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精神醫學體系改革3:司法精神病院怎麼蓋?】
今天有人問我中國勢力發動報復性罷免的事情,簡單說,我們團隊這幾天處理地方建設、處理司法精神醫學、健保給付等問題,忙到爆炸,我跟團隊到晚上11點都還在線上開會,確定後才發文,實在沒時間理中國小粉紅們,真是抱歉啦~
接續昨天的話題,要解決精神障礙犯罪者的就醫問題,設立「司法精神病院」來處理嚴重病犯的呼聲再起,而法務部與衛福部於五月初公開表示,已有共識籌設「司法精神病院」,衛福部負責醫療,法務部負責維安,然而,就本團隊了解,其服務範圍與設置細節,兩方還喬不攏。
#為什麼要設司法精神病院?有什麼好壞處?
我們間單說應該蓋司法精神病院的三個理由:
1. 兼有醫院與監獄特色:介在監獄與一般精神病院之間,其維安措施較接近監獄,但提供服務團隊則和合格的精神病院相同
2.有效降低病犯再犯率:控制其他變項後,從司法精神病院出院的病犯,其再犯率比從監獄出獄低。
3.分級治療:大部分先進國家都提供精神疾病犯罪者不同層級的監控,以反映各病人的風險性,一般精神醫院較難處理的高暴力風險病犯,或犯下重刑病犯,則可在此進行處遇。
而司法精神醫院的三個疑慮是:
1. 錢:根據統計,加拿大、英國、荷蘭的司法精神醫院每年每位病犯住院成本大約在46萬7千到60萬左右,高出台灣每年監護處分住院開支24萬高,根據國外經驗也遠高於一般住院病患。而在英國與威爾斯,司法精神病犯逐年上升,支出甚至到精神醫療總支出的15%,這是一個頗大的負擔。
2.人格疾患(Personality disorder):大部分國家則較不願意照顧這類族群,傾向讓他們留在監獄。比較特別是荷蘭的司法精神醫學系統裡面關押了許多人格疾患的病人。
3.國際趨勢? 各國對司法精神病院的重視程度差異不小,有的上升,有的下降。但若放大到整體司法精神醫學病床,上升的國家還是較多。在15個歐盟國家中,司法病床從0.8/10萬(法國)到13.1/10萬(德國)不等,大多比台灣多。而司法精神病床的趨勢,也和減少中的一般精神病院不同。如果我們要擴增司法精神醫學病床,全部投資司法精神病院恐怕不合成本,可能還是要依需求多元配置才恰當。
#司法精神病院要怎麼蓋?為何台灣蓋不出來?
我們團隊特別找了一些「教你蓋司法精神醫學病院」的回顧性論文,參照國外實例,大概整理出幾點要注意的前提:
1. 收治病患標準:目前設定高風險個案,合併反社會人格困難照顧個案,但性侵害、藥酒癮病犯是否要收治(要收可能就要有次專科醫師與團隊)這些都要先討論好。
2. 病院定位:要算區域醫院?地區醫院? 有無教學功能? 要用何種評鑑與設立標準? 因為沒有經驗都需先想好。
3. 新設或改裝:新設可以量身打造,改裝比較省錢,可以找閒置的療養院,或由監獄土地撥給改建。
4. 地點與地方政府態度:台灣地狹人稠,若設立司法精神病院是否會引起抗議?地方政府能否配合支持?這些都是問題。
5. 經費/人力:國內目前司法精神醫學預算有限,且照顧病患個案複雜性高、病人數目預期較低,又沒有其他收入挹注,以財務面來看,不利醫院營運,難以獲利。在缺乏盈餘分配下,招募公職醫師並不容易。但培養一位學有專精之司法精神醫學專家(包含醫師、心理師、社工師、專科護理師等)非常困難,找不到人根本無法開業啊!
6. 整合服務:在監護處分過程,乃至結案後,隨著患者病情與風險改變,以及治療、復健、矯治需要,治療場所也會改變,這需要有良好的轉銜,一般地方政府下轄的衛政、社政系統能否配合,就是另一個問題。
7. 保全:這也是目前衛福部與法務部意見不同處,法務部只想訓練保全就好,但衛福部則因病犯的暴力風險,認為醫院規格無法處理,保全也沒有公權力,因此希望法務部編制加護與矯正人力進駐,甚至由法務部主管,衛福部協助醫療業務。
事實上,根據實證,機構的治療環境非常重要,因為這些族群的特性,保全是重要的照護元素,且可被分為結構性或環境性,程序性和相關部分。證據顯示,在司法精神病院中,高保全照護,認知行為介入,心理衛教和抗精神病藥物治療都有效果,但證據力較低,缺乏大規模RCT。總之,若法務部沒有認真來處理維安的問題,司法精神病院就開不成。
從以上這些困難,你就知道為何司法精神病院卡這麼久了。我們希望這幾個月內,衛福部與法務部能確實協商,從世界案例與實證中,先整理2~3種可行方案,接著比對現行匡列經費,場地,人力,來選擇最適方案!
#設立司法精神病院要有什麼配套?
司法精神病院一但成立,任務可能很多,從訴訟前的受審能力鑑定,到犯罪者急性發作時保護患者,或承接法院之強制治療命令,協助患者回歸社會等,任務相當龐雜,且治療成本耗資巨大。因此,司法精神病院如何與治療成本相對較低之病監、以及一般精神病院區隔,以及互相合作,引進「風險降階」之轉銜制度,以達投資效益之最大運用,亦是設置司法精神病院前所需事先規劃的。
我們可以來看日本與英國的例子。
以英國來說,在精神障礙犯罪者接受處遇的期間,他可能會在監獄、司法精神醫療體系、一般精神醫療體系內轉換,而司法精神醫療體系也和司法社區醫療,以及風險降階與支持性住居機制結合。其特色是會隨患者治療進度多次轉換處遇場所,優點是依風險分級,降低成本,但也有頻繁轉換時交班追蹤麻煩的問題。
而我國法界對日本司法體系之了解、交流頗多,日本在精神障礙犯罪者的治療上大致分為「指定入院醫療機關(醫院)」、「指定通院醫療機關(門診、社區治療)」兩大類,並設立保護觀察所,由專業人員來追蹤在社區的病犯狀況,從住院退院,或是從社區治療中結案轉回一般精神醫療體系,都需地方法院裁定(而不是由地檢判定),其風險控管的機制兼具彈性與嚴謹,也是可參考的方向。
總結上述證據與經驗,我們除了設置「司法精神病院」,更要在前端的審判,到後端的社區處遇,做好風險分級、轉銜、個案追蹤管理機制,好讓司法精神病院與現有的司法精神醫學病房,未來希望有的「司法社區醫療體系」配合,建立起司法精神醫學的網絡!
而最後我也要強調,#犯罪無法完全醫療化處理,很多時候,我們不能指望精神醫療「治癒」病犯,甚至有些人格疾患、暴力特質,仍須回歸矯治系統處理,強化外部控制,甚至在無法降低風險下,永久地與社會隔離,這也是司法精神病院一定要有法務部全力支援的原因!
酒癮治療服務機構 在 3Q 陳柏惟 Facebook 八卦
【3Q給台灣的提案20:心理健康】
小燈泡案,台南玉井縱火案......每當這些案件發生,精神病患是否影響社會安全?如何進行精神病患犯罪者的處遇?又會引起討論。這裡,我不討論個案,而是要討論台灣精神醫療的整體問題,簡單的說,太少的人、太少的經費、承擔了太大的責任。
#精神醫療與社會安全網
根據研究,精神病患犯罪率長期看來也不會比一般族群高,但我們看到,媒體卻常強調犯人得了某些精神疾病,彷彿精神疾病與犯罪之間有著高度連結。但我要強調,作為立法者,我們要促進的是整體制度的完備,因精神疾病失去辨別是非能力而犯罪者確實有,但一來比率不超過整體族群犯罪率,二來病患若能提早得到妥善治療,而不是等到犯案再處理,其暴力風險與社會成本,反而可有效降低。
台灣的司法精神醫療,往往太注重住院治療模式(監護處分),但對於監護處份完結後的追蹤,以及替代的治療模式,制度尚未完備。另外,對於收容高風險「病犯」的高度特化「病監」,也尚未完備。 而在監護處分之外,精神醫療體系必須負擔大量家性暴、藥酒癮濫用治療的案量,讓醫療體系在資源不足之下,需要負擔越來越多社會責任。
我認為,對於高風險個案的精神醫療資源協助,在個案管理與門診處遇上,都需要加強投資。而在強制治療方面,如同日本有「住院治療」與「通院治療(門診等治療)」兩種模式轉換,具有強制力的門診或日間住院治療模式,對於自傷傷人風險低的病犯而言,反而有更好治療與社會復歸的意義。這可透過保安處份模式實行,但現行法規與實務運作上尚未完備,也是我若進入立院會努力的方向!
#心理健康投資不足
台灣的精神醫療品質,根據經濟學人報告,在亞太地區僅次於紐澳,勝過日韓,然而,這樣的高品質,卻是在高度壓榨各職類臨床人力上得到的。
台灣的心理健康主管單位叫做「#心口司」(衛福部心理及口腔健康司)。這是因爲,在馬政府江宜樺內閣2013年進行組織改造後,很奇怪的把心理健康和口腔衛生強制併在一起,這種畸形的發展,一開始就被質疑,但當時政府仍一意孤行通過,被立院協商有條件地要求一年後檢討,而後國發會報告也建議將兩部門分開。
迄今,心口司仍存在,雖然這兩年預算有所增加,但一年預算不過20億,扣除口腔衛生後,精神醫療、心理健康與酒藥癮防治預算大概只有15億。佔政府預算比例甚至比泰國還低!
偏低的預算,當然就影響各項心理健康計畫推展和人力配置,例如個管員與個案比例也嚴重偏低(大約是1:100,約為理想比率5倍)。我主張必須盡快檢討,讓我們有「獨立心理健康」主管機關,要求各級政府均訂立心理健康計畫,並提升心理健康預防照護預算。
#社區精神醫學發展
我們的社會,常常不願意正視精神疾病,甚至常常裝作這個問題不存在,與我無關。事實上,根據本土研究,一般精神疾病(包含憂鬱、焦慮、睡眠問題等)的總盛行率在2010年接近1/4,比起1990年來翻倍,而每年實際就診精神科人數也高達250萬人。心理健康,絕非和你我無關的問題!
然而,雖然台灣的就醫相當方便,對於許多需要長時間復健的病患而言,出院後才是讓家屬、患者困惱痛苦的開始。
僅管「去機構化」的目標喊了許久,然而,社區精神醫療的能量,卻遠遠不足覆蓋所有的需要者。舉例而言,具有相當多實證醫學證據的積極性社區治療(Assertive community treatment, ACT),由於需要不同的專業人士(精神科醫師、心理師、社工、護理師、職能治療師及物理治療師)組成提供持續服務,以台灣心理健康分配到的資源根本是難以實現。而以住居和就業來說,提供心理健康障礙者的資源與自主選擇權也很少,而補助款的分配也常讓病友與家屬卻步(例如住院反而比出院安置省錢的制度)。
我認為,除了根據世界研究案例,持續增加預算,推動社區精神醫療團隊與個管組建,建立照護比外,透過台灣的資通科技優勢,加強導入遠距醫療、App心理治療等輔助治療模式(必須經過醫師醫囑),並結合長照2.0體系,都是提升精神照護資源使用效率的方式。
而終極議題是,如果台灣社會對精神病患的歧視依舊,設置社區家園、社區復健中心都會被居民抗議,那麼專業人士的努力仍是徒然。我認為一是隨著政府需從立法與行政雙管齊下要求媒體自律,也須持續投資預算,對影劇等多媒體創作導入正確概念,讓《我們與惡的距離》不是絕響。其二,在公共住宅政策、地方創生政策上,對於弱勢住居與就業的保障,如何透過法規的誘導得到保護,也是需要跨部會討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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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研究,精神病患犯罪率長期看來也不會比一般族群高,但我們看到,媒體卻常強調犯人得了某些精神疾病,彷彿精神疾病與犯罪之間有著高度連結。但我要強調,作為立法者,我們要促進的是整體制度的完備,因精神疾病失去辨別是非能力而犯罪者確實有,但一來比率不超過整體族群犯罪率,二來病患若能提早得到妥善治療,而不是等到犯案再處理,其暴力風險與社會成本,反而可有效降低。
台灣的司法精神醫療,往往太注重住院治療模式(監護處分),但對於監護處份完結後的追蹤,以及替代的治療模式,制度尚未完備。另外,對於收容高風險「病犯」的高度特化「病監」,也尚未完備。 而在監護處分之外,精神醫療體系必須負擔大量家性暴、藥酒癮濫用治療的案量,讓醫療體系在資源不足之下,需要負擔越來越多社會責任。
我認為,對於高風險個案的精神醫療資源協助,在個案管理與門診處遇上,都需要加強投資。而在強制治療方面,如同日本有「住院治療」與「通院治療(門診等治療)」兩種模式轉換,具有強制力的門診或日間住院治療模式,對於自傷傷人風險低的病犯而言,反而有更好治療與社會復歸的意義。這可透過保安處份模式實行,但現行法規與實務運作上尚未完備,也是我若進入立院會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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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心口司仍存在,雖然這兩年預算有所增加,但一年預算不過20億,扣除口腔衛生後,精神醫療、心理健康與酒藥癮防治預算大概只有15億。佔政府預算比例甚至比泰國還低!
偏低的預算,當然就影響各項心理健康計畫推展和人力配置,例如個管員與個案比例也嚴重偏低(大約是1:100,約為理想比率5倍)。我主張必須盡快檢討,讓我們有「獨立心理健康」主管機關,要求各級政府均訂立心理健康計畫,並提升心理健康預防照護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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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雖然台灣的就醫相當方便,對於許多需要長時間復健的病患而言,出院後才是讓家屬、患者困惱痛苦的開始。
僅管「去機構化」的目標喊了許久,然而,社區精神醫療的能量,卻遠遠不足覆蓋所有的需要者。舉例而言,具有相當多實證醫學證據的積極性社區治療(Assertive community treatment, ACT),由於需要不同的專業人士(精神科醫師、心理師、社工、護理師、職能治療師及物理治療師)組成提供持續服務,以台灣心理健康分配到的資源根本是難以實現。而以住居和就業來說,提供心理健康障礙者的資源與自主選擇權也很少,而補助款的分配也常讓病友與家屬卻步(例如住院反而比出院安置省錢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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