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遇到這種疫情，任何決定都是經濟行為、生活方式、文化背景，醫療、勞動關係的權衡。甚至一個決定，可以在初期是正確，後期是錯誤，反之亦然。在這個人類並沒有完全理解的病毒前，每件事情都是在做中學習，
除此之外，還需考量病患數的各種組成、國外政府互動、交換資源等因素 ; 在這個關口上，台灣國內各黨真的可以思考坐下來，暫時性的信任供給，暫時停止攻訐\作圖，把這些天天圍繞的負面情緒精神省下來，真正團結的面對疫情。
英國戰時內閣，就是大聯合政府，在疾病跟國際變局的面前，都可以暫時放下。
分享關於那個時期，很好閱讀摘自維基百科幾個段落。
“5月10日下午6時，英王..召見邱吉爾，請他組閣並接替張伯倫出任首相；一小時後，邱吉爾會見工黨領袖艾德禮，邀請工黨加入內閣並獲得支持。3天後，邱吉爾首次以首相身份出席下議院會議，發表了著名的演說：
【 我沒有別的，只有熱血、辛勞、眼淚和汗水獻給大家……你們問：我們的目的是什麼？我可以用一個詞來答覆：勝利，不惜一切代價去爭取勝利，無論多麼恐怖也要爭取勝利，無論道路多麼遙遠艱難，也要爭取勝利，因為沒有勝利就無法生存.】
艾德禮被任命為掌璽大臣和戰爭內閣成員，後加副首相、自治領事務大臣、樞密院議長等銜，是為英國首位副首相。倫敦郡議會領袖赫伯特·莫里森任供應大臣，倫敦大轟炸後升授內政大臣。運輸和普通工人工會總書記歐內斯特·貝文任勞工和國家服務大臣，負責全國人力資源配置。休·道爾頓任經濟戰大臣，後改貿易委員會主席。前海軍大臣A·V·亞歷山大回任海軍大臣。工黨副領袖亞瑟·格林伍德任不管部大臣。此外工黨還獲分配8個次官級職務，1945年時這個數字上升到了17個。[7]根據歷史學家科爾的觀點，聯合政府的基礎是將戰爭的大後方交由工黨各大臣負責（包括維持重要的社會服務和動員人力）。雖然財政部仍掌握在保守黨手中，但與工黨就稅收負擔的公平分配達成了明確的諒解。
"戰爭期間，邱吉爾長期集中注意力於國外，國內的事務基本上由副首相艾德禮主持，這不僅豐富了艾德禮的經驗，同時也增長了工黨大臣的才幹。在與保守黨聯盟的同時，邱吉爾內閣的工黨閣員能夠將他們的理想付諸實踐，實施廣泛而漸進式的社會和經濟改革，這些改革在提高工薪階層英國人的生活水平和工作條件方面取得很多成果。如歷史學家Maurice Bruce所說，「由於他們對事件形成的影響，這幾乎可以稱之為第三條道路，因為他們所做的工作是迄今為止所有工黨政府里最具建設性的。」
以上全部摘自維基百科的條目。
暫時就好，結束之後，在民主制度下，反對黨跟執政黨本來就有對立面。
現在我們面臨的不只是生化危機，而是更總體的挑戰。如果有個更團結凝聚的中央、地方政府，就能更快復甦，復甦之後在國際舞台，台灣將會有更大的能量，而這更會裨益所有民眾、所有政黨、所有族群。
台灣是貿易導向國家，等疫情恢復，我們還是要跟世界通商，更不用說教育、藝文、觀光等互惠行為。因此現在對對我友善國家的幫助，以後也會有相應的善意。
這是非常大的挑戰，但是若能克服，台灣將會是非常快速復甦的工業國之一，這會是新的轉機。
舊的世界秩序將會改變，而台灣將會在這個新的秩序扮演一個角色。台灣內部的共識也正在凝聚，新住民、各國在台居民、各種族群，正在轉換新的認同。
希望在2020年代的前半段，可以看到一個更不同的台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