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秘書為何那樣中國人的八卦，PTT和Yahoo名人娛樂都在討論

我原本以為這張圖和這篇文章是同溫層的民進黨支持者做的，

沒想到作者是個離鄉背井定居日本的中國人，

看起來格外有說服力。

答民視記者二：對部分台灣人挺韓的憂慮，如果郭台銘脫黨參選呢？為何蔡英文最能守住台灣民主？

嫌麻煩不願意看很多文字的人，可以點擊看我的視頻，如果視頻中我這個上海人五音不全的國語聽不清，可以再來看文字。謝謝各位！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ZYQA4z-cWI&feature=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SqsDuF__IQ&feature=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CrmWSeMKY&feature=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amLJJNePqE&feature=youtu.be

你的提問這次具體涉及到了3個人的名字，那麽好，我結合自己對這3個人的印象，來說說他們會給於台灣的未來產生如何的影響。

韓國瑜是個眷村長大的人，環境不太好，起點自然不高，這是他的先天缺陷，卻又自己不愛學習，只愛耍嘴皮子，愛出風頭。這兩點決定了他這個人物的基本格調，絕對不是一個務實者。

根據他的言行，不難理解他的熱衷造勢，是一個連外表的花都繡得很蹩腳的草包，但因為草包還有點草腥味，所以很多智商不高的人會被迷糊，以為他是個親民的來自底層的政客。不知為何我一直會把他與舊上海的青紅幫們聯系起來，卻又達不到青紅幫老大的杜月笙黃金榮之類大腕人物的綜合水準。

因為你想造勢做青紅幫老大，也是要有積累人德人望的，而不是靠剃個光頭來模仿一下老蔣那樣演戲能撐久的。都民國了，如果你還整天留辮子懷念皇上的故作滿清遺老狀，這戲，恐怕韓國瑜也快演砸了，演戲也需要梨園科班出身有那麽點真功夫的。

涉及蔣介石，雖然本質上他也是個軍人痞子，但至少後來還懂得靜心看書修養，韓國瑜則是連屁股都坐不熱的人，只剩一根口條在每天翻滾，他能當選市長，本身就是高雄人誤把漿糊當金霉素眼藥膏使用了，要不然就是高雄人的智商是台灣人中倒數三名以內的了。

說起眷村長大的人，我想台灣人比我更了解。這些人起點就比較低，沾滿了油滑混混的天然習性，這是由環境造成的。但如果一個人後天努力，還是可以有所改變的。我這人不是血統論者，而是環境改變論者，所以外國人常駐中國也會亂穿紅綠燈，中國人到了國外也不再隨地吐痰了。

與韓國瑜相比，郭台銘與他有相似之處，也有不同之處，相似之處就是郭台銘的出生環境與韓國瑜一樣是打負分的，沾染了大量的眷村混混的惡習，這種惡習是國民黨在中國大陸失去民心的深層要素的沈澱物，被帶到了台灣。

但是郭台銘具有韓國瑜沒有的一點真本事，一個就是有成功的實業做強大的支撐，而這個強大的實業的成功來自兩大因素，一個是美國的強烈支援，另一個是郭台銘近乎瘋狂地灌徹運用了馬克思《資本論》著作中最基本的闡述，“資本主義的初級階段，就是剝削勞動者的剩余價值”。

按理說，郭台銘無論掛哪個政黨招牌出馬，甚至像柯P選台北市長一樣無所屬，他的勝算會遠在韓國瑜之上，現在的韓國瑜只是國民黨利用他作為選舉而選舉的工具，國民黨中真正的精英們跟我一樣，是絕對不會從心裏看得起這種無德無望，純粹靠每天炒作的小流氓的，我們上海有不少人會聽周立波說笑抨擊時政，但決不會選他這樣一個弄堂口小癟三當市長的。

所以選韓國瑜，台灣會有熱鬧可看，但台灣人民絕對不會有比現在更好的日子過。韓國瑜的“經濟靠中國，安全靠美國”論，後半句其實已經完全觸犯了中共的紅色底線，只是現在中共為了最大限度利用這條爛魚來打擊台獨派，采取了暫時睜一只眼閉一只眼而已，一旦這條魚釣到手，那麽清蒸紅燒還是油炸幹煎，那就由不得這條魚自己了，全在中共手中隨便把玩。

郭台銘參選，本來我倒覺得他也是一個比較強的候選人，但前提是他必須立足台灣，把台灣利益放在第一，那樣盡管他的出身和人相得分不高，但似乎也沒有什麽可以強烈反對他參選總統的理由。退一步說還有美國的旁例可證，川普也不是政治家，是個實業家商人，美國人選出了川普，很多人是想讓這樣的人物當當看，就好比讓電影明星的斯瓦辛格也當上了州長，那麽根據同樣的選民心理，台灣人讓實業家的郭台銘也當當看，也是很合情合理的。

可是問題來了，郭台銘與中國已經走的太近，鴻海的迅猛發展，從制造到銷售市場都過渡的依賴於中國，已經被綁在了中國的大腿上難以剝離。 他是馬英九國民黨執政時代把台灣GDP綁在中國大腿上的一個最大的受益者，也是未來的人質。

鴻海是我在日本任職已久的集團公司的大客戶，因為鴻海的生產線投資，他都離不開訂購日本的各種高端制程設備，他們每年訂夠我們的設備中，有些設備就是我直接負責設計的。因此我對鴻海也是相當熟悉，2010年時我曾連續三年不斷去台灣出差，其中主要就是對應他們現場的一些我們的新設備的調試。

中美貿易戰從去年的中興被滅開打以來，當時我就預言這只是開始，美國還會打出第二波第三波，這場貿易戰，絕對不僅僅是字面上的貿易問題，本質是冷戰後積累的意識形態的激戰，貿易只是表象而易。

這就使得在這場長期戰中，郭台銘處於一個老鼠鉆在風箱裏兩頭受氣壓的非常尷尬的位置，鴻海從發展到壯大離不開美國的支持，今天又被郭台銘綁在了中國的大腿上。美國為了自己的全球利益可以制裁已經被逐漸赤化了的鴻海，中國也可以為了表達對鴻海的不滿，威脅停止向他輸血，甚至可以凍結他在中國的資產。

所以我已經反復說了，為什麽不能親中的道理，中國是一個長期耍無賴不講信用的國家，與不講信用的人做生意，你就必須隨時做好背信棄義後傾家蕩產的準備。所以郭台銘雖然有強大的實業做支撐，對台灣選民打經濟牌，但是他的承諾，如果你一旦明白是建立在與中國無法剝離的狀態下的話，那麽不僅鴻海是中國的人質，整個台灣會成為比馬英九時代更嚴重的人質。

選郭台銘，台灣變香港也是指日可待的一個悲慘選項，因為郭台銘哪怕再有錢，這個錢只要一旦經過中國人民銀行，必然會被管制甚至轟然倒塌，他的錢完全救不了台灣，因為他上頭有債主，打個噴嚏放個屁就能噴死他。郭台銘現在唯一的出路是保自身鴻海，悄悄地把沾上的不幹不凈的人民幣洗幹凈，換成越南盾，或印度尼西亞貨幣都行。

最後說說蔡英文，我最初接觸這個名字是2011年的馬蔡大選，在228紀念公園我聽了蔡英文的演說，台北街頭停滿了豎著支持蔡英文的黃色計程車。那一年蔡英文敗選了，但是她的演說和不屈的為台灣打拼熱愛台灣的精神，是當時任何一個候選人都沒有讓我感受到過的，國民黨人中口才棒棒的人精並不少，但是卻無法讓我感受到蔡英文那股熱愛台灣的真情實意。

今年4月底5月初的日本黃金周，我在台灣度假自駕遊了整整9天，還去了蘭嶼，回程途經楓港的蔡英文老家，去參觀了一下，更讓我感受到了本土政黨愛台灣不同於國民黨油嘴滑舌的民眾根基。國民黨來自中國大陸，他們的鄉愁牽掛以及中華文化的葉落歸根思想，作為同是背井離鄉又已經完全融入了日本社會的我來說，也並非完全不能理解。

但是，既然國民黨已經放棄了“反攻大陸”的初心，那就應該痛定思痛，徹底重新定位自己，全心全意地熱愛讓自己能棲息了70多年的台灣，但是與本土政黨和蔡英文相比，我完全感受不到國民黨是真心愛台灣，他們愛的是自己政黨利益甚至是自身個人的蠅頭小利高於一切，在台灣一直喧賓奪主，看不起本省人看不起原住民，用腐朽發黴的那些所謂的中華思想來灌輸洗腦台灣人。

我在蘭嶼曾遇上了一些當地的達悟族人，他們很多人居然認為自己是中國人讓我驚訝萬分，這樣被國民黨洗鬧至深的痛心笑話實在是笑不出來。國民黨至今依然身在曹營心在漢，與他們腳踏兩條船的私欲私利算盤相比，蔡英文的本土政黨台獨派才是守護台灣民主，真正熱愛台灣，守護台灣未來的。

有人可能馬上想反駁我說，光說誰心裏真正熱愛台灣，可是看看現實問題，蔡英文執政3年，台灣經濟不太好啊，口袋裏的錢也沒增加什麽嘛。那好，枯燥的經濟數據我這裏就省略不表，我要從另一個角度來告訴你兩件事。

第一， 蔡英文執政不是一個孤立的時期，我曾說過，歷史是承上啟下的，蔡政權上台後。繼承了馬英九時代種下的禍根，那就是台企已經大量遷中，島內產業日益空洞化，同時帶來的年輕人就業職位的大量減少了，這種惡劣的慣性不是換一個總統立刻見效的。

事實上3年來，蔡政權為台企回遷作了大量的工作，也已經有數據上的良好轉變的明證，如果持續下去，台灣對中國的依賴會越來越小，台灣的經濟不僅會逐漸變好，而且不受流氓隨時脅迫會更穩定自主，這才是台灣經濟正常化必需堅持的道路，選朋友不是不可以，但起碼要選對朋友，台灣人為什麽不選北朝鮮呢？這個道理再明了不過了。

第二， 蔡英文執政後，政府各級機關的事務官依然是大量的國民黨公務員掌管，民主社會就是這樣，不能把野黨和不同政見者抹殺砍光，這也是民主是個健全社會的重要標誌。當然這就導致了很多基層面的事情並不會應為換了個總統就馬上換樣，就好比中國今天如果民主化了，我也不認為全民的民主意識真的會一下子普及一樣，也會繼續存在貪汙腐敗的爛事。

但民主雖然不是最好的機制，但是它是目前最好的機制，日本民主社會比台灣成熟多了，也偶爾有貪汙腐敗發生，比如一名議員貪汙了秘書一個月薪水，被舉報後不僅給自己的政治生涯畫上了永不得翻身的句號，而且還遭起訴，這在中國，這點金額可能是農村的村長們的笑話。

再比如這次的香煙走私事件，我甚至懷疑是反小英派的暗中做局，但無論是何種情況，只要守住民主，一切都能民主解決，失去了民主，國家不僅失去主體性公民性，你個人的那點權益甚至尊嚴，隨時可能像狗屎一樣被踐踏，今日香港人每天不惜流血的在抗爭，不就是為了這個嗎？難道台灣人要到了上街躲子彈躲棍棒的那一天才能醒悟？告訴你們，那就來不及了！

守護台灣的民主，台灣會越來越好，因為現在你一切的不滿和不盡人意的事，都能由台灣人自己來用民主的方式表達，協商，調整和改進。

失去了民主，你就失去了一切，所以我在景福宮會在韓粉群中連呼：“看看香港吧，亡國佬!”

嗆韓的前中國人，所寫的好文。許多觀察蠻精確的。
　
「鴻海是我在日本任職已久的集團公司的大客戶，因為鴻海的生產線投資，他都離不開訂購日本的各種高端制程設備，他們每年訂夠我們的設備中，有些設備就是我直接負責設計的。
　
所以我已經反復說了，為什麽不能親中的道理，中國是一個長期依賴不講信用的國家，與不講信用的人做生意，你就必須隨時做好背信棄義後傾家蕩產的準備。所以郭台銘雖然有強大的實業做支撐，對台灣選民打經濟牌，但是他的承諾，如果你一旦明白是建立在與中國無法剝離的狀態下的話，那麽不僅鴻海是中國的人質，整個台灣會成為比馬英九時代更嚴重的人質。
　
選郭台銘，台灣變香港也是指日可待的一個悲慘選項，因為郭台銘哪怕再有錢，這個錢只要一旦經過中國人民銀行，必然會被管制甚至轟然倒塌，他的錢完全救不了台灣，因為他上頭有債主，打個噴嚏放個屁就能噴死他。郭台銘現在唯一的出路是保自身鴻海，悄悄地把沾上的不幹不凈的人民幣洗幹凈，換成越南盾，或印度尼西亞貨幣都行。
　
最後說說蔡英文，我最初接觸這個名字是2011年的馬蔡大選，在228紀念公園我聽了蔡英文的演說，台北街頭停滿了豎著支持蔡英文的黃色計程車。那一年蔡英文敗選了，但是她的演說和不屈的為台灣打拼熱愛台灣的精神，是當時任何一個候選人都沒有讓我感受到過的，國民黨人中口才棒棒的人精並不少，但是卻無法讓我感受到蔡英文那股熱愛台灣的真情實意。
　
今年4月底5月初的日本黃金周，我在台灣度假自駕遊了整整9天，還去了蘭嶼，回程途經楓港的蔡英文老家，去參觀了一下，更讓我感受到了本土政黨愛台灣不同於國民黨油嘴滑舌的民眾根基。國民黨來自中國大陸，他們的鄉愁牽掛以及中華文化的葉落歸根思想，作為同是背井離鄉又已經完全融入了日本社會的我來說，也並非完全不能理解。
　
但是，既然國民黨已經放棄了“反攻大陸”的初心，那就應該痛定思痛，徹底重新定位自己，全心全意地熱愛讓自己能棲息了70多年的台灣，但是與本土政黨和蔡英文相比，我完全感受不到國民黨是真心愛台灣，他們愛的是自己政黨利益甚至是自身個人的蠅頭小利高於一切，在台灣一直喧賓奪主，看不起本省人看不起原住民，用腐朽發黴的那些所謂的中華思想來灌輸洗腦台灣人。
　
我在蘭嶼曾遇上了一些當地的達悟族人，他們很多人居然認為自己是中國人讓我驚訝萬分，這樣被國民黨洗鬧至深的痛心笑話實在是笑不出來。國民黨至今依然身在曹營心在漢，與他們腳踏兩條船的私欲私利算盤相比，蔡英文的本土政黨台獨派才是守護台灣民主，真正熱愛台灣，守護台灣未來的。」

答民視記者二：對部分台灣人挺韓的憂慮，如果郭台銘脫黨參選呢？為何蔡英文最能守住台灣民主？

嫌麻煩不願意看很多文字的人，可以點擊看我的視頻，如果視頻中我這個上海人五音不全的國語聽不清，可以再來看文字。謝謝各位！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ZYQA4z-cWI&feature=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SqsDuF__IQ&feature=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CrmWSeMKY&feature=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amLJJNePqE&feature=youtu.be

你的提問這次具體涉及到了3個人的名字，那麽好，我結合自己對這3個人的印象，來說說他們會給於台灣的未來產生如何的影響。

韓國瑜是個眷村長大的人，環境不太好，起點自然不高，這是他的先天缺陷，卻又自己不愛學習，只愛耍嘴皮子，愛出風頭。這兩點決定了他這個人物的基本格調，絕對不是一個務實者。

根據他的言行，不難理解他的熱衷造勢，是一個連外表的花都繡得很蹩腳的草包，但因為草包還有點草腥味，所以很多智商不高的人會被迷糊，以為他是個親民的來自底層的政客。不知為何我一直會把他與舊上海的青紅幫們聯系起來，卻又達不到青紅幫老大的杜月笙黃金榮之類大腕人物的綜合水準。

因為你想造勢做青紅幫老大，也是要有積累人德人望的，而不是靠剃個光頭來模仿一下老蔣那樣演戲能撐久的。都民國了，如果你還整天留辮子懷念皇上的故作滿清遺老狀，這戲，恐怕韓國瑜也快演砸了，演戲也需要梨園科班出身有那麽點真功夫的。

涉及蔣介石，雖然本質上他也是個軍人痞子，但至少後來還懂得靜心看書修養，韓國瑜則是連屁股都坐不熱的人，只剩一根口條在每天翻滾，他能當選市長，本身就是高雄人誤把漿糊當金霉素眼藥膏使用了，要不然就是高雄人的智商是台灣人中倒數三名以內的了。

說起眷村長大的人，我想台灣人比我更了解。這些人起點就比較低，沾滿了油滑混混的天然習性，這是由環境造成的。但如果一個人後天努力，還是可以有所改變的。我這人不是血統論者，而是環境改變論者，所以外國人常駐中國也會亂穿紅綠燈，中國人到了國外也不再隨地吐痰了。

與韓國瑜相比，郭台銘與他有相似之處，也有不同之處，相似之處就是郭台銘的出生環境與韓國瑜一樣是打負分的，沾染了大量的眷村混混的惡習，這種惡習是國民黨在中國大陸失去民心的深層要素的沈澱物，被帶到了台灣。

但是郭台銘具有韓國瑜沒有的一點真本事，一個就是有成功的實業做強大的支撐，而這個強大的實業的成功來自兩大因素，一個是美國的強烈支援，另一個是郭台銘近乎瘋狂地灌徹運用了馬克思《資本論》著作中最基本的闡述，“資本主義的初級階段，就是剝削勞動者的剩余價值”。

按理說，郭台銘無論掛哪個政黨招牌出馬，甚至像柯P選台北市長一樣無所屬，他的勝算會遠在韓國瑜之上，現在的韓國瑜只是國民黨利用他作為選舉而選舉的工具，國民黨中真正的精英們跟我一樣，是絕對不會從心裏看得起這種無德無望，純粹靠每天炒作的小流氓的，我們上海有不少人會聽周立波說笑抨擊時政，但決不會選他這樣一個弄堂口小癟三當市長的。

所以選韓國瑜，台灣會有熱鬧可看，但台灣人民絕對不會有比現在更好的日子過。韓國瑜的“經濟靠中國，安全靠美國”論，後半句其實已經完全觸犯了中共的紅色底線，只是現在中共為了最大限度利用這條爛魚來打擊台獨派，采取了暫時睜一只眼閉一只眼而已，一旦這條魚釣到手，那麽清蒸紅燒還是油炸幹煎，那就由不得這條魚自己了，全在中共手中隨便把玩。

郭台銘參選，本來我倒覺得他也是一個比較強的候選人，但前提是他必須立足台灣，把台灣利益放在第一，那樣盡管他的出身和人相得分不高，但似乎也沒有什麽可以強烈反對他參選總統的理由。退一步說還有美國的旁例可證，川普也不是政治家，是個實業家商人，美國人選出了川普，很多人是想讓這樣的人物當當看，就好比讓電影明星的斯瓦辛格也當上了州長，那麽根據同樣的選民心理，台灣人讓實業家的郭台銘也當當看，也是很合情合理的。

可是問題來了，郭台銘與中國已經走的太近，鴻海的迅猛發展，從制造到銷售市場都過渡的依賴於中國，已經被綁在了中國的大腿上難以剝離。 他是馬英九國民黨執政時代把台灣GDP綁在中國大腿上的一個最大的受益者，也是未來的人質。

鴻海是我在日本任職已久的集團公司的大客戶，因為鴻海的生產線投資，他都離不開訂購日本的各種高端制程設備，他們每年訂夠我們的設備中，有些設備就是我直接負責設計的。因此我對鴻海也是相當熟悉，2010年時我曾連續三年不斷去台灣出差，其中主要就是對應他們現場的一些我們的新設備的調試。

中美貿易戰從去年的中興被滅開打以來，當時我就預言這只是開始，美國還會打出第二波第三波，這場貿易戰，絕對不僅僅是字面上的貿易問題，本質是冷戰後積累的意識形態的激戰，貿易只是表象而易。

這就使得在這場長期戰中，郭台銘處於一個老鼠鉆在風箱裏兩頭受氣壓的非常尷尬的位置，鴻海從發展到壯大離不開美國的支持，今天又被郭台銘綁在了中國的大腿上。美國為了自己的全球利益可以制裁已經被逐漸赤化了的鴻海，中國也可以為了表達對鴻海的不滿，威脅停止向他輸血，甚至可以凍結他在中國的資產。

所以我已經反復說了，為什麽不能親中的道理，中國是一個長期耍無賴不講信用的國家，與不講信用的人做生意，你就必須隨時做好背信棄義後傾家蕩產的準備。所以郭台銘雖然有強大的實業做支撐，對台灣選民打經濟牌，但是他的承諾，如果你一旦明白是建立在與中國無法剝離的狀態下的話，那麽不僅鴻海是中國的人質，整個台灣會成為比馬英九時代更嚴重的人質。

選郭台銘，台灣變香港也是指日可待的一個悲慘選項，因為郭台銘哪怕再有錢，這個錢只要一旦經過中國人民銀行，必然會被管制甚至轟然倒塌，他的錢完全救不了台灣，因為他上頭有債主，打個噴嚏放個屁就能噴死他。郭台銘現在唯一的出路是保自身鴻海，悄悄地把沾上的不幹不凈的人民幣洗幹凈，換成越南盾，或印度尼西亞貨幣都行。

最後說說蔡英文，我最初接觸這個名字是2011年的馬蔡大選，在228紀念公園我聽了蔡英文的演說，台北街頭停滿了豎著支持蔡英文的黃色計程車。那一年蔡英文敗選了，但是她的演說和不屈的為台灣打拼熱愛台灣的精神，是當時任何一個候選人都沒有讓我感受到過的，國民黨人中口才棒棒的人精並不少，但是卻無法讓我感受到蔡英文那股熱愛台灣的真情實意。

今年4月底5月初的日本黃金周，我在台灣度假自駕遊了整整9天，還去了蘭嶼，回程途經楓港的蔡英文老家，去參觀了一下，更讓我感受到了本土政黨愛台灣不同於國民黨油嘴滑舌的民眾根基。國民黨來自中國大陸，他們的鄉愁牽掛以及中華文化的葉落歸根思想，作為同是背井離鄉又已經完全融入了日本社會的我來說，也並非完全不能理解。

但是，既然國民黨已經放棄了“反攻大陸”的初心，那就應該痛定思痛，徹底重新定位自己，全心全意地熱愛讓自己能棲息了70多年的台灣，但是與本土政黨和蔡英文相比，我完全感受不到國民黨是真心愛台灣，他們愛的是自己政黨利益甚至是自身個人的蠅頭小利高於一切，在台灣一直喧賓奪主，看不起本省人看不起原住民，用腐朽發黴的那些所謂的中華思想來灌輸洗腦台灣人。

我在蘭嶼曾遇上了一些當地的達悟族人，他們很多人居然認為自己是中國人讓我驚訝萬分，這樣被國民黨洗鬧至深的痛心笑話實在是笑不出來。國民黨至今依然身在曹營心在漢，與他們腳踏兩條船的私欲私利算盤相比，蔡英文的本土政黨台獨派才是守護台灣民主，真正熱愛台灣，守護台灣未來的。

有人可能馬上想反駁我說，光說誰心裏真正熱愛台灣，可是看看現實問題，蔡英文執政3年，台灣經濟不太好啊，口袋裏的錢也沒增加什麽嘛。那好，枯燥的經濟數據我這裏就省略不表，我要從另一個角度來告訴你兩件事。

第一， 蔡英文執政不是一個孤立的時期，我曾說過，歷史是承上啟下的，蔡政權上台後。繼承了馬英九時代種下的禍根，那就是台企已經大量遷中，島內產業日益空洞化，同時帶來的年輕人就業職位的大量減少了，這種惡劣的慣性不是換一個總統立刻見效的。

事實上3年來，蔡政權為台企回遷作了大量的工作，也已經有數據上的良好轉變的明證，如果持續下去，台灣對中國的依賴會越來越小，台灣的經濟不僅會逐漸變好，而且不受流氓隨時脅迫會更穩定自主，這才是台灣經濟正常化必需堅持的道路，選朋友不是不可以，但起碼要選對朋友，台灣人為什麽不選北朝鮮呢？這個道理再明了不過了。

第二， 蔡英文執政後，政府各級機關的事務官依然是大量的國民黨公務員掌管，民主社會就是這樣，不能把野黨和不同政見者抹殺砍光，這也是民主是個健全社會的重要標誌。當然這就導致了很多基層面的事情並不會應為換了個總統就馬上換樣，就好比中國今天如果民主化了，我也不認為全民的民主意識真的會一下子普及一樣，也會繼續存在貪汙腐敗的爛事。

但民主雖然不是最好的機制，但是它是目前最好的機制，日本民主社會比台灣成熟多了，也偶爾有貪汙腐敗發生，比如一名議員貪汙了秘書一個月薪水，被舉報後不僅給自己的政治生涯畫上了永不得翻身的句號，而且還遭起訴，這在中國，這點金額可能是農村的村長們的笑話。

再比如這次的香煙走私事件，我甚至懷疑是反小英派的暗中做局，但無論是何種情況，只要守住民主，一切都能民主解決，失去了民主，國家不僅失去主體性公民性，你個人的那點權益甚至尊嚴，隨時可能像狗屎一樣被踐踏，今日香港人每天不惜流血的在抗爭，不就是為了這個嗎？難道台灣人要到了上街躲子彈躲棍棒的那一天才能醒悟？告訴你們，那就來不及了！

守護台灣的民主，台灣會越來越好，因為現在你一切的不滿和不盡人意的事，都能由台灣人自己來用民主的方式表達，協商，調整和改進。

失去了民主，你就失去了一切，所以我在景福宮會在韓粉群中連呼：“看看香港吧，亡國佬!”

齊國為何當時不能一統天下？｜知史百家

歷史春秋網

歷史學者周振鶴曾在《假如齊國統一了天下》一文中，提出了一個有趣的反歷史假設：如果戰國末年不是秦國而是齊國統一中國，那可能帶來一種完全不同的中國文化。

與當時的中原各國相比，齊國無疑是個異類，但就國力而言卻是個強大的異類：在春秋五霸中，齊桓公是最先稱霸的，戰國時齊威王任用孫臏，在公元前352年的桂陵之戰中大敗驕橫的魏軍，「於是齊最強於諸侯，自稱為王，以令天下」（《史記·田敬仲完世家》）。在很長時間裡，齊國一直是東方國力最盛的國家之一，周振鶴據此認為：「秦的統一固然有其必然性，但是東方六國完成統一大業的可能性並非不存在，魏、齊、楚都曾經強盛一時，尤其是齊國，始終是秦實行統一的最大障礙」，他假想如果在統一天下的進程中是齊國佔上風，那麼「似乎可以說，中國走另一條道路的可能性還是存在的」。

這當然不失為一個很有吸引力的假設，但仔細考察一下就會發現，齊國的這種社會制度並不能幫助它在戰國晚期諸國激烈競爭的局面中勝出，由它來統一天下的可能性基本上可說是不存在的。

打造戰爭機器

自西周初年姜太公在東方創建齊國，被授權專徵不守王命之方國，這一專徵大權遂成為日後齊國開疆拓地的合法根據，故西漢末年劉向《說苑》稱「魯有王跡者仁厚也，齊有霸跡者武功也。」在直至戰國中期的數百年裡，齊國作為東方大國很少受到能威脅到其存亡的強敵進迫，戰敗也很少被逼到首都被圍乃至遷都，既然足以應對國外挑戰，那恐怕也就不會被倒逼改革。晏子「二桃殺三士」之舉恐怕更多是著眼於消除不穩定因素，重建國內政治秩序的需要。

但如果要統一天下，那麼戰國時代的政治演進已表明一個殘酷的現實：無論士人如何設想理想的「天下」，最終要「定於一」，事實上還是得打造一部高效的戰爭機器。此時的戰爭形態與春秋時貴族武士之間那種謹遵禮制的車戰已大為不同，而需要國家力量、資源的總動員化，但齊國的軍隊組織卻甚難適應這一挑戰而及時轉變。

在齊國，有一點乍看起來相當矛盾：中國軍事史上公認的兩部偉大軍事理論著作《孫子兵法》、《孫臏兵法》的作者都是齊人，但齊軍的整體戰鬥力在同時代人中的評價卻不高。孫臏圍魏救趙時便曾明白承認：「彼三晉之兵索悍勇而輕齊，齊號為怯。」到戰國末年，荀子作為三次出任齊國稷下學宮祭酒的大學者，對齊軍理應知之甚多，但他對齊軍的評價卻極低，認為是「亡國之兵」，因為齊軍過分推崇個人技能、在意物質獎勵，遇到弱小的敵人還能有用，遇到大事強敵就渙散了。在他眼裡，秦軍戰鬥力最強，魏軍次之，齊軍最差；但講兵法的水平，正好相反，齊國最發達，三晉次之，秦又次之，兵學自東往西傳。

荀子所描述的齊軍，在某種程度上仍遺留著兩三百年前田開疆等三士那種對個人英雄主義的推崇，整體協同作戰則較差，這一好勇鬥狠的單兵作戰模式是典型的武士文化。這一民風頑強地保留下來，直至西漢初年，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仍然評價說，齊國風俗「怯於眾鬥，勇於持刺」，也即對群體性搏鬥消極，而對單兵較量卻非常勇猛，這與齊人好武、尚功利的特質是密不可分的，管子等政治家的傳統治國思路也注重對人的私慾因勢利導，主張順應人的私慾才能達到社會的長治久安，結果這在促進「民富」的同時，也使齊軍將士的個人英雄主義更為功利。直至西漢時，龔遂為渤海太守，仍發現「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以至於這位循吏花了很大力氣「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見到「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

也正因此，齊國被迫在軍事理論、尤其是軍事謀略上入手來彌補其整體戰鬥力不強的弱點，這便促成了孫子這樣的兵法家興起。張華松在《齊長城》一書中指出：「齊國對外戰爭敗多勝少，但發達的工商文化以及其他種種的背景和因素又使得齊國的兵家文化獨領風騷，先秦時代的著名軍事理論家和兵書戰策也就大多出自齊國。以孫武和孫臏為代表的齊國兵家，其兵法思想的核心內容是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全勝戰略，他們所強調的首先是防禦，自己立於不敗之地，然後通過‘伐謀’、‘伐交’的手段而制敵取勝。」

此種注重單兵格鬥技能的軍隊，在面對與較弱敵人決戰時往往表現尚可，其最大的弱點恰恰是難以適應戰國中後期那種曠日持久的慘烈集團作戰。孫子兵法雖然注重謀略，但同樣強調軍紀（故有「三令五申」、殺人立威之舉），那恐怕是因為他所生活的時代（約前545－約前470）正處於「二桃殺三士」之後那種弱化個人作戰技能而強調高度紀律約束的新作戰模式。個人的英勇在春秋時代的車戰中尚有發揮餘地，但公元前541年，晉國大夫魏獻子打造出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獨立的步兵方陣。魏國在戰國初年稱霸一時，恐怕依靠的就是這種步兵作戰中高強度的軍紀（荀子稱讚魏國武卒能負重帶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這沒有極強的軍紀約束是不可能的）。這種軍事模式由晉國開創，推動社會結構性調整為中央集權制，因而三晉在戰國時代法家和縱橫家最為發達，主要法家人物和法家著作基本上都出自三晉。

軍事史學者李碩認為，自春秋末年步兵成為戰場主力兵種之後，「嚴格的紀律一直是步兵作戰的基本原則，戰術則是列成密集的隊形，與敵軍進行面對面的砍殺肉搏」，到戰國時代，中原各國均已確立中央集權政治下的軍事模式：「軍隊是由國家財政供養的軍事機器，戰爭行為是為了貫徹統治者的意志，軍事統帥對士兵擁有絕對權威，可以命令士兵們投入哪怕是必死的肉搏作戰。」相比起來，漢代的匈奴人則從不與中原軍隊主力進行硬碰硬的正面大規模決戰，也從未進行對城池、堡壘的大規模攻堅戰，這與匈奴遊牧社會的權力結構有直接關係，因為匈奴單於並不是能驅使戰士投入這種決死戰鬥的絕對君主。反過來，當時名將李廣雖然個人騎射技能極高，但他之所以在對匈奴多次作戰中未立大功，反而幾度覆軍敗績，正是由於他作戰依靠個人英勇而非嚴整的軍令紀律。直到東漢末年騎兵成為作戰主力後，才再度出現一個主將親自披甲上陣、與敵軍肉搏血戰的英雄時代。

在戰國時代那種步兵密集陣型長期作戰的模式下，齊軍的弱點就暴露無遺了。這道理不妨以足球運動為例，曾任中國男足國家隊外籍主教練的霍頓說過：「中國球員並不缺乏技術和體能，缺的是整體意識。足球是集體項目，整體不行就消耗了技術和體能。」2002年世界杯中國隊首次進入32強，結果三戰皆負，淨輸９球而未進一球，在觀看中國隊０：３敗給土耳其隊後，亞足聯秘書長維拉潘在接受採訪時表示：「足球是一項集體運動，但中國隊的隊員們顯然不喜歡依靠集體的力量，場上大部分時間都是單打獨鬥，並最終丟了球。」

這在作戰中也一樣，古羅馬時代的日耳曼戰士雖然悍勇，但他們缺乏紀律、各自為戰，最終還是抵擋不過羅馬軍團。由於中國春秋戰國時代對軍陣的相關記載較少，羅馬軍團可以啟發我們這種步兵作戰模式的特點：其關鍵在於紀律約束之下的強大作戰耐力，因為「羅馬的軍事體制能夠讓其部隊的基礎構成天生具有一種可替換性，因而更易於混合與匹配」，其結果，就算前方士兵倒下，後方的多行陣列也能像輸送帶一樣進行更替，因而「這種佈陣在遭受正面進攻時幾乎不會被擊敗，從而令軍隊得以穩步推進」。戰國後期的秦軍也是，其戰鬥力不是來自出眾的單兵技能，而是「秦兵耐苦戰」，堅忍頑強，穩紮穩打的作戰意味著依靠消耗和逐步推進，當軍隊不存在重大武器差距時，戰陣的人數與耐力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各自為戰的武士很難與這樣的戰爭機器對抗。

這一戰爭機器需要社會結構的整體改造，因為這意味著與社會制度之間構成一個功能性的相互聯結的複合體才有可能。如我們所知，在古希臘城邦和古羅馬共和制下，也能產生這樣紀律嚴密的步兵方陣，但在中國當時，唯一能鍛造這一戰爭機器卻只有郡縣制之下貫徹國君意志的軍國主義國家。因為戰國時代以步兵為核心的新軍隊，是以社會的全面徵兵為基礎的，這就不能像春秋時那樣還把軍事作為一小部分貴族武士的專屬事務；其次，如何訓練這些應徵的農民士兵，使其遵守紀律，也是當時政治思想家無法迴避的問題。這都促使戰國時代的政治家們持續關注「民」——與此前的「士」和「國人」憑藉血緣性結合的共同體不同，在封建解體之後，人力的動員機制主要是依靠郡縣鄉里的行政系統來發揮作用的。

按杜正勝在《編戶齊民：傳統政治社會結構之形成》一書中的論述，郡縣制正是在離都邑較遠的新辟領土上開始萌生的，「秦漢統一政府的地方行政系統可能是從封建時代天子或諸侯直轄地的行政組織蛻變而來」，到後來則將逐漸沒落的封建世族採邑逐漸納入中央權力管轄之下，隸屬於中央設置的縣，「國都以外的鄉大概從春秋中晚期到戰國逐漸完成，城邦意義的‘國’被縣取代」，「縣」的本義就是「懸系」，指其地與中央政府直接統治之地區不相接壤，如以線繫於國都。戰爭越劇烈，內外新並的土地越多，則國君直領的縣也越普遍；而郡或是特殊的大縣城，多從邊疆軍事區設起。春秋以前零散、碎片化的政治地理景觀，至此被逐漸改造為中央權力垂直所屬的嚴密行政體系統。

這套制度，眾所周知是在秦國貫徹得最為徹底。這不僅確保了秦軍源源不斷的人力調配，而且鄉里告發、連坐等制度也使得臨陣脫逃變得更難——因為逃回老家肯定會被發現，而父老也不敢冒險隱瞞。與此同時，秦國又實行最嚴格的金字塔式階級制度——軍爵制，根據戰陣上的表現決定士兵一生的榮辱，這就在用外部紀律堵死其退路的同時，又給耕戰之士提供內在的激勵。杜正勝一針見血地指出：「唯有像秦國徹底勵行等爵制，授爵必以軍功，耕戰合一的齊民階層才有遠景、有生氣。但在山東列國我們卻絲毫嗅察不出等爵制的氣息，根本原因是軍功祿賞不能塑造身份制。」在魏國，當兵這條路的極致也不過就是豁免租稅繇役，個人前程是指望不上的；而在齊國，士兵作戰最多只能因立功而獲賞金，這順應齊國發達的功利文化，但卻無法因軍功而授爵。

這恐怕就是齊國這架戰爭機器的問題所在：它既無法像秦國那樣有絕對權威迫使士卒投入長期艱苦的殊死作戰，又不能給他們提供足夠的進取動力。其結果，齊國保守有餘而開拓不足，齊人的戰鬥力只有在遭受外敵入侵時才能被充分激發出來。

齊國的悲劇

公元前284年，齊國滅宋，此舉貿然打破了長久以來的各國力量均勢，引起諸侯震恐，結果五國聯軍伐齊，齊國一度只剩下即墨、莒二城未下——值得注意的是，它們均是齊「五都」之一，原本就有著相對獨立的政治根基。雖然齊國國力此後在田單復國主政之下迅速恢復，但它作為當時東方的強國，竟然這麼容易就被擊破——在戰國七雄中，除了最弱的燕國之外，沒有一個大國像齊國這樣在一兩次決戰失敗之後就陷入近乎亡國的危難境地，這意味著它的軍政體系存在嚴重的結構性漏洞。

齊國採用五都制而非郡縣制，因而編戶齊民並不徹底，被燕軍輕易攻下七十二城，正表明其社會組織結構不夠堅固嚴密，因而當決戰失利後，不能作頑強耐久的抵抗。本來，管仲為齊桓公所規劃的治國方略，雖然也是「分畫都鄙而集權中央，獎勵農商以充實國富，修整武備以擴張國威」，但仍是在舊制基礎上的順勢而為：整理賦稅、發展農商，在國家有充足財力的基礎上，再將軍令寄在內政上，由保甲制度來獲得穩定的軍事力量。不僅如此，管仲還將齊國分為21個鄉，其中６個鄉不用服兵役，專職作為工匠、商人來替國家生產。這樣做的結果，便是使齊國首都臨淄成為戰國時經濟實力最強大的城市，但也正因此，齊國在戰國時代採納新制度上比其餘六大國更為遲緩，何必呢？它現在這樣也過得好好的，何況多元分權的社會構造本身阻止它作出這樣徹底的變革。

這裡也再次體現出齊國政治文化的保守性：普通士卒無法通過軍功獲得社會地位的向上流動，這恐怕正是由於貴族世家的強大。在當時的楚國，縣之首長稱「公」，多由強大氏族出任，但不能世襲，也有非貴族出身者，縣雖有相當高自主性，但似仍須向中央政府繳納賦稅；這種直屬於國君的「縣」性質上還不同於秦之郡縣，但相比起來，實行五都制的齊國甚至像楚國這樣程度的郡縣都沒有，由此可見其集權程度之有限。

對活躍經濟、學術自由來說，齊國的這種政體自有其不可替代的好處，因而它在這些方面均表現突出，然而在戰國時代的激烈戰爭中，相對分權、保守的政治結構卻使得齊國無法有效動員出自己的所有潛力。既然對齊國士卒來說，平日生活也相對寬裕，而打仗所積累的戰功也不過只是財物上的一些好處，那自然更沒人願意冒生命危險去幹這樣的事。二戰時日軍戰鬥力最差的第四師團就多來自大阪的商人，他們圓滑惜命，不願打硬仗，卻善於經商。抗倭名將戚繼光在《紀效新書》中便曾明確提出，徵兵「第一切忌不可用城市游滑之人，但看面目光白、形動伶便者是也」，他甚至說，這樣的兵就算由韓信、白起來管教也是帶不好的。在這種情況下，齊國不僅軍隊戰鬥力不夠頑強，恐怕自身就缺乏對外擴張的內在動力。

由此也能解釋另一個歷史謎團：在戰國七雄中，相對於其餘六國，齊國為何在領土擴張上表現得相對消極？蘇秦在遊說齊宣王時就說，齊國富強，但卻是「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勃海也」。這恐怕不僅是由於齊國政治上不振作，也因為它比其餘大國都更依靠工商業，也就相對不那麼看重領土擴張所帶來的農業產出收益；不僅如此，由於新並領土在各國的慣例都是直屬於國君，那對於分權的齊國權力政治來說，內在的動力也不強，因為各大貴族恐怕也並不那麼希望看到國君力量繼續膨脹。

當然，齊國在領土擴張上也有短暫的輝煌：前314年齊軍三十天內攻滅燕國，佔領長達兩年；前284年齊軍又滅宋，但這兩次擴張都沒能維持有效佔領，第二次甚至差點帶來亡國之禍（前284－前279年燕攻齊之戰）。可以說，這兩次對外擴張都是齊宣王、齊湣王父子兩代國君好大喜功的結果，他們的黷武恐怕正是君權膨脹的結果，但卻缺乏秦國那樣穩紮穩打的軍事推進加上行政系統管理所促成的有效佔領，結果反而徒然招致各國的敵意，埋下自身衰亡的種子。此前齊國也曾多次組織合縱反秦，但正如《齊國史》所言：「齊國在策略運用上有致命的弱點，每次合縱耗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卻沒有給秦國以實質性打擊，在兼併土地方面也幾乎一無所獲。」這些都表明齊國的軍政體制在對外戰爭中無法應對新局面，這些戰爭非但沒能增強自己的實力，反而消耗了國力，將自身的弱點暴露無遺。

只有在外敵將齊人逼入絕境時，他們才真正爆發出來。燕軍圍困即墨時，殘虐俘虜、挖掘墳墓，即墨人見狀「皆涕泣，俱欲出戰，怒自十倍」，這正表明重視宗族的齊人最深沈的鄉族意識被激發之後能轉化為極強的戰鬥力。總體來看，齊國這樣一種政治體制很難產生對外擴張的持久內在動力，滅燕、滅宋這兩次對外戰爭都只不過是黷武君主的一時心血來潮，這最終不是增強而是削弱了齊國的力量。尤其到戰國末期，面對秦國越來越高效運轉的強大軍事機器，實難想像齊國有任何希望統一天下，它最多只是期望自保，因為兩度亡國復國的歷史事件已清楚地表明：齊國的力量源泉是在本地鄉土，這才是真正能激發齊人為之奮戰的事物。

對如今的中國人來說，這段歷史實在令人感慨：齊國的政治體制看似保守落伍，但以現代眼光看來，它卻又是比秦制更「先進」的，尤其能保障社會經濟、文化學術的活潑多元，然而在面臨激烈戰爭逼迫時，這卻使齊國無法有效動員出自身的所有力量，最終落敗。這不僅是齊國的悲劇，也是後來中國歷史上再三出現的局面：兩宋、明朝這樣經濟文化更為繁盛的複雜社會，卻敵不過組織更簡單的外敵。其結果，直到進入近代，中國社會在發展到更為繁榮的階段時，始終無法找到一套有效的機制將之轉化為自身的力量，這反倒成了自身的弱點，最終趨於向內坍塌。我們不必去遺憾為何齊國不能統一天下，因為那本就不可能，真正值得我們思考的是：齊國的悲劇就是傳統中國國家的悲劇。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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