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順治選擇康熙做皇帝
在順治十八年正月的時候,順治一病不起,隨時可能撒手人寰。這時可供他選擇的皇子,一共有六名,分別是老二福全、老三玄燁、老五常寧、老六奇綬、老七隆禧和老八永幹。他們當中最大的福全和玄燁八歲,最小的永幹還沒滿月。那為什麼順治最後選擇了第三子玄燁,也就是後來的康熙皇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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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治有多少皇子和公主?為何選擇康熙做皇帝?】
順治與董鄂妃,是很多當代人限中的皇家「恩愛夫妻」,大家都以為順治一生除了董鄂妃以外再沒愛過別人。可實際上,順治在短短的九年婚姻生活中,先後和數十名後妃生下了14個子女。
順治皇帝和董鄂妃,在很多當代人眼中是皇室恩愛夫妻的典型,史書上關於二人「秀恩愛」的記載,那更是數不勝數。我們前面也講過,董鄂妃死後,順治皇帝痛不欲生,為此更是做出了很多乖張的事情,鬧得朝野不寧。
但即便如此,我們在埋葬孝惠章皇后的孝東陵裡卻驚奇地發現,這裡埋著的除了孝惠皇后,還有28位元等級高低不一的後妃,她們也都是順治的女人。其中11個人,先後給順治生下了13個皇子和公主。
這件事情放在我們現在看,是相當不可理解的:你順治不是說只愛董鄂妃一個人嗎,那你怎麼「口嫌體正直」,還到處往別的女人那邊跑?甚至和別人生了一堆孩子呢?這個問題的答案,說起來讓人唏噓,那就是:順治雖然貴為一國之君,但娶什麼樣的女人、封什麼樣的女人當皇后,這件事情他是決定不了的。而且對於順治而言,生孩子和談戀愛,甚至也並不算是一碼事。
因為順治這個皇帝的位置,來的並不穩當,他能登上皇位,主要是因為當時的兩大實力派:多爾袞和皇太極的長子豪格勢均力敵,誰也搞不定誰,所以把順治扶上了皇位。在順治長大成人的過程中,豪格被多爾袞陷害而死,而多爾袞在順治七年的時候也因病而死,這樣順治才逐漸有了掌握大權的機會。
可是因為當時的清朝,還不像後來那樣強大,皇帝的權力也並不夠集中,所以很多的事務,順治既要考慮和外部勢力的合縱連橫,也要看朝中實力派的顏色一一娶媳婦這件事,自然也包含在內。
順治的第一個皇后,是多爾袞做主訂婚的,對方是蒙古親王的女兒博爾濟吉特氏,也是孝莊太后的侄女。據說這位皇后不光長得漂亮,而且頭腦聰明,可順治卻並沒因此而喜愛她,相反還很討厭她,最後甚至不顧朝中大臣們的反對,把她的皇后頭銜拿掉,降為普通的妃子。順治之所以這麼做,最核心的原因很簡單,就是這樁婚事是多爾袞安排的,而多爾袞又是他執掌大權路上最大的絆腳石。雖然後來多爾袞死了,但在順治眼裡,每次看到博爾濟吉特氏,都會讓他想到多爾袞的存在,您想想,順治這心裡頭能得勁嗎?更悲催的是,從史料記載來看,我們看不到除了董鄂妃外,順治還對哪個後妃有特別明顯的寵愛行為,對於他而言,和那些個後妃生孩子,可能更多還是出於延續香火的需要。
至於生下來的那些個皇子和公主,要說哪個能讓他特別青睞的吧,也沒有。不然的話,他為什麼在董鄂妃生了兒子之後欣喜若狂,在詔書裡說這是他的第一個兒子呢?按理說,董鄂妃的孩子是他的第四個兒子,刨掉死去的皇長子不算,前面還有福全和玄燁兩個活得婦好的兒子呢啊!這就足以說明,順治當時從心底裡就沒太在乎和其她後妃生的子女。只可惜,上天有意拆散他和董鄂妃這對苦命鴛鴦,先是讓他們的孩子沒活幾個月就夭折了,連名字都沒來得及取;後來體弱多病的董鄂妃又在順治十七年八月香消玉殞,徹底斷了順治立董鄂妃的孩子為太子的念想。
那麼在董鄂妃的這個孩子死後,因為她身體不好啊,古代婦女因為生孩子而死的幾率又很高,順治和她也沒有再要第二個孩子。在這種情況下,順治就不得不把注意力放在了其他的皇子身上。
但從史料記載的篇幅來看,這種關注因為順治死得太早,沒來得及著手培養繼承人,以及當時天花肆虐,玄燁等皇子都被送到宮外撫養這些原因,可能也不是太多。據近代的清史專家金梁記載,康熙成年後,在談到和父親的關係時,曾說自己是在「父母膝下,未得一日承歡」,就是說他的童年記憶裏,和父母之間的互動是非常少的。
如果說順治在董鄂妃死後,沒有很快就隨她而去,那可能他和玄燁、福全這些皇子之間的互動會多一些,他在繼承人的選擇上,也可能會考慮孩子的母親是不是討他的喜歡。但是歷史沒有假設,我們都知道順治後來也感染了天花,老天爺不給他再尋找第二個董鄂妃的機會了。在這樣的情況下,順治就不得不考慮從現有的幾個皇子中選出他的繼任者。
在順治十八年正月的時候,順治一病不起,隨時可能撒手人寰。這時可供他選擇的皇子,一共有六名,分別是老二福全、老三玄燁、老五常寧、老六奇綬、老七隆禧和老八永幹。
他們當中最大的福全和玄燁八歲,最小的永幹還沒滿月,而且這六個兒子的生母,都是沒什麼地位的庶妃,所以對順治而言,從感情角度出發的話,選誰可能都沒什麼差別。
那為什麼他最後選擇了第三子玄燁,也就是後來的康熙皇帝呢?原因主要有兩點:
第一,康熙的志向遠大。據《清史稿》記載,有一次皇子們向順治請安,順治問自己的兒子們長大後的志向,康熙的哥哥福全說,自己當一個賢明的王爺就足夠了,但康熙則回答說「願效法父皇」,就是想要成為順治的接班人,這次對話給順治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第二,第二點,也是最關鍵的一點,就是康熙小的時候得過天花,而且活了下來,這意味着康熙對於天花這個當時的不治之症,是擁有免疫力的,順治就不用擔心繼承人會像自己一樣,因為身染暴疾而英年早逝。要不是這一條,順治當時很有可能就會把皇位傳給自己的政治盟友、安親王岳樂。
據德國人魏特的《湯若望傳》記載,順治死之前曾和湯若望討論過岳樂是否合適,湯若望當時就以康熙對天花有免疫力、且皇位的傳承還是留給自己的親生兒子更合適為理由,說服了順治。
不知道在生命的最後一刻,確定了皇位的傳承後,順治有沒有慶幸自己是個處處留種的「大豬蹄子」呢?畢竟如果他真的專一到底,沒有和其他後妃生下兒子,那清王朝未來的走向,很可能是凶多吉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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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治帝董鄂妃 在 知史 Facebook 八卦
傳教士在中國:從難以融入到改變曆法| 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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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晚明到清初,北京宮廷裡的耶穌會士,一直想用羅馬天主教來改變中國——這個強大的、根基深厚的、高度發達的文明大國。但這批耶穌會士失敗了。他們的追隨者——19世紀的新教傳教士隨後也失敗了。仿佛唯物論的共產主義註定要改變漸趨腐朽的儒教中國。
無意之中,這批耶穌會士卻扮演起了中西文化交流使者的角色。作為第一代漢學家,他們把中國介紹給西方,同時把西方的科技介紹給中國。耶穌會傳教團在北京的建立主要歸功於三個傑出人物的策略、辦事能力和他們的數學知識,這三個人分別是義大利人利瑪竇、德國人湯若望和比利時人南懷仁。
不過,耶穌會引進西方的藝術和科技很難超越北京城的地域範圍,比如自鳴鐘只在宮廷製作和賞玩。但是,經過急待傳教士修訂的西方曆法,經由清廷頒佈後,一直沿用到民國初年成為中國現在仍在使用的農曆基礎。從清初直到1817年,掌管曆法和天文的欽天監長期設監正兩人,一名滿人,一名西人,先後在欽天監任職的傳教士多達數十人。
就這樣,西方曆法排擠掉了有近兩千年傳統的中國曆法,以及元明時所引人已逾300年的回回曆法,開啟了中國天文史上新的時代,而且西方近代科學和文明與古老東方文化也開始了炙熱的碰撞和交融。
利瑪竇「開門」
為對抗宗教改革,天主教內部厲行改革,1534年班牙人羅耀拉創立了耶穌會。隨著新航路的開闢,耶穌會將一批又一批的傳教士派遣到海外去傳播福音,用教會的話說:「在歐洲失去的,要在海外補回來。」
在中國傳播基督教阻力重重,最先來到中國的葡萄牙傳教士根本不懂漢語,他們對中國民眾的基本信仰和他們心目中的經典一無所知,把中國人崇拜的東西統稱為「魔鬼的發明」。直到義大利傳教士范禮安來到澳門,擔任耶穌會遠東視察員開始,耶穌會才開始意識到要改變這種無視中國文化的傳教策略。但是即使是范禮安這樣更加明智的基督徒也沒能讓傳教活動有什麼進展。
沒有官方許可,任何歐洲人都不得在中國的土地上居住。中國政府對「洋鬼子」深懷疑慮,平時只讓他們在澳門定居,偶爾允許他們到汕頭進行商業旅行,還必須處於嚴密的監視之下。
范禮安常常從澳門遠眺大陸,發出「啊,頑石什麼時候才可洞開?」的感歎。他一手培訓的義大利傳教士利瑪竇正是念出「芝麻開門」咒語的那個人。利瑪竇的方法是把耶穌會士變成中國文人那樣的學者,把基督教的教義,包裹上重重的西方科學的糖衣。
利瑪竇首先用西方的書籍、地圖、鐘錶和數學器具引起了中國官員的關注,而他本人對中國典籍的熱情同樣贏得了中國學者的尊重。只有在深深瞭解了他的傳教物件之後,利瑪竇才謹慎地提到基督教義。1601年,因為能修好他送給萬曆皇帝的自鳴鐘,利瑪竇最終獲准在北京定居。
利瑪竇試圖協調儒家規範和基督教義,他認為「儒家的道理沒有任何與天主教道理相衝突的地方」,他聲稱中國人對儒家聖人的崇拜是完全世俗的,並不具有宗教信仰的性質。深人研究中國儒家經典之後,他進一步說,古代中國人已經相信基督教的一神論。他領導下的耶穌會傳教團,可以參加某些儒家的禮儀活動,但是反對佛教和道教的儀式。在居住在北京的10年間,利瑪竇從來沒有面見過萬曆皇帝,但是他結交了一些有權勢的中國朋友。不過對佛教和道教的否定也讓他樹立了一批敵人。
在利瑪竇的努力下,天主教終於在中國立足。到他1610年去世的時候,天主教在中國已經有了四處教堂,領洗的中國教徒達到了2000人,其中最有名的當推徐光啟、李之藻和楊廷筠。利瑪竇臨死之前曾對教友龐迪我、熊三拔說:「我給你們打開了一扇大門,從這座門進去,可以建立許多大功勞。」而最大的功勞便是西方曆法的正統化,這是利瑪竇所無法預料的。
西學繁榮
通往中國之門確實打開了,至少說是開了一條縫,但是耶穌會的傳教士並不那麼安全。1616年,禮部侍郎連上三道奏疏,請求查辦外國傳教士。
直到1629年崇禎皇帝重新修曆,傳教士的危難才出現轉機。
對曆法的控制和發行貨幣一樣,是皇室的壟斷權力。從這種意義上來說,管轄時間和日曆是皇權的體現。對時間的認識為人類方方面面的認知、為各地的政治和經濟生活奠定了基礎。每個朝代的基本工作就是編纂一部曆法,這部曆法,除了為民眾提供天文知識,比如一個月有多少天,月亮的圓缺,春分秋分的日期,還要標明凶日和吉日,以備人們選擇婚禮、出行、動工或者其他日常活動的日期。
1629年,欽天監推算日食失誤,而徐光啟用西學推算出的結果卻與實測完全吻合。《明史》載:「《大統》、回回所推,順天食分時刻,與光啟奏異。」崇禎皇帝對於欽天監推算日食失誤非常惱怒,下諭責駡說:「天文重事,這等錯誤,如再錯誤,重治不饒。」崇禎皇帝為何對一次天象預測的錯誤如此惱怒呢?
中國人講究天人感應,天象是對人類活動的警示,並且與國運相關。此時的明朝已經是危機四伏,1629年冬天,皇太極的大軍連破北方多個城池,直逼北京。崇禎皇帝對明王朝社稷懷有深深的憂慮,深怕祖宗傳下的江山在他手中失去。天象預測如此失準,皇帝當然勃然大怒。
當時的明曆名為《大統曆》,是1517年劉基所制定,參照了元朝天文學家郭守敬編修的《授時曆》和回曆(1267年正式傳人中國)。元朝時多由回回天文學家(著名的有劄馬魯丁)擔任大都觀象台台長,明朝欽天監也有回曆局,這次日食預測的失誤讓穆斯林天文學家名譽掃地。崇禎皇帝決定啟用熟悉西法的徐光啟,修撰新曆。
1629年,徐光啟已經是70歲的老人了,他主要聘請了傳教士龍華民、鄧玉函和羅雅谷參與曆局工作。1631年1月,受耶穌會的委派,湯若望從西安來到京城。病榻上的徐光啟知道這個消息後,幾次上疏朝廷,極力推薦湯若望。之後湯若望開始協助徐光啟進行修曆的後期工作。1633年10月,自知時日無多的徐光啟又舉薦他的學生李天經接手曆局的管理,終於於1634年編撰成著名的《崇禎曆書》。
《崇禎曆書》卷帙浩繁,共137卷,其中法原即理論部分佔到全書篇幅的1/30。《崇禎曆書》採用了丹麥天文學家第谷的太陽系結構系統,計算方法使用了哥白尼和德國天文學家開普勒的近代幾何學。這在當時是最先進的,同時期的羅馬教廷甚至對這些學說都不予承認。晚明就是這樣一段很怪異的時期,在政治軍事上的腐朽墮落中,又有著文化科技上令人興奮的燦爛,猶如末世中忽然綻放出的絢爛花朵。
1634年《崇禎曆書》修成,但時局動盪,面對這樣一部全新曆法,崇禎皇帝又沒了主意。到底是沿用祖宗留下的《大統曆》,還是頒佈這部革命性的曆法,他猶豫不決。同時新法遭到了保守派人士的反對,代表人物是魏文魁。
湖北布衣魏文魁和他的學生薛鳳祚一起研究曆法,寫了《曆元》、《曆測》兩本書,進獻給崇禎,堅持認為中國傳統方法推算的曆法精確度要高於西法。崇禎無法判斷,他命魏文魁組成東局,與徐光啟領導的西法曆局爭論。
直到1644年,崇禎才下令刻印《崇禎曆書》,向全國頒佈。同年4月24日,李自成攻人北京,崇禎皇帝自縊于煤山,明王朝壽終正寢。
《崇禎曆書》卻並未成為舊王朝的陪葬,經過湯若望一系列積極而頗具手腕的活動,終於得以以另外的面目頒行於世。
西學和「祖制」的紛爭
湯若望協助徐光啟完成了沒能在明朝施行的《崇禎曆書》,在朝代交替、兵荒馬亂之際,湯若望細心保護了這部書的明末刻版,並製造了望遠鏡、日晷、繪了地圖連同修改了的曆書進呈給新的滿族皇帝。
順治皇帝將湯若望進獻的新曆改名《時憲曆》,湯若望本人也因此取得朝廷的信賴,加封為欽天監正。但天文曆法不僅於政治制度、政治行為有重要影響,其直接關係國「統」之根本。西學曆法在中國傳播與實行引發了一場場生死角逐。
1657年,因湯若望上疏而被革職的原欽天監回回科官員吳明烜首先上疏,指責湯若望的曆法不準,請求保留回回曆。康熙三年(1664年),對湯若望西洋新法早有不滿的楊光先接著發難。
楊光先幾次上書禮部,指控湯若望三大罪狀,一是指使曆官李祖白所寫的《天學傳概》是妖書;二是所獻《時憲曆》中「依西洋新法」之語,有謀奪中國之意圖;三是在全國各地佈置黨羽,圖謀不軌。還提出由於新曆法使吉時凶時倒置,造成了嚴重後果:使順治的幼子榮親王3月而殤,又由於下葬日子選得不對,致使榮親王生母董鄂妃不久死亡,接著順治帝也染天花而亡。
此時的湯若望已患偏癱,口齒不清,主要由南懷仁來為他辯護。同時被打人獄中的還有傳教士利類思、安文思,欽天監的李祖白、許之漸等人。1665年3月,清廷判決湯若望及欽天監的李祖白等七人淩遲,除南懷仁等三名傳教士留京外,各地的傳教士一律逐回澳門。
就在判決當天,北京發生地震,接著又發生大火,連續5日,人心惶惶。輔政大臣們以為是天象示警,即從獄中放出3人。孝莊文皇太后又傳諭,「湯若望向為先帝所信任,禮待極隆,爾等置之死地,毋乃太過」,湯若望這才無罪釋放。
然而,同案5位基督徒李祖白等仍被處斬。1666年8月15日,看不到希望的湯若望在北京病逝。
湯若望等人被治罪後,清廷廢除西洋新法,重新沿用《大統曆》,楊光先、吳明垣以檢舉有功分別升任欽天監監正、監副之職。
1667年,14歲的康熙親政,發現當時曆法混亂。於是在1668年12月26日,組織了一場御前辯論會,一方是楊光先及其助手吳明恒,另一方是原湯若望的助手南懷仁。雙方各以其法測日影移動,經過三天的測試,南懷仁大獲全勝。
1669年,康熙正式復用西洋曆法,為湯若望正名平反。楊光先、吳明恒則獲罪革職,同時授南懷仁為欽天監監副。1676年,康熙進一步明確西法,「向者新法舊法是非爭論,今既深知新法為是」,欽天監官員就要潛心學習西法。至此,曆法之爭終於告一段落,沿用西法訂曆成為清朝定制。
整個清朝,除「康熙曆獄」所影響到的短短數年(1664年-1669年)外,在近150年的時間(1644--1817年)均由耶穌會士在欽天監接續擔任監正或監副等要職。
美國科技史學家席文說:「西方天文學在中國扎根的過程,是世界史上非西方科學與歐洲科學的最後一次較大的面對面的較量。」到了19世紀,近代科學作為帝國主義的附屬品穿越了國界,衝擊了各種古老的文明,各種科學、文學和宗教等等再也無力與之競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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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唐三代帝王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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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魚肉丸子
「做個才人真絕代,可憐薄命作君王。」後世郭磨的《南唐雜詠》可謂是對李煜一生評價中的精髓。文采斐然,卻出生於亂世帝王家,躊躇滿志,卻背負著承擔不起的責任。
論辭藻,李煜的詞形象生動、語淺而意深,每每拜讀,只覺口齒生香、意猶未盡。論治國,李煜才能平庸,生性又溫和純良,他扶不起留存於戰火紛飛、群雄逐鹿背景下的南唐,眼看著數十年基業毀於朝夕。恨其不爭,哀其不幸。
李煜的皇位來的巧合,彷彿命中注定。
李煜剛出生時,他的祖父李昪作為吳國重臣,手掌朝政,楊氏一族不過是任人擺佈的傀儡。李昪不滿自己屈居人下,稍加運作,不久一首「江北楊花作雪飛,江南李樹玉團枝。李花結子可憐在,不似楊花了無期」的歌聲傳遍大街小巷。這首民謠暗喻「李氏興,楊氏衰」,百姓受其蠱惑,認李氏為天選之人。
李煜兩個月大時,吳國皇帝楊溥自知大勢已去,於吳天祚三年(937年),主動將天下禪讓給齊王李昪。
這一年十月,祖父李昪於金陵稱帝,化家為國,改國號為齊,以金陵為西都,廣陵為東都。李煜的身份從世家公子轉為皇孫,第一次與皇位繼承權有了交集。
李昪於亂世中稱帝,一代梟雄看人的眼光也極其毒辣。還未謀得帝位之際,他就早早地看出自己的嫡長子李璟(李煜父親)胸無大志,並不是合適的繼承人。雖然李璟文采斐然,但對政治卻不敏感,並不擅長治國為君之道。
五個兒子中李昪最看重次子景遷,嫡長子李璟早早地被排除在繼承人之外。原本李煜的皇位繼承權也要依次延後。但天有不測風雲,天祚二年(936年),景遷意外病逝,李璟雖不受李昪喜愛,但以五代十國「傳嫡傳長」的慣性,李璟仍然是名正言順的繼承人。
升元三年(939年),李昪改國號為唐,開始將繼承人的目光轉向三子景遂,派他前往戰略重地揚州擔任東都郡守。長子李璟雖然被封為齊王,卻沒有太子的名分。
李璟生性淡然,自知不是治國之才,又深知父親李代桃僵的用意,故而對皇位並沒有過多奢求。但李璟本身並無過錯,廢長立幼的說法站不住跟腳,短時間內李昪沒有機會立景遂為太子,只能一拖再拖。
太子之位空懸了數載,大臣紛紛上書請求立齊王李璟為儲君,李昪被逼無奈,同年八月下詔立李璟為太子。李璟上表固辭,直言自己難當大任,李昪心中大喜,順勢將立嗣這件事拖延開來。
但李璟注定是南唐君主。就在李昪謀劃著尋找時機立三子景遂為太子之時,自己的身體卻出了問題。這些年李昪長期服食各種丹藥,身體急速衰竭,任憑華佗在世也無回天之力。李昪病入膏肓卻心思清明,如今首要大事還是確立繼承人。升元七年(943年)二月,李昪寫密信送往東都,想要召壽王景遂回京。
李昪想傳位景遂的心思朝臣皆知,密信還未送出之際就被朝臣周宗、吳庭紹等人攔截。後烈祖李昪崩於崇德宮,李璟在其病榻前許下「兄終弟及」的諾言。
升元七年(943年)三月,李璟在周宗等朝臣的幫助下繼位,改元保大,尊皇后宋氏為太后,冊王妃鐘氏為皇后,封壽王景遂為燕王,宣城王景達為鄂王。這個時候,李璟受父親的影響極大,仍然惦記著將皇位傳給三弟景遂。
於是在同年七月,晉封燕王景遂為齊王,諸道兵馬大元帥、太尉兼中書令,同時昭告天下,兄終弟及,想要在百年之後傳位給三弟景遂。更激進的是,保大五年(947年)正月,李璟直接立三弟景遂為皇太弟。李璟的這一舉措為數年後長子弘冀謀殺叔父景遂埋下了隱患。
弘冀文武雙全,不僅有雄才偉略還能慧眼識人,但他這一生都活在三叔景遂的陰影之下。景遂被冊封皇太弟之初,李璟為杜絕弘冀爭奪皇位的念頭,命其出任江都尹,遠離金陵。後又在景遂的建議下被調往潤州,改任潤宣大都督,徹底遠離朝堂。空有謀略卻無用武之地,李弘冀當時憤懣的心境可想而知。
烈祖李昪首先排除李璟為皇位繼承人是有原因的,李璟處事優柔寡斷,沒有決斷力,這一觀點在李璟繼位後被證實。李璟即位之初,重用馮延巳、馮延魯、陳覺、魏岑、查文徽等人,此五人被重用後排除異己、侵損時政、攪亂朝堂,後人稱之為「五鬼」。
內政混亂如此,李璟對外並未遵循父親李昪與鄰國和睦相處的政策,他聽信馮延巳等人的讒言,先後攻打閩國、楚國,後又與大周開戰,幾年下來,入不敷出,李昪時期積攢下來的財富被揮霍一空,先前攻略的城池也喪失殆盡。
此時,大周的掌權人柴榮志在開疆擴土,與大周僅僅隔著一條淮河的南唐自然被其視為囊中之物。保大九年(951年)十二月,柴榮先發檄文聲討,後出兵進犯南唐邊境,統兵十萬,直奔淮南。唐軍雖丟失幾座城池,但在大將劉彥貞的帶領下奮勇抵抗,兩軍於壽州對壘,雙方僵持不下。
保大十四年(956年)正月,柴榮親自披掛上陣,派大將李重進率精兵渡淮,埋伏在正陽以東。當時劉彥貞見周軍撤退,不知是計,率兵追趕,在正陽被斬於馬下,正陽戰役唐軍大敗。
柴榮躊躇滿志,一鼓作氣想要直擊金陵,命令大將趙匡胤進攻南唐重鎮——滁州。李璟恐慌,調遣重兵十萬,派大將皇甫暉鎮守。滁州清流關一戰,皇甫暉被趙匡胤三擒三縱,第三次被俘時皇甫暉力竭,毫無再戰之力,被俘後絕食而亡。唐軍敗,滁州失,壽州孤立無援,金陵岌岌可危。
滁州被攻破給金陵城帶來了巨大恐慌,一時間朝野震驚,人人自危。李璟召集大臣商量對策,企圖議和。之後宰相馮延巳的異母兄弟東都副留守馮延魯被殺,光州守將張承翰投降,泰州刺史方納棄城而逃,這更加重了南唐求和的決心。
李璟先前派遣李德明前去議和卻被周軍扣押。同年三月,李璟再派司空孫晟入周求和,請求削去帝號,割讓淮南六州。但柴榮目光所至的是整個南唐,區區六州滿足不了他的胃口。柴榮扣押南唐求和使者孫晟,派賣國求榮的李德明前去遊說李璟,妄圖謀求江北之地。
李璟氣急,將李德明斬首示眾。柴榮聽聞此消息,大怒,率兵將猛攻舒、蘄、和三洲。周軍深入南唐腹地,東南的吳越王錢俶也妄圖分一杯羹,趁江南危急,出兵攻打常州。
雙方夾擊,李璟終日惶惶不安,開始信奉佛教,企圖依靠神佛保南唐安寧。樞密使陳覺欲獨攬朝政,此時見時機來臨,慫恿李璟扔掉這個燙手山芋,退位給三弟景遂。
但此時南唐正逢多事之秋,烽煙四起,朝不保夕,不知哪天就被他國的鐵騎踏平都城。哪怕李璟有意讓位,景遂也不願接受,為避免李璟再次相逼,迫不及待前往山高水遠的洪州出任大都督。
「兄終弟及」的承諾隨著景遂的逃離被打破,帝位距離李煜又近了一步。李煜作為第二順位繼承人,他上面還有一個哥哥,李弘冀。
弘冀聽聞叔父景遂遠走洪州的消息,自知登帝的時機已到,從潤州上書李璟,欲帶兵支援前線。鐘皇后愛子心情,成日在李璟耳邊勸說,李璟自覺愧對兒子,派柴克宏、陸孟俊等大將協助弘冀支援常州。
這期間弘冀獨具慧眼,重用柴克宏。柴克宏奔赴前線之時遭受樞密副使李征古誣陷,受李征古挑撥的李璟下詔命令柴克宏返還。柴克宏氣急,知道是李征古從中作梗,一怒之下斬殺來使,揮師北上。弘冀聽聞此事,替柴克宏攬下罪責,晝夜兼程趕往常州支援。
柴克宏其人確實有真才實學,且手下將領勇猛無比,以一當十,打的吳越士兵狼狽逃竄。常州一役,殲敵一萬餘人,俘虜吳越士兵數千人,唐軍大勝。但柴克宏也身負重傷,周身刀劍所傷十餘處,弘冀怒,吳越士兵全被斬首。
這場勝利奠定了燕王李弘冀在朝堂中的地位,但這樣的勝利終究是曇花一現,對傷及根本的南唐來說不過杯水車薪。幸運的是,此時的柴榮連年征戰亦是兵疲馬乏。
故周顯德(958年),唐周議和,南唐進獻給周江北之地尚未被佔領的舒、黃、蘄、廬四洲,加白銀十萬兩、絹十萬匹、錢十萬貫、茶葉五十萬斛、米面二十萬石,去帝號,奉大周正朔,同時在汴京設進奏院,隨時聽候召見。
同年,弘冀被立為太子,參與政事。弘冀不同於李璟的懦弱無能,他更像祖父李昪,參政之初便對朝堂進行大規模整治,貶黜貪官污吏,重用賢能將才,南唐在他的整治下逐漸有復甦的趨勢。
但成長於景遂陰影下的弘冀,性格逐漸扭曲,他好猜忌,性暴烈。即便景遂遠走洪州,弘冀仍然不能安心。
周顯德六年(959年),太子弘冀專橫跋扈,加重處罰,在朝堂之上與朝臣矛盾重重,衝突不斷。被責罰的朝臣將弘冀的罪行狀告到李璟這裡,弘冀少不得被李璟呵斥一二。
一次,李璟被氣狠了,揚言要罷黜弘冀的太子之位,改立景遂為太子。弘冀信以為真,驚懼不已,與下屬商議後買通與景遂有矛盾的袁從范,在景遂酒中下毒。因毒性劇烈,景遂的屍體還未來得及收斂就已經潰爛。
景遂雖死,但宮中還有一個李煜,況且李煜豐額駢齒、一目雙瞳,是天生的帝王相。可惜天不逢人願,弘冀還未來得及運作,他毒害叔父的消息傳至金陵,李璟怒斥其狠辣心腸,為防不測,立即派人將李煜一家接到宮中保護起來。
顯德七年(960年),太子弘冀突發惡疾,藥石無醫,撒手人寰。
鷸蚌相爭漁翁得利,在景遂被毒殺,弘冀暴病而亡之後,李煜成為了第一順位繼承人。這個時候李煜還叫李從嘉,在李璟死後,從嘉稱帝,改名為李煜,三千里河山得來不費吹灰之力。
有人說弘冀若是多活十幾年,南唐可與大宋分庭抗禮。那還有人說趙匡胤若是多活幾年,燕雲十六州早被收復了呢!歷史從來沒有倒退鍵,逝去的永遠只能作為留白供後人書寫,我們可以計畫未來,卻不能改變過去。
李煜屬於典型的逃避型人格,遇事他只會選擇退縮。父兄健在時,他志在做清風朗月的林間隱士,「一壺酒,一竿綸,世上如儂有幾人」;娶妻娥皇之後,他只願同妻子紅袖添妝,「繡床斜憑嬌無那,爛嚼紅茸,笑向檀郎唾」;君臨天下,李煜仍然逃避,一首「紅日已高三丈透,金爐次第添香獸,紅錦地衣隨步皺」道盡其醉生夢死的君王日常。
在其位,謀其職,李煜既然被推上那個位置,就應該承擔起屬於他的責任。李璟留給他的南唐確實是爛攤子,他知曉個中艱難,卻不願做出改變,拯救南唐百姓於水火。故而,後來南唐的悲劇,李煜後來的淒涼其實都早有預兆。
「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一首絕命詞,回首往事,感慨今昔,驚豔后人,了卻殘生,至此千古詞帝魂歸地府。
南唐破滅大約是了了李煜的一樁心頭事,不然這件事總杵在這,如同懸在頭頂的尖刀,終日惶惶不安,日夜不得安寧。他這一生的幸福與坎坷皆來源於皇帝這個位置,別人歷盡千辛萬苦求而不得的位置,於他來講,如同天上掉下的餡餅,唾手可得。
「彼之砒霜,我之蜜糖」這句話此時此刻更應該反著念才對。「彼之蜜糖,我之砒霜」也是李煜一生苦悶的緣由。
一代文學巨擘,只可惜生不逢時,空留餘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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