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人類是最強種族這件事的八卦，Yahoo名人娛樂都在討論

關於美國聯航暴打亞裔乘客，如果你也覺得憤怒，可以在以下對白宮的請願書上簽名。https://petitions.whitehouse.gov/…/chineselivesmatters-call… 簽名後網站會發一封郵件給你，點擊同意就可以完成，一個月內如果達到10萬人就有效，當然能否得到白宮回應還不知道，但也是一份心意。

圖4是我特地去查的聯邦條例（對，就是這麼較真），UA因為自己機組員要搭順風機，強制付費的乘客下機，已違反CFR 14.250.2b(c)。

想轉發圖片請隨意，不用打招呼，直到UA正式對傷者道歉並賠償，我才會刪除這篇。

看到一個評論，說不要無限上綱，航空公司不一定就是種族歧視，何況華裔醫生在美國執業應該也是美國人了。怎麼說呢，同為亞裔，我當然憤怒，但仔細想想，這不只是國籍或是種族的問題。

輿論譁然，因為這件事在根本上就是錯的，退一萬步說，當事者就算不是華人，航空公司一樣該被譴責。這件事發生後，世界各地都有很多不同國籍的人都在為傷者發聲，就是同樣的原因。

我們爭取的是人權，是身為人類應享的權利與尊重。

Rev. Martin Niemoller馬丁‧尼莫拉牧師，曾說過下面一段話，後來成為波士頓猶太人大屠殺紀念碑銘文。

They came first for the Communists, and I didn't speak up, because I wasn't a Communist.

Then they came for the Jews, and I didn't speak up because I wasn't a Jew.

Then they came for the trade unionists, and I didn't speak up because I wasn't a trade unionist.

Then they came for the Catholics, and I didn't speak up because I was a Protestant.

Then they came for me,
and by that time no one was left to speak up.

「起初他們（德國納粹黨）追殺共產主義者，
因為我不是共產主義者，我不說話；

接著他們追殺猶太人，
因為我不是猶太人，我不說話；

後來他們追殺工會成員，
因為我不是工會成員，我依然不說話；

此後他們追殺天主教徒，
因為我是新教徒，我還是不說話；

最後他們奔向我，
卻再也沒有人站起來為我說話了。」

#boycottunitedairline #dontflyunited

［知行合一］（六之四）

國安法第一審繼續就「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八個字的意義，繼續進行討論。控方由嶺大學者劉智鵬以歷史學者身份，早前指出「光時」有分裂國家意思；而辯方的港大學者李詠怡 (Eliza)則已作供進入第三天。今天下午，和Eliza一起撰寫專家證人報告的另一位學者，中大新傳學院教授李立峯(Francis)開始作供。

由於辯方兩位專家的姓氏同為「李」，「雙李」容易引起混淆。甫坐下，高個子的李立峯教授說，他想用Eliza稱呼李詠怡教授，獲法庭接納。

李立峯解釋，Eliza專長政治學，故對政治選舉及相關理論熟悉。而Francis自己則是傳播學教授，辯方劉偉聰大狀在庭上先介紹Francis， 指出他畢業於史丹福大學，博士論文研究美國9.11事件中，比較報紙讀者來信和網上論壇的言論，專研範圍為「政治傳播學」。

Francis曾出版學術著作，有講述雨傘運動與傳播關係，將出版另一本書，談及六四紀念活動的集體港人記憶現象，「我對香港近年的大型社會運動，有現代歷史脈絡的理解」。Francis亦曾於2017年成為香港法庭歷史上第一位以「民意研究專家」，為佔中九子案擔任專家證人。以往，香港法庭專家證人多為醫生及物理學家等。

三位法官表示接納Francis的專家證人身份。今天在大狀袍下穿了條子花紋西裝褲的劉偉聰大狀，溫文向法官們道謝：「I am grateful」.

Francis花了頗長時間，解釋社會科學中，量化研究（大型民調）和質化研究（焦點小組）的方法論及兩者作為理解社會現像的用途。

由於過往香港法庭甚少傳召社會科學家作專家證人，三位法官發問了很多問題。唯一男性法官陳嘉信說：「我是laymen（普通人）有這些問題」；女法官杜麗冰亦在休庭前向主問劉偉聰說笑：「對不起我們打斷了你的發問。」

休庭前，三位法官先後向Francis多次問及社科研究法的疑問。Francis越答越興起，語速快了。控方周天行說：「教授請說慢一點。」Francis說笑：「我教書時，學生經常說我說得太快。」此時法庭響起了輕鬆的笑聲。

Francis說，他們進行了的量化研究，就是於2019年從連登討論區上，以電腦程式，抽取討論區上曾提及口號相關的帖子，抽取的口號分別為「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香港獨立」、「港獨」、「五大訴求」。由於連登上的留言量可以數以百萬計，需要由懂寫電腦程式的學者作技術上協助，他再進行統計學分析。法官們沒有太多發問。

Francis說：「看數字，以數量計，量化研究(quantitative research)就可以處理，但要看人們怎樣建構意義，那要進行質化研究，因為做簡單問卷，是不可以看到意義建構的過程。此時要靠質化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我們做了焦點小組(focus group)。」

七個焦點小組，每個有五至八人參加，三組是包含了不同年齡性別職業的市民，四組是參與者背景相近的小組，一組是社工，一組是老師，一組是年輕人。總共有40人參加焦點小組，都是在反修例運動期間，有參與示威或同情反修例運動的人。「因為我們要看示威者在想甚麼。」

三位法官發問頗頻密，其中，陳嘉信問，焦點小組只有四十人那麼少，如何有代表性？Francis解釋，質化研究是找「意義成形的過程」，代表性則由量化研究補充：「所以我們用不同研究方法互補不足。」

法官對社會現象的理解，和社科學者明顯有差別。

陳官問道：「參加焦點小組的人，會不會心裡想一樣，答你說另一樣？好像美國選舉你問選民選誰，可能他因為尷尬告訴你一個答案，但去到票站就投另一個。」陳法官形容，這是一個「危險」(danger).

作為社會科學學者，Francis這樣回應：「我不看成一種『危險』，因為人是複雜的動物，人的腦子裡不只有『單一的真相』，面對不同人，在不同處境，會影響人如何建構意義。從社會學及人類學角度，人們會在不同處境『管理自己的形像』，我會形容為因應處境而作出的『調整』，而不是在直白地說謊」。

Francis繼續解釋，「而建構意義是一個過程，同一個人在不同時候，他的想法也有改變。像我們現在在討論『甚麼是焦點小組』，我們（他和法官們）也在集體參與意義建構的過程。」

此時，Francis引述了焦點小組裡，其中一個焦點小組參與者，對「光時」口號的理解，隨時間而出現改變。

Francis在庭上說，其中一個支持反修例運動的焦點小組參與者說：

「最初我面對『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這口號，我說不出口。為何呢？因為我最初認為這口號與『港獨』有關，好像要推翻政府，這不是我的目的，我不支持港獨的。但隨着反修例運動發展下，我理解這個運動是關於爭取普選，關於愛好自由，公義。漸漸我可以喊出口了。這個口號好像承載了一種精神。當我去到集會現場，我喊『光時』口號時，我會覺得和其他香港人連繫起來。」

Francis解釋：「這是一個好例子，這個人最初覺得，『嘩，光時口號好激進』，但漸漸他覺得意義改變了。即使他不支持港獨，他也會嗌這口號。」

「這例子正正示範了，口號的意義建構過程，可以如此複雜，豐富，充滿餘韻(nuances).」Francis說。

Francis還引述了華盛頓大學政治學教授Lance Bennett對政治口號的見解 “Effective political themes and slogans invite people to bring their own meaning to a situation. Thus, an image is an impression anchored partly in symbolic suggestion and partly in the feelings and assumptions that people have in response to that suggestion.”

(有效的政治口號邀請人們把他們自己的意義加諸其上。所以，一個影象像個錨，作為一個符號提示人們把自己的感受及假設投射到其中。)

Francis亦說，焦點小組中發現，只有部份人認為「光時口號」與港獨有關，所以口號是開放式的。「總的來說，光時口號就是關於一些失去的東西，而人們覺得需要改變。至於失去了甚麼又如何改變，則因人而異。」

法官們亦用法律用語詢問，焦點小組裡會否有「引導性問題」（leading question），即因為主持者主動提起「港獨」而引導被訪者去提及這個答案。這顯然是法庭常關注點。

但Francis說，焦點小組做法是開放讓大家討論，「而進行焦點小組時間正好在2019年9月，那時基本上整個社會都在討論這句口號的意思，是否和港獨有關。所以在焦點小組裡不需要提示，就會自然進行討論。」

法庭場境裡，引導性問題，會是法官關注的事。

這天早上，李詠怡(Eliza)教授，繼續接受控方盤問。Eliza早前曾說過，為甚麼「光時」口號在7月21日於社會流行起來，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人們對「元朗襲擊」感到憤怒，需要一個口號去表達其情緒。

然而代表律政司的署理刑事檢控專員周天行， 則挑戰Eliza，周專員多次指，7月21日口號最初出現於白天，當時中聯辦被示威者包圍，國徽被損毁，當時中聯辦外牆上更出現「光時」口號，周專員指，「光時」口號的意義，應該與中聯辦事件有關。

控方的周專員說：「中聯辦外示威中，清楚反映拒絕中華人民共國和政府的意思，你為何不認為這些示威活動的意義，有助我們脈絡性地理解口號的意思？」周專員亦呈上了多張中聯辦被損毁的照片叫Eliza細看。

Eliza指，她和研究伙伴，曾在7.21後，嘗試從數據了解為何當天之後，光時口號的使用明顯更普遍。於是她從兩張報紙裡，點算傳媒提及過的地區，發現「元朗」字眼出現的頻率，要比「西環」、「中聯辦」及「上環」高出很多。

「媒體注意力反映公眾注意力，而焦點小組發現，7.21大家一致是關注警察暴力，而不是關注中聯辦。故此我們認為令到7.21口號普及化，元朗事件比中聯辦事件重要得多。」Eliza說。

Eliza早前指，梁天琦在造勢晚會曾引述過美國黑人民權領袖Malcolm X說「the Ballot or the Bullet」意思，Eliza認為「子彈」只是比喻，並非像控方專家劉教授所說有「武器」的意思。控方更指控梁天琦有意推翻政權。Eliza當時更說，以她所知， Malcolm X不是「分裂國家主張者」(secessionist)。

周專員今日呈上Malcolm X的1964年的演講，讀出部份內容，又追問Eliza知否Malcolm X被指為 “separatist”和知否Malcolm X曾經加入激進伊斯蘭組織。

Eliza語氣有點難以置信地反問：「我們是否要進入複雜的美國種族歷史？美國黑人民族主義(black nationalist)和非洲裔美國人那時的分離主義（separatism）, 尤其是於種族隔離(apartheid)的過去有多複雜?要研讀多少歷史脈絡？」

周堅持追問：「那Malcolm X是不是分離主義者？」

Eliza沒好氣答: 「若是說建立一個有主權的國家這個理解下，我認為不是。」

周專員仍在要求Eliza看Malcolm X說話節錄。此時，彭官要求暫停提問，三位法官退後座椅商議一會，然後彭寶琴說，Malcolm X是否分離主義者，與本案案情「拉扯得太遠」（far far removed）, 彭官提醒周專員，Eliza一直不反對梁天琦在選舉演說中對港獨持正面看法。

周專員另一處的追問，把梁天琦與Eliza拉得更近，問答更有火花。周專員引述去年夏天來自《眾新聞》的報導，報導中訪問了三位學者，表達學者們對泛民立法會議員在政府表示因疫情把選舉延期一年後，是否應該總辭。

報導中，Eliza認為議員應該留任，訪問中提到議會是重要「抗爭陣地」「在威權政治下，策略上考慮比民主原則更重要……」周專員反問，梁天琦進入議會，會否也像她所說的一樣，「具策略意義，目的是去推翻政權」？

Eliza罕見地光火起來：「你在引述我？你是否在說我和梁天琦是一伙？說我和他是同黨？(You suggest I am part of his cohort?)……好了，現在我被審訊，我要回答吧？ (I am the person on trial, I have to answer this……)」辯方劉大狀立即站起來抗議，指Eliza是來做證人的。

此時彭寶琴語氣溫和地望着Eliza說：「不是的，妳是來作供，提供專家意見給法庭。請不要覺得來被審判，這不是原來的意思。」彭官打圓場道：「我想周先生要想問妳，會不會梁天琦進入立法會，覺得策略上可以作出改變，而不是留在結構以外。」

Eliza鬆了一口氣，望着彭官說了幾聲：「感謝妳的澄清，感謝。」然後Eliza詳細解釋，她在泛民總辭上的看法，已經算是「溫和派」，因為當時社會上較激進的想法，是主張泛民議員一起總辭以表示對選舉延期的不滿。而Eliza說，我主張泛民留任，是希望有議員監察政府，希望加強政府問責性。

現在仍身陷囹圄的梁天琦，始終成為庭上反覆被斟酌的客體。

Eliza今日完成作供前，有機會詳細解釋，她作為政治學者，如何理解梁天琦為何要使用「光時」口號。Eliza解釋，2016年梁天琦參加的是新界東補選，和以往立法會選舉不同，選舉制度是「單議席單票制」，並非「比例代表制」。

「比例代表制」之下，勝選者需要的票數不需很多，只拿取選票一成也可以拿到席位。然而補選的規則，則是誰多選票誰便勝出，故要爭取選票數量。

Eliza說，回看2016新東補選中，參選者多達6人，當中梁天琦的對手，有知名度高的政黨領袖，梁天琦當時相比之下，是一個無人認識的小伙子，只有大學宿生會經驗，或參加過一些小型社會運動，但知名度不高。「他需要設計一個非常搶耳的口號，以拿得最多的票數。」

Eliza指，一個知名度不夠的參選者，設計口號會有「不成比例地戲劇化」的情況(dramatizing out of proportion)，故此梁天琦即使說「選票就是子彈」是一種誇張的說法而已。

Eliza進一步指出：「很多提倡港獨的政治組織，大部份沒有具體的行動計劃，只是口說『香港獨立』」。法官彭寶琴補充：「妳所說的沒有具體行動計劃，是在公眾知道的情況下沒有而已。」

Eliza再補充：「究竟（這些組織主張的）是和平遊說，還是使用暴力或武裝力量？沒有看到這些（資訊）。」

今次被告唐英傑的電單車上，插着旗幟的版本，除了有「光時」這個八字中文口號，亦有七字英文“Liberate Hong Kong, Revolution of our Times”，中英文版本均在法庭反覆被檢驗。辯方學者卻說，原來口號的出現，並非有明確的設計時刻，或單一設計者。

彭官曾詢問，英語口號如何出現， “Liberate Hong Kong, Revolution of our Times”那裡來？彭官留意到梁天琦2016年造勢晚的佈景板已出現這七個英文字。

但Eliza指出，她曾經從梁天琦遞交給選管會的個人簡介中，找到「光時」的英文版，卻是被譯成「Ignite Revolution to Reclaim Our Age.」對於造勢晚會和選管會的文宣為何有差異，Eliza說她不知道。

而Eliza亦曾找遍不同資料，去嘗試看看梁天琦當初創作「光時」口號的原意，但發現他除了在晚會說過，口號不想專注「世代」差別，除此之外，她沒找到更多解釋。不過Eliza說，原來梁天琦最初創作了另一個八字口號，但她認為，梁天琦最初的口號不搶耳，不令人留下深刻印像。

「選舉口號要搶耳，要令人容易記起這個參選人，而原來梁天琦最初設計的口號很悶蛋，孩子氣得像大學活動口號一樣。」

原來，於社會掀起沸沸揚揚的談論，在2019年反修例運動中被廣泛流傳過，今天被法庭研究是否違反國安法的八個字口號，並不是梁天琦最初的構思。

此時，Eliza翻查文件找到了紀錄，並以廣東話在高等法院朗讀出，梁天琦最初曾經構思，但最後放棄了的意念。這個被埋葬了的口號，原來一樣是八個大字：「知行合一，世代革新」。

如果歷史有如果，假若「光時」沒有出現過，今日香港的光景又會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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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一）：［Regime & Redeem］
7月2日控方專家劉智鵬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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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二）：［Just Do it］
7月9日辯方專家李詠怡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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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三）：［過去與未來］
7月12日辯方專家李詠怡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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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四）：［知行合一］
7月13日辯方專家李詠怡及李立峯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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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五）：［沒有誰比誰高貴］
7月14日辯方專家李立峯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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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六）：［選櫻桃的人］
7月15日辯方專家李立峯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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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辯方第二位專家證人，中大新傳學院教授李立峯離開高院，明天他會繼續作供）

《愛是人生最重要的事：羅素》分享好文

*很奇怪，大多數社會對愛通行的態度是兩方面的：一方面，愛是詩歌、小說、戲劇的主要題旨；另一方面，它又為大多數態度認真的社會學家所完全忽視，他們認為對於經濟或政治改良計劃來說，愛不是必須的。我個人認為這種態度是不正確的。

*我把愛視為人生中最重要的事物之一，任何制度，只要它不必要地干涉愛的自由發展，我就認為它是壞的制度。

當愛這個字用得適當的時候，它並不一定指兩性間的關係。愛是含有充分的情感的一種關係，這種關係不單是身體上的，而且是心理上的。愛可以達到任何熱烈的程度。像崔斯坦與易沙德這一戲劇裡所表現出的那種情緒，是與無數男女的經驗相符合的。

要將愛的情緒藝術地表達出來，這種能力是不多見的，但是愛這種情感本身，至少在歐洲是很多的。在有些社會中，愛的情緒要比其他社會更普遍些，我想這並不是因為各處人民性情兩樣，而是因為各地的制度和風俗不同的緣故。

在中國，愛的情感很少見，並且在中國歷史上，愛徬彿成了那些受不良妃子蠱惑的昏君的一種標徵：中國傳統文化反對一切強烈的情緒，認為一個男子無論在什麼情形之下都應該保持理性的主權。

這一點類似於歐洲18世紀的早期。

我們經歷過浪漫主義運動，法國革命和歐洲大戰，因而感悟到人生理智的部分並不如英國女皇后在位時人們所希望的那樣佔主導地位。而且理性在創造心理分析學說的同時，就已經背叛了它的本職。

現代生活中有三大理智之外的活動，即宗教、戰爭和愛情；三者都是理智之外的。

*但愛情並不是反理智的，換言之，即一個有理性的人能夠合理地享受愛情的存在。現代世界里宗教和愛情之間存在著一種敵對。我不以為這種敵對是不可避免的，它是由於基督教和其它宗教不同：基督教是根深蒂固地建立在禁慾主義基礎之上的，只是因為這個事實，宗教和愛情才有一種敵對關係。

*然而在現代世界中，愛情還有一個比宗教更為危險的敵人，那就是人們工作和經濟上的成功原則。

*一般都主張——尤其在美國——一個人不應該讓愛情妨礙他的事業，假如他為愛情而犧牲事業，那他就是一個傻子。但是此事和一切的人事一樣，需要一種平衡。為愛情而犧牲了整個的事業，雖然有時也許是一種悲壯之舉，然而總的來說是愚蠢的；為事業而完全犧牲愛情，同樣也是愚蠢的，而且絲毫沒有悲劇意義上的英雄氣概。但是在一個人盡爭利的社會裡，這種事還是會發生，而且不可避免地要發生。

我們試注意一下今日一個典型商人的生活，尤其是美國的：從他成人的最初時候起，所有他的最優秀的思想，所有他的最旺盛的精力，都通通用在發財的事務上，其餘的一切在他看來都是無關緊要的消遣罷了。他年輕的時候不時以嫖娼來滿足肉體上的需要，不久他結婚了，但是他的興趣完全和他太太的興趣不同，他從未曾和她真正親密過。他每天又晚又倦地由公事房回來，第二天早上在他太太未醒之前就起來了。禮拜天呢，他會去打高爾夫球，因為他需要運動以保持健康的身體來為繼續賺錢而奮鬥。在他看來，他太太的興趣大部分是屬於女人的，他雖然贊成卻不想去分享。

他既沒有時間談婚內的愛情，也沒有工夫搞婚外戀情，不過當他因公外出的時候，也可能偶爾去尋花問柳。他的太太在性方面對他多半是冷淡的，這是用不著奇怪的，因為他從來就沒工夫去向她求愛。在下意識中他是感到不滿足的，但他不知道是出於什麼原因。

他把不滿大部分排遣在他的工作中，有時也排遣在其他不甚合意的方法中，如參觀拳擊比賽或懲治激進黨人之類，以此獲得一種淫虐狂的快樂。他的太太和他一樣地不滿足，她通過消磨歲月於次等文化之中找到一個出路，她還通過磨難那幫生活自由的人以維持自己的德行。這樣一來，夫妻雙方在性生活上的不滿就轉而變成為憎惡戴著公德心和崇高道德標準的假面具的人類。

這種不幸事情的發生，主要是因為我們對性的需要這一觀念的錯誤理解。

聖保羅顯然地主張，我們之所以需要結婚，只是因為有機會做愛的緣故，這個觀點曾一致地受到了基督教道德家們的鼓勵。

*這些道德先生因為厭惡性的緣故，遂對性中優美的方面都蒙蔽不見；結果，幼時受了他們這種教育的人們，活了一世，竟對自己最優良的潛能都不認識。

*愛情絕不只是性交的願望，愛情是逃避寂寞的主要方法，這種寂寞使大多數男人和女人在一生中的大部分時間上承受痛苦。

大多數人對於冷淡的人世和人類可以達到的殘酷程度，都懷有一種深沈的恐懼之心。因而他們都渴求人之情愛，而這種渴求的心理又常常被男人的粗暴、鄙陋或魯莽的態度以及婦女的蝶喚不休所理沒。

只要男女彼此有熱烈的情愛，這種事情就不會發生；愛情可以把自我的堅壁攻破，產生出一個合二為一的新生命。

大自然造人，並不是叫他們各自孤立著，因為除了憑藉愛戀對象的幫助，人不能完成生物學上的目的；並且文明人若沒有愛情就不能充分滿足他們性的本能。

*倘若一個人的整個生命——肉體的和精神的——不一致地參加性的關係，性的本能是不能完全滿足的。那些從未曾經歷過相互愉悅的愛情中沈酣的親密和真摯的情誼的人，實在是失卻了生命所能給予的最美好的東西，他們會無意識地——倘若不是有意識地，感到了這種損失；結果，他們因為失望的心理，每每發生妒嫉、欺壓與殘酷的行為。

*給熱烈的愛情一個適當的地位，於是成為社會學家應該關注的一個問題。因為假如人們失掉了這種經驗，他們的發展就不能達到充分的高度，對其餘的人們就不能發生一種仁愛的熱情；而要是沒有這種熱情的話，他們的社會活動一定會是有害的。

大多數的人，只要具備適當的條件，在他們生命中的某個時期，會發生熱烈的戀愛。

但是沒有經驗的人很難把熱烈的愛情和一時的誘惑區分清楚，尤其是大家閨閣中受過良好教育的女子，她們領受過父母師長這樣的教育：要是一個女子不愛一個男子，她是不會和他接吻的。這樣的女子對於上述的區別，尤其難以清晰瞭解。假如我們希望一個女子到結婚的時候仍是處女，那麼她平常受的教育和得的經驗會使她很容易墜入別人臨時設置的性誘惑的圈套里；要是一個有性經驗的婦人，則很容易把這種誘惑和真正的愛情分開。

這無疑是造成不幸婚姻的一個常見的原因。

即使是彼此都有愛情的時候，只要一方或另一方覺得愛情是罪惡的話，他們的愛情也是會受到傷害的。這種心理也許是很有根據的。譬如巴涅爾的通好無疑地是犯罪，因為他這樣一來使愛爾蘭希望的實現延遲了好些年。縱使罪過的心理是沒有理由的，愛情也一樣地會受損壞。

*倘若愛情要產出它所能達到的一切好處，它必須是自由的，慷慨的，不受拘束的，傾心盡力的。

俗世的教育覺得愛情中有罪惡的成份，這種心理在下意識中，不但女人有，男人也有；不但拘泥禮教的人有，自命思想解放的人也有。

這種態度的影響很多。

它常常使男子做愛的時候是獸性的、笨拙的，並且不會體貼和同情，因為他們不能夠溫文爾雅地把他們的愛情表達出來，以確定女人的感情。

性的最後一幕應該漸漸地推進，這樣才能使女人感到快樂，對於這裡面的價值，他們也不是十分明瞭。

事實上，他們每每不知道婦人也應該有快樂的經驗；假如她不能感到快樂，那就是她的情人的過失。受過習俗教育的婦女常常有一種冷淡的驕態，她們在身體方面非常矜持，不願意輕易讓人親近。手段高妙的求愛者或者能征服這類怯懦行為而達到目的；但假如他以女子的謹小慎微為貞操的表示，欣賞並且誇獎這類行為，則他多半不能成功，結果就是婚後多年夫妻的關係仍然是勉強的，多少有些形式的成份。在我們祖父那代人的時候，做丈夫的從來不希望看見他們妻子的裸體，而他們的妻子若聽到這樣的提議，也會為之驚恐。這種態度在今比比我們所想像的還要普遍些，即使在那些不守這類束縛、思想比較進步的人當中，許多舊習慣的約束仍然是免不了的。

現代社會關於愛情的充分發展，還有一個心理上的障礙，那就是許多人害怕不能保持他們的個性。

這是一種愚蠢的恐懼心理，然而又是比較現代化的恐懼。個體本身並不是一個目的，它必須和外面的世界發生多結果實的接觸。既然要和世界發生接觸，那它肯定不能保持孤零獨立。

*一個在玻璃箱子藏著的個體會萎謝，而一個在與人類接觸中自由發展的個體則變得更加充實。

愛情、子女與工作，是繁榮個人與世界上其餘的人發生接觸的源泉。在時間上，三者之中，以愛情為最先。並且男女的愛情對於父母子女之愛是很必須的，因為小孩子容易模仿父母雙方的特徵；假若父母彼此不相愛戀，當雙方的特徵在孩子身上表現出來的時候，各人就只欣賞自己的特徵，對於對方的特徵總覺得苦惱。工作不見得總是能使人與外界作有益的接觸，工作能否發生這種效力，要看我們用什麼樣的精神去工作；以金錢為唯一動機的工作，不會有這種效用；唯有體現某類奉獻的工作，或是對於人的，或是對於事的，或是對於某個理想的，才會有這種價值。愛情若只是佔有性的，它本身就沒有任何價值，它與目的只在於金錢的工作是一樣的。要想愛情發生剛才所說的那種價值，我們的心中必須敬重愛人的人格，有如我們對待自己一樣，並且我們需要知道對方的情感和願望，猶如是自己的一般。換言之，我們不單要有意地、而且要出自天性地把我們自己的情感擴而充之，以包涵對方在內。部分源於基督新教、部分源於浪漫主義運動的愚蠢的個性崇拜，兼之以我們的競爭好勝的社會，遂使上述那種愛情是很難得了。

現代思想解放的人們使適才說的那種真正的愛情遭受著一種新的危險。

當人們在每個甚為微小的衝動下就傾向於性交而不再有任何道德上的防範時，他們會養成一種習慣，把性和真摯的情緒割裂開來，並把它和愛情割裂開來。他們甚至於會把性交和厭惡的情感混為一談。

關於這一點，阿爾都斯·赫肯黎的小說有極好的例子。他小說中的人物，和聖保羅一樣，以為性交只是一種心理上的發洩；性交所能聯結的那種更高的價值，他們似乎都不知道。從這樣的態度到禁慾主義的復興，中間只隔一步罷了。

愛情有它自己理想的模式和它本身道德上的標準，這些理想和標準給兩件事弄得糊塗了，一是基督教的說教，一是在現在許多青年中對一切性道德不分皂白的反抗。離開愛情的性交不能使我們的本能有深刻的滿足。我並不是說，離開愛情的性交應該永不發生，因為要保證它不發生，我們就不得不設計一套很嚴格的障礙，這將使愛情也不容易發生了。我所說的是，離開愛情的性交沒有什麼價值，最多只能視作為愛情而做的一種實驗而已。

所以，愛情在人生中需有一個被承認的地位的要求，在我們看起來的確很重大；但是愛情是一種不聽支配的力量，倘若任它自由，它就會跳出法律和習俗的範圍之外。

只要不牽涉到小孩的問題，這也許沒有多大的關係；但是一有了小孩，情勢就不同了，愛情就不復是自管自的了，而是為了種族生物學上的用處服務。我們應該有一種與兒童有關係的社會倫理道德，

遇有衝突的時候，這種道德就可遏止熱烈愛情的要求。

不過，一個聰明的倫理會減少這種衝突到極小的限度，這不單是因為愛情本身是美好的，而且，假如父母彼此相愛，對他們的子女也是有益的。

聰明的性倫理的主要目的之一，即在孩子幸福的範圍之內，極力減少干涉愛情的東西。

#亞特蘭提斯 #阿努那奇人 #蜥蜴人

在蜥蜴人種族裏，有一種極為聰明的，阿努那奇人 Abbennakki，黑色人種的創造者。（個人註釋：這個種族的蜥蜴好像是分裂出去的蜥蜴種族，純種的蜥蜴是沒有性能力的，但是這個種族的蜥蜴根據非洲的傳說他們卻是有性能力的，因此個人推斷他們不是純種的蜥蜴）。是仙女座議會的反對黨， 堅決反對制造人類，不過人類工程還是實施了。自認為他們超越真理，還總是不擇手段的升級他們的基因和DNA編程。在仙女座 Hatona 會議上，阿努那奇的談判人員拒絕接受星系聯邦發起的地球工程（earth project）的條件。他們發出指令給聖光、白光系統使者 emissaries，就是一些 Abbennakki 為了更新地球的DNA通過篡改靈長類動物的DNA。

他們認為所有的生命 都應當更新到光能 light capacity,包括昆蟲，動物甚至植物。他們是許多非人形的智慧生物的始作俑者，像蝴蝶人，螳螂人 praying mantis 等等。他們住在一個挖空了的星球 Nibiru，機械化的世界，別名 Marduk。
Nibiru 是跨星系的行星，軌道 galactic orbit 圍繞銀河系和仙女座。這樣中空，由液體高速旋轉凝固形成的星球附近的星系有好多，都是在仙女座 Andromeda 制造， 預設了長軌道。不好的事情會降臨到它經過的所有世界或者物體 object，比如瑪雅人說第五個太陽周期結束人類就會滅絕。事實上瑪雅的數學還不如牛頓。瑪雅人為蜥蜴人服務， 搞人血祭祀。

Nibiru 按照周期應該於 2003 年接近地球。

（個人註釋，我小時候經常看到天上有一顆極其閃耀的綠色星星，在隨後的幾天裏我親眼看到這個星星垂直掉落，從此再也沒有看到過這個星星，網上的資料nibiru在2003年被炸毀了，我看到綠色星星的年份似乎也是2003年，那時候還很小，那顆綠色的星星很有可能就是nibiru）。

Nibiru 大約 12000 年接近地球一次。該星球離目標星距離合適的時候，Abbennakki 上到目標星上花幾個世紀的時間幹他們的事。到 Marduk 開始加速離開目標的時候，他們也返回老巢直到下一次光臨。在下次訪問前，Abbennakki 雇了一幫熊型人 bear 來觀察和監控目標星。熊是一幫具有機器腦的人肉機器人，執行 Nibiru 發射的命令。阿努那奇人混合人和熊的基因創建了大腳怪 Yeti。

創造黑色人種：Abbennakki喜歡從低等動物新建高級生命形式，比如創造蝴蝶人與螳螂人，創造黑色人種的目的是為了讓他們開挖礦石，主要是黃金，用來建設他們星球的防護罩。於是他們看中了猿類高強度的活力，選擇用猿類來新建高級生命形式。

黑人是用猿類的基因創建的，黑人的基因由：Abbennakki（阿奴納奇族蜥蜴）於 靈長類猿類的基因為主體，輔以其他十二個不同的類人族基因創建而成。因此黑人擁有類似猿類高強度的活力與性能力，從馬拉松比賽中就可以看出他們從猿類基因中獲得的天賦，也因此黑人在外觀上有一些類似猿類，但實際上長得更像Abbennakki族的蜥蜴。

基因缺陷：黑人基因被設定成生活在高溫，潮濕環境，壽命很短。其中加入疾病基因以防止他們發展出文明，使之無法自立，必須靠他們的創造者茍且活著。

就目前的一些非洲的部落，依舊保持著崇拜Abbennakki蜥蜴神的習俗，下圖是非洲剛果的一位黑人，他們的習俗把自己的外觀弄得像蜥蜴人一樣。

這個就是蜥蜴人的簡介，但是就有人問我：為什麼仙女座的議會要製造一批新人類來管制地球呢？這個問題答案如下：
純種蜥蜴開著他們的空心星球，月球來到了地球的軌道，開始對地球的殖民。

在地球上殖民的姆大陸（太平洋地區）。

在地球上創造了恐龍作為食物，亞特蘭蒂斯則創造了哺乳動物，亞特蘭蒂斯認為恐龍肉食性破壞生態平衡，則大量屠殺恐龍，這成了蜥蜴與亞特蘭蒂斯第一次開戰的原因。
為了地球的和平，第九次元的仙女座介入了地球的戰爭，在仙女座星系議會主持了談判，地點在Hatona行星。

Hatona會議花了幾十年召集與會者，當時太陽系的戰爭還在打。最後，在他們的斡旋下，人類宗派和蜥蜴人殖民者達成協議。

協議如下：

一個新的人類品種將在地球創建。該物種包含所有對這個和平使命感興趣族群的DNA。以迎接新人類（地球人）。姆大陸的蜥蜴人同意這個協議，條件是用他們的身體作為新人類的主體。這是聖經中“讓我們按照我們的樣子創造人類吧”中的我們，復數。
第一代成功的新人類是 初代智人，亞當。也被稱為蓋亞人。
亞當保留蜥蜴人的雌雄同體，自我繁殖，雜食性，外觀上看上去卻像天琴座類人族中的男性。第一代新人類非常的聰明，擁有6螺旋DNA，擁有心靈感應能力，因為擁有心靈感應，則不受體內低頻蜥蜴DNA中的自私、嫉妒、憤怒等等基因反應影響，過著非常和諧的生活。

第二代成功的新人類是 現代智人，亞當與夏娃。
從第一代人類中分裂男女，這是亞當夏娃故事的寓意。
證據是《聖經》，聖經中說亞當覺得在伊甸園中太寂寞，於是取走了亞當的一根肋骨創造了夏娃。這個故事其實是在說從初代智人分裂成男女。

亞當看起來像天琴座類人族中的男性，夏娃看起來像天琴座類人族中的女性。
現代智人無法自我繁殖，需要像天琴座類人族一樣交配，雜食性，非常地愚笨，雙螺旋DNA，失去心靈感應能力，如果沒經過良好的心靈教育，完全被蜥蜴基因中的自私、嫉妒、憤怒等等基因反應腦控。

蜥蜴討厭初代智人，因為太過聰明，不利於電子腦控。
亞特蘭蒂斯發現蜥蜴對新人類體內的蜥蜴DNA頻率偷偷地進行增強時，則開始對蜥蜴進行第二次開戰。蜥蜴戰敗，逃離到了地球內部，姆大陸也在這場戰爭中沈入大海。

接下來的就是蜥蜴人和光明會的關係，我遲點也會做一個影片關於光明會的。

接下來的問題，我就問他：
1. 你說的蜥蜴人會征服地球的事件是真的嗎？
是真的，但是不會直接攻打地球，他們的混血，光明會，會努力控制地球，目前的Face ID只是控制的一個前奏，下一步是機器人，以及植入芯片到體內，到了植入芯片那一步，他們會控制全球各大主流媒體，吹噓植入芯片能夠治療感冒發燒的一些小癥狀，他們也確實會加入這些功能，但那些芯片的真正目的是電子腦控人類。能夠被同化的則同化，不能夠同化的則作為性奴與食物直至毀滅。
沒有照片。

2. 你給我看的喝水有用水晶能量，請問有什麼用途呢？
把水晶切割成四面金字塔狀，放入開水中，等到開水變冷為止，水晶的能量能夠進入水源中，喝入體內能夠淨化身體，提升意識頻率。
3. 請問你和其他人類有什麼不同嗎？
他的回答就是：他的智力水平比平常人要高出許多，且因為他前世是亞特蘭蒂斯人，所以我的意識頻率比他身邊的人要高出許多，而且他能感受到我個人的能量振動頻率，
他不會被現代人類身體中的爬蟲腦幹給控制，現代人類的大腦中的腦幹都是爬蟲族腦幹，爬蟲族腦幹生成自私，嫉妒等等低頻DNA反應。

因為他前世亞特蘭蒂斯人，他完全能夠用我的意識壓制爬蟲大腦，所以他不會受那些低頻DNA反應影響，他上學期間，他身邊的同學都是被爬蟲腦低頻基因反應腦控的人，他們因為頭腦中的低頻DNA影響，喜歡嫉妒別人與偷別人的東西。

他目前還沒有能親眼遇到一個像我一樣高頻意識的轉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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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本段內容文稿：

今天我要跟你談「合作」這件事，你覺得人與人之間的合作性，它是先天的、還是後天的？

它是與生俱來，我們人類的天性；還是要透過很多、很多後天的學習，跟社會化的過程，我們才會知道，怎麼樣跟別人合作良好、互動平順？

事實上呢，在心理學跟演化裡面，關於「合作性」這件事喔，也有很多很多的討論。在多數的演化研究裡告訴我們，我們跟他人的「合作性」，事實上是一個「先天」的取向。

因為呢，在人類裡面喔，沒有這樣的先天的傾向，那基本上我們的基因、我們的族群，是很難以延續的。

人類不像是很多動物，有非常強壯的肌肉，有非常鋒利的牙齒跟爪子；所以呢，我們自然而然是必須要透過「團體合作」的狀態底下，我們的種族才能夠延續下去。

可是我知道你可能聽到這裡，你覺得說服力是不夠的。所以呢，我就來跟你分享一下，在德國萊比錫市的「馬克斯．普朗克進化人類研究所」。

裡面有兩位學者，叫做海利葉．歐佛跟馬林坦．卡本特，他們做的一個研究。他們集合了60個，大概是一歲半左右的幼兒。

他們給這些幼兒，看8張一組的日常生活的彩色照片。比如說，鮮紅色的塑膠玩具茶壺、一隻鞋子、一本書…等等的。

每一張圖片的右上角，都有一個比較小的物品，而這比較小的物品，它不會佔據整張照片的重點，它只是在角落小小的呈現。

這個實驗的設計，就是要用圖片的這一小角落，來看看有沒有辦法，去誘發這些一歲半左右的小朋友，那種在潛意識、無意識的合作性。

所以呢，有一組小朋友，他們看的圖片右上角都有兩個玩偶。而這兩個玩偶，面對面靠的很近，這表示著這兩個玩偶之間有友情。

而另外幾組的兒童，看到的圖片右上角會有各種不同的圖案。而這些圖案裡面，也有些是兩個玩偶；然而他們看到的兩個玩偶，卻是各自偏向別的地方，他們的視線沒有交集，身體也沒有靠近。

這些學者他們就預測，當小朋友看到兩個友善的玩偶，靠近面對面的，他們就會比看到其他圖片的孩子，更容易的跟人合作。

因為這些玩偶小圖，是誘發了我們跟他人合作，那種所謂的內建的，屬於我們「先天特性」的這些動機。

所以呢，在研究者給這些兒童，看了8張彩色的圖片之後，有一個女性的實驗人員，就進來陪一個孩子玩耍。這個人呢，帶了一些木棍，而還假裝失手掉了幾根。

然後呢，她等10秒鐘，看看孩子會不會自動自發的，幫她把木棍撿起來，而不需要她開口請求幫忙。

這個結果顯而易見喔，那些被「友善玩偶」觸發的孩子，有60%會自動的站起來，幫忙施測人員把棍子撿起來；而其它沒有被這樣子暗示的孩子，只有20%的機率，會做同樣的事情。

這個實驗反映了幾個要點喔，第一個就是，就算是一歲半的小朋友，也會自動自發的幫忙，不需要他人的求助或者是命令。

這蠻符合從達爾文一路以來的主張，我們確實天生就是懂得「合作」的一種物種。但是比較有趣的是第二個發現。

第二個發現，就是這些孩子並不是誰都會幫忙，這些孩子只有在他們心裡，產生了對眼前的這個人，有「信任感」的時候，才會做這樣的協助。

而第三個研究，發現就是這些關於友情的暗示，跟合作的目標，其實都是在無意識之中運作的。

因為呢，這些暗示只出現在圖片的一個小角落，並不是在圖片最大、最重要的位置上。而這樣子就足以觸發出，這些一歲半的小朋友，他們跟他人合作的具體行為。

所以呢，這三個研究的重點，當你瞭解到這邊；我猜有一些人心裡可能就想，糟了！「合作性」是先天的特質，但是為什麼我跟別人合作，怎麼樣合作，怎麼樣不順呢？

可能當我們眼睛，去看別人的問題的時候都是蠻快的。但是呢，這三個研究的重點，其中第二項告訴我們，我們並不是跟每個人都會合作，前提是這一個人讓我們產生「信任感」。

所以呢，你不妨再深思一下，所謂「合作」與否的關鍵，到底是什麼？是你先天不足，而後天失調嗎？還是你有沒有去創造出彼此的「信任感」？

如果你聽到這邊，你還一直停留在「對呀！就是那傢伙讓我不信任」，那可能有一點可惜。

因為我蠻期待你反過來想，那在我身上，有沒有可能創造出一些，讓別人無法信任的訊號呢？

特別是那些我們不自覺的行為表現，或者是我們習以為常、不覺得有怎樣，但是一張口，就讓人有負面感受的那些語言表達。

那更不要說，跟我們長期相處之後，發現了我們一些處事的態度、做事的方法跟習慣，是不是會造成別人認為我們無法信任？

要看清楚自己，本來就是我們一輩子的功課，然而這個功課，我也承認它不容易。所以我希望今天的分享，當做是一個開頭。

我們不妨在跟他人合作、互動的時候，有遇到任何的問題、困難，或者是挫折；我們是不是可以把我們的眼光，先投向自己身上，看看自己身上，到底有沒有一些讓別人無法合作的訊號？

那當然了，如果你在觀察自己的過程當中，你赫然發現，有太多自己不自覺的部分；甚至於看不出個所以然，那麼我很鼓勵你，學習永遠是一個最好的投資。

熟悉我們課程的朋友都知道，我們所開的課程，都可以幫助你朝向這個目標前進；特別是「CIA通達力」這一門課。

它會幫助你真正的認識自己，包含自己外顯行為的習慣，還有我們內在思維的慣性傾向。透過這樣的認識，找到適合你自己的調整模式，或許「合作」就沒有那麼困難。

然而不管你會不會進我的教室，我都希望透過今天的分享，或許我們可以開始把關注的焦點，從別人的問題，轉向自己。並不是你我有什麼問題，而是我們還真得花點心思，瞭解自己到底是怎麼呈現的？

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夠帶給你一些啓發與幫助，我是凱宇。

如果你喜歡我製作的內容，請在影片裡按個喜歡，並且訂閱我們的頻道。別忘了訂閱旁邊的小鈴鐺，按下去；這樣子你就不會錯過，我們所製做的內容。

那麼如果你對於啟點文化的商品，或課程有興趣的話；尤其是像今天所談到的「CIA通達力」課程，我們最近的一期，是在8月21號開課。

這一門課呢，是用「小班互動」跟「個別教練」交織前進，所以一班只有12個名額。在你聽到這一段內容的同時，我們的名額已經在倒數，估計很快就會額滿。

所以如果你想要透過這樣的途徑，好好的認識自己，並且找到適合自己的調整，我很鼓勵你，可以把握這難得的機會。

詳細的課程資訊，在我們的影片說明裡都有連結，我很期待能夠在8月21號的教室裡見到你，謝謝你的收聽，我們再會。

生長於馬來西亞的華人導演廖克發，而後來台就讀國立台灣藝術大學電影系，學習電影製作。第一部紀錄片是尋找曾為馬共、身影曖昧模糊的祖父的《不即不離》，原為劇情片《菠蘿蜜》做電影背景，是以對馬共議題進行田調。但隨著他浸淫日深，素材累積的份量足夠，也就自成一部紀錄片。

馬共至今於馬來西亞仍是禁忌話題，廖克發採訪的對象大多不在馬來西亞，散居於泰國、中國與香港，過著不斷轉換身份的生活，隱藏著身世與革命的故事。 單純想要理解祖父為何加入馬共的廖克發，在《不即不離》完成的過程裡，持續發現當年左派運動是年輕人為了生命的迫切所需，對抗日本以及英國的殖民，想要更有尊嚴與自由，建立一個理想的社會，很自然甚至可以說是唯一的選擇。

廖克發認為，對政治事務的冷漠冷感，其來有自，並非所謂個人的選擇或立場，而是有一個久遠的脈絡發展──當推進、創造理想社會的人們沒有受到重視，其犧牲完全被扔擲於國家與歷史的敘事以外，未曾轉換為正義時，後來的人也就在長期的審查與壓抑中，被訓練、教導成無法信仰正義，難以想像更好也更平等的可能。 從回溯自身家庭到發掘整代馬共人淹沒歷史的《不即不離》，也就開啟了廖克發的第二部紀錄片《還有一些樹》，由馬來西亞1969年後見於郵件的戳章，進行對種族議題的深刻探討。

馬來西亞社會大致可分為馬來人、華人、印度人與原住民等。馬來西亞在脫離英國殖民獨立建國時，簽署了馬來人享有經濟與教育等的優惠特權，華人與印度人則是能享有公民權的協定。 而華人與馬來人種族衝突的513事件，肇因於反對黨在1969年全國選舉頭一回超越執政黨政府得票率，大肆慶祝遊行，引發馬來人的反感，也上街示威，最後演變成戒嚴，與及大規模屠殺事件。該戳章所註明的禁止散播謠言，即是不允許討論、質疑該事件，乃至馬來人在馬來西亞的特權。《還有一些樹》透過訪談與歷史資料，耙梳了513事件的始末，同時也凝視種族政策最底層受害者原住民的困境。

廖克發發覺，在華人被馬來人以及政府軍警慘烈殺害時，也知曉華人內部的自相殘殺，甚至及於華人對更少數，尤其是原住民族的剝削與壓迫。他乃對自己提問，會不會他也同樣是一名種族主義者？主要是他警省到，自身總是從華人是種族主義受害者的角度去思維，而罔顧其他被華人既得利益下的邊緣民族。而如此疑惑更拉高視野地思維著樹（自然環境）與人類的關係，特別是為了經濟開發，對原住民棲息地、森林的砍伐，透過樹的靜默與見證與原民祖先的洞穴探勘，也就隱隱有人類對自然的態度不也是種族主義作為的體會。 廖克發從幼年熱愛看牛仔電影說起，其時他對正義的想像，就是那些槍殺印第安人的西部牛仔皆是英雄。直至成人看了《與狼共舞》方才瞭解，印第安人是被壓迫的對象。

換言之，影像所造成的偏見遠大過於關於正義的探索。 廖克發強調，任何太方便、簡化的敘事跟立場，都是危險的。拍紀錄片必須有疑惑，明白沒有一種面向可以是全面性、全客觀的紀錄。活在複雜的世界，必須有多重、多部的聲音。單一故事永遠不夠，需要有很多故事與作品，討論同一個事情。說故事的權力掌握在誰身上這件事情，得保持懷疑。紀錄片工作者不能牢牢握住這種權力不放，要能時時刻刻反省自身的意圖與認知。這也是為何廖克發會謹慎對待受訪者，要重複確認他們是不是願意將受訪內容公諸於世。

小檔案

廖克發，1979年出生於馬來西亞怡保，實佻遠（Sitiawan）。就讀於國立新加坡大學商業學系，卻熱衷於文學創作以及出國遊學，曾獲大專文學獎。畢業後任教於新加坡小學四年後，來台學習電影製作，2011年畢業於國立台灣藝術大學電影系。兩部作品曾獲得台灣金穗獎最佳學生影片，曾獲最佳導演，並在2015年釜山國際影展獲得超廣角亞洲最佳短片。編劇作品長片劇本《菠蘿蜜漫長的飄香等待》，根據祖父二戰時參戰的生命故事改編，獲優等劇本獎；被選為2015法國南特影展，台北劇本工作坊。成立蜂鳥影像有限公司，製作劇情與紀錄影片。參與2013年的侯孝賢導演執導的金馬學院。曾任臺灣國家地理頻道攝影師。

拍攝的電影多與東南亞華人有關，其中紀錄片《不即不離》因涉及有關馬來亞共產黨的敏感歷史，在馬來西亞被全面禁演。2019年以劇情片《菠蘿蜜》入圍第56屆金馬獎最佳新導演，同年紀錄片《還有一些樹》也入圍金馬獎最佳紀錄片。

創辦人：馬立群　　監製：王姿佩 採訪：沈眠 攝影／後製：馬立群 作品提供：廖克發　　場地提供：倆人攝影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