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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擁有香港主權
滿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滿清與英國簽訂《南京條約》，將香港島及南九龍永遠割讓給英國。滿清滅亡之後，中華民國繼承了所有滿清的權利和義務，包括《南京條約》。這時候，中共還未成立。《南京條約》原件由英國及中華民國各保存一份。中華民國的部份現存於台北外雙溪國立故宮博物院。
中共和英國在1980年代洽談及簽訂《中英聯合聲明》，香港主權由英國移交給中共。當時的中華民國總統李登輝曾表示「《南京條約》的正本在台灣，香港的主權屬於中華民國」。由此可見，香港主權一直存在爭議。
1897年，英國與滿清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由1898年7月1日起租借九龍半島界限街以北、新界和離島99年，1997年7月1日租約完結。《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經已結束，不再存在重要性。
為甚麼英國要跟中共洽談香港主權移交? 反正中共不承認南京條約和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繼續管治香港不就可以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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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思想家魏源的國家安全觀 | 知史現場
歷代中原政權所面對的安全挑戰，可籠統分為內憂（民變）和外患（邊防）。除了元朝之外，歷代邊患主要來自西邊及北方外族的威脅。宋、明兩朝因為失去北方的統治權，只能固守「華夷秩序」維護王朝．到了滿人入主中國，滿、蒙、藏以宗教及政治聯盟，形成「部族政權」統治模式，清朝邊防經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征伐漠西蒙古，越加鞏固。
一、魏源具世界視野的安全觀
可是，這個形勢卻在盛世時逆轉。進入嘉慶、道光時代，清朝統治危機浮現。外部世界進入了大航海探索、殖民擴張和工業革命的新時代，中國同時須面對來自內陸和海洋的雙重挑戰――新世界秩序帶來的安全問題在明代已見端倪，但在清中葉進一步加劇，到了鴉片戰爭時，清朝已經進入左支右拙的窘迫境地。在危機中，受清代中後期「經世」學風影響的憂國之士提出許多對應之策，其中魏源（1794—1856）的討論最具世界視野。
與其他論者不同，魏源的著作把清朝放到了世界秩序中，極度凸顯了海防問題，視野與識見都超越同儕。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初刊《聖武記》，前十卷大篇幅敘述頌揚從滿洲崛起的開國龍興至康雍乾及嘉道諸朝的籌邊、征伐、平亂等武功，但後部從歷史敘述轉移到對武事的議論，總結歷史經驗，對鴉片戰爭時所顯露的腐敗現象，涉及海防、戰守、練兵、籌餉等議題，著重關注海疆安全，所以學者將此書與《道光夷艘征撫記》、《海國圖志》並列為「海防三書」。
魏源可以說是對當時清朝統治得失進行總結。鴉片戰爭後簽訂了《南京條約》，《聖武記》揭露了清朝衰弱的根源，無論財用、人才、政令、練兵各方面，都不足以抗敵禦侮，對外國的了解也不足與外國折衝樽俎。面對新時代的挑戰，清朝的軍隊的戰鬥力與國家財政能力，以及政府的領導指揮能力，或謂民力物力與人材風俗，都已經無法應對。在隨後出版的世界史地及現勢專著《海國圖志》中，魏源在序中解釋了著作的宗旨：「為以夷攻夷而作，為以夷款夷（外交談判）而作，為師夷長技以制夷而作」。
魏源的時代，西方東漸，俄國南下，形成了全新的世界形勢，而他在包括《海國圖志》等系列著作論述中，已經為清朝在新世界秩序中重新定位。魏源認為，清朝是建立在「金、遼部落」、「元裔之蒙古」、「朝鮮」以及「有明之關外」的基礎上，而今清朝整體的存亡正面對威脅。學者認為，嘉、道時期清朝已經處於「從中華世界秩序向西方中心的近代國家體系轉型的過程」。前述魏源對清朝軍事史的回顧，已推導出一個能夠回應列強挑戰、適應新時代世界的近代國家。清朝必須調集動員整體的國家力量，因此部族政權體制逐漸向新的主權國家模式轉換。清朝後來回應英俄壓力，決定在新疆建省可以視為一個印證。
二、魏源提出「居國、行國與海國」
嘉、道時期的治邊政策其實已經明顯從陸疆轉向海疆，但僅著重防守，同時代有識之士，也多同時關注陸地與海洋，卻不如魏源比較全面把握世界大勢。魏源分析當代世界格局，把各文明分為「居國、行國與海國」，即農耕文明、遊牧文明和海洋文明。行國的概念古已有之，但魏源首次引入海國概念，三者並列，並向國人指出當今強敵所在。由於戰爭能力懸殊，追溯歷史，中原地區不敵遊牧民族的騎兵，而今清朝騎兵也不能應對海戰，國家安危堪憂。
他倡導的「師夷長技以制夷」，目標雖然是趕上船堅砲利的列強，但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魏源的安全觀一個重要特點是扭轉中國中心的思維，強調參與世界，在守、戰、和的抉擇中，務實地主張守勢。魏源的「議守」，固然可以認為是因為清朝的武力落後，不是西方對手，但他解釋更為基本理由：「不能守，何以戰？不能守，何以款（談判議和）？以守為戰，而後外夷服我調度，是為以夷攻夷；以守為款，而後外夷範我馳驅，是為以夷款夷。」這是回應當時「疆場所經營，非戰即款，非款即戰，未有專主守者，未有善言守者」不現實的極端態度。
面對現實的國際政治形勢，魏源的師夷構想不僅僅是在器物層面向西方學習自衛的手段，而是長程的戰略。「以夷攻夷」是利用列強利害矛盾互相牽制，而「以夷款夷」則是他重視外交的可貴見解。中國必須與西方在條約體制內交往，所謂「以守為款」是爭取時間充實國力，關鍵是全面借鑒外國，整治內部秩序。魏源指出：海夷的「堅船利炮，非我所能拒；文物聲華，亦似乎非我所能盡貶」；他批評「徒知侈張（誇大）中華，未覩寰瀛（世界）之大」的議論，在西方衝擊面前，冷靜洞見有過人之處。
三、魏源重視外交策略
魏源極度重視外交，也是特出的立場。他與林則徐有深交，但仍婉轉批評禁煙、銷煙過程中的外交失誤。魏源一方面主張立足於「師夷技、收夷用」（學習西方技術和利用西方器物），同時強調和平外交：「上策惟當選節旄」（嚴選出色的外交家）。關於「議款」，魏源認為必須面對國際現實，「欲制夷患，必籌夷情」，也就是要瞭解外國的情況，並與之溝通。「我患夷之強，夷貪我之利，兩相牽制，幸可無事，非今日主款者之密略乎？」
總體而論，魏源覺察，清代的中國已經被嵌入到更大的世界體系中。回應新時代的挑戰，他的「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和「師夷長技以制夷」是並舉不能偏廢的全面對策。魏源的構想是多層面、面向世界的策略，超越中央、周邊的傳統思維，與世界全面交往。在國際交往中，面對強大外力壓迫的清朝必須將管治制度全面改造，提高效能，務實回應挑戰。
魏源的「師夷長技以制夷」構想為後來的洋務運動的口號。但是清朝陸海交逼而財力捉襟見肘的困境並未鬆解。光緒元年（1875年）朝廷爭議出兵新疆征伐割據政權阿古柏，即引發「海防」與「塞防」之爭，陝甘總督左宗棠強調必須征服新疆以保蒙古，而直隸總督李鴻章力主建設海軍防禦日本，奈何清廷財力拮据，左右為難。最終左宗棠依靠湘軍，以各省協餉及海關收入抵押所得外國貸款等，前後耗費逾六千萬兩而底定新疆，並由曾紀澤與俄國斡旋收回伊犁地區，進而促成新疆建省，庶幾符合魏源的期待。至於海疆方面，李鴻章訓練的北洋水師在甲午戰爭（1894-95年）全軍覆沒，清廷割讓台灣。
思考問題：
1. 魏源提出居國、行國與海國，對了解晚清中國的安全問題有何貢獻？試加以解釋。
2. 你認為「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洋務運動，為什麼最終失敗？
【田園享艷系列10】尋回昔日風華、創造南港新亮點
南港舊稱「笨港」是台灣最早開發的港口之一，北有北港、東有新港，明朝永曆四年時，笨港的政、經、商中心，遭洪水沖毀後，部份居民南移至南港重新建立笨南港，後改稱南港，這裡有歷史悠久的宗教廟宇文化、秀麗的河川水利及豐富的嘉南平原自然景觀等資源，南港社區發展協會拜訪地方耆老進行田野調查，並進行人才培育訓練，透過文物古蹟及歷史緣由的課程安排，將地方資源整合及文史的記錄。
新港鄉南港村大崙庄的「大崙庄王爺廟」創立於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大崙王爺廟歷經民國102年「大崙百年王爺廟千人同心拉繩遷廟」活動順利的遷移保存下來，歸功於地方團隊的努力及各界好朋友的關心，這次計畫透過社區文史工作者及專家學者的協助，將文物古蹟及大崙部落的歷史好好的記錄下來，不僅是對於社區內文化資產的保存與維護，更凝聚南港社區內的社居民的認同。
廣濟橋，俗稱湘子橋，位於廣東省潮州市東門外，為古代閩粵交通要道。與趙縣趙州橋、惠安縣洛陽橋及北京蘆溝橋並稱「中國四大古橋」，集拱橋、樑橋及浮橋於一體，為中國第一座啟閉式浮橋。廣濟橋始建於南宋乾道七年（公元1171年），初為浮橋，由浮船連結而成，初名康濟橋。後自兩岸向江心逐墩修築，至紹定元年（公元1228年），建成23墩。明宣德十年（公元1435年），潮州知府王源主持大橋重修，於橋上修築樓閣12座，橋屋126間，並統一名稱為廣濟橋。後形成目前十八梭船廿四洲風格。清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時任知府張自謙再修，並鑄鉎牛二隻，分置西橋第八墩和東橋第十二墩，意在「鎮橋御水」。道光二十二年（公元1842年）洪水，東墩鉎牛墜入江中。有此民謠道：「潮州湘橋好風流，十八梭船廿四洲，廿四樓台廿四樣，二隻鉎牛一隻溜」。橋全長約520米，現存古橋墩21座，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58年，當地政府對大橋做了全面的修理與加固。2003年至2007年，對廣濟橋按照最輝煌時期的明代進行了修復，恢復了「十八梭船」的啟閉式浮橋，修復了橋上的12座樓閣和18座亭屋，並加上匾額與對聯，定位為旅遊觀光步行橋。橋全長約520米，現存古橋墩21座，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廣濟橋草創階段，便有築亭、“覆華屋”於橋墩上的舉措，並冠以“冰壺”、“玉鑒”等美稱。明宣德年間，知府王源除了在500多米長的橋上建造百二十六間亭屋之外，還在各個橋墩上修築樓台，並分別以奇觀、廣濟、淩霄、登瀛、得月、朝仙、乘駟、飛躍、涉川、右通、左達、濟川、雲衢、冰壺、小蓬萊、鳳麟洲、摘星、淩波、飛虹、觀灩、浥翠、澄鑒、升仙、仰韓為名。至此，橋樓之設，乃造其極。誠如明代李齡在《廣濟賦》中所雲：“方文一樓、十丈一閣，華稅彤撩，雕榜金桷，曲欄橫檻，丹漆黝堊，鱗瓦參差，檐牙高啄……”古代嶺南風雨橋是常見的，但規模如此之大，形式如此之多，裝飾如此之美，確實是世罕其匹。
韓愈紀念館即韓文公祠，位於潮州城東筆架山麓，唐代元和十四年（西元819年），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韓愈，由於向皇帝提出停止迎接法門寺佛骨到長安供奉的建議，觸怒了皇帝，被令處死，幸得宰相裴度等講情，改貶為潮州刺史。韓愈以戴罪之身，在潮七個多月，把中原先進文化帶到嶺南，辦教育，驅鱷魚，為民眾做了許多好事，被潮人奉為神，潮人並將筆架山改稱韓山，山下的鱷溪改稱韓江。
饒宗頤學術館，始建於1993年11月，是第一個潮籍名人學術館。該館占地面積450多平方米，建築面積700平方米。學術館坐北朝南，大門上有啟功題字的「饒宗頤學術館」橫匾，文氣斐然。樓內第一層展廳以「譽傳寰宇耀名邦」為題，介紹饒先生歷年行跡及主要學術貢獻；第二層題為「墨瀋丹青動藝林」，陳列了饒先生的書畫作品；第三層展廳則以「曠世奇才饒宗頤」為題，從「博大精深」、「預流導路」、「勤奮自勵」三個方面，對饒先生的學術成就及治學精神，予以述評、介紹；第四層則為小型會議廳。此外，尚有收藏圖籍的「書巢」及再現歷史環境的「選堂讀書處」等設置。 2006年重建了饒宗頤學術館，年底剪綵落成。學術館經過擴大，裝修，成為一座古色古香的「頤園」。
