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死
J的妹妹才三十八歲便患上卵巢癌，發現時已經擴散，兩個月內病情急轉直下。眼見妹妹在私家醫院不斷被抽血、做各式各樣的檢查，她希望妹妹可以回到家裡，在熟悉的地方，舒服一點離開。
Ｊ問公立醫院紓緩治療科的護士，護士不贊成：「臨終可能會有一些狀況，你有能力照顧？」「我可以請兩個護士到家裡，輪流照顧嗎？」Ｊ又問妹妹在私家醫院的主診醫生，醫生竟然答：「在家裡離世，會影響樓價。」
如果Ｊ的妹妹在台灣，不但有「安寧居家療護」服務：醫生、護士、社工等專業團隊成員每週會一至兩次到家裡訪視，支援家人讓臨終者安然在家過世，而且還可以得到全額的健康保險。
《經濟學人》剛公佈的「死亡質量指數」分析全球八十個國家和地區的善終質素：台灣跳升到第六位，是唯一擠進前十名的亞洲代表，而香港就墜落到第二十二位。有醫生在臉書開玩笑：「如果我是記者，我會起如此起個長標題：
『689懶理港人死活，政策欠奉資源緊拙
香港死亡質素遠遜台星日韓僅勝蒙古』」
玩笑背後帶著一點心灰，英國是全球率先提倡醫療善終服務，也是兩次「死亡質量指數」調查的第一名，香港早在八十年代開始發展善終服務，一九八二年黄大仙聖母醫院便成立「善終服務關懷小組」。重病如癌症，有機會無法治癒，一開始就要有兩手準備，當積極治療亦無效，可以有「紓緩治療」緩解身體痛苦的症狀，支持病人和家人心理與靈性的需要，使病人最後一程亦有生活質素。
港督彭定康尤其重視紓緩治療醫學，一九九三年正式納入公共醫療系統，一九九八年香港是亞洲第一個地區確立紓緩醫學的專科資格。然而到了特區政府，資源不斷被削減，如今台灣、新加坡、南韓的「死亡質量指數」都超越香港。
歐美以至發展中國家愈來愈重視臨終照顧，除了考慮病人的尊嚴和感受，也是實際經濟考慮，例如在台灣，臨終病人若進入深切治療部（ICU，台稱「加護病房」），開支比接受紓緩治療起碼高出五倍。
台北市長柯文哲之前就是台大醫院加護病房主任，他率直地形容一些病人救不活，死不去，鼻胃管灌奶尿管排泄彷彿「灌流良好的屍體」。「一個人要靠機器維持生命，這樣叫活著嗎？很多人問我『什麼是死亡？』我都會反問他『什麼叫活著？』」柯文哲曾公開說：「如果要詛咒一個人不得好死，那就把他送進ICU受折磨。」
他的長期拍檔黃勝堅醫生同樣敢於叫停，任職台大金山分院院長時，開先例在無健保給付下帶領紓緩治療團隊走入社區，幫助過百病人在家中安然離世。柯文哲當上市長，黃勝堅亦出任台北市立聯合醫院總院長，全力培訓醫護團隊，各院區成立「居家安寧照護」小組，並且提倡市民預早規劃「預立醫療自主計畫」（advance care planning），就算不醒人事，家人和醫護人員都知道意願。
這次「死亡質量指數」調查，香港失分的原因包括紓緩治療服務並不普及，政府沒周全政策推行，醫護團體培訓不足，社區參與程度更是落後不少發展中地區──問題揭開，更能對症下藥。
香港人活得不容易，值得「好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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