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八號風球紀錄的八卦，PTT、DCARD、YOUTUBE和Yahoo名人娛樂都在討論

看到這篇讓我感慨萬千，導致在2018地球最後的夜晚，自我回顧碎碎唸。

今年，分享了自己的房間、公司開了一間，就差卵子還沒凍它個一些些。

這篇【地球最後的夜晚】製片紀錄文，喚醒我若浪漫立業，會如何被生活抽鞭。
外人看起來導演天生才華洋溢、順風順水、風風光光的背面，也是有吃不完的鱉。但最珍貴的是在孤獨中依然堅持信念；萬念俱灰時貴人相助重新點燃火焰。
（我天！“堅持”跟“信念”這種字眼……？難道廢柴我臉書被盜用了？）
明知道人生就是一盒便當，不可能只吃雞腿啊。一吃到廉價的冷凍三色豆還是會白眼翻到天邊。喜歡的、討厭的都必須要一起買單。嘖！討M~
（狗屎運如我的人生的便當大概是一個500元那種等級了吧，真的不能再嫌再抱怨~）

無論如何還是必須再努力多一些。

今年，在庸庸碌碌迴旋打轉中，有些變動，其實也不知道是壞是好。
從來不求最好（也做不到啦），但願在所有的學習裡“樂來樂好”。
小船航向未知的大海，總會偶有顛簸，甚至遇到大風大浪迷失方向的時候。
沒立過大志大業的我，只想以“樂”為本，讓“樂”成為小船的錨。
音樂使我快樂；快樂的我使音樂好；我的音樂使人快樂。
真是看似簡單卻不容易的期許。（突然覺得雄心壯志…………3秒而已）

今年，離開了一些人，一些人離開了我，無論如何，依然滿心感謝。

更謝謝不知道哪來勇氣陪同上船的伙伴們，他們都不知道自己其實誤上了一艘時時動念想退休的賊船。（大家都很有能力，就算翻船也不怕他們失業啦！<推卸責任！>）

還要謝謝【地球最後的夜晚】《墨綠的夜》，讓我更確定地球是圓的，一切是緣也是業，其實無需趕盡殺絕，即使地球只剩最後一夜；就算人生就要翻篇。

很可惜這部電影目前無法在台灣上片，但真的很喜歡畢贛，把潮濕又難耐的現實生活用鏡頭幻化得如此唯美，如夢似乎幻。
大概就是人生如夢吧。（粵語歌：人生如夢，夢裡不分西東~唱起來吧！）
無論甘苦總會醒來，沒事的，沒事的，一切都會過去的。

廢話這麼多，不就「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

謝謝2018，
我們2019見！

#能好好看完本文跟轉貼文的人請容我給您一個吻
#不敢相信我竟然掏心掏肺跟你們說這些
#要去準備跨年表演了
#我愛你們
#再請多多指教
#新年快樂

#墨綠的夜 給您好眠一整夜
https://youtu.be/-wte_c_lpns

「再這麼超下去，蕩麥活不過今年了啊，我實在拿不出更多的錢了，全部都在這了。」製片單佐龍說。
　
畢贛突然聲嘶力竭起來：「我現在什麼都可以不要！公司可以不要，家也不回，我他媽的只要拍完這部電影！」

《地球最後的夜晚》的製片，在明天中國上映之前，寫了這篇文回憶這一年，地球發生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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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的至暗時刻
　
三年前，北京朝陽大悅城的金鼎軒，我們第一次見面。那頓飯，沒有談太多電影。他搶著買單，後來我才知道，其實那天的他，已經沒有錢請朋友吃飯了，但他需要錢做完一部電影。「我好像遇到了一個『天才』」回到住處，我朝最親近的一個微信群裡丟了一條信息。我與畢贛，就這樣認識了。
　
　
　
開 局
　
第二天一早，我就把昨晚的飯局興奮地給投資人娓娓道來。沒過半天，公司決定入資他剛完成初剪的電影，便是日後將要名揚業界的處女作《路邊野餐》。
　
他是個愛請朋友吃飯，其實又根本沒幾個錢的人，所以偶爾也問上帝借錢。我們帶著《路邊野餐》在瑞士盧卡諾影展做全球首映，他就帶上我天天往賭場跑，我不懂玩，就替他看管護照，手裏攥著現金，從那時起，就好像一個管錢的制片人。頒獎前夜，我們贏下好多瑞士法郎，光顧了當地最貴的牛排館子。隔天，他拿下了人生第一座國際大獎。三個月後，畢贛又以最年輕導演的姿勢，奪得第52屆金馬獎最佳新導演；不到兩周，擒獲法國南特三大洲電影節最佳影片。
　
《路邊野餐》還沒上映，《地球最後的夜晚》就在一段梗概中徐徐展開。迫不及待地讀完畢贛發來的千字大綱，飛天遁地、自由生猛。2016年7月15日，《路邊野餐》公映。創下一個體面的藝術片票房成績，650萬。這年生日，我收到畢贛送我的禮物——地球儀檯燈。他說：「佐龍，這就算是我們地球項目的正式開端了。做這個項目需要有一家自己的公司，才會有自己的節奏。」一切似乎都撞上了中國電影最對的時間。平時根本不懂社交的我，找到了杭州工作時留下的唯一線索 —— 華策影視。透過朋友遞交了一份稚嫩的商業計劃書。不到一個月，華策決定戰略投資畢贛，我們給這家尚未出生的公司取名「蕩麥影業」，借自畢贛電影裏最為重要的一個地域空間，選址在上海。公司營業執照核發當天，恰逢《路邊野餐》國內下映。這更直接意味著，從今天起，一切責任都由「蕩麥」自負了。
　
項目開發過程一片坦途：哪怕身在上海，投資人還是紛至沓來；畢贛有了更穩定的劇本寫作環境，時而也去找文學顧問大春哥（張大春）過過招。我們先後去台北找到鴻其（李鴻其）和張姐（張艾嘉）面述最初的故事，去長白山探班覺哥（黃覺）定下「羅紘武」，最後又去香港當面邀約湯湯（湯唯）出演電影裏的「萬綺雯」，合作一一促成，疏無遺漏。
　
此刻的蕩麥就像意氣風發的少年。記得有天，一位老朋友來訪公司，他正面臨轉型，問起我來：「佐龍，做這個項目，你們有被人拒絕過嗎？」我回憶了半晌：「好像真的從未嘗過被拒的滋味。」
　
開機前一個月，我飛赴坎城，在那裡和歐洲最一流的國際銷售公司Wild Bunch簽下合約，隨後，《銀幕》（ScreenDaily）雜誌高調發布了《地球最後的夜晚》即將開機的新聞。然而，神壇並不為蕩麥，更不為畢贛而設。之後遭遇的一切，今天想來，如夢一場，也不禁感激那些即將排山倒海般襲來的「至暗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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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 機
　
2017年6月15日上午9點，凱里暴雨，開機儀式潦草收場。下午放晴，美術場景到最後都沒達到要求，但是協調好的開機時間已到。平時不甘妥協的畢贛，嘗試著硬拍下去，但最終還是過不了自己那關，於是我們決定停機。
　
我們知道，做出的這個決定，將觸發一個多米諾式的災難系統，影響面廣闊而縱深，但沒想到會一直持續到今天。現在回想起來，作為製片人，預算設計不合理，製片籌備不充分，是最關鍵的問題。
　
停機一天直接經濟損失數十萬，兩個毫無工業經驗的導演和製片，瞬間被擊倒⋯⋯。我近乎狼狽地逃回上海，準備第一時間向投資人闡明戰況。深夜見到電影的主投方華策影業的傅斌星總，我磕絆顫巍地講完情況，她卻一直勸我吃小龍蝦。我又試著給其他幾家投資方電話通報，大家接到我的電話，都覺得我在開玩笑，怎麼可能開機第一天就停機呢。
　
回到劇組，一片肅殺。
　
為了盡快交出場景，我們不得不從外地調配和從本地招募近百名臨時工人，加班加點開工幹活，貴州山高路險，又遇上雨季，原材料運輸更是難上加難；平均年齡只有20多歲的導演組成員，被迫集體抵抗著毫無準備的壓力，他們每天陪著畢贛改劇本、覆景、會議，夜夜無眠；雪上加霜的是，中途我們還調換了一次製片主任。幾乎全部製片關聯部門，從現場製片到生活製片，再到場務、司機，甚至廚房，走得一個不剩。本就入不敷出的劇組，愈加人心惶惶。
　
製作預算開始滑向極不可知的方向。和畢贛商量後，我們給投資人們主動表態，先砍光蕩麥影業所有承製費，再砍光導演和製片人的全部片酬；又召集導演組開會，把大家本就極低的工資又砍掉一半；很多部門主創也都主動提出停機期間薪資減半。
　
一切，都看似正在裡入不可逆轉的漩渦中⋯⋯這些狀況，也都在一點點占據畢贛的心頭，侵蝕著他真正能夠用於創作的時間。有天，我跑去找已經一週沒有戲拍的鴻其（飾演白貓），小哥見我神情凝重，想用新學的幾招，試圖幫我鎮靜。
　
一條微信跳出來，是畢贛發來的：「我到盡頭了。」我問他：「你在哪裏？」他沒有回我。
　
告別鴻其，當我出現在導演組辦公室，剪輯師亞楠、導演助理孫濤等等，大家異常無助地圍坐一旁，空氣凝固起來。我跑去推開房門，他熟睡中。絕望地靠倒在客廳的沙發，我給作為監製的華策影業萬娟總打電話，遠在北京的她，也只能聽我們拼湊著分析戰報，掛掉電話，大家陷入了無法決策的深淵。
　
被吵醒的畢贛走出來，也坐到沙發上。我說：「再這麼超下去，蕩麥活不過今年了啊，我實在拿不出更多的錢了，全部都在這了。」他突然聲嘶力竭起來：「我現在什麼都可以不要！公司可以不要，家也不回，我他媽的只要拍完這部電影！」我也朝他喊：「那我去借錢，賣公司，好了吧！」我摔門而去。
　
走在淩晨兩三點鐘的凱里街頭，我開始懷疑，這還是《路邊野餐》裏的凱里嗎？我自責崩潰，又毫無應對之法，我很清楚，他最需要保護的東西，開始遭遇威脅，平日裡久不會憤怒的人，今夜，竟也對我咆哮起來。
　
幾天後，打起膽子，又去了一次導演組。一臉起床氣的畢贛，正縮在沙發上用iPad看電影。我感到一絲光明，還好，至少他還沒倒下。2017月7月10日，劇組終於艱難地覆工了。
　
我在劇組房間的床頭貼著一張「消場表」，每天最期待的事，就是早上起來，可以用筆劃掉一場戲。然而這樣幸福的時刻，總是極少出現。一度有段時間，不僅沒消場，反而很多場還在不斷被加回來。進度永遠徘徊不前，確實令人無法忍受。經紀人不得不發飆：「麻煩你回去問問畢贛導演，他到底是在拍他的場景，還是在拍他的演員？！不如我們不演了，你們就拍拍那些景好了。」
　
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把經紀人們一一請到剪輯房來看看素材。當我和藝人統籌張文斌，膽戰心驚地陪伴「白貓」經紀人蕾姐（張蕾）閱讀完這些素材，她久未出聲，猶豫而又不得不擁抱起我們，「我終於知道你們這一群人，在這崩潰的一個月裡，都拍到了什麼。」
　
　
拍拍停停，凱里的雨季真正來臨，泥石流時常光顧。
　
　
8月中旬，我接到了演員方面發出的《敬告信》，被告知時間不多了，我們都不敢去告訴畢贛。原計劃9月殺青，然而此時，不僅長鏡頭遲遲未能進入籌備，連前半部分的戲，都才只拍了一半而已。創作的壓力和現實的崩塌，平行打擊著這位眾望所歸的導演。他和演員們一樣，都是連日摸黑出工的疲態，在這樣的條件下，他已經拍不出好東西了，而劇組又像一台巨大的機器，無法停下。
　
他偷偷告訴剪輯師亞楠，好想立刻買張票一走了之，而另一邊的我們，仍然將他看作打不倒的天才少年，一味地認為，大家分頭安慰一下吧，安慰好了，他就能拍了。演員們的既定檔期走到了盡頭，隨著湯湯和覺哥的離組，劇組不得不再次宣布停機。演員們走了，不知道是否還會回來，以及何時才能回來。
　
長時間的消耗，連我們的主創也快沒有時間了。一個巨大的難題又一次擺到了決策小組面前，劇組是原地修整，還是就此解散？一個致命又無解的命題，選擇繼續，長鏡頭籌備工作一籌莫展，選擇解散，這部電影它真的還能重啟嗎？苦笑，決策小組以近似抓鱉的方式，鬼使神差般決定繼續拍下去。
　
9月的香港，迎來了八號風球，飛機沖上去都要被打下來。我和萬總飛赴香港，求見張姐，希望她能在10月份再給我們幾天拍攝長鏡頭。在香港半島酒店大堂，張姐嚴厲地教訓了我倆：「萬娟，還有佐龍，不是我不幫你們、不幫畢贛，但請你們記住，地球不是永遠圍繞你們轉的。我把整個9月份挪出來給你們，你們浪費了，今天我不能因為你們，而去擠占我允諾給別人的時間，這是不公正的。」我不敢看張姐，悶頭吃東西，萬總還在努力地解釋著。快結束，張姐開口：「10月份，我只有兩場演出之間的4天休息時間。」我們連連點頭，我望向萬總，淚水已經在她眼眶打轉。
　
已經幾夜沒睡的我倆，害怕回到劇組，在等待颱風退去的片刻安寧裡，拖著疲憊的身體，在香港街頭亂逛。有些恍惚，前一天還在凱里恐懼地面臨無解的決策。我對萬總說：「好想狠狠睡一覺，醒來，我們電影就殺青了。」低頭看手機，來自莊姐（張姐的合作夥伴）的消息：「老實說，我其實很不想你們來見她，她身體太累了，但我根本就知道，她最後一定會答應你們的，我希望你們真的保護好她，好嗎？」少頃，她又寫來：
　
「難得逃來香港就當放空，好好休息。」
　
10月，第一次長鏡頭的實拍，由於籌備時間太過匆忙，每一條都失敗了。只有最後一條，大家憑著必勝的信念苦撐，算是勉強走了下來。然而「殺青」那一刻，大家都面無表情，沒人敢高興一下，張姐對著我們默默嘀咕：「都拍完了，還一個個都悶悶不樂的。」放棄個人假期又挪開檔期的湯湯，在劇組過完了今年的生日。為了好歹有個交待，我們硬逼著設計做了一款海報，取名「忽然殺青」。
　
殺青宴那夜，大家去KTV唱歌，從來不會唱歌的畢贛，和萬總抱頭痛哭，借著酒勁的他哭出聲來：「你們都看錯人了，我不是什麼天才，我現在連一部電影都拍不完。」眾人不語，唯有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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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啟
　
　
劇組解散後，誰都不知道，這是臨時解散，還是再也沒有了。離開劇組那天，我跑上樓去找剪輯師亞楠，想看看最後拍到的那條長鏡頭是什麼模樣，就好像明知道是個畸形兒，你偏要看看它是否依舊動人。
　
回到上海，我搭地鐵跑到外灘，用盡全身力氣透了一口氣，我快忘了上海是什麼樣了。我給畢贛發去微信：「所幸，公司還活著。要重拍嗎？」他沒有回我，我更不敢追問。我只能向他太太打聽情況，小雲回覆我，畢贛回家以後語言表達能力都變得很差，經常一句簡單的話都沒法說清楚。
　
執行製片往公司搬回兩個大鐵箱，我打開，摔出一摞財務報表，數字從0001編到了3080，有點晃神，大概人生花錢最多的一個夏天，就這樣過去了。
　
回到上海的日子裡，我在朋友的幫助下，開始服用舍曲林片，一種用來抵抗憂鬱症的常規藥物。每到深夜，總要與黑暗和深淵做起無窮無盡的鬥爭。而我，也並不知道，尚潛伏在凱里的他們，是否安好。那一段時間，我頻繁出現在萬總家中，我們把劇組的賬目，翻來倒去算了幾遍，沒有可能了，真的沒可能了，除非放棄長鏡頭的3D轉製，但畢贛一定不會答應。
　
一次次拍攝失敗，很難再向演員們開口要時間了。“假殺青”過去一個多月，很怕當面溝通的我，硬著頭皮給湯湯經紀人章哥寫了封長郵件，起名〈蕩麥陳情表〉，鼓足勇氣落筆哭諫，盼望再度湊齊所有演員。
　
實際情況是，湯湯進了下一個電視劇組，1000多場戲，90%都是她的，整個組600個工作人員，明年9月份之前，不會有任何時間了；覺哥幾乎把他2017年整年的時間都托付給了地球劇組，現在也不得不去一個電視劇組上班，經紀人陳思為了幫我們協調時間，一次次近乎「冒犯」地奔走在公司領導和對方劇組之間；更要命的是，攝影指導董勁松和美術指導劉強，也接到下一個電影劇組的通知，需要馬上進組。沒有資金、沒有演員、沒有主創。電影從夏天開機，拍過了秋天，熬來了初冬。
　
我們跑來北京，直面投資人。結束一天工作的傅總，陪著畢贛商量對策直至天明，她允諾去想辦法爭取演員能回來，資金上也讓畢贛別太擔心，先安心籌備。與此同時，我隨身藏著一份60分鐘的素材集錦，分頭拿去給經紀人們、各家投資方們，一次次地放片、解釋、承諾、央求。
　
正處谷底，我接到了兩個電話，一個來自出品方之一太合娛樂，那頭說：「錢總特別理解你們所有的困難，我們不僅認可超支，而且還要雙倍認繳地球的投資。」接完這個電話，我幾乎從床上滾落，激動地通知畢贛；另一個電話來自出品方亭東影業的聯合制片人張冠仁，「韓寒說他同樣作為一個新導演，特別理解畢贛在拍攝第一部真正意義長片時，面臨的壓力和處境，我們一定會支持到底的。」
　
甚至我們電影的男主角黃覺，還自己出面為畢贛尋找資金，他的兩位老友張歆藝袁弘夫婦，二話沒說，認下了電影的部分投資，很快把投資款一次性打到了劇組賬戶；黃曉明與經紀人郭亭婷，更是在劇組最困難的時候，將支持我們的現金連夜打到劇組。在兩位監製萬總和沈總的努力下，又吸引到多家行業公司和基金的進入，希望幫我們共度難關。
　
籌備間隙，畢贛去台北參加金馬新導演論壇。我們知道張姐就在台北，但不敢去見她，傍晚，我忽然接到金馬工作人員的電話，那頭急促地講：「佐龍，你快帶畢贛過來，張姐在等你們。」
　
見到張姐，她就問畢贛：「沒拍成吧？打算怎麼辦呢？」停頓了一會，她說：「我1月有時間。」原本已經打算妥協的畢贛回應：「張姐，不然我把劇本改改，你也不要那麼辛苦地跑來跑去了。」張姐用驚訝的眼神看著他：「畢贛，怎麼連你也開始不堅定了。」這一句話改變了畢贛的狀態。
　
我們透過法國制片人查爾斯，把《少女離家記》（Mustang）的攝影指導David請到貴州，擔任第二次長鏡頭重啟的攝影指導；在經紀人陳思的力促下，也硬把覺哥從電視劇組給協調了出來；還剩湯湯了，怎麼辦，束手無策。如果她從電視劇組離開，整組人都要停工，這個損失，恐怕比我們組還要大更多。
　
我每隔一天就會進山看看籌備情況。每次進山，都能見到場務組的小胖，他極少言語，不是在守山洞口，就是在守山腰的路障，長鏡頭一開機，整個山谷都要封死，小胖哥總是服從安排，通宵達旦地值守崗位，聽野風呼嘯。到了冬天，貴州最怕遇到凍雨天氣，連空氣都是凝固的，進山的公路一度無法使用，稍不留神，車子就會栽下山谷；那段時間，又遇到南方暴雪，重新租賃的攝影和燈光器材在運來貴州的路上被大雪給堵住了，嚴重影響了技術測試的進度。
　
製片主任黃魚大叔每天見到我，都追在後面重覆地說：「領導，我負責任地建議啊，你和監製們商量下，趕緊叫停吧，現在停，還能節約下點錢來，我們完全沒有拍成功的條件啊，現在不停，就再也沒有補拍的可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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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 青
　
畢贛的長鏡頭劇本終於定稿，劇本扉頁赫然寫著〈編劇：先驅者10號〉。劇本改了，就連廚房幫工的阿姨都被導演組選中，要在長鏡頭中演唱《墨綠的夜》。
　
就在我們計劃開機前的兩天，湯湯的時間終於在經紀人和對方劇組的支持下，被近乎不可能地協調了下來，她進組了！天降奇蹟的是，連貴州的天氣都返暖整整三度，凍雨天氣驟然消失，山河天地都被動容，長鏡頭拍攝的天氣條件具備了！張姐到達丹寨的當天，連酒店都沒進去，就跑到了現場排練。
　
經過多次排練，我們將整條長鏡頭的拍攝時間，嚴格控制到60分鐘左右。如若一條失敗，需要重啟拍攝，算上技術準備、體力恢覆和道具覆原，至少還需要2個小時，因而從入夜拍至黎明，一天最多只有三條機會，而這三條裡，其實只有黎明的那條，才是畢贛內心最最想要的。
　
畢贛來到演員化妝室，張姐帶頭表態：「導演，拍啊，今晚我們拍它三條好不好？」畢贛說：「怕你們身體吃不消」，張姐再答：「我沒問題，我們來這就是來給你拍戲的。」一旁的湯湯也昂然點頭，覺哥更是早就豁出一切了。倒數第二天的三條拍攝，盡數失敗了，是的，全部失敗。熟悉的肅殺氣氛，立刻縈繞回我們身邊，如惡魔纏身。我們只得在四面漏風的露台上，徹夜地等待，祈求神跡出現。
　
最後一天，湯湯經紀人章哥直接把行李拉到了現場，按照默認的契約，他們將再給我們最後一個通宵的時間，如若再拍不成，我們就必須毫發未損地將湯湯護送回電視劇組，從此再無覆拍的機會，借來的時間，到了歸還的時刻。
　
入夜時分，第一條開機，再次失敗。絕望。
　
製片組在漏風的露台上，擺上了一台70吋大電視，大家像看直播一樣一條條過素材，尋找每一個問題點，似乎一切都在逼近勝利，但機會就只剩黎明前的一點點了。在冷風中坐立不安的我們，不知道等了多久多久，終於遠方傳來「保住一條」的信號，所有人都在放肆地吶喊、歡呼、宣泄，終於，保住一條！我和萬總互相擁抱安慰！最後一條，也是畢贛以及大家心目中，最希望達成的，還剩最後一次機會的，珍貴的黎明條。

三位攝影師在三個地點等待接力，從山洞出來，穿過山路，跟隨男主角下索道，繞過台球廳，航拍飛天，降落，此時，多次排練的馬匹受到驚嚇，失去控制，將蘋果灑落一地，而攝影師則平穩應對，記錄下上帝的恩賜，接著來到劉老師和黃老師合作創造的爛漫的舞台廣場，旋轉房子的機關順利開啟，羅紘武與萬綺雯在短暫的夜晚擁吻，鏡頭遊移到煙花，再一擡頭，天將將亮，完美的黎明條。
執行導演在那高呼，我們殺青了！《地球最後的夜晚》殺青了！
　
　
像夢一場，怎敢相信。我看了看手機，記錄下心碎的時刻，2018年2月9日清晨7點。
　
　
終於殺青的湯湯，卻久久不肯離去，她徘徊在羅紘武和萬綺雯剛剛度過短暫夜晚的「旋轉房間」裏，泣不成聲。而經紀人章哥，則拖著通宵了幾夜的疲憊，爬到制高點，想為劇組記錄下此刻永恒的長鏡頭場景。在眾人的勸慰下，湯湯才搭上車，去往機場搭機返回下一個劇組。臨走前，他小聲對畢贛講：「導演，其實，我已經問劇組多請了兩天假，假如今天還是沒成功的話，我會一直陪你們，直到完成。」
　
一路歡歌回到劇組駐地，廚房阿姨問我明天幾點出工，我說殺青了，都下班吧，阿姨說：「真的嗎？我連過年用的食材了都買好啦，我以為就要這樣拍下去了。」
　
製片組用最後僅剩的一點經費，給劇組辦了一場體面的終極殺青宴。推杯換盞間，我見到平時寡言的場務小胖居然酒醉，他壯起膽子，跑來和畢贛擁抱告別，畢贛就說：「我希望拍下部戲的時候，你還能來幫我們。」
　
離組那天，恰逢小年夜，我和大家擠在一輛金杯車坐去高鐵站，司機師傅開得飛快，大家終於沒能在劇組過這個年。同車的場務小哥很是健談，到站，我問他接下去幹嘛，他滿懷期待地說，過完年要去一個電視劇組幹活，那邊比這個組賺錢多了，我又問他哪年的，他說96年的。道別的時候，他送我進站，隨口問起：「哥，那你在劇組是做什麼的呀？」我一時語塞，如夢初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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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 城
　
　
故事寫到這裏，看似所有的至暗時刻都被我們一一破解。3月初，我們一致決定趕坎城選片。做完這個決定，巨大的壓力又被重新導向畢贛，他需要最晚在3月底拿出一個能過關的版本，用於坎城選片委員會看片。
　
那段時間，沒人敢去問進度怎麼樣，直到有幾天淩晨，我總在睡夢中被循環的音樂驚醒——後來才知那是林強為我們電影所做的配樂 —— 那時我便知道，每夜孤坐客廳的他，開動了⋯⋯他總算交上作業，4月1日淩晨，大家擠在一間小影廳裡試片，那是我們第一次聽見它的心跳，放映結束，猛一轉頭，我的同事們早已個個淚流滿面。
　
凌晨5點，我揣上剛剛制作完成還帶著機器溫熱的硬盤，踏上了法航班機。接下去的半個月，我獨自帶著還沒有完成配音、也沒有3D效果的初剪，在巴黎度過了緊張顛簸的送片時間，苦苦等待一個結果。傍晚，我走在巴黎老舊的地鐵站裡，不由地開始飆淚，心想整個團隊傾盡所有，命都不要，誓死完成了這部作品，今天我把它送到了可能會最早懂它的地方，我真的不想空手而歸，我想給大家一個交待。
　
出了地鐵站，我看到北京給我發來的微信：「佐龍，明天回來吧，去不去坎城，不重要。」
　
第二天，2018年4月12日巴黎時間11點，坎城新聞發布會，影展總監福茂宣布《地球最後的夜晚》入選第71屆坎城影展「一種注目」單元。使命完成，返身回國。決定接受「電影節之王」的邀約，並非易事，這將是一個承諾。我們需要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裡，完成一個最佳的剪輯版本，還要完成一系列龐雜的技術工作⋯⋯畢贛和一眾後期制作主創，幾乎整整三周不眠不休，接力工作。
　
5月8日坎城開幕當天，我們還沒交上片。畢贛還要和我們一起去和投資方開宣發會，車上，我抱怨趕不上坎城可不是開玩笑的事，他把累積了太久的憤怒宣泄而出：「煩煩煩，你有什麼好煩的，我現在連電影都剪不出來！你還想怎麼樣！」
　
　
我忍住同樣的憤懣，看向窗外，手機提醒收到新郵件，焦慮地順手點開：「他媽的坎城都要罵娘了！請你們立刻馬上完成這部電影，安全護送到坎城！”」法國合作方把我臭罵了一頓。如果我們趕不上，這將是一次嚴重的事故，而我更清楚的是，過不了他自己這一關，電影是萬萬送不出去的。所有人的命運，他變成了唯一的解鈴人。
　
後期工作走到最後第二步，大家已經精疲力竭。畢贛和調色師唐強在工作棚裏劇烈地爭執起來，他希望唐強能休息一會繼續工作，不要無效勞動，唐強暴怒，「我哪還有時間休息！我再休息，你們就都別想帶拷貝去坎城了！」「那我就不去了，我不要去什麼的他媽的坎城，我需要你拿出最好的質量來！」熟悉的咆哮聲再起。
　
為了將隨時有可能輸出完成的拷貝以最快速度送至坎城，我們縝密地制定了一個代號為「葫蘆娃」的方案，每隔兩到三個小時左右，將一名工作人員送上去往法國的飛機，把所有人的出行時間平均分布到最後的兩天時間內。
　
5月12日傍晚，第一顆放映拷貝送達坎城，正要送往電影節的路上，我卻被通知，這顆拷貝製作失誤，無法使用。終極崩潰。
　
5月14日下午2點，畢贛終於自己帶著重新輸出的第二顆拷貝，昏昏沈沈地抵達尼斯機場；5月15日淩晨2點，大家前往德布西廳進行技術測試，QC通過。
　
上午11點，《地球最後的夜晚》在坎城舉行媒體場首映。放映結束，我回到公寓房間，看到孫濤正在吃力地用谷歌翻譯拼命地刷著推特，忽然，他瘋了似的吶喊起來：「炸了！炸了！地球炸了！牛逼，龍總，你看，他們說我們導演牛逼！」下午3點，畢贛和他的演員們，一一踏上坎城紅毯，《地球最後的夜晚》舉行全球首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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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北京，我單獨約他出來吃了一頓飯。我看到他因為壓力而爬滿整臉的毛囊炎，還有幾周沒有處理的頭發，他好像徹底變了一個人，一個已然被掏空的畢贛。我第一次見他如此嚴肅地對我講話：「佐龍，你知道嗎？從頭到尾，如果連我都不再決絕了，還有理由讓你們和我一起站到最後嗎？」頃刻間，我為我所有的懦弱和徘徊，找到了最終的解釋。當下的我們，就好像剛認識那會，他繼續講著，我仍然聽著。
　
　
這一年，過的太難。其實，我早就準備好放棄了。好在，他還是以最危險的方式完成了這部電影。明天，它就要上映了，這篇回憶，寄給這三年。
　
　
單佐龍 寫於2018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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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贛 #地球最後的夜晚 #墨綠的夜

自從五月份疫情爆發以來，因為3＋11相關爭議，我鮮少對外發文，但對民眾的服務從來沒有停歇。對於3＋11的爭議，如我之前所說，我為機組員開協調會，出發點是擔心機組員身心狀況導致飛安疑慮。對於相關決策與疫情關聯，除了指揮中心多次說明，我也相信行政院與監察院分別進行的調查，會釐清相關爭議，我也會盡全力協助相關爭議釐清。

非常感謝這段時間關心和鼓勵我的朋友，我會繼續做好我的工作，今明兩天我也想向大家報告這幾個月我們的工作成果和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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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雲工作成果報告（2020/02-2021/07）

✅ 深化民主，守護主權

守護主權，防範紅色滲透
進入立院後，推動台灣成為正常國家，與建構防範中共滲透的防禦工事，是我與過去在街頭守護民主的夥伴們共同努力、不敢懈怠的重要工作。我一上任，就積極處理中研院士應為本國籍，以及中研院外文名稱正名討論的開啟。接著，包括成功推動影音串流平台OTT要合法納管才能落地、數位身分證要先立法再實施等，都是為了要防範中共在科技、媒體、教育、學術等領域的紅色滲透。

深化民主
除了防範紅色滲透，我努力推動深化台灣民主，建立一個保障人權的民主台灣。我提出了憲法增修條文草案，一方面確立國家人權委員會獨立行職權，二方面強化人權保障，將社會權、文化權入憲。為了去除威權文化，我提出「宣誓儀式民主化」三法案，希望未來台灣民選公職不用再對國父遺像敬禮。

針對平等參政，我也提出選舉公共化的修法，期待經濟資源不再成為人民參選的門檻。看到香港人爭自由所遭受的迫害，我也提出「跨國全球人權問責」法案，希望能讓台灣為國際民主自由同盟盡一份力。

✅ 團結！看見每一位勞動者的辛苦

作為一個教育領域的勞動者，我希望能補上勞動權益的拼圖缺角，也希望能協助解決非典型勞動工作者的困境。

今年五一勞動節前夕，我與15個工會勞團共同呼籲職災保險專法(我提出本屆立院第一個草案版本)、公益揭弊法、勞動教育促進法、最低工資法、性工法中陪產暨親職假等五大勞權法案，應盡速立法或修法。我的辦公室也提出了相關法案。

我也協助了包括外送員、專櫃銷售人員、駕駛、教師、護理師，以及藝文工作者爭取他們應有的勞動權益。

✅ 讓各領域的女性都能平等發展

投入婦運超過三十年，我是性別運動的終身推動者。進入立院後，我與婦女團體站在一起，持續努力修法處理權勢性侵、跟蹤騷擾、數位性別暴力、遭遇雇主性騷擾求助無門、弱勢女性處境包括月經貧窮，以及還國際慰安婦正義等議題。

性別議題深入社會文化，從人身安全的侵害到厭女現象的日常，以制度與政策確保界線是最根本的。我的團隊積極協助在不同領域中的女性所面對的環境不友善，目前有具體處理的包括運動領域、科技領域，以及金融領域。針對政治領域，我也提出了行政院組織法修法版本，明定未來政務官任命單一性別比例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 親子友善，讓家長與孩子一起快樂成長

友善家庭
台灣社會的家庭樣態非常多元，我進入立院後，就努力推動從孕育孩子、誕生、養育到求學每個階段的改革，希望讓各種家庭樣態中的每一位家長都能與孩子一起快樂成長。

我提出陪產親職假、七天有薪家庭照顧假、補正幼兒園虐童罰則漏洞，也實質透過質詢、溝通與預算審查，敦促政府提升幼托公共化與家外送托比率。

友善親子環境
我也推動了包括圖書館、藝文場館與故宮的兒童近用與親子友善環境；積極協助家長一起努力改變小孩可能遇到的霸凌或性別刻板就學環境。從親子共讀、校外人士進入校園教學的把關到教育部家庭教育網站內容的檢討，我與團隊積極努力，與家長們一起打造親子友善環境。

✅ 責無旁貸！做助人工作者的後盾

出身社運，我一直感謝「助人工作者」支撐台灣社會各個角落人們的辛勞！因此我進入立院後，就努力與這群人並肩作戰。

我的辦公室處理過社工、護理師、醫師、心理師、照顧人員等助人工作者所遇到的不合理的對待，其中包括醫師面對的天價違約金、專輔人力的不足、照顧人員應有全新疫苗照顧假、日間精神復健機構納入紓困4.0等協助與爭取，我跟團隊都是日夜兼程全力以赴。

我的團隊最近成功為台北榮總的護理師爭取到加班費，感謝退輔會因此建立了全國各地榮總系統護理師「事後申請加班」的合理程序！

✅ 性別平等不能退守，攜手同志對抗歧視

婚姻平權法案為台灣建立了人權立國的國際形象，但因為保守勢力的抵擋，「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對同志家庭權益的保障仍不完整：同志配偶無法共同收養、部分跨國同志配偶仍無法在台灣成家等，仍需持續推動。

此外，這個社會對同志的歧視與偏見並不會立刻改變，過去這一年多內仍然發生友善同志的童書繪本「國王與國王」被抹黑以及大學「性別平等專題研討」邀請反同言論講師等事件。

我與團隊除了緊急協助處理了多起歧視同志的案件，也督促教育部在推廣教育、社會教育、師資職前培訓、教師在職進修、教科書審查、身心障礙及特殊教育、家庭教育等面向，都必須避免針對同志的偏見與歧視；也要求包括體育、國軍、金融業、勞動職場各領域推動性別平權措施。

✅ 推動讓學生成為學習主體的教育：
守護學生權益、保障學生自治，落實校園民主

作為一個學生運動參與者，我認為校園民主就是讓年輕人成為學習主體，展現自己想法的重要過程。因此進入立院後，我就與新世代學子緊密互動，從制度面協助解決學生權益不受保障的困境，包括檢討黑心校規、健全學生申訴機制、補足學校諮商輔導資源、縮小數位落差以及完善學校飲食教育。

我跟團隊在處理學生求援的議題時，都會反覆確認各種社經背景、性別、性傾向、性別認同與氣質、族群、身心狀況的學生會面對如何不同的處境。未來任期中，還有二個議題需要全力以赴的：十八歲公民權入憲，以及讓黑心校規真正從校園消失。

✅ 一步一腳印，服務各地民眾不分區

我的團隊常常說我辦公室是名副其實的「不分區」立委，地方選民服務有我從政以來深耕的台北市大安區、有我認養的花蓮、還有我的老家淡水和故鄉雲林等地；也跟各地友善議員合作，將地方問題但屬於中央權限的議題，和各部會討論與處理。

過去這一年半來，我們辦公室成功協助各地民眾處理問題，例如成功協調各單位，完成台北車站街友家當安置處理，讓北車環境整齊，同時也保障街友生存空間。

其他還有督促道路標示改善完成、促使衛福部醫院移除埋設於民眾土地上會造成汙染之管線、使大學重要地震帶研究取得場址、爭取地方閒置公家宿舍作為居民活動場所、敦促大學校園改善校內危險斜坡道、召開協調會處理地方瀝青廠長期空氣噪音廢棄物污染問題等。

民眾的小事，就是民意代表的大事，我和團隊會繼續為地方服務。

✅ 轉型正義，讓台灣成為正常的民主國家！

我們那一代的青年，是在威權教育與對抗威權中長大。我一直相信，只有當國家願意公開威權時期壓迫的真相，社會也不會選擇迴避，才會有真正的和解。

進入立院後，我努力促成政府一步步公開威權時期的各種檔案，包括：擴大解密並開放政治檔案、推動威權時期大法官解釋會議紀錄公開，以及促成國安局長承諾正視威權時期國安局過錯等。

在這麼多的政治案件中，讓我念茲在茲的是林義雄案與陳文成案的真相釐清與究責。直到這一刻，當年國家有系統介入的真相仍未能完整公開與被究責。我會繼續努力，因為唯有真相與究責，台灣社會才能得到和解與正義。有了歷史正義，這個國家也才能成為一個正常的民主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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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我的簡要問政報告。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再看附圖中的具體內容。

讓我們一起加油，為弱勢、為公益、為台灣，繼續風雨同路。

［當光亮成為一種罪名］

30歲的許先生，是一名打扮入時的青年人，髮型修剪得起伏有致，左耳綴了幾只耳環，這天他穿了簇新的白恤衫，結上幼身黑色領呔。

晚上8時開始，他在銅鑼灣商業區向義工領了一支長條型的白蠟燭，連着黑色的阻風紙杯，點起了的蠟燭慢慢燃燒，他緩緩走近維多利亞公園方向，就在對面馬路給警察截停。此時，蠟燭燒了一半，紙杯內盛滿了燭淚。

圍在他身邊的警察，最高峰時有十來個，他背靠商店外牆，前面全是警察的身軀。警察跟他說，必須要吹熄蠟燭，他問為何？警察指，點起的蠟燭就可能觸犯非法集結罪。

他用手扇蠟燭，蠟燭沒有熄滅。警察說，現在批准你脫下口罩吹熄蠟燭，糾纏了一會，他無奈依從。許先生被搜身及查身份證，「我又沒有任何犯罪紀錄，第一次被截查就給了六四。我甘心情願，為了前人的付出。」

這位追上潮流的青年坦言，以往很少參加六四集會，但這一次讓他心情激動，因為一年多沒有機會參加任何集會或遊行了。剛被警察釋放的他，接受記者訪問時，拿着白蠟燭的左手腕不住顫抖，左手手腕皮膚上可見紋身，這名強壯的男子，額頭的冷汗不住流下來，滴到地上。

許先生坦言，被截查時感到難受，「你可以感覺到整個社會瀰漫着恐懼和焦慮，他們要打壓我們，這個社會肯定出現了很嚴重的問題，所有事都往錯的方向走。」一個大男孩，一身結實肌肉，難掩被警察截查的驚恐：「我沒想過，點一支蠟燭也要那麼多的勇氣。」

這是一場事先張揚的恫嚇行動。在維多利亞公園舉行了30年的六四燭光集會，去年被政府反對，仍有大量市民成功進場，警方後來拘捕了具知名度的社運領袖亦已把他們收監。今年六四，港府再以「疫情」為由限制市民集會，但由於公共衛生相關罰則主要為罰款，故此警方亦在橫額及廣播中提及，違反者還會被拘以公安條例相關的非法集結罪名，違者可以判處監禁。

32周年的六四集會，第一年迎來空蕩蕩的球場，康文署開了大光燈，把場內照得燈火通明，海量的軍裝警察，駐守園內每個角落，園外的銅鑼灣，甚至全香港，總共派出共7千警力。銅鑼灣可謂每十步就會遇到警察。有到來的市民，在關起了的鐵閘外，拍攝空洞洞的球場。

三十二年，維園球場第一次空空如也。以往燭海佔據了多少個球場的畫面不復再。球場內，除了警察，還是只有警察。

官方事先放消息，指今晚若有人黑色衣服到維園燃起蠟燭可能被拘捕。那個法網拉得有多大得多大。今天大家起牀，支聯會副主席，本身是大律師的鄒幸彤，因為曾公開表示今晚會以個人名義到維園點蠟燭悼念，已經被捕。幾天前，支聯會的六四紀念館，亦被政府指控沒有申請展覽相關的娛樂牌照而宣佈閉館。

兩個穿黑裙拿着蠟燭的三十歲女孩，一直圍着維園外步行，其中一人說：「就是要看看他們（政府）的恐懼去到那裡。」

整個晚上，大家都用不同方法表達抗爭或悼念的情緒。高調的人穿了一身黑衣，拿了白花來；到了晚上，燃點了實體蠟燭的人，頂多可以在維園以外蹓躂。有人在地上以蠟燭砌成六四字樣，砌好後，趕緊離開，此地不宜久留。

維園內，大面積地被警方以鐵欄柵和膠帶封鎖着。維園裡的遊人仍在進行各種康樂活動，網球場、草地滾球場、游泳池內仍有人在做運動，兒童遊樂場也有孩子在攀爬嘻笑。只是當有跑步的人亮着手機燈，或拿着微型的電子蠟燭在跑，你會知道，誰是同路人。

在偏僻的角落，一個公廁旁邊，一位58歲的婦人「小雲」，穿了帶花紋的黑衣，拿着一本漫畫書在閱讀。晚上七時許，天漸黑，她把一支小型電子蠟燭放在椅子上，本來，她用雜物遮掩着蠟燭，夜一點，她見經過的警察人數減少，才敢把蠟燭放在較當眼處。

小雲向我解釋，她整天的「詳盡計劃」：住在九龍的她，下午2時許便坐巴士過海。「幸好我出門夠早，後來警察把多條過海隧道也設立檢查站，大塞車呀。」她先到中央圖書館借了一本和中醫有關的漫畫書，再到維園繞了幾圈。「我要看廁所，出入口在那裡，有甚麼事也可以逃走。」

她還特別挑了一個公園座椅，上面有篷頂，以免下大雨她仍可以堅持留守。「我好想個天下大雨，下大雨警察人數應該會減少。」只是來維園點支蠟燭都要做那麼多思前想後的計劃？「借本書是要裝作在這裡坐是看書，我打開手機燈，也是因為看書照明作用。唉，現在連穿黑色衣服都心驚膽顫。」

小雲說，對於她這種年紀的人，六四正值她的年青歲月，印像深刻，八號風球集會她至今仍記得，當年六四的新聞報導都保留了，成為家中珍藏的錄影帶。「佢今年話唔比，更加要出來，支聯會那麼多領袖也被捕，好傷，好傷我們這批中年人的心。」

小雲頸上掛着一枚純銀十字架，她是虔誠基督教徒，曾回中國內地探訪，知道內地教友只能低調運作，說句話都要小心，否則有後果。小雲不禁慨嘆：「現在香港感覺好似身在內地咁。樣樣嘢要靜雞雞做，低調啲一個人咁做。」她說，預先告訴親友她來維園，並定時報平安。「嘩，維園啲出口，『成隊兵』擺哂係度。」

支聯會以往被諷刺為奉行「大中華情意結」，亦即是視中國與香港為「同胞」，香港人會有責任「建設民主中國」。小雲坦言，欣賞已故領袖司徒華的愛國情操，亦自然地形容自己始終心繫「祖國」：「我係中國人，都想國家富強，唔只係經濟富強，都想人民有分辯是非之心，有良心。」

小雲知道，每一次出來可能都是最後一次：「我以為等到今日才去參觀六四紀念館，怎知道太遲，已經被政府以奇怪的原因關掉了。唉，原來行動遲一兩日就太遲。所以今日一定要出來，怎知道明年是否連坐在這張椅都不可能？」

另一個伯伯，76歲的黃先生，在維園外合十，向着球場方向鞠躬致以悼念，他也懷有這種「大中華情意結」。

黃伯視中港人民「同為中國人」，他說，以為這麼多年，香港人支持平反六四，到香港人有需要時，期望中國內地的人民會發聲。但2019年他接觸一些內地人，對方對香港的反修例運動不支持，令他十分難受。

黃伯嘆道：「我來了維園近30次，除了3年有事沒有來，通通都有來。最記得2013年下傾盤大雨，有個八十幾歲的阿婆說要打傘遮着我，我說不用了。」但黃伯仍時堅持六四要悼念，他說，每年參加集會時，心情都沈重，「好似想喊但又喊唔出。 」

對於今天警察於清晨拘捕鄒幸彤，黃伯義憤填膺：「佢好高學歷，好可惜」。鄒幸彤現為大律師，曾在劍橋大學修讀理科。對於港府以疫情原因不准集會，黃伯說：「我好少講粗口，但都忍不住要說，這個政府是無恥的，甚麼防疫通通是借口。我不樂觀，支聯會早晚會被取締，香港玩完了，以後只能在心裡悼念。」我問他怕不怕，他說不怕：「我個仔叫我唔好去銅鑼灣，但我堅持要出來。」

究竟這天晚上的紅線是甚麼？點蠟燭、開着手機燈、還是拿着電子蠟燭？依我觀察，在維園以外的街道，規管沒那麼緊。有人穿黑衣點爉蠟遊街，不喊口號不停留聚眾還可以遊走；但若你在晚上八時或以後進入維園，在維園的主幹道上，受到的規範又更嚴苛。

小雲一個中年女士在維園暗角點着電子蠟燭，巡經的警員都沒特別干擾。但一名穿運動裝的男士，手持電子蠟燭跑步，就被警察要求要關掉電子蠟燭。警員亦沒禮貌，語帶輕佻，嘲諷市民借故跑步實際參加悼念集會：「你跑了很多次了，繼續跑吖？」

有一隊中年夫婦，也開啟着手機燈圍着維園外競步走。太太忍不住邊走邊呢喃：「哎，冇自由、失自由⋯⋯參加咗三十幾年的集會，點解搞成咁？香港點解搞成咁？連開個燈都唔得？」他曾經禮貌地跟警員理論，她引述有警員勸喻，悼念在別處可以，但維園開了個小燈，就引其他人來，又成為集會，「我地就要做嘢」。

晚上9時半，在維多利亞公園游泳池附近的入口，有一名白恤衫警員清楚指出界線在那裡，他拿着擴音器大聲跟路過市民說：「現在是警方的警告，如果你的手機燈開啟了，或者手持電子蠟燭，請你立即關掉，因為以上動作已經干犯了『煽惑他人參與非法集結』，警方會將你地拘捕。」

在整個反修例運動，都從來沒有出現過，開啟了的手機燈，會成為一項罪名。

大量市民從遠處行過，警員大聲吼叫：「你呀你呀！白衫果位男士！你開着手機燈，即刻熄咗佢！你呀你呀！十個人一齊開手機燈，睇到你啦！」連外籍人士開手機燈都不能被倖免。不少市民嘗試理論，就被拉到一邊進行截查，查袋查身份証。

那粒比手指甲更細小的手機燈光，在黑夜的銅鑼灣像星星一閃一閃，不需多言，就有相知的共鳴。2021年6月4日，那一點手機燈泡發出的星光，承載着香港人對32年前遠在北京的亡魂的一點悼念。今時今日，香港人最大的勇氣，就是穿黑衣，走上街，點亮手機的小燈，燃亮一顆堅持良知的心。

冬夜，小食檔強記擠滿人，糯米飯、豬骨粥、腐竹糖水、喳咋……騰騰白煙直送暖笠笠。就憑幾樣小食，強記立足灣仔68年，獲食家青睞、米芝蓮推介。「以前爸爸賣糯米飯，是為我們一家七口飽肚；今日我賣糯米飯，是為強記的招牌。」寒風中，59歲的老闆吳少峰（阿細）僅穿短Tee，利落地裝飯。他在街頭成長，十三四歲就講「雷氣」行江湖；97年接老父棒，始見一個更大的江湖：一碗糯米飯，竟然走出灣仔，享譽十八區。自此投身飲食，他義無反顧。

強記美食位於駱克道和馬師道交界，是個樓梯底小鋪。食物放在幾架車仔上加工加熱；主打外賣，也設堂食；格局簡陋，摺枱膠凳只坐得下十四五人，不過一樣客似雲來，多是被糯米飯勾了魂。

蒸熟的糯米飯，先在熱氣騰騰的車仔上快速打鬆，混入油爆過的臘腸、膶腸、臘肉、蝦米和冬菇，撒上葱花，澆上自家調味豉油翻炒幾下，香氣瞬即飄滿街。


一碗飯紅紅綠綠端上來，很燙口！爽身不膩，香、甜、鹹、糯兼而有之，惹味十分。隨便問問客人，這個吃了40年，那個20年，都稱水準一直保持，難怪不同年代的食家如江獻珠、蔡瀾、歐陽應霽、林澄光都為它撰文。米芝蓮將小店歸入「街頭小食」一類，上月連續第四度推介；「我覺得有種滿足感，有種滿足感，起碼有人認同，這很重要的。」本來一臉嚴肅的阿細，開懷笑。

投入，經驗就出來了

強記一年四季都賣糯米飯，冬天日煮100斤米。「以前在街邊賣更多，最高紀錄在大寒賣280斤。食糯米飯暖胃的習俗，現在後生都不懂了。」阿細說。

阿細選用泰國米，透露新米和舊米有不同浸法。「熱天浸的水暖些，浸出來的米腍些；冬天水溫是冷的，浸出來的米硬些，那就看浸的時間長短。」他師承父親，但父親講得不仔細，選米浸米全憑自己摸索，「當你做一件事，你放心機去做，你會領略到很多經驗出來。」
他用本港一級臘味，蝦米和冬菇也要一級的。「用料要最靚，因為你有更好的師傅也無用，如果無好材料煮不出靚食物，不能腐朽化神奇。」從前父親的糯米飯沒冬菇，現在他一碗放一個，「擺個冬菇仔靚些，最重要是冬菇做得好吃。」阿細得意地解說。


強記賣的貴精不貴多。獨沽一味豬骨粥，用上新鮮連肉豬骨；淡菜洗完又洗去淨細沙，爆香才下煲；粥在車仔再滾時加入少量皮蛋，一碗粥特別綿。

糖水只三款：喳咋，香濃；綠豆沙，煲到起沙，下大把臭草平衡涼性；腐竹薏米糖水，順滑卻不漿口。豬皮蘿蔔炆得入味；來貨腸粉也特別加工煎出一層薄脆。這些烹煮講究分量和時間掌握，全是磨人的工夫。每日阿細六時多起身，煲糖水煮糯米飯三個小時左右，接着開鋪，中間瞌一陣，收鋪已經午夜。阿細坦言年紀大了，愈感辛苦，人做到愈來愈瘦。自己朝朝掌廚免不了，近年樓面就和三弟兩家人輪流做。

牛雜強，闖出名堂

早在父親年代，強記已是灣仔有名的街邊車仔檔。話說父親吳志強在上世紀四十年代從廣東寶安走難來港，做過電車車長、在羅素街開過大牌檔，因為爛賭輸光，1951年開始在鵝頸橋側賣牛雜和牛雜粥，街坊叫他「牛雜強」。1970年，益新飯店的大廚教他煮糯米飯，同時來自澳門的紅顏知己教他賣喳咋；從此，強記多了糯米飯和糖水。

「我十歲時已經坐在馬路欄杆『睇鬼』。哎呀！走鬼呀！跟着推入後巷。」半世紀前的慌亂，阿細歷歷在目。六七歲他就跟父親開檔，「他賣牛雜時，放下我們幾兄弟，我們是街童，找些紙皮盒已經玩一餐。」一家七口上柴灣公屋前，就住在鵝頸橋側的天棚木屋，「漏水就拿盆來接；我們真是捱過，豬油撈飯捱過，腐乳送飯又捱過。」

父母很早分開了，阿細在街頭長大，十三四歲就進入江湖。「那時灣仔有很多江湖人士，感染到甚麼都講『雷氣』。」阿細憶述輕狂歲月自己「想事不深入，想做就去做」。那時義氣先行，諢號「糖水細」的他，常常為朋友打架群毆。父親為口奔馳，有時勸他幫手看檔，「唔好咁百厭！」

阿細強調，那個階段過去了。「人大了，我已結婚，有兩個兒子，我也要為他們着想。」97年，他建議父親入鋪，「那時街邊檔已經式微，我們被市政拉了很多次，不斷罰錢、充公搵食架生。」就在長期擺賣的馬師道上租了現址小鋪位，同年他正式接手強記，帶着三弟少明做到今天。

「覺得很自豪，因為我爸爸很出名，那種自豪感跟在江湖的自豪感是兩回事。當我站在檔口，我知道客人來自四方八面，有的光顧了很久，我知道我需要放心機下去了。」

執着的基因

阿細第一碗糯米飯是父親煮的，味道早忘了，但父親的堅持深烙腦海：「八號風球或者傷了腿，他也堅持開工。六六、六七年暴動，沒巴士沒電車，周街『菠蘿』他也堅持搭貨車尾，由柴灣來到灣仔。」他發現父親煮得出色，不少人慕名而至。他「不想影衰爸爸」，着實有壓力。幸好他有爸爸的「執着」基因，若然失手食物煮不好，他整天都不開心。「有時回家望望大腿，為何紅了？因為糯米飯不熱不好吃，爐不熱就打不開糯米飯。」寒天企檔，站近火爐一晚，腿也炙紅了。

阿細回憶，入鋪初時自己很火爆。「我當這裏是武館，請了夥計，枱椅抹得不乾淨，我即刻反枱。」今天，24歲的大兒子Elvis有意接手家業，放工放假主動來跟他學師，第一樣就是學抹枱，「做飲食業一定要乾淨企理。」Elvis很認同。阿細指兒子降龍十八掌，一式也未得。12歲開始就來店幫手的Elvis道來實情：「我只能從旁看他煮飯。他對出品很執着很嚴格，最多讓我打飯——打鬆糯米飯。」

時間　親情

今天，強記的食客版圖由父親的香港十八區，拓闊至新加坡、印尼、馬來西亞……遊客常常十盒八盒的外賣糯米飯。只是，近幾年米芝蓮的加持，父親已經看不到。

夜風吹來，店前樹搖、影動。阿細憶述：「我好記得爸爸走前一個月，我去拜阿嫲和祖先。爸爸搭着我膊頭。他說：『少峰，你如果不是選擇江湖那條路，你會很成功。』」父親一直無病無痛，2011年中風遽然離世。

日復日蒸煮煲，是漫長的修煉，火爆的阿細變得沉着內斂。「在江湖上有得有失：得的就是多了很多朋友兄弟；失是失去了時間，其實我應該放時間在爸爸的生意上。」往事並不如煙，父親一直在心頭。

「多少位呀？裏面有位坐的！」每次經過強記，都聽到老闆娘賣力揚聲，炒麵煎腸粉收錢如三頭六臂。阿細有時累了，走到馬路邊點煙提提神，但雙眼一直留駐小店，「我甚麼運氣也沒有，最好是娶了一個最好的老婆。」當年因為妻兒，他才決意轉投飲食江湖。

「以前很懶惰，常不開鋪。」兄弟其中一個想休息，就齊齊放假。客人經常摸門釘，又愛又恨。「現在大家有共識，都想留些東西給下一代，也不想爸爸辛苦留下的名字，或者這麼好的食物失傳了。」一年前，阿細榮升爺爺，對血脈親情、店號傳承更加在意。

在廚房，手只一對。當年阿細放棄了父親起家卻工夫繁瑣的牛雜，只是20年來不時有老街坊問他何時再賣。「以前牛雜很便宜，幾毫子一斤；現在一副賣千多元，來貨貴，賣不起錢……將來有機會，我會開一間正式的店鋪賣牛雜，讓街坊緬懷一下。」二十多個寒暑，阿細守着強記，將老父的美食發揚光大，但心裏，像一幅砌圖，尚欠一塊。


撰文：韓潔瑤
攝影：關永浩、梁偉德、陳秉謙

強記美食
地址：灣仔駱克道382號莊士企業大廈地下
電話：2572 5207
營業時間：星期一至日 12:00nn-1:00am
http://bit.ly/2QJwQ7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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