漁會信用部的經管問題，引發熱烈反彈。李前總統認為農業金融雖需改革，但要慢慢調整體質，而不是直接衝撞。後來促成農業金融法，同時成立全國農業金庫，讓農業金融監理一元化，並解決逾放比過高的問題。
2014年，我在競選台中市長時，李前總統還曾陪我到東勢農友家座談。我記得他殷切地關心台中農業，並強調要幫農民解決休耕地的問題。他還說，補貼機制已經過時，政府應該鼓勵青農自立。他認為，如同太陽花學運一般，台灣需要青年世代共同打拼，才更有發展機會。「農為國本」是他身體力行的理念，他用他的專業，一輩子關懷這片土地和其所養育的人們。
#1月9日公民參與座談回顧：從爭選擇的自由到做自由的選擇
到了上週六所舉辦的第五場座談，我們討論公民參與。或許你會問李前總統是政治菁英，他和公民參與又有什麼關聯呢？回到台灣智庫展開李登輝學系列活動的初衷，李登輝學指的是李登輝作為一個個人（Individual）、一種體制（Institution）、一個時代（Era），關於台灣民主轉型的研究，而公民參與在民主鞏固的過程和民主社會的運行，都扮演重要角色。
作為台灣民主化的推手，在體制內，李前總統從政時期以「民之所欲，長在我心」作為治理國家的依歸；在體制外，他卸任後以「新時代台灣人」的公民身分，持續倡議理念20年。不論作為一種體制或個人，他都相當重視公民參與，而作為一個時代，他更是促成公民參與環境的關鍵人物。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終結萬年國大、落實總統與地方首長直選，談李前總統對台灣民主化最大的貢獻，絕對少不了他把台灣從威權帶向自由的指標性作為，但顯然他自己也認為絕對不止這些，他曾說：「所謂的民主主義並非只是握有投票的權利，而是人民主動參與政治時，透過監督政府才得以實現。」
我是野百合世代的，那個時候，我們沒有選擇的自由，連參加讀書會都可能被搜查、逮捕；連在校門口的肥皂箱上演講，都要先做好被處分懲戒的準備。電影《返校》最恐怖的地方不在於它的恐怖元素，而在於它所反映出的真實面。所以解嚴後，公民社會得到一點解壓，90、91年代風起雲湧的學運試圖衝撞體制，公民運動碰上了政治機會，才迎來動員戡亂時期的終結，回歸憲政體制，有機會修改憲法。逐漸地，在李前總統主政下透過修憲，台灣人才可以選擇自己的政府、民意代表，靠著一棒又一棒的接力，我們終於爭到選擇的自由。
台灣今天公民社會的活力是30年前無法想像的。李前總統曾提過「生為台灣人的悲哀」，就是身為台灣人，卻無法為台灣盡力的悲哀。他說，「台灣人長期以來，有著自己無法治理自己國家的悲哀歷史」，而他生為台灣人，也曾處於想為自己做些什麼卻辦不到的年代。這裡指的，當然是公民參與、政治參與，而他在卸任後已經可以用「新時代台灣人」公民的身份參與，我們也習以為常地用各種方式對公共事務發表看法。「生為台灣人的悲哀」已經轉變為「生為台灣人的幸福」。
但這不代表我們可以一直確保我們能做出「自由的選擇」，而這是我們恆常的追尋。制度沒有完美，台灣人當家作主後，對國家與社會的想像為何，如何藉一次又一次的公民參與改變政治，面對巨量的資訊和更純熟的資訊操弄，又如何防衛得來不易的民主自由？這些是我們必須時時刻刻、在方方面面，都要面對的課題，因為民主是一場沒有終點的接力賽。擔任台中市長時，我透過青年議會、社會創新等方式擴大公民的參與；現在擔任交通部長，我以「人本交通，連結共好」的理念，投入營造公民社會的環境。不論在什麼位置，擔任什麼角色，都能投入和促進公民參與，這也是李前總統精彩一生的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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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簡短地回顧我參與幾場座談會之後的心得。除菁英觀點，其實先前台灣智庫所作的三次民調，也充分地反映出現階段台灣人民對李總統極高的正面評價。對李總統當年的各項政績，不論是國際兩岸、經貿戰略，亦或是民主轉型，都給予極為高度的肯定。而特別的是，30歲以下的青年，所給出的正面評價，幾乎都高達八成，甚至到九成以上。這樣的趨勢，我們也在前幾場座談會的參與者和這次研討會的報名者身上看到。許多青年朋友的參與，代表年輕世代對理解台灣過去的渴望，以及對找尋台灣未來的關切。而這，正是我們舉辦「李登輝學」系列活動的最大目標：希望能探索「時代的課題」，激起「世代的對話」。
再次感謝這系列活動的所有參與者，許多舊雨新知因為李登輝學在此相會，可能是出於對李前總統傳奇一生的好奇、對李前總統下的政治體制有興趣，或是想要了解李前總統的時代，但我們一定有個共通點，那就是對台灣的關懷。在進行三次民調，從人民的眼光看李前總統的貢獻；舉辦五場座談，用世代的對話探討台灣的今昔之後，現在我們將展開兩天的研討會，邀請大家一同聆聽專家學者對李登輝的見解與定位。
這個研討會不會是個結束，而是透過李登輝學，提煉歷史、擘畫未來的開始。
1999台海危機 在 Re: [假設] 99年兩國論時中共對台灣外島動手- 看板DummyHistory 的八卦
※ 引述《panzerleader (卡廷1940)》之銘言：
: 先前聽一位前輩講,
: 1999年李登輝提兩國論時,
: 中共準備對外島動手,
: 且美國不反對,
: 但因為921大地震作罷.
: 要是老共當時真的對外島動武,
: 之後兩岸會受怎樣的影響?
: 今日兩岸關係會如何?
1999年這次﹐當時的過程脈絡是這樣的。
起因在於1998-1999年是大陸網路的第一次發展高峰期﹐
網民數量從1998年的60多萬﹐發展到2000年初的800萬。
許多人都是突然之間發現新大陸的心態來看待網路。（包括我就是）
而在當時﹐大陸本身幾乎沒有什麼網路服務﹐bbs僅部分高校有﹐web都很少見﹐
很多新網民在當時都是跟隨台灣香港的腳步﹐yahoo.tw是當時大陸網民最常用的工具。
從1998年底開始就在大陸網民（主要還是大學生）中流傳一種說法﹕
如果兩岸分隔的局面保持50年不變（1949-1999）﹐那台灣就能合法獨立。
（以今天的眼光來回顧﹐毫無疑問﹐這種觀點是從台灣傳給大陸人的。
而這種觀點跟中共官方一直以來的觀點是相沖突的。）
因此從1998年底就開始有一種說法在大陸學生中流行﹐即﹕
一定要在1999年底之前解決台灣問題﹐至少也要通過一場局部戰爭來維持兩岸
繼續處於“國際公認的交戰狀態”。並且認為大學生可能要被征召成為預備役甚至入伍。
（當時大陸的大學生還屬於“幹部編制”﹐理論上如果征召入伍即成為排級軍官）
在1998-1999年間﹐這種論點真的非常流行（在大陸男學生中大概有20-30%的受眾真的
相信這種說法﹐這比例已經很嚇人了。）
不過到了1999年5月﹐因為北約在空襲南聯盟時“誤炸”中國大使館﹐
引起中國大陸民眾的集體公憤﹐但對北約的這種行為﹐當時的中國確實無能為力。
在這背景下﹐江澤民連續發表了三次講話﹐核心意思都是一個﹕
在這個世界上﹐最後還是要拼實力的。我們要臥薪嘗膽﹐一定要爭這口氣﹗
（此句為原文﹐見公開發行的《江澤民文選》第二卷）
這可以算是自1997年鄧小平死後短暫的無主要目標後﹐中共又一次對未來十幾二十年
所定的長期主要目標。
之後基本上大多數大陸民眾都逐漸接受了這種觀點﹐在之後美國打阿富汗、打伊拉克
等等時﹐不再如之前1990年代對美國打南聯盟等那時那樣動輒抗議、聲援﹐
而是將更多的注意力轉向大陸自己國內本身（也包括了之後大陸興起的關注落後省份
潮流、基礎建設潮流、開始重視民生潮流、開始重視環保有毒食品潮流等等）﹐
當然也包括了不久之後1999年7月﹐大陸宣布取締法輪功。
（還有在1999年6月﹐提出了教育產業化﹐從此開始了大學的大擴招以及畢業生
不再由國家分配工作﹐而是放到人才市場自由流通﹐之後原先的“幹部編制”這類
原先計劃經濟的殘余也逐步改革變成公務員行政級別編制及事業單位編制等。）
因此﹐李登輝在1999年7月提出“兩國論”﹐事實上可以說是看準了當時大陸
剛剛將注意力轉向關注自身的所謂臥薪嘗膽﹐不可能立即就自打臉要對台動武。
而且又是當時大陸內患外憂比較嚴重的時候﹐內有法輪功余黨及很多內部進一步
改革剛剛開始起步﹐外則有北約軍力威脅（這種軍事威脅在911後才緩解）。
在7月-9月所謂的台海危機時期﹐中國大陸的其他重大內部體制改革還有﹕
8月開始延續了五年的全面改革自抗戰以來延續的共產主義理論下的農村合作社體制﹐
改為商業銀行性質的農村信用社（現在又基本都改為各地的XX農商銀行）。
8月開始延續了十年的司法改革﹐重點在立案及審案分開、審判及執行分開、
審判及監押分開﹐並且也是從1999年的這次改革開始﹐大陸從原先的“有罪推定”
變成了“無罪推定”。（這幾點就可以看出這種改變對社會的影響有多大。XD）
所以在李登輝提出兩國論之後的那段時間﹐中共是絕無可能出兵對台動武的。
李登輝作為一個合格的老政客﹐在“選擇合適的時間說想說的話”﹐
以及“話說到什麼程度”這兩點上的把握的能力是非常優秀的。
至於所謂的九二一大地震之後中共停止演習﹐可以說那是中共的一個下台階而已。
當然在現在﹐有時回顧過去﹐容易由於時間的不精確﹐而將1998年底開始的大陸網路上
的流傳說法與李登輝的兩國論混在一起看﹐而又忽略了中間1999年初至年中的一些事﹐
從而誇大了1999年李登輝兩國論時的台海危機程度。
如果說當時大陸對台動武﹐那麼美國一定會幹涉（當時美國總統克林頓對中國一直
態度強硬﹐到1999年11月大陸對美國多所讓步﹐雙方達成有利於美國的中國加入WTO協議
條件後﹐雙方關系才有所和緩。）
而對外比較強勢的普京尚未上台（普京要到1999年8月才出任總理﹐2000年3月才接替
辭職的對外比較弱勢的葉利欽上任總統）﹐也還沒有提出中俄印三國大陸聯盟﹐
當時印度親美﹐中印關系很差。
在此情況下大陸如果真的動武﹐幾乎是必敗的結局﹐如果這樣大陸就不可能隨後
於2000年6月正式申辦2008奧運﹐而2000-2008年間也很難全力投入經濟建設﹐
至少由於美國軍力的介入台海﹐要分出很大精力於軍事發展上﹐並且要退讓比史實
更大的退步（不僅僅是經濟上﹐肯定還包括政治上）來換取與美國的停戰﹐
好去處理內部問題。
反而台灣在陳水扁任期內卻可以挾勝及美國支撐而做出許多原本不敢做、做不到的事。
加之經濟上的消長﹐有可能台灣真的獨立且加入聯合國﹐綠營會在台灣長期執政﹐
今天大陸的經濟可能退步然後重新起步發展﹐僅僅達到史實上2001年左右的水平﹐
也就是史實上今天的八分之一到十分之一之間。而台灣的經濟則會比現在的史實更好﹐
對大陸、香港的影響力也強於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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