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瑜哭了!」「賴清德哽咽。」「郭台銘流下男兒淚。」「柯文哲開始哽咽。」
為了選總統,大家都哭了。
作家汪浩整理出近來的新聞標題,並建議蔡英文總統下次受訪時應該嚎啕大哭。
這當然只是玩笑話,不過在政治的世界裡,男性流眼淚經常被形容是真情流露,鐵漢柔情,女性流眼淚則通常被認為是非理性、情緒化。
在新書《這是愛女,也是厭女》中,政大政治系教授楊婉瑩有篇文章分析了這個現象。她寫道:
「『當女人進入政治之後就變成男人』,這句話是在『德國之聲』(Deutsche Welle)某個新聞訪談節目,討論梅克爾時接著提到柴契爾夫人,某位女性評論員這麼說了。」
「這句話中的男人,不是生物的男性,更精確地說,她所指的是社會想像的男性氣質,是在二分的性別分類中投射出來的性別標準。」
「很多女性從政,經常會被用男性的標準來期待,不僅如此,更棘手的是,女性政治人物更會被雙重標準檢視,會被以男性的標準要求,也會被男性的標準否定。」
「在關於女性領導的研究指出,由於過去政治領袖多為男性擔任,人們對於領袖的氣質的期待是高度陽剛化的,多數人期待女性政治人物必須表現出堅強、競爭性、勇敢果斷的領袖氣質,可是擁有這些陽剛特質的女性又會被視為不具備女性溫暖關愛的特質,不像個女性而不受到選民青睞。」
「對女性從政者,這種『雙重束縛』(double bind),陷女性於困難的抉擇,類男性的女人才有領袖氣質,但太像男性缺乏女性特質的女性不受歡迎,而擁有女性特質又顯得柔弱無能。這種雙重束縛要求女性必須滿足兩者,只有其一者會受到懲罰。」
「此概念最早可追溯至傳播學者傑米爾生(Kathleen Hall Jamieson )專書的討論,指出女性政治人物所遇到的性別角色與政治角色的衝突:女性政治人物,必須表現出陽剛的特質(果斷與不畏衝突)的特質,但這種所謂的領袖特質又被視為是性別角色上踰越與不自然的;但若不具備這些陽剛特質,又被認為不具備領導特質。」
「傳統性別角色框架下,男性被期待具有能動性特質(agentic)──強調自信、控制、主導、野心、進取等特質;而女性則應具有社群性特質(communal qualities)──強調利他、關愛、照顧、友善等特質,而前者男性的能動性特質被視為更符合領袖的特質。」
「女性政治人物因此面對雙重偏見,符合性別角色就不符合領袖特質,符合領袖特質則不符合女性特質。如此使得女性政人物既不容易進入政治,進入後也不容易成功。」
「簡單地說,女性從政者會面臨無法扮演好女人角色,或無法扮演好政治領袖的角色,或是兩者皆做不好的困境。而女性之所以可能兩者皆做不好,在於這兩種角色的基本標準的設定是互相矛盾的,並以男性的需要為標準來制定。這個雙重標準的矛盾化結果,導致女性政治人物的進退失據。」
楊婉瑩進一步指出,在臺灣的政治環境中,這種厭女政治可以變形為幾種不同的模式,如
[去女性化]
「對女性政治人物的研究指出,『生氣』或情緒表達對女性政治人物來說是危險的,既偏離女性溫和友善的想像,同時可能強化女性情緒化的想像,容易被懷疑不適任重責大任。」
「女性政治領袖只要不是溫和理性地下達指令時,都很可能被解讀為『震怒』或『生氣』,將其權威非理性化,也否定其不同行使權威方式的正當性,只能以特定溫和理性的方式來溝通說服,否則可能偏離女總統的想像。」
[超女性化]
「消費主義與和現代風潮下,女性政治人物,經常被當作是明星甚至是模特兒對待,聚焦在她外表髮型衣著的吸引力,強調時尚、性感、華麗、消費等。強化女性政治人物『超女性化』(hyperfeminity)特質,使得這類超女性化的女性既是女性主流世界的例外,也因為其屬於政治圈的少數、他者。」
「這種過度關注女性的裝扮外貌的現象,將女性從政過程『瑣碎化』(trivialization),用各種八卦傳聞否定其價值,用傳統性的框架將女性物化,對女性政治人物其實已構成另類的象徵性性別歧視。」
[少女化]
「在主流對女性的期待中,『少女化』或凍齡經常用來誇獎女性保養有方,幾乎是可以拿來在廣告中稱讚女性的說法,所以媒體用這些修辭時,一般多數不會感受到性別歧視的問題。然而矛盾之處正是在於,女性被期待凍齡不會老,但是凍齡的女性在公領域又被認為太嫩了,不需要被認真對待。」
「女性從政者原本就是相對少數,經常被期待要有多於男性的政治經歷,才能看起來和男性相當,而資歷積累往往和年齡成熟同步。女性面對要滿足主流社會對女性外貌年輕化的壓力,同時要有相較男性更成熟的政治資歷,這種矛盾標準,永遠只能選擇其一(either-or)。但是將不是少女的少女化的同時,其實是將之同時否定(neither-nor)為既不年輕也不可靠。」
[老女人化]
「『女性永遠找不到一個適當的年齡』(never the right age),年齡對女性進入公領域是多重的障礙,在政治上更是變本加厲。年齡歧視(ageism)通常是指稱對年長者的歧視,對女性則是雙向的歧視。」
「年輕女性容易被性化在人際關係受歡迎,但是在工作上必須付出更大的代價,既是女性又年輕的雙重不被信任、是否具備自主決策能力的懷疑、差別化待遇低薪等問題。年長的女性,則是不論在主流的性別框架,或是在工作資歷積累與權威的行使上,恆常陷於雙重危險的處境。」
「上述這些不同的類型,呈顯出女性的價值既被高度性化與年輕化(sexualizing of women’s value in youth),但是政治中的女性則面臨去性化與年輕╱老練的矛盾過程。女性政治人物最好去性別化,超女性化不似政治人物,受歡迎的女性通常是年輕貌美,而年長女性往往是被忽視或是被嘲弄的對象。」
「簡言之,去╱超性化與年齡歧視兩者都共同試圖控制女性的身體,兩者都是以男性作為標準,性別、性與年齡交織出一套套女性政治角色形貌。」
*王曉丹等著,《這是愛女,也是厭女》,大家出版 Common Master Press,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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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書 #閱讀日常 #性別 #政治
#不哭不哭眼淚是珍珠
同時也有1部Youtube影片,追蹤數超過5,890的網紅誠品eslite,也在其Youtube影片中提到,導演的媽媽,很不一樣。她一直在問自己,為什麼外界要這樣定義我媽媽? 2016年導演黃惠偵完成了人生第一部紀錄長片《日常對話》,隔年便榮獲柏林影展泰迪熊獎最佳紀錄片,更代表台灣角逐奧斯卡金像獎。媒體將焦點放在導演的同志媽媽身上,但導演想講得其實只是一個愛與寬恕的故事。 若說過去牽亡魂的工作教懂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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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人材,這樣的事,這樣的黨,這樣的國家
是非曲直都不是當下能看清的,
2020後,
我們值得擁有更好的台灣嗎?
#流淚
昨天福衛七號發射升空,受到很多人矚目。但說到臺灣的太空發展史,有個人的故事不能不知道。
他叫謝清志,1941 年出生在臺南,從成大土木系畢業後赴美留學,在密西根大學得到航太工程博士學位,隨後加入美國衛星公司工作。
謝清志年輕時就對臺灣政治頗為關注,也持續參與海外臺灣人的社團活動,結果被國民黨政府列為黑名單,長期漂泊海外。一直到 90 年代,臺灣政治逐漸鬆綁,他才有機會回到故鄉一展長才,投入臺灣的航太事業發展。
在自傳《謝清志的生命振動》中,他這樣描述這段在臺灣發展太空夢的過程:
「多年的航太工作經驗,促使我在 1990 年起積極投入籌組並參與『台美航太學會』。1994 年夏天,我還以團長身分帶領二十多人訪問團回台,遍訪台灣航太科技單位、產業及學術界,並向當時的李登輝總統提出軍備民營化的建言;那年年底,我也接任該學會會長。」
「我認為,人造衛星從無到有,整個研發是條長遠且所費不貲的路,以台灣的小國國力及研發能力,並不値得採此模式;相反地,台灣應發展『實用性』或『商用性』的衛星,且國外衛星已十分先進,以台灣的經濟實力,花錢買衛星,空中交貨(衛星發射至定位且發揮功能後交款),可能來的較實際。當然,沒有說出來的是,我希望台灣能發展具軍事用途的衛星與導彈。」
「果真不久( 1995 年初),太空計畫室主任徐佳銘前來美國直接面試,回台後正式來函通知聘我回太空計畫室負責系統工程。我印象很深,當時隨同前來的另一位也是從美國回台服務的研究員,向我直言太空計畫室人事複雜、台灣太空計畫沒希望之類的警語,我聽的出他的善意,但我回台心意已決,到時候會是什麼樣情況,一切隨緣。」
「對於我的決定,有些人說我『傻』,也有人說我『勇敢』,他們倒不是認為我不該回台,而是要我再等幾個月。因為,那年我才要滿五十四歲,距離可正式退休的五十五歲只差十五個月,包括我太太在內,大家都建議我留在美國,待取得退休金後再回台也不急。」
謝清志毅然決然放棄了高薪與退休金,回到台灣:
「1995年5月返鄉進入太空計畫室,不久之前太空計畫室才大幅改組,稍早建議我不要回台的那位研究員也已離職;太空計畫室沒有給我原先談妥的職位,我只是擔任一位普通的特聘研究員。在一次防空演習上,我認識了幾位年輕女同事,當我告訴對方我是誰時,她們都瞪著眼說:『原來你就是那位大台獨!』」
「我本身學的是火箭,太空計畫最重要的就是火箭發射,剛回來的前二年,我並沒有被指派什麼重要的角色。倒是,自己主動將在美工作時所學的相關電腦程式拿來做模擬分析;剛好那時有二位新進的年輕研究員,於是我又像是指導教授,帶著他們做研究,教他們如何運用這套模型。在後來衛星發射時,我們師徒間的這種學習也做出了一些貢獻。」
「直到1997年,第一顆人造衛星福衛一號(原名『中華衛星一號』後更名為『福爾摩沙衛星一號」』)進入發射準備期,我的專長才被重視,也才出任發射組組長。發射前二個月,我們團隊進駐美國佛羅里達州甘迺迪角(又稱卡那威爾角Cape Canaveral)的空軍基地。」
「火箭發射的最關鍵階段,就是自離開發射台到將人造衛星送入預定軌道,這時是由火箭本身的控制系統操控著。發射前,馬丁火箭製造公司(Martin Marriatta)必須以數字一再證明其火箭能安全且準確地完成任務,此工作就叫『入軌誤差分析』,這也正是我在美期間的專業之一。」
「發射前一個星期,我發現馬丁公司用假造數據做分析,起初該公司現場督導經理還不承認,態度也不友善。我便當場挑明告訴他,這些分析模型與過程,是當年我在美國太空公司時的工作團隊協助馬丁公司所建立的,所有內容我十分熟悉,不容他們蒙混過關,該公司因此被迫立即改正。我不敢說,沒有那次的改正,發射任務可能失敗,但至少讓美國這些火箭公司的人員,見識到台灣航太人才的豐富經驗與水準,一切都得按部就班,不容馬虎。」
「2001年,我做了重大政策決定,要求太空計畫室自行研發IPS。不過,自行研發,也存在著風險,為避免萬一研發失敗,造成福衛二號升空延宕,我們也另有備案,打算透過中央大學遙測中心,加入該中心既定對法國採購相關軟體的計畫,雖然太空計畫室也因此要支付部份經費,但我認為應該『給台灣一個機會』,而這些風險管控所增加的經費,也可算是對自行研發的另類投資。」
「2006年4月14日晚間八點左右(台北時間),福衛三號帶著國人的祝福,精確成功地抵達距地面400公里的太空軌道;發射那一刻,『台灣』、『TAIWAN』與『FORMOSA』隨火箭直衝雲霄,緊緊扣住每位台灣人的心弦!台灣十五年的太空計畫,至此百分之百成功,畫上圓滿句點。」
不過,在慶祝這個成果的同時,等待著謝清志的,卻是一場意想不到的風暴。
2006年,特偵組檢察官指控謝清志在擔任國科會副主委期間,主導南科高鐵減振工程一案,但有圖利與洩密的嫌疑,將他起訴,包括國民黨在內的在野陣營,開始提出激烈批評,而媒體也立刻隨之跟進,案件喧騰一時。
所謂南科高鐵減振案,起因是當年政府在規劃時,缺乏全盤考量,造成高鐵與南科園區距離太近,高鐵行車產生的振動,影響南科晶圓廠商的生產。結果雙方僵持不下,問題遲遲無法解決,在這期間,擔任國科會副主委的薛香川,就因為束手無策而宣布辭職。(就是那位後來八八水災時打電話進政論節目說「拜託,父親節耶,吃個飯過分嗎?」的薛香川。)
2001年,謝清志接手國科會副主委一職,決定以他的工程專業來解決這個大問題,以挽救南科上看一兆元的產值。但他沒想到,這個原本應該是光榮的事蹟,不但遭到污名化,還為他帶來了大麻煩。
謝清志回憶當時檢調對待他的方式:
「從他們提問的性質與種類,我漸漸看出已經有一個『劇本』。原來,他們預先規劃好了一個我犯罪的景象,希望透過訊問,誘導我去印證我確實犯了他們所預想的罪行!」
「七點半,我與顧立雄律師被帶到地下室的另一間偵訊室。這次是在地下室,沒有窗戶,一股陰森的氣氛猶如身處地獄,我覺得這是檢方刻意營造的。」
「訊問的高峯祈檢察官,坐在墊高的審問台上,我則站在地板上。他重複著檢察官上午和下午就已問過的問題,偵訊一整天的我,疲倦不堪。隨後,他宣稱我涉嫌犯下『貪污治罪條例』的圖利重罪,依法最少5年刑期,是現行犯應立即當場逮捕,並聲請收押禁見,理由是為防止我與還在外面的其他嫌犯串供。換言之,我可能被收押2-4個月,收押期間,我被禁止跟任何外界人士見面、通訊,也不准接觸任何傳播媒體,如報紙、雜誌等。」
「環顧四週,拘留室裡沒有床,只有木地板,沒枕頭,也沒棉被,角落則有一座馬桶,沒有衛生紙,也沒水龍頭。這一夜,我是唯一『進住』的嫌犯。」
「我心中坦蕩,覺得我們這團隊對國家,特別是對台南縣,已做出很大貢獻!因為,初步的監測結果顯示,高鐵行經南科所導致的振動已被這項工程有效降低到可被接受的水平。這表示,近期(3-5年)內,年產值占5%GDP的南科將復活,高鐵振動的惡夢也將結束。那夜,我滿腦子想著這項『偉大的成就』。」
「清晨三點半,我自己對自己說:『白天還有一場硬仗要打,該睡一覺,好補足體力』。」
這一仗一打就打了兩年。
其中謝清志一度遭到收押禁見,他這樣回憶獄中的生活:
「牢房裡,沒有桌椅、床鋪或任何家具,地板是由約3吋寬的木板鋪設而成,老舊而有些腐朽,木板間縫隙,讓螞蟻、蜈蚣有機會上來陪睡。」
「牢房內那另外『五乘三台尺』的地方,有一個沒有沖水設備的蹲氏馬桶,一旁有水龍頭、水桶、面盆等,無論大小便、盥洗、洗碗盤匙筷、洗衣、洗澡,都必須在這不到一個榻榻米的小方塊內進行。水龍頭的供水有管控,每餐飯後、洗澡時及運動後才有供水,平時則以水桶來儲備用水。
「吃,像極在工地用餐。地板上舖一張過期的大本對開雜誌紙,三人圍坐地板上,飯菜擺在中間,大夥彎腰駝背地吃,只須五分鐘,用餐就完畢。吃,不是為了飢餓,而是慶幸時間又向前推進了些;吃完晚餐,就象徵著苦日子又少了一天!」
「有位看起來敦厚老實樣的法警,官階一毛三。有一次,在進出看守所中央控制台時,看到我正坐在角落等著與律師會面,他利用沒人注意的刹那,俯身小聲的對我說,報紙抹黑的報導讓他們感覺非常氣憤,大部份的人都知道我是被陷害的,『為國家建設出了那麼大的力氣還遭誣陷坐牢,台灣人欠你一個公道!』我聽了感動之餘,一下子也不知如何反應,只能故作平靜,誠懇地回答:『大家一起努力,明天台灣一定會更好!』」
「週一到週五,我們每天遵循著這樣的『課表』:早點名、靜坐一小時,廊道運動十分鐘,靜坐一小時,午睡一小時,洗澡二十分鐘,晚點名、靜坐一小時,睡覺。其餘時間,坐著、看書、寫字或移動,也可以站起來伸伸腰,但不准躺下,最多只能斜坐。」
「週六、週日,則形同放假,除了三餐、吃藥和點名以外,其他活動全都免了;要躺下,可以,要睡一整天,也沒人管。」
「十一點左右,已是半夜,我又與十多位他案嫌疑人成串被送回牢房。在看守所廊道上,一位友善的警衛向著我念念有詞:『傻瓜,你回來貢獻個什麼?這個國家不値得你這麼做,現在搞到這樣,活該!』我只能報以感激的微笑,一時間,內心還真想告訴他:『聽你這麼一說,我倒覺得這一趟也算値得了!』」
2006年12月25日,台南地檢署檢察官高峯祈以圖利與洩密罪,起訴謝清志,求刑15年,併科罰金3000萬元。
但2008年地方法院一審判決,宣判謝清志無罪。
2012年台南高分院更一審,也宣判包括謝清志在內等十多名被告,全數無罪定讞,謝清志並獲得三十萬元賠償。
面對這一段過往,謝清志寫著:
「假如,當初已完成80%的減振工程因此中斷,高鐵通車後,南科振動問題還是沒能解決,今天,我們所有參與者,就算沒做虧心事,一切合法,誰能諒解?就算未來我們在司法上清白無罪,對國家社會的損害,又誰能來彌補?」
「這段生命振動的遭遇,我正面看待,視它是一次『難得』的經驗,即使飽受不少非議與冷漠,但也因此『振動』出更深刻的親情與友誼,直直地觸動我心,此刻,我只有感恩兩字!」
*謝清志、彭琳淞,《謝清志的生命振動》,玉山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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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北師美術館《不朽的青春》臺灣藝術史展覽大排長龍,想起潘家欣老師的這段話。長路漫漫,但還是有許多人在努力。
#舊文重溫
#據說今天延長到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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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美術老師的潘家欣,在新書《藝術家的一日廚房》中,用輕鬆詼諧的口吻,介紹了臺灣史上二十六位應該被記得、卻時常被遺忘的藝術家。在序言中,她這樣解釋自己的寫作理念:
「本書後來大致定調為臺灣日治時期的近代藝術家書寫,書中收錄的美術家出生時間最早從1871 年開始,最遲的則出生於1920 年。他們出生、成長期間,正逢日本現代化、臺灣被殖民的過程,也經歷了二次大戰,親見國民政府來臺後的屠殺戒嚴,無論是生活模式、語言、國籍、政治意識的轉變,都是天翻地覆的一代。」
「政權環境的劇烈更迭,激發美術家思考自己是誰、從何歸屬?生命輕如鴻毛,而那些沉重不堪、那些絢麗美好的,我們又該如何去記憶、去思量?這段近代史脈絡,形成臺灣創作意識的重要養分。美術家的創作,是為自己的一生、也為時代留下註腳,而我們何其有幸,可以欣賞到這些心血結晶。」
「我試圖以時下流行的次世代語言來闡述美術家生平、轉譯生硬的專有名詞,作為通俗讀物,本書的書寫方式並不如學術論文那樣隨時註明出處,而是將參考資料統一放在最後章節,為求生動活潑,更增加了許多趣味性的口語,所以讀者在閱讀這本美術大補帖時,不妨想成是某一種形式的說書。」
「我傳述的故事雖有所本,但是因為經過轉述再轉述,故事便會添加許多血肉、生出更多羽毛來,如果因為這本書,使你對其中的藝術家產生好奇、開始去追尋一路留下的線頭,如果你也因此而念念不忘,這本書的目的便達到了。事實上,在本書的編輯過程中,經過家屬指正,內容也修補了一些過去專欄書寫的闕誤,讓我驚覺還有大片空白亟需彌補,更有許多畫家資料散佚待尋。我期待更多讀者的迴響、更多補遺與修正,繼續拼湊那段破碎而豐富離奇的藝術史頁。」
「是的,這段歷史非常離奇,藝術史與社會、政治、經濟的發展息息相關,作為殖民地的臺灣,卻因為殖民母國的建設,意外搭上了亞洲近現代化的高速列車,並且在極短時間之內,迸發出極為驚人的創作能量。而當時的臺灣畫家,心中懷抱的夢想,不只是成就個人在藝術史上的一席之地而已。雖然畫家彼此間多少有些競爭意識,但是大多數人更秉持要全體『共好共榮』的憧憬。我們讀了那麼多西洋藝術經典,但可曾看過一整群藝術家互動如此親密、相知相惜的盛世?又何嘗讀過如倪蔣懷那樣捨己為人的偉大故事?」
「講得俗一些,這就叫做先人風範。」
「再說一個笑話:十多年前,吾友陳允元棄法律從文學,他說要去念臺灣文學所,當時幼稚的我大吃一驚:『蛤?臺灣哪有什麼文學?你頭殼壞掉啦?』」
「很好笑吧。那就是十二年……不、十六年來國家教育給我的視野:文學只有中國文學、美洲文學、歐洲文學,臺灣是沒有文學的。」
「可是真的嗎?」
「同樣的,我知道現在隨便路上抓一個人,問他什麼是臺灣美術?路人的反應仍然還是:『蛤?臺灣美術?』如果遇到對藝術有興趣的人,可能會講出朱銘,看過電視劇《紫色大稻埕》的人還可以說出個郭雪湖(然後口誤說成郭雪芙這樣)。不過,講到西洋美術的話,隨便一個臺灣民眾都可以說出畢卡索、達文西、梵谷,有些人還知道羅丹。」
「我想說的是:故事沒有經過一而再、再而三、不厭其煩的傳頌,那就不會成為經典。」
「我們這一輩人,應該要如地毯式轟炸那樣去推廣臺灣美術,應有一千個作家去寫陳澄波,要有兩千個老師在學校裡談顏水龍,要有三千篇網路文章分享〈恐怖的檢查〉,戶外教學應走訪三峽清水祖師廟、郭柏川故居或是李梅樹紀念館。讓臺灣近代最重要的藝術影像,如同世界名畫〈蒙娜麗莎〉一樣,普及深入眾人的視覺記憶地圖,讓故事鮮豔地活下去吧,一代又一代。」
*潘家欣,《藝術家的一日廚房》,大寫出版,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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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演的媽媽,很不一樣。她一直在問自己,為什麼外界要這樣定義我媽媽?
2016年導演黃惠偵完成了人生第一部紀錄長片《日常對話》,隔年便榮獲柏林影展泰迪熊獎最佳紀錄片,更代表台灣角逐奧斯卡金像獎。媒體將焦點放在導演的同志媽媽身上,但導演想講得其實只是一個愛與寬恕的故事。
若說過去牽亡魂的工作教懂了什麼,那就是「人終有一死」這件事,接下來她已有新的計畫,她很清楚,在有行動力時就得趕快去做該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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