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幼鳴年紀的八卦，YOUTUBE、PTT、DCARD、MOBILE01和Yahoo名人娛樂都在討論

《與妻訣別後的中華民國》

林覺民（1887-1911），福建閩候人，字意洞，號抖飛，自幼啓蒙甚早，15歲考進「全閩大學堂」，深受當時革命思潮影響，常與同學言道：「中國非革命無以自強。」學堂的學監特別關注林覺民言行後，曾悄對人說：「亡清者，必此輩也。」1905年，18歲的林覺民留學日本，參加同盟會，矢志推翻滿清，建立民國。

「吾至愛汝，即此愛汝一念，使吾勇於就死也。」

1911年4月24日凌晨，林覺民先於香港寫下〔與妻書〕之絕筆信後，4月27日（清宣統三年三月廿九日），跟隨黃興在廣州起義，於城內和清兵血戰，受傷被捕。兩廣總督張鳴歧提審林覺民時，林覺民仍暢論天下大勢，並謂：「革除暴政，建立共和，使國家強盛，則吾死可瞑目矣！」然後引頸就戮，卒年24歲。俟後，林覺民與其他陣亡同志方聲洞、李炳輝等，合葬於廣州黃花崗，是為黃花崗七十二烈士。

從香港往廣州的輪船上，林覺民曾對同志鄭烈說：「吾輩死而同胞不醒者，吾絕不信也！」又對其他起義同志道：「吾輩此舉，事必敗，身必死，然吾輩身死之日距光復之期，必不遠矣！」廣州起義雖然失敗，但年輕烈士們視死如歸、慷慨赴義的革命情操，卻是驚天地而泣鬼神，感動全國民眾，以致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一舉成功，滿清腐敗政權，終於轟然崩塌，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就此誕生。

「吾充吾愛汝之心，助天下人愛其所愛，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顧汝也。汝體吾此心，於啼泣之餘，亦以天下人為念，當亦樂犠牲吾身與汝身之福利，為天下人謀永福也。」

願為「天下人謀永福」的林覺民，在就義前，已育有一子依新五歲，妻陳意映正懷有第二胎，將近臨盆。意映來自書香門第，知書達禮，夫妻倆人夫唱婦隨，鶼𪃸情深。廣州起義失敗，消息傳到福州林家，林覺民生死未卜，一家人恐遭牽連，倉惶出逃，逃至福州光祿坊早題巷躲避風頭，幾天後，有人從門縫塞入二封書信，一封是林覺民的〔與父書〕：「不孝兒覺民叩稟：父親大人，兒死矣！惟累大人吃苦，弟妹缺衣食耳，然大有補於全國同胞也！大罪乞恕之！」另一封則是給妻子陳意映的〔與妻書〕。

「汝幸而偶我，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國？吾幸而得汝，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國？卒不能獨善其身！嗟夫！紙短情長，所未盡者尚有萬千，汝可以類比得之！吾今不能見汝矣！汝不能舍吾，其時時於夢中得我乎！一慟！
辛末三月念六夜四鼓，意洞手書。」

看完丈夫的訣別書，陳意映當場暈厥在地。

林覺民死後一個月，悲傷過度的陳意映早產，生下一男嬰，取名仲新，雖有二子相依相伴，陳意映仍悲痛逾恆，經常對著林覺民遺像泣問：「誰給你的權利，讓你就這樣離去？誰把我無止境的付出，都化成紙上的一個名字？」二年後，意映悒鬱而終，依新、仲新則由祖父林孝穎繼續撫養，依新不幸於九歲時夭折，只有仲新順利長大成人，結婚並育有二女林蘭、林婷，仲新後於1983年過世。

「意映卿卿如晤：吾今以此書與汝永別矣！吾作此書時，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書時，吾已成陰間一鬼。吾作此書，淚珠與筆墨齊下，不能竟書，而欲擱筆！」

108年過去了，今日之我輩，還有多少人能體念義士先烈們，在當時抛妻棄子、殺身成仁的情懷？他們割捨各自的「卿卿意映」，只為催生一個民主共和的國家，只為建立一個公平正義的社會，只為中華民族能屹立於東亞，再無遭列強鐵蹄的踐踏蹂躪、再不受異族統治奴役而淪為次殖民地，只為後代子孫永遠脫離那個「天災可以死，盜賊可以死，瓜分之日可以死，奸官污吏虐民可以死」的悲慘世界。

最後，在「中華民國」幾乎成了執政者不想說又不能說的時代，今年的中華民國國慶有一點蕭瑟冷清，我想起林覺民，也想起林覺民與妻訣別後的中華民國。希望享有中華民國民主成果的我們，能無愧於這位懷抱「助天下人愛其所愛」的年輕英魂。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mSGRLBPF2A&t=28s

［當光亮成為一種罪名］

30歲的許先生，是一名打扮入時的青年人，髮型修剪得起伏有致，左耳綴了幾只耳環，這天他穿了簇新的白恤衫，結上幼身黑色領呔。

晚上8時開始，他在銅鑼灣商業區向義工領了一支長條型的白蠟燭，連着黑色的阻風紙杯，點起了的蠟燭慢慢燃燒，他緩緩走近維多利亞公園方向，就在對面馬路給警察截停。此時，蠟燭燒了一半，紙杯內盛滿了燭淚。

圍在他身邊的警察，最高峰時有十來個，他背靠商店外牆，前面全是警察的身軀。警察跟他說，必須要吹熄蠟燭，他問為何？警察指，點起的蠟燭就可能觸犯非法集結罪。

他用手扇蠟燭，蠟燭沒有熄滅。警察說，現在批准你脫下口罩吹熄蠟燭，糾纏了一會，他無奈依從。許先生被搜身及查身份證，「我又沒有任何犯罪紀錄，第一次被截查就給了六四。我甘心情願，為了前人的付出。」

這位追上潮流的青年坦言，以往很少參加六四集會，但這一次讓他心情激動，因為一年多沒有機會參加任何集會或遊行了。剛被警察釋放的他，接受記者訪問時，拿着白蠟燭的左手腕不住顫抖，左手手腕皮膚上可見紋身，這名強壯的男子，額頭的冷汗不住流下來，滴到地上。

許先生坦言，被截查時感到難受，「你可以感覺到整個社會瀰漫着恐懼和焦慮，他們要打壓我們，這個社會肯定出現了很嚴重的問題，所有事都往錯的方向走。」一個大男孩，一身結實肌肉，難掩被警察截查的驚恐：「我沒想過，點一支蠟燭也要那麼多的勇氣。」

這是一場事先張揚的恫嚇行動。在維多利亞公園舉行了30年的六四燭光集會，去年被政府反對，仍有大量市民成功進場，警方後來拘捕了具知名度的社運領袖亦已把他們收監。今年六四，港府再以「疫情」為由限制市民集會，但由於公共衛生相關罰則主要為罰款，故此警方亦在橫額及廣播中提及，違反者還會被拘以公安條例相關的非法集結罪名，違者可以判處監禁。

32周年的六四集會，第一年迎來空蕩蕩的球場，康文署開了大光燈，把場內照得燈火通明，海量的軍裝警察，駐守園內每個角落，園外的銅鑼灣，甚至全香港，總共派出共7千警力。銅鑼灣可謂每十步就會遇到警察。有到來的市民，在關起了的鐵閘外，拍攝空洞洞的球場。

三十二年，維園球場第一次空空如也。以往燭海佔據了多少個球場的畫面不復再。球場內，除了警察，還是只有警察。

官方事先放消息，指今晚若有人黑色衣服到維園燃起蠟燭可能被拘捕。那個法網拉得有多大得多大。今天大家起牀，支聯會副主席，本身是大律師的鄒幸彤，因為曾公開表示今晚會以個人名義到維園點蠟燭悼念，已經被捕。幾天前，支聯會的六四紀念館，亦被政府指控沒有申請展覽相關的娛樂牌照而宣佈閉館。

兩個穿黑裙拿着蠟燭的三十歲女孩，一直圍着維園外步行，其中一人說：「就是要看看他們（政府）的恐懼去到那裡。」

整個晚上，大家都用不同方法表達抗爭或悼念的情緒。高調的人穿了一身黑衣，拿了白花來；到了晚上，燃點了實體蠟燭的人，頂多可以在維園以外蹓躂。有人在地上以蠟燭砌成六四字樣，砌好後，趕緊離開，此地不宜久留。

維園內，大面積地被警方以鐵欄柵和膠帶封鎖着。維園裡的遊人仍在進行各種康樂活動，網球場、草地滾球場、游泳池內仍有人在做運動，兒童遊樂場也有孩子在攀爬嘻笑。只是當有跑步的人亮着手機燈，或拿着微型的電子蠟燭在跑，你會知道，誰是同路人。

在偏僻的角落，一個公廁旁邊，一位58歲的婦人「小雲」，穿了帶花紋的黑衣，拿着一本漫畫書在閱讀。晚上七時許，天漸黑，她把一支小型電子蠟燭放在椅子上，本來，她用雜物遮掩着蠟燭，夜一點，她見經過的警察人數減少，才敢把蠟燭放在較當眼處。

小雲向我解釋，她整天的「詳盡計劃」：住在九龍的她，下午2時許便坐巴士過海。「幸好我出門夠早，後來警察把多條過海隧道也設立檢查站，大塞車呀。」她先到中央圖書館借了一本和中醫有關的漫畫書，再到維園繞了幾圈。「我要看廁所，出入口在那裡，有甚麼事也可以逃走。」

她還特別挑了一個公園座椅，上面有篷頂，以免下大雨她仍可以堅持留守。「我好想個天下大雨，下大雨警察人數應該會減少。」只是來維園點支蠟燭都要做那麼多思前想後的計劃？「借本書是要裝作在這裡坐是看書，我打開手機燈，也是因為看書照明作用。唉，現在連穿黑色衣服都心驚膽顫。」

小雲說，對於她這種年紀的人，六四正值她的年青歲月，印像深刻，八號風球集會她至今仍記得，當年六四的新聞報導都保留了，成為家中珍藏的錄影帶。「佢今年話唔比，更加要出來，支聯會那麼多領袖也被捕，好傷，好傷我們這批中年人的心。」

小雲頸上掛着一枚純銀十字架，她是虔誠基督教徒，曾回中國內地探訪，知道內地教友只能低調運作，說句話都要小心，否則有後果。小雲不禁慨嘆：「現在香港感覺好似身在內地咁。樣樣嘢要靜雞雞做，低調啲一個人咁做。」她說，預先告訴親友她來維園，並定時報平安。「嘩，維園啲出口，『成隊兵』擺哂係度。」

支聯會以往被諷刺為奉行「大中華情意結」，亦即是視中國與香港為「同胞」，香港人會有責任「建設民主中國」。小雲坦言，欣賞已故領袖司徒華的愛國情操，亦自然地形容自己始終心繫「祖國」：「我係中國人，都想國家富強，唔只係經濟富強，都想人民有分辯是非之心，有良心。」

小雲知道，每一次出來可能都是最後一次：「我以為等到今日才去參觀六四紀念館，怎知道太遲，已經被政府以奇怪的原因關掉了。唉，原來行動遲一兩日就太遲。所以今日一定要出來，怎知道明年是否連坐在這張椅都不可能？」

另一個伯伯，76歲的黃先生，在維園外合十，向着球場方向鞠躬致以悼念，他也懷有這種「大中華情意結」。

黃伯視中港人民「同為中國人」，他說，以為這麼多年，香港人支持平反六四，到香港人有需要時，期望中國內地的人民會發聲。但2019年他接觸一些內地人，對方對香港的反修例運動不支持，令他十分難受。

黃伯嘆道：「我來了維園近30次，除了3年有事沒有來，通通都有來。最記得2013年下傾盤大雨，有個八十幾歲的阿婆說要打傘遮着我，我說不用了。」但黃伯仍時堅持六四要悼念，他說，每年參加集會時，心情都沈重，「好似想喊但又喊唔出。 」

對於今天警察於清晨拘捕鄒幸彤，黃伯義憤填膺：「佢好高學歷，好可惜」。鄒幸彤現為大律師，曾在劍橋大學修讀理科。對於港府以疫情原因不准集會，黃伯說：「我好少講粗口，但都忍不住要說，這個政府是無恥的，甚麼防疫通通是借口。我不樂觀，支聯會早晚會被取締，香港玩完了，以後只能在心裡悼念。」我問他怕不怕，他說不怕：「我個仔叫我唔好去銅鑼灣，但我堅持要出來。」

究竟這天晚上的紅線是甚麼？點蠟燭、開着手機燈、還是拿着電子蠟燭？依我觀察，在維園以外的街道，規管沒那麼緊。有人穿黑衣點爉蠟遊街，不喊口號不停留聚眾還可以遊走；但若你在晚上八時或以後進入維園，在維園的主幹道上，受到的規範又更嚴苛。

小雲一個中年女士在維園暗角點着電子蠟燭，巡經的警員都沒特別干擾。但一名穿運動裝的男士，手持電子蠟燭跑步，就被警察要求要關掉電子蠟燭。警員亦沒禮貌，語帶輕佻，嘲諷市民借故跑步實際參加悼念集會：「你跑了很多次了，繼續跑吖？」

有一隊中年夫婦，也開啟着手機燈圍着維園外競步走。太太忍不住邊走邊呢喃：「哎，冇自由、失自由⋯⋯參加咗三十幾年的集會，點解搞成咁？香港點解搞成咁？連開個燈都唔得？」他曾經禮貌地跟警員理論，她引述有警員勸喻，悼念在別處可以，但維園開了個小燈，就引其他人來，又成為集會，「我地就要做嘢」。

晚上9時半，在維多利亞公園游泳池附近的入口，有一名白恤衫警員清楚指出界線在那裡，他拿着擴音器大聲跟路過市民說：「現在是警方的警告，如果你的手機燈開啟了，或者手持電子蠟燭，請你立即關掉，因為以上動作已經干犯了『煽惑他人參與非法集結』，警方會將你地拘捕。」

在整個反修例運動，都從來沒有出現過，開啟了的手機燈，會成為一項罪名。

大量市民從遠處行過，警員大聲吼叫：「你呀你呀！白衫果位男士！你開着手機燈，即刻熄咗佢！你呀你呀！十個人一齊開手機燈，睇到你啦！」連外籍人士開手機燈都不能被倖免。不少市民嘗試理論，就被拉到一邊進行截查，查袋查身份証。

那粒比手指甲更細小的手機燈光，在黑夜的銅鑼灣像星星一閃一閃，不需多言，就有相知的共鳴。2021年6月4日，那一點手機燈泡發出的星光，承載着香港人對32年前遠在北京的亡魂的一點悼念。今時今日，香港人最大的勇氣，就是穿黑衣，走上街，點亮手機的小燈，燃亮一顆堅持良知的心。

「接近自然的兒童會有抗壓性和從逆境中復原的能力」

接觸過大自然的人，當知此話不假。

人生於自然，自然有療癒人類身心的設定。像是偶爾出去曬曬太陽，看看青山綠水，對人的心情與身體，都有正面助益。

孩子分享最近考試成績，對他心情的轉折影響，小小年紀就懂得進入低潮的感覺。另一個孩子說到，

「為什麼要為這種事低潮？」

其他孩子也同聲附和。孩子們的天真自然如是，久受社會化的大人思考，大概未必如此。

低潮讓人失去動力，讀起書來沒效率，更覺得人生沒意義。回過頭來，這個孩子的表現已經非常好了，為了那一點點不足，就給自己如此大的壓力。

能走得久，常比走得快，還要重要。

其實，在這個功利社會裡，相互傾軋的生存模式盛行，我們太把一點點，當作一回事。為了快一點點，寧可致生命於危險；為了貪一點點，危害眾人的健康安全…

回歸到數十年、數百年一瞬的自然界，這一切，真是黃粱一夢，轉眼瞬間。

相對於大自然界，越來越多孩子，似乎更喜歡沉浸在虛擬世界。坐在三電（電腦、電視、電玩）前，就在幾吋或幾十吋的方框侷限，我們的情緒隨著聲光刺激起伏，心性大亂，健康狀況，日下江河。

三電是生活調劑的輔助，並不是生活的全部。走到自然，體會生命的最初，看見山林流水的豐富。我們終歸黃土，我們許許多多的執著在乎，透過蟲鳴鳥叫的洗滌淨化，我們才能看得越來越清楚。

------------------------------------------------------------

【吳靜吉】

研究證明在自然界中探索學習，可以增進學生的學習動機、專注力和決心；促進他們在數理、閱讀和社會學科各方面的表現，身心健康和懂得保護自然。有趣的是，在森林裡且接觸到陽光的高中生，在創造力方面的表現比較好。

　十月六、七日兩天，參與政大「區域智慧資本──創意城鄉」計畫的十五位教授和二十位助理，到宜蘭中山休閒農業區親身體驗其環保、文創和觀光的發展，中山休閒農業區面積約八百零六公頃，共有七十二家包括民宿、茶園、果園等業者。

　這群來自大都會的國民，第一天下午分成七組親臨文化現場訪談七個業主，晚上進行各組分享，在分享過程中，多數人說話的速度慢了下來，聲音也柔和起來，互相傾聽彼此描述的故事。

　在這兩天的體驗過程中，一起品嘗冷泡茶、紅肉柚子、在地食材的有機餐飲，行走草地、聞花香、呼吸芬多精、聽雞犬相嗚、賞水木相映，熱情聆聽農業區幾位負責人，感性的述說冬山河的歷史軌跡，以及中山休閒農業區的產業變遷、特色、未來想像和面臨的困境。

　親近自然、體驗山水，喚醒了幾位曾經在鄉村生活的教授之童年記憶，也激發了在水泥地上長大的年輕人對土地的熱情。這讓我想起了宮崎駿首次擔任畫面製作人的卡通作品《阿爾卑斯山的少女》的故事，主角海蒂曾被帶到德國法蘭克福一個有錢人家，陪伴整天坐在輪椅上的克拉拉，嚴守規則不知變通的保母，每天監督克拉拉按時讀書進食、吃藥睡覺的例行工作。海蒂回鄉之後，積極展開邀請克拉拉親近自然的計畫。當克拉拉的醫生擔心克拉拉的輪椅會因山坡不平而翻滾，海蒂卻大聲說：「為什麼她一定要坐輪椅，而不能坐在草地上？」這一句話改變了醫生的思考方向，終於促成了克拉拉來到阿爾卑斯山，在自然的陶冶下，拋棄從小倚賴的輪椅，學會站起來在草地上行走。

　一九八四年哈佛大學生物學家威爾遜（Edward O. Wilson）提出「親生命性」（Biophilia）的概念，認為人類有一種親近自然的本能；之後，心理學家開始研究自然在兒童的心理衛生中所扮演的角色，例如：環境心理學家威爾斯（Nancy Wells）的研究發現，接近自然的兒童會有抗壓性和從逆境中復原的能力。

　一些研究也證明在自然界中探索學習，可以增進學生的學習動機、專注力和決心；促進他們在數理、閱讀和社會學科各方面的表現，身心健康和懂得保護自然。有趣的是，親近自然也可以增進創造力，華盛頓州立大學副教授馬克伊（Janetta McCoy）的研究發現，在森林裡且接觸到陽光的高中生，在創造力方面的表現比較好。

　這些年來，心理學家和教育工作者相信，年幼時沒有建立與自然世界的連結，長大以後更不會親近泥土，因而積極協助學校和家庭設計讓孩子親近自然的課程和活動，例如自然現場的探索之旅、共建學校的教學園圃等等，以避免學生長時間困坐在電玩、電視和電腦的「輪椅」。

　當然這些活動都是以學習者為中心，不是照表操課，而是以自然為活動核心，是非結構性的教學。

　我很高興看到大都會的人回台北後，工作更起勁。

http://life.chinatimes.com/LifeContent/…/2013110800260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