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職當天幾點走的八卦，PTT、DCARD、MOBILE01和Yahoo名人娛樂都在討論

歷史不可忘

關於武漢肺炎

前幾天才剛說出心中的憂慮
很悲傷的似乎一切就要真實的發生了
求人不如求己
麻煩台灣自己動起來

怎麼做？
阻斷傳染鍊是唯一的解法

昨天
我們老師台大李源德院長在個人臉書上寫了一篇關於當時SARS過程的文章
對於我們這些一起經歷過這一段的人來說
歷歷在目
就好像回到了當時

前事之不忘
後事之師

老師沒有開地球權限
但我覺得
時間過去許多年了
或許
很多年輕人對這段的記憶很模糊
而這段歷史還是要讓大家知道
一定會對這次武漢肺炎的戰鬥有更多的幫助

所以
特別徵得老師的同意
轉載於此

李院長的全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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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1-21(W2)陰後睛

從2020年的「武漢肺炎」想到2003年SARS的慘烈突襲

兩軍交戰，要知己知彼，才能百戰百勝。
可是如果，敵人深不可測，不知來自何方？藏身何處？ 卻招招見血，還得和他近身肉搏，這戰役，肯定慘烈無比。事隔17年，2019年12月，在中國武漢竟然再次發生「嚴重感染性肺炎」，病人都與野生市場相關，疫情快速蔓延，迄今不到一個月，中國有200多病例，巳有9國出現通報病例，世界衛生組織確認元凶為一株人體首見的新型冠狀病毒，我國也在2020年1月21日確定自武漢回國的女台商的嚴重感染性肺炎診斷。如同2002年的SARS，2012年中東呼吸症候群(MERS) ，這次的肺炎都屬人畜共通的冠狀病毒族譜。
隨著華人春節的大批返鄉，地球上最大型人口移動，勢必病毒擴散，人與人的感染大增，成為快樂新年的嚴重危脅。
「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觀成事，聞往古，或有助益。玆將2003年當時SARS之疫，聊誌如次，以供大家參考，是以為文。
…………………………………………………………………………….
猶憶2003年春天，新興傳染病SARS悄然襲台，時台大率先披掛上陣，成為第一家啟動抗煞戰疫的醫院；到後期，台大以全國百分之三的醫護人力，共收治百分之四十以上的SARS病患，並創下「零死亡」紀錄。這場戰役，成為我院長任內最悲壯、最殘酷、充滿驚濤駭浪的一役，但也是最光榮、最感動、最無愧的一場勝仗。
雖然疫情早已遠離，但午夜夢迴，許多驚心動魄的景象還在腦海浮現。
初時，2002年12月底，中國大陸陸續在網路傳出某種「怪病」，悄悄流竄在廣東地區，據說患者不約而同出現高燒不退、咳嗽等症狀，並且很快惡化為呼吸衰竭，進而死亡；然而，怪病的病原不明，傳染途徑不清楚，更查不出快速致命的原因，遑論有效治療。
中國官方初期始終未正面證實其境內出現疫情，一直到情況瀕臨失控，才在2003年2月11日首度向世界衛生組織通報：廣東地區爆發急性上呼吸道疾病轉而惡化成非典型肺炎的疫情，造成305人感染，其中5人死亡，特殊的是感染者有三分之一是醫護人員。
由於未能及早防堵，在消息曝光的同時，非典型肺炎早已隨著便利的交通及春節假期，在香港、越南、新加坡、加拿大等地傳染開來，全球各國如臨大敵，民眾陷入集體恐慌。
僅和中國大陸一海之隔的台灣，雖也同樣憂懼，但在疑凶不明之際，政府除了要求往返兩地的台商若有異常發燒或呼吸道症狀，應儘速就醫外，似也無能為力。
3月8日，一位五十四歲的勤姓台商因咳嗽、高燒、肺炎到台大急診，第二天出現急性呼吸窘迫症候群，進行插管治療，3月10日轉入加護病房隔離室。到了3月14日，勤姓台商太太也因發燒不退，到台大急診就醫；感控小組警覺到兩人一家同時感染肺炎，太不尋常，產生高度警覺。我接獲通報消息，正值前往龍潭開會途中，車上即刻去電林芳郁副院長，並約請感染科張上淳主任密切注意，當即成立因應醫療小組。
張上淳教授憑著專業判斷，直覺事態不輕，一方面立即進行各項檢查，開啟標準作業流程，隨即向我通報院內可能出現台灣首位SARS病例。林副院長隨即在當天下午五時召開感染管制小組緊急會議，做成幾點關鍵決議：
(1)立即啟動P3級感染控制防護措施，勤姓夫妻住的加護隔離病房，空調完全獨立，病人口鼻分泌物也隔離處理；相關醫護人員除使用N95口罩，需穿上兩層手術衣、戴帽子、加上兩層手套並勤洗手。
(2)緊急徵調加護病房隔離室，做為收治SARS病患的隔離病房。
(3)指派專責醫護人員照顧勤先生與勤太太，避免交互感染。
(4)嚴密管制加護病房隔離室進出人員，並由管控人員由監視器觀測醫護人員是做好百分之百防護措施。
這些管控措施，確立了台大醫護人員照顧SARS病患的基本守則，相信也是國內首波SARS疫情得以防堵的重要關鍵。
SARS侵門踏戶，直驅台灣，台大也立刻站上烽火線。3月15日一大早，我召集五位副院長、兩位醫務秘書、內科、外科、急診、精神、護理、總務、醫療事務、醫學研究等部門主任及所有感染科醫師，成立「SARS緊急應變團隊」，從此每天上、下午定時開會兩次，隨時掌握最新疫情，以便即刻應變。
當天我們做了一個相當重要的決定：對勤先生進行活體肺部切片，希望可以找到神秘致病原的答案。這是全球首例採集SARS病患發病階段的病理組織（其他病理組織多於病患死亡後採集），而病理科當天即化驗出切片結果，對SARS的病原追究有重大意義。為了怕開刀房遭受感染，當時病人是在加護病房裡直接完成切片手術，事後證明，這也是一項明智果敢的決策判斷。
接下來，疑似染煞病例接二連三出現，速度快得令人無法喘息，但台大仍臨危不亂，劍及履及，有效的疫情控制，贏得許多讚譽。也因此贏得美國專家的信賴，在3月18日，將一名美籍外交官的十歲孩子在越南旅遊時疑似染煞，在家人及美國疾病管制局三位專家陪同下，包機自越南抵達松山機場，直接前來台大就醫。最後台大很快診斷出，男童感染的是一般肺炎，與SARS無關。
3月20日，勤姓台商之子又病發送醫。25日，照顧勤太太的胸腔科總醫師蔡醫師，也因高燒住進隔離病房，成為國內第一起醫護人員感染SARS的病例。26日，中鼎公司六名曾赴北京的員工爆發集體感染，其中四人症狀較為嚴重，均送往台大急診住院。
由於台大加護病房隔離室不足，此時我們發出希望其他醫院能伸援的呼聲，但沒想到得到的反應是「歡迎台大把肺結核病患轉來，就可空出病床，但希望SARS病人留在台大」，甚至口徑一致假推崇台大醫術高超，以「台大比較有經驗，SARS病人留在台大比較好」。後來在疾管局及臺北市衛生局協助下，三總收治一人，臺北榮總收治兩人。27日，又有一名中鼎員工五歲之子送入台大。
春寒料峭的3月，台大成了一個敵蹤環伺的孤獨巨人。感染原不斷湧入，卻切不掉源頭，成為台大醫護人員最大的隱憂。尤其蔡醫師在N95、防護衣、護目鏡等重裝備下仍被感染的消息傳出後，大家肩負沈重壓力，既要悉心照顧病患，又得全力保護自己。後來我們研判，蔡醫師在為勤太太緊急插管時，可能因為突然彎腰改變姿勢，使得N95口罩未能完全緊貼臉部，加上病人因插管而劇烈咳嗽，蔡醫師不慎吸入帶有病毒的飛沫而感染。這始料未及的情況，說明SARS病毒之猛烈及傳染性之高，確屬罕見，更讓大家繃緊神經。
台大除了院內防疫不敢鬆懈，也支援全國性防疫工作，最辛苦的是感染科張上淳主任，每天都為新聞局錄製最新的SARS防疫衛教短片，讓民眾每天都可以透過電視，瞭解如何防範SARS的侵襲。台大也舉辦好幾場SARS病毒防治研討會，提供其他醫療院所防治經驗，參加人數場場爆滿。
一直到4月初，台灣第一波SARS疫情暫歇，台大共收治十一名SARS病患，全部陸續康復出院；接觸照顧的醫護人員高達一百三十多人，醫護人員感染率不到百分之一，遠低於香港、新加坡等地的感染率，算是交出一張漂亮的成績單。
政府一開始自豪於台灣的「三零紀錄」（零社區感染率、零移出率、零死亡率），有不少醫界人士推許最大功臣，應屬守住第一道防線的台大醫院。
我們此時不只一次提出警訊，研擬出「當SARS疫情擴大蔓延時政府的因應措施與建議方案」，強調防範院內感染遠比社區感染更為重要，建議衛生署緊急調度一所專責醫院來收治SARS病患，以避免各醫院交叉感染。可是衛生主管機關卻不能洞燭機先，只著眼「社區感染」之防備，光是為了SARS可否列入法定傳染病，中央與臺北市衛生單位就互不相讓，錯失防治優勢；後來在關鍵的防疫策略制訂上，主事者更是不能察納雅言，與專業建議背道而馳，以致埋下禍根。
果然， 4月下旬由和平醫院爆發集體感染開始，防疫工作節節敗退，接下來就像兵敗如山倒，SARS如入無人之境，在全台到處肆虐；台灣染煞病例增加的速度，竟躍居全球之冠，釀成一場世紀災難。
4月22日，臺北市衛生局證實和平醫院出現集體感染，共有一名醫師、兩名護理人員、一名技術人員及兩名洗衣工等七人發病，但感染源不明。消息一出，我心一沈：「完了，台灣好不容易建立的防疫網已經破了！」不僅醫護人人自危，社會大眾更陷入集體恐慌，大家瘋狂搶購口罩、消毒水，SARS彷彿看不見的幽靈，隨時威脅著每一個生命。
4月23日，本於「專業禮遇」的原則，台大醫院主動積極地將和平醫院兩名病情較嚴重的醫護人員轉來台大，並在衛生署追蹤下，對六十一名員工及十二位病人家屬施以居家隔離；這一波疫情創下了SARS進入台灣後範圍最廣、人數最多的紀錄。
4月24日下午1時，衛生主管當局「師出無道」，在沒有任何配套措施的情況下，竟然倉促宣佈「和平醫院立即封院」，上千位醫護人員及病患、家屬被強制「關」在醫院中，沒有足夠的隔離防護措施，任何人都不想在高傳染性的環境下坐以待斃。
透過媒體現場直播，我們不斷看到和平院內失控的場景，醫護人員不甘被遺棄，有人抗命不從，拚命想往外逃，有人隔著玻璃窗拉布條哭訴：「我們為什麼要照護SARS病人？」其他科別住院病人家屬則焦急的守候在封鎖線外，擔心家人的安危，場面豈是一個「亂」字了得？
當時變調的醫護秀確實讓人傷心，但政府「不給武器的戰役」卻更荒謬。和平封院的決策過程，只能說草率無度，進一步的功過是非，相信歷史終有評斷。

「一步錯，全盤皆輸」，和平封院，未能封鎖病毒，曾去過和平的病患紛紛隱瞞接觸史，形成隱性感染源，疫情如滾雪球般愈滾愈大，4月29日先是鄰近的仁濟醫院封院，中興醫院也爆發疑似感染，臺北馬偕、北榮、三總也因收治多起SARS病例，不時有接觸感染傳聞。同時，因病人交叉感染牽連，高雄長庚、高醫、高雄榮總也陸續爆發群聚感染。
4月26日，台中中國醫學院附設醫院出現國內第一起SARS曾姓男子死亡病例，醫界幾乎人人自危。5月1日，和平醫院護理長陳靜秋女士不幸病逝，成為第一位染煞過世的白衣天使。5月15日，和平醫院林重威醫師也因病情惡化，轉院國泰醫院殉職，結束年輕寶貴的生命，令人非常痛心。這些噩耗不斷傳出，台灣上空如同鬼魅降臨，街道冷冷清清，股市房市崩盤，人與人隔著口罩彼此猜疑，一聲咳嗽都會挑起每個人的敏感神經，即使我所居住的社區，也將我歸類為「危險人物」。
至於台大醫院，從四月底開始，急診處人聲鼎沸，每天有接不完的發燒患者，疑似病例如潮水般湧入；病人對台大抱持高度期望，我們的醫療人力及環境空間明顯超載，卻又不忍見死不救。
總計從4月21日到5月12日，台大共篩檢761位SARS個案，經診斷疑似或可能病例137例，平均每天篩檢人數達40人，診斷為疑似或可能病例7人，而暫留急診待床之疑似或可能病例有11人。台大總共約一百床觀察床的急診部，並沒有獨立的空調病房，六十多位醫師及七十多位護士，每天都在高壓力的環境下工作，已經接近崩潰。
我們陸續實施多項緊急措施，其中包括：
(1) 人力調度：斷絕院際交流，暫停主治醫院到其他醫院兼外支援，禁止調回輪調外院的醫療人力，以切斷院際感染的機遇。
(2) 避免交叉感染：全院人員減少聚集及走動，盡量定點工作。
(3) 口罩調度：第一線醫護人員戴N95口罩，其餘人員全部使用外科手術口罩。
(4) 發給非醫療同仁每人一支體溫計，做好自我健康管理。
(5) 關閉東址部分病房，將西址病房規畫為SARS病患住院治療專用病房。
台大有接不完的新病例，當我們試圖將疑似或可能病例轉往他院時，得到的回應永遠是「我們沒有隔離病房」或是「隔離病房滿了」，絕大多數醫院僅是冷眼旁觀，盤算的是「SARS 病人最好別上門」；當時有醫院甚至在門口張貼海報，臺北市中心有家醫院，竟然掛起「本院未收SARS病人，請安心來院就診」的昭示，真是百年難見的亂世奇景。
我清楚記得4月28日那一天，行政院在晚上九點半緊急召集多家醫學中心院長共商對策，因為醫學中心才有人力、物力及能力對抗SARS，若能合組團隊更好。沒想到我一踏進行政院的會議室，劈頭就聽到當時所謂「醫界大老」的院長及林口長庚醫院院長，以叫囂的口吻稱道：「這些是你們公家醫院的事，與我們私人醫院無關！」，令人不敢相信。當天要不是行政院林信義副院長英明卓處，強力約束各家醫學中心共體時艱，可能有關SARS的防治工作，將仍由幾家公立醫院獨撐！「置身事外」，是這些醫院所奉行逃難的原則；我們的賣命演出，還落得長庚前主任委員吳德朗在回憶錄中，揶揄我們因應SARS各樣措施是「作秀」。
5月8日開始，台大急診醫護人員陸續出現發燒症狀，5月10日感控小組向我報告，急診暫留區可能已有SARS群聚感染，我心中無比沈重：台大有無可逃避的社會責任，不能把病患拒於門外，但身為院長，我必須保護每一位員工及其他病人，不能犧牲他們的寶貴生命，不能讓急診成為院內感染的溫床，「更不能讓台大變成下一個和平醫院！」
台大如果發生大規模感染，國內疫情勢將失控，衝擊與震盪將難以想像，我該怎麼做呢？排山倒海的壓力讓我煎熬，我不只一次告訴自己，不能讓任何一位同仁倒地不起，如有意外，我必將辭職負責。心中有底之後，當天我召集相關主管緊急商議，決定以公館院區疏散病患，淨空急診內科暫留區，以進行封閉、隔離與消毒的緊急防疫。隨即動員急診部主管及醫護人員調度病房，漏夜模擬疏散病患至公館院區的作業流程。5月11日上午終於淨空急診內科暫留區病患，中午開始進行完全善後，我同仁上上下下埋頭苦幹，無任何怨言或退怯。
5月12日一早，感染情形仍未緩和，甚至在門把上都驗出了SARS病毒，我與院內應變團隊開會後共同決定，「台大要關閉急診，決戰境外」。我以電話向衛生署SARS總召集人李明亮教授報告這項決定，李明亮當時非常不諒解，一直問我：「可以不關嗎？這樣民眾會大恐慌！」我以沒有轉緩的態度向他說：「真的沒辦法，我不能逞強。」我也向他說明，台大有配套措施，儘量讓衝擊降至最低。當天晚間九點，台大便暫停急診服務，全面消毒淨空，這是台大創院一百零八年史無前例的。當天夜晚九時，為穩定社會信心，特別約請歐晉德副市長、李召集人，並會同感染專家及副院長們，在台大醫院第一會議室鄭重向全國宣佈台大醫院關閉急診服務，平穩而誠懇地將SARS疫情周知大眾，以專業高度讓民眾安心，所以未衍生社會的恐慌。
我從來未曾有片刻考慮個人的歷史定位，「寧可自己背負歷史罵名，也不能讓台大同仁折損一人。」事實上，在SARS疫情惡化之後，我就收拾好行李，準備住進醫院，和所有同仁共患難。我甚至要我太太做好心理準備：「如果我不幸染煞，鞠躬盡瘁，也就死而後已。」不過，後來在副院長林芳郁教授極力勸阻，他擔心同仁會因此產生更大壓力，並且拍胸脯保證，一定會「穩住」急診疫情，要我晚間還是駐家聯絡即可，多所考量，我才打消念頭。
自5月12日至26日重啟急診的兩星期內，我們獲得臺北市政府歐晉德副市長的大力協助，積極增設戶外發燒診療區、負壓隔離病房、發燒診療區獨立X光攝影設備、嚴格區分病患動線、進行流量管制、加強教育訓練等，同時也擬定復原計畫，實行SARS病人集中西址治療、病房分區治療、員工與病患體溫監測、訪客限制等院內保淨措施。
5月23日，危機到達最高點，台大列管嚴重病人達九十一人，隔離人數高六百六十二人，因為實施一人一室，所以台大僅有的負壓隔離病房早已額滿。為了做最壞的打算，我也請同仁擬出萬一台大全面封院時的應變計畫，幸而在全體同仁同舟一命的努力下，台大醫院終於控制住疫情，度過難關，重新再起。回想這段暫停急診的決策過程，我仍認為無悔無愧，當時要是沒有壯士斷腕，SARS疫情勢將難以收場。
另一方面，台大對於SARS病毒的相關研究，也如火如荼進行，以便找出病毒的致病原因，進而研究有效防治SARS的藥物。4月2日，台大醫學院及醫院共同在最快時間內，組成兩組防治SARS的研究團隊：
(1)防治SARS病毒的研究團隊：由內科部主任楊泮池召集，積極進行實驗室工作，確定SARS病毒的類型及致病原因。
(2)SARS病毒醫療團隊的臨床研究：由張上淳召集，快速的研究出「SARS病毒的醫療診治方法」，提供全國各醫療院所參考應用。
當急診重新開放，不過一星期時間，全台又送來966位發燒病人，平均七人就有一位是真正的SARS患者，短短七天我們就通報了138例病例。但台大醫院在稍微喘息之後已經站穩抗煞腳步，一步步逼退兇猛的敵人，沒有再發生院內感染的病例。時序來到炎熱的6月，全世界期盼的高溫協助遏止了SARS的蔓延，疫情接近尾聲。
6月6日，台大醫院獲得行政院頒發「抗煞有功」醫療團隊獎座，我內心百感交集：從3月8日台灣發現第一起病例，到7月5日世衛組織正式宣佈台灣從SARS感染區除名為止，台大共收治可能及疑似病例164例，且多是他院不敢收治的嚴重病人；台大以不到全國百分之三的微薄醫護人力，承擔百分之四十的SARS病人，這期間無人擅離職守，推託卸責，大家同舟共濟，心手相連，救人為先。過去台大獲獎無數，這座獎卻是用血汗及生命換來的，殊榮屬於全體台大人。
回憶抗煞過程，我每天一大早進行全院廣播，傳達最新的資訊，加強信心喊話；另外也走到第一線，撫慰重裝防護的醫護人員，並利用病房視訊關懷隔離住院同仁。我讓同仁感受到：他們並不孤單，醫院會盡全力保護每一個人的生命。患難見真情，一向「羞澀不敢求，孤傲不會給」的台大人，因SARS來犯而打破藩籬，彼此扶持；台大的表現也感動了冷漠的社會，多少人寫來鼓勵的卡片為我們加油打氣，多少善心人士踴躍捐輸物資，甚至企業領袖贊助研究經費，這些有形無形的力量，都是對抗SARS最有利的後盾。
當然，SARS也像一面照妖鏡，將人性的自私照得無處遁形：有人為了重利囤積防護物資，不顧醫護人員安危；有人無視居家隔離令，不顧可能散播病毒而四處走動；有人歧視醫護人員子女，強逼停課轉學；然而醫界也有人選擇逃避、拒收病人，甚至有「醫界大老」串連大型私人教學醫院，向政府施壓，要求將SARS病人集中在「公立醫院」，以免影響「生意」。這是後來倉促設置「國軍松山醫院」的後面背景。
在抗煞戰爭中，葉金川教授在和平醫院封院狀態下，身先士卒，深入封院病房，穩住抗命諸多醫護人員及病人，真也英雄。他曾批判台灣「時間正在流失，社會還捲在政治熱潮，無法自拔」。SARS席捲台灣時，正應驗這個評判。這場戰疫中，衛生署長、防疫處長和北市衛生局長先後下臺。在監察院約談時，塗署長指稱高估基層衛生單位、醫療院所的防疫能力，以致防疫出現漏洞。
我則認為，中央及地方不同調，政治角力，多頭馬車，不能尊重專業主張，官大學問大，貽誤時間，不能有效指揮財團醫院，才是原因。我在七月初，疫情已告段落，決定民眾進入醫院不必量體溫，還落得召集人譴責，威嚇將引用傳染病防治法處罰台大醫院，都令人心寒。
SARS初期，許多醫院排拒病人，但是後來健保局的醫院補償，有抗煞造成病人流失的營運收入損失，以及領取抗煞有功的獎牌，這些醫院不落人後，不也實在諷刺！回憶亂世眾生相，我有感傷，有感動，有感慨，更感謝老天，讓台大在前所未見的挑戰中浩劫重生，繼續迎接更多的試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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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來來
大家勤洗手
口罩也戴起來💪💪💪

好的
我們有目錄
新同學要發問前可以先找一下喔
你乖

我過去寫過文章的目錄在這裡👇👇👇👇
https://drsu.blog/2017/12/18/super-list/

不然
置頂文也有

https://www.facebook.com/1737494576543429/posts/1807370666222486?s=1727931221&sfns=mo

對了
有同學說我寫太多很難找
關於這點我很抱歉
可以善用搜尋功能喔
https://drsu.blog/2018/01/01/super18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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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1-21(W2)陰後睛

從2020年的「武漢肺炎」想到2003年SARS的慘烈突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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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如果，敵人深不可測，不知來自何方？藏身何處？ 卻招招見血，還得和他近身肉搏，這戰役，肯定慘烈無比。事隔17年，2019年12月，在中國武漢竟然再次發生「嚴重感染性肺炎」，病人都與野生市場相關，疫情快速蔓延，迄今不到一個月，中國有200多病例，巳有9國出現通報病例，世界衛生組織確認元凶為一株人體首見的新型冠狀病毒，我國也在2020年1月21日確定自武漢回國的女台商的嚴重感染性肺炎診斷。如同2002年的SARS，2012年中東呼吸症候群(MERS) ，這次的肺炎都屬人畜共通的冠狀病毒族譜。
隨著華人春節的大批返鄉，地球上最大型人口移動，勢必病毒擴散，人與人的感染大增，成為快樂新年的嚴重危脅。
「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觀成事，聞往古，或有助益。玆將2003年當時SARS之疫，聊誌如次，以供大家參考，是以為文。
…………………………………………………………………………….
猶憶2003年春天，新興傳染病SARS悄然襲台，時台大率先披掛上陣，成為第一家啟動抗煞戰疫的醫院；到後期，台大以全國百分之三的醫護人力，共收治百分之四十以上的SARS病患，並創下「零死亡」紀錄。這場戰役，成為我院長任內最悲壯、最殘酷、充滿驚濤駭浪的一役，但也是最光榮、最感動、最無愧的一場勝仗。
雖然疫情早已遠離，但午夜夢迴，許多驚心動魄的景象還在腦海浮現。
初時，2002年12月底，中國大陸陸續在網路傳出某種「怪病」，悄悄流竄在廣東地區，據說患者不約而同出現高燒不退、咳嗽等症狀，並且很快惡化為呼吸衰竭，進而死亡；然而，怪病的病原不明，傳染途徑不清楚，更查不出快速致命的原因，遑論有效治療。
中國官方初期始終未正面證實其境內出現疫情，一直到情況瀕臨失控，才在2003年2月11日首度向世界衛生組織通報：廣東地區爆發急性上呼吸道疾病轉而惡化成非典型肺炎的疫情，造成305人感染，其中5人死亡，特殊的是感染者有三分之一是醫護人員。
由於未能及早防堵，在消息曝光的同時，非典型肺炎早已隨著便利的交通及春節假期，在香港、越南、新加坡、加拿大等地傳染開來，全球各國如臨大敵，民眾陷入集體恐慌。
僅和中國大陸一海之隔的台灣，雖也同樣憂懼，但在疑凶不明之際，政府除了要求往返兩地的台商若有異常發燒或呼吸道症狀，應儘速就醫外，似也無能為力。
3月8日，一位五十四歲的勤姓台商因咳嗽、高燒、肺炎到台大急診，第二天出現急性呼吸窘迫症候群，進行插管治療，3月10日轉入加護病房隔離室。到了3月14日，勤姓台商太太也因發燒不退，到台大急診就醫；感控小組警覺到兩人一家同時感染肺炎，太不尋常，產生高度警覺。我接獲通報消息，正值前往龍潭開會途中，車上即刻去電林芳郁副院長，並約請感染科張上淳主任密切注意，當即成立因應醫療小組。
張上淳教授憑著專業判斷，直覺事態不輕，一方面立即進行各項檢查，開啟標準作業流程，隨即向我通報院內可能出現台灣首位SARS病例。林副院長隨即在當天下午五時召開感染管制小組緊急會議，做成幾點關鍵決議：
(1)立即啟動P3級感染控制防護措施，勤姓夫妻住的加護隔離病房，空調完全獨立，病人口鼻分泌物也隔離處理；相關醫護人員除使用N95口罩，需穿上兩層手術衣、戴帽子、加上兩層手套並勤洗手。
(2)緊急徵調加護病房隔離室，做為收治SARS病患的隔離病房。
(3)指派專責醫護人員照顧勤先生與勤太太，避免交互感染。
(4)嚴密管制加護病房隔離室進出人員，並由管控人員由監視器觀測醫護人員是做好百分之百防護措施。
這些管控措施，確立了台大醫護人員照顧SARS病患的基本守則，相信也是國內首波SARS疫情得以防堵的重要關鍵。
SARS侵門踏戶，直驅台灣，台大也立刻站上烽火線。3月15日一大早，我召集五位副院長、兩位醫務秘書、內科、外科、急診、精神、護理、總務、醫療事務、醫學研究等部門主任及所有感染科醫師，成立「SARS緊急應變團隊」，從此每天上、下午定時開會兩次，隨時掌握最新疫情，以便即刻應變。
當天我們做了一個相當重要的決定：對勤先生進行活體肺部切片，希望可以找到神秘致病原的答案。這是全球首例採集SARS病患發病階段的病理組織（其他病理組織多於病患死亡後採集），而病理科當天即化驗出切片結果，對SARS的病原追究有重大意義。為了怕開刀房遭受感染，當時病人是在加護病房裡直接完成切片手術，事後證明，這也是一項明智果敢的決策判斷。
接下來，疑似染煞病例接二連三出現，速度快得令人無法喘息，但台大仍臨危不亂，劍及履及，有效的疫情控制，贏得許多讚譽。也因此贏得美國專家的信賴，在3月18日，將一名美籍外交官的十歲孩子在越南旅遊時疑似染煞，在家人及美國疾病管制局三位專家陪同下，包機自越南抵達松山機場，直接前來台大就醫。最後台大很快診斷出，男童感染的是一般肺炎，與SARS無關。
3月20日，勤姓台商之子又病發送醫。25日，照顧勤太太的胸腔科總醫師蔡醫師，也因高燒住進隔離病房，成為國內第一起醫護人員感染SARS的病例。26日，中鼎公司六名曾赴北京的員工爆發集體感染，其中四人症狀較為嚴重，均送往台大急診住院。
由於台大加護病房隔離室不足，此時我們發出希望其他醫院能伸援的呼聲，但沒想到得到的反應是「歡迎台大把肺結核病患轉來，就可空出病床，但希望SARS病人留在台大」，甚至口徑一致假推崇台大醫術高超，以「台大比較有經驗，SARS病人留在台大比較好」。後來在疾管局及臺北市衛生局協助下，三總收治一人，臺北榮總收治兩人。27日，又有一名中鼎員工五歲之子送入台大。
春寒料峭的3月，台大成了一個敵蹤環伺的孤獨巨人。感染原不斷湧入，卻切不掉源頭，成為台大醫護人員最大的隱憂。尤其蔡醫師在N95、防護衣、護目鏡等重裝備下仍被感染的消息傳出後，大家肩負沈重壓力，既要悉心照顧病患，又得全力保護自己。後來我們研判，蔡醫師在為勤太太緊急插管時，可能因為突然彎腰改變姿勢，使得N95口罩未能完全緊貼臉部，加上病人因插管而劇烈咳嗽，蔡醫師不慎吸入帶有病毒的飛沫而感染。這始料未及的情況，說明SARS病毒之猛烈及傳染性之高，確屬罕見，更讓大家繃緊神經。
台大除了院內防疫不敢鬆懈，也支援全國性防疫工作，最辛苦的是感染科張上淳主任，每天都為新聞局錄製最新的SARS防疫衛教短片，讓民眾每天都可以透過電視，瞭解如何防範SARS的侵襲。台大也舉辦好幾場SARS病毒防治研討會，提供其他醫療院所防治經驗，參加人數場場爆滿。
一直到4月初，台灣第一波SARS疫情暫歇，台大共收治十一名SARS病患，全部陸續康復出院；接觸照顧的醫護人員高達一百三十多人，醫護人員感染率不到百分之一，遠低於香港、新加坡等地的感染率，算是交出一張漂亮的成績單。
政府一開始自豪於台灣的「三零紀錄」（零社區感染率、零移出率、零死亡率），有不少醫界人士推許最大功臣，應屬守住第一道防線的台大醫院。
我們此時不只一次提出警訊，研擬出「當SARS疫情擴大蔓延時政府的因應措施與建議方案」，強調防範院內感染遠比社區感染更為重要，建議衛生署緊急調度一所專責醫院來收治SARS病患，以避免各醫院交叉感染。可是衛生主管機關卻不能洞燭機先，只著眼「社區感染」之防備，光是為了SARS可否列入法定傳染病，中央與臺北市衛生單位就互不相讓，錯失防治優勢；後來在關鍵的防疫策略制訂上，主事者更是不能察納雅言，與專業建議背道而馳，以致埋下禍根。
果然， 4月下旬由和平醫院爆發集體感染開始，防疫工作節節敗退，接下來就像兵敗如山倒，SARS如入無人之境，在全台到處肆虐；台灣染煞病例增加的速度，竟躍居全球之冠，釀成一場世紀災難。
4月22日，臺北市衛生局證實和平醫院出現集體感染，共有一名醫師、兩名護理人員、一名技術人員及兩名洗衣工等七人發病，但感染源不明。消息一出，我心一沈：「完了，台灣好不容易建立的防疫網已經破了！」不僅醫護人人自危，社會大眾更陷入集體恐慌，大家瘋狂搶購口罩、消毒水，SARS彷彿看不見的幽靈，隨時威脅著每一個生命。
4月23日，本於「專業禮遇」的原則，台大醫院主動積極地將和平醫院兩名病情較嚴重的醫護人員轉來台大，並在衛生署追蹤下，對六十一名員工及十二位病人家屬施以居家隔離；這一波疫情創下了SARS進入台灣後範圍最廣、人數最多的紀錄。
4月24日下午1時，衛生主管當局「師出無道」，在沒有任何配套措施的情況下，竟然倉促宣佈「和平醫院立即封院」，上千位醫護人員及病患、家屬被強制「關」在醫院中，沒有足夠的隔離防護措施，任何人都不想在高傳染性的環境下坐以待斃。
透過媒體現場直播，我們不斷看到和平院內失控的場景，醫護人員不甘被遺棄，有人抗命不從，拚命想往外逃，有人隔著玻璃窗拉布條哭訴：「我們為什麼要照護SARS病人？」其他科別住院病人家屬則焦急的守候在封鎖線外，擔心家人的安危，場面豈是一個「亂」字了得？
當時變調的醫護秀確實讓人傷心，但政府「不給武器的戰役」卻更荒謬。和平封院的決策過程，只能說草率無度，進一步的功過是非，相信歷史終有評斷。

「一步錯，全盤皆輸」，和平封院，未能封鎖病毒，曾去過和平的病患紛紛隱瞞接觸史，形成隱性感染源，疫情如滾雪球般愈滾愈大，4月29日先是鄰近的仁濟醫院封院，中興醫院也爆發疑似感染，臺北馬偕、北榮、三總也因收治多起SARS病例，不時有接觸感染傳聞。同時，因病人交叉感染牽連，高雄長庚、高醫、高雄榮總也陸續爆發群聚感染。
4月26日，台中中國醫學院附設醫院出現國內第一起SARS曾姓男子死亡病例，醫界幾乎人人自危。5月1日，和平醫院護理長陳靜秋女士不幸病逝，成為第一位染煞過世的白衣天使。5月15日，和平醫院林重威醫師也因病情惡化，轉院國泰醫院殉職，結束年輕寶貴的生命，令人非常痛心。這些噩耗不斷傳出，台灣上空如同鬼魅降臨，街道冷冷清清，股市房市崩盤，人與人隔著口罩彼此猜疑，一聲咳嗽都會挑起每個人的敏感神經，即使我所居住的社區，也將我歸類為「危險人物」。
至於台大醫院，從四月底開始，急診處人聲鼎沸，每天有接不完的發燒患者，疑似病例如潮水般湧入；病人對台大抱持高度期望，我們的醫療人力及環境空間明顯超載，卻又不忍見死不救。
總計從4月21日到5月12日，台大共篩檢761位SARS個案，經診斷疑似或可能病例137例，平均每天篩檢人數達40人，診斷為疑似或可能病例7人，而暫留急診待床之疑似或可能病例有11人。台大總共約一百床觀察床的急診部，並沒有獨立的空調病房，六十多位醫師及七十多位護士，每天都在高壓力的環境下工作，已經接近崩潰。
我們陸續實施多項緊急措施，其中包括：
(1) 人力調度：斷絕院際交流，暫停主治醫院到其他醫院兼外支援，禁止調回輪調外院的醫療人力，以切斷院際感染的機遇。
(2) 避免交叉感染：全院人員減少聚集及走動，盡量定點工作。
(3) 口罩調度：第一線醫護人員戴N95口罩，其餘人員全部使用外科手術口罩。
(4) 發給非醫療同仁每人一支體溫計，做好自我健康管理。
(5) 關閉東址部分病房，將西址病房規畫為SARS病患住院治療專用病房。
台大有接不完的新病例，當我們試圖將疑似或可能病例轉往他院時，得到的回應永遠是「我們沒有隔離病房」或是「隔離病房滿了」，絕大多數醫院僅是冷眼旁觀，盤算的是「SARS 病人最好別上門」；當時有醫院甚至在門口張貼海報，臺北市中心有家醫院，竟然掛起「本院未收SARS病人，請安心來院就診」的昭示，真是百年難見的亂世奇景。
我清楚記得4月28日那一天，行政院在晚上九點半緊急召集多家醫學中心院長共商對策，因為醫學中心才有人力、物力及能力對抗SARS，若能合組團隊更好。沒想到我一踏進行政院的會議室，劈頭就聽到當時所謂「醫界大老」的院長及林口長庚醫院院長，以叫囂的口吻稱道：「這些是你們公家醫院的事，與我們私人醫院無關！」，令人不敢相信。當天要不是行政院林信義副院長英明卓處，強力約束各家醫學中心共體時艱，可能有關SARS的防治工作，將仍由幾家公立醫院獨撐！「置身事外」，是這些醫院所奉行逃難的原則；我們的賣命演出，還落得長庚前主任委員吳德朗在回憶錄中，揶揄我們因應SARS各樣措施是「作秀」。
5月8日開始，台大急診醫護人員陸續出現發燒症狀，5月10日感控小組向我報告，急診暫留區可能已有SARS群聚感染，我心中無比沈重：台大有無可逃避的社會責任，不能把病患拒於門外，但身為院長，我必須保護每一位員工及其他病人，不能犧牲他們的寶貴生命，不能讓急診成為院內感染的溫床，「更不能讓台大變成下一個和平醫院！」
台大如果發生大規模感染，國內疫情勢將失控，衝擊與震盪將難以想像，我該怎麼做呢？排山倒海的壓力讓我煎熬，我不只一次告訴自己，不能讓任何一位同仁倒地不起，如有意外，我必將辭職負責。心中有底之後，當天我召集相關主管緊急商議，決定以公館院區疏散病患，淨空急診內科暫留區，以進行封閉、隔離與消毒的緊急防疫。隨即動員急診部主管及醫護人員調度病房，漏夜模擬疏散病患至公館院區的作業流程。5月11日上午終於淨空急診內科暫留區病患，中午開始進行完全善後，我同仁上上下下埋頭苦幹，無任何怨言或退怯。
5月12日一早，感染情形仍未緩和，甚至在門把上都驗出了SARS病毒，我與院內應變團隊開會後共同決定，「台大要關閉急診，決戰境外」。我以電話向衛生署SARS總召集人李明亮教授報告這項決定，李明亮當時非常不諒解，一直問我：「可以不關嗎？這樣民眾會大恐慌！」我以沒有轉緩的態度向他說：「真的沒辦法，我不能逞強。」我也向他說明，台大有配套措施，儘量讓衝擊降至最低。當天晚間九點，台大便暫停急診服務，全面消毒淨空，這是台大創院一百零八年史無前例的。當天夜晚九時，為穩定社會信心，特別約請歐晉德副市長、李召集人，並會同感染專家及副院長們，在台大醫院第一會議室鄭重向全國宣佈台大醫院關閉急診服務，平穩而誠懇地將SARS疫情周知大眾，以專業高度讓民眾安心，所以未衍生社會的恐慌。
我從來未曾有片刻考慮個人的歷史定位，「寧可自己背負歷史罵名，也不能讓台大同仁折損一人。」事實上，在SARS疫情惡化之後，我就收拾好行李，準備住進醫院，和所有同仁共患難。我甚至要我太太做好心理準備：「如果我不幸染煞，鞠躬盡瘁，也就死而後已。」不過，後來在副院長林芳郁教授極力勸阻，他擔心同仁會因此產生更大壓力，並且拍胸脯保證，一定會「穩住」急診疫情，要我晚間還是駐家聯絡即可，多所考量，我才打消念頭。
自5月12日至26日重啟急診的兩星期內，我們獲得臺北市政府歐晉德副市長的大力協助，積極增設戶外發燒診療區、負壓隔離病房、發燒診療區獨立X光攝影設備、嚴格區分病患動線、進行流量管制、加強教育訓練等，同時也擬定復原計畫，實行SARS病人集中西址治療、病房分區治療、員工與病患體溫監測、訪客限制等院內保淨措施。
5月23日，危機到達最高點，台大列管嚴重病人達九十一人，隔離人數高六百六十二人，因為實施一人一室，所以台大僅有的負壓隔離病房早已額滿。為了做最壞的打算，我也請同仁擬出萬一台大全面封院時的應變計畫，幸而在全體同仁同舟一命的努力下，台大醫院終於控制住疫情，度過難關，重新再起。回想這段暫停急診的決策過程，我仍認為無悔無愧，當時要是沒有壯士斷腕，SARS疫情勢將難以收場。
另一方面，台大對於SARS病毒的相關研究，也如火如荼進行，以便找出病毒的致病原因，進而研究有效防治SARS的藥物。4月2日，台大醫學院及醫院共同在最快時間內，組成兩組防治SARS的研究團隊：
(1)防治SARS病毒的研究團隊：由內科部主任楊泮池召集，積極進行實驗室工作，確定SARS病毒的類型及致病原因。
(2)SARS病毒醫療團隊的臨床研究：由張上淳召集，快速的研究出「SARS病毒的醫療診治方法」，提供全國各醫療院所參考應用。
當急診重新開放，不過一星期時間，全台又送來966位發燒病人，平均七人就有一位是真正的SARS患者，短短七天我們就通報了138例病例。但台大醫院在稍微喘息之後已經站穩抗煞腳步，一步步逼退兇猛的敵人，沒有再發生院內感染的病例。時序來到炎熱的6月，全世界期盼的高溫協助遏止了SARS的蔓延，疫情接近尾聲。
6月6日，台大醫院獲得行政院頒發「抗煞有功」醫療團隊獎座，我內心百感交集：從3月8日台灣發現第一起病例，到7月5日世衛組織正式宣佈台灣從SARS感染區除名為止，台大共收治可能及疑似病例164例，且多是他院不敢收治的嚴重病人；台大以不到全國百分之三的微薄醫護人力，承擔百分之四十的SARS病人，這期間無人擅離職守，推託卸責，大家同舟共濟，心手相連，救人為先。過去台大獲獎無數，這座獎卻是用血汗及生命換來的，殊榮屬於全體台大人。
回憶抗煞過程，我每天一大早進行全院廣播，傳達最新的資訊，加強信心喊話；另外也走到第一線，撫慰重裝防護的醫護人員，並利用病房視訊關懷隔離住院同仁。我讓同仁感受到：他們並不孤單，醫院會盡全力保護每一個人的生命。患難見真情，一向「羞澀不敢求，孤傲不會給」的台大人，因SARS來犯而打破藩籬，彼此扶持；台大的表現也感動了冷漠的社會，多少人寫來鼓勵的卡片為我們加油打氣，多少善心人士踴躍捐輸物資，甚至企業領袖贊助研究經費，這些有形無形的力量，都是對抗SARS最有利的後盾。
當然，SARS也像一面照妖鏡，將人性的自私照得無處遁形：有人為了重利囤積防護物資，不顧醫護人員安危；有人無視居家隔離令，不顧可能散播病毒而四處走動；有人歧視醫護人員子女，強逼停課轉學；然而醫界也有人選擇逃避、拒收病人，甚至有「醫界大老」串連大型私人教學醫院，向政府施壓，要求將SARS病人集中在「公立醫院」，以免影響「生意」。這是後來倉促設置「國軍松山醫院」的後面背景。
在抗煞戰爭中，葉金川教授在和平醫院封院狀態下，身先士卒，深入封院病房，穩住抗命諸多醫護人員及病人，真也英雄。他曾批判台灣「時間正在流失，社會還捲在政治熱潮，無法自拔」。SARS席捲台灣時，正應驗這個評判。這場戰疫中，衛生署長、防疫處長和北市衛生局長先後下臺。在監察院約談時，塗署長指稱高估基層衛生單位、醫療院所的防疫能力，以致防疫出現漏洞。
我則認為，中央及地方不同調，政治角力，多頭馬車，不能尊重專業主張，官大學問大，貽誤時間，不能有效指揮財團醫院，才是原因。我在七月初，疫情已告段落，決定民眾進入醫院不必量體溫，還落得召集人譴責，威嚇將引用傳染病防治法處罰台大醫院，都令人心寒。
SARS初期，許多醫院排拒病人，但是後來健保局的醫院補償，有抗煞造成病人流失的營運收入損失，以及領取抗煞有功的獎牌，這些醫院不落人後，不也實在諷刺！回憶亂世眾生相，我有感傷，有感動，有感慨，更感謝老天，讓台大在前所未見的挑戰中浩劫重生，繼續迎接更多的試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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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勤洗手
口罩也戴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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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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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了
有同學說我寫太多很難找
關於這點我很抱歉
可以善用搜尋功能喔
https://drsu.blog/2018/01/01/super180101/

[為什麼是罷工而不是離職]（個人拙見）
往年我出社會就業以後，每年母親節幾乎都是使用我的公司的職福委員會所發的餐券，到高檔牛排館去請全家飽餐一頓；今年由於我和我的母親關係不好，我沒請客送禮就算了，還在難得由哥哥作東的母親節宴席上與我的母親大吵一架，甩下眾人率先離席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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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近日來我的公司的空服員間沸沸揚揚鬧著要罷工的事，所以遇見知道我公司職業的親朋好友，總不免要向我討問一番。那日亦是這樣，關於罷工的話頭幽幽地就在席間煙霧繚繞，先是包藏在一個親熱笑鬧的題目內部，由難得請客的哥哥問我：「你們公司今年沒發牛排館餐券嗎？怎麼妳沒要請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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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這次主動要付錢當然要給你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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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你們公司福利其實不錯啊，我們每次去吃那間都要上萬吧，還送你們餐券。」哥哥又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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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券只有兩千塊喔，剩下的是我本人自掏腰包好嗎。」我揶揄：「你難道忘了我在哪間公司上班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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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喔，我還以為全部是公司給的。」哥哥一副恍然大悟的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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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然你以為我們為什麼想罷工呢？」我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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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我的母親在一旁一臉嗔怪地看著我說：「妳不要別人做什麼就想去湊熱鬧，妳們罷工那大家就都不要賺錢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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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去湊熱鬧，」我一臉嚴肅地看著我的母親：「我想罷工是經過我思考的結果，不是沒有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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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公司妳們有辦法賺錢嗎？」我的母親拿出一貫的老闆大帽扣住我：「沒有公司妳們就什麼都沒有，嫌薪水少那妳們出去找別的工作啊，又沒有人硬要留著妳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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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深吸了一口氣，試圖讓自己平靜一點，但還是忍不住故意反問了我的母親一個我知道她一定回答不出來的問題：「那麼，請妳告訴我，以一個老闆的身份或是一個媽媽的身份告訴我，我該如何規劃我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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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妳比我厲害了，何必這麼問我？」我的母親道，語氣裡有一些風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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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是一個沒有什麼特殊能力的人，我怕自己出去找不到更好的工作、也開不成一間公司，即使我認為我的公司給我的待遇不合理，我是不是就只能感恩戴德做到死，因為我就是這麼差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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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親啞口無言，我想她也不願承認自己的女兒就是一個很差勁的人，但也想不出更好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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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妳很厲害，妳開成了一間公司，翻身上位變成老闆，但我可能永遠沒有辦法變得跟妳一樣。在這樣的情況下，不管我的老闆怎麼對我，我都只能感恩戴德做到死，因為我沒有那個懶趴（我真的這麼說），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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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親終於被我激怒了，狠狠道：「妳為什麼要這樣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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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哥在一旁試圖打圓場，然後說：「妳們坐uber回家，比較方便，不要再轉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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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理會哥哥，而是繼續面向我的母親，凜然道：「老闆，我一個月薪水才六、七萬，如果我還想存錢、買房子，自己過上一點像樣的生活，我只能搭公車兩段票三十塊。妳是老闆，妳才有錢可以搭計程車，所以我就不跟妳一起了。」然後我不願維持場面的完整、表面的和平，像我在面對無理的客人、討厭的上司時的那般虛假，拎起包包就去搭親民的大眾交通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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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的是，我和老闆還是住在同一個屋簷下。我不想在這樣激烈的衝突後還沒有一點迴避擺爛的時間空間，所以我在家附近的ubike站弄了一台腳踏車，一圈一圈以家為中心，繞著入夜後稍微空寂的馬路，這是平凡渺小的我所能為自己情緒噴發做的一點小小揮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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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我為何還住在家裡，沒搬出去，畢竟和母親不合也已經不是一天兩天的事，原因很直接而懦弱的就是我想著這樣可以多存一點錢，為如果有一天我要做下什麼重大決定時買下一點選擇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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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親像我的公司一樣，一個在我出社會前養育著我，一個在我出社會後養育著我。這是非常情感面的說法，儒家式的教育，也總令我依戀並敬畏著這樣的連結。可若一個人尊嚴的獲得，僅是依賴著上對下、老對少的結構，我想這個社會可能就過於簡潔地、甚或是完美地不需要我們再做任何努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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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進入我的公司的時候，我從沒想過工會有成立的一天；工會剛成立的時候，我從沒想過會有罷工投票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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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從沒想過」，是基於對我的公司的尊重、及對社會契約及普世價值觀的盲目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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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會說，我們在剛進入公司之際，就應該要熟知所有的勞動條件，不滿意就不要做這份工作，怎麼會是在「已知」且運行多年的狀況下，還要做出不服從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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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進入我的公司的時候，大多是大學剛畢業的年紀。我的公司成立的早些年，有些被暱稱為「寶寶」的學姐，更是在高中畢業後就進入這個職場工作（我至今仍不知道為什麼要叫做寶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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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問，一個剛出社會的大學畢業生，能夠擁有多少成熟的行為能力及思考認知？即便是已經超過三十歲的我，都不敢說自己有多少了解關於這個世間運作，及我該如何應對社會與我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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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時期，我曾在國際知名冰品的實體店面打工。當初去應徵，純粹是因為覺得制服很可愛、挖冰做聖代好像很好玩、而且外商品牌給的時薪優於本國勞基法最低限度。但我在應徵時不知道的是，原來執勤時一次排班要站四到八小時，客人多時更要忙碌走動、點餐、做餐、送餐、結帳、收拾；關店時清理店面、整理冰品、消毒⋯⋯是多麼累人的事。有時品牌做活動，單點冰品兩球免費再送一球，站在外帶吧台區的工讀生可以一天之內挖冰挖到肌腱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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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職場本就有難以言喻的內情及辛酸苦楚。我當時的店長人很好，我相信在我應徵當時她就有大概告訴我這份工作的內容。但僅僅是大學的打工，從零到上手，應該也花了我一到三個月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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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個理性的個人必須明白的是，從「知道」到「完全掌握」之間，有很大一段差距。就像和一個第一次搭乘雲霄飛車的人說：「等下會很可怕喔。」我們僅能從「可怕」二字中得到一個大約是負面的概念，卻無法完全掌握那到底會是怎樣的感覺。
·
相對到我的工作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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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工作是在普遍社會觀感中算是福利優渥且不那麼辛苦的高價值工作。亞洲社會對空服員隱晦的外貌上的期待，更造就這個工作於愛美的女性而言是夢幻職業。我在進入我的公司之前所感知到的就是這樣，和社會大眾相差無幾。即便大概知道會有時差、長時間站立、排班不定的問題，但將優缺點兩相考慮過後，相信多數人都會認為優點大於缺點。且出外賺錢，本就是付出自己一部分的身體機能去換取生活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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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我的公司是如此知名的國際企業、我的國家是以最為尊重基本人權的民主法治突出於亞洲社會、我們剛剛立法通過了同性婚姻，我們會直覺相信，我的公司的壯大，是因為在合乎法理的情況下，做出一次次正確的市場博弈判斷才有的結果。依著對公司、對國家的「品牌信賴度」，剛出社會的我們一開始幾乎不理智的全情投入，沒有質疑，亦是情有可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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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服員的工作究竟辛不辛苦？有沒有比你的工作還要辛苦？我沒有做過你的工作我無從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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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片面地說，剛飛完十幾個小時的航班、身體力量感覺要到臨界點，時差來襲時躺在床上卻怎麼樣都睡不著；或是另外一種，在最想睡覺的時候要強撐起精神於客艙中來回走動、回應客人需求、注意機上有無異常⋯⋯是多麽操勞的事，相信你也只能像是第一次搭雲霄飛車的人一樣，得到的僅能是一種概念，而不是全面的體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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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化過後，我們進入了全球化。這樣的時代能茁壯、不斷創造新財富，是因為我們逐漸把工作細分到極度的專精。在此我想以我所具備的專業告訴你，為什麼在普遍低薪的台灣社會我仍舊值得我所爭取的更好的薪資水平。但在那之前，我想先來談談為什麼空服員感覺起來都像白癡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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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曾經提過，由於亞洲社會對空服員隱晦的外貌上的期待，這個行業尤其容易吸引對外表有堅持、有自信的人前來應徵。而人性軟弱傾向隱惡揚善、對美好的事物更有本能上的追求。我的工作即便有辛苦及我所不認同的不公平之處，如果我能藉著職務之便比一般大眾更有機會獲得關注、討拍，在個人虛榮心作祟及觀者曖昧期待的相互加乘之下，這樣的結果不難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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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們不會叫你不爽不要看，除了因為的確已經被圈養地在精神上難以超脫，成為隱形需求之外，我們也知道，人性本來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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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空服員的工作於群眾觀感中十分不利之處，在於我們所被人看見的都是「服務」。服務作為一種專精職業，當然有其價值與藝術。但當眾人大約了解一般服務業的行情過後，再來看我們的薪水及營造出的生活氛圍，相信多數人都會覺得我們過太爽，甚至認為我們才是應該被撻伐的一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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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各位千萬別忘了，在服務之外，我們的核心價值其實是維護飛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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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們在地面所學、每年複訓、每次飛行前小考關乎最重要的飛行安全那一套，說實在話是枯燥乏味至極，我們在私底下根本不想拿出來討論，在平時無事時想說想玩的一定是關於生活的情趣。兩個RD在一起時討論的或許是使用哪一個廠牌的電池於產品壽命更長、哪一條電線材質電阻更小、哪一種排列設計散熱效果更好⋯⋯（上述我亂掰，我根本不知道兩個RD在一起時會討論什麼），但人基本不會看見兩個空服員在一起時討論今天飛機的載重平衡，所以應該要請哪位客人坐回哪裡，或是如何簡化口訣以加速艙門操作速率、海水染色劑的使用即便是為了救人，其材質是否有引發生態危機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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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看見的，就是我們自東南西北上下左右各個方位與巴黎鐵塔的自拍、比佛利山莊Paul Smith粉紅牆前的閨蜜宣言、只要有兩天休假就跑到首爾東京亂吃亂買、任何一片屌打沙崙海水浴場的沙灘（蘇美島、夏威夷⋯⋯）性感比基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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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東西，看似愚蠢無腦，卻也實際就是視聽群眾熱愛捧場的項目。而身為空服員，不可諱言地有較一般人更大的優勢去經營操作。我們隱藏起職業辛勞，創造自身與受眾的雙贏局面，看起來就是過太爽的白癡公主沒錯，但這無非是市場選擇的結果，也就是會去熱烈追捧這種生活樣貌的大多數人的心理反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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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時代，在被機器取代以前，若想最大化使用人力資源，拆解工作步驟便是提升效能的最佳方式。簡單來說，身為脆弱的現代人類，我不需要自己狩獵、生火、尋找水源、搭建庇護所⋯⋯，這些事情都被分工到其他所有人類身上，我們僅需付出自己工作的專業賺取酬勞，以共同同意的貨幣作為價值轉換的手段，來購賣其他生活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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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來談談於高空危機時，終於用得到的空服員的「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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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艙失壓時，可能會聽見巨響、氧氣面罩脫落、溫度降低、空氣中出現飛塵。我們必須迅速提醒客人戴上氧氣面罩，並於航機飛抵安全高度後，進行巡視，背起氧氣瓶尋找因為客艙失壓而出現昏迷症狀的乘客，並即刻使用氧氣瓶給予新鮮空氣。氧氣瓶分散在機艙各處，一般來說，大約都位於空服員座椅的附近，使用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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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ove the mask from plastic bag, turn the control knob as far as it will go. Make sure the oxygen is been released (the indicator will turn from red to green, the bag will be inflated). Take note of starting time. Cover the nose and mouth with rubber band and make sure the pressure gauge can be s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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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氧氣瓶具有三百一十公升的氧氣，有兩種釋放氧氣的速率。在較高的速率下一分鐘大約釋放四公升、較低的速率下則是一分鐘兩公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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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艙失火時，空服員要進行滅火。滅火的用具有滅火器、防火手套、防煙面罩。這些東西同樣大概能在每個空服員座椅旁能找到。若發現火源，首要就是使用海龍滅火器滅火。海龍的使用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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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ll out the safety pin, hold the extinguisher upright. Direct the nozzle at the source of fire, squeeze the lever firm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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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支海龍滅火器的射程是二點五公尺，使用時間是十秒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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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失火的地點在廁所，且發覺門板發燙，表示內裡焚燒情況嚴重，為免貿然開門大量新鮮空氣灌入而火勢更為嚴重，我們需要使用斧頭於門板上鑿出一個小洞，用海龍滅火器於洞口進行第一次滅火。而斧頭的配置在駕駛艙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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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進行緊急迫降，我們必須先行從機長處得知要進行的是水面迫降還是陸地迫降。若是水面迫降，在開門程序之前，需要指導乘客穿上救生衣。每個座椅下方皆有放置一件成人版型的救生衣，若有嬰兒同行，機上配置有嬰兒用的救生衣，每架飛機放置的位置不同，但反正我們就是知道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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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是水面或是陸地迫降，迫降前我們必須告知每排乘客分散逃生的逃生門是哪一個，及指導迫降前飛機衝擊時的安全姿勢。一般來說是彎腰雙手環繞膝蓋並將頭埋在雙腳間，但若有過胖的乘客及孕婦搭機，做不到彎腰姿勢，要另外指導他們將雙手交疊搭在前方椅背上。若有盲人搭機，因為他們看不見我們指示的逃生出口方向，要口頭告知最近的逃生出口在幾點鐘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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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降後，開啟艙門前，需要判斷艙門狀態能不能開啟。陸地迫降時，門外不能有火或障礙物；水上迫降時，艙門必須在水面之上。每個空服員具備有飛行四種機型的資格，每種機型開啟艙門的方式不盡相同，甚至一架飛機上的每個門也不見得適用同一種方法開啟。以下是簡略版的波音七七七機型三號門於水面迫降時的艙門開啟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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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ft mode select lever to fully disarm position, pull the handle toward open, push the door open manually. I inflate my life vest here. pull out the escape strap and fitting on the w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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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我們必須知道escape strap的位置（在機頭方向的門框上），然後率先跳到機翼上連結這條逃生索於機翼上的一處勾環，令乘客可以扶著這條逃生索逃出機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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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這些都很簡單，所有心智健全、多益超過五百分的成年人，經過三個月的高強度訓練，都能獲得和我一樣的知識能力，不用刻意回想即能侃侃而談。雖然這還只是我們訓練的冰山一角，我尚有遭遇劫機、機上爆裂物、迫降後的救援程序、逃生艇物品的使用方法⋯⋯還沒有羅列，不過我想各位客人應該也不想要知道得這麼詳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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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想，若是航空公司為了樽節成本，機上再也不配置經過特殊安全訓練的空服員，而只配置單純發餐、發飲料的空姐，給的薪水也和地面上的服務生一般，因為做的事也差不多。但由於民航法規規定，航空器使用人有義務令乘客知悉安全相關規定，所以在旅客購買機票時，發給旅客一份安全須知，告訴你機上氧氣瓶、滅火器、急救箱的位置，你所乘坐的這架飛機的艙門開啟方式、你迫降時安全姿勢、起飛降落時的規定（繫緊安全帶、打開窗戶、收起桌子、電子用品調整至飛航模式並關閉wifi功能、隨身物品收至前方座椅下）、客艙失壓時的應對方式、每個艙門逃生筏的載客數、迫降後如何使用發報器發出求救信號⋯⋯，洋洋灑灑大約一百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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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你是客人，你就算完全沒讀沒看，上機後連最基本的起降規範也不屑遵守，也不會有任何只會發餐、發飲料、發毛毯、發入境表格的空姐來指正你。且由於飛機是目前世界上最安全的交通工具，你完全可以抱持僥倖心態就這樣在空中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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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若發生了那個萬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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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你卡在機門邊進退兩難的時候，會不會突然很想念你在IG上追蹤的那個受過訓練的白癡公主，不再只是意淫她的身材、臉蛋、刻意營造的生活樣貌，就是希望她能正確迅速替你把門打開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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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人類的渺小，所以我們無法令每個人都習得在這個世間過活的所有技能；但也因為人類的偉大，我們知道我們可以藉由分工合作，來創造價值最大化。這些我懂但是你不懂的地方，就算再簡單，只要你尚且無知且需要，就能成為我營利的專門。相反的，你一定也有我無知且需要的地方，所以我們一起構成這個世界的繁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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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空服員的薪水組成結構，除了你能看見的發表格、發毛毯、發餐、發飲料；你大概知道的長時間站立、時差、工時長且不固定、需要時常出外與家人朋友聚少離多，最貴的部分，是你們在買我們這些你不知道的專業。雖然人平安時幾乎不可見，但這關乎性命的東西，只要民航法規認定依舊有存在的必要，我們就有吃這一口飯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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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當我們備受質疑根本不值得領取這樣的「高薪」的時候，我會感覺十分無力，因為發出這樣質疑之聲的人根本不理解自己的花錢買的機票究竟價值什麼；再推及到我的公司給予空服員的薪資水準和其他國際航空公司、甚至只是友航都有一段望塵莫及的落差的時候，除了忿懣，我心底的角落會幽幽響起一個聲音：這真是一個唯利是圖的世界，當有人說重視安全卻不願意給予安全相對的報酬，且明面以身為員工的道德義務、暗面以員工害怕失去工作的恐懼雙面操弄，安全不過是被雞毛當令箭，在唯利是圖的世界裡其實一文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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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民航法規，就不得不提起勞基法84-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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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勞基法規定一般勞工一天工時為八小時，最多加班四小時至十二小時，但由於航空業有不能中斷的長程航線，性質特殊，因此雇主需要另和員工簽訂勞基法84-1條，由勞雇雙方另行約定工時、例假、休假，雇主不須理會勞基法原有對勞工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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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我們在和公司簽訂工作合約的時候，我們一群白癡公主能完訓上線已經很不容易，誰也沒有想過要去研究這些法規內容。我的公司也只說，因我們有長程航線，所以勞工一定要簽這個，才能讓我們工作飛行。已經熬過三個月的地獄（公主）訓練，就是為了要得到這份看似是羨煞眾人的工作，到嘴的肉不能讓它飛，所以我想我們人人都是滿心歡喜地簽下了大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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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相信公司、相信這是一個法治的社會，沒想到卻反被這一條「法規」強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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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假放不完，且無法指定日期，因為我們簽了勞基法84-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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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節、國定假日、颱風天工作沒有雙倍薪資，因為我們簽了勞基法84-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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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之前友航罷工要求除了長程航線適用84-1條，短程航班全面回歸一般勞基法之前（當天來回工時會超過八小時但在十二小時以內的航班必須給予加班費、會超過十二小時的航班給予過夜），我的公司很長一段時間無限延用這條法規。北海道、新加坡、峇里島⋯⋯沒有過夜。這些地方當趟飛時就有四小時以上，當天來回加上起飛前報到準備、降落後送客，每班工時都超過十二小時。因為我們簽了勞基法84-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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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由於受過訓練的白癡公主不知是幸還不幸，在飛機中的配置是民航法規的規定，且其精神狀態與航機安全息息相關（再說一次我們是來注意飛機有無異常幫你逃生的，不是吃不到雞肉飯給你罵的），所以民航法規中也特別規範了我們的休息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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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該怎麼解釋，但這套民航法規也是幽默得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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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陣子我有一組同事，飛了十四小時到休士頓以後，機場因為雷雨關閉，只好先轉降鄰近的達拉斯等待機場重新開啟。地停達拉斯的一小時，當然無法坐下休息，還是要不斷應付乘客各種需求、提問。終於休士頓機場雷雨小了一點，開放他們飛回，在空中服務照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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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料飛抵休士頓後，因為適逢機場關閉，海關人員只留下四位特意為了他們加班。休士頓機場是我飛過唯一沒有機組人員快速通關的機場。四位海關人員要消化近三百位旅客，而機組人員排在乘客之後。最後他們排了兩個小時才通關完畢，一共工作近二十個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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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二十個小時之間，空服員在機上有輪休，一人大約四個小時。這四個小時，不論有沒有睡著、睡得好不好，就是算有休息到了。但這就是工作，也沒什麼好說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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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組空服員終於回到飯店以後，拖著疲憊的身軀問：「我們這樣算有超時工作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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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依據民航法規」，沒有超時。只要機上有輪休到一個小時，就能持續工作到二十四個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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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身為空服員個個都能工作成這樣，什麼守護飛安也真是貽笑大方的幌子（喔，你要雞肉配飯嗎？我馬上去殺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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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之後台灣的航空公司為了再度降下高昂的人事成本，真會使鬼推磨地令只做服務不負責安全的空服員「合法」上線。反正飛機失事率如此低，比中六合彩頭獎機率還低，為了這麼低的失事率做萬全的準備也真是沒有道理。台灣的民主法治若再想突出國際視野，同婚合法過後，這樣的做法或許能再創法治高峰。反正現在有這個法跟沒這個法也相去不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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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過訓練的白癡公主們成本太高，就叫她們不爽不要做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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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的部分說完，再來說說可能遊走在法律邊緣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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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公司在職災的核定上一直都令空服員難如登天。發生職災過後，要先用自己扣薪的病假請假，待勞保局核保這是職業災害以後，才能核改為不扣薪的工傷假。而勞工保險為法令規定雇主一定要為員工投保的社會保險，職災發生核定過後，受傷員工工傷期間薪資的百分之七十，將由勞保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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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聽來合理，但我的公司遊走在法律邊緣的貓膩就在於，不論勞保局核保與否，若員工有依照公司流程看醫生、請病假，依法規定雇主還是必須直接核放工傷假給受傷員工。我的公司卻總要等到勞保局核保過後才令我們改為工傷假，有時甚至不給放工傷假，要人腳受傷那手可以動來做些文書作業、右手受傷那左手還可以動來幫忙接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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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服員是高強度的體力活工作，不令人在家好好休息，要人物盡其用尚可動的半壁江山，這種效用最大化追求，合法、創意十足、盡顯經營管理者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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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個領錢辦事的員工，我深刻知道靠著多益六百多分的證書及一紙大學文憑再加上一些莫名的運氣，能夠得到一份安穩的工作是一件多麽幸運的事。可是在我因為工作累了、痛了、受傷了的時候，我時常發現我情感上依戀的該稱作為「家」的地方，卻處處以法條、管理辦法刁難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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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當我們要求依法行事的時候，又將我們打入沒有道義良心的窠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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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次我們對我的公司的訴求之中有一條「增設勞工董事」，被抨擊地最為猛烈，認為這是空服員想分一杯羹、進入權力核心決策的貪婪，而且放眼台灣也沒有民營企業有這樣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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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剛開始亦是一頭霧水，但在聽了工會的說明會之後，才明白，雖然勞工董事的確目前沒有法源依規，不像勞保一樣是政府使用公權力強制要求，但不代表這項訴求不能成立。而勞工董事的「勞工」，是由所有基層人員推選而出，並不只有空服員能夠坐上這個席位，機師、地勤人員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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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不支薪、沒有股份的勞工董事，就算進入了董事會和其他真正擁有股份的股東們一起舉手表決決策動向，也起不了撼動作用，但勞工董事的存在能使決策者真正聽見基層的心聲，一些在第一線工作才知道的甘苦，也能上達天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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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實際就像是一個家長，願意相信孩子的獨立能力的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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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我離開了尷尬的母親節大餐現場後，我的母親告訴我，她始終無法回答，以一個媽媽的身份或是一個老闆的身份，我該如何規劃我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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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當然希望我好，希望我能有更好的工作環境、更合理的報酬；但以一個老闆的角度而言，開公司是為了賺錢，她不認為她有責任義務去在乎員工是否感覺壓榨，因為只要她知道員工沒她這份薪水不能活，她就有大聲說話的威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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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這群人，在我的公司工作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的人都有。或許三、五年的人真的不喜歡我的公司的管理制度，還有比較大的機會成本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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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超過五年以後，如果人真的能夠明白我們的價值不在服務，而是在機上種種危機應變能力，應該也能發覺，這些應變能力，出了機艙後，在地面上要能受人重視很難，因為在地面的世界根本用不到。而且非常悲哀的一點是，即便是現在我們仍在職，人依舊不是很重視，才會認為我們無理取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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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已經將畢生精華都傾注在一個事業，我們怎麼有辦法輕易離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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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二零一零年八月進入我的公司受訓。在我進入公司以後，我的公司在各項福利制度方面已有漸漸改善。但時至今日過了將近十年，許多地方依舊陳腐緩慢地令人不勝唏噓。那些在這裡工作了二十年，真正和我的公司共體時艱過的，一些人或許早已麻痺也不抱什麼希望、一些人卻能更深刻感受到自己的卑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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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位學姐告訴我，在過去我的公司成立後最艱苦的一年，沒有賺錢發不出年終獎金，已故的老總裁依舊自掏腰包給每個員工都發了一萬塊的紅包讓大家好過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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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經濟起飛的時代，我們匍匐在地，如果想要打進世界市場，一開始的確只能靠大量低廉的人力成本、島國港口優勢，做一些出口加工，慢慢站進環球之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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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賺錢了，開始注重教育、注重人民素質、注重硬體之外的軟實力。但這麼多年過去，我們的薪水沒有令自己像個值得重視的「人」，還是苦苦像在乞討一般，懇求至少生活溫飽的憐愛，所以我們發揮不出創意、笑不出來，呈現高度的空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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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曾經很辛苦，是為了更有尊嚴的未來。在最艱苦的時候，老總裁尚且有這般照顧員工的慈悲心腸，那麼現在的因循苟且，究竟是誰為了什麼而無法看透的愚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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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姐姐原先在我的母親的公司工作，後來因為和我的母親在經營理念上的不合，最近自己出來開了一間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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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姐的公司目前仍在草創初期，所以除了老闆身份以外，她一人身兼業務、會計、收發小妹幾乎所有職位。她說很多客戶知道她的妹妹我的公司職業以後，總會有些挑釁似的問她：「妳現在自己也是老闆了，如果妳的員工也要罷工，妳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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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當然會覺得很煩，我也是在自己當了老闆之後，才了解做生意有那麼多難處，利潤的拿捏有多考驗人心。」姐姐道：「可是，如果我知道他們會罷工，那麼我想我也會有個警惕，一開始就不會做令他們想要罷工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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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我以為我的人生只有嫁個有錢人才是上策，我相信在我的母親不知道該如何替我規劃人生的倉皇當中，隱隱然不肯說的也是這個答案。在這個資本主義的社會當中，人的尊嚴不可諱言地有一部份確實來自於你賺了多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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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公司非常傑出的一點，是我們雖然不是這個世界上航點最多、票價最貴（但也不便宜了）、硬體設備最豪奢的公司，卻屢屢在服務與安全上於國際大獎中名列前茅。試想，當今世上最厲害的一間公司，比如說蘋果好了，裡頭的員工集思廣益，開發出了這個世界上最棒的產品，受到眾人稱頌，但薪水卻只有微軟的三分之二，員工會不會希望自己的尊嚴與價值得到相對應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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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員工可以不爽不要做，或是跳槽去微軟，但若他畢生的心血都凝結在這間公司，他不想離開，也不是要弄垮老闆，就是希望可以得到合理的對待呢？我如果可以從我的工作中獲得自信與尊重，並且貢獻一己之力以公司的名義推進世界市場，這不是仇恨，而是勞資關係中一再需要被拿出來探究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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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為任職於這個世界上最豪奢航空公司的空服員好友，提供給我的她去年全年度的薪資單，及我個人去年度的扣繳憑單。她在她的公司工作四年，我在我的公司工作九年。她的薪資貨幣單位為迪拉姆，1迪拉姆大約等於8.6067台幣。她去年一共賺了148625.62元迪拉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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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兩個的薪資單都沒有算不扣稅的日支費。但我就算加了日支費，也沒有比她不加日支費的薪水多（我每月平均block hours是200小時*90元台幣日支費*12個月=21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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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特地請我千萬不要告訴她到底賺了多少錢，她怕她知道以後會懊悔不知道把錢花到哪裡去 ，所以就請大家自己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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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環境當然和我好友任職的環境不同，但同樣一份工作，賺的都是世界的財富，差距如此，究竟如何才符合公義與道德良心，這是我們大家都需要思考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