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山寬哥的八卦，Yahoo名人娛樂都在討論

#見世面
見世面這件事的精髓並不在於去的地方多，
而是在於見的地方不同。

一些你習以為常的事情受到衝擊，就會拓寬你對世界的感受，有思維的碰撞，就會長出新的眼界。

「少見」不是問題，但「多怪」是。
我們不可能看遍世界各個角落，但是認為跟自己不一樣的就很奇怪，那就是自己太狹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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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大家分享幾個我到美國感受到很不同的事。

第一個是，
#門看起來很不安全

以前住台灣，家裡不但有兩扇門，兩扇門都還有從上到下三層鎖，要進家門要扣囉扣囉開好幾道鎖經過層層關卡。

來美國後搬家共八次，門都是這種一扇簡單的木門。
圖為我家門口。
我一開始看到門是透明的、旁邊的兩扇窗也是透明的有點不安心，
雖然前院很大，經過也看不到裡面，還是覺得有點沒安全感。
後來看了一下我家社區上千戶住宅，
大半都是長這樣，而且原屋主也這樣住了十幾年了，就沒去動它。

其實美國大部分郊區的房子都是木門（因為是木造房），你就算換一扇不是透明的門，一樣也是木門（有加透明玻璃的門還比較貴呢），而且四周也不是鐵窗，幾個彪形大漢要暴力攻破不是問題。
這也就是為什麼要買治安好的區域來住。
(隔壁棚住芝加哥的蛙媽，後院連籬笆都沒有，直接跟鄰居相連，但人家可是住在赫赫有名的好區，不過會被鄰居小弟拿鏟子來挖庭院🤣)

之前聖誕節開車去豪宅區逛聖誕裝飾，很多房子簡直是玻璃屋，直接給你欣賞也沒在怕，
德州擁槍率高，還有堡壘政策(castle doctrine)，好區住起來滿安心的，竊賊想闖空門的代價太高，畢竟他們只要進入人家前院，被屋主幹掉屋主都是免責的。

如果在美國看到家家戶戶門窗上都裝著鋼筋鐵條，那很有可能是因為治安不好才非得裝的比較危險的區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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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是，
我剛來美國時，也會以台灣的角度看世界，
以為大城市應該發展的很進步很現代、治安很好，
但是其實 #美國很多大城市的市容很髒，而且入夜後很不安全。

還有一個不太一樣的小事，
就是 #美國很多州的首都不太有名。

你會想說台灣首都台北、泰國首都曼谷，大家都叫得出名字，
但是美國呢，
加州的首府不是有名的舊金山，是沙加緬度。
佛羅里達州的首府不是邁阿密，是塔拉赫西。
德州的首府不是有NBA球隊的休士頓或達拉斯，是我住的奧斯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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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初我們要從矽谷搬到奧斯丁，
有長輩說:這樣會不會跟從台北搬到嘉義一樣?嘉義的房子二十年都沒什麼漲。
(奧斯丁房價過去一年漲了近20%哈哈哈）
也有住在矽谷的台灣人說，從矽谷搬到德州就跟從信義區搬到新北市一樣。

我的私訊也常常收到拿台灣來比喻詢問美國各種事宜，
我想告訴大家，
美國是一個比台灣大兩百多倍的地方，
所以其實是有很多東西沒有辦法拿來直接類比的。

然後也很想問問到了美國還緊攢著天龍國優越感不放的在美華人:
背著井到處跑不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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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虎到嘉良，八點檔到迷因——專訪國民美叔 #黃少祺｜封面故事 2020 輯六

《天之驕女》裡的張嘉良最近又被捅了一刀。在他胸前的彈孔旁補上一筆的是他的妻子方文鈴，她看見張和情婦柯淑君在飯店裡穿著浴袍擁吻，想像自己拿著 room service 冰桶裡的冰鑿刺了上去。你可能不知道的是張嘉良本名叫張瑞坤，在另一部劇《天之蕉子》作為反派，在大結局時身中多槍。然而，在續作《天之驕女》第一集，他卻以萬代集團千金女婿之姿霸氣登場，在機場外偕方文鈴之手，共赴財大氣粗的方家家宴。後續為財色黑化、數度再走鬼門關，身上數個彈孔都成往事了。

張嘉良同時也是那對紅出八點檔界的連體嬰姊妹、高仁美和高仁芯真正的爸爸。至於為什麼爸爸分成真的和假的、姓張的嘉良為什麼女兒姓高、連體嬰後來為什麼切開了、柯淑君為什麼老是被泡在河裡、萬代集團和億代集團到底有什麼關係——你可能需要看完 22 集《天之蕉子》和截至目前 98 集的《天之驕女》，才理得清楚。

但也別慌。飾演張嘉良的黃少祺不比你知情。這一檔三立台八，就如他過往參與的台八，最晚要到拍攝前十小時才會拿到下一場劇本。那些在一集之內從死對頭變成姻親、從綁架犯變成親爸爸的情節，在前面集數演出當下，也許連演員自己也不曉得。

黃少祺與經紀人、助理一起走進採訪間。換裝前空檔，助理拿出一罐藥水讓他點眼。我問他，是拍戲太累所以眼乾嗎？他說也沒有，自己眼睛容易泛紅，原因是二十多歲時動了近視雷射手術，當年角膜處理用的是鑽石刀，在瞳孔留下十字型傷口。「但工作時，你不能讓人看到你眼睛是紅的，那樣不太⋯⋯不太好。」去年底他受訪，提及自己的健康檢查報告，老花眼、頸椎受傷、心臟問題、甲狀腺水泡、攝護腺鈣化、腎結石。我關心他身體近況，他一樣靦腆笑，說都是小毛病啦。醫生原要他回診結石問題，他拍戲一忙，也沒再回去。

我該去泡溫泉了
本期 BIOS monthly 封面故事【我心叔於你】以「大叔」為題，從影劇回憶裡抓取深刻的大叔形象；陳松勇、高捷到吳朋奉，他們用飄撇扛起一個世代的男人心事。大叔百百款，或土氣或剛強、或都會或纖細，而黃少祺自 1998 年 27 歲時正式出道至今二十年，隨著年紀推移，他飾演的角色也從小生來到中年。編劇將對社會的想像投射於角色，黃少祺則親身演繹這些各式各樣，有別於日韓的「台灣大叔」形象。

就算看過《飛龍在天》，看過《風雲爭霸》、《神機妙算劉伯溫》，再到《炮仔聲》、《天之驕女》，還是很難想像他已經 49 歲。三立台劇 YouTube 頻道上三不五時闖《天之驕女》片場拍幕後花絮，鏡頭裡的黃少祺仍做武打，一個人對上四五個混混。武術動作倒是其次，導演懂，重點是讓黃少祺在劇情裡受點小傷，受點小傷之後理所當然要脫衣，脫衣之後就有胸肌腹肌。第 3 集，一場黃少祺與韓瑜床戲，導演不忘要她浮誇地扒開他襯衫；第 69 集，張嘉良與女婿、老是喚他 Daddy 的顏聖元泡溫泉，黃少祺自己也心知肚明：「有時候看劇本就知道，很明顯，編劇就是故意叫你去泡泡溫泉啊、淋淋雨啊⋯⋯」

被觀看是他大學時代當模特以後的事。拉回三十年前，家裡沒人相信黃少祺能上伸展台，更別說當演員，不只因為青春期後他有八年時間臉上長滿爛痘，也因為家庭背景。穿著不合腳的鞋，鬆垮的衣褲，母親獨自撫養兩個姊姊和他，黃少祺沒有太多錢打點身上行頭。但他身體練得勤，因緣際會接到內衣秀、泳裝秀，跑香港、台灣時裝節，身上穿一件三角褲，站在主辦單位請來的日本模特之間，開始學著上秀之前要除毛、在身上抹油。

那時黃少祺就已經在慢跑了。

直到如今，黃少祺一天跑 5 公里。天氣壞時跑跑步機，沒下雨時跑環東大道旁的石潭公園。小毛病是有，但體態沒話說，偶爾 Facebook 或 IG 的小盒子裡還會收到粉絲自拍裸照，恰如他 35 歲那年到舊金山遊學，在夜店裡被搭訕，男女皆近悅遠來。現在的他，會笑笑將照片刪除，轉身繼續逗他一對 8 歲、5 歲兒子。

我站在這裡可以嗎
戲劇裡，他大部份的角色總有優雅貴氣，同時卻又城府甚深。張嘉良中槍落水後，在泰國打滾二十年，商場縱橫，初登場時卻一副愛妻暖男形象；《熱血少年》裡的錢白鐵為商場利益能叫人拔掉對頭的指甲，然而身披白長馬褂、皮裘，賞京劇、談詩詞。廣為人知的《飛龍在天》飛虎，一樣出身名門，卻能為愛陷害飛龍、因怨懟父親抄了忠義堂。要說哪一面和黃少祺本人更像，其實都不，現實裡他形容自己拘謹、沉默、總是面帶尷尬笑容。私下的他，仍是不太想被注視的。

「我喜歡默默觀察人。有時候看到同事或甚至晚輩，和其他人一下子就可以打成一片、嘻嘻哈哈聊天⋯⋯我自己沒辦法那麼放。」

他說，或許是在單親家庭長大的緣故，自己從小就非常沒有安全感，怕被別人討厭，嘴上永遠掛著請、謝謝、對不起。

「這樣的性格，當然不見得是最被喜歡的，但我還是不太敢活潑。你說這樣活得快不快樂？其實不快樂。但是，因為慢慢進入這個圈子，你開始從裡面找到自信。後來有了孩子，我知道我要讓自己更強大。」

所謂圈子，指的自然是演藝圈。1998 年，他被八大電視延攬，飾演江祖平主演的《因為愛你》中不羈高中生翁振宇，和台灣廣末涼子曖昧。他臉上的痘子早前被某皮膚科名醫妙手治癒，上戲時卻還是顫抖，一場與江祖平的吻戲，導演對著他叫：「鬆一點！鬆一點！」他問哪邊鬆，導演說：「你全身都緊！你知道你的嘴唇在發抖嗎？」

二十年後，《天之驕女》裡張嘉良和柯淑君各自婚後與老情人舊愛復燃，黃少祺又遇上了江祖平。現在的他吻江祖平，在幕後花絮裡竟還有閒情惡作劇，當然也不再發抖了。不過，採訪時坐在沙發上的他依然挺直身子，上半身向我傾斜；拍攝動態素材時再三詢問「我站在這裡可以嗎？站在這個窗簾前面可以嗎？」客客氣氣地。

「私下還是拘謹。但現在，當機器對著我，燈光全開，五四三二⋯⋯我就似乎什麼都不怕。」

不要像我那時候
從怕到不怕，是二十多部戲的操練。2000 年他因《飛龍在天》走紅，隨後戲約不斷，中台兩地軋戲。2006 年，他拍《神機妙算劉伯溫》鬧出新聞，傳言劇組過於操勞。「也不算劇組的問題⋯⋯那個時候《劉伯溫》是單元劇，有時候上個單元還在拍、下個單元就開始，變成一個人要應付四組戲，前一單元兩組棚內、下一單元棚內加外景⋯⋯」

也是台劇獨有的邊播邊拍生態，燒的是演員身心。《劉伯溫》四百多集連拍兩年，黃少祺最分身乏術的一次是早上九點開拍的外景、下午三點多才趕到，因為棚內才剛拍完。

「當然累啊！但你和導演說你真的很累，導演就回你說『辛苦了』。」

那個時候的拍攝現場，位職、輩份分明。年輕演員對角色不太有置喙詮釋的空間，不懂也不敢問，問了也不會得到回答。「你發問，導演就說：你是豬啊？豬腦袋啊？」黃少祺也被罵過，但或許他比其他人多一點心理耐受度——他曾說自己的母親在 50 歲前沒笑過，姊弟三人自小就在母親緊蹙的眉宇下過活。他記得某年春節，姪女童言無忌，在圍爐時說：「為什麼阿嬤笑的時候還是皺著眉頭？」黃少祺和姊姊都笑了。

仔細看花絮，畫面裡可以看到黃少祺的劇本上寫滿了字。那是他拿到劇本之後，把台詞用自己的話順過一遍，並加上情緒銜接的筆記。通常一場戲四到七頁劇本，黃少祺背下大概需要半小時。據說，三立電視所有人都知道，棚內有一台 SNG 車，車旁常有一人低頭，始終背對人來人往，那就是正在背稿的黃少祺。

訝異的是，黃少祺在拍攝《飛龍在天》前，並不會說台語。即便母親有本省背景，他小時歷經的卻是「說國語」的時代。「我就學，硬學。」他硬學的方式是看劇，劇裡唸一句、暫停，跟著唸一句。2007 年開始拍楊佩佩的經典三部曲，現場原音收音，為了吻合戲中角色的北京腔，他一樣打開《康熙帝國》、《乾隆王朝》這樣練。

「這些東西其實沒有人教，也很少有人願意教，因為大家到現場就是拍戲。」非科班出身的他，片場二十年來只能自己教自己。飾演張嘉良這樣的商場老手，他看 Netflix 上的《金融戰爭》學習主角巴比阿克斯的言行，對兄弟出生入死、對敵人趕盡殺絕。《天之驕女》裡張嘉良對女兒好，在超商裡買大包小包零食以示好，背後原來是富豪巴比動輒送員工千萬超跑的那股勁。

時代確實不同了。如今劇組已不像《神機妙算劉伯溫》時那樣三天不能闔眼，導演也不再罵人豬。近十年，台八引入大量新生代演員，黃少祺也成了「少祺哥」，有時片場裡的氣氛，在他眼中就如他的家庭經驗一樣矛盾：

「有些年輕演員，在現場一直聊天甚至玩手機，正式開始時詞都講不好，NG，所有人在配合他，但他們都不自知。這是很多年輕人的通病。」但在家中，從小在嚴肅母親身邊成長，他不希望自己讓下一代和自己在類似的壓力下成長：「我很喜歡看到我的小孩笑，我想讓他們在一個很快樂、很有想像空間的環境下長大⋯⋯」

「少祺哥」從未在片場罵過人。自己經歷過前輩不坐不敢坐、連背台詞也站著的年代，樂見新演員們能無畏對角色提出更多可能，尤其三立台八時事哏輩出，係勒哈囉、像極了愛情、《鬼滅之刃》都入戲。近期與他對戲甚多的許明杰，在黃少祺眼中進步顯著，「顏聖元這個角色一開始比較正派，很難討喜。但明杰有找到自己的東西。他說他喜歡跟我一起演戲，因為可以互相帶動，我覺得他身上有些東西也真的能讓我驚豔。」

這些好壞，黃少祺放心裡。他說，如果新演員主動來問問題，他會回答，但假如新演員做不好，他也不會發難。「我覺得，我現在在做的，就是我這個年齡該做的事。」他說。

即便資歷已深、似乎有權開口，黃少祺決定不做讓年輕一輩害怕的前輩，連花絮裡的惡作劇都顯得無甚威嚴：每隔幾場戲，他趁掌鏡的編輯不注意，從鏡頭外跳進鏡頭裡嚇人，編輯驚呼時他笑得樂不可支。是 49 歲了，卻感覺並不那麼遠。

知道慢
不知不覺自己也來到母親開始笑的年紀。七月初，《天之驕女》劇組在棚內為他過生日，那時他戲裡的大舅子方文賢（竇智孔飾）還沒發生車禍死亡，劇中與他不合的丈人方崇發（楊烈飾）一派笑容，方文鈴雖不在，但張嘉良和她的女兒張子婷在（是的，張嘉良除了那對連體嬰之外，還有一個和婚配生下的女兒）。黃少祺全黑西裝筆挺，卸下張嘉良的陰戾，笑著說感言：「逢九不過，所以今天算五十歲了，到了知天命之年。每過一歲，都要知道得更多、做事情也要更從容一點、更穩定一點。」

他著迷於勞勃狄尼洛和史恩康納萊的氣質，但大叔的大叔偶像是劉德華和梁朝偉。「梁朝偉，他也一樣巨蟹座，我覺得他就是一個非常沉穩內斂、低調的人。表演有靈魂，有溫度。劉德華我也很喜歡，因為他就是有一種風範，內外兼修。」

內外兼修，修的是什麼？換裝後，我們帶他沿著大路走向國父紀念館。為了付車資遲了一些下車，轉眼卻已經不見黃少祺和助理的身影。兩人腳程極快，馬上到了路口，拍攝完回採訪間時走得更快。他說拍戲節奏，習慣了。

他的急不只在步行。大兒子吃飯速度慢，以前一頓飯要吃三個小時。黃少祺為了調教小孩心思費盡，好不容易三小時縮減為半小時。

「半小時很快了。」我說。

「我自己吃飯只要三分鐘。」他說。

他也是漸漸才知道有些事急不得。去年，母親被檢測出扁桃腺癌三期，黃少祺和姊姊一起陪伴治療。直到今年九月確定抗癌成功，他更加體會了緩慢。

「你不知道要多久。那一年就是原地踏步，只有一個目標，把我母親的事情弄好。」知命之年的黃少祺，修的是耐性。

「以前只知道自己想拍好戲，想要更多好角色來找我，但沒有長遠規劃。到了這個年紀，我心裡反而有個聲音會告訴我，該慢的時候要慢。該做什麼，你要很清楚知道方向和需要花費的時間。」他仍是那個站在前輩身後、站著背台詞以等待的演員。

雖說如此，他仍在不同劇情裡穿梭時代與年紀。《天之驕女》第 23 集，他和韓瑜兩人因應劇情，得演出二十年前張方兩人相遇的情節，黃少祺身穿牛仔褲，（再次）藉由打鬥救出受困的韓瑜，以拳定情，在劇中年紀是二十出頭。怎麼詮釋逆齡角色？他說重要的是眼神，眼神要有年輕人的清純，把不知天高地厚、初生之犢不畏虎的感覺做出來。「其實逆齡比起超齡演出，是比較困難，因為其實有時候因為你的外表狀態已經捕捉不到。縱使有很厲害的演技，像劉德華，他也不可能演大學生了。但如果還在我的 range 裡面、我還掌握得到，我就會去演。」

問他，那麼目前覺得自己 range 最小到哪？他笑：

「其實⋯⋯好像到二十多歲的年紀，都還可以？」

大叔，是一種安全感
台八長壽，養起一批陪伴跨世代觀眾的劇迷。不只是七年級、八年級，各大學生群聚的網站 Dcard 戲劇綜藝版，每部八點檔幾乎集集開討論，迴響基本破百，好時破千（最近一次破千在《天之驕女》第 35 集，當張嘉良發現高仁芯設計陷害張子婷因顏聖元懷孕時——呃，也就是張嘉良發現自己的女兒陷害自己的女兒時）。大學生討論高仁美的包包、討論高仁芯的黑化，當然也討論張嘉良的肌肉。靦腆、沉默、尬笑的黃少祺，二十年後成為了台灣人一定在電視上看過幾次的那個人，無論你看見他的時候他是太子、是總裁、是上海灘幫派還是木乃伊（?）

他印象最深是有次到太湖拍戲，有位劇迷從 2003 年看了《風雲爭霸》之後，深深相信黃少祺有一天會到太湖邊。那位劇迷請爸爸和阿姨帶自己，每到假日就到太湖邊上等，竟真的在兩年後等到黃少祺拍《第一茶莊》外景。她走向黃少祺，流著淚說，我終於等到你了。

有些驚悚，又有些純情。直到如今，面對不同年齡層的紛絲，他還是會想起這位等待他兩年的陌生女子。「我剛出道的時候，很多人也許 7、8 歲，那現在都二十幾歲，有的剛為人父人母。他們會忽然跑過來跟你說，我好喜歡看你的戲、我那時候才小學。那不是一種變老的感覺，而是一種激勵。」

少祺哥做好心理準備被叫少祺大叔了嗎？他說，其實他不介意。在他心中，所謂大叔也不是輕易叫得，一切內斂，終歸要能給別人一種安全感。

「那是我之後要努力的目標。成為一個有魅力、能給別人安全感的人。」那個缺乏安全感的靦腆少年，知命之年所欲，正是不讓身邊的人像過去的自己一樣心慌。

「還有，我覺得年紀越大，尺度越大，什麼玩笑都能開。人生歷練會讓你的寬容度會更大。」

怎麼說呢？他聊起模特生涯的一件小事。「有一次走 HOM 牌的泳裝，導演說要展現大海的力道，哇，排練的時候跟真的一樣，六個猛男划船啊、游泳啊，展現力與美嘛。結果，綵排沒事，正式來的時候地上噴滿了肥皂水。我們幾個模特游一游，站起身，不知道為什麼閃光燈狂閃⋯⋯平常都是女模在前面的時候閃光才會這麼密⋯⋯下台才知道，我們白色泳褲一碰到肥皂水，全都透明的，形狀完全清清楚楚。」

我問他，這是當模特時最糗的回憶嗎？他說不，這是當模特時最棒的回憶。

https://www.biosmonthly.com/article/10641?utm_source=facebook&utm_medium=social&utm_content=201220&utm_campaign=promotion

【too long must read】遇見第三波香港移民潮 - from 商業周刊中文版

「為什麼來台灣開店？答案其實很簡單，就是圓夢这兩個字」
「香港人連香港的生活都能適應，到其他地方應該都很容易吧」

2008年，蔣雅文（Mandy）25歲，出乎意料卸下英皇簽約藝人身份，到台灣開始第二人生。長髮大眼、五官深邃的她，把一整箱工作用的高跟鞋和禮服，全送給了朋友。自10幾歲起，她為了家計進入香港演藝圈，從模特兒轉型成歌手、演員。走在演藝路上，經紀人常說蔣雅文「漫不經心」；蔣雅文自己則說，「心裡有塊空缺沒有得到滿足」。

藝人生活五光十色，錢賺得又多又快，但對從小在香港鄉下長大、形容自己「本性喜歡樸素」的蔣雅文來說，演藝圈就像香港這座城市一樣，她「始終沒有真正融入過」。她渴望離開這個身份、這座城市，「去別的地方，體驗別種生活，看看自己還有什麼可以嘗試的事情」。而台灣離香港近、生活消費低，成為她的第一選擇。

於是，蔣雅文把身上的積蓄全留給了家人，幾乎孑然一身來到台灣。她派過傳單、去便當店剁過排骨；曾經有一段時間，她每天早上天還沒亮就起床，先到設計工作室當學徒，中午前趕去便當店打工，晚上7點又到補習班進修設計課程，下課回到家已經將近午夜，隔天早上五六點又要起床，這樣的日子一過就是半年多。「我發現自己真的挺愛這樣的生活，雖然很吃苦，但很充實，覺得自己是個有用的人。原來我的滿足感是成為一個普通人，而非站在舞台上發光發熱，」蔣雅文告訴記者。

2008年底，跟著台灣創意市集、手作品牌的風潮，蔣雅文和朋友合資成立服飾品牌「Little Secret」，得到顧客熱烈支持。她親自設計的產品往往剛推出便搶購一空，還在台北市開設一間複合式經營的實體店面，甚至一度想將事業版圖拓展到北京、上海、香港等地。

蔣雅文並不孤單。近年來，中國大陸崛起，台灣、香港反而越來越親近。一波香港人前往台灣的趨勢，正在如火如荼發生。港人移居來台，這次已是第三波。第一波發生在1970年代，許多香港僑生來到台灣就讀大學，之後留在台灣打拚，知名歌手周華健、廣達電腦董事長林百里皆是如此；等到1990年代，台灣開放外資保險業來台，例如當時台灣安泰人壽總裁潘燊昌、現在安聯人壽總經理林順材、保誠人壽總經理張鎮坤等人，都屬於第二波移民潮。

「第三波從四五年前開始，」香港跨媒體創作人、文化評論家歐陽應霽觀察，他的許多朋友開始討論要去台灣居住，而他自己也有移居台灣的想法，但香港是他的家，也會保留在香港的居住空間。「如果有一個second home，我會願意在台灣或者幾個不同地方找到一個落腳處，不論租、買或者建。」

數字會說話。台灣交通部統計，先是香港、澳門來台旅遊人數不斷增加，從2003年的32.32萬人，上升到2012年的101.64萬人。同一時間，來台居留人數，從短期停留、居留許可、到定居許可，全都屢創新高，從2003年的26.71萬人次、1694人、488人，增長至2012年的90.66萬人次、3195人、711人。

和過去最大不同是，許多第三波來台的香港人，都像蔣雅文這樣在台灣創業。台灣勤業眾信會計師事務所稅務副總經理藍聰金觀察，近兩三年，確實越來越多香港人來台小額創業，有些從事設計工作，有些開小咖啡館，也有些成立貿易公司。

從寬敞透亮的前院走進台北巿松菸附近的咖啡館Artista Perfetto，迎面的是白色為基調的敞亮空間，桌與桌的距離拉得極開。這樣的桌距，以台北市來說算是大方，放到香港簡直是一種奢侈，「如果在香港，光是這裡就要擠8個人吧，」蕭奕霆指著一張四人桌說道。

Artista Perfetto由六個年輕人集資開設，蕭奕霆是其一。六個股東的背景相像，都是25歲上下的大男生，也都是鑽研咖啡有成的專業咖啡師，還有一個共通點：他們都是香港人。去年9月開店之後，經過旅遊書介紹與媒體報道，Artista Perfetto迅速在香港人間建立起一定知名度，成為香港人來台北旅行的景點之一。「香港客人對我們很好奇，常常上門的第一個問題就是『為什麼來台灣開店？』，」Artista Perfetto的另一位創辦人劉狄洭笑着說。

為什麼來台灣開店？這個問題六個人被問了無數次，答案其實很簡單，就是「圓夢」兩個字。身為咖啡師，擁有自己的咖啡館是六個人共同的夢想。在劉狄洭心中，台灣的生活步調雖慢，但願意好好坐下來喝一杯咖啡的人多，滿街林立的個性咖啡館，證明咖啡文化早已深植台灣人的生活。「我們店的招牌之一是拉花，台灣人很欣賞這個東西，但如果香港人，應該看也不看就直接喝下去吧，或者匆匆忙忙外帶，蓋子一蓋上，什麼都沒了，」劉狄洭苦笑地說。「香港人真的不太會生活，」蕭奕霆在旁邊補充道。

的確，這波新香港人在台灣，年紀或小或大，背景也各不相同，但都是來圓夢。「在香港追求夢想，真的很難；但來台灣，有很多可能性，才有機會實現夢想，」蕭奕霆比較，現在香港的選項越來越少，不僅政治氛圍越來越差、生活成本變貴、創業也很不易，加上缺乏產業的多樣性，如果對主流的金融業及地產業沒有興趣，沒有太多其他選擇。

若仔細比較港台創業環境，香港顯然困難許多。以服裝設計師為例，香港獨立設計師常常只能將店舖開在租金較低，但空間不太理想的舊式商場，還必須另外打工支付所需開銷，「他們不太有前景，只有運氣很好很好的人，才能被市場看見，」蔣雅文觀察。

針對台港兩地創業的難易度差距，蔣雅文也打了一個十分巧妙的比喻，「就像上了賭枱，香港最低賭注硬是比台灣高許多，當然下的賭注多，回來的也會多，但有這個賭注、可以坐上賭檯的人卻不多。」買台二手發財車，當街賣起手沖咖啡；騎著腳踏車販售手工蛋糕，賣完就打道回府，這些台灣年輕人輕鬆成就創業夢的案例，對香港人來說，簡直是不敢想像的幸福。

「台灣現在的狀態已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歐陽應霽觀察，例如麵店賣的一碗麵，店家的心態就是「做好這碗麵」，而來的顧客就是為了吃一碗麵。雙方不貪多，只要求簡單又好，「一個好好的地方，一種好好的交往，無論台北、台南、台東，我都能感受到這種狀態，這是我在大陸，甚至在香港，都很少能感受到的。」

歐陽應霽進一步觀察，他作為香港人，已經太熟悉都市生活，但如果今天想要選擇居住在鄉村或跟自然關係比較密切，又保有一定生活品質的地方，很明顯就是台灣。中港台三個地方比起來，台灣具備了都會缺乏的純樸質地，又可以提供安全、便利等基本生活需求，而且同屬華人社會的一環，語言基本上可以共通，文化適應也比較容易。

林順材就因家人習慣台灣的舒適生活，繼續留在台灣。現年48歲的他，從小在香港長大，畢業於香港大學數學系，取得美國精算師執照，1997年曾經來到台灣國衛（AXA）人壽工作兩年，之後回到香港，2004年又來到台灣ING安泰人壽工作。2008年，ING安泰人壽賣給富邦人壽，原有機會返回香港，但因他的太太及一對女兒都不想回去，他們一家人就一直待在台灣至今。「香港節奏太快，台灣相對腳步慢些，住起來也舒服，」林順材比較。

出走，除了台灣獨特的吸引力之外，另一股推力則是香港變了。1842年至1997年間，接受英國殖民統治的香港，沿用英國法治體系，並被英國宣佈為自由港，香港很快憑藉便利的地理位置、水深優勢，快速發展成為重要的貿易運輸中心，因而被稱為東方之珠。中國國民黨創辦人孫中山、清末思想家康有為、梁啟超，也因為來到香港，看到當地進步，更堅定變革的想法。1991年從台灣來到香港工作，現任香港荃灣區議員曾文典也提及，他剛到的時候，香港整體氛圍比剛解嚴後的台灣自由很多。

但從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大陸後，實施一國兩制，港人逐漸不滿香港政治。香港大學民意網站調查，港人對香港政治的滿意度，也從1997年上半年調查的45.3％，下滑至2013年上半年13.3％；港人對一國兩制的信心淨值（有信心減掉沒信心），也從1997年下半年的45.3％，跌至2013年下半年15.2％。

2003年是個轉折點。這年發生了SARS，香港有299人死亡，人心惶惶；同年，中國大陸也插手香港事務，要求香港基本法第23條立法，引起廣大民怨，7月1日香港回歸大陸六周年這天，超過50萬民眾走上街頭抗議，至今每年這天都會舉行這個遊行。基本法23條內容涉及國家安全相關規定，包括判亂罪、分裂國家行為等，被許多人認為侵犯基本人權、限制言論自由。「言論或行為是否觸法，界限在哪？是誰說了算？行政機關裁量權太大，不利人民，」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副教授成名分析。最終7月9日，香港政府迫於民意，暫停立法，至今再無提交。與此同時，香港民意要求普選的呼聲逐年持續增高，但大陸中央政府始終沒有正面回應。按照目前規定，香港2017年舉行的特首選舉，候選人必須得到大陸同意才能參選，不同於台灣、歐美等民主國家，只要候選人符合規定，即可自由登記參選。

港人不滿，乃至抗爭大陸干涉行為的事件並未因此減少。去年國民教育事件也是一例。香港特區政府計劃推廣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簡稱國教科，目的在於透過這門學科，讓學生對於中國大陸快速發展引以自豪，也更加認同中國大陸的政治體制，但卻引發不同聲音。支持者認為國教科符合國際慣例，香港人作為中國人，當然必須加強認同中國；反對者卻指出，《香港基本法》以永久性居民定義香港人，而非國民，而且課程內容偏頗，也剝奪學校自主性，因此發起多次抗爭活動，包括聯署、遊行、集會及絕食等。去年10月8日，香港政府最終宣佈擱置課程指引。

「香港不僅沒有民主，也越來越缺乏自由，核心價值逐漸消失，」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副教授成名表示。「現在感覺大陸很強勢，很多東西都像是他們說了算，香港變成弱勢，」歐陽應霽進一步觀察。這一切紛亂和抗爭中，香港人的政治自主意識開始覺醒，有人更因此離開香港，來到台灣。香港大學從1997年開始，每年都以問卷調查港人對香港、北京及台灣政府的信任度，很多年來，台灣信任淨值遠遠落後北京、香港，但從2012年起，台灣卻開始超越。

古谷杰與柴雯就用腳投票了。他們共同經營的咖啡館Fat Cat Deli，位於台灣台南市中西區的一處小巷弄內。Fat Cat Deli在一棟兩層樓高的老房子，外觀古樸有味，室內裝修則適度保留了老屋特有的格局。紅磚瓦、狹小陡峭的磨石子樓梯、手作傢具、牆上的黑膠唱片、室內流瀉的獨立音樂、三隻慵懶小貓，種種元素組合成一間不折不扣、台灣時下最流行的「文青咖啡館」。

乍看之下，Fat Cat Deli跟這幾年台南如雨後春筍般出現的個性咖啡館沒兩樣，但仔細和這對年輕夫妻一聊，才發現他們竟來自香港。一年多前，剛屆而立之年的他們，選擇拋下自己在香港的雙重身份：上班族兼獨立樂團樂手，移居台灣，過起經營咖啡館的第二人生。

「我想我討厭香港，大於愛台灣，」古谷杰誠實地說。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大陸那一年，他15歲，正是剛通曉人事的年紀。這10多年來，他眼看香港從政治到民生的巨大變化，「房價越來越高，食物越來越貴，中共對於香港的統治政策越來越嚴格，但香港的中年人還是沒有反應，好像只要賺錢就好，其他都不關自己的事。」古谷杰形容來台灣是一種「逃難」，半是嚴肅半是玩笑地說「必須在共產黨完全控制香港前離開」，對他們來說，香港眼前的政治局勢若是沒有改變，「生活在香港只是浪費自己的時間」。

台灣，基於環境熟悉、生活花費較低、文字語言互通等理由，成為古谷杰與柴雯移民的首選之地。換了地方生活，兩人也沒有意願重操設計師舊業，反倒打算開間小咖啡館，只要日子過得簡單些，就足夠維生。

他們不是沒有表達過反抗之意。兩人還在香港時，曾經跟友人合組一支獨立樂團，名為「No One Remains Virgin」，將自己對於現況的批判，放入音樂創作，態度鮮明、用語辛辣。〈李嘉誠島〉、〈亡國後到哪裡去？〉等歌名意有所指，〈心繫鳩國〉的歌詞中則出現「戇鳩、柒頭」等香港髒話，「是我們特意送給香港政府與中共的一首歌，」他們在接受網路媒體StreetVoice訪問時曾這麼說。去年4月專輯問世時，他們在Hidden Agenda舉行了一場表演，甚至就直接把活動命名為「維穩金曲夜」。

但離開香港的念頭，還是在他們腦海中盤旋不去。2010年，香港特區政府推出政治改革方案，「剛開始，一半以上的報紙都反對，但突然兩天之內，所有的報紙都說贊成，我不敢再住在這樣的地方了，」古谷杰回憶。

從那一刻起，古谷杰鐵了心認真存錢，每個月至少省下一半的薪水，等到有了一筆小積蓄，立刻著手逃離香港的計劃，「現在不改變，以後想走就太晚了，」古谷杰說。

因為開店預算有限，兩人乾脆定居在物價比台北還要低上一截的台南，租了一棟兩層樓高的小房子，樓下是店面，樓上一半是住家，另一半則是同時開放給顧客的起居室。咖啡館每天近午時分開店，晚餐過後關門，「賺錢也沒有真的賺到錢，但生活還ok，頂多就是省一點，」話鋒一轉，古谷杰語帶批評地說：「香港人實在太愛賺錢了。」

台南沒有方便的大眾運輸系統，夫妻倆到了台南之後，一人買了一台摩托車代步。雖然在香港從來沒有騎過摩托車，但他們說學起來容易，就像他們輕輕鬆鬆就融入了台南的生活。「香港人連香港的生活都能適應，到其他地方應該都很容易吧，」古谷杰不無自嘲地說。

「我們不會再回香港了，」古谷杰說的斬釘截鐵。而那一刻乖乖臥在他膝上的小貓，正是他們展現決心的最好證據，他們費了好一番工夫，通過複雜且漫長的檢疫程序，才從香港把三隻愛貓接來。再加上陸續移居台灣的親人，古谷杰與柴雯跟香港的距離，越來越遙遠。

經濟上，大陸、香港之間的關係越來越緊密，卻也越來越衝突。一方面，香港經濟相當程度依賴大陸。1997年，香港回歸大陸，許多人選擇移民出走；隔年，亞洲金融風暴發生，香港經濟成長率罕見地衰退了6％；之後又遭遇全球網絡泡沫、美國911事件，從2001、2002、到2003年，GDP成長率僅有0.5％、1.8％、3％。

直到香港、大陸關係緊密，情況才有改變。2003年6月，香港大陸簽訂CEPA，從2004年起，大陸給予香港近300多項產品零關稅優惠，並開放銀行、保險、證券、物流等18項服務業，取得較WTO更優惠的條件進入中國大陸；2003年7月，大陸宣佈開放大陸客港澳自由行。

從2004年起至今，除了2008、2009、2012年因為全球金融海嘯以及全球景氣不振，香港GDP成長率不佳之外，其餘至少都在6.3％以上，甚至2004年更達8.5％。中國旅遊研究院院長戴斌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大陸居民赴港人數每年成長兩位數，帶動香港旅遊市場繁榮發展，也增進香港經濟。2012年全球赴港旅客4861.5萬人次，來自大陸的約3491.1萬人次，佔比72％。

只是，香港經濟重返榮耀，卻也衍生不少問題，例如陸客喧嘩、插隊、衛生習慣不佳等因文化差異導致的爭議。今年不少媒體甚至圖文並茂地報道陸客縱容小孩在商場、地鐵車廂隨地大便。香港零售管理協會主席麥瑞琼去年坦言，大陸客確令港人困擾，很多港人已不喜歡去陸客常去的銅鑼灣、尖沙咀。

去年年初，因為陸客小孩在港鐵吃東西，被香港人訓斥，又意外爆發香港「走狗」與大陸「蝗蟲」之爭。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孔慶東在大陸《第一視頻》網絡電視台批評：「很多香港人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開口就說香港啦，你們中國啦，這種人給人家英國殖民者當走狗當慣了，到現在都是狗。」即使事後孔慶東解釋，他說的狗是指帝國主義走狗，並未說過香港人是狗，但這番言論，引發香港人批評大陸人是蝗蟲。

雪上加霜的是，陸客赴港消費，加上資金炒作，「香港房價、租金、物價越來越高，港人生活水平下降，」香港科技大學商學院副院長雷鼎鳴對媒體表示，因為自由行，香港付出許多代價。許多知名老店因為不堪租金上漲，只好退租，取而代之的都是國際奢侈品牌，或是周大福等珠寶龍頭承租。今年9月，第一太平戴維斯發表報告指出，香港蟬聯全球商業、住宅租金最昂貴的城市寶座，其次則為紐約、倫敦。香港新界購物中心的租金均價約為每平方英呎一個月80港元至250港元，高檔地段購物中心的租金為500至700 港元，黃金商業區的租金甚至更達1000至2000港元。

「在香港開店，我們真的負擔不來，」Artista Perfetto蕭奕霆點出，在香港想開一家咖啡館，撇開人事成本、物料設備成本，最大的難題，還是始終高居不下的租金。Artista Perfetto位在台北市的精華地段，附近有101、松山文創園區、將近十家百貨公司，店租每月要價13萬元台幣。若是在香港，「13萬港幣都租不到，可能比台灣貴上10倍，」蕭奕霆估算。遙不可及的房價、租金，被香港人稱為地產霸權，許多人終其一生都成為屋奴，更遑論追求夢想了。Artista Perfetto另一創辦人劉狄洭觀察，他學生時代的同輩朋友多半留在香港，工作賺錢買房、供房，最多也不過是去澳洲短期打工旅遊。

「香港的創業成本實在太高，租金高、薪資高。例如人才，香港不乏人才，但跟你競爭的對手都是國際事務所，沒有背景的新創中小企業，很難給出更高的薪資，」同樣出身香港、在台北開設複合式創客（Maker）平台「FabCafe」的黃駿賢補充，「同一筆資金，在台灣至少可以延長3倍的使用時間，如果你想做些新東西，最需要的就是時間。」

相較台灣，香港整體環境也更不利於創新、研發。香港統計處數據顯示，2008年至2011年，創新科技產業的增加值，僅佔本地生產總值0.6％至0.7％。同期，香港整體研發開支，從123億至139億港元，僅佔本地生產總值0.72％至0.75％。相較之下，2011年台灣全國研發經費佔GDP比重為3.07％，而2010年佔比則為3.02％。這正是黃駿賢選擇來台創業，而非留在香港的原因。

頂著一身曬得黝黑的皮膚，剛從日本石垣島返回台灣的黃駿賢，坐在桃園機場駛往台北市區的車上。不到一個小時的車程中，他的心思從石垣島的美麗風土，轉移到這三天接觸到的日本設計師，以及在他們身上學到的寶貴經驗，此時他的腦中忽然閃過一個念頭：「如果我當初沒有決定來台灣，這一切都不會發生了。」

黃駿賢12歲離開香港，赴美讀書。大學畢業後，等在他前面的是哈佛、普林斯頓、耶魯、哥倫比亞等名校的錄取通知，最後他選哈佛，在那裡拿了建築與都市設計的雙碩士學位，然後進入位於舊金山的知名事務所EDAW（後被併購，成為AECOM）工作。無論從學歷或工作經歷來看，黃駿賢都是不折不扣的頂尖精英。

雖然在美國一帆風順，黃駿賢卻說，「心裡始終知道要回來亞洲。」回來，為的是創業，也為的是離開舒適圈，「我心中一直有種危機感，加州太舒服了，如果30歲前不回亞洲，我可能就會一直待下來。」

在AECOM工作七年半，黃駿賢曾派駐香港三年，有機會造訪亞洲許多國家，如新加坡、越南、泰國、南韓、香港、台灣。他仔細比較每個城市，最後決定在台北開設複合式創客（Maker）平台「FabCafe」。創客，是這幾年席捲全球的熱門詞彙，意指運用3D列印技術，人人都可以成為設計與製造者，再透過網絡，就能將產品銷售到全世界，這就是《經濟學人》宣示的「第三次工業革命」。黃駿賢的FabCafe提供設備、技術諮詢，舉辦徵件活動、工作坊，希望能夠成為創客們交流的平台。

像這樣聽起來有些抽象、實驗性質濃厚，甚至還未建立起成熟獲利模式的「生意」，對一般香港人來說，格外顯得不切實際，「香港只在意要怎麼賺錢，不能立刻賺錢的東西連提都不必提，」黃駿賢語帶遺憾地說，「百年來的歷史發展，讓香港人一直不習慣考慮五年或十年後的未來，因為我們沒有辦法控制之後的事情，所以可以賺錢就先賺錢。」

黃駿賢並且提到，香港許多產業都有著極為強烈的壟斷性格，中小企業的生存因此格外艱難，更何況「現在香港的產業發展越來越窄，好像除了金融業之外，沒有其他了。」反觀全球現在熱烈關注、各國政府都在政策上予以扶植的文化創意產業，「香港跟同是亞洲四小龍的台灣、新加坡、南韓相比，優勢不如以往。」例如東京的FabCafe是黃駿賢極為重視的合作夥伴，然而「如果不是台灣，我根本沒辦法連結到東京，我的日本夥伴對香港一點興趣都沒有，因為他們覺得香港只是賺錢的機器，缺少原創能量，」他坦誠地說。

至於台灣，以中小企業為主的經濟環境，給了像黃駿賢這樣的新興產業廣闊的生存空間。黃駿賢來到台灣後，認識了一票跟他一樣30出頭、背景相似的創意工作者：有國外經驗、有願景、有執行力，而且都不太在意金錢回報。這群人聚在一起，時常交流想法、資源共享，成為一個良性的創業生態圈。記者反問他香港呢？照理說，香港應該更是國際人才薈萃之地，他卻搖搖頭回答說：「香港也有很多有趣的人，但是每個人都很忙，不知道在忙什麼，就像我在香港的那三年半，我完全不知道我在忙什麼。」

最近，FabCafe接下石垣島政府委託的案子，將以公開競賽的方式，邀請日本與台灣設計師重新包裝島上的10家代表品牌，最後獲選的成品還會實際量產。黃駿賢接受記者訪問的那天，幾位石垣島黑糖製造業者剛好造訪FabCafe，雙方討論起活動的內容。以台灣為基地，放眼亞洲甚至世界，黃駿賢的創業之路正在起步；至於香港，「我隨時都可以回去，但絕對不是現在，」黃駿賢說。

只是，新香港人留在台灣，還是必須符合相關規定，這是許多新香港人普遍遭遇的難題。目前，香港人來到台灣，有兩大主管機關，其一為勞委會，負責核發工作簽證，主要針對來台工作的專業人士，也就是前兩波的香港人；其二為移民署，負責核發居留、永久居留，主要針對來台投資的人士，也就是最新一波、第三波的香港人。

「我也想長期留在台灣定居，但如果我沒在台灣工作，全家人就必須回到香港，」安聯人壽林順材告訴記者，他的太太也是香港人，因此他至今都沒取得中華民國國籍，將來只要他沒在台灣工作，就必須回到香港。而目前，外籍人士取得台灣國籍最容易的方式是透過婚姻關係，只要結婚三年以上，並符合相關規定，就有機會取得。

其次，關於投資移民，每人至少需要準備500萬新台幣投資或存款，而且必須坐移民監，一年內不能離境台灣超過一個月，「之後可再申請永久居留證，條件是合法連續居留5年，每年居住超過183日，」台灣勤業眾信會計師事務所稅務經理劉芳君說明。

如一開始無法拿出這筆金額，也可以先在台成立公司，沒有最低資本額限制，再由這家公司聘為專業經理人，但條件是，「公司一年營業額至少300萬元新台幣，」勤業眾信藍聰金分析，因為台灣想要吸引的是可以貢獻台灣的人，相較歐美，規定不算嚴苛。FabCafe黃駿賢就表示：「雖然這件事困難、麻煩一點，但還是可以解決，只是需要一個好律師，一點時間和金錢。」為了留在這個遠比香港理想的創業環境，「我寧願麻煩一點，」黃駿賢笑着說。

相對與黃駿賢等來台創業者的衝勁，蔣雅文近年來則是放慢了腳步。2008年，她推出的服飾品牌「Little Secret」雖然相當成功，工作量卻也隨之節節上升，最後甚至壓垮了她的身體。於是她決定在去年底結束品牌，由台北搬去台灣東部的花蓮居住，同時開設個人店鋪。

花蓮有「台灣後山」之稱。風景人文雖然優美，但不可否認，也是台灣發展較為緩慢的地區之一。之所以選擇花蓮作為下一個落腳處，除了一直很喜愛這裡的風土，另一個實際的原因，便是減少生活與開店的支出，「搬去一個生活壓力、物價指數比較低的地方，以配合我想要的工作方式，代價是放棄台北便利的生活，一切都是種取捨，」她說。

在花蓮開店，意味著蔣雅文可以不再被業績壓力追著跑，收入低，但生活開支也低，「如果我只想要賺錢，應該會留在香港吧。來台灣的人都是想要生活，生活不代表不賺錢，但只需要賺到可以生活的錢就夠了。」對蔣雅文來說，花蓮之於台北，某種程度上，就像台北之於香港，「台北是一個大城市，為什麼大家還是活得不開心？為什麼這麼多人離開城市想要去慢活？可以慢，為什麼要快呢？我覺得我好像又進階了。」

最近，蔣雅文的店舖即將在花蓮開張，附近除了一、兩家民宿之外，全是住家。綠色店門口望出去的風景，則是鄰居阿婆澆花、小朋友與街貓玩耍，是個相當有生活感的地方。蔣雅文將店鋪所在的平房隔成兩半，一半是工作室，另一半是營業空間，「我選在這個地方，已經有心理準備，一天可能不到一個客人，但這也正是我來到台灣的原因，有著多重可能性，又能過更好的生活品質，」蔣雅文淡淡笑著總結。撰文/歐佩佩、范榮靖（呂陽對本文亦有貢獻）

文：http://hk.bbwc.cn/1ck2qd.html
片：http://www.youtube.com/watch?v=3itTjjgAc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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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工泛指於晚清時，前赴海外工作的華人勞工以至苦力，通常是來自窮鄉僻壤的農民或漁民（特別是廣東五邑地區），被招工館等仲介公司欺騙或詐騙至海外謀生，他們會收到首期的預付薪酬，但是需要扣除一筆介紹費用、交通費用和傭金（這種做法被廣東人稱為「賣豬仔」，而招工館則又被稱為「豬仔館」。他們當中不少人因為無法返回中國，而且得不到僑居地的公民權利、無法獲得移民資格而客死異鄉。在19世紀中後期至20世紀初，由於這些出國的勞工都會簽約，稱為契約華工，俗稱為賣豬仔。販運、交易豬仔的地方名為招工館，俗稱為豬仔館，葡話叫Barracoon（音譯名巴拉坑）。澳門在19世紀時期是人口販賣中心。聖安多尼教堂與大三巴牌坊之間是豬仔館林立的地方。2006年，加拿大總理哈珀以廣州話就百多年前政府向華工徵收人頭稅道歉，並且宣佈賠償方案。在西方人發現新大陸和開拓南亞殖民地之後，他們需要大量的勞動力來開採殖民地的資源，從非洲引進黑奴。1800年代初，英國等殖民者禁止非洲奴隸貿易後，轉從印度和中國引進豬仔。賣豬仔一詞，是中國人的自嘲之稱，西方人稱「苦力」Coolie Labor。最早的「豬仔」是去南洋（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尼和泰國等地）。豬仔的本質上是契約勞工（contract labor）。契約（合同）載明工作期限和工資待遇。期限一般有三年、五年和十年等三種。待遇根據合同長短而定。十年期的「豬仔」預付安家費二十銀元，五年的十五元，三年的十三元，提供一日三餐和住宿。1849年之前，美國華人人數很少，只有區區325人，他們大多是官員，商人，也有少量學生和馬戲演員。1848年1月，美國舊金山（舊金山）發現金礦，同年3月小道消息傳開，各地淘金者蜂擁而至。1849年消息傳到中國，隨即有323個廣東人前往淘金。1849年又有450人達到舊金山，1852年有兩萬人到達。他們主要來自於廣東臺山、開平和恩平地區，比如1854年寧陽會館就接待臺山籍人8349人。雖然金礦在法律上歸美國聯邦政府所有，但當時民間金礦開採通行規矩是打樁劃界，誰有效開發，歸誰所有。1850年加州政府開始徵收每月20美元的開礦稅。1852年改徵每月3美元/人的外籍礦工稅。到1860年代，河床表面金礦大部分被淘走，唯有實力大公司才有能力繼續開採，當時礦工工資在1-3美元/天之間。淘金發財機會大大減少，一些中國人打道回府，一些人轉道去澳大利亞或加拿大溫哥華繼續淘金，一些人轉行開洗衣店和中餐館，還有一些人去修鐵路。1863年開工的橫跨美國東西海岸的鐵路工程開工，吸引了大量華工。鐵路華工月薪為30美元，食宿基本自理，鐵路公司也會提供一些生活幫助。和歐洲移民攜全家定居不同，華工前往美洲的目的是賺錢回鄉買田置產，所以85%以上為單身青壯年文盲男性，少量女性基本上作為性服務提供者存在。1862年《反苦力法》生效，不鼓勵外籍勞工入境，並向外籍勞工徵收每月2.5美元的「人頭稅」。到1870年，雖然中國人佔加州總人口比例只有8.6%，但佔勞動力的比例高達25%。到1880年，舊金山地區，華工佔總勞動力的1/3。19世紀中葉以後，社會主義傳入美國，美國工人運動蓬勃發展，要求提高工資待遇和改善工作條件的罷工活動此起彼伏。但每當歐洲移民勞工罷工，華工就「乘虛而入」。歐洲白人移民將勞工工資大幅下降歸咎於中國「苦力」，針對華工的暴行屢有發生。1882年美國國會通過《排華法案》，禁止任何華工入境（但官員、商人、學者和學生等其他人員不受影響），而且規定已經在美的中國「苦力」需要在離境前事先申請「回美證」才能返回美國，意圖減少中國「豬仔」的數量。在1900年前，到達加州的中國人高達30萬人，留下來的大約為10.7萬人。1862年美國《反苦力法》生效後，契約勞工（contract labor，又譯合同工）獲得自由，他們可以自行選擇僱主。但舊金山中國六大公司（The Chinese Six Companies，中華總會的前身）宣稱，他們早在1853年就停止輸入契約勞工，改用「信用票」制度（Credit-ticket System）。當時，從香港到美國加州需要2-3個月的海上航行時間，中途可能遭遇海盜和風暴，風險極大。而且勞務公司（中國六大公司）一般需要替赴美華工預支三筆費用：給華工父母的寬慰金（20美元左右，一般家庭選擇不要），船票（40-50美元）和路途開銷（20美元）左右。運送一名華工，成本在60-90美元之間。華工可以自由選擇僱主，只要按照合同每月償還這筆「貸款」就行。這樣的系統理論上符合美國法律。但中國放貸公司為了盡快收回成本，常會和華工的工頭勾結，讓他們每月代扣工資用於還貸，還會對華工本人和其在中國的家人採取威脅手段，脅迫盡快還貸。還款總額依還貸期的長短而不同，一般來說，華工需要為他們的美國之行付出200-300美元的代價。一些華工，選擇向親友借錢，或等待哥哥從美國寄錢回來成行。親戚帶親戚，老鄉帶老鄉，有的村莊幾乎家家有人出洋謀生，比如1877年有200多人跟隨海宴沙欄村華工李仍去了美國。

(更新版:加入字幕及高清相片)舊金山市政廳（San Francisco City Hall）是美國舊金山市政中心的政府辦公大樓，學院派建築風格（Beaux-Arts），興建於1913年到1915年的城市美化運動中，其巨大的穹頂名列世界第5位。目前的市政廳建築是為了取代徹底毀於1906年舊金山大地震的舊市政廳。它的圓頂模仿巴黎榮軍院的巴羅克穹頂，高達93.73迷，比美國國會大廈高14英寸，直徑366英尺。1954年，喬•狄馬喬和瑪麗蓮夢露在市政廳結婚。
金門大橋（Golden Gate Bridge）是美國舊金山的地標。它跨越聯接舊金山灣和太平洋的金門海峽，南端連接舊金山的北端，北端接通加州的馬林縣。金門大橋的橋墩跨距長1280.2米，建成時曾是世界上跨距最大的懸索橋，寬度27.5米，雙向共6條行車線，橋身呈褐紅色，金門大橋擁有世界第四高的橋塔，高達227.4米，全橋總長度是2737.4米。金門大橋橋身的顏色為國際橘，因建築師艾爾文•莫羅認為此色既和周邊環境協調，又可使大橋在金門海峽常見的大霧中顯得更醒目。由於這座大橋新穎的結構和超凡脫俗的外觀，它被國際橋樑工程界廣泛認為是美的典範，更被美國建築工程師協會評為現代的世界奇跡之一。它也是世界上最上鏡的大橋之一。
藝術宮（Palace of Fine Arts）位於美國加州舊金山海港區，是一座建於1915年的紀念性建築物，最初是為了在巴拿馬太平洋萬國博覽會中展示藝術作品而建造的。這是博覽會少數僅存且唯一保留於原址的建築物。藝術宮曾於1965年重建，人工湖和走道的整新，以及加強建築的耐震強度直至2009年初才完成。
美國國會大廈（United States Capitol），別稱國會山莊，是美國國會所在地，位於美國首都華盛頓特區的國會山，坐落在華盛頓特區國家廣場東端。在地理上，美國國會大廈位於華盛頓特區偏東處，但常被看作華盛頓特區及美國的政治中心。華盛頓特區建築物地址的東西南北，都是以國會大廈作為基準。大廈最初由威廉•桑頓博士設計，該建築以一個圓形大廳上的圓頂以及它的兩翼作為標記。每一翼作為一個議會的所在地，北翼是美國參議院，而南翼則是美國眾議院。它是一個典型的新古典式建築。國會大廈是一幢全長233米的3層建築，以白色大理石為主料，中央頂樓上建有出鏡率極高的3層大圓頂，圓頂之上立有一尊6米高的自由女神青銅雕像。
福特劇院（Ford's Theatre）是美國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的一個歷史悠久的劇院，位於西北區10街511號。1865年在4月14日美國總統亞伯拉罕•林肯在此遇刺，在街對面的彼得森住所死亡。此處原為第一浸信會教堂，建於1833年。1861年教堂遷往新址後，此處改為劇院，但次年就毀於火災。1863年重建。林肯遇刺後劇院被封，禁止演出。該劇院後來被用作倉庫和辦公樓，在1893年6月9日部分坍塌，造成22人死亡。1968年修復後重新開放。21世紀初再次修復，於2009年2月12日林肯誕辰二百周年時開業。彼得森住所和劇院現在作為「福特劇院國家歷史遺址」加以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