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與未來](六之三)
國安法第一審唐英傑案,專家證人解釋「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作供進入了一個新階段。控方專家作供後,辯方向自家邀請的學者提出問題。今天較後時間,代表律政司的主控官向辯方專家學者提出盤問,雙方攻防火花四起,加上法官們的提問,法庭裡關於歷史、學術、法理辯論,討論層面甚廣。
代表律政司的署理刑事檢控專員周天行,在早上較後時間,開始向港大政治及公共行政學系教授李詠怡提問。周天行戴着金屬框眼鏡,右手長期拿着原子筆,在擱在木架上的滿有螢光筆筆跡的文件上做筆記。每問畢一條問題,就會動手在文件上寫一點東西。
港大教授李詠怡(Eliza)這天穿了灰色線衫上衣,在上面加穿黑色西裝外套,她表情不多,語調大部份時間平穩,但有些時候,還是會表現出驚訝的語氣。
法庭是個講究用字精準的地方,然而當周天行以司法常用英語詞彙向社會科學背景的Eliza發問,雙方已經就問題的用詞爭辯起來。
周:「光時口號,梁天琦是創作者(creator)?」Eliza強調, “creator”只適用於聖經形容創造天地的上帝,但漠視了梁天琦參選之前,『光復」二字已經在社會上有人使用,故她認為應稱梁為 “improviser”(有二次創作的意思,或在前人的根基上再創作的含意)。
周:「Does slogans represent political agenda?」(口號是否代背後有政治議程?) Political Agenda可解作一些潛在政治訴求。
Eliza追問:「甚麼叫represent?」周天行於是提出兩個詞語代替represent. “regarded” “considered”. Eliza有點莫名奇妙,她回應道:「口號是口號,政治議程是政治議程,兩件事是不同的。」這個問題最後不了了之。
在重點主題上,雙方糾纏良久。例如有一段,討論到「主權Regime」這個主題。周天行前請Eliza回答香港是否中華人民共和國一部份,Eliza答是。
周專員再追問:「若我問妳,要從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去光復主權,是否代表必然要推翻政權?(To reclaim the sovereignty from the PRC, does it necessarily mean to overthrow the Regime?)」
三位法官之中兩位,陳嘉信和杜麗冰均追問周專員:「那一個政權(Which Regime)?」周專員垂頭找文件約六秒,再說:「香港的政權。」
Eliza回答道:「這條問題很混淆,香港從來都不是獨立國家,何來主權?又何以光復?而且Regime在政治學上不只解作政體,也可用在經濟或貿易概念上。你問的『光復香港主權』和『推翻香港政權』是兩回事,我不知道怎樣把兩者放一起。」
周專員用十二秒再找筆記,改為問,即是把香港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分割出來。Eliza回答:「『推翻政權』又和『分裂香港出來』是兩回事。香港從來都不是主權國,怎樣去恢復其主權呢?實在有點荒謬(absurd).」
Eliza說:「我有點被混淆,這裡有不一致之處。『光復』是關於『過去』,想回到一個舊的狀態;而『港獨』是『未來式』,我不知道如何把兩者放在一起。」
周再指,若說話的人從來不接受香港是中國一部份呢?Eliza指:「這裡要涉及太多假設,才達致你所說的總結,對我來說 doesn’t make sense。」
過去,將來,今天的審訊,又再把法庭變成時光機,從1360年的元朝,再拉到近代中國史的文革,再提及到香港殖民地時代,再回到近年香港社會運動的脈絡。
上周五,辯方報告裡提及元順帝因為想花費修建皇宮,被臣子勸阻,稱要「光復祖宗之業」,Eliza指,元順帝說此話時仍在帝位,故認為「光復」不一定涉及推翻政權。
周專員今天追問Eliza,知否元順帝說這話的背景,正是元朝「紅巾軍」把蒙古皇宮燒毁,元順帝覺得失去了「上都」(今內蒙古多倫西北,其中一個首都)感到羞辱,故「光復」是涉及祖宗國土之爭。
Eliza則認為,陳祖仁作為臣子寫此段文字,一直讀下去,並不是談及實質國土的失去,「業、大業、功業,不只是關於國土和政權,而是古時皇帝與皇朝如何看待皇帝正當性,就是作為天道承繼者,那個授權不只是談及土地,而是那個皇帝做了甚麼事跡。」Eliza說,她看了整篇古典,認為很清楚文中不「只是」談國土喪失。
然而,周專員曾經挑戰Eliza對中國歷史的理解。Eliza說,她在中學有讀中史科,但在大學副修世界歷史。周專員堅持要問:「妳有無正統的中國歷史訓練。」
Eliza反駁:「如果你想說,我只有中三程度的中史學識,我不會同意你的說法。作為學者,特別是研究香港政治的學者,我們常要去參考中國歷史,因為香港很多的發展和中史有緊密關連。我懂得看寫中文亦會讀文言文,作為學者我有能力去理解中史。」
周堅持要問:「我問正統的中史訓練。」Eliza如此回應:「如果你硬要這樣問(If that’s how you like to put it.)我沒有教過中國歷史科,我博士研究也不是中國歷史,你可以說我『正規中史訓練是到中三』」。
而作為控方專家的嶺大歷史系教授劉智鵬,今天打了紫藍色的間條領呔,整天坐在控方律師後,聽到他同意的觀點,有幾次認同地點頭。
劉智鵬曾經在他的報告中提及「革命」可以參考「文化大革命」之使用,是「文革」與「政治層面」有關聯的例證。然而Eliza卻反駁,「文化大革命不涉及政權更替,中華人民共和國沒有被推翻或被取代。」
專員此時拿出一份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官方網站的文件。文件名為《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文件於1981年公佈,為內地官方對文革定性的文件。
周專員把文件較後幾處,談及文革三個階段節錄,以英語讀出。文件內容節錄為:「林彪、江青、康生、張春橋等人主要利用所謂『中央文革小組』名義乘機煽動『打倒一切、全面內戰』;林彪反革命集團陰謀奪取最高權力、策動反革命武裝變的事件。這是『文化大革命』推翻黨的一系列基本原則的結果,客觀上宣告了『文革』理論的實踐的失敗。毛澤東、周恩來同志機智地粉碎了這次叛變。」
周專員繼續以英語朗讀:「在發現江青等人借機進行篡權活動以後,對他們作了嚴厲批評,宣佈他們是『四人幫』;1976年毛澤東同志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團加緊奪取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的陰謀活動。十月上旬,中央政治局執行黨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團,結束了『文革』這場災難。」
「煽動」、「內戰」、「奪取最高權力」、「叛變」、「篡權」等英文翻譯,由周專員讀了出來,在香港高等法院的一庭空氣中飄揚。
周專員讀畢,問,這份文件,與如何理解「革命」這詞,有關聯嗎?
Eliza深呼吸了一口氣,慢慢回答:「你知道關於『文革』這課題,曾經有多少人出版了多少本專門的書籍,有多少人研究過?我認為要小心使用這資料。」
周追問下去:「這份資料有相關性嗎?」糾纏一會,Eliza答,「我不會改變我原來的看法(關於文革不是關於政權更替)。周再追問下去:「那妳認為文件那一部份不合乎事實或不準確?」
此時,法官彭寶琴插嘴:「周先生,你要再修正你的問題。」法官杜麗冰接下去:「李教授(即Eliza)沒機會從頭到尾看全份文件,她怎回答你?」彭寶琴再說:「她這方面的意見也不太有相關性。」關於文革的討論,就此打住。
另一個有火花的議題,就是關於在光復社區示威中,有示威者拿着殖民時代的港英旗揮舞。Eliza指出,她沒有訪問過拿旗的人,不能知道每個人心裡想甚麼,但以她的閱讀(decoding),揮旗的人對香港2010年初的狀態不太滿意,想把香港恢復到以前的社會秩序。
杜麗冰法官追問:「回到殖民時期統治?」Eliza回應:「或許是那種生活方式。」杜官接着問:「那是一樣的(統治和生活方式),想回到殖民地的生活,和回到英屬殖民地是一樣的。」
Eliza說,她不同意。「我猜測,人們對殖民地時代一些東西懷念,或許是經濟結構,文化符號,我不知道。例如1997年7月1日,香港由殖民地變成香港特區,在社會、文化、經濟上,不是突然產生巨變。」
Eliza以社科學者概念再重申:「想回復英治殖民地,和香港獨立是兩個不能共容的概念。」
陳官追問:「恢復殖民地不是必然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分割出來嗎?」劉智鵬專家此時在座上點頭。陳官再說,即使他同意Eliza所說,但邏輯上不是不通嗎?
Eliza再表示:「在狹義上及技術上可以說是,但法理上甚麼是分離主義,並不是我的專長範圍。我會問,香港要回到殖民統治,現實上可能性是零,故此我認為,揮旗者是要表達他們對現況的不滿。」
三位法官,此時先後兩次把座椅退後商議。陳官表示他要「收回『同意李教授』言論的說話,而且這句話,亦不代表我們三名法官的看法。」然而不久,三官表示要休庭20分鐘。休庭後,陳官澄清他對Eliza證供的理解,並請她再詳細解釋。
Eliza表示:「這裡涉及三件事。一。殖民地時代的生活方式;二。殖民時代的政體;三。追求港獨。而我認為,二。和三。基本上有矛盾。」意思是,兩個訴求是不能同時並行的。
Eliza亦補充,控方專家劉教授曾指「香港自治運動」是「港獨運動」,她想澄清,「以我所知,香港自治運動是受到曾任嶺大助理教授的陳雲著作《香港城邦論》啟發,陳雲一度為該組織做過advisor,後來離開了,但他們不是追求港獨,而是追求保護香港的政治、經濟、文化,支持『一國兩制』框架和原則,追求高度自治,只是覺得一國兩制實踐起來不及他們期望。」
盤問到了最後,周天行專員花了長時間,追問在光復行動中,一些示威者拿着或喊過的口號,例如「驅逐支那罪犯」「大陸人番大陸」等。周專員指,示威活動中,明顯有「反中共」及「支持港獨」成份,問Eliza是否認同「光復」二字意思,要參考這些「客觀事實」。
Eliza說:「我要強調,這些活動中的確出現了很敵意的行為,對內地遊客和水貨客,而水貨客亦不只有內地人,也有香港人從事水貨活動。示威裡,有語言暴力(verbally abusive),很強敵意(very hostile),我認為這些口號很不恰當,富侮辱性,甚至涉及歧視(racist)。」
Eliza指,但示威遊行裡,參加的人多樣。她舉例七一遊行,每年遊行有不同訴求的人在其中,包括性工作者,性小眾,宗教團體,甚至乎外傭,示威者之間的訴求不必然一樣,甚至可以有矛盾。故此,她堅持認為,社區的光復行動,主要訴求是關於公共空間秩序問題。
陳官追問,照片裡有人舉起「恢復英港。建立港人政府」口號,如何解讀?
Eliza答:「字面可解作『恢復英治時代香港』,但我們要問,這句不夠具體,『港人政府』究竟是指,『香港人由香港人去領導』(government led by Hong Kong people),還是『香港人的政府』(government of the HK people)?」
Eliza說:「如此這般,表達意思不明。而很多示威者都有點『詞不達意』(not coherent), 他們也不太清楚自己想要甚麼,但他們憤懣很大,就弄一點東西出來表達一下。」
周專員沒有放棄去追問,為何光復社區的示威者要舉港英旗幟。他問Eliza:「妳說示威者有不滿,所以去舉旗。但他們為何一定要舉旗,他們可以找渠道去投訴呀,例如向立法會議員申訴。」此時,旁聽席爆出笑聲。
Eliza再解釋:「示威的作用,就是向政府發放訊息,表達民間訴求,他們為何不向立法會議員求助,我不知道。」
經過了2019年和2020年,香港的街道,示威活動幾近絕跡;而立法會選舉,民主派議員亦在DQ潮下集體請辭,多個議員相継被控及入獄,而立法會選舉辦法亦大幅修改,按中央及港府宣傳,這是「完善選舉制度」。明天李詠怡教授會繼續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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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一):[Regime & Redeem]
7月2日控方專家劉智鵬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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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二):[Just Do it]
7月9日辯方專家李詠怡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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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三):[過去與未來]
7月12日辯方專家李詠怡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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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四):[知行合一]
7月13日辯方專家李詠怡及李立峯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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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五):[沒有誰比誰高貴]
7月14日辯方專家李立峯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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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六):[選櫻桃的人]
7月15日辯方專家李立峯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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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辯方專家證人之一的港大政治及公共行政學系教授李詠怡離開高等法院)
同時也有2部Youtube影片,追蹤數超過14萬的網紅賢賢的奇異世界,也在其Youtube影片中提到,#生命之花 #神聖幾何 #Floweroflife 各位大家好,歡迎來到HenHenTV的奇異世界,我是Tommy 大家知道什麼叫神聖幾何嗎?英文裡面就叫做Sacred Geometry,是一個非常古老的科學,而生命之花也是神聖幾何裡面的其中一種,謝謝網友Ngasi Leung留言建議我講生命之花...
集體主義意思 在 吳崢 Facebook 八卦
【時代力量的問題】
我知道,和時代力量的諸多委員、黨公職比起來,我對於社會以及這個黨的貢獻是遠遠所不及,但,黨裡一直有些問題,也一直都存在,很久了,既然沒有人要撕破臉攤開來講,那就我來吧。
這些話,是我從2015年加入時代力量參與選戰,歡欣鼓舞進入國會到現在,一路以來目睹的黨內矛盾,寫出來,一來是我對黨還有最後的感情,二來是希望黨內所有人必須正視這些問題。
要處理,現在吃力不討好,或許還會掉票,但我認為如果這個黨還自詡理念型政黨的話,這是必須承擔的重量、必須跨越的關卡。
本文總共9632個字,總共分五個段落,覺得太長我下面會附上連結,可以直接選子題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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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力量的權力結構】 https://reurl.cc/7go91
【立法委員黃國昌與時代力量】 https://reurl.cc/AQ818
【時代力量的小綠魔咒】 https://reurl.cc/bLR6l
【時代力量與柯文哲】 https://reurl.cc/Mad7W
【時代力量總路線檢討】 https://reurl.cc/kR05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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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全文
前言:
許多朋友曾在私下聊天時,半調侃半認真的問,「時代力量」是什麼意思?它代表什麼?一般政黨都會以所要表彰的價值融入黨名,中國國民黨、民主進步黨、社會民主黨、綠黨、建國黨,都可以很清晰地在自我取名中看見該黨的意識形態,那麼時代力量呢?時代力量四個字本身沒有與任何價值連結,你們的自我定錨究竟是?
殊不知,「時代力量」恰恰精準反映了這個黨的內涵,名實相副。
時代力量,就是在這個「時代(當下)」,有「力量(聲量)」的人,合起來組了一個黨,就叫做時代力量,這正是時代力量的生辰八字,也是一切問題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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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力量的權力結構】
近來時代力量的路線問題再次受到外界激烈的質疑與批判,過去同樣的情形已發生數次,一次比一次激烈,日前我就已對黨公開呼籲過,時代力量過去四年動輒面臨是不是「小綠」、「與柯文哲合作」等質疑,就是因為時代力量沒有路線,即便有,本身也從未被明確定義與說明過,不要說外界,包含時代力量內部都常有人對路線提出疑問,但從未被解決,根本原因在於時代力量的權力結構與組織問題。
過去時代力量屢次流出內部分歧的消息,媒體常以「分裂」、「派系鬥爭」下標解讀,事實上並不正確,因為時力內部從未有真正嚴格意義上的政治鬥爭,頂多「不和」,這代表黨本身沒有堅硬的外部框架,主要成員間缺乏明確的共同利益約束,致使各方都不願花費撕破臉翻桌的成本在內部收攏意見。黨內部無法透過衝突解決問題,導致當核心政治判斷出現分歧時,往往流於議而不決,甚至不議讓問題擱置,或索性各幹各的,多頭馬車。
外人或許覺得殊難想像,但這確實是時代力量一直以來的問題,或至少在勞基法二修,時代力量至凱道前抗議後,路線問題就成為黨內房間中的大象,無人觸碰,或是被認定無法解決,不知從何解決起,只能讓問題靜靜地躺在空氣中擱置,等待時間自然淘洗出結果。
這並不是黨中央同仁或黨主席個人問題,而是整個時代力量要面對的結構困境,時代力量黨中央從未有過凌駕幾位立法委員,特別是三位區域立委的權力,因此無法以中央決策強力主導黨的方向,就算真的想這樣做,恐怕也要面臨如何執行的問題。
檯面上主流政黨的權力結構,國民黨是早年接受俄羅斯共產國際扶植的政黨,黨組織完全繼承共產黨,也就是所謂權力集中的「列寧式政黨」,民進黨在成立時高度參考國民黨的組織架構,而時代力量的黨組織架構再同樣高度參考民進黨黨組織架構,三者殊途同歸。列寧式政黨或許聽來陌生,其實台灣人非常熟悉,因為幾乎每個人所認知的政黨樣貌,就是列寧式政黨,它的特色是類似政府或軍隊的科層化組織,由上而下,中央到地方一條鞭領導 ( Chain of command ),我們以為政黨就是長這樣,其實列寧式政黨是一種特殊模式,在世界上並非常態。
時代力量雖然引進若干網路參與的機制,但本質上仍然是傳統的封閉式政黨,在黨內部產生決策後由上而下,一層一層傳達,這在包括提名程序等各項黨務運作方面都可以很清楚看出來。對缺乏經驗的後進者而言,模仿既有制度是最快速也最低成本的方法,國民黨的全代會、中央委員會、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民進黨的全代會、中執會、中常會;時代力量的黨代表大會、決策委員會,基本上是同一套運作邏輯,當指揮中心無法有效決策時,黨就會陷入癱瘓。
要能夠揮動軍旗、號令部隊,背後當然要有權力支撐,國民黨過去有槍桿子和黨產,無須多說。民進黨則以共同利益為基礎:「給予即是支配」,這分兩個層面,一是民進黨自黨外至今的多年發展中累積了穩固的群眾基礎,在地方公職選舉中,被黨提名即有相當高機率能夠當選,「民主進步黨」這個招牌就是黨紀約束力的來源;另一部分是能夠匯集社會公信與資源的頭人,透過自己的分配管道建立系統,頭人在系統內部亦有相當大的影響力,這後來也發展出民進黨獨特的派系文化。
回到時代力量,時力黨中央的權力基礎呢?時力財務本身相當吃緊,候選人基本上都要自己想辦法募款打仗,而在社會支持方面,時代力量的政黨認同度大約都在10%上下,對於當選門檻和這個數字差不多的縣市議員來說,黨的招牌的確有相當的價值,因此必須尊重黨的決策,但對於當選門檻是過半的單一選區立法委員來說,狀況就不盡然相同,更何況是對2016年時力首戰告捷的三巨頭來說,更是如此。
當年號稱理念型的政黨,除了時代力量之外,還有其他小黨,例如社民黨與綠黨合作的綠社盟。時力與綠社盟在意識形態、政策方向上均差別不大,為何最後時代力量贏下三席區域立委,外加政黨票74萬票,斬獲兩席不分區立委,突破政黨補助款門檻,而綠社盟鎩羽而歸?除了社會的期待,當然也和洪林黃三人當年的社會光環與背景資源脫不了關係。
權力只向它的來源負責,對時代力量這樣原本沒有基礎的政黨來說,是因為有了黨,才有這三名立委;還是有了這三個人,才有後來的時代力量?這是一個很難釐清的問題,但也因此注定了黨組織無法凌駕開國功臣的命運。試想,如果今天黨強制要求區域立委某事而得不到配合,那麼黨有什麼後續手段嗎?黨能夠承擔得起損失這三位立法委員其中一位嗎?有任何一位黨主席擔得起這個政治責任嗎?
這舉例雖然極端,但只要一想就能明白黨的癥結何在,決策參與機制可以擴大,但至今仍未突破這個權力結構的硬傷。與其說黨中央向外下達命令,不如說從進入國會開始,諸侯共治才是它的真實樣貌,顯智主席雖貴為黨主席,但在幾位委員之間權力不會超過民間的調解委員會。
時力雖有剛性政黨的制度設計,但從未備齊運作這套機制所需的權力集中,也不曾透過一次又一次的內部鬥爭,來凝聚黨的路線以及釐清政治責任歸屬。沒有共同利益、也沒有更高的權力作為桶箍,一旦這三人無法互相退讓合作,也不試圖以強制手段逼迫對方妥協,那就注定黨陷入失能的分歧狀態,大家各走各的路,美其名為柔性政黨,其實黨不像黨,這幾年時力各種狀似精神分裂的內部邏輯矛盾,其根本源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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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委員黃國昌與時代力量】
本文目的不在聚焦個人,而是釐清時力作為一個新生政黨,過去四年運作有哪些弊病,然而黃國昌這個名字之於時代力量,連結實在太強,談時代力量如果完全繞過國昌,也就失缺了一部分,因此這個段落必須談黃國昌和時代力量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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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昌最近因私菸案,引爆台灣社會對時力定位的強烈質疑,我不認為這是他的刻意操作,今天換作藍營執政他依然會是戰神,廉能和行政墮落間的二元抗戰,本就是他一直來的主軸,但私菸案不是本文重點,這裡就不多談,國昌的路線後面會再提到。
國昌作為政治明星,一言一行最終仍會回到社會如何看待,但對時力來說,目前受到的強烈批判並不是國昌的問題,而是這個黨的問題。
國昌在非常早的時候,幾乎是甫進入國會不久就跟民進黨發生大大小小的衝突,關係很早就已經決裂,他也持續在言談中釋放對與「綠」合作的高度排斥,以一個政治工作者的角度,在執行層面我非常尊敬黃國昌,他是工作狂,對公共事務懷抱高昂鬥志,他的專業知識與揭弊能力不要說在時代力量,在整個立法院都是數一數二。
從黨的角度來說,國昌這幾年的工作成果更是時代力量聲量得以維持不墜的關鍵,他雖然一直自己走自己的路,但既然黨未曾明確定義黨的方向,那麼自然也沒有衝突問題,在工作上,他將他的工作發揮到淋漓盡致,何錯之有?
對黨內來說國昌最大的問題大概是他鮮少談及他對政治的遠程想像,使人無從捕捉他的藍圖,也無從跟隨或討論利弊,這或許是他的謹慎性格使然,然而綜觀他這幾年的路徑,國昌可以說是一個政治上的實證主義者,他不常直接談論純政治的觀點,特別是卸下黨主席的職務毋需代表黨後更是如此,他只在持續的行動中實踐自己的路線,但我們仍可從他累積的行為中,包括他偶而使用的隻字片語,例如「藍綠不過半」等,描繪出一個大致的輪廓,這個路線我在第五段會另外專門討論。
國昌的實證主義性格,也反映在他與黨內的溝通上,國昌不太和黨內同仁爭辯政治路線與對錯層次的問題,除了第一段提及的時代黨內衝突沒有檯面化之外,背後隱含的態度是「說那麼多沒有用,打出個成績再說」。時代力量的民選公職們,面對自己的工作無不戰戰競競、戮力奉公,但對「新政治」「素人參政」「各行各業來從政」來說,本就鮮有人能與中研院研究員出身、早在社會運動征戰多年的國昌的戰力旗鼓相當。
所以,時代力量的問題不在於國昌路線凌駕黨,而是黨在這幾年間並沒有在國昌路線之外另立出黨自己的路線,也沒有透過路線之爭來處理黨內蘊含的兩種本質上截然不同的政治想像,致使國昌個人完全代表也詮釋了這個黨。
年輕的面孔、良好的形象可以得到選民一時的喜愛,但一個黨若要長期發展,一定要有自己清晰的定位,明確的路線來爭取選民長期的信任。試問,如果今天國昌離開了時代力量,那麼這個黨的招牌是什麼?還剩什麼?時力還能夠吸引、抓住諸多對新政治高度期待的中間選民嗎?
請各位同仁嚴肅思考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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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力量的小綠魔咒】
時代力量的內部分歧,最大程度體現在對民進黨的態度上,我在第一段中已經說明過這是因為時力內部從未統合的緣故,政治上同陣營不同勢力各執己見時,就都去打,看結果誰的群眾多,這是簡單又實際的方法。但僅限於大家都處在同一個政治框架內時,如果連基本的大方向都各搞各的,那麼黨就會呈現高度精神分裂的詭異狀態,當前的2020大選就是最明顯的例子。
時代力量在選舉中與民進黨的競合關係,不論是以時間軸橫切或縱切,都呈現高度的不一致,以橫切來說,目前時代力量在區域立委的提名,有選區明顯需要和民進黨合作,卻又有選區直接挑戰民進黨現任立委,和民進黨究竟是要合作還是不合作?
以縱向時間來看,更是無比矛盾,各位還記得2015年時代力量中和立委候選人胡博硯老師為何退黨退選嗎?不就是因為在專訪中說了「如果民進黨不協調,不排除不支持蔡英文」,引起輿論譁然後迅速被黨部切割,翌日自己退黨退選為時代力量切割止血?
當時是2015年5月底,如今已是2019年8月,時代力量至今仍對是否支持蔡英文總統連任曖昧不明,在當年蔡英文對國民黨有壓倒性優勢時,時力早早就內部定調支持蔡英文,2019面對韓國瑜與蔡英文,時力這樣高舉理念的政黨,竟遲遲無法在兩人間作出自己的價值判斷?無非是怕被扣上小綠的帽子,但不論如何對外說明,恐怕都很難不給人2016害怕得罪泛綠選民,2020害怕被執政包袱拖累的觀感。
再以新北市第一選區為例,同樣的選區、同樣的呂孫綾、同樣的時代力量,兩次卻有截然不同的策略,上次面對國民黨的資深立委吳育昇,代表時代力量出戰的馮光遠最後和呂孫綾整合,退出選舉。當時黨內為什麼有這麼多人去勸馮老師,甚至因此被他怨懟,埋下日後退黨種子?難道不是因為怕選到底馮呂分票讓國民黨撿了便宜嗎?現在卻又主動再次走回這條路,既然如此,何必當初?
「小綠」這兩個字的陰影是如此壟罩在眾多時力黨人心頭,但究竟什麼是小綠?怎樣才算是小綠?這樣的定義卻從沒有被談清楚過,似乎小綠是一個外界與媒體貼上的標籤,只要一但貼上就要使勁把它甩掉,這個黨是不是小綠竟處於被動狀態,小綠成了故事中的惡龍,人人都知道山谷的背後有條惡龍,卻從沒有人真正看過。
這樣的焦慮,來自於時代力量本身和民進黨的關係一直渾沌不明。時代力量成立之初的政黨定位非常單純,就是時代力量吸引中間、理念派選民,整合傳統綠營群眾的支持,來扳倒國民黨連霸選區。在國會裡民進黨加上時代力量區域與不分區的少數關鍵席次突破半數,促成立法院史上第一次政黨輪替,這是2016的主軸。
但這樣的想像迅速在時力成功進入國會後破滅了,因為民進黨單獨取得了過半席次,時力戰略想定中的關鍵少數高地不存在,自此後黨內再無成功凝聚共識去定義時代力量的政黨定位,將詮釋權拱手交出,也就注定了在第九屆國會剩下的時間不斷面臨大綠小綠的困擾。
時代力量在這四年與民進黨關係惡化是一個必然的結果,台灣的選制本身就對小黨極為不利,在時代力量成長為第二大黨之前,永遠在單一選區:總統、縣市首長、立委都必須面對是否支持民進黨和合作與否的問題,也就產生小綠陰影;而堅硬的執政邊界也使時力無法參與治理過程,無從分享執政紅利,白話講就是雖然時力本身也喊要和民進黨一起打倒國民黨,但民進黨做得好那選民自然集中支持民進黨,時力反而必須在民進黨的缺陷中證成自己的價值,制度本身的框架註定了時力與民進黨的衝突。
在國會內,當黨的戰略定位消失,就變成必須單純在戰術層次取勝來鞏固黨存在的意義,也就是沒有定位上的不同,只有誰比較優秀,「更左更獨」是為代表。因此除了國昌個人強力的揭弊表現之外,時力黨團自然走向激進化的道路,在各個重大議題上必須踩得比民進黨更前緣,使民進黨人抨擊時力不務實、加蔥等指控。兩黨難以合作,因為給民進黨比讚就是在掏空自己地基,這都是黨沒有處理路線問題的後遺症。
坦白說,在我的觀點,所謂大綠小綠事實上是史觀的問題,一個黨要建立長期穩固基礎,必須要在歷史中刻劃國家的方向,在這個方向中鑲嵌自己的價值,這樣黨才有核心,才有穩定的方向;對外而言,黨的核心論述必須要能夠回答選民三個問題:
1. 我們從哪裡來
2. 我們該往哪去
3. 所以我們現在要做什麼
這樣的論述給予了人在共同體中、以及台灣在世界地景中的定錨,才有渲染力跟說服力。國民黨的中華民國史觀和民進黨的台灣史觀便是兩黨的群眾來源,即便是黨內最如日中天的政治明星也無法違背這個框架。對時力來說,如果順著國民黨228屠殺台灣人、白色恐怖、黨外運動、民主制度成熟這條歷史軸線走,那最終必然導向國民黨不倒、台灣不會好的終點;也就必然面對應該跟民進黨合作共抗國民黨的道德結論。
這是大綠小綠之爭真正的源頭,也是我認為時代力量目前應該和民進黨採取的戰略位置,但倘若時力真正想走出一條長久、穩固、與台灣土地相連的第三條路,那麼應該回頭在既有史料中重新爬梳,尋找並建立一條全新的歷史切入面,在這個軌跡之上闡釋台灣的發展。
我認為長遠來看,這是時力真正應該去發掘的路線,最近也跟一些黨內朋友討論了想來著手進行這個論述工作,可惜不論時間與我的能力皆太不足,未能在時力遭逢當前危機前將這個工作產出一點初步成果,力有未逮,非常、非常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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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力量與柯文哲】
時代力量作為一個高舉價值和理念的政黨,且批判性如此之強,還是一個旗幟鮮明的台獨政黨,理論上理當對柯文哲市長的種種親中言行作出反應,但很奇怪,時代力量遇到柯文哲似乎就變了一個人,要馬避而不談,要馬雙重標準輕聲細語,這實在是一個很奇怪的現象。
舉例:今年三月韓國瑜市長訪香港中聯辦,時力在官方粉專以「主權零分」嚴詞批判,到了七月柯文哲訪問上海與國台辦主任劉結一會面,時力粉專的措辭就變成了「我們支持柯市長所謂的對等公開透明,更希望一旦對等公開透明不被中國接受時,柯市長能夠堅守立場,拿出態度。」一來一往之間,為何轉變如此之大?
事實上也不用答案,路人皆知當然是因為柯市長的支持者,所謂柯粉,與時代力量支持者高度重疊的關係,一旦抨擊柯文哲,便會引來柯粉憤怒的回擊,流失選票。
一個政黨,面對有風險的政治後果不可能完全迴避,就算如此久了也會被人看破手腳,這個道理大家都明白,但真要決策時就有個問題跑出來:誰來負政治責任?
我在第一段說過,時力內部本質上更接近諸侯共治的狀態,因此在2018的選舉採取分區負責的做法,也就是台北主委操盤台北選舉,新北主委操盤新北選舉,大家井水不犯河水,可說是時力裡的西伐利亞原則。
在去年的選舉中,時代力量在台北市提名了包括我在內五位市議員候選人。當時在內部大家對於支持柯文哲與否各有判斷,林昶佐做為台北市主委因不欲強勢主導方向影響大家各自最後選舉結果,於是發表了兩篇文章談論柯文哲,希望從中拉開空間,後果並不成功,而候選人也於選舉末段各自表態,台北在柯文哲這一題於是沒有統一的立場。選舉過後,對黨來說,柯文哲問題就變成誰要來扛政治責任的問題。
許多人批評為何時代的標誌性人物,國昌鮮少談及台北市政或柯文哲?一來是基於對上述原則的尊重,二來,站在國昌的角度,為何他要來為黨扛這個擔子?比起時粉跟柯粉,昌粉與柯粉更是高度重疊,這在各個政治網路社群都能明顯觀察出來這個趨勢。以去年來說,如果說時代力量支持者中有七成支持柯文哲,那麼至少八成支持黃國昌,而在支持者外,兩人的政治路線除了主權方面以外,也有許多重疊之處,例如柯的「藍綠一樣爛」與國昌的「藍綠不過半」。既然台北沒有處理這一題,那麼他何須耗損自己的政治能量來接這個燙手山芋?這是人之常情。
既然時代力量檯面上的政治明星都沒有為黨承擔這個站在理念上理當批判柯文哲的責任,那麼這個問題就變成時代力量這個招牌的集體責任,所有人共同承擔。既然共同承擔,那麼似乎又好像沒有人需要承擔,且黨內凝聚共識成本如此之高,這個問題就被持續拖延到現在。
許多時代力量的成員對民進黨抱持高度敵意,認為時力與民進黨有選票競爭壓力,泛民進黨支持者又常在網路上嘲諷、攻擊時代力量,因此民進黨是時力的最主要競爭者,這一部分來自於上屆政黨票被民進黨招喚流失的陰影,一部分也是前線戰士在戰壕中的視野。
但我認為,柯文哲才是在政治上,時代力量當前的最大競爭者。
道理很簡單,可口可樂與百事可樂才會互相搶業績,而舒跑與可口可樂則否。這是經濟學替代品的概念,時力與柯就是互為替代品,所以柯文哲一直以來也對時力相當客氣,甚至將時力黨主席與時力切割,就是這個原因,因為現階段雙方駁火對彼此的政治發展都不是最理性的選擇。
以台灣社會來看,藍綠各自有其政治軌跡與社會基礎,國民黨以黨國意識形態、侍從分配體系和軍公教打造自己的群眾板塊,民進黨則以台灣主體意識、台灣本土社群、和農、勞工階級為基礎出發,但隨著時間發展和大環境變化,雙方都面臨越來越多群眾傳統網路接不住,例如被經濟成長遺落的小生意、大公司裡的社畜,一但你照顧不到這些人,也無法為他們發聲,人民自然會尋找新的政治代言人,這是第三勢力的群眾來源,這個群體我認為還在持續擴大中。
廣義上來看、時代力量、柯文哲、黃國昌、館長等人都是這個社群中的聲量品牌,彼此間擁有重疊但不完全相同的支持者。第三勢力群眾還沒有明確的意識形態邊界,最大的共通點大概就是素樸的正義感與對傳統體制的不信任、被背棄感。
如同去年我在選舉中對柯的批判,我認為柯文哲市長利用他廉能、親民的形象,吸引了許多對新政治有期待的第三勢力支持者,卻因為自己的政治利益,屢屢用民粹的手段發起鬥爭,破壞民眾對社會體制的信任,甚至弱化台灣與中國之間的政治邊界,倘若有朝一日柯徹底掌握了第三勢力群眾,勢必會對台灣的民主造成巨大的危害。
因此,不只是時代力量自身的存續,這個黨能否成為第三勢力裡的中流砥柱,建構出理性、建設性而非破壞性的第三勢力道路,這是我對時代力量現下最深的期待,也是我之所以還留在這個黨的原因,可惜目前為止看來,選舉太近、理想太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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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力量總路線檢討】
「國民黨不倒、台灣不會好」這是時代力量在2016標榜的口號,也是這個黨最原始的目標:打倒國民黨。然而,在洪慈庸、林昶佐、黃國昌三人分別拉下楊瓊瓔、林郁方、李慶華後,四年過去,這個目標是失敗的,因為顯然國民黨並沒有被打倒,反而絕地大反攻。而究竟在進入國會後,具體要怎麼實踐打倒國民黨這個目標,政治上的進程如何規劃,黨也沒有藍圖來執行。
這是所有時代力量成員要捫心自問的問題:「到底『打倒國民黨』還是不是我們政治上第一優先的目標?」
是的話,怎麼做?現階段最重要的任務是什麼?
目前,黨內明顯蘊含著兩種截然不同的政治性格,根本的差別就是時代力量與藍綠兩黨間的距離。一種,是認為時力應該與民進黨合作,共同對抗國民黨復辟;第二種,則是在藍綠兩黨間保持等距,就個案與政策監督批判。
這是時代力量真正的路線問題,長久以來被埋在檯面下、隱而不鬥的衝突。
不論是柯文哲的「藍綠一樣爛」,或是國昌在立法院拉出的「清廉 vs 弊端」都是一種在藍綠兩黨之間中立的形式。「藍綠一樣爛」,任何對台灣民主歷史以及政治現實稍有理解的人,都會知道這是一句去脈絡帶風向,與事實違背的話。即便站在最嚴格檢視的立場,馬英九執政與蔡英文執政,何者實現比較多時代力量支持的價值與政策方向,難道我們分不出來?
而以監督對抗權貴結構,創造一個新的政治分野,這樣的路線,或許有機會能夠突破既有的藍綠板塊,讓時力繼續穩定成長,但這個路線本身是由不斷不斷的戰鬥串連起來的,無法預測事件,政治上也沒有明確的遠程方向。我認為,政黨的功能,終究還是要給支持者指引一個方向,告訴大家,我們究竟希望把這個國家開往什麼方向?更何況,以時代力量如此重視台灣獨立這四個字的政黨,主權議題、中國威脅,我們怎麼能夠不視為優先問題?
如果將視角拉出立法院、拉出台灣政府部門之外,拉出台北市、拉出台灣,我們會看到,中國正在殘忍的壓迫周邊民族的生存空間,上個禮拜,香港23個公部門發表聯合聲明,嚴詞批判港府,港人已經幾乎要走到了武裝抗暴的前線。我們能獨善其身嗎?台灣能置身事外嗎?
反紅媒,多少人在雨中走上街頭,不就是因為真切感受到這是正在發生的威脅?國民黨與共產黨勢力結合,加上韓國瑜捲起的民粹風暴,眼看就要對台灣民主構成最強烈的威脅,時代力量這時候難道還要猶豫嗎?還能不採取行動嗎?
諾貝爾和平獎得主 Elie Wiesel 曾說:「我們必須選邊,中立只會幫助壓迫者,而從非受害人。」
在美國與中國之間中立,就是選擇站在威權,在藍綠間中立,我認為同樣亦相去不遠。
赤裸地講,我至今仍打從心底相信「國民黨不倒,台灣不會好」,以我所學習的台灣的歷史發展,以我這幾年在政治圈工作的所見所聞,我依然認為國民黨是阻礙台灣進步,邁向下一階段的最大障礙。
過去國民黨阻擋台灣民主化,民主化後阻擋轉型正義,阻擋各項社會改革,現在要阻擋台灣在美國幫助下真正脫離中國勢力影響,阻擋台灣建構成一個更成熟更穩固的自決共同體,國民黨永遠都為了自己的利益站在危害台灣的那一端,這就是這個1949年來到台灣的殖民政權和台灣本土社會間永恆的衝突。
這樣的政黨,如果時代力量如果不能夠讓時力的支持者們明白:台灣必須先面對這些歷史的沉痾,花費更多時間解決檯面下根深蒂固的結構問題後,才有可能向真正公平、效率的社會更邁向一步,那麼這個黨,我認為有愧於諸多對時代力量推動台灣寄予厚望的人,也辜負了當年時代力量創黨的精神。
如果時代力量怯於小綠的心魔,怯於將國民黨與民進黨之間的差異說出來,怯於指出台灣應該要走的方向,那麼即便時代力量本身成長了,但國民黨執政完換民進黨,民進黨執政完再換國民黨讓它復活,這樣台灣社會會變得更好嗎?容我提醒大家,台灣打從有總統和國會直選以來,歷史上只有一次真正政黨輪替就是2016年,這是一個多麼艱難不容易才走到的下一階段,難道我們要讓它倒退,所有努力都變成白費嗎?
這不是什麼用大局綁架、或是某些人口中嘲諷的芒果乾吃太多,真實處境就是如此,大家知道台灣在世界上其實是相對富裕、安全、穩定的地方,那麼也應該要了解,這樣的狀態有多麼不容易,它需要這個社會付出力氣、付出汗水維護,即便過程發生一些問題,也不該因此中斷。我們現在之所以能夠生活在相對安定的環境裡,就是因為有國家的壁壘幫我們擋下中國的入侵,如果讓國民黨重新上台自毀長城,那麼不知道會有多少勢力因此滲透進台灣。用積木堆起城堡要很久,推倒它只要一瞬間,時代力量在這個關頭還有模糊的空間嗎?
這不是時代力量哪個人,或是黨主席要獨自處理的問題,而是時代力量所有人必須共同面對。
我在此向所有時代力量的夥伴沉重的提問:
時代力量到底有沒有勇氣說出:「對,我認為現階段民進黨繼續執政,時代力量作在野黨監督,這才是對台灣有幫助的。」?
時代力量能不能夠和民進黨合作,讓台灣歷史開向我們期待的方向?
自2015年入黨至今,儘管一路上諸多質疑,基於政黨倫理,此前從未公開批判,今天到了這一步,實非我所願。如果時代力量還是無法面對自身的矛盾,還在困於選票計算,迴避應該承擔起的社會責任,那麼我對這個黨的期待、在這個黨的路,或許也走到了盡頭。
集體主義意思 在 譚蕙芸 Facebook 八卦
[知行合一](六之四)
國安法第一審繼續就「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八個字的意義,繼續進行討論。控方由嶺大學者劉智鵬以歷史學者身份,早前指出「光時」有分裂國家意思;而辯方的港大學者李詠怡 (Eliza)則已作供進入第三天。今天下午,和Eliza一起撰寫專家證人報告的另一位學者,中大新傳學院教授李立峯(Francis)開始作供。
由於辯方兩位專家的姓氏同為「李」,「雙李」容易引起混淆。甫坐下,高個子的李立峯教授說,他想用Eliza稱呼李詠怡教授,獲法庭接納。
李立峯解釋,Eliza專長政治學,故對政治選舉及相關理論熟悉。而Francis自己則是傳播學教授,辯方劉偉聰大狀在庭上先介紹Francis, 指出他畢業於史丹福大學,博士論文研究美國9.11事件中,比較報紙讀者來信和網上論壇的言論,專研範圍為「政治傳播學」。
Francis曾出版學術著作,有講述雨傘運動與傳播關係,將出版另一本書,談及六四紀念活動的集體港人記憶現象,「我對香港近年的大型社會運動,有現代歷史脈絡的理解」。Francis亦曾於2017年成為香港法庭歷史上第一位以「民意研究專家」,為佔中九子案擔任專家證人。以往,香港法庭專家證人多為醫生及物理學家等。
三位法官表示接納Francis的專家證人身份。今天在大狀袍下穿了條子花紋西裝褲的劉偉聰大狀,溫文向法官們道謝:「I am grateful」.
Francis花了頗長時間,解釋社會科學中,量化研究(大型民調)和質化研究(焦點小組)的方法論及兩者作為理解社會現像的用途。
由於過往香港法庭甚少傳召社會科學家作專家證人,三位法官發問了很多問題。唯一男性法官陳嘉信說:「我是laymen(普通人)有這些問題」;女法官杜麗冰亦在休庭前向主問劉偉聰說笑:「對不起我們打斷了你的發問。」
休庭前,三位法官先後向Francis多次問及社科研究法的疑問。Francis越答越興起,語速快了。控方周天行說:「教授請說慢一點。」Francis說笑:「我教書時,學生經常說我說得太快。」此時法庭響起了輕鬆的笑聲。
Francis說,他們進行了的量化研究,就是於2019年從連登討論區上,以電腦程式,抽取討論區上曾提及口號相關的帖子,抽取的口號分別為「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香港獨立」、「港獨」、「五大訴求」。由於連登上的留言量可以數以百萬計,需要由懂寫電腦程式的學者作技術上協助,他再進行統計學分析。法官們沒有太多發問。
Francis說:「看數字,以數量計,量化研究(quantitative research)就可以處理,但要看人們怎樣建構意義,那要進行質化研究,因為做簡單問卷,是不可以看到意義建構的過程。此時要靠質化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我們做了焦點小組(focus group)。」
七個焦點小組,每個有五至八人參加,三組是包含了不同年齡性別職業的市民,四組是參與者背景相近的小組,一組是社工,一組是老師,一組是年輕人。總共有40人參加焦點小組,都是在反修例運動期間,有參與示威或同情反修例運動的人。「因為我們要看示威者在想甚麼。」
三位法官發問頗頻密,其中,陳嘉信問,焦點小組只有四十人那麼少,如何有代表性?Francis解釋,質化研究是找「意義成形的過程」,代表性則由量化研究補充:「所以我們用不同研究方法互補不足。」
法官對社會現象的理解,和社科學者明顯有差別。
陳官問道:「參加焦點小組的人,會不會心裡想一樣,答你說另一樣?好像美國選舉你問選民選誰,可能他因為尷尬告訴你一個答案,但去到票站就投另一個。」陳法官形容,這是一個「危險」(danger).
作為社會科學學者,Francis這樣回應:「我不看成一種『危險』,因為人是複雜的動物,人的腦子裡不只有『單一的真相』,面對不同人,在不同處境,會影響人如何建構意義。從社會學及人類學角度,人們會在不同處境『管理自己的形像』,我會形容為因應處境而作出的『調整』,而不是在直白地說謊」。
Francis繼續解釋,「而建構意義是一個過程,同一個人在不同時候,他的想法也有改變。像我們現在在討論『甚麼是焦點小組』,我們(他和法官們)也在集體參與意義建構的過程。」
此時,Francis引述了焦點小組裡,其中一個焦點小組參與者,對「光時」口號的理解,隨時間而出現改變。
Francis在庭上說,其中一個支持反修例運動的焦點小組參與者說:
「最初我面對『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這口號,我說不出口。為何呢?因為我最初認為這口號與『港獨』有關,好像要推翻政府,這不是我的目的,我不支持港獨的。但隨着反修例運動發展下,我理解這個運動是關於爭取普選,關於愛好自由,公義。漸漸我可以喊出口了。這個口號好像承載了一種精神。當我去到集會現場,我喊『光時』口號時,我會覺得和其他香港人連繫起來。」
Francis解釋:「這是一個好例子,這個人最初覺得,『嘩,光時口號好激進』,但漸漸他覺得意義改變了。即使他不支持港獨,他也會嗌這口號。」
「這例子正正示範了,口號的意義建構過程,可以如此複雜,豐富,充滿餘韻(nuances).」Francis說。
Francis還引述了華盛頓大學政治學教授Lance Bennett對政治口號的見解 “Effective political themes and slogans invite people to bring their own meaning to a situation. Thus, an image is an impression anchored partly in symbolic suggestion and partly in the feelings and assumptions that people have in response to that suggestion.”
(有效的政治口號邀請人們把他們自己的意義加諸其上。所以,一個影象像個錨,作為一個符號提示人們把自己的感受及假設投射到其中。)
Francis亦說,焦點小組中發現,只有部份人認為「光時口號」與港獨有關,所以口號是開放式的。「總的來說,光時口號就是關於一些失去的東西,而人們覺得需要改變。至於失去了甚麼又如何改變,則因人而異。」
法官們亦用法律用語詢問,焦點小組裡會否有「引導性問題」(leading question),即因為主持者主動提起「港獨」而引導被訪者去提及這個答案。這顯然是法庭常關注點。
但Francis說,焦點小組做法是開放讓大家討論,「而進行焦點小組時間正好在2019年9月,那時基本上整個社會都在討論這句口號的意思,是否和港獨有關。所以在焦點小組裡不需要提示,就會自然進行討論。」
法庭場境裡,引導性問題,會是法官關注的事。
這天早上,李詠怡(Eliza)教授,繼續接受控方盤問。Eliza早前曾說過,為甚麼「光時」口號在7月21日於社會流行起來,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人們對「元朗襲擊」感到憤怒,需要一個口號去表達其情緒。
然而代表律政司的署理刑事檢控專員周天行, 則挑戰Eliza,周專員多次指,7月21日口號最初出現於白天,當時中聯辦被示威者包圍,國徽被損毁,當時中聯辦外牆上更出現「光時」口號,周專員指,「光時」口號的意義,應該與中聯辦事件有關。
控方的周專員說:「中聯辦外示威中,清楚反映拒絕中華人民共國和政府的意思,你為何不認為這些示威活動的意義,有助我們脈絡性地理解口號的意思?」周專員亦呈上了多張中聯辦被損毁的照片叫Eliza細看。
Eliza指,她和研究伙伴,曾在7.21後,嘗試從數據了解為何當天之後,光時口號的使用明顯更普遍。於是她從兩張報紙裡,點算傳媒提及過的地區,發現「元朗」字眼出現的頻率,要比「西環」、「中聯辦」及「上環」高出很多。
「媒體注意力反映公眾注意力,而焦點小組發現,7.21大家一致是關注警察暴力,而不是關注中聯辦。故此我們認為令到7.21口號普及化,元朗事件比中聯辦事件重要得多。」Eliza說。
Eliza早前指,梁天琦在造勢晚會曾引述過美國黑人民權領袖Malcolm X說「the Ballot or the Bullet」意思,Eliza認為「子彈」只是比喻,並非像控方專家劉教授所說有「武器」的意思。控方更指控梁天琦有意推翻政權。Eliza當時更說,以她所知, Malcolm X不是「分裂國家主張者」(secessionist)。
周專員今日呈上Malcolm X的1964年的演講,讀出部份內容,又追問Eliza知否Malcolm X被指為 “separatist”和知否Malcolm X曾經加入激進伊斯蘭組織。
Eliza語氣有點難以置信地反問:「我們是否要進入複雜的美國種族歷史?美國黑人民族主義(black nationalist)和非洲裔美國人那時的分離主義(separatism), 尤其是於種族隔離(apartheid)的過去有多複雜?要研讀多少歷史脈絡?」
周堅持追問:「那Malcolm X是不是分離主義者?」
Eliza沒好氣答: 「若是說建立一個有主權的國家這個理解下,我認為不是。」
周專員仍在要求Eliza看Malcolm X說話節錄。此時,彭官要求暫停提問,三位法官退後座椅商議一會,然後彭寶琴說,Malcolm X是否分離主義者,與本案案情「拉扯得太遠」(far far removed), 彭官提醒周專員,Eliza一直不反對梁天琦在選舉演說中對港獨持正面看法。
周專員另一處的追問,把梁天琦與Eliza拉得更近,問答更有火花。周專員引述去年夏天來自《眾新聞》的報導,報導中訪問了三位學者,表達學者們對泛民立法會議員在政府表示因疫情把選舉延期一年後,是否應該總辭。
報導中,Eliza認為議員應該留任,訪問中提到議會是重要「抗爭陣地」「在威權政治下,策略上考慮比民主原則更重要……」周專員反問,梁天琦進入議會,會否也像她所說的一樣,「具策略意義,目的是去推翻政權」?
Eliza罕見地光火起來:「你在引述我?你是否在說我和梁天琦是一伙?說我和他是同黨?(You suggest I am part of his cohort?)……好了,現在我被審訊,我要回答吧? (I am the person on trial, I have to answer this……)」辯方劉大狀立即站起來抗議,指Eliza是來做證人的。
此時彭寶琴語氣溫和地望着Eliza說:「不是的,妳是來作供,提供專家意見給法庭。請不要覺得來被審判,這不是原來的意思。」彭官打圓場道:「我想周先生要想問妳,會不會梁天琦進入立法會,覺得策略上可以作出改變,而不是留在結構以外。」
Eliza鬆了一口氣,望着彭官說了幾聲:「感謝妳的澄清,感謝。」然後Eliza詳細解釋,她在泛民總辭上的看法,已經算是「溫和派」,因為當時社會上較激進的想法,是主張泛民議員一起總辭以表示對選舉延期的不滿。而Eliza說,我主張泛民留任,是希望有議員監察政府,希望加強政府問責性。
現在仍身陷囹圄的梁天琦,始終成為庭上反覆被斟酌的客體。
Eliza今日完成作供前,有機會詳細解釋,她作為政治學者,如何理解梁天琦為何要使用「光時」口號。Eliza解釋,2016年梁天琦參加的是新界東補選,和以往立法會選舉不同,選舉制度是「單議席單票制」,並非「比例代表制」。
「比例代表制」之下,勝選者需要的票數不需很多,只拿取選票一成也可以拿到席位。然而補選的規則,則是誰多選票誰便勝出,故要爭取選票數量。
Eliza說,回看2016新東補選中,參選者多達6人,當中梁天琦的對手,有知名度高的政黨領袖,梁天琦當時相比之下,是一個無人認識的小伙子,只有大學宿生會經驗,或參加過一些小型社會運動,但知名度不高。「他需要設計一個非常搶耳的口號,以拿得最多的票數。」
Eliza指,一個知名度不夠的參選者,設計口號會有「不成比例地戲劇化」的情況(dramatizing out of proportion),故此梁天琦即使說「選票就是子彈」是一種誇張的說法而已。
Eliza進一步指出:「很多提倡港獨的政治組織,大部份沒有具體的行動計劃,只是口說『香港獨立』」。法官彭寶琴補充:「妳所說的沒有具體行動計劃,是在公眾知道的情況下沒有而已。」
Eliza再補充:「究竟(這些組織主張的)是和平遊說,還是使用暴力或武裝力量?沒有看到這些(資訊)。」
今次被告唐英傑的電單車上,插着旗幟的版本,除了有「光時」這個八字中文口號,亦有七字英文“Liberate Hong Kong, Revolution of our Times”,中英文版本均在法庭反覆被檢驗。辯方學者卻說,原來口號的出現,並非有明確的設計時刻,或單一設計者。
彭官曾詢問,英語口號如何出現, “Liberate Hong Kong, Revolution of our Times”那裡來?彭官留意到梁天琦2016年造勢晚的佈景板已出現這七個英文字。
但Eliza指出,她曾經從梁天琦遞交給選管會的個人簡介中,找到「光時」的英文版,卻是被譯成「Ignite Revolution to Reclaim Our Age.」對於造勢晚會和選管會的文宣為何有差異,Eliza說她不知道。
而Eliza亦曾找遍不同資料,去嘗試看看梁天琦當初創作「光時」口號的原意,但發現他除了在晚會說過,口號不想專注「世代」差別,除此之外,她沒找到更多解釋。不過Eliza說,原來梁天琦最初創作了另一個八字口號,但她認為,梁天琦最初的口號不搶耳,不令人留下深刻印像。
「選舉口號要搶耳,要令人容易記起這個參選人,而原來梁天琦最初設計的口號很悶蛋,孩子氣得像大學活動口號一樣。」
原來,於社會掀起沸沸揚揚的談論,在2019年反修例運動中被廣泛流傳過,今天被法庭研究是否違反國安法的八個字口號,並不是梁天琦最初的構思。
此時,Eliza翻查文件找到了紀錄,並以廣東話在高等法院朗讀出,梁天琦最初曾經構思,但最後放棄了的意念。這個被埋葬了的口號,原來一樣是八個大字:「知行合一,世代革新」。
如果歷史有如果,假若「光時」沒有出現過,今日香港的光景又會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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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一):[Regime & Redeem]
7月2日控方專家劉智鵬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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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二):[Just Do it]
7月9日辯方專家李詠怡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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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三):[過去與未來]
7月12日辯方專家李詠怡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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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四):[知行合一]
7月13日辯方專家李詠怡及李立峯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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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4日辯方專家李立峯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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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六):[選櫻桃的人]
7月15日辯方專家李立峯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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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辯方第二位專家證人,中大新傳學院教授李立峯離開高院,明天他會繼續作供)
集體主義意思 在 賢賢的奇異世界 Youtube 的評價
#生命之花 #神聖幾何 #Floweroflife
各位大家好,歡迎來到HenHenTV的奇異世界,我是Tommy
大家知道什麼叫神聖幾何嗎?英文裡面就叫做Sacred Geometry,是一個非常古老的科學,而生命之花也是神聖幾何裡面的其中一種,謝謝網友Ngasi Leung留言建議我講生命之花,這個也是能讓我們腦洞大開的主題哦~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影片,我影片主要的題材就是稀奇古怪,靈異,外星人和UFO,或是一些神秘但卻科學無法解釋的東西,如果你也喜歡研究這些奇異主題,歡迎你訂閱HenHenTV。
好!我們開始吧!
神聖幾何,是由新紀元活動開始的,New Age Movement在1970-80年代開始的,這個活動所牽涉的範圍非常的廣,有神秘學,替代療法還有綜合其他宗教的元素和環保主義,這個活動融合了東方和西方的思想,把許多的觀念和科學融合在一起,就產生了神聖幾何學,
其實並不可以說是產生,而是這個形態一直都存在宇宙萬物當中,是宇宙所有物體最原始的能量模式。到最後發現,原來很多生命/物體的能量模式都是相同的,所以這個神聖幾何就是去探索,解釋,統一和研究宇宙萬物的能量。
他們相信上帝在創作宇宙萬物,是根據幾何平衡來創造世界的,很多科學家或哲學家都有發現這些共同點,例如普魯塔克講過:柏拉圖說上帝是一直不停的幾何化的,而現代的數學家改編了這句話,稱之為‘上帝算數’
根據Steven Skinner博士的書有講到,神聖幾何是研究大自然的物體根源,很多生物的形態都是和幾何學有關,例如好像是鸚鵡螺,它的螺的外殼並不會因為成長而失去幾何形態,它會以適量的成長而不會讓外殼變形,這個很神奇,對吧?另外蜜蜂築的蜂窩呈六角形,以便容納它的蜂蜜,還有大自然的花朵,植物,還有自然界的水晶,漩渦都是幾何形態的。
在此你應該可以聯想起更多的例子吧!
在古遺跡裡面都不難發現有幾何形態的建築,例如是古埃及,羅馬,古印度,希臘的建築裡面都包含幾何學,到了中世紀,很多的天主教堂都是根據幾何學來建築的,而在人體構造學裡面,也有幾何形態,在leonardo Da Vinci的維特魯威人裡面也是根據維特魯威的建築原理來畫的,而維特魯威的建築原理也是來自幾何學。
其實還有很多東西都和幾何學有關,例如印度的曼陀羅,中國的太極,八卦,風水,西方的魔法封印,瑪雅的圖騰等等。
那什麼是生命之花呢?
生命之花是由多個均衡間隔的重疊圓形組成的幾何形狀,這個形狀排列成好像花朵的圖案,呈六角形對稱,是一個完美形態。在神聖幾何學研究人員認為,它是深層精神意義和啟蒙的形態,在異教徒裡面,它是包含所有生物基本信息的阿卡西記錄,什麼是阿卡西記錄呢?
阿卡西是創造我們這個世界的頻率格局方程式,這是指在我們思考時,記錄我們的思想,行動和文字的系統,記錄會印在一直叫Akasha的微妙物質上,其他四個原則包括火,空氣,地和水,都是由這個法則中產生的,而五項的原則則代表人類的五種感官。有人說:這個阿卡西記錄講的形態和宇宙集體意識相同,也有人認為阿卡西,可以經過冥想,誘發人們的心靈感應和洞察力。
而在煉金術裡面也有和生命之花有關,在煉金術裡面,有個叫Metatron cube梅達特隆立方體,這個是由四元素和以太所對應的立體圖組成的幾何圖案,這個立方體代表萬物的最根源,它詮釋了宇宙根源形態就是這樣的。而這個梅達特隆立方體就是啟蒙於生命之花。
Learnardo da vinci 也有研究過生命之花和數學屬性,他繪畫了生命之花,也繪畫了生命之種子,在他的畫畫裡面,也運用了一些生命之花的原理,也就是我們所講的完美比例。Golden Ratio。
生命種子,是六個對稱的圓形畫在一個圓形裡面,作為生命之花的基礎。有人說:這七個圓圈也代表上帝用了七天創造這個世界。很多的形態都是源自於生命之花,例如是生命之果,是由生命之花裡面演變出來的,它是由13個圓圈組成,它被認為是宇宙的藍圖,包含每個原子,分子的結構,生命的形態和所有存在物體的設計基礎,大家看看分子,原子和量子的結構就會明白很多的原理都是來自生命之花。
而生命之花也在全世界每個角落都會看到,例如中國的紫禁城裡面,以色列的古老猶太教堂,日本寺廟,印度的金廟等等,那可能古代的人已經明白生命之花是代表世界的平衡,和萬物的起源。
但是那生命之花又對人類有什麼幫助,你知道了萬物的根源又會如何呢?
由於生命之花是所有萬物的根源,因此它有很深的靈性層面意思,在能量的測探中,它可以轉化和淨化的能量,在你冥想時,這可以讓你和大自然產生共鳴的能量,讓你提升落地感(Grounding),能夠驅使身體裡面的能量振動頻率,使一些干擾身體的負面電磁波減低,不再讓它們影響你的心靈。
當你可以掌握生命之花能量時,你發覺你是可以感受到宇宙和大自然生物的能量,也可以感受到其他人的能量,在了解其他人的能量時,同時可以去醫治他人。如果你的意識頻率提高,你是可以和更高維度的能量或是其他靈性生命體聯繫的。
像之前的影片講的一樣,宇宙的根源是愛,是光和平衡的象徵,凡是以正能量的態度去面對生活,遇到別人負能量時給予關愛,無私的愛,我覺得那才是在我們人生當中需要學習的東西。
最後讓我們也來一起畫生命之花吧!
願這可以帶給你們平靜和平的感覺。
我們下個奇異世界見,Bye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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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體主義意思 在 3Q陳柏惟 Youtube 的評價
我們小學教育都說要「五育並齊」。五育是哪五育?德、智、體、群、美。
第一個德育是什麼意思?就是品德、德性。
但德性要怎樣建立呢?
通常是透過制度。當一個社會的制度出發點是服務群眾,就會鼓勵這個國家去尊重愛惜民眾。
什麼意思呢?
比如我們教育要敬愛國家,但國家竟然會任意殺人,那要怎麼讓民眾由心敬愛國家、由心維護社會?
所以轉型正義很重要,當法律建立了正義,才能讓後代子孫、世世代代的人民來遵守,這才是走向正義國家的路途。
說到轉型正義,促轉會最主要的任務,就是規劃與推動。那要規劃與推動什麼呢?我們出去玩,玩到很髒的時候回來,媽媽都會說:「你怎麼這麼會這麼”驚人”」。“驚人”是什麼意思?就是骯髒,把髒的部分洗一洗,就叫除垢法。
除垢法是什麼呢?事關人事的清查。
曾經當過立委的鄭振耀、耀伯,也在國會用台語質詢。他曾因為美麗島事件被關,對他刑求的檢察官,後來竟然還安安穩穩地在當法官。這樣的人事物,沒有好好清洗乾淨,傷口就會化膿感染。
當然,轉型正義也必須釐清在過去的體制之下,也很多人是不情願、甚至被逼著成為共犯的一份子。針對這些曾經的加害者,不管他是心甘情願要成為共犯,或是不甘不願成為政府的共犯,都必須透明化,在願意道歉理解之後,才能繼續下一步的討論,依據其責任之輕重、審視該員的環境,給予相對的承擔。
許多中東歐國家結束共產威權執政後,以「除垢」的制度來進行轉型正義,包括德國(前東德)、捷克、匈牙利、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斯洛伐克、波蘭、羅馬尼亞。這些國家除垢的步驟大致上是:首先,先對國家官員、情治人員或是協力者進行界定分類,歸於特定類別的人必須接受檢視;其次,檢視特定人員在過去是否從事特定行為;最後,若發現特定類別的人確實曾經作出特定行為,而必須依其行為與後果負起相應的責任時,就要依據其責任之輕重給予相對的禁令;比方是否能繼續擔任現在的公務職位,或是不能擔任特定公務職位等等。劃定的範圍也有不同的界定方式。比方採充分除垢者,是較為徹底的人事清洗與去共產主義化;部分除垢者將範圍限縮至特定職位,進行有限的人事清查。
我認為轉型正義最重要的,不是形式、不是方向,而是真真正正,能夠透由促轉會達成到社會上實質的影響,建立起應該台灣應該要有的政治道德標準,「除垢」是轉型正義最重要最關鍵,一定要做,而且要盡早做盡快做!
另外,我也注意到促轉會,一開始是預計要有九個委員,因為正副主委長期出缺,楊翠老師也是代理的主委,現在正職只剩三位,總共只有五個人在運作,這樣的人力極為不足,希望先至少把人手補齊,才能好好做事。
而這些過去的政治檔案,被隱藏不能公開的,應該也要適度的開放給民間,例如學者專家進行研究。白色恐怖是集體的創傷,這些政治檔案雖然是關係受害者個人,但同時具有很高度的公共性,對於人權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一環。
最後,感謝促轉會全體同仁,及所有為了轉型正義而拼命的前輩們,我們一起努力找路,相信一直走下去,終能走向真正的獨立自由,3Q!
因為我們是勇敢的台灣人
#3Q陳柏惟 #中二立委 #台灣基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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