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的觀察，黃國昌的許多行動與決定中，許多來自法律人養成的思維。在私菸揭弊中，引發他的同志的不諒解，當然也有很多人的讚許。
但不論是讚許或不諒解，足以值得我們做為話資的是思辨的公民課程。
如果你是黃國昌，假設你獲知某些不法的事，但預知這將造成某種更大的破壞，或失去更多政治利益，你的選擇會是甚麼?假設我們以維護台灣為最佳利益的理念，共同作為假設前提，那麼你的選擇是甚麼?
(這個前提，只是以假設的情境，沒有判斷或評價當事者的實際狀況)
或許換一個假設場景，吹哨者的處境，揭弊將讓整個工廠倒閉，自己失業，家人不諒解，同事不諒解，上百個人失業，家庭陷入危機，你的選擇是甚麼?
我在節目中提到哈佛大學桑德爾在正義思辨之旅的道德推論。
電車事件，如果電車繼續開，會害五人死亡，但轉彎會讓另一個人死亡。簡單說，處境是殺一救五人。
多數人會認為司機的選擇當然肯定是殺一救五。
但一旦改變行為的假設，倘若不是轉彎的行為有殺一救五的結果，而是從橋上推下一個人的方式，才有殺一救五的結果時。你的選擇是甚麼?這時候我們都不確定怎麼做了。
這就是道德推論的辯論，前者是結果論主義的道德推論者。但案例改變後，我們的重新思考，就是另一個絕對論的道德推論，也就是行為本身所代表的意義，不管結果如何，我們就是有所遲疑，我們認為這就是錯的，行為上就是錯的。道德推論法將道德定位在某些絕對的道德標準上，不管結果如何，都將道德定義在某些類型的責任和權力上。
這個假設與思辯不是只有如此而已，但我們或許可以暫時打住，有興趣的朋友不妨可以看看桑德爾那兩本書。
當然，姑且不論黃國昌的實際狀況如何，如果從絕對道德論來看，我們不會看結果會是如何，而是選擇一個行為也符合理念中無法抹滅的公平正義的一條路，那是唯一且絕對的標準。
而政治文化中的算計，是否如此，從道德結果論，並從偏向某特定總統候選人的支持者的圈子來看，在他們眼裡，黃國昌的行為，或許就有政治道德的質疑。但從絕對論看，黃國昌的選擇根本毫無疑問。
但從節目中黃國昌的回應可知，他認為公平正義的價值才是台灣的最大利益，也是永續的價值，也就是說，他的論述可知，縱使依照道德結果論來看，他也沒有違背這個論述。
以上是我專訪黃國昌的心得，與朋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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