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良師諍友曾鈺成
盧安迪｜2017 年 4 月 21 日《自由的國度》
信報財經新聞 hkej.com
曾鈺成是其中一位我最尊敬的公職人士和忘年之交。我們兩人都是讀數學出身，並且對政治哲學充滿興趣。不同的是，他年輕時成為了馬克思主義者，我則剛好相反，支持至純至正的私有產權制度，亦即自由意志主義（libertarianism）。
幾年來，我和曾先生就彼此的觀點作過不少討論。記得有一次，我臨別時說：「主席，多謝你又教化我啊！」他說：「哈哈，我諗緊你第日著書立傳嗰陣時，點樣批判你啊！」因此，我今年稍後出版的文章合輯，特意邀請了曾先生撰序。
另外，曾先生上週也在其《am730》專欄寫了《精英哲學》一文，評論我的自由意志主義理念。他認為自由意志主義是精英知識分子（highbrow）的哲學，不能被社會大眾理解和接受，而且若要付諸實行，須依賴每人自覺遵守，不侵犯別人的自由和財產。
首先，我要澄清一些比較技術性的事宜。曾先生在文中指，最極端的自由意志主義者認為政府不應有權徵稅，賦稅只應由個人自願捐獻。這個說法不甚準確。事實上，最極端的自由意志主義者是無政府資本主義者（anarcho-capitalists），提倡打破政府對執法和司法行業的壟斷，建立有多間私營保安和仲裁機構互相制衡、協調的「多中心法律秩序」（polycentric legal order），維護私有產權。在這個制度下，保安和仲裁服務皆由用者自付，所以不會出現自願賦稅引起的「搭便車問題」（free rider problem）。
David D. Friedman 的 The Machinery of Freedom 和 Randy Barnett 的 The Structure of Liberty 這兩本書，對有關「多中心法律秩序」的多個常見疑問（例如怎樣調和不同保安機構之間的衝突、怎樣避免仲裁機構偏袒富人、怎樣保證窮人可享有法律服務）作了周詳的解答。無政府資本主義的實行，不依賴每一個人都自願守法，因為罪犯仍會被拘捕、審判和監禁，在這點上跟有政府的制度大同小異。當然，在可見的將來，我們都沒有機會從現行制度轉變至無政府資本主義；但歷史上有不少地方都實行過「多中心法律秩序」，例如古代愛爾蘭實行了超過 1000 年，比很多有政府的朝代更長，可見這個制度一旦被成功確立和廣泛接受，是具備充分穩定性的。
市場是「森林哲學」的相反
接下來，我想從更結構性的角度，探討我和曾先生意見分歧的根本原因。或許由於不同的閱讀背景，我和曾主席有著迥異的思維框架。雖然曾先生說過，在「一國兩制」下，他會盡力維繫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但我認為無論江山如何變遷，曾先生的一些基本前提和思考方法還是帶有馬克思主義的痕跡。
曾先生不只一次表示，完全的自由市場屬於弱肉強食的森林哲學。其實，自由市場是最不「森林哲學」的制度。因為森林競爭的本質是什麼？就是各種野獸使用武力，互相捕殺搶掠，而自由市場正是禁止以武力侵犯別人的身體或財產。在森林中，如果一隻老虎吃了一隻鹿，後者便會受損；但在市場裡——根據主觀價值論（subjective theory of value）而非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labor theory of value）——任何自願交易的雙方都必然得益，否則便不會交易。
舉例說，喬布斯（Steve Jobs）生前很有錢，但他的錢是從哪裡來的？是周圍打人搶來的嗎？人們之所以付錢給他，是因為他創造了人們想要的產品。他是通過服務別人而賺錢，而非通過傷害別人而自肥：當一個人用 5000 元買一部 iPhone，他是寧願要那部 iPhone 而不要 5000 元，蘋果公司則寧願要 5000 元而不要那部 iPhone，所以這是一個「正和遊戲」（positive-sum game）。相反，在「大政府」之下，各種利益群體爭奪公權力，強迫人們交稅資助，這跟森林一樣都是「零和遊戲」（zero-sum game），或至少不保證是正和遊戲。
歷史唯物主義有盲點
曾先生對資本主義有所保留、同情福利主義的另一深層次原因，可能在於他信奉歷史唯物論（historical materialism），認為歷史發展的長遠大方向總是「進步」的。他曾經問我：如果福利主義不是對基層大眾有利，為什麼這麼多西方國家在過去半世紀都走向福利主義？然而，這個觀念忽略了做決定的政客（以及他們背後的特殊利益群體）往往有著跟政策受眾不同的動機，例如製造倚賴的選民，以謀取更多政治權力。它無法解釋為何美國幾乎所有黑人政客（以及被視為「少數族裔盟友」的政客）都支持提高最低工資，使黑人青年失業率從 1951 年到 1980 年跳升四倍，造成更多絕望的黑人祈求這些政客「伸出援手」。
曾先生在其文章中也提出了關於「由少數精英把它（自由意志主義）強加給社會」的疑問。當然，我反對獨裁制，但為了剖析這個問題，暫且假設有一個獨裁者。如果有 70％ 人要求政府把一個飲酒的成年人抓去坐牢，獨裁者卻不予理會，曾先生或許會說他是把「不能立法禁酒」這一自由意志主義原則強加諸社會，但這個說法源於把「多數人」和「整體」混為一談。獨裁者所做的，只是不幫那 70% 人去侵犯那個飲酒的人的私有產權而已，沒有對那 70% 人作出任何逼迫。任何人「把自由意志主義強加給社會」都是在字義上和邏輯上不可能的（analytically impossible），因為自由意志主義的意思正是不強加任何東西。
嚴格而言，自由意志主義者並非反對任何形式的集體主義，只是反對強制參與的集體主義。在自由社會，人們可以成家立室，可以組織棋藝社，可以建造一個禁止吸毒的私人屋苑，甚至可以成立一個自願加入的「共產俱樂部」，以契約規定會員均分財產，這些「集體」都是沒有違反自由意志主義的。反過來，如果整個社會不是實行自由意志主義，而是存在政府干預，人們便不能選擇實踐自由意志主義，以任意和平的方式私下結社，因為可能會抵觸政府的禁令。自由意志主義跟其他制度之間有著這個不對稱性（asymmetry），這就是他們畫龍點睛的分別。
政府干預才是精英哲學
最後，我想回應曾先生指自由意志主義屬於「精英知識分子的哲學」的說法。誠然，最純粹的自由意志主義者多是陽春白雪的知識分子，但大部分知識分子卻跟自由意志主義背道而馳。在美國大學，四分之一社會學教授自認為馬克思主義者，92% 有政黨立場的教授都是支持較傾向「大政府」的民主黨，這兩項數據都遠高於普羅大眾之中的比例。
海耶克（F. A. Hayek）對這個現象有一個可堪咀嚼的解釋：大部分知識分子都對自然科學的方法過分自負（"the fatal conceit"），相信人類社會亦可用同樣的方法來計算和管理。（弔詭的是，儘管我很喜歡數學，但我欣賞的奧地利經濟學派的最大特色，恰是摒棄複雜的定量模型！）另一方面，自由意志主義則只需要每個人在分散（decentralized）的機制下作出自己周遭的切身選擇，不強求他們有足夠的知識、視野和品格來掌管集中的公權力，為全社會作出決定。在這個意義上，自由意志主義對人性的要求，其實是比政府干預的混合經濟更低。
一個順理成章的回應是：不錯，社會上大部分人確實不適合掌管公權力；但是有些人笨一點、壞一點，有些人聰明一點、善良一點，我們可以通過民主選舉，選出少數能人所不能、適合掌管公權力的代表，作出理想的干預決策。但如果是這樣的話，究竟是自由意志主義更精英主義，還是政府干預主義更精英主義？（完）
延伸閱讀：曾鈺成《精英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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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謝專業攝影師 Ivan Chung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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